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個名為《中華民國轟炸台北？台灣人的戰時生活》的視頻（

台灣總督府招募「志願兵」

關於當年台灣總督府招募志願兵，應徵者踴躍的問題，視頻製作人找來種種相關的照片，然後配上這樣的口白文字：

「1945年，開始實施對於台灣本島人的徵兵。在此之前的1937年開始，則是公開招募非戰鬥性任務的文職、翻譯、農業、運輸、工程、航運的軍屬人員。1942年，總督府對外招募陸軍第一回特別志願兵，名額是1,020人，結果應徵報名的人數高達了425,921人，占當時台灣青年人口數的14%；而錄取率就只有0.2%而已。沒有最誇張，只有更誇張；第二年再招募第二回志願兵的時候，名額是1,008人，結果應徵的人數達到空前的601,147人，志願上戰場，是要有為國家捐軀的覺悟，難道會有人把死亡當成是兒戲的嗎？從上面這些驚人的數字看來，如果還有人再繼續說，台灣人是被迫從軍的，被拉去當軍伕，那真是對我們先人的熱情最大的侮辱」（6分28秒-7分35秒）

視頻引用懸殊的數字與熱烈的宣告，看起來很動人，然而史實如何？

在該影片中只提到了社會經濟上的統制與配給；卻沒有提到來到1942年之際，社會上普遍的生活如何，配給夠吃嗎？不夠吃，買得到嗎？請看以下是根據自稱當年最早的「國語家庭」；其父為辜顯榮先生的家庭醫生的林彥卿醫師記錄的史實： 「戰況一天比一天激烈，…那時物資相當匱乏，尤其是糧食不足所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家裡的女傭及洗衣婦們抓了蟑螂在鍋裡煎了吃。我說『髒死了！』。她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而已。…老百姓的生活如此」（《無情的山地》，林彥卿著，2007年二版一刷，頁131）。

「體力測驗…母親為我準備的新內褲出了問題，…當時已經沒有全棉的布料，都是使用人造絲，品質很不好。連內褲的小繩子也是人造絲造的，拉力不夠，所以開跑沒多久就拉斷了，內褲都快要掉下來了，…」（《台北三中末代學生記》，賴麟徵著，台灣風物57卷2期，頁38）。

「物資嚴重缺乏到連養豬人家的餿水桶裡，只要上頭飄著番薯的蹤跡，馬上就會有三、五個人靠過去搶著撈來吃，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女主人看到了就說：『阿品，番薯都給你們撈去吃了，那我的豬要吃什麼呢？』被人這樣說很難為情，但是肚子餓起來的時候，什麼尊嚴啦！面子啦！誰也管不了那麼多。」（《怒海孤舟，一位體殘心不殘的素人作詞家的故事》，簡明雪著，南投縣政府文化局編印，頁38）。

這些應該就是大量志願兵應徵的最大理由，是否軍中要抗敵，應該一定能吃得飽？所以呢？當然，另一理由是可以不「志願」嗎？至於是否「當兒戲」的問題，當年竟真不乏這樣「兒戲」的紀錄：「對接受教育敕語長大，搆得上成為軍國少年的我們而言，最憧憬的是日本軍人和畢業的軍屬的英姿，…由於長官們說，日軍無論在中國或在亞洲每戰必勝，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那種悲壯情緒，…好像參加畢業旅行…」（《我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濱崎紘一著，邱振瑞譯，圓神出版，頁47~50）。

 據稱，這種「無知」要到幾個月後，「第一次親眼目睹戰爭的殘酷景象，我嚇得全身顫抖，在這之前，那種畢業旅行的氣氛一下子全部消失無蹤了。」（前揭書，頁52）。 或者所屬的單位中，有比賽「志願」的，或起帶頭作用的，能不為單位的榮譽而「志願」嗎？關於公務員的志願兵，「幾乎所有公務員都為了日本的緣故去志願當兵，因為大家都上戰場去了。當時擔任公吏也等於是當官，如果不以身作則去志願便很難說得過去，會覺得很不好意思。…當志願兵的待遇很好，可以留職停薪；如果是巡查的話，還可以升任甲種巡查；另外，還有來自各單位的所謂『慰問金』，由會計每個月自動由在職同事的月俸中扣一、二角，轉贈給出征的同事當慰問金。另外，社會上的愛國婦人會、青年團等團體也會發動勞軍捐獻，這些錢都一毛不少地存入出征同事的帳戶中。」〈「蕭金海訪問紀錄」收入在《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頁94〉。

