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至15日，中國大陸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訪問南韓，由於行程短暫，只舉行了中韓外交部長會議及拜會總統文在寅，但此行達成了警告文在寅的目的。文在寅在聯合國大會演講時強調「終戰宣言才是在韓半島打造和解與合作新秩序的重要出發點」，他還表示：「我今天再次敦促國際社會，為宣布韓半島戰爭結束而齊心協力」。 據南韓外交部事先發布的新聞顯示，王毅此次訪韓的議題包括：一、商談明年中韓建交30周年慶祝活動及加強實質合作事宜；二、如何安全管控朝鮮半島情勢；三、對國際事務交換意見。然而，比這些議題更重要的是王毅的談話。 文在寅不放棄「文金再會」 9月15日拜會文在寅時，王毅直率告訴文，中國與南韓毗鄰，是無法切割的關係，兩國國情雖不同，但彼此一直尊重各自的發展及核心關切事務，兩國人民也相當友好。王毅提醒文在寅，19日至23日訪美出席聯合國第76屆大會時，不要再像前次訪美時提及「台灣、香港、新疆人權」等問題。 在美國積極拉攏南韓加入美、日、澳洲、印度4國安全體系(QUAD)與美、英、加拿大、澳洲、紐西蘭五國的「五眼聯盟」(Five…

自中美天津會談不歡而散後，兩國在台海、南海較勁有升高趨勢，雙方軍機、戰艦不僅在本地區頻頻出現，各種大規模軍演亦不斷舉行。特別是拜登內閣官員最近密集走訪東南亞，不僅造成域內國家須選邊站隊的困擾，亦引起俄羅斯等域外國家對國際安全的疑慮。此外，俄國學者認為，美軍從阿富汗匆促撤離遭各方抨擊，拜登政府目前應不會放棄對台灣的支持。 南海軍事衝突升高 俄國觀察家分析指出，7月下旬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先後訪問菲律賓、新加坡、越南三國，主要目的是與東協國家加強軍事聯繫，以阻止中國在本地區的影響力擴大。華府希望在本地區部署能威脅俄、中的中程導彈基地，同時在中國周邊部署大量先進戰機，並準備在西太平洋地區進行大規模軍演，如此一來就可達到拜登利用東協擴大影響力，阻止中國掌控南海的戰略。奧斯汀在與菲總統杜特蒂會晤時，甚至討論到在緊急情況下，美軍可根據1950年代所簽署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使用菲國軍事基地。 俄國觀察家引述亞太安全論壇(CSIS)主席桑德羅(David Santoro)的談話指出，目前亞洲正面臨軍備競賽的威脅，因為他們既擔心中國，但也不願太依賴美國，所以本地區國家不僅自行研發生產導彈，又向第三國購買各種先進導彈。根據2020年戰略分析顯示，美國準備在第一島鏈，包括日本、台灣部署射程2,776公里的導彈。此種情勢若持續發展，將使本地區戰爭風險大幅升高。…

台灣與大陸一衣帶水，兩岸經貿往來尤其密切，但蔡政府上任後，大陸禁陸客自由行，加上疫情爆發後封城的禁令、小三通關閉；觀光業成了慘業，連農產品輸出大陸也受到影響，冀望兩岸盡快恢復交流，解決內需服務業的困境。 台灣經濟「外熱內冷」現象明顯，即商品出口暢旺，民間投資熱絡，但消費相對低迷；製造業一枝獨秀，資通訊與電子產業獨領風騷，服務業卻步入衰退，尤以觀光、旅宿、餐飲為甚，不同部門與業別業態的就業狀況，可謂幾家歡樂幾家愁。商研院9月7日發布的7月「商業服務業景氣循環同行指標綜合指數（CCCIS）」降至-1.18個標準差。若未來幾個月毫無改善，預測到2022年1月會持續降為-2.02個標準差。若然，這將成為首次低於2009年6月出現的-1.95個標準差，也是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的最低值。顯示服務業在這波本土疫情的衝擊下急速下降，甚至出現嚴重蕭條現象。 此外，台灣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在今年4月達到2.1%，5月更來到2.47%高峰，7月雖降至1.95%，但8月又上升至2.36%，為今年以來三度突破2%的通膨警戒線。蔬菜、水果、油料費持續上漲，豬肉更創下6年半新高價，雖引發通膨機率不高，但民眾的荷包卻因此縮水，實質薪資也減少，內心苦不堪言。另外，反映廠商進貨成本的躉售物價指數(WPI) 8月年增率為11.88%，亦處於高點，廠商的獲利大減，徒喚奈何！ 台商赴陸投資明顯減少…

