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經出版社出版的《華夏再造與多元轉型：明史》，與過去眾多類似著作不同之處，在於以「告別惡評」來「正說明史」，關注明代「多元發展」和「再造華夏」的面向。

以告別惡評來正說明史

說到明代，我們很容易就聯想到專制、特務與文字獄，負面評價居多，彷彿這近300年的明代就只有黑暗的一面。這本《明史》強調：明朝不僅不是中國衰落的轉捩點，反而是處於元朝和清朝之間的一個再生的階段。與其被刻板印象所遮蔽，我們可以更立體多元地正面看待這個時代。全書的〈序論〉命名為「告別惡評：明代的歷史地位」，首先溯源惡評形成的脈絡，並梳理近年來學界如何重新評價這個被簡化、誤解的時代，以及其在中國史上的獨特性，從而為讀者展開新視野下的明代。

民國以來一些片面的明史書寫，影射歷史，以古非今，助長了對明代不公允的評價。影響較大的有吳   、丁易的書。當時，蔣介石為抗中共不信任知識分子，實施言論管制，引國民黨部進入大學；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特務殺害。本名葉鼎彝的丁易是1930年代的文學家，為反國民黨而遭特務追殺，其《明代特務政治》就是通過錦衣衛影射現實的特務政治。這本禁書在1970、8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中，有人從日本帶回來偷偷翻版流傳，大為暢銷，壯大了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在西南聯大從事反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吳的《朱元璋傳》，把朱元璋寫成了一個特務治國、殘殺功臣的專制暴君，即以蔣介石為影射對象，當時大受讀者歡迎。

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檢討失去大陸的原因，認為失去知識分子的支持是主因之一；因此嚴格思想學術的控管，厲行審查圖書的出版與流傳。《明代特務政治》、《朱元璋傳》自然被列為主要禁書，最近去世的「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創會理事長呂士朋教授，即因閱讀吳《朱元璋傳》而入獄。黨外運動人士偷偷印製，地下流傳，用影射史學論著來支持反對運動。讀過《明代特務政治》、《朱元璋傳》，對明代的惡劣印象就自然更深入人心。

明太祖為民安田里剛猛治國

「元朝不是不偉大，每個時代都有它偉大的地方。」當時北方歷經金、元253年的統治，不論是社會、經濟還是文化發展都比宋代落後，兩百多年沒有好好發展，曾經恢復一些，又被破壞，很多人都逃到南方去了。明太祖接手的其實一個爛攤子，百廢待興。長於民間，深受疾苦的明太祖，其建國的理想，首要「民安田里」，所制訂的政策就是要盡快恢復與發展社會經濟，讓人民安居樂業。為此，以國家力量的直接介入，主導計畫，強力執行。「這就不可能自由放任，讓老百姓自由地慢慢找出路。」

明太祖推行全國戶口普查（「黃冊」）掌控人口和土地資源、以政府信用發行寶鈔以利流通、邊民內徙、移民實邊以加強邊防，強行大移民以調整土地與人口比例及振興農業，頒行《六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以教化人民等。其中黃冊制度，這個十年一度的戶口及資產普查制度更是走在時代的前沿，18世紀歐美才普遍採行，海峽兩岸是1950年代中期才首次實施。依《大明會典》、《大明律例》行事之官僚體制，雖然中央朝政懈怠混亂，各級政府仍能照常運作。完善的科舉制度，不斷從全國各地無功名官位之家選拔士人，為政府補充官吏的新血輪。朝政大事開放大臣廷議，重要官員出缺也開放廷推，不由皇帝獨斷。不但針對前朝遺下的殘局，而且有走在時代前沿的壯舉。因此，明太祖在位的30年間，就能把殘破的局面扭轉過來。這就是為什麼本書花了三章來寫明太祖的原因。

明太祖痛恨官吏殘害平民，為了儘快讓人民「安居田里，各安生理」，對有礙人民福祉的貪官汙吏、皇親貴族毫不留情，連侄子和女婿也不放過。本書與一般不同的是在於強調太祖剛猛治國外，非常注重明太祖的禮治，施以道德教化，社會安定而民和，才是治國的根本。禮治有時而窮，則輔之以法治。明太祖治國是禮法並用而非專用刑殺。

