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電子網路時代，紙本圖書日漸式微，各大學圖書館紛紛縮減實體館藏，轉而重視電子資源，對於捐贈紙本書籍的意願已大不如前。對我們這些從上世紀走來，日漸年長的「愛書奴」而言，如何為畢生蒐羅的珍貴藏書找到理想歸宿，成為一道難題。幾經波折，幸得浙江大學中西書院劉東院長大力促成，陪伴我們大半輩子的藏書，終於跨海入駐位於西湖邊浙大玉泉校區的中西書庫。那種心情就像為兒女尋得美好歸宿一般，滿懷難以言喻的欣慰與感激。

浙江大學中西書庫揭幕

今年5月27日上午9點半，位於浙江大學西溪校區圖書館五樓的中西書庫揭幕，揭幕儀式由劉東院長主持，浙江大學周江洪副校長、圖書館王苑書記與我們共同拉下紅綢，門楣上「中西書庫」四個大字赫然顯現—那是集馬一浮先生墨寶而成的；門旁牆上懸掛著書庫簡介牌，上頭附有我們的合影。前台東大學曾耀錢校長、廈門大學國學院陳支平院長、浙大歷史學院李華瑞教授等來自台灣、北京、廈門、上海及杭州本地的朋友們，一同步入書庫。

映入眼簾的是兩排展示櫃，陳列著我們的捐書以及近30年來赴大陸講學交流相關的照片與文物，其中包括西泠印社為我們刻製的藏書印章「二閑」。再往內走，是兩道木格圓門分隔出的藏書區與閱讀區。閱讀區擺放一張長方形大木桌，左側是木格花窗，陽光透過窗格灑入，營造出明亮舒適的閱讀氛圍；藏書區則在右側，十排雙面書架整齊排列，陳列著3萬多冊從台灣跨海而來的中西文史圖書。

捐書緣起及經過

2023年9月，徐泓在一則微博中寫道：「我們一輩子買書讀書，累積了數萬冊圖書，本來計畫捐給暨南國際大學或台灣其他大學圖書館，但詢問結果，他們對紙本書的興趣不大。」於是轉而考慮捐給大陸學校，但聯繫了幾所相熟的大學也無果—近年來大陸海關對境外圖書輸入手續繁複、審批嚴格，各大學圖書館多不願承辦。「在台灣，近來許多史學界知名學者過世後，他們生前珍藏的書籍流散在竹風書店等舊書攤，甚至淪為回收廢紙，真是暴殄天物啊！」

這則「訴苦」微博迅速引發廣大網友關注，點擊量高達54萬，顯然引起許多學者與愛書人的共鳴：或許這就是愛書、藏書人的宿命—書本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我們總是奢望能為這些曾經珍愛的寶貝找到一個不至於散佚的歸宿。就在我們焦慮之際，老友浙江大學中西書院院長劉東出現了。

我們與劉東兄結識於2011年，當時北京清華大學陳吉寧副校長來訪，特邀毓鋆老師在清華創建書院，劉東兄時任國學院副院長，是承辦書院的主要負責人。雖然後來因毓老師仙逝，陳校長轉任中央領導職務（現任上海市委書記），清華創建書院的計畫未能實現，但我們與劉東兄因此結為好友。徐泓曾將毓老師為紀念太師母親筆所繪的觀音菩薩像贈予清華，那幅畫便掛在劉東兄辦公室，許多瞻仰過的女同事後來竟喜獲麟兒，遂成「送子觀音」的佳話。從此我們往來頻繁，奉元書院舉辦紀念毓老師的學術研討會，劉東兄前來發表論文；他計畫出版台灣學者國學論著叢書，徐泓也協助聯繫版權事宜；徐泓論述大明國號並非源於明教、而是出自《易傳•乾卦》「大明終始」的論文，也發表在劉兄主編的頂級學術期刊《中國學術》。

浙大中西書院劉迎勝教授從微博上看到我們捐書的消息，急忙告知劉東兄，東兄立刻聯繫我們，爽快地說：「書給我們好啦！」劉東兄魄力十足，行事明快，隨即請示浙大領導，獲得積極回應。浙大書記任少波教授勇於任事，在他領導下，浙大的學術聲望已不遜於清華、北大，甚至在某項排名中高居世界第一。任書記深知境外捐書困難重重，便指示將書直接贈予高等研究院的中西書院，並為這批藏書設立特藏書室，命名為「中西書庫」；一方面宣示書庫隸屬中西書院，另一方面也寓意藏書兼容中西。

從二閑書屋到中西書庫

捐書方向既定，落實起來並不容易。首先，我們的藏書約4萬餘冊，分散在景美與新店兩處—景美是住所，新店大台北華城「石上清泉」社區則是書房，名曰「二閑居」與「二閑書屋」（我們自1968年結婚以來，為家庭、為工作忙碌不休，從未真正休假，最嚮往閑散生活，因而取名「二閑」）。捐書的首要難題是我們的藏書未曾編目，相當雜亂，而且家中所有空間都被書塞滿，連床底下也不例外，整理難度極高。幸好浙大撥下充足經費，得以委託台灣華品文創公司負責整理與運送。

2024年3月17日起，總經理王承惠帶領工作人員，先從石上清泉二閑書屋開始整理打包，第一天便運走160箱；書屋完工後，再轉往景美二閑居，總計運出820箱。由於我們各自仍有研究需求，大約留下不到1萬冊，其餘3萬多冊全數捐出。華品同仁花費約三個月時間整理造冊，並在廈門外圖的協調下，大幅簡化了繁瑣的審批手續—不必每本書逐一撰寫說明，只需列明作者、書名、出版社、出版年月及書價，以備審查。過程頗為順利，僅退回500多本。

