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80周年紀念在即，但關於二戰史觀的認知謬誤仍長期存在。西方學術圈與輿論界流行的「忽視中國說」、「西方中心說」、「二戰六年論」、「日本受害論」等錯誤史觀，直接影響著當前的大國博弈。本文梳理比較常見的四類錯誤「二戰史觀」，分析其背後演進邏輯，並就此建議應藉著2025年紀念二戰勝利80周年之際，積極參與二戰史觀的國際輿論鬥爭，重塑中國為二戰領導國、貢獻國的歷史地位。

四大錯誤「二戰史觀」剖析

隨著美國政府將中、俄定位為「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美西方部分政治勢力開始著力弱化中國與蘇聯在二戰中所做出的貢獻。這種行為使得西方學術圈與輿論界出現「忽視中國說」、「西方中心說」、「二戰六年論」和「日本受害論」等四大錯誤的「二戰史觀」。

一是「忽視中國說」。對於中國軍民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及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貢獻，西方政界和傳媒界的一些勢力採取忽視的態度和矮化的手段。這種觀點常通過將中國描繪為「被動的受害者」，而非「重要的參與者」。20世紀中期至冷戰結束後，許多主流西方歷史著作對中國抗戰僅寥寥數語帶過，甚至誤將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模糊為「軸心國受害者」或「依賴盟軍拯救的失敗國家」。作為對當代中國抗戰史觀沿革的回應，美西方一些政治勢力借題發揮，拒絕正視中國為二戰最終取得勝利做出的貢獻。

持此觀點者多認為，當代中國對自身參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再次重視，是「為政治目的歪曲、改寫或在許多情況下篡改歷史」，是所謂中國作為修正主義國家，意圖重塑世界秩序計畫的一部分。如美國右派組織「自由基金會」（Liberty Fund）旗下的媒體，借評論牛津大學印裔英國歷史學家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正義之戰》，攻擊中國抗戰史觀是「令人翻白眼的」。其主要觀點包括「（中國政府）假定過去在正義事業中的勝利，為霸權提供有說服力的、持久的道德基礎」。

持類似觀點的組織和個人主要來自媒體、政界、國際關係等紮根於西方政治體系、「旋轉門」的領域，通常有預設的反華或鼓吹中美「新冷戰」的立場，例如美國自由基金會及2049計畫研究所主席、川普第一任總統的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部助理部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

二是「西方中心說」。「西方中心說」強調二戰的決定性勝利完全依賴美國、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力量，淡化或矮化蘇聯和中國的歷史作用。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也並未因蘇聯檔案公開、西方史學界對蘇聯二戰史的重新認識和基本肯定，而改變其西方中心、醜化蘇聯的「二戰史觀」。千禧年至今的四位美國總統中，除川普外，小布希、歐巴馬和拜登都明確在二戰相關的公開紀念場合上稱，由美國主導、其他盟國配合的諾曼地登陸是二戰的轉捩點。美國政府也長期在歐洲勝利日的紀念文章中，重複「二戰由蘇德兩國發動」 的立場，並譴責二戰後的蘇聯對東歐實施「鐵腕控制」。

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美西方傳媒界對俄不友好言論和著作的「市場需求」再次擴大，持醜化蘇聯觀點的學術著作也常被政治勢力吹捧。美國歷史學家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在2021年出版《史達林的戰爭》書中，誇張地指控史達林和蘇聯才是歐洲和太平洋二戰爆發的始作俑者。他聲稱通過「獲取俄羅斯檔案」，得以知曉史達林如何計畫蘇聯對歐洲和亞洲的「征服」、如何通過《租借法案》「剝削」蘇聯的「天真」歐美盟友。類似的著作因其順應了矮化蘇聯歷史貢獻的目的，得到大量的西方右翼組織和保守主義傾向的媒體背書和宣傳，成為反俄政治活動的彈藥，進而獲得可觀的主流學術著作的社會影響。

