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台灣一家民調機構針對政黨支持度進行的民調顯示：民進黨雖因防疫不利支持度略有下跌，但仍以25.6%的支持度領先其他政黨；國民黨僅獲14%選民的支持，為該機構自2016年進行類似調查以來的最低點；創立未滿三年的台灣民眾黨則以17%的支持度超越國民黨。儘管同一機構6月20日公布的民調顯示國民黨支持度略有回升，又回到第二大黨，但國民黨是否已沒落，成為台灣政壇最大的話題。

國民黨會淪為第三大黨？

百年大黨竟然被一個成立區區三年的政黨所超越，國民黨的支持者想必百感交集；近月來坊間已有不少檢討與分析，但值得關切的是，這項民調究竟是反映民眾短期的心理波動，或標誌著台灣政黨從今而後的走向？如果是後者，則國民黨似乎已被徹底打趴，未來20年，民進黨仍將維持一黨獨大的局面。但這難道就是台灣人民的宿命？身為政治學者，筆者參照民主國家的政黨發展經驗與學理，並不認為國民黨已然走入歷史灰燼。國民黨領導人若能審時度勢，依據自身的優劣條件，調整黨的發展策略與訴求，重回第一大黨的地位應該仍然指日可待。

過往的發展造成今日窘境

1949年，內戰失利的國民黨率領兩百萬軍民撤退來台。作為一個外來的少數統治集團，如何強化本土社會的控制力與建立統治的正當性，是國民黨在這塊陌生土地上的當務之急。為達成這兩項目標，國民黨所採取的發展路線，似乎為今天該黨的窘境埋下了伏筆。

為了強化對台灣社會的控制力，國民黨菁英對任何本土的民間團體與媒體機構均採取了排斥的態度。透過發布戒嚴令，台灣長期實施黨禁、報禁，連非政治性團體的成立與發展亦受到嚴格監控；民間組織一旦具備相當規模，內部就必須安插黨國信任的人員從中掌控。未能有效掌控的，如某些宗教團體，便進行醜化與分化，使其組織發展受到制約。

國民黨領導人似乎不認為壓制與監控人民團體，與該黨標榜的自由民主陣營有所扞格。漫漫的40年戒嚴期間，國民黨領導人常說，戒嚴令對基本人權的限縮僅只3%。這絕非黨領導人自欺欺人，而是因為國民黨的主流思潮，對民主自由的認知有不同的詮釋。大體而言，國民黨在台灣所宣揚的自由民主，乃建基於西方自啟蒙運動以來對「理性個人」的假設。如孫中山與胡適等民主導師，都深信個人獨立與理性的決斷力，是造就民主成功的基礎。如果個人的理性能力可以透過軍政、訓政、憲政循序漸進，為了國家安定而限縮部分自由權利便有其正當性。

故而，解嚴前，國民黨一方面壓制民間團體的發展，另方面又為強化統治的正當性，而持續開放地方選舉，讓民眾情緒可有發洩的出口。由於各種社會團體組織，如農漁會與地方派系，均被國民黨有效掌控，地方選舉所激發的選民熱情，不僅不會威脅到國民黨政權的穩定，還有助於強化黨領導的正當性。

國民黨領導人始料未及的是，地方選舉的操作，無形中侵蝕了台灣選民的政治效能感，加上缺乏中介團體的運作，使得台灣民意高度浮動，成為未來邁向穩定民主社會的一大障礙。

台灣社會已走向兩極化

本質為外來少數統治集團的國民黨，來台後傾向採取菁英路線，入黨者多限定於知識分子與社會各階層領袖。在那黨國不分的年代，國民黨有取之不盡的資源，無須以擴大社會參與作為運作的底氣。反對勢力則雖想擴大影響，但仍然擔心國民黨趁勢滲透。

為了保證參與者的純正性，反對運動從立足之日起，便以挑戰禁忌為主軸；一方面削弱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再方面以此「投名狀」降低被滲透的風險，並形成各地勢力的團結標誌。面對這樣的政治風險，一般中產階級不願意輕易投入，台灣的政治菁英因此被切割為兩個極端，約四成左右的多數民眾反而成了「中間選民」，為政治光譜上的最大族群。

這麼大比例的「中間選民」，究竟有何偏好與特質？在國民黨主流思潮的導引下，許多台灣人主觀認為，「中間選民」既無政黨認同，便能在投票時跳脫藍綠惡鬥，以客觀理性做出明智的抉擇。故而，每在投票日前，主要競爭者便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爭取中間選民的青睞。但缺乏政黨認同，就必然更為理性客觀？西方的投票行為研究，顯然有不同的觀察。

中間選民缺乏政治熱情

行為研究興起後，西方學者發現，缺乏政黨偏向的中間選民，多數屬於政治冷感，或對政治訊息不敏銳的群體，故而投票率也通常較低。

此一情況在台灣更為顯著，因為長期的威權統治與少數人的權力壟斷，讓不少台灣人對政治產生嫌惡感，認為熱中參與者往往別具目的，連帶對政治議題不願花時間瞭解。否則，統獨爭議如此牽動台灣的生存，何以竟有近半選民堅持沒有政黨偏向？

國民黨與主要對手民進黨，雖然同樣面對龐大、無政黨偏向的選民，但承受的影響卻不盡相同。過去威權執政的國民黨，耽溺於以權勢及利益結合中間選民，失去執政資源後，許多原有的選票便迅速流失。民進黨則不同，既以嚴厲批判國民黨為號召，相當程度上契合本省人對政治的嫌惡感，有利於該黨透過文宣吸引中間選民歸隊。

