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施明德、蘇起等七位藍綠人士召開記者會，對兩岸關係提出「大一中架構」及五原則，主要內容包括尊重現狀、承認兩岸分治、消除敵對、承諾互不使用武力、兩岸各自參與聯合國及與其他國家建立正常關係。 有藍營學者及媒體稱「大一中架構」是「九二共識」的延伸，蔡英文則認為該方案缺乏具體共識，美國兩岸問題專家也分析，提案者顯想幫助民進黨擺脫困境，但其前景不容樂觀。 跨黨派人士想促成藍綠和解，也想為兩岸建構進一步的互動模式，有其苦心，但基於以下理由，該方案恐使兩岸問題治絲益棼。 其一，該方案主旨在化解台灣朝野、藍綠對立的僵局。3月的反服貿學運，的確讓人驚覺到，統獨紛擾不僅出現在歷次選舉中，現在連民生議題也被泛政治化，統獨立場涇渭分明。只是，七人小組成員未必具有社會代表性，也未必有化解藍綠對抗的影響力，卻採用了出口轉內銷、放話手法，使原本或許有討論空間的構想破局，至為可惜。有附和者要求大陸雍容大度「以大事小」，不過，兩岸問題乃國家民族大事，任何領導人都不可能圖一時之便，成為分裂國家的歷史罪人。 其二，該方案又旨在建構兩岸和平。其實，去年6月吳伯雄經馬英九授意在「習吳會」上表達，「兩岸各自的法律、體制都用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係」，已使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更加穩固。如七人小組認為「不統不獨不武」過於消極，就應呼籲馬政府引領民意，讓「一中框架」深入人心，並及早與大陸展開平等協商，提出化解政治分歧的合情合理方案。…

從幾年前開始，台灣低薪或薪資不漲的問題就占據了媒體相當的版面，三不五時就會被在野黨和媒體提出來；除了揶揄政府施政的「無能」之外，也批評教育系統的失能。 成天在政治上攪和，凡事習慣性推諉給政府無能和教育失敗，已經成為台灣探討各種問題最廉價的解答。然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卻少有深入的研究；即便偶有深入的分析，嚴重對立的社會卻往往缺乏足夠的耐心，客觀地了解全貌之後，再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才是台灣目前真正的問題。 事實上，如果只有台灣出現薪資不漲的問題，而其他國家沒有，當然可以歸罪為政府、教育，或家庭等部門的責任。然而，低薪問題其實發生在很多國家，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等先進國家都出現了十年來薪資不漲的問題；因此，它可能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而不是台灣單獨的問題。 有效勞動供給大增 讓我們回頭看看，這二、三十年來，世界發生了甚麼大事？1978年底中國大陸改革開放、1991年蘇聯解體和東歐變天，除了帶來巨大的政治衝擊外，也揭開了一場加入資本主義經濟、爭奪市場的大戰。試想，中國大陸13億人口、俄羅斯1.4億人口，加上東歐(9國)的1.5億人口，就有16億人口加入了市場競爭。若再加上1991年改革的印度10億人口、1986年轉型的越南七千萬人口，這表示在1990年前後，全球共有約27億人口加入這場市場競爭，和傳統資本主義經濟體搶奪國際市場的訂單。當時全球人口約52億人，因體制改革加入競爭的27億人，要和另外25億人搶奪國際訂單之下，原來享受著愜意生活的25億人，能夠持續原來的經濟成果嗎？…

台灣近年來一直存在著「藍天綠地」的政治生態，但其實20多年前南部地區曾一度被視為國民黨的「鐵票區」，但由於政治系統上，農會與水利會系統勢力日漸式微，而經濟上南北差距卻又不斷擴大，民進黨從黨外時期到1986年建黨以後，鼓動「台獨意識」、大打「族群牌」，造成藍綠壁壘分明，政治版圖遂逐漸「豬羊變色」，國民黨即使贏得總統大選，但在南部縣市長和民意代表選舉部分仍節節敗退。 台灣及離島總體面積三萬餘平方公里；然而半個世紀以來，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現象日顯，且逐漸成為一棘手的公共問題。同時由於台灣南北差距也造成民眾對兩岸關係看法的歧異，這樣的歧異也影響了兩岸關係的發展，造成南部民眾對兩岸關係發展的不信任。兩岸關係不可能也不應該永遠存在南北不平衡狀態，因此如何縮小台灣南北差距，也是改善兩岸關係的重要一環。 南北差異之政治背景 台灣南北問題的政治面因素，雖遠可溯自清末、日據時期，政治中心逐漸由南往北移，至最終定都於台北，但真正決定當代台灣區域差異的關鍵政治因素，肇因於國府遷台至冷戰時期的地理戰略佈局。 為因應冷戰之戰略需求，在中美共同防禦的前提下，台灣各地與離島被賦予不同的角色。台北作為美軍顧問團駐紮地，是統整全台情資、物資與金流的中心；台中是主要空軍基地，兼任美國官兵在東南亞的臨時休憩中心；台南為美軍主要核彈存放區與戰爭所需工業技術育成中心；高雄則是重要物資轉運商港、軍港與重工業基地。此戰略需求下的區域角色分配，成了今日台灣各個不同城市與地區的發展原型。…

