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中共中央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人時強調，希望兩岸雙方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兩岸民眾，共圓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在這一席以「兩岸一家親 共圓中國夢」為主題的談話中，習近平以親情和願景感召台灣民眾參與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也代表大陸新一代集體領導就今後對台政策做出承諾。 論及親情，習近平提出「兩岸同胞一家親，誰也不能割斷我們的血脈」、「親情不僅能療傷止痛、化解心結，而且能實現心靈契合」，整體論述說之以理、動之以情，且展現高度同理心及耐心。…

應大陸方面邀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兩岸和平發展基金會董事長連戰率台灣各界人士訪問團，於2月17日至2月20日赴北京參訪交流。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了連戰一行。儘管連戰行前表示，此行沒有任何使命，也沒代表任何政黨團體，但是此次「連習會」還是引起了輿論的高度關注，並認為是奏響了兩岸春天的序曲。 18日下午5時左右，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芳菲苑，習近平與連戰和訪問團成員星雲法師、新黨主席郁慕明、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等一一握手，雖然外面春寒料峭，但是室內溫暖如春。 習近平在《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講話中強調，希望兩岸雙方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齊心協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兩岸民眾，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習近平指出，台灣同胞因自己的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有著特定的心態。熨平心裏創傷需要親情，解決現實問題需要真情，我們有耐心，但更有信心。親情不僅能療傷止痛、化解心結，而且能實現心靈契合。我們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也願意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對於政治分歧問題，習近平強調，兩岸可以在一中框架下，進行平等協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 連戰表示，2005年國共兩黨開展和解對話，進而兩岸走向和平發展，給兩岸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局面，這是一條不應也不可逆轉的正確道路。過去的一年裡，無論是國共兩黨或兩岸各界，在政治互信上都向前邁進了一步，包括主張各依法規，用一個中國架構定位兩岸關係，重申「九二共識」，強調「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等等。連戰也指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原本就是一家人、一家親。兩岸應以務實的心態，使台灣在兩岸和平發展、中華民族再興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且正面的作用。…

眾所矚目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的首次「王張會」已經結束。海內外對於此次「王張會」給予高度關注和積極評價。新華社更以「新模式、新突破、新動力」來概括此次會面及其成果。 但不可否認，有一些人，特別是台灣的民進黨和綠營人士，將「王張會」解讀成大陸對「中華民國主權」已不再持「排斥」態度，體現了兩岸「主權對等」、「一邊一國」，朝著「承認台灣主權」的方向邁出重要一步等。這樣的解讀顯然存在著誤解，有些甚至是別有用心的曲解。 應該看到，「王張會」之所以能夠成功舉行，是國共兩黨暨兩岸現政當局堅持「九二共識」和「一中框架」，反對「台獨」，不斷深化政治互信的結果。沒有政治互信作基礎，兩岸關係就不會進入和平發展新局，更談不上兩岸主管兩岸事務部門的負責人正式見面、互稱官銜、達成「建立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的共識。 因此，在看到「王張會」取得政治突破的時候，首先應該想到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惟有不斷增進政治互信，才可能不斷取得政治突破；惟有不斷突破政治難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可能實現良性循環。民進黨人士若以為其上台，不必調整台獨路線，也能照搬「王張會」模式，那肯定是大錯特錯。 還應該看到，「王張會」之所以能夠成功舉行，不僅體現了「一中框架」，也是因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需要。大陸國台辦和台灣陸委會，本身即是「兩岸雙方依循一個中國的原則設立的負責兩岸事務的專責部門」，但成立20多年來，這兩個部門一直處於「『對口』卻『隔空』的狀態」，而由「白手套」——海協會和海基會代為處理相關事務。雖然這種狀況是兩岸關係處於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無奈之舉，但也明顯違反了兩個機構成立的初衷。近年來隨著兩岸關係步上和平發展的軌道，兩岸之間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且複雜，急需具有更高權威、更大功能的兩岸事務公權力部門直接面對問題。顯然，國台辦和陸委會之間建立直接聯繫溝通機制，有利於雙方加強溝通，深化互信，提高辦事效率，推動和妥善處理兩岸交往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促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

