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復已近80年，台灣史學界從無到有，經歷了1950年代學術封閉與文化沙漠時代，60年代島內要求開放的呼聲，帶動了學術文化逐漸解嚴；先是開放1949年前大陸學者的著作，接著是西方與日本新史學的輸入。隨者1987年解嚴，大陸學者的著作大量湧入，台灣史學界與世界史學潮流接軌。尤其年鑑學派運用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典範，頗影響台灣明史研究的走向。

光復初期台灣在戰火劫餘之初百廢待舉。由於日據時期台灣唯一大學―台北帝國大學的史學科不收台灣人，史學界除少數日本教授外並無台灣學者。台灣的史學教研全靠大陸來台的歷史學者如夏德儀、沈剛伯、劉崇鋐、徐子明、郭廷以、李宗侗、姚從吾、方豪、張貴永等，加上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本土學者楊雲萍、陳荊和等，從零做起。首先成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後來陸續成立的台灣師大、政治大學、成功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暨南大學等大學的歷史系，都是請台大歷史系的教授協助創辦。台灣史學界的另一源頭是隨國府遷台，座落在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至於史學界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則是1950年代初台大創辦的《文史哲學報》及史語所復刊的《史語所集刊》，但這二學報基本上只收內稿，一般學者發表的學術期刊，則是《大陸雜誌》，因它園地公開，又是半月刊，作者與讀者較多，影響較大。

封閉的1950年代

1950年代國府遷台初期風雨飄搖，在恐共的氛圍中，對文化思想學術採高壓與封閉政策，將未隨國府來台學者的著作，尤其是批判社會的三十年代文學一律禁錮，不得持有與閱讀，否則就有牢獄之災。在明史論著方面，1949年以前批判明代黑暗面的史著，如吳晗的《朱元璋傳》、李文治的《晚明民變》、丁易的《明代特務政治》等均不再流通。當時台灣文史界幾乎無書可讀，人稱為「文化沙漠」。

大學上明史課，只能用孟森在北京大學用的老講義《明代史》，教學與研究範圍只限於政治史與史料考證。由於史料考證不涉思想與政治，比較安全而大為盛行，頗有清代文字獄威脅下的考證學風，意外地促成台灣史學界注重考證的篤實傳統。

1960-70年代逐漸解禁

1960年代中期，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出入境的人流、物流量加大，封閉的局面勢必無法維持。歐美日留學生回國漸多，尤其美國留學歸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帶回美國流行的理論與治學方法，對台灣學術文化界來說好似荒漠甘泉，人人搶讀，影響很大。當時美國史學界正流行史學社會科學化，這些歸國學者創辦的《思與言》與《食貨月刊》，介紹西方流行的史學及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為史學工作者所必讀。從此台灣史學界開始打破封閉局面，而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史學傳統接軌。

一、書刊解禁：文史界內部要求解禁的呼聲愈來愈強，最初有些出版社選擇一些較無忌諱的書刊，將作者姓名隱藏，改用本局編輯部發行。1965年李敖策劃出版《文星集刊》，有系統地刊印1949年前的大陸書籍，大為轟動，供不應求；於是其他出版社相繼跟進，如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人人文庫》，將1949年前大陸書刊，將作者改名發行，如陳寅恪改為「陳恪」，周予同改為「周大同」。1972年，連受忌諱甚深的吳晗《朱元璋傳》也以春晗之名，在坊間書肆祕密流通；甚至禁書丁易《明代特務政治》也因影射國民黨特務統治，而大受異議分子喜愛，而冒險印製在地下流通。當時學者與一般讀者求知若渴，市場需求殷切，在民間不斷挑戰下，禁書的高牆逐漸倒下；後來連讓人會有支持中共聯想的李自成、張獻忠研究―李文治《晚明民變》，也由食貨月刊社出版，至此1949年大陸出版書刊完全開禁。

同時，1960年代的美國，為適應中共崛起的東亞新局面，需要培養「中國通」，而於各大學成立東亞研究系所，大學圖書館也添置大量中國文史書刊。台灣出版社競相影印古書及1949年前大陸出版的學術期刊，外銷美國，賺取外匯。1950年代封閉的局面逐漸打開，台灣史學界從此與1949年切斷的中國學術傳統接軌。

二、日本史學的影響：離台灣最近的日本，由於日據台灣的後殖民地經驗情結，是台灣學生留學的另一重要求學地區。日本留學生回國，除帶回日本學者的篤實學風外，也帶回日本學者關心中國史的論題及論述的方式，影響台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方向。為研讀日本學者的作品，日文幾乎成為所有史研所研究生的必修外國語文。在日本東洋史學界主流的社會史與經濟史研究，從農業、手工業、商業到鄉紳、地域社會及農民暴動相關論題，深深影響台灣的明史學界，甚至連論著題目的訂定風格也大受影響。