書送達浙大後，3萬多冊再依規定區分為可上架流通及限制閱讀兩類。由於中西書院空間有限，只能典藏限制閱讀的1千多本書；絕大部分可流通的3萬多冊，須另覓空間建立「中西書庫」典藏，最終落腳於原屬杭州大學的浙大西溪校區圖書館五樓。劉東兄為美學學者，品味極高，親自設計書庫的空間改造，兼顧典雅美觀與實用—中式傳統花窗、圓門，堅固耐用的書架，以及適宜閱讀的採光，無一不精心規劃。感謝圖書館同仁鼎力相助，負責施工、圖書編目與上架，並制定書庫管理制度，確保藏書妥善保管且便於利用。

劉東院長頗以創建中西書庫為傲，他說：「對於做史學特別是明史的年輕學者，中西書庫是一座最好的寶庫。大陸學者有的書，這裡有；大陸學者一般沒有的書，這裡也有。做明清史方向的碩士生、博士生，不妨在這裡待上幾個月，一定大有收穫。」大陸宋史研究學會會長李華瑞老師更語重心長地說：「這些紙頁泛黃的書籍，不僅是知識的載體，更承載著徐老師和師母對故土的眷戀，對後學的期許。」

愛書且愛收藏書的二閑

我們兩人對書的熱愛其來有自。徐泓記得，1947年從老家福建建陽來到台北，住在上海路（後改稱林森南路），先父愛書，家中便有許多俄國翻譯小說，以及開明書店出版的《開明少年》、《中學生》等刊物。1949年的一個夜晚，先父將家中藏書全數堆在院子裡付之一炬。那年徐泓才六歲，識字不多，卻已感到心痛，愛書的種子從此深植心中。長大後，有了零用錢，總會買本連環畫。就讀東門國小時，最羨慕同學茅揚（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茅武的哥哥）家中有一整櫃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少年讀物。

我們讀大學之初正值戒嚴時期，未隨政府遷台的作者，其著作悉數遭禁；直到1960年代初期，李敖突破禁忌出版《文星集刊》，王雲五隨之印行《人人文庫》，這才逐步解禁。求知若渴的我們省吃儉用，盡力搶購；但當時財力有限，無法多買。絕大部分的藏書，是我們兩人有了教職後，在各自的中國史與西洋史教研生涯中，一冊一冊慢慢蒐集而來的。

我們除了在台北的台灣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及埔里的暨南國際大學任教，也分別前往香港科技大學、廈門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以及東京大學、首爾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柏林自由大學等校講學研究；每到一地，附近的新舊書店，尤其是波士頓的Barnes & Noble、紐約的Strand、香港的二樓書店，都是我們流連忘返之處，總是大包小包買到手軟才肯罷休。

我們的老友鄭培凱教授笑稱，圖書是我們這輩「書奴」的「玩具」；另一位好友傅月庵（林皎宏）在報上發表〈我的老師和他的書〉，標題便下為〈老師的玩具〉。正因為是玩具，所以永遠想買新的，完全控制不住買書的衝動—我們倆在浙大中西書院的研究室，才不久時間，書架上便又堆滿了新書。

在我們的藏書生涯中，書量的增長極為迅速。從剛結婚時先父為我們打造的兩只小書櫃開始，逐年逐月累積，最終家中到處塞滿了書，幾乎所有空間都被占據，兩人可說成了名副其實的「書奴」。

2002年，徐泓從埔里暨南國際大學提前退休，轉往東吳大學任教，原計畫屆齡退休後將藏書全數贈予暨大，卻因學校新圖書館遲未動工、缺乏典藏空間而作罷。於是，當年從台大帶到暨南的那一整貨櫃書，只得再度運回台北。辭去台大教職後，我們遷入景美的「二閑居」，住處僅約30坪，僅夠一家五口與少量圖書棲身，勢必得為大批藏書另覓住所。適逢九二一大地震後房價大跌，新店大台北華城原本每坪二、三十萬的房子，竟以11萬8千元的價格購得，於是有了石上清泉的「二閑書屋」。我們請來好友劉泓浚建築師負責室內設計，他從未做過書屋、也未曾處理過如此大量藏書的空間規劃，因此格外用心，設計成果頗具巧思，甚至獲得《中國時報》整版圖文報導，著實風光一時。

我們愛書的習慣也深受老師們的影響。台大時期的方豪先生，杭州人，曾任教於浙江大學歷史系，藏書極為豐富；方教授身為天主教神父，住在木柵溝子口的教堂，家中隨處可見書本，連洗手間也不例外。徐泓的指導教授夏德儀先生，北大畢業後即赴杭州中學任教，師母亦為杭州人。夏老師極愛書，家中空間雖不大，卻特別闢出一間書室，四面牆壁皆為頂天書櫃，圖書分類井然有序。夏老師1946年初來台時，大部分藏書仍留在杭州，心中甚為掛念；師母遂於1948年冬天隻身搭船趕回杭州，將藏書仔細打包，郵寄百餘包至台北。老師若見到學生也愛書、藏書十分欣慰，認為孺子可教。這段淵源也正是我們愛書，以及這批藏書最終落腳杭州的緣起。

我們的書從台灣跨海來到杭州，而台灣與大陸本是一家。尤其我們二人，一位生於福建崇安赤石街，一位生於廣東潮州府城葡萄巷，而在台灣成長。何其有幸，能等到兩岸開放交流，得以如一家人般頻繁往來。我們的書留在杭州，就像留在台灣一樣，都是留在家裡，入藏典雅的中西書庫，供眾人翻閱；書因有人閱讀，而得以延續生命。這份福分，全賴所有促成與關心「中西書庫」的朋友們鼎力相助，我們永遠心存感激！

（兩位作者均係歷史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