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來，國際經濟秩序在川普「恣意而為」的關稅政策影響下受到嚴重衝擊，不僅威脅到全球產業的發展，也波及許多供應鏈的運作，使得各國開始調整貿易政策，無形中使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升溫，讓從2016年起開始推動被認為是分散市場風險的「新南向政策」轉型，更加刻不容緩。

2016年5月民進黨再度取得政權後，堅持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導致兩岸關係陷入僵局，民進黨政府為避免台灣經濟對大陸過度依賴，以「經濟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區域鏈結」為目標，同時透過「長期深耕、雙向互惠」理念，重新推動「新南向政策」，希望深化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18個新南向國家的經濟關係，藉此緩和台灣廠商的「西進」熱潮。

透過新南向緩和西進

依據政府資料統計顯示，過去10年來，台灣與新南向國家的經濟呈現頗熱絡的關係，除了對新南向國家的投資從2023年起超過大陸之外，出口也不斷成長。以出口金額來看，台灣對新南向國家的出口，從2016年的585億美元（下同），大幅成長至2025年的1,357億，增加2.32倍。相對的，台灣對大陸（包括香港）的出口，則是從1,123億成長至1,745億，僅有增加1.55倍。再以出口占比觀察，台灣對新南向國家的出口占比雖大致維持兩成；但台灣對大陸（包括香港）的出口占比，則從40%，逐年下降至27%。

政府公開宣揚這些數據的變化，表示新南向政策獲得成功，台灣降低了對大陸的依賴，甚至認為已抑制了西進的熱潮。不過，從該項政策的背後因素加以分析可以發現，台灣廠商「南移」的力道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兩個關鍵。

國際經濟劇變選擇南移

其一，美中貿易爭端迄今持續未歇。川普首次入主白宮後透過課徵關稅所掀起的美中貿易糾葛迄今持續未歇，由於新南向國家具有地理位置相鄰、土地成本低廉、勞工供給充沛等先天優勢，加上美國倡議「近岸外包」政策，迫使許多台灣廠商在減少關稅負擔的考量下，透過「轉移投資」模式，將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正在迎接經濟崛起的新南向國家，作為「中國大陸+1」最優先選擇的生產基地，以降低企業的風險。

其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衝擊。RCEP自202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實施，依據統計顯示，目前已簽署的15個國家出口貿易超過5.5兆美元、占全球三成，是目前全球最龐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其未來發展對東亞區域的影響，除了促進貿易結構性的調整外，將會造成產業供應鏈的重組。由於RCEP聚焦「傳統產業產品貿易」，彼此關稅排除比重高達九成以上，使得區域外部地區，例如台灣，需要增加負擔10％以上的進口關稅，迫使許多台灣廠商加速布局已加入RCEP的新南向國家，以持續企業生存。

很顯然地，近年來台灣廠商之所以選擇「南移」，並非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結果，而是因應國際經濟環境劇變下的選擇。不過，無法忽略的是，台灣廠商對新南向國家投資的營運模式，仍然按照過去投資大陸所採取的「來料先加工再出口」架構，並未深耕新南向國家的內需市場，而是以利用新南向國家生產條件為考量，導致在營運上極易受到國際經貿環境衝擊而陷入風險。

果不其然，川普重返白宮後，立即依據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對其貿易逆差的國家提高不同關稅課徵稅率，同時減少近岸外包模式，藉此推動製造業回流，使得對美國呈現高額貿易順差的新南向國家，首當其衝淪為川普以關稅減少貿易逆差的「重災」地區。

以產業「韌性」為導向

儘管2026年2月20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川普課徵各國對等關稅違法，但川普並未收斂，不斷強調將尋找其他替代課徵關稅的法源，包括透過《1974年貿易法》，以達到促進製造廠商回流，縮減對外貿易逆差的目標。也就是說，川普所採取的關稅戰略，並非僅是臨時性的貿易壁壘措施，而是屬於綜合性的經濟國安政策，其最終目的皆是反映：美國政府希望形塑全球產業生態，進而主導重要的供應鏈。

在此同時，由於新南向政策是台灣對外經濟關係極為重要的一環，面對川普「美國利益優先」的貿易政策，必須隨著國際經濟情勢劇變，與時俱進地加速新南向政策轉型。亦即政府未來在推動新南向戰略思維上，並非僅扮演緩和西進熱潮的剎車器，而是肩負連結全球產業重組的墊腳石，積極協助台灣廠商從轉移生產據點的「市場導向」，轉型為產業治理的「韌性導向」，如此始能分散營運的風險。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