8月10日，美國參議院朝野兩黨歷經數月協商，以69票對30票通過「基礎建設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ct)」。這項號稱是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推出「新政(New Deal)」以來，規模最龐大的基礎建設計畫，雖仍需經眾議院同意，但此一喜訊已讓拜登政府稍微挽回其低迷的聲望。  …

台灣中科院專案研發的天弓三型，是繼天弓一/二型之後最新服役的產品。除了陸基型版本之外，還有研發中的海弓三型，可供艦載Mk-41型垂射系統使用，堪稱一彈多用的防空系統。 天弓三型的研發歷程 中科院在研發初期，稱天弓三型為反戰術彈道飛彈(ATBM)，研發代號「層系計畫」。2000-2007年，國防部編列190億新台幣研發經費。稍後，天弓三型、雄風三型、雄二E型合併稱為「新三彈」。 天弓三型的雷達設備，換用類似愛國者飛彈系統的AN/MPQ-65機動相陣雷達車，中科院稱為「機動型中程三維相陣射控雷達」。其正式編號不明，偵測距離超過400公里。媒體報導其導引性能可同時接戰9個目標。 2008-2011年，國防部編列62.58億新台幣，進行弓三性能提升的「強弓專案」。2011年前，弓三專案研發經費已達300億新台幣。2013年天弓三型初步完成測評。官方資料稱，天弓三型的最大航速為7馬赫、機動性有50G，最大射程達200公里，可攔截定翼機、直升機、巡弋飛彈、反輻射飛彈、短程戰術彈道飛彈、無人機、匿蹤目標等。…

回顧中國海軍的近代發展，早年受限於技術、戰略方向，中國海軍有很長一段時間屬於「近岸防禦型海軍」，到了21世紀，因經濟發達，連帶推升中國國力崛起，中國海軍從原先的外購、學習他國技術到自製，經歷了數十年光陰，如今的中國已有能力自主開發新型航母，這正改變著世界海洋權力的板塊。 中國早年海軍發展 1950-1970年代中國解放軍主要仰賴陸軍部隊，海、空軍因投射能力有限，僅作為輔助陸軍的角色。隨著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解放軍的各項裝備均獲得改善，其中海軍航母的發展、戰力更受到國際普遍關注。 衡量一國的航母戰力，基本上從航母噸位、動力、艦載機數量、配屬的護衛/驅逐艦等因素來論。中國航母起步較晚，但已全面朝向「自主開發」階段邁進。無論是近年的遼寧號、山東號，或是即將服役的003級航母，皆是未來遠洋戰力的要角。 遼寧號航母…

