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藍綠兩黨合意「變憲」以來，台灣高頻率的選舉行為，既是鞏固島上統治者的「內部合法性」，也是對台灣人進行「非中國」的精神改造，選民每一次的投票行為都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精神洗禮；每個參選人的政見表演，必然得通過「非中國」的思想安檢。

以藍綠「增修條文」來錨定「中華民國台灣」，區隔「大陸地區」為他者、為「境外敵對勢力」，這就是所謂「民主自由」在台灣的底層邏輯。換句話說，投票本身就是對台灣人進行「非中國」的精神改造儀式。問題是，對日抗戰勝利80年後，如果「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那還算是台灣光復嗎？

從七子之歌到豪豬咿咿

在文明史的長時段裡，台灣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生成的政治文明，而是華夏家長責任型文明在海疆的延伸形態：宗族－鄉里—官府的責任遞進結構成為核心特徵，政治權力被期待承擔「兜底責任」─避免讓個體成為風險承擔的最小單位，這是集體主義演化論的典型形態。

只是晚清衰敗，無力承擔家長的責任，致使香港、澳門、九龍、台灣、威海衛、廣州灣及旅順、大連等地相繼淪為殖民地、租借地或域外勢力範圍。民國詩人聞一多為此創作《七子之歌》，成為中國文明臍帶的證言。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50年間，中國文明仍在台灣社會底層運作，但政治上已被抽離主體性。總督府與台灣人之間並不構成倫理共同體，殖民現代性的治理目標是效率和秩序，以便於掠奪，而不是長期承擔。這次長達半世紀的文明斷裂和疏離，給本身未完成現代化的民國過渡體制帶來光復後的治理障礙，加上反共動員因素，更無法完成「責任－認同—長期承擔」的整合。民國徒有家長形式，卻未盡家長責任，為台灣後來的全面轉向留下結構空間。

當中共領導的人民路線推翻南京政府，建立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以後，撤台民國遺老全面依附美國建構的冷戰格局，台灣的文明史因而被再度改寫。此後台灣的「政治合法性」不再來自文明承擔，而是來自陣營歸屬；政治人物成為「代理人」，而非實際「負責者」。到了冷戰結束的後蔣時代，以李登輝、黃信介為首的藍綠統治階級，想的不是復歸家長責任型文明，而是引入歐美程序主義民主，著手「變憲」整容，以附庸美國為條件來獨占台灣利益。

台灣人被藍綠政、學、媒植入個體主義契約論思維，深信已臻「民主自由」的境界，代價是沉淪於美國「豪豬戰略」的陷阱，長年的巨額軍購就是進行「非中國」的改造。

「民主自由」淪為棄子

豪豬角色歷來出現在三種地方：帝國邊疆、不同勢力交界緩衝區，或是無法承擔主權責任的小型政治體。然而，當今世界的戰爭、科技、金融、能源、文明衝突，每一項問題都非小型政治體可以承擔。任何一次的錯誤選擇，都足以影響數十年，甚至幾代人。像新加坡那樣靠著地利之便，幾代人賺過路費和轉運費的「天命」，只消大陸一個海南封關政策落地，就能淪為黃樑一夢。

換句話說，在全球風險高度集中、決策後果不可逆、權力結構高度不對稱的當今世界，權力分散化的時代已經落後，取而代之的是責任集中化。「民主自由」只是誘惑豪豬的陷阱，卻完全沒有為最壞後果兜底的能力。這是因為基於個體主義契約論，「民主自由」的最終主體是個體，政治只是授權與代理的關係─這就是「全民防衛」、「韌性社會」、「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體制語言的真實含義。

在政客代理型體制下，台灣人被要求為抽象價值站在第一線，為他人博弈承擔實體後果，卻不掌握終局決定權。這種角色，在任何文明史上都不被稱為「人」，只能是邊緣防禦單元的「豪豬」。這與烏克蘭極為相似，軍事正當性並不來自自身的實際處境，而是來自外部霸權的戰略需求，在政客代理型體制下，烏克蘭的個體被要求承擔生死，決策卻在外部同盟結構中完成。台灣方面半斤八兩，價值話語高度激進，決策權力卻高度分散，政客、外力、選民無人足以承擔最終風險。

在這種戰略結構中，台灣人不是任何書寫文明的筆尖，只是被包裝成尊嚴的去人化配置。同樣選舉，但香港、澳門卻不是豪豬，因為他是家長制兜底的文明型態。當台灣人還處在過時的、抽象的民主與專制、自由與威權之分的集體語境時，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與家長責任型文明體制，早已更貼切人民大眾真實的生活感受。語境、處境和相應思維的落後，填充台灣光復第二階段的正當性。

台灣再光復實踐人民路線

準確說來，1945年的台灣光復，是完成了歷史和主權的初階正義，台灣復歸為中國的一省。其後由於新舊法西斯外力的介入，與國內代理型政客的出賣，欲使台灣的歷史和主權淪為「地位未定」，包括承認非法無效的《舊金山和約》，這就形成了家長型文明必然承擔第二階段台灣光復的歷史結構。第二階段的台灣光復則不僅僅是軍事名詞，而是更深刻、更有條理的文明和制度意義上的完成。毛澤東說：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綜觀台灣當局罔顧民生的「外交」與「國防」：索馬利蘭、史瓦帝尼與兆元對美軍購，那是在全世界搜尋同樣具備割據屬性與貪腐基因的落後勢力，結成對抗中華民族統一的階級同盟。代價是台灣人在地表最危險的區域，吞下萊豬、萊牛、核食、基改食品、發芽馬鈴薯和禽流感疫區的雞肉，以及健保、勞保、基建、債務和各類社保的赤字。

從文明和體制看來，台灣唯有再光復，回歸文明的母體，由家長兜著最終責任的寶島，才可能重建正義的文明社會。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