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暑假，筆者首次到北京，就應邀在文化部大禮堂做有關台灣問題的報告，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兩岸能否統一、何時統一。筆者當時回答說，祖國統一是必然的，但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社會民生問題。

當時中國的個體經營還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必須予以割除，但台灣有成千上萬的攤販，如果予以割除，就會危及其生計，必然會遭到頑強的抵抗，因此必須表明，統一後，台灣的經濟體制將會保留。另外，台灣實行地方自治，有各種各樣的地方選舉，也必須予以保留。

1981年「葉九條」發表前，筆者受國務院邀請回國，在北京鐵獅子胡同孫中山先生的故居，與日後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的骨幹，進行了一個星期的交流討論。當時筆者提出了幾點看法：(1)與國民黨對等談判，理由是國民黨是執政黨，同時其黨員85%為台籍；(2)統一後，台灣應改為特別行政區，給予台灣高度自治，大陸不派官員到台灣，一切由台灣同胞自己拿主意。

同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簡稱「 葉九條」）的劃時代文件。之後在這個基礎上，鄧小平總結為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葉九條」 中的第6條言「台灣地方財政遇困難時，可以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治台《一綱四目》中的一條，原本是一番好意，卻遭到台灣當局諷刺「大陸那麼窮，哪有可能做到？」

「一國兩制」 本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但始終被台灣當局汙名化，因此在台灣鮮少有人就此議題公開討論。但在香港、澳門，尤其是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煥發了極大活力，取得了輝煌成果。為此，習近平在2019年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之際，鄭重倡議「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並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習近平的倡議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指明了道路。筆者認為，應盡快創造條件，召開兩岸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1949年成立前，曾召開各政黨的政治協商會議。台灣應盡快凝聚社會共識，讓「國家統一委員會」重新運作，恢復《國統綱領》、矯正錯誤的歷史課綱、停止「去中國化」的政策措施；大陸方面則可停止軍事演習威懾「台獨」。

大陸應積極推薦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事務，中國外交部港澳台司可考慮任用台灣人士，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也可考慮聘請台灣人士擔任顧問，台籍人士更應該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擔任代表及委員。

習近平表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兩岸雙方應該本著對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凝聚智慧，發揮創意，聚同化異，爭取早日解決政治對立，實現台海持久和平，達成國家統一願景，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在祥和、安寧、繁榮、尊嚴的共同家園中生活成長。

（作者係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