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烏克蘭戰爭持續膠著，戰略消耗與社會疲乏愈趨明顯，國際戰略學界對澤倫斯基外交政策的批判聲浪也逐漸浮現。在民主、主權與安全三者拉鋸的困局中，烏克蘭過度傾斜的外交取向，暴露了地緣戰略判斷的重大缺陷。這樣的教訓對地處美中戰略競逐前沿、政經環境日益複雜的台灣而言，不僅值得關注，更應引以為殷鑑。

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來看，澤倫斯基的外交戰略犯下了典型的「戰略誤判」，他高估西方盟邦的「安全承諾可信度」（credibility of security guarantees），又低估俄羅斯對地緣安全的「生存性焦慮」，最終導致安全困境急遽升溫，邊界軍事衝突演變為全面戰爭。其實早在俄烏戰爭開打之初，新現實主義代表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早已警告，「勢力範圍政治」（sphere of influence, SOI）在當代國際秩序中仍然存在，尤其對如俄羅斯或中國等大國而言，周邊安全環境並非單純政治選項，而是攸關體制穩定的戰略邊界。若將眼光從歐洲拉回亞太地區，就當前民進黨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正重蹈澤倫斯基的覆轍，值得深思。

「價值對抗論述」的侷限

民進黨府長期以「民主陣營對抗威權體制」作為外交敘事主軸，強調台灣是印太地區對抗中國擴張的「第一道防線」。然而，從戰略現實主義的角度觀察，單一價值取向的外交框架易導致「路徑依賴」與「認知僵化」，進而忽略風險緩衝機制的設計與戰略多樣性的必要，換言之，民進黨的外交政策容易陷入「價值對抗論述」的戰略侷限。

筆者提醒民進黨，若將台灣過度依賴美國安全保證的行為視為「同盟依附症候群」，那麼其戰略脆弱性亦如烏克蘭—在大國博弈中被推向前線，卻缺乏「戰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與「戰略模糊空間」（strategic ambiguity space），一旦外部支持轉向或動搖，內部安全架構將面臨立即風險。

在此情況下，國民黨雖長期被民進黨批評為「親中」政黨，卻在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視角下，展現出一種更具戰略價值的「雙邊平衡政策」（Bilateralism）。其較能在美中兩強之間保持有限對話空間，正是台灣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時所急需的「風險調節閥」（risk-moderation valve）。與北京維持對話管道，並不等於喪失主權，而是形塑一種雙邊關係，用以延緩衝突時程與增加政策緩衝期。因此，國民黨所主張的「對美合作、對中對話」的雙軌思維，相比民進黨的外交政策更顯務實與高明，也可以說這是國民黨的優勢所在，因為民進黨從來無法獲得北京方面的信任，因此美中台之間的三角形永遠無法成行，台灣的安全保障也就更遙遙無期。

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之辯

再來則是澤倫斯基政府對北約成員身分的公開宣示與軍事合作的積極推進，實質上觸碰了俄羅斯的「紅線」，在國際談判理論中屬於典型的「最大化立場談判策略」，過度戰略清晰化會使敵對方失去「下台階」，反而促使其採取預防性打擊行動。

民進黨政府近年的外交論述亦傾向「戰略清晰」，如公開呼籲國際介入、積極強化對美軍事合作等，雖然在島內有民意支持，但在國際現實政治卻可能引發「安全困境升級」，甚至使北京加快武統時程。對此，重新評估「戰略模糊」作為安全平衡工具的價值，不只是語言技術的問題，而是衝突管理架構設計的核心。

主權與談判空間的矛盾張力

在上述情況下，台灣若日後面對類似「灰色地帶衝突」或「半熱戰危機」，是否也將陷入主權與和平機制建構的矛盾？學界普遍認為，國際談判中應以「分階段談判」（sequenced negotiation）或「區域議題包裹策略」增加談判彈性，而非陷於政治教條主義。民進黨若堅持「台灣主權」，將會限縮可操作的談判空間，當然這裡的談判意指對價空間及利益互換，或是先做出「避戰」的相關預防等。相較之下，國民黨主張透過某種模糊形式的政治共識維持穩定，實為「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的一環。

值得警惕的是，澤倫斯基外交戰略的失敗並非僅是敵國挑釁，而是歐洲戰略自主下的結構性風險。若繼續採取單邊依附型外交，將使得國際空間進一步被安全化，降低在多邊體系中的操作餘地。未來外交政策應強化推動「戰略韌性」，與非典型盟邦建立多元合作網絡，降低對單一安全來源的依賴風險。

外交是一套風險治理體系

澤倫斯基的外交政策並非出於惡意或無能，但其戰略過度理想主義化，忽略了國際政治最核心的原則─「權力平衡」與「風險最小化」。台灣若僅以民主價值作為外交方略的主要軸心，忽視地緣政治的風險結構與大國戰略互動的邏輯，終將重蹈烏克蘭今日的覆轍。

外交從來不只是價值宣示，而是生存技術的藝術。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道德敘事，而是一套具備戰略深度、風險分散與多邊互動的外交治理體系。在這場全球秩序重構的風暴中，唯有理解戰略現實，方能確保真正的安全與尊嚴。

（作者係立法院助理、奔騰思潮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