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至今，地球生態系統安全邊界一直在加速崩解，其遭破壞的程度已危及人類生存底線；其中最受國際社會關注的「氣候變遷」議題，透過聯合國體制的倡議及大力推動，已制訂了各種協定及普世標準與指導方針，對全世界經濟成長、人力資本及勞動市場造成重大衝擊。

巴黎協定取代京都議定書

1992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研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簽訂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後，全球二氧化碳濃度仍不斷上升，會員國於是決定要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議定書。

1996年IPCC預估，若要在21世紀末將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工業革命前的兩倍（550 ppm），全球排放量必須削減一半。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COP 3）簽署了《京都議定書》，規範了38個國家及歐盟應控制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在2008-2012年間，降至1990年的水準再減5.2%。

2016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171個國家在聯合國總部又簽署了《巴黎氣候協定》，針對可再生能源進行投資，同時將多數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納入，由各國自主推動。該協定共29條，第2條明定以下內容，加強《氣候變化綱要公約》：(1)把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革命前的水準，低於2℃之內，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準1.5℃之內。(2)提高適應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能力，並以不威脅糧食生產的方式，增強氣候抗禦力和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3)使資金流動符合溫室氣體低排放和氣候適應型發展的路徑。

最近一項研究顯示，截至2017年，竟然沒有一個主要工業化國家達到承諾減排的目標；截至2016年全球溫度上升「遠高於2°C」。另外，所有簽署《巴黎協定》的國家須提出承諾，並每五年必須檢討各國對減排的貢獻；同時透過提供氣候融資(climate financing)，協助開發中國家減緩與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

提升適應力發展再生能源

過去的一年並不安穩。俄烏衝突、能源危機、糧食短缺等事件層出不窮，氣候變化造成的極端洪水、高溫和乾旱也造成嚴重的災難。所幸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合作是唯一的出路。於是COP 27做了以下決議。第一是期盼各國提出更具企圖心的減排承諾；2030年碳排放減半，從而控制升溫幅度於1.5度內。第二是富裕國家產生大量碳排放，發展中國家則得承受惡果，已發展國家承諾最快須於2023年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幫助發展中國家。第三是建立「損失和損害」的補償機制。

2023年，第28屆聯合國氣候締約國大會(COP 28)新任主席蘇丹賈比爾(Sultan al-Jaber)呼籲，為迅速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全球可再生能源產量到2030年須增加兩倍，「低碳氫」產量須增加一倍以上。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可再生能源數量到2030年必須是2021年的4倍，才可以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化。

此外，2021年11月COP 26成立了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市場預計ISSB出台的準則，將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制定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一樣被多個市場接受，從而提升全球非財務資訊披露的品質。另一個現象是，氣候與環境指標在高管薪酬計畫中的普及率，從原來的22%上升到40%，但指標的使用仍存在地區差異。在過去幾年裡，歐洲公司的高管薪酬計畫融入氣候與環境要素的比例，從37%上升到了65%。環境績效在美國的普及程度也在增加，碳足跡和減排作為最常見的環境績效，普及率從2020年的16%上升到2021年的25%。

2022年12月，由聯合國支持的負責任投資原則（UN PRI）發起了「ESG倡議」（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Advocacy)，要求參與方透過盡責管理的方式，解決被投資企業的社會和人權問題。目前有管理著30兆美元的220家投資機構參與倡議，被要求投資機構改善40家金屬礦業和可再生能源企業必須符合社會和人權實踐。

國際經濟社會價值觀變更

「氣候變遷恐懼症」對全世界產生了莫大的衝擊。第一個衝擊是國際經濟社會運作的基本價值觀改變，以資本為核心的經濟架構，轉換為以勞動力資本為中心的新架構體制，變化太大，以至於美國川普總統第一個高調退出《巴黎公約》，隨後馬斯克也領頭反對，美國幾個州的參議會更通過立法拒絕實施「ESG倡議」，而且趨勢仍然在演化中。

氣候變遷對策對企業營運造成結構性的衝擊，主要分兩大層面：第一是讓產業結構重新編組，增大對低碳產業類的投資，更多地選擇減排科技，並偏向綠色經濟創新投資。第二是企業營運生態的變遷，包括貨源及產製成本倍增、非經濟成本飆升，以及勞動力供需遭到斷鏈失衡的衝擊。

最後，《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巴黎氣候協定》是國際規約，各個國家及地區自須配合執法；但其他如「ESG倡議」則屬倡議性質，可遵循也可不遵循；台灣當局竟把它當成公約、協定遵循，未免太過頭。再說這些公約、協定、倡議很大成分是西方先進國家為維持其霸權而制定的，其目的未必是公平正義的。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