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世的史學家余英時，雖然各方讚譽有加，但從他某些論著看來，不能排除他帶著成見治史。在《重尋胡適歷程》書中，余英時吹捧駐美大使胡適是促成二戰美日開戰的角色，他說「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適的演講活動已構成美日關係的一大威脅。可以想像，胡適平時與羅斯福和國務院高層領導人物之間的交談，也必然強調與日本談判並不可持，因為它絕不講信義，這是他一貫堅持的看法。無論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後談判的破裂，與胡適在最後一分鐘的強烈爭持是有關係的。」余這段說法與實際情況完全不同，胡適自己發回重慶的電報並沒有余英時所謂的「強烈爭持」。

余英時很可能對於領導抗戰的蔣介石帶有濃厚偏見，才會把美日開戰的歷史功勞全記在駐美大使胡適的頭上，故意忽略蔣的角色，並且抹去所有與蔣有關人士提出的證據，毫無根據地片面吹捧胡適促成美日開戰。畢竟胡適留美，是西方教育下的產物，肯定胡適亦有褒貶東西方高低差別的暗示。余英時生前論胡適，不經意地洩漏了他的偏見。

若從各種現存的公開檔案查考，胡適駐美期間的表現，絕非余英時吹捧的那麼厲害，胡適或許能夠發表演說，鼓動人心，但胡適對羅斯福有關日本態度的影響極為有限。

羅胡會談後日偷襲珍珠港

今年12月8日，恰好是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美軍太平洋艦隊80周年，根據羅斯福總統生前每日行程表與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記載，在美日進入戰爭狀態前，羅斯福唯一的公開行程，就是與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在白宮會面，羅斯福告訴胡適，日本可能在48小時內對美開戰，萬一美日戰禍發生，請中國朝野務必有哀矜勿喜的態度。胡適剛離開白宮，日本海軍的炸彈與魚雷就打沉了停泊在珍珠港的美軍戰艦。

在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與羅斯福所留生前每日行程表都可以查到，開戰前一刻，胡適面見羅斯福的記錄。1941年美東時間12月7日中午，胡適前往白宮會見羅斯福，羅斯福將12月6日寫給日本天皇的信函內容，親口告知胡適，向胡適說明美國做了最後的努力，但日軍恐怕會在48小時內開戰。羅斯福認為，美日開戰將是人類一大悲劇，但為中國計，也許是最大轉機，羅斯福希望胡適轉告中國政府，萬一美日戰禍發生，中國朝野不可有慶祝之舉，務宜哀矜勿喜的態度。

羅斯福給日皇裕仁的信，日本駐美大使館在東京時間12月7日收到，傍晚完成譯電，而美國駐日大使葛魯12月8日凌晨零時15分急赴日本外務省，請求安排面見裕仁，當面陳遞羅斯福信函，就在葛魯與外務省交涉的同時，日本海軍已在夏威夷外海虎視眈眈，美方的外交努力徒然無功。

根據羅斯福每日行程表記載，胡適是12月7日中午12時30分進入白宮，下午1時後離開白宮。胡適給蔣介石電報稱，他吃完午餐後，羅斯福親自電話告知，日軍開始轟炸夏威夷及馬尼拉。羅斯福判斷48小時開戰，結果與胡適談完一小時，日軍炸彈就扔到珍珠港了。

日本海軍在夏威夷時間12月7日清晨偷襲珍珠港，當時約為美東時間下午2時，胡適因此成了美日進入戰爭狀態前，最後一位與羅斯福會談的外國使節。而美日雙方交涉的同時，日本海軍早已秘密集結最精銳的六艘航空母艦，先在單冠灣集合，經北太平洋，朝珍珠港前進。

余吹捧胡毫無歷史根據

余英時誇大胡適對美交涉的外交表現，他說1941年11月26日美日談判破裂，與胡適在最後一分鐘強烈爭辯有關係。但實情並非如此。

從美國國務院的檔案與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都可以看到，胡適與美國政府協商時的表現。當時也在華府參與外交協商的宋子文，11月28日以電報報告蔣介石美日談判過程，其中提到「適之不思探本追源，僅集中力量於過渡辦法之修改」。宋子文提到的過渡方案，或可稱為妥協方案(modus vivendi)，起因於日本軍事侵略亞洲，引起美國不滿，對日本展開許多經濟制裁，日本一方面透過外交交涉，爭取空間，一方面又集合兵力準備攻擊珍珠港，以及對東南亞發動全面軍事侵略，但從事後觀察，日本從一開始以外交交涉，可能就是要迷惑白宮當局，實際上仍以發動戰爭為真正目標。

