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每隔四年才舉行一次的全球性體育賽事，世界盃不僅是一項體育運動，更是制度性和平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利於緩和國際矛盾和衝突，促進國際信任與和解，並維持全球秩序的最低限度合作。尤其在當前民粹主義回潮，美國伊朗交火不斷，能源危機愈演愈烈，中美大國博弈遷延未決之際，越發顯得彌足珍貴，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跨國合作網路的世界盃

從歷史上來看，歷屆世界盃幾乎都在單一國家內部舉行，除了2002年的日本、南韓世界盃。此番，美加墨世界盃更打破常規，同時由三個國家共同舉辦，在現代足球運動史上首開先河；尤其在川普先後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翻臉後，更具深遠的政治和經濟意義。

2026年世界盃不僅由美、加、墨三國中央政府主導，還需要國際足聯（FIFA）的居中協調，以及三國州（省）政府、海關與邊境管理機構、城市政府、員警與安全部門、交通機關及非政府組織的從旁合作，這些主體共同組成一個複雜多元的跨國合作網路，解決多國之間的協調治理問題，例如防止出現球迷滯留、航班延誤及入境積壓等問題。而且，運動員、球迷、記者和足協官員每一次跨境流動，都涉及三國不同的簽證制度、海關標準、執法許可權、入境審查及安全資料庫，若沒有在地政府機關和民間組織的參與合作，本屆世界盃就不可能順利舉辦。

低政治增進理解與信任

從政治學的專業視角出發，軍事、外交、領土與安全等議題屬於高政治（High Politics）；體育、音樂、美術、電影及教育等議題則屬於低政治（Low Politics）。世界盃提供了一個高可見度和可及性的平台，有利於各方降低敵意，大幅增進相互理解，建立信任與合作，例如在本屆世界盃中，儘管中日關係緊張，尤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台灣有事」後，中日對立進一步加劇，中國民眾普遍對日本觀感不佳，但這次世界盃期間，不少中國球迷自發為日本隊加油喝彩，就充分說明中國民眾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單純從足球競技的視角，來欣賞日本隊的表現。

又例如，6月初一名韓國網紅尹秀珍在世界盃遭遇拉眼角的種族歧視，結果FIFA親自下場，邀請其現場觀看韓國vs墨西哥比賽，向外界傳遞反歧視、反仇恨的包容、合作和尊重理念。

世界盃可締造世界和平

具體而言：世界盃一方面令所有參賽國和球員都必須遵守同一規則，恪守共同規範，在全世界觀眾面前公平有序地競爭，否則就會遭到紅牌、黃牌或禁賽等此類的即時懲罰。所以，世界盃不僅是一項體育賽事，而且是一種全球性的制度體系；它的價值不在於足球本身，而在於FIFA的規則和規範，使所有參賽國和球員都能對彼此的行為形成一種合理認知，從而塑造一種可重複的制度化互動，降低彼此的敵意感知和不確定性，讓所有球隊和球員能公平競爭，也為國家競爭創造了一種和平、有序和制度化的表達方式，這是一種低成本的衝突替代機制。

誠如現代奧運創始人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在一戰前夕1912年發表的《體育頌》（Ode to Sport）中所言：「體育，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間建立愉快的聯繫。你在有節制、有組織、有技藝的體力較量中產生，使全世界的青年學會相互尊重和學習，使不同民族特質成為高尚而公平競賽的動力！」

當然，體育無法從根本上消滅戰爭，但它提供了一種行為範式和可能：那就是在公平競爭中避免戰爭。作為宿敵的日、韓兩國透過共同舉辦2002年世界盃改善了外交關係，也驗證了雙方能夠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進行有效合作。

另一方面，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認為，缺乏接觸是造成偏見的最大來源。而世界盃恰恰讓來自全球200多個國家的人們，一起觀看比賽一起排隊、一起慶祝、一起消費、一起分享足球帶來的喜怒哀樂。在這裡，足球起到了一種社會媒介的作用，它把原本彼此陌生、分散的個體，聚集到共同的互動場域中，彼此看見、彼此傾聽、彼此競合，創造了全球範圍內最大的跨群體接觸，減少了社會學意義上的「內群體－外群體偏差」（In-Group/Out-Group Bias），實際上實現了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一定程度上的「去類別化」（Deterritorialization），降低了彼此的刻板印象和負面認知。

質言之，世界盃有利於建立和維持人際信任，並進一步擴展為跨國社會信任和橋樑型社會資本，從而有效降低了國際合作的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使國家和社會更容易在共同的規則下開展合作，為更加穩定、連續和可預期的全球秩序奠定社會和心理基礎。

（作者係浙江大學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