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學長新著《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劉進慶思想評傳》（下稱《評傳》），收錄在台大出版中心「台灣研究先行者叢書」。在展讀全書前，我注意到，這套叢書前四冊涉及的對象，均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同學科的日籍台灣研究先驅，體現了當代台灣學術史的自我認知，以及現代性起點的自我想像。或是叢書主編的有意安排，抑或是偶然，接續的第五冊以出生於日殖時期、學術臻熟於1970年代台灣「軸心時期」，且持馬克思經濟學立場的劉進慶先生為傳主，反而凸顯了其「抵抗與學問」之於台灣的重要性。

現象與本質

作為政治學的學徒，我在求學期間，接觸到解釋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論述，莫過於「雁行理論」，以及由此延伸而來的「亞洲四小龍」形象，儘管有別於純經濟學視角，而強調「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但對於國家性質的討論，仍囿限在民主與威權的政體分類。在課堂上，劉進慶的名著《台灣戰後經濟分析》（下稱《分析》）總是列名在課程大綱的參考書目上，卻始終宛若神祕般地存在，除了借用其中的數據資料之外，熟悉於西方主流知識典範的師生們，恐怕都無力讀懂這本書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

邱士杰在《評傳》裡，不只一次援引馬克思《資本論》所言：「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以此揭示劉進慶從其生命經驗出發，求索台灣經濟表現背後經濟本質的宏大企圖。或許可以這麼說，藉由《評傳》的輔佐，更又有助於讀者對《分析》作者與理論在認識上的統一，從而得以觸及《分析》的「本來面目」，亦即書中引用魯迅研究者伊藤虎丸之語：「喚醒個人的自覺，促使回心，給予救贖的同時喚起其主體性」，其價值不僅在於學術上的探索，更在於蘊含其中的運動性格。

抵抗與學問

《分析》所遺留下來的思想困境，邱士杰在書中認為，日本學者難以理解「堅守民族統一的原點」如何成為劉進慶的抵抗立場，而台灣讀者則難以掌握其立基於馬克思經濟學的學問。然而，在我的閱讀過程中，始終感覺到對於當代台灣而言，無論是其抵抗還是學問，劉進慶可能在被貼上「統派」與「立場先行」的標籤之後，便被拒於意識形態大門之外，更遑論進一步接受或把握他。

在學習《分析》之前，我先看過劉進慶的兩篇論文，一是發表於《海峽評論》的〈歷史悲情與歷史認識的自我檢討─剖析台灣媚日反華分離主義者的奴性史觀〉（1997），二是收錄於《台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的〈序論台灣近代化問題─晚清洋務近代化與日據殖民近代化之評比〉（2004）。二文涉及的主題都是關於日本殖民評價的探討，這個問題在當下台灣或許已「殆為定案」，卻是追尋台灣主體性面貌不可能繞過去，且需要不斷反思與辯論的一道思想關卡。

劉進慶曾用斬釘截鐵的語氣說：「日本軍國主義下的軍需工業化是非台灣主體的近代化，乃不可取」，也曾嚴厲地批評「自我奴化」的史觀：「美日好比是台灣的太陽，地球好似以美日為軸在轉動，歷史好像由美日來帶動」。這兩段話看在多數台灣讀者眼裡，也許視之為「激進」或「極端」，然而卻是劉進慶從其一生「抵抗」與「學問」提煉出來對故鄉的肺腑之言。

原點與承續

我在研究所期間曾受業於許介鱗老師，他與劉進慶既是同代人，也有著相似的修業背景。許老師回憶其成長過程，由於察覺到自身的處境與國際政治的險惡，而從殖民地的「馴民」覺醒。另一位背景相近的戴國煇教授，也曾憶述日本人對台灣人「清國奴」的惡毒辱罵，在其心中形成「隱痛的傷痕」。《評傳》書中則提及少年劉進慶的小故事，殖民統治「二重社會」的矛盾，乃至於其父親眼看全鎮媽祖像被集中焚毀時的眼淚，「成了觸發我民族感情的原點」。