儘管《史達林的戰爭》的學術水準有限，被相當多的歷史學者署名書評質疑，但十分暢銷。該書購書頁面上所選的推薦語幾乎全部來自《國家評論》、《聯邦黨人文集》、《華盛頓檢查者》、米塞斯研究所等美西方保守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傾向強烈的團體和喉舌，其中甚至不乏尼古拉托爾斯泰（英國反共偽史作者、沙俄貴族後裔）等被西方學術界斥為陰謀論者的人士。

美國政府的態度，以及各種民間力量鼓吹西方中心、醜化蘇聯的二戰史觀行為，導致西方大眾傳媒也將西線作為文藝作品中二戰的預設中心，針對蘇聯在二戰中的形象採取不負責任的考據態度。例如2001年好萊塢電影《兵臨城下》（Enemy at the Gates），將保衛斯大林格勒的蘇聯紅軍，塑造為強迫手無寸鐵的士兵，利用人海戰術衝擊德軍陣線、肆意槍斃撤退的己方士兵，手段殘忍幾乎不亞於納粹德國，並導致後續大眾傳媒作品（如電子遊戲系列《使命召喚》、《英雄連》等），繼續複刻這些毫無歷史根據的錯誤形象。

三是「二戰六年論」。「二戰六年論」將二戰的起始時間定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忽視早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中國已拉開二戰序幕的事實。例如，《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7卷第316頁這樣說：「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的進程始於德軍大舉入侵波蘭後進展迅速」。英國軍事理論家、歷史學家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一章這樣描述大戰爆發：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卻出兵越過波蘭邊境。時隔兩天，在要求希特勒撤軍無效之後，英法兩國參戰。又一次歐洲戰爭爆發了，並進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蘇聯學術界也採取這種「西方中心論」說法。由蘇聯德波林主編的12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導言：「在法西斯德國進攻波蘭那一天，戰爭還沒有達到世界規模。然而，這次進攻又是世界大戰的開端；從這個時刻起，由於各種現象的合乎規律的相互聯繫，戰爭的規模不可遏制的擴大。因此，1939年9月1日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日子。」

簡言之，歐美史學界普遍認為二戰以1939年9月1日德軍進攻波蘭為起始，該結論被視為「權威性」的國際共識，但卻忽視了亞洲戰場的客觀存在。

從實際歷史來看，二戰是一場由德、日、義三個法西斯軍國主義與反法西斯之間的全球性戰爭。日本作為法西斯軍國主義的一方，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即中國的抗日戰爭，無疑是二戰的重要組成部分。1931年9月18日，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侵占中國東北近百萬平方公里國土。此後中國人民不斷掀起抗戰的浪潮。歷史事實表明，中國的抗日戰爭在「二戰」的整體框架中不應被忽視或歪曲。

四是「日本受害論」。「日本受害論」是近年來由日本右翼勢力推動，並得到西方部分輿論支持的錯誤敘述。該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日本是二戰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其主要邏輯在於突出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悲劇性，試圖淡化和模糊日本在對中國、朝鮮及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與戰爭罪行。在關於侵華戰爭的認知上，西方部分學者認為德國的侵略行為是明確的罪行，而中日戰爭則被視為兩國之間的「爭端」。尤其是對南京大屠殺的發生原因和死難者人數，西方至今存在不同程度的「冷靜質疑」。在二戰史觀的構建中，西方往往忽視戰爭的正義與邪惡之分，助長「日本受害論」的蔓延和傳播。

錯誤「二戰史觀」的現實危害

在西方學術圈與輿論界，錯誤的「二戰史觀」呈現出多維度的態勢。從中國抗戰的貢獻在西方「二戰史觀」中缺位，到對蘇聯二戰的負面評價，甚至引發「蘇聯引發二戰」的理論爭議，還有日本右翼勢力的輿論操作，這些錯誤「二戰史觀」背後夾雜著深層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對當下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家形象與地位形成嚴重干擾。