戰前日本史學界為吸取外來政權統治中原的歷史教訓，對「異民族」統治中國的「征服王朝」的歷史較為關注，對漢民族建立的明朝歷史較不注意。但戰後日本學界深切檢討，主張不能再以停滯論看待中國歷史。戰後，西嶋定生對江南棉紡織業的研究就發掘出其先進的一面，開啟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他們注重工商業中的手工工廠與批發商制及商業資本的研究，其論題與論點幾乎與大陸學者討論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完全同調；於是中日兩地學者有了對話的著力點。日本學者常引用大陸學者的論著，台灣學者則透過日本學者的著作，得以間接接觸大陸學者的著作。

三、中國大陸史學的傳入：大陸學者關於明清史的論著，尤其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相關論著，開始經由出國或外國朋友以夾帶的方式攜回，私下在學者間流傳。也因為物以稀為貴，當時閱讀這些珍貴的「禁書」，幾乎是「頂禮膜拜」，毫無批判地接受。

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政府專力於經濟建設，在文化方面的控制逐漸鬆動；戒嚴時期的學術文化監控政策也就逐漸非正式地開放。1980年代中期，大陸學者的著作或從香港流入，或為台灣出版社盜印，以繁體字重新排版在坊間書攤出售，甚至大學校園附近地攤開始出售大陸出版品。尤其1987年7月15日解嚴後，兩岸學術交流之門漸開，不僅坊間出現專賣大陸書刊的書店，而且大學圖書館也開始以「限制閱讀」的方式典藏大陸書籍。但實際上被「限制閱讀」的書籍並未以專櫃典藏，而與一般書籍並列於書架上；「限制」的規定如同虛設。

1999年教育部更撥專款給各大學添購大陸期刊，圖書館開始全面大量添置大陸書刊，大陸學者的文史論著日愈流行。而1990年代後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與電子資料庫《中國期刊網》的引進，更方便學者參考，過去最難取得的學術期刊論文也可在網上檢索免費下載；遂使得大陸學者論著成為台灣文史界參考書的主流。大陸書刊易於取得，促使台灣學者對大陸史學論著得以平常心視之，而能持較客觀態度，甚至以批判態度對待；從此兩岸學術交流漸漸走上正常軌道。

兩岸明史學界互動交流

最初經由香港或美國、日本，兩岸學者進行交流，尤其1985年香港大學趙令揚教授主辦的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大規模交流的開始，許多明史研究同道從此建立長期友好關係。解嚴後，台灣學者除受邀參加大陸舉辦的學術會議外，「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也經常組團參加大陸明史研究會舉辦的研討會。1992年起，台灣開始邀請大陸學者來台參加明代研究的學術會議，明代研究會於1996年舉辦第一屆兩岸明史研討會，主題為政治學術史與社會經濟史的結合，以及地域社會研究的社會經濟史新取徑。1998年舉辦第二屆，主題為「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第三屆於2007年召開，主題為「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大陸學者到各大學歷史系教書、講學，如韋慶遠、馮爾康、張德信、陳支平、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范金民、夏維中、常建華、鈔曉鴻、錢茂偉、曹樹基、方志遠、張建民、陳鋒、卞利、陳寶良、莊國土等，其他來台短期訪問與參加學術會議的大陸學者更多。大陸各大學也邀請台灣明史學者去講學，或做演講或任客座教授，甚至任專任教授，如徐泓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邱澎生在上海交通大學、邱仲麟在山西大學、吳大昕在東北師大、陳啟鐘在閩南師大和龍岩學院、尤淑君在浙江大學、許富翔在吉林師大、劉伊芳在閩南師大、林秀姿在集美大學、吳彥儒在廣州華南商學院文學院等。

各大學紛紛選送研究生赴大陸接受專家指導、參加學術會議、收集資料或田野調查，對其論文寫作起了很好的作用。而大陸學者不少專書如傅衣凌、楊國楨、陳支平的《明史新編》就由雲龍出版社出版，不少學校採用為明史課程教科書。又如文津出版社的《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謝貴安《明實錄研究》）等。近年來台灣學者的專著與論文在大陸發表的也愈來愈多，有的收錄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有的在大學出版社和著名出版社出版，如徐泓〈《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編撰水平〉、《清代台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含明代）》、《明清社會史論集》和徐泓譯注，何炳棣著：《明清社會史論》；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 ：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 》； 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和《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邱仲麟與大陸學者安介生合編《邊界、邊地與邊民―明清時期北方邊塞地區部族分布與地理生態基礎研究》；邱澎生《蘇州商人團體與清代社會變遷》等。 

兩岸明史學者共同關心的研究主題。1979年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又經歷1980年代的文化熱，開放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出國講學交流及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引進外國學術著作。尤其1990年代後積極開放，大陸史學工作者的關心論題及解釋理論也大受境外影響，其論述方式日益接近世界其他地區學者。於是台灣的史學工作者不再只是參考大陸學者的著作，而是開展正常交流，並在論著中與大陸學者對話。近年來，兩岸明代研究學者發表的論文與專書，顯現許多共同關心的研究主題，如閩南歷史文化、資本主義萌芽到大分岔、江南市鎮、華南宗族、明初大移民、城市生活與文化、消費文化、法制等。陳支平與徐泓合編《閩南文化叢書》14種，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台灣明代史學界盛況

