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歷農傳－從戰爭到和平》作者廣泛地搜集傳主的資料，包括傳主本人的文章、言論、思想認識、政治態度，以及同僚、部屬的回憶和評論，全面詳細地敘述了傳主的生平，是一部忠於事實的傳記著作，難能可貴。

我注意到，書中寫道，當許歷農2017年9月2日發表〈我為什麼以前反共現在促統〉文章後，台灣社會有兩種不同的反應：一是有人問他：「總政戰部做的是反共思想工作，為何你後來不僅不再反共，甚至支持統一，不會感覺這中間反差很大嗎？」二是他遭到「急獨派」的謾罵、圍攻，說他「突然公開放棄反共而促統」、「到中國大陸唱和」。這裡出現兩個關鍵字：反共、促統。本文就從這兩個關鍵字說起。

反共：這是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一貫堅持的立場。遷台後，仍然如此。蔣經國至死堅持「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政策。由於國民黨在台灣長期進行「反共」教育，台灣民眾深受影響，現在除了少數統派以外，多數人仍然堅持「反共」立場，這就不足為奇了。但是，許歷農能夠從反共到促統，則是台灣軍政高層中少有的。

促統：國民黨遷台初期，台灣就有一些統派前輩遭到迫害，但始終堅持抗爭，直到今天。許歷農站在「促統」立場的時間雖非最早，卻因其身分及背景特殊，在台灣造成的影響最大，被稱為統派的「精神領袖」。

許歷農為什麼選擇了促統的道路？請看他的回答。

許歷農說：「我作過總政戰部主任，不論從思想、理念、信仰哪一方面來談，都應該支持國家統一啊」。本書作者依據許歷農的思想，把他從反共到促統歸結為四個理由：

（1）堅信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許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歷史同源、文化同根，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當然是一個中國」。  

（2）立志作孫中山的信徒。許說：「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國家統一、民主與富強」。許也主張「依據民族主義，反對台灣獨立，追求國家統一」、「依據民權主義，反對專制特權，追求民主改革」、「依據民生主義，反對壟斷資本，追求民生均富」。

（3）不願看到兩岸烽煙再起。許說：「愛台灣就應該努力終止兩岸敵對狀態，結束兩岸政治分歧」、「我主張追求國家統一，正是為台灣前途及2,300萬同胞福祉著想」。

（4）欣見大陸改革開放、和平崛起。許說：「大陸自 1978 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發展，讓中國人走出百年來貧弱的命運，讓我感到欣慰與驕傲。」

總之，許歷農看到「中國大陸已經摸索、尋找出一條有效的治國方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今天中國大陸的思想和作為，完全符合正常國家發展的原則，對兩岸亦屬有利，當年反共的理由早已不復存在」。他不僅認同一個中國、兩岸統一，而且認同「一國兩制」。他說：「習主席的『一國兩制』講話，是有目標、有方法、有步驟，將由兩岸人民代表研議、協商出一套能確保兩岸和平統一，台灣人民繼續維持現有生活方式的良策。」

寫到這裡，可以回答許歷農過人之處了：那就是從反共到促統。他選擇了這條正確道路，並在其後半生為此目標奔走不懈。這使他成為歷史標竿性人物。

(作者係廈大台灣研究院資深教授)

7月7日上午10點半，由《觀察》發行人紀欣為人稱「許老爹」的許歷農上將撰寫的《許歷農傳─從戰爭到和平》新書，在「天下人文空間」舉辦新書發表會。儘管今年已經104歳了，許老爹蒞臨會場時仍精神奕奕，坐在輪椅上親切地向貴賓、媒體揮手致意，當每一位貴賓致詞完畢，他隨即拍手點頭表達感謝。

出席發表會的除了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王力行，傳主許歷農、作者紀欣外，還有前總統馬英九、蔣經國基金會董事長錢復、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陳長文、台北市前市長郝龍斌，夏瀛洲、帥化民、陳興國等將軍、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王鴻薇及潘懷宗等市議員、張京育前校長、戴瑞明大使、以及張麟徵、郭俊次、周玉山、王高成、曲兆祥、蔡翼等學者和聲樂家范宇文等貴賓。

高希均首先代表出版社表示，1937年七七事件爆發時，年方18的許老爹決定棄筆從戎、報效國家，是以新書發表會特別選在7月7日舉辦，藉此彰顯老爹一生希望避免戰爭、爭取和平。他還細數老爹前半生歷經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八二三砲戰等戰役，功績卓著，公職退休後又推動兩岸交流，貢獻極大，天下文化能出版其傳深感榮幸。

