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日，苗栗市社寮街一條寧靜的小巷，驟然變成血腥的刑案現場。48歲的嫌犯邱某在街頭持刀隨機襲擊，致使兩名女童和一名見義勇為的市民受傷。小女孩驚慌失措地逃入便利店尋求幫助，店內滿是鮮血，現場目擊者無不感到驚恐和不安。新聞畫面播出後，社會陷入憤怒與恐懼中：如此暴力行為再次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毫無預警地撕毀了人們對「日常」的信任。

然而，這起事件不僅僅是一起殘酷的暴力行為，更是一個早已醞釀的系統性災難，嚴峻地質疑了台灣整體社會治理與風險預警體系的有效性。因為這名行兇者並非毫無前科、突發奇想的「突變者」，相反的，他的名字早已在司法系統和媒體上出現過。十年前，他曾在超商持刀傷人，重傷四人，甚至攻擊員警。經過近九年的服刑後，他本應受到嚴格的監管與輔導，然而卻如同消失在社區中，無人追蹤與關注。直至再次揮刀，鮮血再次流淌。

血跡從來不會說謊

面對此案，公眾最無法接受的是：在這個自詡為「強化社會安全網」的體系中，一名曾經犯下嚴重暴力罪行，且具備精神風險與毒品前科的高風險個體，竟能毫無阻礙地再次融入公共生活，甚至無需定期報告或心理評估，亦沒有任何人主動關注他的適應狀況。政府多年來引以為傲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自2018年首次推出，2021年升級至2.0版本，而2025年將是五年計畫的收官之年，期間投入了407億元，建設「152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28處心理衛生中心、4609名專業人員及500多個民間團體」，最終卻無法識別和阻止一名有暴力前科的慣犯再次作案，令人感到無奈。

邱姓嫌犯並非「看不見的幽靈」。根據鄰里的描述，他在社區中的行為頗為異常，情緒時常失控，甚至被稱為「不定時炸彈」。他有毒品記錄、有服刑經歷，曾因攻擊無辜路人而入獄。然而，在層層疊疊的社會安全網機制中，他始終沒有成為「應該被處理的個案」。其中的原因在於制度規定：「他並未被正式診斷為精神病，缺乏身心科就診記錄，因此不符合通報標準。」此回答令人心寒。顯然風險並非未曾存在，而是人們選擇視而不見、無能為力或不知如何應對。制度選擇以醫療標準來界定風險，用行政邏輯來決定介入，而非依據人命的價值與社區的感受來判斷「值得關注」的個案。

這恰恰是社安網最核心的缺陷：表面看似嚴密，實則漏洞百出；資源雖豐富，卻失去效用；部門眾多，彼此間卻缺乏協作。一個網路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它編織了多少線，而在於這些線是否能夠真正互聯。如今所見的，並非能支撐脆弱與危機的安全網，而是一本繁瑣卻缺乏協作的官僚手冊。制度看似完備，實際卻如孤島般割裂；看似數據亮眼，卻無人願意對一個又一個滑出制度縫隙的人承擔責任。

「整合」只存在於簡報裡

翻閱社會安全網的政策白皮書時，會發現「整合」和「協力」這兩個詞頻繁出現，如「跨部門整合」、「公私協力」、「垂直橫向聯繫」、「資源共用平台」等，似乎在構建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社會保護網路。然而，這些詞語一旦離開會議室與簡報，在現實生活中竟淪為空洞的口號，甚至形同虛設。

我們不禁要問，過去5年投入的407億元預算，到底產生什麼效果？雖然資源看似充足，但因制度設計不良而無法流動、無法及時介入，最終淹沒在部門間的推諉中。人力雖然有所擴充，卻被困在填寫表格與績效報告的無盡迴圈中。公私協力在紙面上暢談，實際執行時卻發現：彼此缺乏共同的語言、缺乏平台，更沒有明確的責任歸屬。

台灣的問題並非沒有行動，而是行動緩慢、分散且官僚。各部門都「完成了自己的部分」，卻沒有人關注這「整體」是否真正運作。結果是：每一張表格都填寫得非常完整，但危機依然悄然滑出我們認為完備的網路。

要的不是政策而是承擔

社會安全的本質並不在於預算或數字，而是一種「責任倫理」。這涉及到每一個制度環節，是否能勇敢地對面臨風險的個體說：「我看到你，也會支持你。」

當高風險者出獄後，誰來負責跟蹤、報告？誰有權進行干預？這些問題不應再被模糊化、技術化或責任推諉。政府不能再以「個案」、「偶發」或「難以預測」作為藉口來逃避責任，因為我們都明白—這些悲劇的背後，從來不是突如其來的怪物，而是一系列被忽視的信號所導致的過程。

苗栗無差別砍人案件並非一場不可預見的突發事件，而是制度選擇不願承擔後果的體現。它假設了「只要刑期滿就意味著風險解除」、「沒有醫學診斷就不是精神異常」，更假設了「我們已經盡力，責任到此為止」。然而，社會並不需要一個努力過但無能為力的制度。我們所渴望的是一個能夠真正支持那些最邊緣、最危險、最需要干預個體的活體系。

社會安全從來不是「零風險」的承諾，而是一種集體對風險誠實回應與制度設計的能力。這要求我們放下那些假裝萬無一失的口號，勇於承認制度的缺陷與人性的脆弱。希望我們不要等到下一個隨機突發砍人事件，才再次回頭審視制度。因為每一次悲劇都是對上一個「整合失敗」的清算。而台灣的社會再也承受不起更多的代價。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