2月11日至14日，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前往南京、上海進行為期四天的訪問活動，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舉行會談。這是繼當年海基、海協兩會負責人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會談，雙方以白手套的方式進行互動之後，兩岸分治65年來主管兩岸事務官方機構首長的首度正式會談，其政治意義不容低估。對此，有人稱之為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有人將其視為重要的里程碑，不論如何這確實是兩岸關係發展史上重要的一頁，有其歷史性的正面意義。 整體看來，這次王、張會晤雙方可以說是都守住了立場，表達了看法，其中沒有任何意外、但卻有不少亮點，台灣除了少數有特定意識形態的媒體、政黨和政治人物的惡意批評外，多數人都對兩岸關係這種健康、積極的發展給予肯定，並且期望，從今而後，雙方關係要能進入一個更成熟、更穩定、更理性的階段，形成一種不可逆轉、不受人為操縱、不因政黨輪替而改變的深層穩定結構。這種制度性的互動一旦確定，將不但是台灣之福，兩岸之福，也對區域安全與穩定有極大的助益，應為眾人所樂見。 客觀來看，這次兩岸當局彼此配合、相互協調，排除萬難，盡力促成王、張二人的會晤，討論了一些彼此關切的重要議題，雙方都展現了誠意與善意。持平而論，雙方都有各自的立場與難處，台灣有內政的重大壓力，大陸有原則的考量顧慮，台灣客人有話得講，但並沒有蓄意，或至少儘量避免讓主人感到過分尷尬，北京主人也低調的對某些用語採取冷處理的方式，避免公開批駁台灣的說法。這樣的善意與體諒只會帶來更多的正面回應，這對增加兩岸互信絕對會有助益。 一如所知，兩岸互動20多年來，雙方一直本著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方式，先處理事務再談政策，最後才面對政治問題，循序漸進的往前發展，這完全符合國統綱領的精神。兩岸學者、智庫間的往來可以視為二軌互動，而海基、海協兩會則屬於準官方機構之間的一軌半互動，官方往來則是一軌接觸，前者基本上是思想觀念的交流，兩會則處理雙方交往過程中所衍生的日常性業務，未來角色與職能即或有所調整，但短期內不必然就會淡出。兩岸之間二軌與一軌半的互動、往來與交流仍有存在的必要，甚至可備不時之需。 這次王、張會晤代表兩岸已經進入官方的一軌接觸，在兩岸能夠進一步建立互信、機制性往來的前提下，未來顯然有必要和兩會的工作有所區隔，將來重點應該放在處理政策性的議題上，此由這次王、張會晤討論的都是一些較為重大的議題可以得到佐證。至於最後的高階政治問題就應該是到最高層級，由大家所期望的馬、習會面加以處理，如果馬英九與習近平二人真能在今年11月的亞太經合會成功見面，這才真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高潮，雖然大陸對此已經表示並不適合，但是否仍有其他可能仍然值得各界嘗試與努力。…

「王張會」已經結束。馬英九對王郁琦的大陸行，以「有突破」和「超過預期」來高度評價。從王郁琦大陸行的整個過程來看，馬的評價確有所指，同時也彰顯出兩岸的政治分歧。 為馬「治權」概念探路 馬英九追求兩岸「治權相互承認」，但從來沒有明確這個「治權」概念，其內涵外延既與國際法的慣常定義多所不合，也有兩岸之間的含混模糊。因此，在沒有明確「治權」概念之前，馬當局要摸清大陸所能承受的底線。 王郁琦返台後透露，此行前，他就將一些會碰觸到的政治敏感問題與大陸國台辦「打過招呼」，大陸也表示了「不希望」的態度。但是在實際行程中，他還是做了。他認為大陸對他所提到的「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已103年」「釋放了善意」，認為大陸對這樣的說法可以「忍耐」；而在謁陵花圈上只可落款「陸委會」，不能出現「行政院」字眼，他認為這是「北京可以忍耐的極限」。 「馬習會」是王此行想確認大陸底線的另一個議題。對「習馬會」的憧憬，台灣首先鍾情於國際場合。早在去年8月馬英九出訪中南美洲時，就釋出他希望以「經濟體領袖」身份出席在北京召開的APEC…