馬英九前總統致詞時表示，「戰爭不能解決爭端，侵略只會導致敗亡；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他強調，兩岸不僅要避戰，還要謀和，這是台灣目前最需要的，也是老爹數十年來一直傳播的訊息。馬英九回憶1987年開放老兵探親時，他曾與許歷農密切合作促成這段美事，讓老兵在隔絕故鄉38年後，終於能回家探望親人。

馬英九也表示，這本書讓我們了解兩岸為何要和平交流，台獨為何是走不通的路；相信本書記載的文字，不僅是抗戰史的珍貴資料，更是提醒當局鑑往知來，維護兩岸和平的一面明鏡。

錢復董事長接著致詞說，他最佩服老爹在退輔會主委6年任內，經常「以會為家」，晚上一個人睡在行軍床上，認真地為榮民服務，很多人受到老爹的精神感召，不辭辛勞、不求回報地追隨他或幫忙他，像紀欣先後於2007、2018年出版《許歷農文稿集》、《許歷農的大是大非》，這本傳記已是第三本書了。錢復也很敬佩老爹永遠虛心學習，每次提問，一定要得到充分的答案才肯罷休。

陳長文致詞時說，不論是擔任國防部的法律顧問，或擔任紅十字會秘書長，協助開放老兵探親工作，他都與老爹合作得很愉快。他說，這本書他從第一頁看到最後一頁，「期間的感觸與感動，不是短短五分鐘可以描述於萬一。」他接著說許歷農「反台獨、求和平，跟我的想法不謀而合」；「兩岸是一家人，應該成為一個國家，但不同制度要成為一個國家很難，因此兩岸應該彼此切磋、求同存異，追求雙贏互利的統一方案。」

郝龍斌在致詞時提到，他在1981年國慶大典閱兵預校時，才認識許伯伯，他回憶「父親對我說，『這是許伯伯，自律甚嚴，說到戮力從公，無私無我，我比不上許伯伯。』」聽了此話極為震撼，「因為在我心裡，父親是典範、是英雄，無人能出其右。」但因父親這句話，讓他尊敬許伯伯，也看到父親與許伯伯情如兄弟。他接著說，台灣不只要避戰，更不能作強權代理人，這些都是許伯伯對國際政治、局勢的清晰見解。

在貴賓致詞後，作者紀欣言簡意賅地說明，她「之所以鍥而不捨地要求一位極為低調的高齡長者，講述他的生命史，是因為堅信許老爹是中國現代史上的標竿性人物。許老爹除了在公職生涯，每一個職位上做出重大貢獻外，他在台灣走向分離主義道路之初，即大聲疾呼，並以實際行動反對台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和平統一，至今已30餘年。」

紀欣接著表示，「許歷農將軍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在極為艱困環境下，為實踐自己的理念所做出的大量努力，應該，也必須進入青史。許老爹用生命寫下歷史，感謝他對我的信任，讓我有幸把這一段重要的歷史記錄下來。最後，今天出席發表會的受邀者都在老爹不同階段陪伴或幫助過他，謝謝大家來共同見證這歷史的一刻。」

許老爹最後以傳主身分發言，他先向高希均教授致謝，「30多年前，高教授就建議我可以考慮出版一本傳記或回憶綠。我一直覺得自己不夠份量，沒想到30年後，高教授創辦的出版社還是出版了我的傳記，他在幕後的推動和鼓勵讓我感動。」

其次，他感謝紀欣百折不撓的精神，「1996年我當選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第一年我擔任新黨國大黨團總召集人，她擔任副召集人兼發言人，我們相處融洽，情同父女。在那之後，她就開始收集我的講稿及發表的文章，後彙編成冊。我被她多年來不屈不撓的精神感動，才終於同意她出書。」最後，許老爹以「最高的敬意，感謝在座的長官、先進，平時經常給予我教誨與啟示。」謙虛精神令人敬佩。

許老爹講完話後，出版社準備了鮮花及大蛋糕獻給許老爹。許多人紛紛與老爹合影，並向出版社訂購新書。

聲樂家范宇文向記者透露，「我曾教過老爹及其他將軍們唱歌，只教了老爹一個小時，但他總叫我老師。真是不好意思。」范宇文還記得當時教唱的曲名叫《流水》，「我已經快80了，但在老爹眼裡就是一個小朋友。」原本紀欣邀請她在發表會最後獻一首歌，因為老爹最喜歡聽她唱歌，但她婉拒了，她今天很後悔，因為聽了大家的發言，她非常感動，真想獻給老爹一首歌。紀欣在現場安慰她：一定會有機會的。

