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5日的《民報》，刊登了章炳麟的《中華民國解》。該文開篇中說：「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那麼山陽是哪裡？緣何章炳麟說「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呢？在探討這一現象時，我們需要瞭解「山陽」這一稱呼背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內涵。

「山陽公國」的建立和發展

東漢末年的建安25年10月乙卯日(西元220年)，漢獻帝劉協禪位；11月癸酉日，正式登基兩天的曹丕奉劉協為山陽公。時山陽即山陽縣，縣域大致在今河南省焦作市區及周邊地區，今焦作市山陽區牆南村山陽故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山陽縣政府所在地。曹丕讓劉協在山陽縣建立山陽公國，國都定在鹿城（今焦作市修武縣李固村），行漢正朔，封邑一萬戶。4位封王的皇子降為列侯。魏明帝青龍2年(西元234)3月庚寅日劉協壽終正寢，嫡長孫劉康襲第二任山陽公。西晉太康6年(西元285)，劉康之子劉瑾襲第三任山陽公。劉瑾在位4年，其子劉秋襲第四任山陽公。西晉永嘉3年(西元309)7月，劉秋被胡人汲桑所殺。山陽公國歷經四任山陽公，存在90年。今焦作市修武縣七賢鎮古漢山村有漢獻帝禪陵，劉協、劉康、劉瑾均安葬此地。

劉協建立山陽公國背後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首先，山陽地區地理位置優越，山川秀美，物產豐富，適合作為劉協的遷居之地。其次，山陽地區歷史上曾是漢朝的重要疆域，有著深厚的文化歷史底蘊，劉邦、劉秀起家之前都曾在此留下奮鬥的佳話。選擇這裡作為山陽公國所在地，既體現了對漢朝歷史的尊重，也便於劉協在這裡安度晚年。

此外，山陽公國的建立也是曹魏政權政治策略的一部分。曹丕篡位稱帝後，為了穩定政權，需要妥善處理與劉協的關係。將劉協遷至山陽，並賦予他一定的封地和權力，既是對他的優待，也是對他的一種監視和限制。這種政治安排既體現了曹丕的仁慈和寬厚，也反映了他對權力的牢牢掌控。

「山陽公國」被帶到日本

《日本書紀》、《古語拾遺》和《續日本紀》等多部日本史書，記載了同樣的歷史事件：山陽公國發展到西晉太康10年(西元289)時期，與第四任山陽公劉秋同輩的劉阿知，感覺時局接近天下大亂，便對其家族成員說：「我久在此地，恐有覆滅之禍。聽說日本境內較中國安定，我決定率家族東渡。」於是該年5月初一，劉阿知帶領長子劉都賀、舅舅趙輿德及族人劉國鼎、劉濤子、劉鶴明、劉信子等男女共2,040人，歷經千難萬險東渡日本。山東威海的劉公島據傳即為他們東渡途中的中轉站。同年9月5日他們到達日本，不僅帶去了中國的文化、技術和制度，同時也將「山陽公國」當作「中國」的稱呼帶到了日本。

東漢時期，中日之間有使節往來，溝通聯絡感情的慣例。劉阿知及其族人到達日本後，天皇賜劉阿知姓東漢使主，賜劉阿知長子劉都賀姓直。劉都賀的孫子東漢直掬生有3子。仁德天皇60年(西元372)4月8日，東漢直掬太郎忘孥直被賜姓阪上；雄略天皇16年(西元471)10月初一，東漢直掬次郎山本直被賜姓大藏，東漢直掬三郎波木直被賜姓內藏。

到了大藏春實的第9世孫大藏種直，生有5子，形成5姓：太郎大藏賴種移居高橋城，以高橋為氏；次郎大藏幸種，移居江上城，以江上為氏；三郎大藏種雄，以秋月為氏；四郎大藏種成，分居九州原田城，以原田為氏；五郎大藏種景，以波多江為氏。大藏氏後裔分衍繁多，除前述5姓外，尚有三原氏、田尻氏、原氏、小金丸氏、鞍手氏、岩戶氏、美氣氏、山崎氏、古賀氏、枝吉氏、米倉氏、海頭氏等分支。上述姓氏在日本百家姓中，其中高橋排列第3，僅次於佐藤、鈴木。

日本稱呼中國為「山陽」

在當時的日本人心目中，漢朝的地位很高，再加上劉阿知家族給日本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很受日本人的歡迎，大大促進了日本文明的跨越式發展；漢朝變成「山陽公國」也被日本人所接受。劉阿知家族歷經4個多月的奔波到達日本後，應神天皇安排他們定居在高市郡檜前村。劉阿知長子劉都賀將紡織技術傳到了日本，被尊稱為都賀王。4-7世紀的大和政權時期，劉阿知家族或在政治領域，或在軍事領域叱吒風雲，成為軍政界名人；到日本各地或開荒種地，或興修水利，成為地方豪族。日本天皇對劉阿知的曾孫東漢直掬格外看重，將他的孫子淳王的女兒許配給東漢直掬，並封為准大臣。其太郎官拜大宿禰、征夷大將軍，是當時日本最早統兵最大的官；其次郎是管理天皇財政的要職官員；其三郎從事天皇朝庭的內務管理。