現代人最關心言論自由，以之為主要人權。因此，特別關注明代的文字獄。由於知識分子不滿政府對思想文化管制，顧頡剛、吳等「借古諷今」地論述明太祖大興文字獄迫害士人成為定論。他們主要是根據《朝野異聞錄》、《閑中今古錄》等明代中期以後出版的野史，離明初洪武已一、二百年，且其中記載互相牴牾，甚至有不少杜撰的故事。現代學者陳學霖、王春瑜等均有專著，一一澄清，認為「現存有關明初文字獄史料不宜輕信。」評價歷史人物要依據史實，而不是二手傳播的傳說。但明初的確有不少士人因文字致禍，如高啟曾為魏觀撰寫〈郡治上梁文〉，其中「龍蟠虎踞」等句觸怒朱元璋，一併被腰斬於金陵。其實這源於士人對大明開國並不擁戴，並拒絕出任新朝官職而引發的文字獄。明太祖《大誥三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說其來遠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良有以也。我們不能因此方面的專制就抹煞太祖的「再造華夏」之功。

其實即使到了政治很黑暗的明代後期，民間言論還相當自由，社會上盛行以現實為背景的小說、戲曲，甚至流行描寫當代的人與事的時代劇，譏諷時政。明代政治黑暗並未完全壓制言論自由，反而是到了清朝，各方面管得越來越嚴，其對學術文化的箝制遠甚於明朝。以地方誌的編撰為例，明代方志多由地方士人編修，遇事都很敢言，他們會在地方政府主編出版的方志中以〈史臣曰〉體例，批評地方政治、制度的規畫執行及政治和社會風氣。清代的方志有定制，內容整潔，看不到批評的文字。

主張一視同仁、和平共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太祖的民族政策與天下秩序觀，頗值得今天世人參考。明太祖認為各民族「同生於天地之間」，「有才能者，一體擢用」。承認民族的差異，要「因俗而治」，如「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但也希望藉教化，泯除民族間的差異。明太祖相信：「自古天下有中國，有外國。」他的天下不等於只有「中國」，還包含「外國」，外國與中國同生於天地之間，各有其獨立存在的地位。對於外國應該「從其自為聲教」，中國不能也不必征討外國，不必把外國變成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只要「修兵自固，永安境土」。這就是明太祖在《皇明祖訓•祖訓首章》標舉大明鄰近15國為「不征之國」的宣示：不侵略鄰國，不干涉鄰國內政，以經濟互利，維持國際關係，建立和平的天下秩序，實可為當今追求世界新秩序的借鏡。

論述明太祖以其遺詔為總結是本篇特點。歷代雄才大略的君王如秦皇、漢武，均自誇偉大，不捨人生，並做出許多追求長生不死的蠢事；明太祖卻能自謙「無古人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並且說已悟「得萬物自然之理」，能活到71歲高齡，「其奚哀念之有？」明太祖在位31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耑志有益於民」，終能「定禍亂而偃兵，安民生於市野」，更是歷代皇帝罕見的。其治國雖然剛猛，屢興大獄，功臣官僚死者無算，亦為歷代罕有，但其意在掃除實現「民安田里」之障礙。孟森先生認為這是明太祖鑒於元末以來吏治敗壞，官吏欺壓百姓，不得已而用重刑整頓吏治。在「民權不張」的時代，如果「不能使官吏畏法」，官吏便會「既豢民膏，復以威福肆於民上，假國寵以殃民」，這是「國家豢千萬虎狼以食人」。所以，除非有「真實民權，足以鈐束官吏」，就「不能怨英君誼辟之持法以懾其志也」。

當然，受到時代的局限，明太祖一生的作為，既為使人民快速脫於元末戰亂之苦，安居樂業於田里，也是為鞏固和永續朱家的大明皇朝。於公於私，確如王夫之論秦始皇的名言，也可謂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重多元發展，再造華夏

