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以攻擊伊朗前夕，美國國防部突然宣布終止與人工智慧新創公司Anthropic的合作合約，理由是該公司拒絕在合約中移除禁止將其AI模型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及全自主致命武器的條款。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不僅取消了這份價值兩億美元的合約，更進一步將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下令所有與五角大廈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必須切斷與Anthropic的一切商業關係。

但只要有錢，什麼生意都有人做。OpenAI的執行長奧特曼（Sam Altman）搶在煙硝散去前，與五角大廈敲定了一份新協議，允許美軍在「任何合法目的」下使用ChatGPT。在美國朝伊朗發動空襲的前後幾小時內，這場科技公司與政府之間的角力，已從矽谷的商業糾紛，演變為一場事關民主、倫理與權力的深刻辯論。

AI倫理的拉鋸

這場風波的表面是兩間AI公司在面對同一個客戶時，所做出的截然不同選擇。Anthropic選擇堅守它認為不可退讓的倫理底線，代價是失去政府合約，甚至面臨公司存亡的威脅。OpenAI則選擇了一條更具彈性的路線，以遵守現行法律為前提換取合作，在商業利益與道德聲譽之間尋求平衡。兩種路線都有其邏輯，也都留下了難以消除的疑問。

Anthropic的立場引發了廣泛的公眾同情，甚至讓Claude一夜之間成為下載排行榜的冠軍。歌手凱蒂佩芮在社群媒體上公開背書，帖文觸及逾1200萬人。這樣的民意反應，反映出一個長期積累的社會情緒，人們對政府使用科技監控、對AI被用於殺傷性武器，有著真實而強烈的恐懼。Anthropic的執行長阿莫迪（Dario Amodei）選擇在這個時刻劃下紅線，贏得一批真誠的支持者，但這場輿論勝利能否轉化為長期的商業與政治籌碼，仍是未知數。

憲政與哲學問題

問題的核心並不只是Anthropic或OpenAI的取捨，而是私人企業是否有權力乃至責任，去限制民選政府使用技術的方式。奧特曼在接受公眾提問時說得坦率，選民選出了政府領導人，應該對於由一家私人企業來決定什麼是道德上的禁區感到憂慮。民主制度的設計正是為了讓集體意志能約束個別行為者，包括強大的政府，也包括強大的企業。若AI公司能單方面拒絕依法授權的政府行動，豈不是以企業意志凌駕於民主程序之上？

但這個論點有一個致命的前提，那就是要民主程序確實在正常運作。現實情況是，美國國會在ChatGPT問世三年後，至今未能通過任何聯邦層級的AI立法。川普政府不僅廢除了前任留下的有限AI監管框架，更積極打壓試圖自行立法的州政府。在這樣的真空下，要說民選政府代表了人民對AI使用有所限制，說服力相當薄弱。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屆政府本身的行事方式已多次讓人質疑法律究竟能提供多少保障。史諾登揭露的大規模監控行動當年在政府內部被裁定為合法，後來卻被法院認定違憲。執法機構對「合法」的詮釋，往往比公眾想像的更有彈性。當OpenAI以「只要不違法就可以做」作為對五角大廈的保障時，這個承諾的價值取決於人對「合法」有多大信心。

OpenAI在合約中，保留對模型安全設定的最終控制權，並在聲明中反覆強調，它禁止自主武器與大規模監控。但合約的公開摘錄並未賦予OpenAI在這些用途上的獨立否決權，研究政府採購法的學者直接指出，這份合約只是要求五角大廈不得違反現行法律，而非在法律外另設一道防線。兩者之間的差距對那些擔憂AI風險的人來說，不是細節的差異，而是原則的分歧。

對Anthropic而言，這場勝仗也並非沒有代價。五角大廈試圖援引《國防生產法》強制徵用其技術，並以「供應鏈風險」的標籤，威脅要切斷其與所有國防相關企業的往來。法律學者普遍對這種作法的合法性存疑，Anthropic也已表明將提出訴訟，但這種政治威脅已足以讓投資人重新考量。Axios的報導指出，Anthropic可能因此損失高達600億美元的融資。若一家堅持倫理立場的公司，最終被政府的報復行動逼入財務困境，這對產業的影響，恐怕比一紙合約更大。

AI監管系統性失靈

這場風波最值得深思的是，它所暴露的制度性漏洞。一位曾任職拜登政府科技政策辦公室的學者說，把一個攸關文明走向的政策丟給個別公司與政府機關透過合約來解決，本身就是一種失職。這是說整個民主社會的決策機制，在面對AI技術時出現了系統性的失靈。

美國政府對AI的態度正在從合作走向控制，甚至接近某種軟性國有化。國防部以《國防生產法》施壓，試圖強制取得符合自身需求的AI系統已是公開的訊號。若先進的AI被視為戰略技術，那麼政府選擇完全掌控，從曼哈頓計畫到太空競賽都是如此，只是在民主社會，這樣的掌控需要公開辯論與授權，而非透過行政命令和報復性標籤來實現。

中國大陸要求科技公司配合政府的戰略需求，但這種「效率」的背後是企業的全面讓渡。若民主國家為了與體制競爭而放棄自身的價值護欄，那麼競爭的目的已成疑問。

誰來決定AI的使用方式？

眼下，輿論的潮水暫時站在Anthropic這邊。但輿論是短暫的，政治壓力和資本壓力是長期的。那些認同Anthropic立場的人更應該追問的是，如何建立一個不依賴企業良心的制度保障。國會需要立法，公民社會需要監督，媒體需要持續追蹤那些在機密環境中悄悄發生的AI部署。沒有這些，無論哪家公司的合約條款寫得多麼漂亮，都不過是沙上建塔。

這場風波會過去，但它帶出的問題不會。當AI為軍事行動提供決策支援，當它能大規模監控每一個公民，那麼誰來決定它的使用方式就是政治問題了。Anthropic和OpenAI的選擇不過是這個問題的開場白，答案需要由整個社會思考決定。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