中華民國政府1946年就派遣艦船編隊，前往南海接收曾經被外國竊據的一切領土，而且稍後提出以間斷線段標示在地圖上的領土與領海範圍。間斷線段的意思是，在這個範圍之內的島、礁、灘都是中華民族的，但是不排除外國在此範圍內享有合法的自由航行。 1970年代初期傳出消息說，南海的深水區海底有可能蘊藏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此後關於南海主權的爭議開始增多。南海周邊國家之中，竊據炎黃子孫島礁最多的是越南，其次是菲律賓，而且越、菲時常高調挑起事端。 越南和菲律賓的底牌都一樣，那就是自認為獲得美國支援，所以可以橫行無忌。美國則是利用越、菲提供藉口來干預南海事務，而且利用他們蠶食中華民族的資源、占據戰略要地，以壓迫中華民族陷於不利的態勢。 除了國際大格局因素之外，海峽兩岸曾經缺乏能夠在南海保持長期存在、數量夠多、反應時間短的執法維權力量，也缺乏對於前述力量提供隨叫隨到支援的強大軍事手段。於是越、菲更加猖獗，甚至完全不理睬北京發出的正義與和平共用資源的呼籲。 過去十幾年來，越、菲在竊據的小島上增強軍事部署，延長飛機跑道，擴大與加深碼頭，招徠移民而且開放外國人觀光，儼然以真正的主人自居，並且誤導國際視聽。某些西方媒體則是故意採取偏頗的角度報導與南海主權有關的事件。…

烏克蘭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俄羅斯擁有烏克蘭，就是大國；俄羅斯不擁有烏克蘭，就不是大國。而今，美歐新一代領導人既不尊重俄國的大國地位，又不權衡在這個區域內彼此綜合力量對比的強弱，急功近利地盲目冒進，企圖剝奪莫斯科成為霸權的烏克蘭因素，結果招致俄國以牙還牙的絕地反擊。 過去幾個月來，在烏克蘭上演的一齣政治大戲，合法民選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因親俄，且貪瀆無能，造成國家債臺高築，被美國和歐盟運用民眾的憤懣暴亂而把總統逼走，以過渡政府取代民選總統。美國與歐盟要求俄羅斯與烏國過渡政府進行談判，遭到俄國總統普丁嚴詞拒絕。普丁說，西方國家支持的烏克蘭新政府上台「是一場違反憲法的政變，武力奪權」。 從2013年12月以來，在美國和歐盟支持下的烏克蘭反對派和中、西部民眾就不斷走上街頭，在基輔和全國各地成立的「歐洲廣場」紮營露宿，對烏國政府進行抗爭，西方傳媒不僅一面倒地予以支持，若干美國國會議員還前往演講，中央情報局幹員也公開表示支持反對派。最終導致流血衝突、總統落跑。再由親美歐的「過渡政府」取代，並通過一系列壓制俄裔居民的法律。 俄羅斯經歷了蘇聯解體、烏克蘭劇變和克里米亞全民公投，這些事件背後的共同點是：前共產主義、多民族國家經歷轉型後突出的民族問題，過去通常被認為可以透過民主化的投票程序，實現民族「自決」，但是烏克蘭劇變和克里米亞變局推翻了這種先驗性幻想，展示出實施投票箱民族「自決」的高難度和複雜性，也顯示票決並不能保證此一原則不受外國強權和地緣政治的干擾，甚至主宰。 克里米亞併俄可能是美俄長期對抗的開端。烏克蘭東部和南部會不會步克里米亞後塵？烏克蘭未來情勢將如何發展？烏克蘭中部、西部激進民族份子與東部、南部分裂主義者間的衝突，會不會造成國際強權的對立？東西冷戰是否會再度重現？目前已引起世界各方的高度關切。…

