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共內戰末期，蔣介石選擇撤退至台灣而非海南島。當時的理由主要是考量到台灣「易守難攻」的地形、海峽天險，以及台灣作為「第一島鏈」地理位置上對美國勢力的重要性，同時台灣較為先進的工業基礎和缺乏複雜勢力也是重要因素。然而，這一選擇因緣際會造就了台灣的經濟發展，更深刻地塑造了台灣的命運。

地理封閉造就獨立發展

從經濟成長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地理封閉性與海洋孤立性，意外地為國民政府提供了制度重建的空間。台灣四面環海，與中國大陸隔絕，形成天然的政治防火牆，使得蔣政權得以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推動土地改革、教育普及與國營企業體系的重建。這種地理隔離不只是軍事上的安全屏障，更是制度建構的保護層，使台灣得以在冷戰初期建立起一套相對獨立的政經體系。

若當年選擇撤退至海南島，則地理接近中國南部，軍事壓力與政治滲透將持續干擾制度建構，經濟政策難以自主運作。海南島雖然面積不小，資源豐富，但在當時仍屬邊陲地帶，基礎建設薄弱，港口設施不及台灣，難以承接全球製造業的轉移。更重要的是，海南與中國大陸的陸地接近意味著，蔣政權將無法擺脫中共的戰略壓力，制度封閉性與治理穩定性將大打折扣，經濟發展的空間也將受到嚴重限制。

台灣的地理條件也促成了港口建設與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興起。高雄、基隆等深水港成為嵌入東亞製造鏈的節點，而海南島在當時仍以熱帶農業為主，缺乏工業基礎與外貿條件。地理選擇不只是軍事避難，更是制度重建的空間條件。台灣的經濟奇蹟從一開始，就建立在這場歷史偶然之上。

制度建構與政策連貫

蔣介石在台灣建立威權體制，雖然政治上壓制異議，但在經濟治理上卻展現出高度的制度韌性。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不僅解構了封建地主結構，也釋放了農民的生產動能，形成初步的資本累積。後來，國營企業如中鋼、中油、中華電信等，成為基礎建設與技術吸收的制度平台。教育政策則大幅提升人力資本，為後續的產業升級奠定基礎。這些制度安排不僅是經濟政策的技術性選擇，更是治理能力的展現，反映出蔣政權在台灣得以建立一套相對穩定，且具備發展導向的國家機器。

若蔣介石撤退至海南島，則制度建構將面臨多重挑戰。首先是治理空間的壓縮，海南與中國南部接壤，軍事壓力與政治滲透將使得威權體制難以穩定運作。其次是外援進入的困難，美國在冷戰初期視台灣為反共堡壘，提供大量軍援與技術協助；而海南的地緣風險與制度不確定性，可能降低美方的援助意願。制度建構的穩定性與治理能力，是經濟成長的隱性基礎，而台灣的制度韌性正是海南難以複製的歷史優勢。

此外，台灣的制度建構也展現出高度的政策連貫性與執行力。從十大建設到科技園區的規劃，台灣政府在威權體制下得以集中資源、快速決策，推動基礎建設與產業升級。海南若成為撤退基地，則在地緣壓力與資源限制下，難以形成類似的政策執行力與制度連貫性。制度建構的差異，將直接影響經濟成長的速度與品質。

外部環境與國際定位分明

台灣的經濟奇蹟不僅來自內部制度建構，更來自外部環境的結構性紅利。冷戰格局下，美國、日本與西方盟國將台灣視為東亞防線的一環，提供軍事保護與經濟援助。美援不僅是資金，更是制度轉型的催化劑，促成財政紀律、技術引進與貿易自由化。台灣成功嵌入美日的供應鏈，成為全球電子與半導體重鎮，建立起「小而開放」的經濟體系。

若蔣介石撤退至海南島，則其國際定位會大幅弱化。海南在地理上更接近中國，難以形成獨立的政經體系，外交空間受限，國際認同模糊，而且外資與技術移轉會面臨制度風險，難以形成穩定的投資環境。台灣的國際定位是冷戰地緣政治與制度自主性的交錯成果，而海南則可能陷入地緣邊緣化與制度依附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台灣在冷戰期間逐步建立起「亞洲四小龍」的形象，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與制度改革的典範。這種國際認同不僅帶來資本與技術，更強化了台灣的制度自信與政策穩定性。海南若成為撤退基地，則可能會被視為中國南部的附庸，難以建立獨立的國際形象與制度品牌。國際定位的差異，將深刻影響經濟成長的外部條件與制度韌性。

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

台灣由農業社會成功轉型為出口導向的工業經濟體，並於1980年代進入高科技製造，形成「台積電模式」的技術密集型成長路徑。這一過程仰賴人力資本的累積、教育普及與技術吸收能力。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技職體系與研發補助，構成產業升級的制度性支撐。從竹科到南科，台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創新生態系，支撐著半導體、生技與電子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海南島若成為撤退基地，則可能會延續農業與低度工業結構。缺乏技術密集型產業基礎，教育資源分布不均，人力資本累積困難，即使有外援進入，也難以形成技術商品化與全球布局。產業結構的路徑依賴，決定了經濟成長的天花板，而台灣的制度設計與人力資本政策，正是海南難以達成的成長條件。

此外，台灣的產業政策展現出高度的前瞻性與政策整合力。從加工出口區到自由經濟示範區，政府不斷調整政策工具，回應全球市場變化。海南若成為基地，則在制度不穩與資源限制下，難以形成類似的政策創新與產業整合。產業結構的差異，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制度選擇與治理能力的反映。

從威權體制下的十大建設，到民主化後的產業升級與全球布局，台灣展現出高度的制度適應力與政策創新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於制度自主性與治理穩定性，是海南在地緣壓力與制度依附下難以培養的特質。

台灣的經濟奇蹟也建立在社會動員與文化資本的基礎上。戰後台灣社會普遍重視教育、儲蓄與家庭倫理，形成高度的社會資本累積。這種文化結構，支撐了人力資本的快速成長與產業升級的社會基礎。

歷史偶然+制度韌性

蔣介石撤退至台灣是歷史的偶然，但台灣的經濟奇蹟卻是制度選擇的必然。地理封閉性提供了制度重建的空間，治理韌性保障了政策執行的穩定，國際定位創造了外援與技術移轉的機會，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則構成了成長的內在動能。若撤退至海南島，則上述條件將一一崩解，台灣模式難以複製，經濟奇蹟恐成泡影。

這場歷史分岔，不只是軍事避難的選擇，更是制度建構與經濟命運的分水嶺。台灣的成功並非蔣介石個人意志的勝利，而是地理、制度與國際環境交錯下的制度性成果。海南若成為基地，則可能陷入制度依附、地緣邊緣化與產業停滯的困境，無法形成自主的經濟成長路徑。

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制度韌性與地緣選擇的交錯成果。蔣介石撤退至台灣，意外地為制度重建提供了封閉空間，也讓台灣得以在冷戰格局中嵌入全球供應鏈。若撤退至海南，則制度建構將受限，國際定位模糊，產業升級困難，經濟成長路徑將全面改寫。

台灣奇蹟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制度建構的結果。這場歷史分岔提醒我們：制度才是命運的容器，地理只是起點，治理才是終點。在當代台灣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地緣政治升溫與制度改革挑戰之際，回顧這段歷史分岔，不只是學術上的推演，更是制度反思的起點。台灣的成功並非不可逆，其制度優勢必須持續維護與深化。若我們忘記了制度建構的艱難與地理選擇的偶然，就可能在下一個歷史轉折中失去制度韌性的根基。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