《許歷農傳：從戰爭到和平》包括三大部分：軍旅篇、政黨事務篇、家庭與思想篇，共計15章。內容豐富、印刷精美。

7月1日，台灣許多縣市開始實施囤房稅，希望能做到2016年12月，中國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說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將房屋回歸居住屬性。

今年7月1日起，包括桃園市、台中市與台南等縣市開始課徵「囤房稅」，事實上囤房稅並非新的稅目，只是高稅率的房屋稅，所謂的囤房稅，其法源主要來自「地方稅法通則」，授權各地方政府在稅率上限30%的範圍內，可以自行調高房屋稅率。

另一方面，根據房屋稅條例第六條規定，各地方政府可以視地方實際需要，訂定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按照個人持有非自住住家房屋數量的多寡，在不超過現行房屋稅條例第五條所定的徵收率3.6%範圍內徵稅。這是許多地方政府開徵囤房稅的由來。

非自願閒置不宜課囤房稅

空屋閒置是指個人未自住，且未出租的住宅，目前僅台北市對於市內房屋空置不使用者，分別按其係「非自住之其他住家用房屋」，抑或是「非住家用房屋」，課徵比一般自有住宅1.2%要高的稅率，也就是所謂的「空屋稅」。許多人認為，空屋稅是新的稅目，實際上，空屋閒置課稅只是較高稅率的房屋稅，並非新的稅目。

至於究竟要不要針對空屋閒置課徵較高稅率的房屋稅？吾人可以先從造成空屋的原因加以探討，基本上空屋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指非自願性房屋閒置，例如地屬偏遠山區或是房屋老舊不堪，導致長期無人使用，預定拆除或無法出租或賣不掉，考量這一類情形並非房屋持有人自願令其房屋閒置，似不宜對此類空屋課徵閒置稅。

第二類是房屋持有人自願性地任其房屋閒置，這種情況可能是持有人購買一定數量的房屋，等待將來獲利再出脫，或是該房地為家族共有，短期內不欲出售，在此一情況下，按照當前各地方政府自訂的「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內容，持有一般住宅，但非自住房屋的個人，必須按照持有房屋戶數的多寡加重課稅。只是，實務上空屋稅的認定不易，例如長期無人使用的空屋，屋主卻仍按月繳納水電費，或平時沒人住，屋主偶而利用假日渡假的「次要住宅」算不算空屋，都值得商榷。

多段式囤房稅率較符合正義

囤房稅的計算是以房屋稅相同的課稅現值，乘以稅率、持份比例、課稅月數除以12。目前各縣市每三年會重新評定房屋課稅現值，每年徵收一次，按照面積、折舊率和路段率計算房屋稅的納稅額。因此，坪數越大、屋齡越新、地段越優、樓層越高、建材越好的房屋，評定現值也會越高，需要繳的稅金也較多。

目前除了新北市尚未實施囤房稅外，台北市早於2017年6月開始實施囤房稅，桃園、台中、台南與高雄等四都是從今年7月1日開始實施，表1歸納整理發現，五都囤房稅的最高稅率都是3.6%，最低稅率除台南為1.5%之外，其餘直轄市都是2.4%。

除台南市外其他直轄市均採「二段式」課稅。台南市則採「四段式」課稅模式，方案較能有效打擊地下經濟與稅基侵蝕。不過，市場實務上有許多公寓只有一個門牌，卻隔成許多間套房分租或出租代管，租金收入不亞於二個以上門牌，因此，以門牌數量來計算囤房戶數，恐怕有失財政收入的量能課稅原則。從財政部統計資料比較2018與2021年的數據可知，近四年來持有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的總人數增加了71,201人，其中持有1戶者增加7萬人，持有2戶者增加3,868人，不過，持有3戶者減少1,007人，持有5戶者減少268人，持有10戶以上的人數更減少了88人；看來囤房情形已逐步獲得改善。

為更有效抑制囤房，筆者建議囤房稅的設計採取多段式累進級距，並將現行的3.6%最高稅率再行提高，以維護國人的居住正義與租稅公平。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月前美台啟動了「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下稱「倡議」），這是因美國基於印太戰略中最薄弱的經濟合作層面建立「印太經濟框架」(IPEF)，卻直接排除台灣參與所做的「彌補」。這可避免印太經濟框架因有台灣參與，設定以中國為遏制目標過於明顯，造成極具挑釁性的政治效應；同時也意在化解「親中」國家參與印太經濟框架的疑慮，避免形成「反中」的戰略聯盟而開罪中國。