2014年的春天相較來得早一些。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與台灣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郁琦的首次正式會面，讓寒意料峭的早春平添熱烈與溫情。2月11日，當王張的手在媒體聚焦燈下緊緊相握，一握再握的時候，一種久違的感動再度湧起。1993年汪辜二老的歷史性握手猶在眼前，彈指一揮間，兩岸關係的發展已有了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跨越。 這一天來得並不突然。早在2013年10月亞太經合會期間，王張兩人的短暫互動，就已讓人捕捉到後續正式訪問的訊息。 這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必然 從「金門會談」、「辜汪會談」、「連胡會」、「江陳會」，再到今天的「王張會」，兩岸對話交流平台逐漸建立，管道逐漸增多，協商對話一步步地邁向制度化、常態化。2008年以來，隨著兩岸三通的實現，兩岸之間達成的各項成果越來越多，在兩岸關係業已邁入鞏固深化，乃至尋求新突破的背景之下，「王張會」乃至更高層級的對話，既有水到渠成的必然，也擔負著鋪陳新局的期待。 根據陸委會1月29日公佈的民調顯示，台灣約60%民眾認為兩岸事務首長務實討論交流，有助兩岸關係發展，王郁琦訪問大陸得到55.8%的民眾認同，65.7%贊成會面討論陸委會和國台辦建立直接聯絡溝通機制。海內外88家媒體，220名記者參與報導，更反映了這一歷史事件的受關注度。…

兩岸統一為什麼不能採用聯邦制、邦聯制或類似歐盟的模式？ 聯邦制不適宜作為統一後的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因為它既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更不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 中國自秦漢以來，一向實行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有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政治穩定和地區協調發展。如果實行以台灣為一元、大陸為一元的「二元聯邦制」，必然引發一系列新的矛盾，留下長期隱患。 依據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統一後，台灣擁有的權力，事實上比聯邦制國家中的州政府享有的權力大得多，例如保留軍隊、發行貨幣、擁有司法終審權等，這些都是任何一個聯邦制國家中的州政府所沒有的。 邦聯制是指若干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為實現某種特定目的，而組成的一種鬆散的國家聯合。台灣與大陸不是兩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因此兩岸統一方式，不能也不該採取邦聯制。…

台灣高中課綱微調，引起軒然大波。此問題涉及三個層次：第一，原有的台獨課綱是否「合憲」、「合法」？第二，課綱能不能、該不該包容多元史觀？第三，綠營堅持的史觀到底是維護，還是踐踏台灣主體性？ 現行台獨課綱違憲違法 《憲法》第21條規定「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因此國民教育是權利也是義務，當然不能違反國家之教育目標。而《憲法》第158條明訂「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此即憲法規定的教育文化目標，也是《國民教育法》的法源依據（見該法第1條）。本此精神，《國民教育法》第7條更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應以民族精神教育…為中心」。可見「民族精神教育」本該是國民教育課程的中心內容。 現在高中教育既然要納入「十二年國教」，其課程內容當然必須合乎《憲法》與《國民教育法》的精神。按照現行憲法和法律，將台灣自外於中國的「去中國化」課綱，是嚴重違憲違法的。課綱實在應該徹底修改，豈止是用語的「微調」而已？ 綠營在文林苑案、洪仲邱案、大埔拆遷案…等一大堆案件上都引用了中華民國憲法，唯獨在教科書課綱「微調」案上完全不提憲法。可見：第一，台獨的教改違憲違法，他們自己心知肚明。第二，綠營對憲法毫無誠意和敬意，只是把憲法當成鬥爭工具。民進黨所作所為完全合乎憲法增修條文所稱的「政黨違憲」，應該按照相關條文處理。第三，將教科書「去日本化」、「去殖民化」完全合乎憲法規定。執政黨若不徹底依據憲法將教科書課綱「改邪歸正」（不是「撥亂反正」而已），就是怠忽職守。至少應由監察院追究其責任。第四，要求中華民國的國民教育教科書符合憲法規定，是國民應有的權利。妨礙國民實現憲法上的權利，就是違憲違法。如果綠營繼續違憲，藍營繼續配合綠營違憲，使教科書無法全面回歸憲法規定，台灣的民主憲政就是虛假的，民進黨和國民黨就沒有資格批評大陸的憲政。…

王夫之《讀通鑑論》〈論夷狄〉，認為「禍天下之罪人」分三等： 禍在一時之天下，則一時之罪人，盧杞(唐德宗時的奸相)是也；禍及一代，則一代之罪人，李林甫（唐玄宗時的奸相）是也；禍及萬世，則萬世之罪人，為桑維翰當之。 被指為「禍及萬世」、「萬世之罪人」的桑維翰，是五代後晉人，曾為石敬瑭出使契丹，以割讓燕雲十六州、甘當契丹之兒皇帝為條件，來換取契丹對石敬瑭的支持。燕雲十六州失陷，使統一後的宋代北方國防洞開，1126年金兵長驅南下，陷汴京、亡北宋，釀成「靖康之難」的歷史悲劇。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記北宋之亡時云：宋人議論未定（要不要遷都），而（金）兵已渡河，北宋朝廷想跑也來不及了。 歷史的發展十分弔詭，經常出現想不到的結果。以影響北宋國防安全的燕雲十六州而言，到了元、清時代，這問題就不存在了。因為從元代統一中國之後，燕雲十六州就不是地理上的國防要地了。至於石敬瑭當契丹之兒皇帝，更是歷史上的一場小鬧劇而已，今日看來並未「禍及萬世」，談不上「萬世之罪」。像「桑維翰」這款角色，相信已經沒有幾個人能記得他的名字。 明末大儒顧炎武認為歷史上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指朝代覆亡，政權交替，問題較小。「亡天下」則指民族文化淪喪，問題就嚴重了。…