辛亥革命的爆發、「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建立，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台灣同胞特別關注辛亥革命，欣聞祖國大陸發生辛亥革命，他們心中歡呼大陸革命成功。一時間，「唐山(指祖國大陸)發生了革命，『漩桶』(宣統諧音)退了位，孫中山當了大總統。」這稱頌大陸革命的三句話成了台灣同胞的見面語。當時，歌頌革命的《新三字經》、《孫逸仙演義》、《辛亥革命演義》以及宣傳革命拉洋片、木偶戲等，很快輸入台灣。 對台灣同胞而言，中華民國的建立有著極其特別的意義。簽訂屈辱賣國的《馬關條約》、腐敗的清政府倒台了，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必定會、也必定能與日本交涉，把台灣要回來，讓台灣重新成為中國的領土，讓台灣人重新成為中國人。應該說，台灣同胞有多少對日本殖民者的恨、對清政府的怨，就有多少對中華民國的期盼。他們期盼著：在中山先生的領導下，中華民國會把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哪怕是與日本一戰，也會把台灣「帶回家」。 他們沒有等待，積極開始展示擺脫日本統治、回歸中國的意願和決心。他們當中，有人如連雅堂、林資鏗、林子瑾放棄了日本籍，重回中國籍，積極參加祖國的經濟、文化建設。 更有人在島內直接發動反抗、推翻日本殖民統治的武裝起義，不惜為此獻出生命。1895年，自日本殖民者登上台灣島開始，台灣同胞即展開激烈的武裝反抗，使得日本殖民者付出了遠遠超過其在甲午戰爭中傷亡人數的代價，才在台灣站住腳跟。在日軍殘酷的鎮壓下，至1903年，台灣的武裝反日運動逐漸沉寂下來。然而，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時隔數年，台灣的武裝反日起義再次興起，彼伏此起。從1912年到1915年較大規模的即有10次左右。其中，1912年劉幹領導的「林圯埔起義」、1913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1915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起義」皆震動全島，給日本殖民統治很大的打擊。 作為台灣「與辛亥革命關係最直接的一人」羅福星，在領導1913年「苗栗起義」中，以「驅逐日人」、「光復台灣」為號召；親自撰寫《大革命宣言書》，指出光復台灣活動是為「雪國家之恥」、「報同胞之仇」；在法庭上宣示自己的目的是「使本島復歸中國所有」。…

從驅逐韃虜到五族共和 傳統的中國大致以「華」、「夷」來分境內民族和其他民族。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的孫中山，採取了「驅逐韃虜」為其革命手段，要將少數民族的滿族所建立的政權趕走，進行一場民族革命。不論他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或在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其誓詞都主張「驅逐韃虜」，顯示孫中山為推翻腐敗、衰弱的滿清政府，選擇了一條以漢族為中心，與日本相同之單一民族形式，來建構國家。 辛亥革命成功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產生很大的變化。他看到美國本是歐洲諸民族的合體，可是建國後已融合成一個民族的國家。他因此呼籲「必要將滿、蒙、回、藏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之後他不再高喊「驅逐韃虜」，而是積極地擁護「五族共和」，強調國家是由五個族群的人民所構成，期待五族同心協力建設「中華民族」的國家，用以對抗帝國主義國家的進逼。 為顯示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等多民族國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採用了「五色旗」為國旗，後繼的袁世凱政權也同樣用這代表五個族群的「五色旗」(1912年6月8日至1928年11月2日)，持續認同「五族共和」的國家建構。 抗日強化了中國民族主義…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回首過往滄桑，中華民族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引領下，用血和淚寫下交織著苦難與輝煌的歷史篇章，其中包括台灣同胞對日本殖民者進行不懈抗爭的英勇史跡。台灣早於1945年光復，但未經幾年又因國共內戰延續和外部勢力干涉，與大陸分隔至今逾70年。回顧台灣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應可激發台灣人民的愛國主義傳統。 辛亥革命與台灣光復 一、孫中山三次到台灣 孫中山第一次來台是他遭清廷通緝，在倫敦被捕脫險後，於1900年9月28日抵達基隆。在台42天期間，孫中山組織革命隊伍，策劃在惠州武裝起義，並在台設立臨時指揮中心。 第二次是在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化名「汪國權」經日本秘密來台，住在台北梅屋敷（今台北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他這次在台停留只有十多天，而且日本警衛森嚴，但仍見到一些革命黨人，從廖進平手中得到其父廖乾三向台灣士紳募集的6萬元經費，也留下「博愛」、「同仁」等墨寶。…

