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灣兩項政治訊號值得注意：一是規劃2027年再度普發現金每人一萬元，訴諸台灣經濟高速成長及「AI紅利、全民共享」；二是提高中國介選、認知戰與統戰滲透警示，並將中共北戴河會議與選舉可能面臨中國大陸因素相互連結。

選舉逐漸呈現中央化趨勢

兩者看似分屬經濟政策與國家安全領域，卻可能構成民進黨年底選舉的雙軸戰略。前者透過經濟成長與普發現金強化執政績效，以吸引重視經濟民生的中間及游離選民；後者則藉由中國大陸威脅、介選及國安論述，提高綠營支持者危機意識，鞏固基本盤，形成「向中間擴張、向基本盤鞏固」的選票極大化策略。

這也使得原本強調地方建設、候選人條件、地方派系及治理能力的九合一選舉，逐漸呈現「中央化」趨勢。地方選民投下的不只是縣市長與議員選票，也可能被轉化為對賴清德執政績效及兩岸政策的期中評價。

其中最具政治感受性的就是經濟牌。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預測2026年經濟成長率達11.05％，主要受到全球AI、高效能運算、半導體及資通訊出口快速成長帶動。這使得賴政府取得有利的政績論述基礎，台灣不僅經濟成長，而且希望透過「AI紅利、全民共享」，把總體經濟成果轉化成一般人民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利益。GDP成長11.05％對一般民眾而言是抽象統計數字，但每人獲得1萬元，對政治認同較弱、重視生活及經濟表現的中間選民而言，這比抽象的政黨理念更易產生直接效果。

誰真正分享到AI紅利？

蔡英文2016年上台時，台灣每戶可支配所得吉尼係數約為0.336，最高的20％與最低的20％家庭所得差距約6.08倍；2024年賴清德上台的第一年吉尼係數為0.341，最高與最低20％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達6.14倍，這顯示經濟成長並未使所得分配改善。尤其近年經濟成長高度集中於AI、半導體、電子及出口產業，產業之間的薪資差距、資產持有差異及房價上漲，都可能造成GDP高速成長與一般家庭生活感受之間產生明顯落差。

普發1萬元固可創造「全民共享」的立即效果，卻無法取代結構性改革。如果AI與半導體創造的龐大財富主要集中於科技業、高所得者及資產持有階層，而一般受薪者仍需面對高房價、高物價與實質所得的壓力，那麼再亮眼的GDP數據，也未必能轉化成民眾對政府治理的正面評價。這也構成「經濟政績牌」的政治風險。當民進黨政府強調11.05％經濟成長與AI紅利時，在野黨勢必追問成長究竟如何分配；若人民對生活改善的主觀感受與政府公布的總體數字產生落差，普發1萬元可能被認定執政黨政策買票。因此，決定經濟牌效果的並非1萬元本身，而是人民是否相信經濟成長能改善其生活。

從17項策略到國安牌

相較於經濟牌主要向中間選民擴張，國安牌更有鞏固基本盤及提高投票動員的效果。2025年3月13日，賴清德召開國安高層會議，提出中國對台的「五大國安及統戰威脅」，包括國家主權、國軍滲透與間諜活動、國家認同、利用兩岸交流進行統戰，以及透過融合發展吸引台商、台青等面向，並提出17項因應策略。

從民主防衛的角度而言，政府確有必要設置國安防衛機制，但不應讓所有主張擴大兩岸交流的政黨或個人，必須不斷地證明自己不是「中共同路人」，更不應當讓兩岸政策辯論逐漸被政治身分認定所取代。「在地協力者」若涉及接受境外的勢力指揮、資助或從事違法活動，本應依法調查處理；但若此概念在選舉過程中被無限延伸，就會使得原本正常的經貿、學術、宗教、青年、城市交流，甚至不同的兩岸政策主張，都被納入政治忠誠的審查範圍，讓國家安全治理轉變為標籤政治，進一步加深藍綠政黨及不同政治群體之間的不信任。

更深層的影響是政治上的「寒蟬效應」。若有人因為擔心參與兩岸交流會遭到政治質疑、網路攻擊，甚至被貼上「中共同路人」或「在地協力者」的標籤，而不敢表達意見、參與交流，這會使原本以防範境外滲透為目的的國安政策，產生政治分化、相互懷疑與公共討論空間縮小等副作用。

選票或是國家利益極大化

國安牌同時會使兩岸形成「中共施壓—民進黨強化國安—兩岸交流限縮化—中共再強化壓制力度—民進黨再提高抗中保台動員」的敵意循環。外部威脅或有助於政黨凝聚內部支持，但同時會使兩岸軍事緊張、經貿不確定性，甚至造成戰爭風險。

毋庸置疑，無論是經濟牌與國安牌其實都是雙面刃，經濟高速成長若沒有同步改善所得與財富分配，可能形成「國家經濟亮眼、人民感受有限」的落差；國安治理若與政黨選舉過度結合，則可能出現「對外防範滲透、對內增加對立」的矛盾。前者可能加深台灣社會階層與分配焦慮，後者則可能造成政黨對立、社會分化及政治寒蟬效應。真正符合台灣長期利益的治理，應是經濟成長兼顧分配正義，國家安全兼顧民主自由；民主防衛不能製造內部敵人，強化國防也應同步降低戰爭風險。政府既要防止境外勢力非法介選與滲透，也應保障正常兩岸交流與多元政策主張，讓國家安全與民主自由之間維持必要的法律界線與比例原則。

是故，如果政策主要服務政黨競爭與執政延續，卻未能同步降低所得差距、社會分化及兩岸衝突風險，就可能出現選票利益得到極大化，社會承擔的風險也同步極大化。任何政黨都想追求選舉勝利，政黨利益與國家利益也並非必然衝突；但當兩者出現矛盾時，民主治理最重要的判準仍應是整體與人民長期利益。

總之，2026地方選舉最值得觀察的，不應只是哪個政黨增加幾席縣市長，而是台灣能否在經濟繁榮、分配正義、民主安全與兩岸和平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作者係佛光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