美國的兩岸政策擺盪在「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之間，先前拜登在日本表示，美國「願意軍事介入保衛台灣」；但隨後又將台灣排除在「印太經濟架構」之外，在「一拉一推」之間，不僅證明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並非毫無保留；同時也凸顯以美國為首所建構的印太戰略及經濟框架，恐不易發揮集體行動的效果，更遑論台美「倡議」。IPEF是一個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經濟框架，不僅缺乏市場誘因，也欠缺「協議」所提供的約束力。

至於「倡議」猶如縮小版的IPEF，是在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的敦促下，貿易代表署(USTR)與台灣就「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進行協商，此「倡議」將設定從農業和數字貿易到氣候等領域的談判。問題是，美台「倡議」並非一份「協議」，也非「框架」(Framework)，其影響及作用有其侷限性。

台灣經濟日趨邊緣化

首先，台灣經濟日趨邊緣化。由於台灣無法參加印太經濟框架，也難以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無法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FTA)及「雙邊貿易協議」(BTA)，台灣經濟陷入了日趨邊緣化的困境。民進黨當局宣揚台灣參與「倡議」，會有利於加入CPTPP，因而此倡議遠比BTA重要，並可達到與歐盟、英國談判的相同水平，以及未來加入IPEF的先期作業。

例如，在IPEF層面美日韓已有合作共識，要降低對台灣半導體供應鏈的依賴。然「倡議」恐難觸及此議題，在美日韓共識下，美國難以完全支持台灣。美國借由IPEF促進製造業回流、半導體自主等經濟戰略布局，台灣半導體產業技術比韓國更為先進，卻被排除在外。美日韓關係不僅是邦交國，也是軍事結盟國家，美國亦在日韓部署軍事力量，其戰略角色及地位遠比台灣更為重要。

「倡議」缺乏協議約束力

其次，美國推動IPEF的主要目的，在於與中國爭奪印太區域的經貿主導權。尤其當中國已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一帶一路」區域及全球治理，美國只能透過IPEF增進其在印太區域的經貿利益。然而，東盟與中國經貿關系非常緊密，若IPEF的「抗中」意涵過於強烈，則會降低東盟支持的程度。

美國積極拉攏東盟，但東盟在美中之間的外交策略往往是秉持「中立、不結盟」政策，甚至有些國家十分「親中」。一旦美國邀請台灣參與，東盟國家恐望之卻步。由於IPEF與RCEP的成員高度重疊，會降低框架圍堵效果。顯見在美國認知中，美中大國關係要比台美關系更為重要，美中關係涉及全球霸權爭奪戰。

再者，「倡議」包括貿易便利化、監管實踐、農業、反腐敗、支持中小企業貿易、利用數字貿易、促進以勞工為中心的貿易、支持環境與氣候行動、國有企業等。美國排除台灣參與IPEF，顯示其對台灣的支持是有條件限制，並非毫無條件「無限上綱」。若台灣參與IPEF尚且不可得，更遑論參與「倡議」能獲取更多經濟效益。IPEF與「倡議」皆缺乏協議的約束力，其爭端欠缺公正仲裁機構，並非像世界貿易組織(WTO)具仲裁貿易糾紛的功能。

「倡議」功能低於IPEF

最後，美台已共同宣布啟動「倡議」，深化雙邊貿易關係，但「倡議」功能低於IPEF。美國雖未將台灣納為「印太經濟架構」創始成員國，但仍採取「彈性」的作法讓美台持續經貿交流與合作。美方意在「繼續尋求適合不同交易夥伴的有意義合作」，既有多邊組織框架，也有雙邊經貿關係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確實在東南亞區域具有相當影響力，若台灣加入IPEF，恐阻礙東盟各國的參與意願。美國不樂見台灣參與IPEF，致其戰略功能大打折扣。

從戰略層次來說，IPEF擬將與東亞國家在經濟上有更多互動，東亞國家除了參與既有的RCEP之外，也增加了IPEF與美國經濟合作的平台，擴大對美出口。這不僅有助於美國開拓其在亞洲的市場，也可拓展亞洲國家在美國的市場；這是用非關稅減讓方式，採取供應鏈的彈性作法，以擴大彼此商品的市場占有率。但其成員中沒有中國卻有印度，與RCEP成員高度重疊，可視為平衡RCEP的另一個平台。

結語

儘管美國公開宣稱IPEF不是針對中國，但其成員對經濟組合的政治效應非常敏感，這對台灣參與非常不利。前述「倡議」是否為台灣所謂「重大成果」不無疑問，然而，民進黨當局卻用來印證「現階段是台美關係最佳時刻」。美國沒有將台灣納入IPEF，「中國因素」是主因；美國既不願完全開罪中國，也要避免「親中」的東盟國家因台灣加入而不願參與。就此而論，美國既利用台灣遏制中國，但也限制台灣在固定框架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這種政策彈性可能最終導致台灣淪為棄子的附屬角色。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6月23日，在今年七大工業集團(G7)舉行年度領袖峰會的前夕，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南非所組成的「金磚五國(BRICS)」，先行透過視訊在北京召開領袖峰會。