近20多年來，各大學歷史系與中研院引進青年學者投入明清史教學，除政治、經濟史外，近年又轉向社會與文化，各校增設地域社會、社會文化史方面的課程，而過去史學工作者較不注意的文人生活涉及的小說、文集史料及民間文獻、審判資料，卻成為學者研讀史料的主流。中研院也聘用許多優秀學者，並以研究助理與博士後的機制培養青年學子，組織跨機構的研究群，如「明清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和「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大力推動明清史研究；並與各大學合作利用電腦科技，建置資料庫與教學研究平台。

推動明代研究的學術團體，主要是「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和中研院的「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前者定期舉辦讀書會、演講會及新秀論文發表會，編印《明代研究》半年刊，至今已出版41期，是THCI核心期刊。該刊發表的明代研究論文頗能顯示明代研究的主流趨勢，最近還舉辦兩次反思明代研究發展方向的會議，也定期報導台灣明代研究學位文與研究論者，是瞭解台灣明代研究現況的最好途徑。後者於2009年成立，具備人力、物力與圖書設備的優勢，整合院內史語所、近史所、台史所和社科中心的研究人才和資源，進行跨學科的對話，產出許多優秀論著，並定期舉辦國內外學者的演講，定期編印《明清研究通訊》電子期刊，報導島內為主的明代研究動態，至今已出版105期。

台灣的明代研究盛況亦可從國科會獎助的專題研究計畫知之，明清方面的項目約占人文處全部獎助的四成。而近年來獎助明代研究的計畫，多屬社會史、文化史、城市生活史與醫療史的範圍，以2018年為例，獲得科技部（國科會）資助的明代研究項目共28項：文學15項，史學9項，哲學3項，藝術1項，研究項目多樣化，以歷史學而論，社會史、思想文化史、航海史、宗教史和生活史均有。文學和哲學部分除文學史、思想史外，也有討論園林、出版和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化認同，頗與近年世界史學潮流相合。

台灣明代史學界面臨挑戰

但在光鮮的成就中，近年來台灣明代研究實則隱含危機。自從2018年政府大砍軍公教退休人員退休金，本是書市消費主力的軍公教人員不再買書，書市蕭條，出版社不願出版曲高和寡的專書，學術性著作大為減少。以2018年為例，出版明代研究學者專書只有15本，其中首次出版的明史論著只有三種。學術期刊比較不受市場制約，出版的論文數量差強人意，但也反映文學、史學、哲學、藝術文物學在學界發展也瀕臨危機。

在少子化和經濟窘困的影響下，公私立大學均大量裁減文史哲課時與教師，尤其中國通史和中國現代史由必選改為選修，進而只占通識課程的一小部分，導致歷史教師大量裁減。如當年明清史教師隊伍最強大的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全系教師由16人減至10人，有明清史專長的任學教師也由4人減至1人，教學與研究發展大受打擊。

在台灣攻讀學位要求較嚴格，取得碩士學程至少4年，延長到6年的大有人在；博士費時更久。加上近年來台灣經濟情況不佳，政府投入文教經費大減，而且分配不均，大部分院校尤其是私立院校經費緊縮，裁減教師員額，遂使得研究所畢業的博、碩士生出路受阻，畢業等於失業。許多文史哲研究所瀕臨停止招生的地步，還能招生的院校報到人數也在驟減中。

每年產出的明代研究的博碩士論文數量也大為減少。2018年全台中國文學研究所產出了45篇碩士論文中，明代飲食文化2篇、性別和家庭史4篇、生活史2篇，與傳統制度史或人物史相關的3篇。

尤其，近年來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氛圍大變，各方面都在「去中國化」，不但中學歷史課綱大幅減少中國史的份量，連課名也由中國史改為東亞史。而大學歷史系也開始跟進，已有某國立大學歷史系將必修的基礎課中國通史取消，改授東亞史。如此一來，學生的中國史基礎知識大為薄弱，不但大學本科生進階的明代史教學困難重重，研究生的培養也會更加困難。而且在「去中國化」氛圍中，中國史教研相關的學術活動，爭取資源的機會渺茫，明代學會舉辦《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近30位境外學者，教育部竟然分文不給補助，同時對只邀請一位國外學者的台灣史會議300萬元。最近暨大舉辦兩天的《明清研究的厚植與反思研討會》，也只取得區區7萬元的補助。

今天台灣的明代研究與教學困難如此之大，前途實在堪憂。我們只能自求多福，號召現在崗位上的同道師生艱苦奮鬥，在研究與教學上更加努力，以優良教研成果，爭取更多支持。此外，只能祈求外在環境改變，當政者幡然覺悟改變「去中國化」政策，重新走回復興中華的道路上了。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