11月20日，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與特使來栖三郎，二人代表日本向美國國務卿赫爾遞交妥協方案，希望爭取雙方談判的空間。在遞出外交交涉條件的同時，日方卻從中國戰場調集部隊往東南亞移動，日本海軍也秘密朝珍珠港前進，外交交涉與軍事行動同時進行，美方感受到戰爭迫在眉睫，國務卿赫爾分別在11月22日、24日，兩度邀集中國、英國、澳大利亞、荷蘭等與亞洲局勢息息相關國家的大使，討論如何因應日本提出的方案，美國有意緩和對日本的經濟制裁，以爭取準備戰爭的時間。會後，胡適打電報回國府，蔣介石聞訊，非常憤怒美方居然想對日本採取妥協立場，蔣的強烈不滿令美方頗感意外。

宋子文批評胡適交涉不力

宋子文11月28日電文提到，「若無鈞座有電，並迅速轉達各方表示堅定正當立場，則此過渡辦法即預備25日或26日正式提交來栖。羅總統尚欲試探，故於26日午後召見文與適之三人密談。羅總統見文等後，即召見赫爾，決定放棄過渡辦法。」宋26日另有電報稱，「適之誤信國務院，不願在原則上力爭，僅齗齗於駐越北日軍多寡之問題，捨本逐末，何濟於事。適之對於美權要，素少接洽，僅與英澳各使約略商談，真相不明，幾致貽誤事機」。

宋子文對胡適表現的批評，可以從國務院檔案中找到佐證。根據國務院檔案，胡適與赫爾討論時，只把問題焦點放在是否允許日軍駐守印度支那的人數不要超過5,000人，不認同美方允許的25,000人。對於日本軍事侵略的本質，胡適沒有任何論爭與主張，胡適的表現被宋子文稱為不思探本追源。胡適畢竟是文人，軍事戰略素養不足，胡適不懂5,000人日軍留在印度支那，若日軍自印度支那以外的地方，對當時輸運中國抗日戰爭物資命脈的滇緬公路，發動攻擊，這些駐防印度支那的幾千人日軍，仍然可以支援攻擊行動，如果有空軍飛行員駐防，更可能對雲南產生威脅。

胡適11月24日與美英澳荷代表會談時，根本沒有余英時口中的「最後一分鐘的強烈爭持」，實際情況與余幫胡吹噓的是180度的不同。24日會談結束後，胡適用電報向蔣報告會談情況，對於美方打算向日本軍事侵略亞洲妥協，胡適向蔣表達，「此舉似有其苦心，恐不易阻止，望速電示中央方針，以便遵行。」該電文稱不易阻止美方改變妥協態度，實情卻是蔣表達反對後，美國即改變妥協立場，胡的電報暴露了他毫無據理力爭的軟弱作為，也不知道如何為抗日戰爭取有利條件，只是一味站在美方立場說話，更沒有所謂對美方強烈爭持，使美方對日本改採強硬態度。

蔣堅定抗日促成美國轉變

根據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蔣收到胡適24日的電報後，因為胡適請求中央表示方針，蔣中正立刻請外交部長郭泰祺復電胡適要對美妥協表達堅決反對，隨後蔣又用以自己名義，再度去電胡適，請胡適轉告美國政府，必須宣布對日本不妥協的態度。

若說有些因素促成美國在11月26日放棄原先對日本妥協的立場，那絕對與胡適關係不大，胡適自己都說無法阻止，請中央提出方針，胡適電報完全不提他可以如何促成美國放棄對日本妥協，還認為美國有苦心，胡適身為駐美大使，維護中國的利益本是他的任務，但胡適與白宮及國務院交涉毫無方向，印證了宋子文批評的，胡適與美國權要素少接洽，幾致貽誤事機。

蔣電復美方他的抗日堅定立場，胡適這才根據國府外交部與蔣訓令，向美表達反對態度。另外，美國當時派給蔣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也透過羅斯福的助理居里，向羅具實傳達蔣對美國與日本妥協的強烈不滿，這才讓美方態度大轉變。白宮決心放棄與日本妥協，胡適從頭到尾都只是傳達中國政府的抗日立場與角色，余英時過高評價完全與史實不吻合，卻流露出余英時內心中隱藏不說的歧視與偏見。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