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萌發於18世紀的歐洲，知識女性受自由主義啟發，爭取與男性相同的自由、平等、獨立，是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百年後，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女性主義者力主以「合作的集體主義」，取代「自私的個人主義」，將女人從家務和個別家庭中解放出來。20世紀末，年輕女性發現左派團體雖以民主平等為號召，但男性領導者仍歧視女性，乃自組團體挑戰父權，自稱激進女性主義。

從閱讀經典了解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理論彼此影響，並與外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互動，發展出多元的論點，焦點從人與人的平等，延伸到社會公義，乃至人與萬物的共生，過程中有衝突，也有融合修正。從早期的憤怒、對父權規範的敵意，漸次轉變為尊重萬物、互相依存的現實，朝向既重視自由理性，也珍惜情感和歸屬需求的方向發展。

《女性主義經典選讀》依時間順序分為八個主題：(1)女性意識覺醒、(2)性別角色反思、(3)父權管轄的女體、(4)女性情慾和同女發聲、(5)婦運初心、(6)女性主義新世界、(7)理論檢驗與重構、(8)策略選擇與行動，為讀者介紹51篇重要文本，多面向勾畫出女性主義的軌跡。

本書還收錄了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例如美國「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Bill of Rights in 1968)」發布的〈權利法案〉、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的〈北京宣言〉(1995)、非洲女性主義論壇發布的〈非洲女性主義憲章〉(2006)。

女性主義者備受挑戰壓制

在歷史上，女性主義是新的產物，難免受世人懷疑、抗拒，法國女性主義者克麗斯汀戴菲(Christine Delphy)說：「女人變成反女性主義者很正常，變成女性主義者才令人吃驚。」變成女性主義者是漫長、痛苦的過程，歷經不斷反省、反抗（包括反抗自己）和不斷蛻變；但也有快樂，快樂來自於接納自己和造成改變（自己和世界），並且在改變中成長。

挑戰權威是激進女性主義的起點，不只檢討金字塔式的權力架構、也挑戰各式權威及其意識形態，包括性別、種族、國家、資本主義等。

在父權體系中，權威無所不在，戒嚴時代有明目張膽的出版審查，後戒嚴時代的當權者仍然任意查封電視台、或禁止人們使用某種通訊軟體。只是權威的運作經過精心包裝，較為隱而不顯。用來包裝的是民主、資訊安全，甚至是科學、或者客觀、中立等價值，表面無害、甚至象徵進步。

16世紀歐洲啟蒙時代，大規模屠殺有傳統醫療知識的女巫，便是假借科學之名。20世紀台灣，為了爭取婦女研究的主導權，排擠女性主義者的理由居然是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不客觀、中立，沒有學術價值。因此，發展敏銳的洞察力，看穿權威的假面具，便成了女性主義者必須歷經的試煉。

19世紀不同女人開始發聲

在個人層面，從小到大，女性受到種種行為規範和傳宗接代的壓力，甚至生殖科技越發達，女性揹負的生育責任越難逃脫。在組織層面，在威權體制中，順服是較為安全的位置，反抗則注定要冒各種風險。

不過，從19世紀起，飽受壓迫的美國女性黑奴索傑納特魯思(Sojourner Truth)就做了反抗不公不義的最佳表率。她是一名布道家、反奴隸制度和婦女運動的領袖。沒有上過一天學的她，在100多年前，就能夠用淺顯的語言批判性別歧視：「我想如果我必須像男人一樣用身體挑重擔，就該有同樣的權利。黑男人鬧起來爭平權是何等大事，卻沒人提到黑女人。如果黑男人得到權利，而黑女人沒有，黑男人就會變成黑女人的主人，那就跟從前一樣糟糕。」

20世紀的黑人女作家奧菊羅德(Audre Lorde) 和貝兒胡克斯(Bell Hooks)，同樣選擇了不逃跑、直接對抗。

羅德要女人正視自己內心的渴望，不論是情慾或憤怒，都可以轉化為推促改變的動能。

胡克斯更進而看到邊緣處境的積極意義：「我們同時從外向內看，以及從裡朝外看，…我們理解兩者。這種觀看模式提醒我們整個宇宙的存在，一個由邊緣和核心組成的全體。」她區分被強加的邊緣性和選為抵抗之地的邊緣性，苦難和鬥爭創造出來的反抗空間是追求創造性、主體性的基地；在困難中有希望和快樂。她期望新的空間可以與外在世界接合，成為個人與集體轉變的起點。

出生孟買、長居紐約的社會學家莫汗娣(Chandra Mohanty)曾批判，西方女性主義在論述第三世界女性時，存有知識霸權的盲點，以西方為中心，強調女性經驗的普同性，而忽略各地女性不同的歷史脈絡、主體性和反抗。20年後，她受到女性主義跨界連結的啟發，提出共同差異的概念，差異的重點不在差異，而在於透過洞悉各自的差異和特殊性，找到連結與共通性的可能。她主張在思考社會正義時，仔細分析邊緣女性的經驗，有助於辨識權力運作的過程，以及利益與權力運作的階梯。

女性主義為世界尋找出路

女性主義為個人和學科帶來轉變。曾是婦運明星的葛羅麗利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到了老年，學習與過去的自己和解，親近大自然，感受天人合一。

女性主義經濟學不僅有別於傳統經濟學，並從早年關心個人的理性選擇，轉而重視人類和地球的整體生存，以及當前社會對照顧和關懷的迫切需求；主張公司治理不能僅著眼於股東和公司的利益，應實現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包括員工、客戶、消費者等。當壓迫和掠奪的政治、經濟勢力將人類推向戰爭和毀滅時，女性主義一直都在為世界尋找新的出路。

（作者係《女性主義經典選讀》主編、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