大陸既主張要維護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何不放棄和平統一？ 自從2008年12月31日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六點意見〉之後，台灣各界對於北京當局在長期堅守「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後，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有各種不同的解讀。藍營政治人物、學者、媒體基本上肯定和平發展，但總不忘強調，和平發展既是兩岸的最大公約數，大陸就不該再以統一相逼。馬英九本人也指出，大陸已「淡化」或「擱置」統一，只想和平發展，維持台海現狀。 其實，大陸方面一再表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不是選擇題，要維護與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必須以和平統一為目標，而兩岸要實現和平統一，又必須經過一段和平發展期。 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18大報告再次清楚指出：「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是「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實現和平統一首先要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這不僅點出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之間有著辯證統一的關係，也說明要觀察及檢驗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就必須注意兩岸關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是否全面穩步前進。 當前兩岸關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四個基礎，均有尚待努力加強之處，但不可因此否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諸多重大成果，以及和平發展的終極目標。試想：如果台灣民眾持續反對、拒絕統一，始終堅守和平統一目標的大陸當局，將如何繼續發展兩岸關係？…

隨著日前彰化縣國民黨縣長參選人黨內初選結果揭曉，由現任立委林滄敏勝出後，藍綠陣營人馬終於開始吹響號角準備各自集結，決戰中台灣的戲碼即將上演。 一向被視為藍綠兩大政治板塊勢力決戰勝負關鍵的中台灣選情，未來會有何變化？究竟2014年底選舉結果，是否會打破過去藍綠勢力以濁水溪為界，而發展成以大安溪為界？中台灣的選情結果，勢將左右大局。其中，是否會因為台中市長胡志強目前呈現的弱勢表現，連帶波及附近的彰化、南投的選情，甚至出現「骨牌效應」，讓藍軍在中台灣遭到重挫，無疑已成為各方關切的焦點。 台中胡志強選情吃緊 已經擔任13年台中市長職務的胡志強決定參選第四任，對已經66歲的他，年齡其實不是問題，雖然健康狀況頗受質疑，但終究還不算是他的致命傷，最關鍵的還是國民黨中央對胡志強的出路根本無意安排，不但盛傳許久的監察院長一職始終未獲青睞，其間甚至還傳出予以駐英代表的說法，這對曾任外交部長、駐美代表的胡志強而言無異形同羞辱，最終逼得老胡只好走上「最後一戰」的悲壯選擇，也造成國民黨在台中市選舉難以突破的困境。 以目前的民調情勢來看，對胡志強而言極其不利，除了當年台中縣市合併後的派系利益糾葛問題始終難解外，再加上，許多台中市民有著求新求變的心理，和綠營對手林佳龍的對比下，都讓胡志強面臨內外交迫的困境壓力，國民黨能否繼續在台中市立穩根基就是大問題，但能否不讓台中市長選情影響或衝擊到中台灣其他縣市選情，這恐怕才是國民黨在2014年選戰布局上必須最優先考量之處。…

近年來，台灣社會出現一種新的社會思潮：希望保持既有的生活現狀與方式，選擇安逸與小清新，追求較為現實的生活小夢想，卻不求大改革、大變革，也不求大發展、大格局。這種社會新思潮就被稱為「小確幸」─「小小但確實存在的幸福」。 「小確幸」是一種後現代、後物質主義的思想與心理表現，有它出現的社會經濟背景，也有它存在的價值。這一社會思潮的積極價值與正面意義在於，有助維持現行的社會生活秩序與生活方式，有助社會的穩定與安定，有助心靈的靜化與小小的幸福感，但它也有不少弊端與隱憂。 維持既有生活現狀與方式的追求，自我陶醉與滿足於現狀，沒有遠大的理想與抱負，不願睜眼看世界，不求改革，不願開放，甚至出現排斥、反對改革與開放的聲音或行動，出現反對服貿運動、新反核運動，就會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進步。 尤其是台灣新一代年輕人在這一社會思潮下追求平靜和淡泊，失去了前進與開創未來的動力，不再像前輩那樣「愛拚才會贏」，不願再努力拚搏，不願再提著皮包走遍世界闖天下，生活態度變得更為現實，所追求的只是簡單的、小小的、實實在在的生活狀態與個人小理想。如占領立法院的反服貿學生發表宣言中提出：「我們相信，台灣是可以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開咖啡廳、開個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拚就能變成『頭家』的創業天堂」。開咖啡廳與個人公司這樣的夢想雖然實際，是一種「小確幸」，無可非議，但似乎目標理想低了點，雄心壯志少了點，發展格局小了點，這會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競爭力提升，以致整體社會的進步。這樣的心態、這樣的思潮，與當代大陸年輕一代雄心勃勃的奮鬥目標，以及勇於進取的打拚精神，形成顯著對照。 台灣出現「小確幸」社會思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喧騰一時的「馬習會」議題，在台北接二連三的政治風暴衝擊後，似乎沉寂下來。5月26日，就職滿六周年的馬英九卻對《遠見雜誌》專訪表示：「(馬習會)這個舞台早就搭好了，就看大陸方面。」事實果真如此簡單？ 今年2月王郁琦在南京大學，宣揚台灣的民主成就後一周，美國世界論壇網刊文〈北京「買下」台灣的戰略：不發一槍裹挾統一〉認為馬英九急欲藉由今年在APEC實現「馬習會」，以挽救自己的聲譽，又說「北京對台戰略變化幅度之大、之快，出乎台灣和海外觀察人士的意料。」 美國影響不可小歔 面對兩岸大勢所趨，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夏摩（John J.…