據稱，還有在東京讀書的兒子，「竟然接到台灣總督府東京辦事處偽造的」，以明明已死去的母親名義來要我『志願當兵』的來信。除了以上這些不同的種種招募形式之外，據稱成為軍伕或者軍人，除了可得軍中的薪給外，家庭負擔的稅負可以減少，而各種配給可以增加，在那物資缺乏的年代，是否就是一種強迫的方式？該影片的『懶人包』竟然不知哀矜，而要人們謳歌。

台灣當年被轟炸的情況

 該片說是盟軍飛機的「無差別轟炸」。該影片中，使用照片說到有民宅、教堂與學校被無差別轟炸的情況（9分21秒-10分10秒）。 該片藉著強調有一家六兄弟姊妹，六人不同姓氏；其原因是他們的父母以為躲入教堂可能安全，沒想到被炸死；乃有六個遺孤，被六家人分別收養的慘事。然而，此處所強調的「無差別轟炸」，其史實究竟如何？知否，由於此事涉及二二八悲劇的問題，故特別更值得釐清。

根據當年台灣被轟炸的紀錄，民眾的回憶中明顯有軍機故意避開民房的情況；以台北為例，根據林彥卿稱，當年的實際是「台北遭受大空襲…城內被轟得很慘，…不僅對準軍事設施、政府機構，也針對台北市的日本人居住地區做選擇性的轟炸，…翌日，我的朋友坐在開往北投的火車上，聽到有個日本人說：『昨天空襲太可怕了，只是被炸得全部都是日本人住的地區，台灣人住的一點也沒有受損』」（《無情的山地》，頁407）。

這位林醫師還說到─「終戰後有個傳聞說，五月三十一日的台北大空襲是由戰前台北一中的英語老師柯喬治所主導的，否則為什麼一個勁兒往日本人住地襲擊，台灣人住地能倖免於難呢？若從受害人地區推測的話，確實目標僅對準日本人地區。柯喬治也曾經任教過台北高等學校，該校就沒有被炸。聽說是因為柯喬治曾被一中的日本人老師欺負，甚至毆打他，才心存報復。台北一中第三十八期的杜武豪，在美國加州當醫生，和柯喬治有來往。柯喬治告訴過他：『每次要攻擊台灣之前，在菲律賓的基地做行動說明時，都會拿出地圖指示不可轟炸到台灣人住地的大稻埕、萬華等地。』從美軍飛機選擇性的投擲炸彈這件事來看，日本人也多少聽到此風聲，可是他們解釋為這是美國挑撥離間內台人的手段，要使內台人反目成仇的緣故。當時，台灣總督安藤曾經說過假如美軍一旦登陸，台灣人究竟會站在哪一邊呢？著實帶來一點不安。」（前書頁407-409）

由上述史料看來，那能算是「無差別轟炸」嗎？據稱，當年有些戰略物資是被藏匿到附近的自以為安全的建築物，如學校或廟宇裡。另外，如1943年滿洲軍隊南來，駐進台中一中校舍，學生改在宿舍上課（《台籍菁英的搖籃》，朱珮琪著，向日葵文化，頁130）。而安藤總督則躲到新店附近的文山農場去了。

史實不容刻意扭曲

筆者研究台灣史幾十年，覺得此事應該影響到柯喬治在大作《被出賣的台灣》中所稱，台灣民眾誤以為美國會願意為「託管台灣」，而支持該悲劇事件發生的前因。可惜過去論該事件者從來無人關切，筆者認為，若要思患預防，應該深入理解各方面。

此時此刻可能是台灣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完全不檢討東京當局當年的決策錯誤，只一味強調台灣總督府當年進行了哪些社會統治，或謳歌當年皇民化青年從軍的意義，其故意扭曲事實的意義何在？很不幸的，這種扭曲不僅是台灣名嘴蔡正元的說法，也是美國學界的定調，而史實真相應該如前述所揭示，台灣人絕對是在被迫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應徵成為志願兵。

（作者係台灣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