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人權促進會創辦於1987年8月23日。創始人是李勤岸、盧思岳和我三人。當時我們都有工作權被剝奪之虞，也就是教職即將不保，其中我是遭私立立人高中校長威脅下學期不發給聘書，李勤岸講師是未獲中山大學外文系續聘，前明道中學老師盧思岳則是因前一年推動反杜邦運動而遭解聘。

我當時經常以筆名史為鑑在黨外政論雜誌寫稿，與政論界關係不錯，消息傳出，有不少人挺身為我打抱不平，在各自的雜誌刊登消息，以示聲援和關切。

緊接著《自立晚報》以社會版頭條披露這個涉及教師人權的新聞，隔天又在第二版以半版刊出專訪，並附照片和漫畫，我所提出的籌組教師工會構想，立刻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我曾加入夏潮聯誼會，該會不久之後在台北吉林國小大禮堂舉辦「教育人權座談會」，曾提出「也應有教育人權宣言」的師大教育系教授林玉体也出席了該會聲援我。林教授是我在師大進修時的老師，當天偌大的禮堂居然擠得水洩不通，我再度提出成立教師工會的主張，立刻引起巨大迴響。

在高雄宣布要組教權會

6月23日，我和盧思岳一起去高雄聲援李勤岸老師，在中山大學畢業典禮當天，我們和30幾名支持李勤岸的朋友、學生，到學校大門口高舉布條「還我教師人權」、「特權退出校園」，遭到校警攔阻，然而新聞不逕而走，高雄的《台灣時報》和《民眾日報》隔天都以頭版頭巨幅報導，台北的《自立晚報》也不遑多讓！

離開中山大學之後，我們三人應民進黨立委王義雄之邀，前往他的服務處召開記者會，三人正式宣布近期內將成立教師人權促進會（簡稱教權會），以保障教師的人格尊嚴和基本權益。

至於為何不組教師工會而組教權會，實因當時《工會法》明文規定教育工作者不得組工會，經商量後，我們決定先組教權會，為爭取完整的勞動三權教師工會而奮鬥。自此，台灣第一個自主性的教師團體即將誕生，有別於被戲稱為「校長聯誼會」的「全國教育會」，從此兩會互別苗頭，教權會來勢洶洶，彼消此漲已成不可逆的趨勢！

我們在王義雄服務處記者會上宣布成立的，其實只是教權會的籌備處，因為當時還未召開會員大會，然而媒體不斷報導，立刻有人捐款贊助，也有人提出申訴案件，於是我就在台中自宅成立了教師人權促進會籌備處，及時伸出援手急難救助，居然業務興隆，忙不過來！

於是三人再度在台北相聚，一同去拜會林玉体教授，請他出來領導，因當時三人都不到40歲，且林教授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素有社會清望，又在師大教育系任教，由他領導自屬不二人選。

曾召開兩次籌備會議

接下來要召開兩次籌備會議，於是三人絞盡腦汁，羅列了30位孚眾望的大學教授、社會賢達，並想邀約幾位人權律師擔任法律顧問。而30名籌備委員的政治光譜，我們安排了10位獨派、10位統派、10位中間派，用心良苦啊。

第一次籌備會假林玉体教授的研究室召開，因為沒有經費，連晚餐都省了。邀約的對象絕大部分均出席，統派獨派共聚一堂，不分彼此，我戲稱像極了民初的「少年中國學會」，大家和樂融融、相敬如賓。然而第二次籌備會召開時，就有人刻意缺席，大概是不習慣與不同政治立場的學者一同開會吧。

兩次籌備會大家集思廣益，討論「教師人權宣言」應包含哪些內容，以及未來的工作計畫與目標。之後決定由林教授起草宣言，再由大家討論，最後由預計擔任秘書處工作的我，集眾人意見，協商定稿。

「教師人權宣言」除籌備委員簽署外，我們還邀請社會各界連署，有的人二話不說立即就簽，有的聽完電話立即表示答應。我們有一個默契，就是暫時不邀請政界名人聯署，以免政黨色彩太濃。猶記得台大數學系教授史國英（史英）一再猶豫，一再斟酌，最後不了了之！而後來出任教育部長的台大心理系教授黃榮村，則在聽完電話讀稿後，立刻表示要連署。

教權會在台北正式成立

1987年8月23日（星期日），台灣第一個教師自主團體－社團法人教師人權促進會，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辦會員大會，通過組織章程，其宗旨是「推動教育改革、保障教師權益，維護教師尊嚴，尊重學術自由」，也發布了「教師人權宣言」。林玉体被推選為會長。

教權會成立短短四年間，我們除發布《教師人權宣言》，也捍衛了教師人權，包括人格尊嚴和工作權、生存權，推動教育改革，維護學生人權，完成《工會法》修訂，開放教師組工會，爭取勞動三權，促成《教師法》立法，撤廢學校安維秘書，為私立學校教師請命，票決年度十大教育新聞等，可以說完成了40年未完成的教育改革任務。

之後隨著教師工會順利成立，教權會的歷史任務圓滿達成，功成身退，交出歷史巨棒！

(作者係教權會第一及第二屆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