就在馬英九以「傾聽青年、實現世代正義」為題發表五二○就職六周年演說的隔天，台北捷運就發生了令人遺憾的大學青年砍殺事件。這個震驚社會的事件，引起了普遍的反思與檢討，媒體以鋪天蓋地的爆炸資訊來干預獨立思考，更多的年輕人則選擇在Facebook等網路新媒體抒發一己之見，而青年以新媒體渠道介入社會的模式，自反服貿運動之後愈趨成熟。 有一則新聞報導雖未被廣泛注意，卻是台灣社會見微知著的註腳。捷運事件發生沒多久之後，幾位乘客看到地面的血跡而驚慌地詢問記者：「好可怕，會不會是中國人砍的？」「是不是大陸人做的？」這則報導讓我想起台大化學系名譽教授劉廣定2011年在一場新書發表會上提到，他接觸的很多學生認為全世界的壞事都是中國幹的。 這種中國盡是壞人做壞事的心態，在台灣社會普遍而微妙得不斷發酵著，反服貿運動扮演的是加快過程的催化劑角色。類似的心態在西方世界並不罕見，當社會上發生比較嚴重的治安案件時，民眾很容易就把穆斯林聯想為嫌疑犯，並將穆斯林與恐怖主義劃上等號。例如5月21日，美國右翼組織「恐怖主義調查規劃」買下《紐約時報》整版廣告，刊登以「我們還在這裡、還有自由，但能持續多久？」為題的文宣，指責伊斯蘭是美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他們認為伊斯蘭破壞了美國價值觀中的「神聖言論自由」。 類似的心態也長年寄生在台灣的社會結構裡，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地把責任推到台灣島之外，也就是內部問題「外部化」，而通常千夫所指的對象就是海峽彼岸的中國大陸。最近前行政院長陳冲的一番話成為眾矢之的，他說台灣年輕人對大陸感到不安，是因為年輕人都看童話故事長大，而童話故事裡「大」常與邪惡掛勾，因此台灣「龐大的鄰居」中國大陸自然讓人感到不安。陳冲的解讀其實迴避了問題的癥結所在，或者是他根本沒感知到問題核心。台灣對大陸的不安，並非因為它的大（美國國土面積僅次於大陸，世界排名第四，台灣人卻「深愛」著如此幅原廣闊的國家），這種恐懼、不安與排斥也不是先驗存在的，而是長年被建構出來的結果。 過去反共國安體制的時代，一切不合理的事，只要掛勾上「共匪」就能被合理化，一旦有人清醒地察覺到這種荒謬，起身抵抗，就得面對遭到肅清的危險。到了解嚴之後的「民主化」時代，政治上發動將兩岸塑造為「文明台灣」對決「野蠻中國」的態勢，李登輝簡單一句中共是「土匪」，或是一句「中共再大，也沒有我老爸大」，提著一桶髒水往大陸身上潑去，就順手關上了兩岸相互理解溝通的大門。…