此外，鮮明的台獨目標，加上美日政策的激勵，民進黨執政就算不堪，政治資訊不敏銳的中間選民仍然不動如山，該黨也長期維持三成左右的支持度。

國民黨領導人認知錯誤

面對民進黨的來勢洶洶，國民黨新一代領導人在應對上表現得缺乏自信，由於受困於理性個人的傳統思維，幾乎難以發展出有效的抗衡策略。例如，自認與本土情感連結不夠，故不斷為228事件道歉者有之、主張變更黨名為「台灣國民黨」者有之、高唱「親美反中」者有之、怪罪兩岸論述不明者有之，甚至為了選票出賣原則與地方派系結合。但歷經這些年來的嘗試錯誤，不僅未能力挽狂瀾，支持度還每下愈況。

研究政黨競爭的學者很早便指出，選民的習慣思維常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所謂「中間路線」常只存在想像，或是政治利益交換的短暫結果，一般民眾還是習於左右兩端的選擇。這是為什麼選舉制度若採簡單多數制（如台灣區域立委與地方首長選舉），主要競爭者的立場必須南轅北轍、針鋒相對才有可能凝聚選票。如英國工黨走社會主義路線，保守黨便倡議產業私有化；美國民主黨強調基本人權、墮胎權、管制槍械、富人稅，共和黨便主張富強國家、反墮胎、擁槍權與減稅。企圖左右逢源的政黨或政客，只會模糊自身的立場標籤，反而導致支持者流失。美國狂人川普能夠當選總統，甚至落選後還穩居共和黨一哥，便與這項選民傾向有關。

歷史因素使得台灣的反對運動從開始便以台獨為主軸，故而台灣的政黨競爭，無法如西方國家環繞在社經議題的論辯上。這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現實，但卻也為國民黨創造了無可替代的價值。當執政者以「抗中保台」為結合選票的主軸時，挑戰的政黨勢必只能訴求「和解共榮」，形成與執政黨的區隔。

無論就歷史背景或兩岸情感，國民黨顯然比其他在野黨更具優勢。國民黨若不願在此分界點上強化論述，便等同放棄自身的王牌，模糊支持者的認同符號，最後淪落與地方派系結合也就不足為怪了。

國民黨主事者必然認為筆者過於一廂情願，畢竟多年本土化的宣揚，台灣多數選民怎麼可能認同「親中」或「和中」的路線？但問題是，台灣對大陸經濟的依賴度高達43%，台灣社會「親中」或「兩岸和解」的主張竟會如此微弱，除了民進黨的長期宣揚外，這不是正常現象，國民黨不敢碰觸也是主要原因。

許多藍營的支持者表示，國民黨應該研討新的兩岸論述，藉此號召民眾的認同與支持。但當有四成左右選民屬於政治資訊不敏銳或政治冷感，另外三成又是堅決的台獨主張者，任何這類的論述恐怕宛如泥牛入海，激不起一點浪花。尤其，主張從論述著手者，犯了與傳統國民黨知識分子同樣的錯誤：堅信「理性個人」可以被教化、被喚醒。

與團體結合才能凝聚選票

20世紀政治學研究的一大突破，便是修正啟蒙運動以來，西方世界對理性個人與個人決策的假設。1908年亞瑟本特萊(Arthun Bentley)出版《政府的過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一書，1951年大衛杜魯門(David Truman)接續撰寫《政府程序》(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宣揚團體理論，1971年羅伯道爾(Robert Dahl)更以《多元政體》(Polyarchy)，確認團體才是穩定民主的骨幹，1980年代西方學者甚至認為歐洲的統合主義將成為民主的典範。這些學者均認為，個人在民主過程中所做的選擇，其實都深深受到相關團體的深沉影響，所謂個人獨立理性的計算，根本就是理想化的想像。

團體政治躍上政治舞台，並非僅限於學術上的討論。1920年代，英國工黨採取與工會結合的策略，竟然擠下傳承啟蒙運動的自由黨，成為英國第二大政黨。1930年代，美國羅斯福總統改造民主黨，強化與工會、少數族群、南方白人、中小企業、專業團體等結合，形成所謂的「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不僅為民主黨奪回睽違近百年的多數黨地位，也創造了近50年的國會的多數黨霸權。面對民主黨的多數優勢，共和黨也於1994年明白宣示與立場相近的利益團體合作，並再度奪回多數席次。

以上事例說明，在20世紀後的後工業社會，政黨已不能奢望僅以動人的論述或理念，便可以贏得選民的認同。中介團體已儼然成為政黨傳揚理念與動員選票的中繼站；部分學者甚至指出，今天美國許多縣級黨部甚至全由特定利益團體負責操作。

應以和解共榮作為訴求

西方的這些政黨經驗對國民黨應有不少啟發，一旦明確「和解共榮」的兩岸基調，國民黨便可以在此政黨區隔下，著手盤點可能因此政策獲益的組織或團體，如台商、旅遊業、學術界、出版界、影劇界、農漁業等，並與他們形成政策聯盟關係，由這些團體動員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此一運作模式，將可比目前結合地方派系，或仰賴候選人的個人形象與人脈的競爭策略更為可靠。

在資源匱乏的今天，國民黨甚至可以透過各團體的政黨獻金表現，檢驗各團體的向心力。西方國家無數的案例早已證明，透過團體運作凝聚選票，才是政黨發展的王道。

過往的歷史使得國民黨輕忽了民間團體在現代政黨政治的功能與角色，曾為國民黨鐵桿兄弟的軍公教團體，甚至還在國民黨執政時期遭到縮減福利。國民黨若有心再起，便必須檢討它與各民間團體的夥伴關係，尊重各團體在國民黨決策機制裡的角色。

政黨領袖登高一呼、萬民景從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國民黨未來最需要的是聯盟領導人，而非口才便給的煽動家。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