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7世紀中葉即開始接受中國唐代文化的洗禮，因此，它自恃比台灣有文明優勢；加上乙未割台激化島內「滿漢矛盾」的反抗，再透過日殖當局的「同化政策」，使台人對日、滿、漢的認同界域錯亂。

日本同化台灣的華夏淵源

作為由漢文書寫建構早期歷史文化的華夏周邊國家，日本對漢字漢文毫不陌生；甚至比起台灣華夏化的歷史還早了10個世紀。專研中國儒學的日本學者宇野哲人曾說：「中國自古是我日本文化之源泉，從研究我日本發展軌跡之角度而言，中國文化之研究亦大有必要。」1905年7月1日，漢文版《台灣日日新報》發刊詞說：「漢文者，同文之命脈，東亞之國粹也。」

正如台灣學者王幼華所指出，中國文學長期影響日本諸島，中國文化早已是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實上，19世紀日本明治新政可說是某種程度的「去中國化」運動；而日殖台灣的「同化主義教育」，則反證台灣已然「中國化」的事實。

在明代以前，先進的華夏農業文明主導著東亞大陸的歷史進程，這決定了地理上與中國相連的朝鮮半島文明，比相隔大海、版圖零碎的日本，更具吸收華夏文明的優勢。相形之下，日殖當局在朝鮮需要對付的是一個王族，以及具有國族意志的半島民眾；在台灣需要對付的則是一些地主及具有地方（邊緣）意識的本島民眾。加上日本相對於台灣的華夏古文明優勢，這就決定了日帝的「文明替換」戰略可在台灣落實，而非朝鮮。

值得注意的是，在歐亞大陸上實施「文明替換」的歷史經驗，不外乎「滅種」與「變種」的方式，特別是文明後進民族對先進民族所為。日本作為華夏域外的文明後進民族，在它征服華夏地盤時，必然貫徹「滅種」與「變種」─南京大屠殺、霧社毒氣作戰、滿洲活體病菌實驗等手法，體現文化後進民族把先進民族當成「非人物種」加以屠滅，才能重構「文明話語」的集體心理。而這種源自集體自卑感的「文明話語」，反而成為某種台人膜拜征服者，以區別文明或人格的深層信仰。

比如源自「清國奴」的「強國人」，或「支那賤畜」等「類文明」的歧視性用語，正反映日殖當局在華夏邊緣，實施「滅種」乃至「變種」策略的歷史成效。就此意義說，台灣當代的「去中國化」實是日殖歷史的延續，其「文明替換」及「變種改造」等成分，蔓延台灣的歷史、地理、公民、語文等教科書。

同心圓理論是日殖變種

以「同心圓理論」為例，大阪大學教授林初梅指出，「同心圓理論」是日本在1930年代提倡鄉土教育的產物，提倡者認為鄉土意識是培養國家意識的基礎。日殖當局將「同心圓理論」運用在台灣時，強調台灣是隸屬日本的小鄉土，而日本國土則是台灣人的大鄉土。但在歷史詮釋方面，對於小學校的日童詳述日殖前的台灣史；對於公學校的台生則詳述日殖後的台灣史。這固然有違「日台共學」的指令，但也說明日殖「鄉土教育」存在差別教學，其目的是要灣生（在台日童）認識台灣，而要台灣學童認同日本。

否則，若對台生詳述日殖前的台灣史，則必然連結中國脈絡，使台灣學童背離日本認同。以此來看「同心圓理論」教育，其切割台灣與中國的意圖，無非是延續台灣作為日本「大鄉土」一部分的認同教育，或至少是背離中國認同的教育，而「鄉土教育」只不過是一種修辭。

台灣成為日本「大鄉土」的一部分後，原來作為華夏邊緣的「台灣意識」被日本的「同心圓」教育收編，「鄉土教育」成為日本國家認同教育的一部分。而在日殖條件下，源自台灣作為華夏前沿的外向反抗性則強化為「祖國意識」，直面「日台共同體」的打擊。中山大學助理教授江政寬認為，「台灣意識」完成於日殖時期，部分由於反抗異族統治使然；但外在條件是近代標準時間的建立、交通網絡的擴張、社會集體動員、國語（日語）政策的推行等等。然而上述條件正是「日台共同體」或日帝「文明替換」的主要內容。那意味著「台灣意識」自始就被滲入日本元素，無論在民族意識，還是階級意識層面。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回顧日本皇族來台灣視察34次，而從頒訂「日台共學」教育令到1937年之間，計有21次，占了6成多，可知那是日殖當局為了展示「日/台宰制結構」而做的視覺效果。其中，以動員台灣學生在各地車站「奉迎送」日本皇族，高喊萬歲、唱奉迎歌，來展示日殖當局「同化教育」的成效。

賴和等作家的難能可貴

那麼，日殖總督府「規訓台灣人」的教化成果，就成為日本皇族的視察重點，特別是學校教育。比如在教室內的視察項目，主要是建構國族主義不可或缺的國語（日語）、歷史、地理三科的教學成效，其中以「國語教育」最為要緊，而史、地教材與課程則都是在日本國框架之下。

透過日本皇族視察時嚴謹的禮儀規範，台灣學生的身心就在這種「文明規訓」的情境中，進入日殖當局精心設計的認同支配體系。從這種文明連結（或文明替換）的角度來看，不難理解2013年台灣一群女學生會身著和服，慶祝「新竹車站百年紀念」的場景緣由。此後兩年，新竹車站與東京車站締結為姐妹站，又強化了這種「文明淵源」的社會印象。

然而在「日台共學期」(1919-1937)仍有一批鄉土文學作品站在「日台共同體」的對立面，這些反殖民壓迫的作品和作家，曾在1970年代被部分台灣作家所稱揚，賴和的〈一桿稱子〉至今仍被收錄於高中國文教科書，卻常被功利主義的台灣師生所輕忽。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