第一，警惕中國抗戰史在「二戰史觀」中的缺位。20世紀西方學術界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整體敘述中，往往未能給予中國應有的地位或篇幅。以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基根（John Keegan）等歷史學家編著的《國際事務概覽•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二戰史》、《二戰始末》等著作為例，從1950-2000年中國僅在零星幾段文字中提及，描述方式也常帶有負面色彩，突出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和中國軍隊的士氣不振，陷入「完美受害者」的敘事框架。中國軍民的巨大貢獻與犧牲往往被忽視，尤其是在討論日軍戰爭罪行、抗日戰爭的關鍵戰役及日本戰敗原因等議題時，中國的角色和作用幾乎未得到應有的肯定。

這一歷史敘事的缺失不僅影響各國的歷史研究，也在西方大眾傳媒中造成中國抗戰形象的文藝空白。西方民眾對中國在二戰中的立場常常模糊不清，甚至無法明確區分中國是同盟國成員或軸心國的一部分，進而影響到當前的對華認知。

第二，警惕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貢獻再認識的攻訐。進入21世紀，隨著歐美學術界對西方中心主義自我批判的興起，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穩步提升，中國抗戰史逐漸進入西方公眾視野。美籍華人記者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以及其研究過程中發掘或帶動《拉貝日記》、《魏特琳：南京大屠殺中的美國活菩薩》等書的熱銷和來自學術界的認可，使日本侵略者在華的戰爭罪行進入英文世界的公共記憶，同時也開啟圍繞中國抗戰的輿論攻防。除針對張純如本人的騷擾和死亡威脅外，時任日本駐美大使齋藤邦彥1998年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會批評該書，並和張純如在PBS節目中激烈辯論。

齋藤及一些西方人指責張純如是「攻擊日本」（Japan-bashing），而張反擊稱日本政府對二戰罪行的曖昧態度是東亞歷史沒能和解的原因。張純如於2004年自殺身亡，在她身後，日本右翼勢力借其死亡和心理健康問題渲染其著作「誇大其詞」或「與事實不符」。2007年，《南京的真實》電影在日本上映，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殺；據報導，這部電影的導演得到右翼媒體組織「櫻頻道」、十餘名日本議員及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支持。

2020年後，一些對當代中國抗戰貢獻持正面或中立態度的著作開始問世，但很快被衍生為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的現實闡述。歷史學家米德的著作《被遺忘的盟友》（2013）、《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2020）被大量來自不同政治譜系的媒體採訪。在《被遺忘的盟友》中，米德主要對1931—1945年的中國抗戰史進行面對西方讀者的闡述，同時客觀地分析了抗戰對其之後的解放戰爭國民黨失敗、當代中華民族主義塑造、東亞現代和當代國際關係等與當代政治領域的影響。其主要觀點是，西方公共記憶和學界長期低估乃至無視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和犧牲：「對於西方盟國來說，中國是一個屈服者，一個跪在地上的受創民族，等待著美國人和英國人將其從日本人的毀滅中拯救出來。」然而，在《正義之戰》中，米德聚焦於抗戰研究在當代中國的變遷，認為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和新一代中國公民的誕生，中國官方對抗戰的紀念與重視逐漸上升，並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在二戰中的地位，將其視為戰勝國及戰後世界政治的重要組織者，而不再僅僅是一個被動的歷史受害者。米德的這一論述雖揭示中國抗戰史觀的變遷，但也被有些人認為是對中國「修正主義」行為的間接批評。

此後，部分西方學者錯誤地將中國視為「歷史修正主義國家」，將中國通過重塑歷史記憶來塑造現代國際政治格局的行為，視為對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這種批評往往忽視歷史事實本身，實際上，正如米德等學者所指出的，當代中國抗戰史觀的沿革，是中國史學上變得全球化和正常化的現象，與其他二戰交戰國對戰爭經歷的解釋之趨勢相似。因此，簡單地將中國的歷史修正稱為「歷史修正主義」，是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崛起的誤解與政治打壓。這種解讀是出於保護既有國際秩序的立場，這種「攻訐」不僅曲解中國的歷史回顧，也掩蓋了西方在面對中國崛起時的戰略防範心理。我們必須警惕這種對中國歷史貢獻的再認識所帶來的偏見與誤導，防止其進一步演變為對中國崛起的文化和政治壓制。