最近一年來台灣發生了許多的公共議題，陸續攻占媒體版面，從旺中案、文林苑、大埔案再到洪仲丘事件，這其中都不乏青年學生的聲音，但青年學子的聲音真的被重視，應從學生占領立院事件開始。 「太陽花學運」有不少想壯大自己名聲及勢力的青年，也有不少主張台獨的偏激分子，他們的言論及舉止造成社會動亂、價值嚴重扭曲，也讓不同意他們意見者決定挺身而出，為沉默大眾發聲。 由台大政治研究所二年級學生侯漢廷所創辦的台大中華復興社，是台大少數以「中國」概念為主體的學術性社團，它強調台灣不應該畫地自限，而應藉著台灣擁有的優勢，成為中華文化復興的堡壘。 該社團在過去半年，在台大校園舉辦過兩個系列的座談會。「台灣從何而來」系列回顧了台灣歷史，包括日據時期的重大事件、「你不知道的二二八」等講座，講者的論述顛覆了大家一般的歷史常識。「台灣往何處去」系列則著重在探討台灣的發展前景，曾請李勝峰教授主講「台灣命運青紅燈」，近期則在5月16日由淡江經濟系教授林金源、資深媒體人黃智賢、抗獨史陣線發起人王炳忠與林明正開講，並即席快問快答「占領是民主？還是暴力法西斯？」。 在實際行動方面，台大中華復興社與多個團體在今年2月組成「抗獨史陣線」，多次在教育部門口舉行記者會，公開力挺歷史課綱微調，並發動網路聯署，聲援教育部不要被台獨團體圍剿威嚇，務必修正美化日本殖民的台獨史觀。此外，該社團也在「反服貿之亂」中，與中華統一促進黨及其他多個團體發起「反反服貿」活動，表達沉默大眾的聲音，更在5月4日參與了新黨所舉辦的「新五四愛國運動，萬人上凱道，捍衛民主，回歸法治！」…

認同可以分為法人認同（國家認同與政府認同）、制度認同與文化民族認同三個層次，三者之間不存在必然的關連性，但若三者兼備才算是完整的認同，國家或政治聯合體才會穩固。僅有法人認同而缺制度、文化民族的認同，法人容易崩裂，而走向分離或內戰。 由於晚清的衰敗，香港、澳門、台灣均被迫離開了中國。殖民長達近百年的香港，在1997年終於回歸，但是在文化與制度上與大陸仍有差距。落實在香港的「一國兩制」只處理了法人認同中的國家認同，為了主權的統一，連政府認同都可以保留差異，也沒有機制去強化制度認同，而放任兩個制度彼此各自存在。「一國兩制」也忽視了文化與民族認同在融合過程中的重要性，而認為只要透過法人的國家認同就可以自然解決文化民族認同。 由於香港回歸只有處理法人認同，而沒有處理文化民族與制度認同問題。致使香港回歸以後，仍存在著若干問題。最近在香港發生的一些事件，顯示香港對中國的認同有逐漸弱化的趨勢。 北京希望將「一國兩制」也落實在台灣，但其思路仍然是以解決法人認同為首先手段，而沒有如何強化文化與制度認同的設計。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已經反映出，如果香港與大陸之間沒有辦法盡速建立文化民族與制度認同的機制，法人的認同也會受到影響。 1997年大陸收回了香港的土地，北京將「統一」視同於「主權與領土的統一」，因此也容許「一國兩制」，即香港可以有自己的制度。如果從比較嚴謹的角度來看北京的思路，1997年應該界定為「統一開始」，開始以後50年不變，這50年是相互適應期，是現在進行式，一直要到2046年7月1日才算是「統一完成」。…

特色的定義有很多，例如「與眾不同的地方」或「較他物優勝的地方」。舉例而言，我們說「一鄉鎮、一特產」。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於2008年12月31日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講話時說，北京和台北可以簽定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以最大限度實現優勢互補、互惠互利。2009年3月，當時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2次會議說，將逐步建立這個機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先談「有中國特色」這個概念。毛澤東善於創造新名詞，例如「槍桿子出政權」 和「陽謀」。鄧小平也不例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1982年9月中共召開第12屆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開幕式上首次明確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大陸內地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旗幟。…

婦女運動和地方性社會運動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女人之間跨文化、跨世紀的互相看見、互相傾訴。19世紀末第一波婦運即呈現強烈的世界性，首次世界婦女會議於1888年在美國首府華盛頓舉行，成立了國際婦女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很難想像百多年前的場景，各地婦女如何舟車勞頓，才能見上一面，其中需要多大的勇氣和盼望！ 第一波婦運在美國女性於1920年爭取到投票權之後，聲勢略衰，卻始終有少數女性主義者奮力堅持，維持著星星之火。到了1960年代，婦運再度集結，發展出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研究和女性主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