剛剛過世的史學家余英時，雖然各方讚譽有加，但從他某些論著看來，不能排除他帶著成見治史。在《重尋胡適歷程》書中，余英時吹捧駐美大使胡適是促成二戰美日開戰的角色，他說「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適的演講活動已構成美日關係的一大威脅。可以想像，胡適平時與羅斯福和國務院高層領導人物之間的交談，也必然強調與日本談判並不可持，因為它絕不講信義，這是他一貫堅持的看法。無論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後談判的破裂，與胡適在最後一分鐘的強烈爭持是有關係的。」余這段說法與實際情況完全不同，胡適自己發回重慶的電報並沒有余英時所謂的「強烈爭持」。 余英時很可能對於領導抗戰的蔣介石帶有濃厚偏見，才會把美日開戰的歷史功勞全記在駐美大使胡適的頭上，故意忽略蔣的角色，並且抹去所有與蔣有關人士提出的證據，毫無根據地片面吹捧胡適促成美日開戰。畢竟胡適留美，是西方教育下的產物，肯定胡適亦有褒貶東西方高低差別的暗示。余英時生前論胡適，不經意地洩漏了他的偏見。 若從各種現存的公開檔案查考，胡適駐美期間的表現，絕非余英時吹捧的那麼厲害，胡適或許能夠發表演說，鼓動人心，但胡適對羅斯福有關日本態度的影響極為有限。 羅胡會談後日偷襲珍珠港 今年12月8日，恰好是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美軍太平洋艦隊80周年，根據羅斯福總統生前每日行程表與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記載，在美日進入戰爭狀態前，羅斯福唯一的公開行程，就是與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在白宮會面，羅斯福告訴胡適，日本可能在48小時內對美開戰，萬一美日戰禍發生，請中國朝野務必有哀矜勿喜的態度。胡適剛離開白宮，日本海軍的炸彈與魚雷就打沉了停泊在珍珠港的美軍戰艦。…

教師人權促進會創辦於1987年8月23日。創始人是李勤岸、盧思岳和我三人。當時我們都有工作權被剝奪之虞，也就是教職即將不保，其中我是遭私立立人高中校長威脅下學期不發給聘書，李勤岸講師是未獲中山大學外文系續聘，前明道中學老師盧思岳則是因前一年推動反杜邦運動而遭解聘。 我當時經常以筆名史為鑑在黨外政論雜誌寫稿，與政論界關係不錯，消息傳出，有不少人挺身為我打抱不平，在各自的雜誌刊登消息，以示聲援和關切。 緊接著《自立晚報》以社會版頭條披露這個涉及教師人權的新聞，隔天又在第二版以半版刊出專訪，並附照片和漫畫，我所提出的籌組教師工會構想，立刻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我曾加入夏潮聯誼會，該會不久之後在台北吉林國小大禮堂舉辦「教育人權座談會」，曾提出「也應有教育人權宣言」的師大教育系教授林玉体也出席了該會聲援我。林教授是我在師大進修時的老師，當天偌大的禮堂居然擠得水洩不通，我再度提出成立教師工會的主張，立刻引起巨大迴響。 在高雄宣布要組教權會…

近期公視播出以1867年羅發號（或稱羅妹號、The Rover)事件為歷史背景的電視劇─《斯卡羅》(SEQALU．FORMOSA 1867)。劇中內容與史實落差很大，並刻意呈現出「台美關係」早於「中美關係」、「台灣不屬於中國」等錯誤的想像，易誤導台灣民眾的國族認同。 每個周末晚上在公視播出的12集電視劇《斯卡羅》，至今已熱播了一個多月，獲得不少迴響和好評，並很快就募資到創立相關的線上遊戲。劇中所說的1867年的羅發號事件，就像是觸發了台灣史的一連串蝴蝶效應，之後不僅發生1874年日本出兵來台的牡丹社事件，還引發了1875年清廷的開山撫番，以及後續為時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 台灣過去幾部影片，如《1895乙未》、《賽德克巴萊》、《KANO》等，都是在親日的台獨史觀下拍攝的，曾造成台灣國族認同的錯亂。特別是以羅發號事件為引線，延伸至150年後的今天，當代的恆春半島所留下的南國記憶，竟先後由《海角七號》(2008)、《斯卡羅》(2021)來詮釋，豈不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