第三，警惕西方學術界對蘇聯二戰貢獻的抹殺。西方學術界對蘇聯在二戰中的貢獻，在21世紀以來摻雜了越來越抹殺的元素，尤其是冒出二戰源於蘇聯的說法。西方史學界最初的主流觀點是，二戰歐洲戰場在戰術層面的爆發始於德國入侵波蘭，蘇聯在衛國戰爭中的犧牲和貢獻，對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挽救了美、英、加拿大和許多其他國家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年輕人的生命。實際上，多數當代西方學者對於「誰贏得了歐洲戰場」的話題會傾向於支持蘇聯。蘇聯在牽制和消滅德國的有生力量和裝備、投入和犧牲的自身力量方面都遠遠大於西線。實際上，在1944年6月美、英於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前，蘇聯一直獨自與納粹德軍展開激烈交鋒，並取得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勝利。蘇聯在這場戰爭中死亡人數高達 2700萬之多，可以說，若無蘇聯人民的英勇犧牲及艱苦卓絕的鬥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及東、中歐的解放無從談起。

然而，史學界對蘇聯角色的看法轉變主要出現在蘇聯解體後。隨著俄羅斯對蘇聯檔案的公開，西方史學界部分學派認為，歐洲二戰爆發的主要責任應由德、蘇兩國共同承擔。在蘇聯解體後，相當數量的出版物通過聲稱獲取俄羅斯等國的蘇聯檔案，再次將「蘇聯負責」理論炒熱，美國歷史學者麥克米金（Sean McMeekin）就是一例。對此，墨爾本大學歷史系教授艾德勒（Mark Edele）的長篇書評通過交叉查證，指出麥克米金的著作「為了徹底抹黑蘇聯的戰爭努力」，無視一些第一手史料及多處對史達林具體言論的時間和動機張冠李戴。

2021年，麥克米金和艾德勒各自出版了否認蘇聯貢獻的《史達林的戰爭》，以及為蘇聯正名的《戰爭中的史達林主義》，但後者的銷量僅為前者的1/10左右。相比於前者充斥著政治遊說機構的推薦人名單，《戰爭中的史達林主義》的推薦語幾乎全部來自西方各國的嚴肅學術機構和期刊，其中不乏來自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喬治城大學的教授。從兩本著作的受眾等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當代學術界傾向於認可蘇聯為反法西斯同盟做出貢獻，即使其中一部分派別可能對蘇聯是否促成二戰爆發有不同觀點；另一方面有政治力量在竭力渲染「蘇、德皆為加害者」理論，剔除二戰中非西方戰勝國的扭曲史觀，以此為美西方政界扭曲和醜化當代俄羅斯在西方社會形象的政治目的而服務；這種傾向在美國政府的公開言行中尤為明顯。

實際上，美國政府對「二戰史觀」的重塑已持續近80年，其目的在於將反法西斯鬥爭勝利的主要功勞納入囊中。最早於1948年，美蘇就針對二戰爆發源頭進行論戰。美國國務院於1947年組織官員與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紐約時報》合作整理了美軍戰爭期間發現的德國外交檔案，由記者雷斯頓（John Reston）統稿成《納粹與蘇聯的關係》文章，將英、法、波蘭、日本劃定為「被納粹和蘇聯密約所『背叛』的三組『受害者』」，並在盟軍與德國關於和平協定的談判結束後出版。雷斯頓除了是《紐約時報》的外交記者、主編和專欄作家外，也被後世歷史學家、同為《紐約時報》外交記者的金澤（Stephen Kinzer）認為是中情局的重要成員。

