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台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由於大氣候（美國「台灣牌」）與小氣候（賴清德執政）雙重影響，「支持統一」與「中國人」認同度呈現雙重低谷的現象，連「九二共識」都成為政治人物眼中的票房毒藥，更遑論「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不過，筆者認為台灣社會民意已進入鬆動期，「終局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end game）已然浮現，特別表現在「疑美論」的攀升，以及針對解放軍武器尖端科技的高度關注。

事實上，如此微妙的心理變化，與香港1997年正式回歸前有著類似的脈動。儘管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本質不同，前者乃國共內戰遺留之歷史問題，後者則為殖民統治結束、回歸祖國。但從史料可以發現，198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見，香港前途問題正式浮上檯面後，香港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提出了「維持現狀論」，並受到多數香港民意的支持。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意味著香港回歸祖國大勢底定，香港社會的「維持現狀論」開始動搖，進入「回歸過渡期」。而以知識界、媒體界、大學生為主要代表的「香港前途討論」，在客觀現實的作用下，自然由此展開。例如曾任民建聯主席的馬力及其團隊，以「辛維思」為筆名，撰寫了大量涉及政制改革，以及針對《基本法》（草案稿）的討論。《辛維思政論集》收錄了當時香港針對未來政制構想的12種方案，分別就「一國原則」、「兩制原則」與「港人治港原則」，圍繞在日後「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立法機關選舉方式」與「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關係」三方面提出各自的主張。這說明香港社會在確定「回歸」後，在輿論場出現了對「一國兩制香港方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積極議倫。更令人訝異的是，當時「香港回歸運動」的主體，竟是「香港兩大」（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會。

進一步探究，「香港回歸運動」絕非僅有單純的民族主義，還帶有積極進步價值的一面，「民主回歸」論即為其中的中流砥柱。「民主回歸」論者還關注到香港問題的解決，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具有示範意義，「台灣問題必定要一併解決」。

「民主回歸」論的核心要旨，莫過於倡議回歸是在面對殖民統治與穩態社會結構中，進行本土社會改革的契機。論者已看到當時港英政府「諮詢式民主」的虛偽性，從而強化了主張民主化的決心，也為結束殖民統治，開啟民主改革提供一扇窗。當《香港基本法》草案陸續通過，於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前，香港回歸的準備工作已有序開展，包括公務員平穩過渡，臨時立法會秘書處在深圳工作，以及香港新華社轉型為香港中聯辦等。

綜上所述，1982-1997年這段「香港回歸前史」，能看到台灣社會今天民心動盪與各種思潮、政治勢力拉扯的「既視感」。不同的是，美國因素的高度介入，使台灣問題解決的前景討論，被推到傾向「戰爭」的一端，使得台灣內部討論空間更加窄化。無論如何，「香港回歸前史」中的香港前途討論，是「兩制台灣方案」啟動的重要借鏡。簡言之，台灣需要的不是一場又一場的「兵推」，而是在「終局意識」下的前景大辯論。

（作者係時評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