孔子與蘇格拉底（下稱蘇子）是中西文明的鼻祖，基本上奠定了中西文明的大經大法。形象地說，孔蘇兩大哲人猶如兩座高入雲霄的高峰、兩座燈塔。英國哲學家懷特黑(Whitehead)說，後世的中西兩方哲人、思想家，都像孫悟空一樣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只能對他們二人的思想理念做些修修補補的事，再無重大突破。所以，如果要研究瞭解中西文明及其異同，不妨從研究孔、蘇二人的思想理念入手。

二人出身、行事作風不同

孔子的遠祖是宋國沒落的貴族，殷王室的後裔，所以身上流著貴族的血液。但由於衰敗，而落入社會底層，不得不自食其力。孔子說自己少能鄙事，就是青少年時期幹些粗活餬口。而蘇子本就來自社會底層，父親是個泥瓦匠，母親是個接生婆。所以二人都深知民間疾苦，不是高懸在社會上層、脫離現實的既得利益者。

再從個人外表相貌來看，孔夫子是山東人的偉岸身材，身高八尺，肩寬腰圓，國字臉，儀表堂堂。作為一個貴族的後裔，孔子事事依禮而行，衣冠整齊，舉止端莊，於人一種道貌岸然的君子形象。而蘇子長相極醜，臉型扁闊，眼睛突出，鼻子朝天，個頭矮小，是個五短的怪人。蘇子與學生談論美學觀時，學生不禁問他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尊容，他自嘲地回答說，實用的才是美的。

行事作風方面，蘇子超凡脫俗，倜儻灑脫，無拘無束；儀容不整，老是光著腳在街上行走，與人辯論，予人一種安貧樂道、無拘無束的哲人形象。

雖然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但都平易近人，談笑風生，幽默風趣，虛懷若谷，恭儉謙讓，一派宗師風範。蘇子幽默風趣的一個例子，就是每當他的妻子大發雷霆時，他總是默默抗議，使潑悍的妻子常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據說有一次，在蘇氏無言抗議時，他的妻子將一桶水潑澆在丈夫的頭上，而蘇子只是微笑著說：「我知道在陣雷之後，一定會有疾雨的」，自我解嘲一番。

他妻子聽到丈夫要處死刑前去探監時，在監獄裡嚎啕痛哭，蘇子要求其弟子勸她回家並說「我一生最怕見女人流眼淚了」。 有一位弟子勸他在臨死前換下那件破舊的長袍，他堅持不肯，同時說：「我生前即穿著這件破舊的衣服，難道穿著它，死後不能見上帝嗎？」他臨死前留給世人最後的一句話，是對克雷多說的：「克雷多，我還欠阿克勤比斯一隻雄雞，請別忘記還給他。」他要清清白白地離開塵世，沒有一絲遺憾。

蘇子不僅殉道而死，還殉法而死。在雅典被判死刑的人如有機會逃出國外，就不予追究；也可以出錢贖罪。有弟子勸他藉機逃走；有弟子和朋友願意代他贖罪，都被他拒絕了。他表示不能這樣做，潛逃和贖罪等於向邪惡屈服。臨刑前他說：「服從國法是市民的義務」。這位70高齡的大哲學家，為後世樹立了殉道殉法的典範。孔子雖說「朝聞道夕死可也」，但奉行中庸之道的夫子可能也不贊成這樣的死法。

傳道授業解惑方式不同

再就傳道授業解惑而言，兩人的方式完全不同。蘇子不收弟子，不收學費，不論身份貴賤年齡，來者不拒，隨時隨處皆可開講，是個名副其實的人民老師。孔子則不然，孔子收學費，有正式的師徒名分，正式的學堂，學生多達3千，成材的有72人。

就孔蘇二人的思想而言，思路和出發點完全不同。蓋人有兩面性，即個人和眾人；西方側重於個人，蘇子從人的自我意識，喚醒人的反思出發。孔子則從眾人的群體意識，呼喚人際之間的仁愛之心出發；質言之，一個是從人的內心的思想核心理性思維，去求得對普遍概念的認識，一個從人的外在行為方式，躬行仁與禮；一個追求心靈的真善美，一個實行仁與禮的完美結合。

