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輕視新冠疫情

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20年2月一文指出，通過數據發現，民主國家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低，原因在於民主國家資訊可自由流動，公眾可對問題公開探討，能督促政府及時調整疫情策略。此觀點獲得美國《外交政策》和韓國《東亞日報》的呼應。日本前副相麻生太郎也於2020年3月在眾議院說，歐洲國家都認為「疫情和我們沒關係。那是黃種人的病。」

在全球疫情初期，歐美國家的專家和政治人物將新冠疫情與SARS疫情簡單類比，認為新冠病毒跟SARS病毒一樣，只在華人或黃種人中有顯著反應。

疫情資訊不確定、不完全

相比於一般衛生服務，傳染病的發生、流行及消亡，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主要來自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中資訊的不完全和不對稱。例如，連專業人員對新發傳染病都存在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這種資訊不完全，讓人們很難在短期內認識到致病的機理。14世紀引發歐洲黑死病的鼠疫桿菌，直到1894年才被科學家發現。同樣，也很難認識到其傳播的路徑，更不要說其後果。

2021年2月29日發布的《中國-WHO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聯合考察報告》中，WHO和中國專家都承認：現有知識存在局限，這些關鍵知識包括傳染源、病毒的致病機理和毒性、傳染性、感染和疾病進展的風險因素、監測、重症和危重病人的臨床管理，以及預防和控制措施的有效性。事實上，疫情已經發生有一年多，但人們至今對新冠病毒的所知仍然有限，譬如：病毒來自哪裡，它又會如何變異。

也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人們對傳染病的防控有很強的不確定性。譬如，日本北海道2020年2月26日確診人數達到63例感染者時，其知事鈴木直道便宣布北海道將進入緊急狀態。這位曾有公共衛生管理經驗的官員認為：（北海道）必須採取措施，抑制疫情的擴散速度。

反觀美國方面，其疾控方面的專業機關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與最高行政機關白宮之間的認知，存在著巨大分歧。時任CDC下屬的國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梅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於2020年2月25日指出，新冠病毒遲早會在美國傳播。但川普卻為降低CDC官員講話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翌日就召開記者會，強調美國面臨的風險「非常低」。

此外，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療措施可能引起的後果，也具有不確定性。有時人們可能會反應過度。譬如，2009年3月，美國、墨西哥等國先後發生人感染甲型H1N1病毒，其傳染源主要為病豬和攜帶病毒的豬，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人也被證實可傳播病毒。為防止該病毒蔓延，各國採取了很多措施，但事後普遍認為，當時各國政府和民眾都有反應過度的嫌疑，進而造成物資和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正是由於對病毒的資訊不確定和不完全，使得各方很難形成共識，這阻礙了在短期內採取切實措施，阻斷疫情擴散。

醫學正確與政治正確衝突

就如何防範和應對疫情，中國-WHO報告在第4章建議部分，一再提及各國應立即（針對有輸入性病例或疫情暴發國家），或做好隨時啟動（針對尚未受疫情影響的國家）最高級別應急回應機制，以確保各級政府和全社會採取所有必要的非藥物性干預措施，以阻斷疫情傳播，該干預措施主要包括：開展積極主動監測，迅速發現並立即診斷、隔離病例，嚴格追蹤並隔離密切接觸者，引導民眾理解並接受上述措施。此外還包括實施停止群體性活動、延長假期、延遲開學、靈活復工、錯峰出行，必要時可關閉受疫情影響城市的通道。簡言之，實施非藥物性干預措施時，人們的行動自由將大受影響。

根據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說法，「自由這個詞的正確含義，就是沒有外界障礙的狀態」。美國著名小說家毛姆在其小說《人性的枷鎖》裡指出，人生有兩寶，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行動自由。一個人的行動是不是自由的，就在於他能不能夠做他自己想做的所有事情。而在實施非藥物性干預措施期間，人們上街、出行乃至進行政治集會這類群體性集會活動都會受到限制，而防疫措施與公民的自由，便處於一種矛盾和衝突的狀態。

從過去一年多的表現來看，歐美國家人民確實很難將上述舉措，理解為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手段。反而認為這是對他們公民權利的冒犯和剝奪。基此，美、法、德民眾為了捍衛自由，紛紛走上街頭。例如2020年11月19日德國通過《感染保護法》修正案，將一長串包括強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限制出行、關閉營業場所等具體防疫措施，寫入《感染保護法》。但此舉引發數萬人走上街頭，高唱德國國歌，甚至還高舉「梅克爾必須走，民主必須留下」口號，最後試圖衝進議會大樓，中斷立法進程。

此外，自由也一直被視為促進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手段。受制於如前述資訊不完全，在問題的嚴重性還沒有暴露之前，政府並不樂於將問題擴大。因為這不僅涉及政府的財力和物力，更事關國家或地方的經濟發展。

全球化下人員流大量流動

全球化的特徵是：商品、人員和服務的大規模國際流動，國與國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依賴性更為加強。這就使得傳染病源或病毒能夠輕易地從一國蔓延到另一國，從而威脅到整個國際社會。在全球一體化下，各國又很難禁絕與他國的聯繫。而人口流動無疑又增加了人類接觸的機會，進而在時間上加快了疫情的傳播，在空間上拓寬了疫情擴散的範圍。

筆者認為，正是上述諸種因素的合力，導致了西方疫情的嚴重失控。更令人擔心的是，上述因素目前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於歐美社會。

（作者係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副會長，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