明朝的政治可以批判的地方很多，但它同時也留有不少空間，讓社會、經濟和文化得以更多元地發展。中華文化最優雅的那一部分，文學、戲曲與棋琴書畫各種藝術，在明代中期以後百花齊放，再現華夏文明的風華。現在講得最多的《牡丹亭》便是在那時候誕生的。主編《劍橋中國明代史》的普林斯頓大學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教授，便充分肯定明代的歷史地位，除文化上的進展和經濟上的繁榮，明朝的國威依然穩固，低稅收、開放的社會也給予人民廣闊的選擇餘地，促進社會階層流動以至海外移民，更遑論充滿魄力的海上擴張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明朝疆域廣袤，人口眾多，國民富庶，康聖皇帝盛讚大明王朝「治隆唐宋」；我們展開14-17世紀當代的世界地圖，大明顯然是同一時期世界上最富強國家，無可與倫比的。

明代中期以後，經濟、社會、文化多元發展，社會經濟形態轉型，手工業與市場經濟蓬勃，對外貿易空前擴展與繁榮，不僅經濟規模為當代世界之最，而且為世界市場的中心，不落後於正在興起的西歐。社會多元發展，階層間流動率高，為近代以前世界之最。陽明思想興起，注重啟迪個人心性良知，振衰起敝，並透過出版、講學及小說、戲曲，重塑儒家思想文化，普及民間。城市繁榮，市民識字率高，尤其江南，連撐船的稍公也識字；言論開放，批評時事戲曲小說盛行，市民運動蜂起，敢於挑戰朝廷惡政。

晚明江南士人文化的發展更是璀璨優雅，為今人所嚮往。美國耶魯大學著名中國研究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說過，若能再活一次，他希望活在17世紀明朝的杭州，而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也說，他想生活在萬曆時代今上海周圍的松江府。讓當今西方漢學大家嚮往的朝代，絕對不是專制黑暗所能概括的。

永樂皇帝說：比較漢、唐、宋盛世，「我朝國勢之尊，超邁前古，其馭北虜西番南島西洋諸夷，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後人又說：大明定都北京，由天子守國門，抵抗北方和東北強大的蒙古和滿洲；末代君王崇禎帝還殉國死社稷，其悲壯之舉，更是歷代所無。大明王朝很有骨氣，中國歷史其他朝代所難及。身在晚明、《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也從社會經濟民生立論，肯定所處時代為「聖明極盛之世」。明代多元發展的結果再造了華夏文明的盛世。

正說歷史與普及讀物

無論讀史或寫史，我們是以當今的自己為主體，所謂「古為今用」，就是把歷史為今天的我們服務；「所以，不同時空有不同的歷史寫作，每隔一段時間就要依我們的需求重寫。」今天中國人因清末以降的衰落，而從歷史檢討國族衰敗的原因；因此多以批判、檢討祖宗犯的錯誤，於是難以正視優良的傳統與文化精華；看到的都是祖先歷史的負面，甚至只有醜惡面，而興「醜陋的中國人」之念，盡說中華民族的劣根性；遂致失去對自己的民族與文化的自信心，學生不想再讀自己的歷史，主張歷史教育要「去中國化」，甚至說要完全去除中國歷史課程。《聯經中國史》的出版，正是針對此類虛無主義的撥亂反正之正。

寫書是給廣大的讀者讀的，學術性堅澀的文字不受讀者歡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聯經這套中國史沒有加註，並以較通俗和通順的文字，以期吸引更多讀者。由於作者群都是學院出身，初次嘗試科普寫作，難免文字仍不夠通俗易懂，還請讀者包涵。對於推廣歷史教育，除像聯經這樣出書外，還可以適應現代人的閱讀習性，進一步整理選錄書中的精華，利用影音平台傳播如TikTok、YouTube等一般人喜看的媒體，擴大影響力。

是集體寫作的成果

這本明史是六位作者的集體創作，由筆者擔任主編，並擔任論述明代歷史地位的〈序論〉和論明太祖開國及治國方略、立國宏規的第一至三章的作者。其他五章的作者為王鴻泰、邱澎生、邱仲麟、唐立崇、巫仁恕。1980-90年代，他們在台大歷史學系跟隨筆者一同研讀明清史，是當今史學界的佼佼者，這次在各自負責寫作的篇章中，充分展現了他們研究明史的專長。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