兩人最根本的不同點還是在對宗教、鬼神的看法。孔子不相信有神，不知生焉知死，不相信有死後的世界；主張祖宗崇拜，但祖宗是人，不是神。這種無神論的人生觀，在孔子之後的數千年成為中國人習而不察、視為當然的人生觀，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性。而蘇子卻是個有神論者，深信死後的世界，甚至相信有前生。當然，這不僅僅只是兩個人的信仰問題，而是中西兩個文明的投射。蓋中國自周初以後，就否定了商朝殘酷人祭的神道文明，進入周公孔子宣導的人道主義文明、人文主義文明。

蘇子卻反映了希臘和西方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神道思辨思想。希臘的神話多姿多彩，印證了希臘人對神信仰的專誠。受到這種神話氛圍的薰陶，蘇子自然是個有神論者，而且把神置於至高無上的位置。但他信仰的神是理性的神，不是雅典傳統神話裡的國神。他因此被處以死刑。此後，蘇子的神道宗教觀成為西方人的宗教觀，與中國的人教觀形成鮮明的對比。

二人思想、言行舉止不同

總結而言，蘇子是西方智慧的代表，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創者。前蘇格拉底時代的希臘哲學，目光聚焦於物質世界的構造和法則，探索外界事物的本質。蘇子說這種研究固然有其意義，但對於哲學家來說，該有比樹木、石頭和星辰更有價值的問題。這是些什麼問題？是心靈問題、道德問題、知識問題。這些問題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片刻也不能分離。

蘇子就這樣開創了人生哲學的新領域。他常引用德爾斐廟（Temple of Delphi）所鐫的一句名言「知己」（Know thyself）來告誡世人。他說，幸福即至善（The highest good），以理性的智慧統攝諸德，以「知即德說」（Knowledge is virtue）為倫理理論的主旨。他認為明智之人能明是非，別善惡，在平時的行為實踐中就知道為善去惡，因為故意作惡可使他本身感覺不快。凡作惡皆由於愚昧無知，所以智慧為唯一之德，愚昧是唯一之惡。這就是蘇格拉底著名的「知德合一」說，他把知識和道德二者視為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子獨特的教學法－詰問法，又稱蘇格拉底法（The socratic method）、蘇格拉底反詰法（Socratic irony）。蘇子認為，知識原存於人的心靈內，不過人因受欲念或其他錯誤的觀念所蔽，而沒有發現罷了。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像助產士一樣，以謙和的態度提問，詰難對話，誘導別人思索、回答，然後從對方的回答中導引出其他相關的問題，逐層深入，剝繭抽絲，幫助對話者清除這些障礙。由於不斷的詰詢，使對話者逐漸瞭解自己的無知及錯誤，認清問題的本質，從而大徹大悟得到知識。

孔子是一個博學的教誨者，他強調群體意識，在「齊之以禮」的躬行中，從「始於足下」做起，表現出自我。簡言之，蘇子側重於啟示人的理性，教人如何思考，孔子側重於揭示人的仁性，告誡人如何踐行，因此《論語》中與弟子的對話，都是子曰如何如何，變成上下尊卑之間的訓話，這成了中國教育的一種習慣方式。雖然到了近代，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有所匡正糾偏，但難以根除。

孔蘇二子都熱衷於政治，他們的一生都在談論哲學、道德和政治問題中度過。孔子是一個倫理政治的提倡者，在《論語•為政》中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他認為治理國家應當以道德來感化人民，只有這樣人民才會前來歸附，好像滿天星斗都環繞著北斗運行一樣。同時治理國家的人本身也必須是一些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論語•子路》中說，「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當年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為政之道在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要遵守一定的法度，按照一定的禮節行事。在家裡作兒子的應當為父親盡孝，在社稷作臣子的應當為國君盡忠。如果人人都能夠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各安其所，各司其職，凡事不逾規矩，那麼國家就能長治久安，百姓們就可以安居樂業。

在個人生活方面，蘇、孔二子都主張清心寡欲，安貧樂道。蘇子說「能夠一無所求才能像神仙一樣，所需求的愈少也就會愈接近神仙」。孔子也曾對他的學生講，「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而蘇子不但儉樸，而且簡直是到了苦行的地步。蘇子在參加波提戴亞戰役時，甚至在寒冷的冬天，赤著腳在冰上行走，令他的戰友刮目相看。

綜上所論，有關這兩位中西文明鼻祖的思想言行舉止，不禁令千百年來的後人興起高山仰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遐思！誠如朱熹所說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黑夜！」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蘇子，「天不生蘇子，萬古如黑夜！」

(作者係旅美體制外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