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實施戒嚴的軍管均須經國會同意，但南韓總統尹錫悅2024年12月初突然下令戒嚴，卻派軍隊去逮捕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如此荒誕的政治鬧劇震驚全世界，也讓人見識到檢察總長出身的總統，目無憲政民主竟到如此地步。但民進黨立院黨團在南韓戒嚴消息傳來的第一時間，在社群媒體上，發出表露「有為者亦若是」的「暗挺文」，不僅讓台灣輿論與政壇嘩然，也遭韓國媒體譏諷。

民進黨刻意渲染台灣戒嚴

民進黨迄今不願對「挺戒嚴」的發文道歉，而只以強調國民黨過去長年實施戒嚴的部分事實，再經其混淆視聽的說法，來轉移問題的焦點。因此，當國民黨立委鄭天財說「戒嚴是為了保護台灣」時，民進黨立委邱議瑩立即反嗆說，他的父親邱茂男，因國民黨實施戒嚴被關了六年。

邱茂男是因參與高雄美麗島事件被判刑六年，且從被羈押到假釋出獄共關押近五年。依當時的判決書記載，他在高雄市新興警察分局前「手持火把為遊行前導」，迨施明德、姚嘉文領導隊伍衝向憲警時，「隨即舉起火把指揮他人衝擊憲警，並親自參與毆打執勤憲警」。邱議瑩不說這些，是要誤導戒嚴時期只因反對政府、「爭自由」就會被關。

同樣的，陳菊說台灣長達38年的戒嚴，造成「成千上萬人家破人亡」，也只是信口開河。而她又說，戒嚴時期是民主政治最黑暗的時刻，顯然刻意忽視中華民國在1947年底開始實施憲政時，已因國共內戰全面爆發，而採「行憲與戡亂並行」的國策。故而，因「動員戡亂時期」實施戒嚴下的民主政治，乃是在戰火威脅中逐步建構，理應無所謂光亮或黑暗的時刻。

戒嚴的確是為保護台灣

賴清德總統在上任後第一次國慶文告中指出，歷經古寧頭和823戰役，我們「守住了台澎金馬，守住了中華民國」，而這是發生在兩岸軍事對峙的「動員戡亂時期」，故因戰爭狀態而實施戒嚴，當然就是為了「保護台灣」。否則，又何來賴清德所說，「中華民國在台灣落地生根」呢？

民進黨的務實台獨路線，其實要刨掉中華民國的根，所以對台灣曾實施的戒嚴極盡渲染、誇大和醜化。台灣所實施的戒嚴，主要對言論和集會結社等政治自由有所限制，但當時仍有由立法院制定通過的法律為依據，如《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動員戡亂時期集會遊行法》、《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或《動員戡亂時期出版法》等冠以「動員戡亂時期」的法制。

台灣在戒嚴時期，政府實施了三七五減租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和推動十大基礎建設，乃至於造就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台灣經濟奇蹟」。例如，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迅速重建，到了1961-1972年間，每年物價上漲率為3.3%，工業國家則為3.5%；同時，台灣每年經濟成長率為10.2%，工業國家則為4.6%。尤其，在1952-1987年間，台灣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達9.0%，才會被西方視為「經濟奇蹟」。

民本思想造就經濟奇蹟

西方建構的理論認為，唯有實施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體制才會造就經濟成長，但台灣實施戒嚴威權體制，造就經濟快速成長的事實，乃為原有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奇蹟」。例如，Daron Acemoglu及James A. Robinson在2012年出版的《國家為什麼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書，仍然持著類似的理論與觀點。

這本書把各種獨裁、極權或威權政體所建立的正式及非正式制度，使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所把持，稱之為「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相對來說，現代所有自由民主制國家所建構者，則為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為全民共享的「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而國家為什麼最終導致失敗？自是因非屬自由民主體制所致。

該書還特別指出，即使定有憲法和定期選舉，具有民主外觀的威權政體，但對參與選舉的候選人及選舉競爭未必公正，使得選舉往往只是一場表演。故而，威權政體建構的「榨取型政治制度」，自也會型塑出經濟利益由少數特權者把持的「榨取型經濟制度」。民進黨敘述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選舉，頗類似此書中的描述，但卻無法解釋「台灣錢淹腳目」的景象，為何發生在戒嚴的威權統治時期？

事實上，台灣在實施戒嚴的威權統治時期，雖對政治自由和民主有所限制，但相對來說，當時的執政者，在中國儒家傳統民本思想的指引下，施政不僅以福國利民為依歸，且非常重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網羅人才機制。因此，政府不認為得來的經濟成就是「奇蹟」，而將之稱為「台灣經驗」，且西方學界也因此建構了得以解釋的新理論。

賴清德出訪返台後，面對質疑民進黨立院黨團發文「挺戒嚴」時，僅回應「不會走回頭路」。但賴清德不斷推進中華民國「台獨化」的路線，離實施「戰時」憲政體制的戒嚴，恐怕會愈來愈近。

（作者係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