抗戰勝利之後，國內各黨派和政治力量積極活動、溝通，經過短暫的接觸和整合，特別是國共兩黨領袖通過重慶談判，決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商議解決事關未來中國發展的重大問題。 歷史選擇、傳統承繼 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其中國國民黨代表8人，中國共產黨代表7人，另有，中國民主同盟、中國青年黨和無黨派社會賢達人士若干人。1946年1月31日，各方政治力量達成協定，即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該決議一共分為五個決議案，分別為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決議案、國民大會問題決議案、改組政府問題決議案和憲法草案決議案。1946年2月，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代表共35人組成憲草審議委員會。後來成型的中華民國憲法基本國策章節的內容，就是源於政協會議決議的最核心的內容—和平建國綱領。 之後，由於國內陷入內戰，各種政治力量又不斷分化組合，最終在海峽兩岸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大陸方面在1949年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方政治力量共商國是，協商就新的政權的實質性和形式上的問題展開討論，共同決定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 因此，在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由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展開政治協商是歷史的選擇，也是富有中國政治傳統的一種政治實踐。它既解決了現實政治問題的需要，也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需要。…

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人大）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中國國情相結合創造出來的。在1920、1930年代就出現了人民民主政權的萌芽，如省港罷工中成立的「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海工人起義後召開的「上海市民大會」以及農民運動中產生的「農民協會」。在土地革命時期成立了蘇維埃政權，並以「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為最高政權機關。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的抗日政權以「三三制」為組織原則，建立起各級參議會和政府委員會。國共內戰時期，解放區普遍實行了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經過長期的摸索和實踐，人大制度的組織原則、政權基礎等方面內容逐漸完備。1954年憲法的頒布實施，標誌著人大制度的正式建立。 民主共和制可以分為直接民主制和間接民主制。直接民主是指由人民直接組成國家權力機關，親自行使國家權力。間接民主則是人民依法選派代表，組成代議機關，由代議機關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所以是代議制民主。從理論上講直接民主是最真實、全面體現民意的，但在實踐中，由於國家和社會管理職能紛繁複雜，專業化程度日益提高，為避免資源的浪費，實行代議制是兼顧民主和效率的良好機制。就中國大陸而言，人民既通過直接民主行使選舉權、罷免權，人大就是人民以間接方式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的職能。人大對其他國家機關的監督，就是人民的監督，其他國家機關對人大負責，就是對人民負責，所以人大是一種代議制民主共和政體。 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主要是國家權力運用和實現方式的各種制度的總和。就其範圍的各異，可以分為司法制度、選舉制度、政黨制度、軍事制度、工會制度等等。在這些林林總總的制度中，人大制度處於核心地位，是中國大陸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大制度作為根本政治制度，首先在於它體現了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本質要求。從性質上看，中國大陸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在人大制度下，國家權力機關是民意的代表機關，在理論上掌握全部國家權力，便於人民統一行使權力，有效進行國家管理。相對於其他政治制度而言，人大制度直接、全面地體現了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從實踐上看，人大是人民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組成，其中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在歷屆人大中均占絕對優勢，體現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基礎。在此基礎上，人大還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有效地解決了少數民族、民主黨派、無黨派愛國人士的參政問題，以防止「多數人的暴政」。…

