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強化對加薩的軍事占領與控制，卻未同步建構穩定的治理機制，其戰略目標與現實落差逐漸浮現。哈瑪斯具備高度組織適應力，未因領導層潰敗而瓦解，且停火談判中的人道走廊亦被雙方轉化為戰術工具。美國對以色列雖援助不減，對其軍事行動的實質牽制有限，顯示華府政策方向失衡，亦暴露對以巴衝突的責任迴避態度。

以色列對加薩的軍事控制

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已達成對主要城市與交通走廊的控制。然而，這種軍事優勢並不自然地能導致穩定的政治秩序建立，原因在於該地區長期缺乏可持續治理的架構。以色列並未明確表示將在戰後長期占領加薩，也未提出由哪一方接手地方行政與公共安全，而這正是造成權力真空與動盪風險的關鍵因素。若僅依賴以軍維持治安，勢必面對高昂的人力與資源消耗，同時也將會遭到國際壓力與合法性的挑戰。

然而，以色列若尋求建立代理治理架構，則必須面對其正當性問題與遭到抵制的風險；任何未獲當地民眾接納的治理形式，將為反抗與恐怖行動提供溫床，加深衝突循環。此外，加薩當地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醫療、水電、教育系統幾近癱瘓，短期內難以恢復，這將進一步削弱政治穩定的實質條件。政治成果需建立在社會服務、秩序維持與合法治理併行的基礎上，單靠軍事行動無法填補上述缺口。

哈瑪斯高層被殲滅的衝擊

哈瑪斯自2007年掌控加薩以來，其組織運作高度分層，領導核心雖具決策功能，但實際作戰與基層動員多仰賴分散型單位。以色列近期對其指揮體系的精確打擊，確實造成領導層斷裂與指揮鏈中斷，特別是在加薩南部區域，使得哈瑪斯短期內無法有效統籌火力與戰術調動。然而，該組織早已因應以色列多年的高壓作戰模式，建立了備援性的通訊與小組行動網絡，使其基層細胞具備一定程度的作戰與伏擊能力。此種結構削弱了中央領導被清除後，對整體行動力的致命衝擊。

此外，哈瑪斯長期投入地下通道建設與物資儲備，使其部分作戰單位能獨立運作，延緩整體潰散的時程。領導人雖遭殲滅，並不代表其意識形態或組織記憶隨之終結，部分指揮權可能由二線指揮官接手，形成更為隱蔽且難以預測的行動模式。在情報系統無法完全滲透的前提下，以色列仍難即時掌握所有潛伏單位的動態。而境外資金與物資的持續輸入，也可能維持一定的組織活性。哈瑪斯是否會轉型為更具流動性與非集中式的武裝運作架構，將是接下來對地區安全評估的核心課題之一。

「人道走廊」影響作戰節奏

在人道走廊議題納入停火的談判框架後，其對戰場節奏的影響遠不僅止於短暫的攻勢暫停；藉人道走廊的劃設，以軍能更清楚辨識敵我混雜區域，並降低誤擊風險，同時為即將展開的區域掃蕩建立清晰的地理邊界，這種空間重整的過程有助於將戰區從混合型都市地形轉化為可控的作戰格局。其背後實際的意圖，與純粹人道考量相比，更多指向作戰效率與地面部隊的風險控管。

對哈瑪斯而言，民眾混居狀態本身就是一種戰術屏障，一旦失去，將使得以軍空襲與地面行動更加無阻。此外，在人道走廊區域，哈瑪斯雖面臨行動受限，卻也可趁機進行重整與轉移部署，其是否借此模糊戰力位置，或利用走廊周邊設施再建立伏擊據點，對以方而言則是持續的戰術風險。故人道走廊並非單一善意設計，而成為雙方策略交錯運用下的空間與時間資源競爭場域。

美國一面援助一面施壓

長期以來，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建立於軍事援助與政治庇護的雙重架構，但在加薩衝突進入深層地面行動後，華府政策開始出現雙軌並行的特徵，即一方面持續提供先進武器與情報支援，另一方面則強化對軍事行動道德界線的施壓，特別是在拉法地區行動推進後更為明顯。此種支持與節制並存的結構，已逐步形成對以軍作戰自由度的牽制。

此外，美方在國際場域的表態逐漸轉向「有條件支持」，此舉雖未明確削弱以色列軍事行動的執行力，但對其戰略規劃時程與戰果展現節奏已構成實質壓力。為維持對美援依賴的延續性，以色列須配合華府在戰後安排、人道援助與平民傷亡控制上的期待，這種政策折衝必然會反映至戰場上行動指令的制約與範圍調整。以軍雖仍保有主動作戰的權限，但在多場戰術推進中可觀察到進程趨緩與攻勢收斂，顯示美方立場已內化為以軍決策中的一項重要變數。

結語

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雖展現高度操作能力，但美國政策的不一致性對其戰略延展構成實質掣肘。一方面美方持續提供軍援，一方面卻對行動範圍與戰後安排施加道德與外交壓力，形成雙重訊號；此類模糊立場既無助於衝突終結，也削弱盟國對美國政策的信任。可想見，美國在中東維持影響力的方式，若僅止於技術援助與外交表態，卻缺乏具體責任承擔與長期穩定設計，勢將陷盟邦於高風險戰略孤立中，而長期遭受以色列轟炸，讓加薩居民更陷在恐懼和死亡威脅的陰影下。

（作者係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