第四，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持續輿論操作。自1980年代以來，日本的歷史教科書編纂逐漸成為政治鬥爭的重要場域。右翼勢力試圖通過淡化或美化日本在二戰中的侵略行為，強調日本的「自衛」性質。具體表現為將南京大屠殺表述為「南京事件」，將慰安婦的相關內容置於註腳中，或弱化「強行徵用」的表述。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進一步強化「受害者」意識，例如學生常常參觀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遺址及沖繩戰役紀念館。此外，日本在每年8月的廣島、長崎核爆紀念日、東京大轟炸紀念日及神風特攻隊紀念日活動中，經常突出其作為受害者的立場。在國際傳播層面，部分西方媒體在報導中淡化處理日本的戰爭罪行，甚至將其視為一種「無奈之舉」。

通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美西方政府（其中也包括波蘭、法國等）對於矮化中、蘇在亞洲、歐洲戰場貢獻、地位及犧牲的目的性非常強，且相關輿論戰、認知戰已持續數十年之久，在可見的未來，基於美西方政府對中、俄採取的對抗性態度，其宣傳調子大概不會做出改變。

應反制錯誤的「二戰史觀」

今年二戰主要的參戰國和戰勝國勢必會舉辦各種形式的紀念、研討活動，針對各國在反法西斯、去納粹化、去軍國化、構築戰後秩序等，對當今國際秩序方面的貢獻進行闡述與回應。民間學術交流會引起公眾對二戰本身、二戰與今日國際秩序等話題的高度關注。美西方的一些政治勢力也勢必會進一步嘗試弱化、矮化中、蘇對二戰勝利和戰後國際秩序構建的貢獻。在此背景下，中國應通過國際學術合作、大眾傳媒傳播、多邊國際平台利用、針對性反駁及教育與文化交流五個層面實施綜合性策略，主動糾錯四大錯誤的「二戰史觀」，以此維護自身的歷史地位和構建公平的國際歷史敘述秩序。

第一，建議強化國際學術合作，正本清源。鼓勵中國史學界通過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提升抗戰研究的學術地位。例如通過出版英文專著、參與國際研討會等方式，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抗戰的史實，並邀請西方知名歷史學家參與審評，確保研究的學術權威性和國際影響力。

第二，借助大眾傳媒擴大二戰歷史真相的國際影響。針對大眾傳媒的需求，可以邀請米德等歷史學家參與對其著作的評審，以確保專業性的經歷，並結合多個領域專業人才的專長，產出具備學術、傳播雙高價值的知識產品，在充實當代中國抗戰史研究的同時，也通過譯本，向西方大眾輸出中國視角、基於中國史料的抗戰史觀。

第三，建議借力多邊國際平台，爭奪「二戰史觀」的話語權。通過聯合國、金磚國家等多邊平台舉辦研討會和紀念活動，公開展示中國在二戰中的貢獻，反駁錯誤史觀，樹立國際話語權。

第四，建議針對日本右翼輿論操弄進行國際輿論戰的反制。加強對抗戰史相關史料的整理和宣傳，對抗「日本受害論」等錯誤敘述。支持出版學術專著和製作紀錄片，通過證據鏈反駁虛假宣傳。同時，加強對日本右翼文化輸出的監控與批評，在國際輿論場揭示其扭曲事實的動機和後果。

第五，建議改進二戰史的跨國教育與文化交流。在國內外教育領域加強二戰史的普及與教學，特別是在國際留學生教育中推廣中國抗戰史課程。同時，深化與西方學術機構的合作、資助研究項目、鼓勵跨文化研究與交流，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貢獻的認知。

總之，針對以上西方流行的四大錯誤，2025年是中國採取系統性的學術與輿論反制策略的絕佳時機。在推動國際學術合作的同時，加強大眾傳媒與文化交流，以確保歷史真相得到尊重和傳播。這不僅關乎歷史問題，更關乎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未來地位和影響力。

（作者1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2係該院副研究員，3係該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