再加上光復之後政治上的腐敗與高壓，構成了劉進慶這一代人的「原體驗」。我在《評傳》書裡竟也看到不久前過世的祖母影子，1936年出生於雲林二崙小鎮的她，晚年曾對我們說過二二八期間與同學們做飯糰送往戰鬥前線，以及白色恐怖期間鎮上正派人士「一夜消失」的記憶。因此劉進慶的「原體驗」，不只屬於他個人，確實如同邱士杰所描繪的，那是「民眾抵抗史中的個人軌跡」。

無論是許介鱗的「覺醒」，或是劉進慶的「原體驗」，在台灣如今的統獨政治語境中，既成為了一塊「歷史化石」，也成了「狗去豬來」這種二元簡化的教條信仰。問題是，既然歷史是延續與累積的過程，左右人民生活體驗的政治與經濟條件，本身也應該有相承的線索。這也是劉進慶何以堅持追溯晚清台灣的意義所在，他指明：「戰後台灣經濟是繼承戰前殖民經濟的遺制，予以改編，形成龐大的公有經濟為出發點」，而「戰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之起點，是建立在晚清洋務運動時期台灣近代化．資本主義化的良好歷史基礎上而開展的」。劉進慶的歷史詮釋，正呼應著他對戰後台灣20年，「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判斷的脈絡。

不過，僅管具有共同的「原體驗」，劉進慶的同代人還是產生了不同類型的人生道路，劉進慶稱之為「同根異果論」，按《評傳》說法，他「對於認同相異者的共感同情以及自身寬闊的胸襟」，「沒有將自身獲得原體驗以後的人生經歷視為唯一典型」。如何在理解台灣歷史複雜性與特殊性的基礎上，對於「同根異果」，甚至是往後世代「異根異果」進行自洽性的分析，應是劉進慶自稱的「附錄」研究範疇，以及理性之外不可或缺的感性掛念。

預示與召喚

我更好奇的是，當劉進慶「不想肯定」的「獨裁政權」被推倒之後，他的抵抗與學問，將依託到什麼對象和位置上？中國大陸走向改革開放，台灣的貿易重心轉移到中國大陸，形成了與時俱增的依存關係；但是在政治關係上，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對抗與「脫勾」越演越烈。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特殊的「政經相悖」矛盾狀態，致使在認識上又停留在過去對美日的依附關係，政治與安全自不待言，經濟上同樣將「附庸性」視為「主體性」的展現，包括對於「護國神山」的自豪感與光榮感。正如他在《分析》〈漢譯版序〉所說：「我們切勿為一時的豐裕而得意忘形，沖昏了頭腦，走錯歷史方向」，那麼如果劉進慶沒有在2005年溘然長逝，他將如何展開抵抗與學問、如何提示現象與本質的關係、如何從經濟的考察中繼而喚醒民眾，這是《評傳》令人意猶未盡的發想與渴望。

與此伴隨而來且迴避不了的問題，當屬中國大陸於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以及之於台灣的意義。《評傳》收尾並未越俎代庖替劉進慶做出回答。但劉進慶2002年1月21日「最終講義」最後一項主題－「21世紀之經濟再構築的課題」，以及發表於過世後探討日本資本主義前景的專文，似乎都帶有對台灣如何重新思考中國大陸的預示意味與移情寄託。

我想起《劉進慶文選─我的抵抗與學問》下冊收錄的第一張圖片，1986年11日23日劉進慶在大陸訪學期間，所留下的一幅題詞：「祖國建設欣欣向榮，革命偉業永垂青史」。劉進慶對未來世界和平繁榮的溫厚想望，以及建設一個「對人類的共生有所貢獻，並得以成為世界各為所尊敬的先鋒國家」的激情關懷，或許他早已有了暗自的期許與答案，至今依舊召喚著故鄉的人們─擺脫「奴隸的語言」。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