朱雀天皇時期，任征西將軍的大藏春實，平定天慶3年(西元940)藤原純友叛亂立下卓越戰功，得到天皇嘉獎和賞賜，在九州原田築城。之後大藏家族長期擔任長門守、太宰大監等顯貴職務，負責管理朝廷財政，成為日本大藏省（今財務省）的得名由來，大藏家族也因此而得名。內藏家族負責朝廷內事務，成為內務省名稱來源。大藏家族衍生出來的原田、秋月、高橋家族，曾為城主（相當於諸侯）。阪上家族出過負責朝廷軍事的征夷大將軍—阪上田村麻呂，其後裔還衍生出丹波氏家族。其中，丹波康賴任宮廷典藥要職，著有《醫心方》。波氏家族掌控日本皇家醫藥機構—幕府醫學館千年之久，至今仍被津津樂道。其中著名漢醫學家丹波元簡(1755-1810)負有盛名，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明確表明自己是漢獻帝劉協後裔，漢名劉蕆庭，號桂山。

劉阿知將漢文化傳至日本

日本古代史權威專家阪本太郎(1901-1987)在1950年代編著的《日本史概說》中說：「劉阿知家族及其後裔傳到日本的漢文化，無論是在精神文化方面，還是在物質文化方面，都給了日本文化以劃時代的影響。精神文化方面傳入日本的漢字、漢籍以及儒教和佛教，決定了後來日本文化的性質；物質文化傳入日本的水利、灌溉、養蠶等農業技術以及建築、雕刻、織布、冶金、制陶等各種工藝技術及其製品，都為當時日本人生活水準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貢獻。」

劉阿知及其後代在日本的生活和發展，促進了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他們帶去的中國文化、技術和制度，對日本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產生深遠影響。同時，日本在接受這些外來文化時，也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和理解。在這個過程中，「山陽」這一名稱逐漸被日本人所接受，並用來稱呼中國。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歷史的演進，「山陽」在日本的使用逐漸發生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背景下，這一稱呼所蘊含的文化認同和象徵意義也有所不同，但更多地被用來表達對中國文化的尊重和借鑒。

劉協後裔到山陽尋根祭祖

日本九州的原田城，是大藏春實因戰功卓著而被封為征西將軍後建築的。崇德天皇天承元年(西元1131)，這支中國漢朝皇帝後裔正式以原田為姓，至今還保存著完整的族譜，並且在九州福岡市建立漢太公廟，定期到太公廟祭祀。1980年代以來，原田家族多次專程到中國劉邦、劉徹、劉秀、劉協墓地祭奠，緬懷感恩。

高橋通泰是日本海外炭開發供給株式會社社長，65歲時從一個親戚處得知自己是中國漢朝皇帝後裔。他查閱了《日本書紀》等大量與家譜相關的書籍後，證實了親戚的說法，並自稱是漢高祖劉邦的第71代後裔。

高橋通泰認為，明治維新後日本發動甲午戰爭，進而發動入侵中國全土及整個亞洲的戰爭，嚴格禁止日本公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後裔，又公開宣稱日本神國的歷史比中國歷史還悠久。在這樣的情況下，高橋通泰的先祖為避免家族成員遭難，隱沒了家族的完整歷史。他還發現高橋和原田同宗共祖，由於原田家族很早就被剝奪了城主的地位，故而相對自由，完整家譜才得以保留下來。有一天，他在家裡發現「心光院釋劉岳周常居士」字樣，知道是祖父所寫曾祖父的戒名。由於「劉」字在日本很少使用，高橋通泰據此推斷：祖父非常清楚自己是中國漢朝皇帝的後裔，但未敢告訴子女。

高橋元種的家人都瞭解高橋元種的歷史，並且以擁有這段歷史為榮。高橋元種共有6男3女，其中有個男孩叫統昌，是高橋通泰以上12代先人，所以高橋通泰小時候就聽家人講起過這段舊事。然而，世事滄桑，高橋通泰的爺爺只是山口縣農村的一個地主，其父叫晃，是南滿(瀋陽)醫學堂畢業的外科醫生。高橋通泰搞清楚家族史後，成立了高橋元種公後裔聯誼會，發行《智伯陽來》會刊，聯繫家族近百個，常舉辦祭祖、聯誼等活動。高橋通泰收藏有高橋元種後裔聯誼會編修的《日本島田高橋家系圖》。

1970年代以來，高橋通泰曾多次到中國，並在中國開辦6家煤炭、水產行業的公司，年貿易總額在2億元以上。他說來中國尋根、開辦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讓日本人清楚：中日不僅一衣帶水，而且血緣緊密，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小塚齊是日本大通株式會社社長、河南省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廳顧問，在日本經濟界享有盛譽。小塚齊2000年在焦作遊覽時表示：漢獻帝劉協的後裔在日本人口數量龐大，形成的日本姓氏難以數清。這些後裔中很多人成為日本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各界的精英名流。日本有些地名與焦作的地名相互對應，例如日本有河內郡和山陽道，焦作古地名有河內郡和山陽縣。此外，日本河內地區前方後圓形狀的合葬墓，同焦作漢獻帝陵的類型是一致的。

結語

劉阿知等2040人移民日本，帶去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將「山陽公國」的稱呼帶到日本，很快成為日本社會中地位尊崇的新貴族，衍生出阪上、大藏、內藏等數十個姓氏，使得「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成為共識。因此，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日本文明來自中國、來自山陽。近幾十年來，不斷有日本人到山陽故城、鹿故城、漢獻帝禪陵尋根問祖。

綜上所述，日本曾稱呼中國為「山陽」，這一現象背後蘊含著複雜的歷史背景、文化交流、政治因素和文化認同等多重因素。通過對這一稱呼的探討，可以更深入地瞭解中日兩國之間的歷史關係和文化交流，以及這種交流對兩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作者係焦作市中學教師、非遺專案山陽城傳說代表性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