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上的抗日反帝運動和中國大陸革命有著密切的聯繫，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女性領導人宋慶齡，曾在兩岸革命者共同鬥爭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1920年代後半期，宋慶齡參與的反帝大同盟曾在台灣社會運動逐漸「左轉」的過程中，成為大陸的台灣抗日運動者組織反帝統一戰線的上級組織，甚至成為運動者希望推廣到台灣島內的一種組織形式。雖然台灣抗日運動者終究因殖民當局的鎮壓，而沒能完成反帝統一戰線，卻成為兩岸革命者攜手鬥爭的歷史先聲。

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台灣民眾為反抗外來統治，持續了長達20年的武裝抗日運動。其中最著名的是1915年爆發的「噍吧哖起義」，雖然它極大消耗了台灣民眾洶湧的武裝鬥爭能量，卻也將台灣抗日運動引向一個新的階段─以各類現代社會運動為內容的「非武裝抗日時期」，這個階段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才結束。

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始終是台灣抗日運動者重要的抗日資源。武裝抗日時期，孫中山的追隨者、同盟會會員羅福星曾在台灣帶領抗日行動，可惜被捕犧牲。非武裝抗日時期，堅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路線的蔣渭水，成為台灣最傑出的孫中山追隨者。他於1927年創立的台灣民眾黨，堅持國民黨的「一大」路線，甚至將國民黨黨旗轉化為民眾黨的象徵。無疑的，孫中山是彼時台灣抗日運動者深情仰望的旗幟。

作為孫中山的繼承者，宋慶齡在1927年參與發起的反帝大同盟，為台灣抗日運動提供了一條新路。在此之前，北京曾於1924年9月出現「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北京反帝大聯盟是由早期馬克思主義組織「今日派」所發起，成員包括胡鄂公等，他們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黨員。這個團體在1925年的「五卅」反帝運動爆發前已舉起反帝旗幟，並有謝廉清所代表的台籍抗日者參與。謝廉清是最早的台籍中共黨員之一。依據北京革命歷史資料，他曾從事人力車夫的組織工作。

北京反帝大聯盟的存在時間非常短暫，卻有長遠的歷史意義：「反帝」不但可以成為台灣抗日運動者和大陸革命者聯合起來、共同奮鬥的目標，兩岸革命者甚至可以基於「反帝」的目標而加入同一個組織。在此意義上，儘管北京反帝大聯盟和謝廉清都沒能繼續為共同的「反帝」目標而鬥爭，卻揭示了台灣抗日運動日後朝著反帝運動轉變的方向。

宋慶齡參與並當選名譽主席的反帝大同盟，成立於1927年2月的布魯塞爾。在國民黨背叛革命，脫離反帝陣營的狀況下，宋慶齡仍努力使中國不至於脫離國際反帝運動。如果翻閱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者的言論基地─著名的《台灣民報》，宋慶齡第一次以獨立的新聞當事人獲得報導，就是她參與反帝大同盟的消息。

反帝大同盟讓台灣抗日者找到一條與大陸的革命者一同參與解放運動的道路。大革命失敗前，台灣抗日運動者匯集在廣州、武漢，以及上海等革命中心，公開參與中國革命。大革命失敗之後，城市革命不得不轉變為地下活動，反帝大同盟這類統一戰線組織就特別有利於重新聚集星散的革命者。到1930年初，至少有遠東反帝大同盟（東反）、中國反帝大同盟，以及青年反帝大同盟（青反）在中國形成。1929年6月成立的青年反帝大同盟，是台灣抗日運動者重新融入中國革命的第一個反帝統一戰線組織。台共黨員翁澤生領導的上海台灣（革命）青年團，就是促成青反與東反成立的核心團體。這也促使反帝大同盟的運動向台灣島內延伸。此即1930年前後，台灣文化協會試圖轉變為反帝同盟的嘗試。

雖然台灣抗日運動從1931年因日本當局強力鎮壓，而不可能在反帝旗幟下重整自己的運動，領導反帝大同盟的宋慶齡仍然堅持鬥爭。她回憶：「反帝大同盟是一個成員很廣泛的組織，它當時在竭盡全力進行鬥爭，來制止侵略者在三十年代中顯然已準備著的向世界人民的空前大進攻。日本進犯中國是向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人民進攻的開始。反帝大同盟正確地認識到它的嚴重性，因此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團到中國來。」此即1933年9月，距今恰好90周年，宋慶齡在上海領導召開了「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的遠東會議。在嚴峻的白色恐怖形勢下，宋慶齡和各國與會者極其秘密地完成議程。

「由於我們正處於嚴密監視之下，我們就必須嚴守秘密。連我自己都不曉得舉行會議的地點在那裡，直到一天早晨的黎明時候，我被帶到上海工廠區的一幢陰暗淒涼的房子里。代表們只能一個一個地單獨前往。甚至還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裡偷偷地到那裡去的。當我到達時，每一個人，連外賓在內，都坐在地板上，因為房間裡唯一的傢具是供秘書用的一張小桌子。我們實際上是在低聲耳語之中進行報告和討論的。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三三年討論和平的情況。」

宋慶齡通過自己的反帝實踐，為台灣抗日運動者通過反帝運動參與中國革命，創造出重要的歷史條件。反帝大同盟讓台灣抗日者能夠與中國大陸的革命者建立聯繫，為台灣抗日運動提供了更廣泛的資源和支持。作為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戰士，宋慶齡的貢獻，將永遠被海峽兩岸人民銘記。

 (作者係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