今年1月，台南成功大學學生「快閃」拆下了該校光復校區的「光復」兩字，並將他們的「封功偉業」貼上臉書，宣稱是要「去政治化」。緊接著是教育部在高中歷史課綱「去殖民化」，隨即引來許多台獨學者與民眾質疑「去台灣化」。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許多「皇民」與「三腳仔」懷抱著怨恨與委屈，不斷地在呼喚著日本皇民化的幽靈。台灣社會從來不願直面日本殖民意識的清理，反而將其當成珍寶細心呵護著。因此，近一段時間以來的各種歷史問題的糾葛，涉及的當然不只是台灣人拒當中國人如此簡單的理由，同時更是包含著親日與媚日等歷史正義遭到嚴重斲喪的良心問題。 2月22日台獨組織「公投護台灣聯盟」拉倒台南湯德章紀念公園內的孫中山銅像，該團體在隔日便「迫不及待」地前往台南烏山頭水庫，向八田與一銅像獻花致敬，並高喊「八田與一才是英雄」。 當前台灣社會瀰漫著一種氛圍，就是認為「中國」從來就不存在於台灣之內。獨派甚至宣稱，台灣人的中國意識，是台灣光復之後國民黨「黨國民族主義教育」的產物。弔詭的是，台灣人卻從來不以內部充斥著顛覆歷史事實與正義的親日媚日意識為忤，難道台灣可以是日本人的台灣？ 問題在於，台灣人的「中國」，只是1945年之後才由國民黨帶來的嗎？這次被拉下的孫中山，或許能回答這個問題。…

2月13日由黃埔軍校同學會、中國舞蹈家協會、台灣中華舞蹈學會合辦的「第五屆兩岸三地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活動」在台北國軍文藝中心演出。 節目一開始，東北師範大學舞蹈系學生表演了一齣傣族女子群舞《花腰花》，輕妙的舞步像燕子伏巢、疾飛高翔像雀鳥夜驚，獲得觀眾熱烈的掌聲。此外，他們還帶來了現代男子六人舞《梨園隨筆》、曾獲得全國舞蹈大賽金獎的《南京‧亮》、以紅色扇子作為整體效果呈現的《千紅》，每一個舞碼都帶給現場觀眾無限的驚嘆。 深圳青少年則分別帶來詩歌朗誦《中華少年》、以及《童年波爾卡》、《花園》、《天鵝湖》等舞蹈。其中詩歌朗誦《中華少年》最後一句「東方之美滋養著龍的傳人，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們心田」，獲得全場觀眾熱烈回應。 而台灣方面也由中華舞蹈學會的幾個及原聲文化藝術團等團體粉墨登場，分別演出《雛鳳凌空》、《浮花》等舞蹈，以及傳統原住民歌舞，充分展現台灣年輕人的舞蹈造詣。香港舞蹈團兒童少年團所表演的《小木蘭》，以及廣州藝術中心的小朋友們表演《剪窗花》，輕盈可愛的舞姿，引得全場觀眾叫好。 表演最後由男高音肖金聲和花腔女高音鄭詠合唱《祝酒歌》及《在水一方》。這兩首歌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但藉由兩位硬底子歌唱家獨特的演唱方式詮釋，展現出新的生命力，全場安可聲不斷，全場觀眾流連忘返。…

2010年修正地方制度法之後，地方選舉簡併，包括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及村（里）長在內的7項選舉將同時舉行。在今年年底，首次七合一大選就要登場，春節過後，各大政黨與獨立參選人皆摩拳擦掌準備迎接這項盛會，其中又以台北市長選戰最受各界矚目了。 本次台北市長選舉不僅關係到首都近270萬人口的四年生活，更是新世代領導人的接班前哨戰，影響2016年的總統大選，也牽涉到2024新世代總統接班人選，等於是一齣台灣政局大戲主角選拔賽。不論是現任總統馬英九還是兩位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都曾擔任過台北市長，也因此台北市長寶座是「總統跳板」的說法便不脛而走，彷彿選上台北市長就拿到了總統府大位的門票。 這也是為何本次台北市長選舉竟然有多位參選人表態，兩大政黨內部到現在也擺不平自己的人選，國民黨的連勝文並不是黨主席馬英九心中的頭號人選，台大醫師柯文哲則讓民進黨頭痛不已。各參選人早在投票的一年甚至更久以前，便馬不停蹄地四處跑攤趕場拜票，過去通常在選前數月間才看得到的熱戰場景，這次卻早早就拉開序幕。 國民黨參選人眾 對於已在台北市執政16年的國民黨來說，基本上只要藍軍不分裂，要拿下整體選民結構藍大於綠的北市並非難事，畢竟過去僅有一次首都失守的紀錄，便是黃大洲與趙少康同時參選分散選票所致，而且當屆當選的陳水扁也只拿下未過半的43.67%。在國民黨參選人當中，市議員楊實秋、秦慧珠、鍾小平與立委丁守中、蔡正元等人，都是在台北市深耕多年的民意代表，在地方經營上皆下過苦工，自然也各擁有一定實力；但是根據近來幾次民調結果，卻是多由既不曾擔任過民意代表、也沒有太多行政經驗的連勝文獲得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