西方媒體將此次金磚五國峰會解讀為與G7互別苗頭的意味，藉此增加與西方對抗的籌碼；但許多專家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致詞中所倡議的「全球安全」主張：國際社會必須共同摒棄零和博弈、反對霸權主義和排除強權政治，以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才應該是關注的重點。

中國大陸在此次「金磚五國」峰會上所倡議的「全球安全」理念，其實是在全球經濟受到新冠疫情衝擊之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挽救經濟，而實施多輪貨幣量化寬鬆，加上俄烏戰爭迄今持續未歇，造成全球原材物料供應斷鏈，終於衍生出全球「輸入性通膨」的危機，甚至導致許多國家經濟面對「停滯性增長」泥沼，這些議題都必須從全球政經治理的層面切入，進而共同研擬出解決方案，以中國大陸經濟作為核心的「金磚體系」，無疑為全球提供了西方國家集團之外的另一選擇。

金磚五國實力與日俱增

金磚五國在國際社會上所呈現的實力與日俱增。依據「國際貨幣基金(IMF)」最新資料顯示，金磚五國幅員橫跨歐亞非美各洲，面積占全球的26%、人口32億占42%，近年來隨著金磚五國經濟快速成長，目前其經濟規模超過23兆美元，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對外貿易金額占19%、糧食產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金磚五國是全球許多重要產業特殊稀有礦產的來源。簡言之，金磚五國已發展為一個具有規模的經濟聯盟體系，未來其對全球經濟秩序的重塑，或對全球產業結構轉型的影響不容小覷。

儘管此次金磚五國在峰會上所提出的《北京宣言》包括：全球政經治理、糧食安全、因應新冠疫情、疫後經濟復甦等領域，甚至完善金磚合作制度及金磚體系擴張等議題，皆反映出發展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向；但是，無法否認的是，金磚五國在地緣政治考量、經濟利益競爭上，仍存在著許多歧見或差異，未來其在發展上是否能形成一個具有實力、能與西方國家對抗的經濟聯盟體系，恐有待觀察。

金磚五國存在不同理念

先從政治方面來說，雖金磚五國在發展上顯示是包容性、開放性的組織，舉例來說：在西方國家對俄國實施經濟制裁下，中國大陸表示了「中立」態度，印度則利用低價大量購買石油。印度除了與中國間長期存在邊界爭議外，也被美國視為印太戰略的核心成員，在參與此次金磚五國峰會稍早前，莫迪出席了美國主導，在東京召開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袖峰會，並同意參與美國所倡議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這說明，印度在不願加入抑制中國大陸行列的同時，並不樂見中國崛起且對外擴張。

再者，巴西最近隨著總統更換，在外交布局上，呈現出與美國及西方國家靠攏的路線，甚至對「南南合作」及全球治理的參與不感興趣。

此外，金磚五國提供與中、俄溝通的平台，印度更認為沒有必公開批判俄國，南非為顯示其屬於民主國家，以及是非洲第一大國，在聯合國大會譴責俄羅斯時，選擇棄權表示中立立場。

再就經濟方面而言，「金磚」組織是20世紀以來，第一個不屬於西方先進經濟體主導的多邊經濟體系，而是一個以全球四洲新興經濟體領銜的多邊經濟體系，以追求公平共同參與發展為目的。2021年金磚五國經濟增速平均達到7.6%，遠高於全球平均的5.5%，不過，IMF數據統計又顯示，2021年中國大陸和印度的GDP增速超過8%，但巴西、俄羅斯及南非卻又不及5%，低於全球的平均水準(6.1%)。

同時，2020年南非外債占GDP的比重達52%，遠超過中高收入水準國家平均的28%，巴西和俄羅斯也超過了平均數字，顯示其成長相當不均，這也可能影響「金磚」未來的合作前景。

金磚發展前景挑戰中國

面對新冠疫情威脅人類生存，造成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風險，許多學者專家均表示，如果西方國家以「自我本位」的思維，持續排除與金磚五國合作，恐將無法順利解決全球經濟的困境。亦即在日益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全球各國無不希望既要維護地區和平安全、軍事安全外，更要保障地區經濟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網路安全，讓生存環境達到永續發展的同時，需要讓經濟體系朝向更均衡發展的方向落實。

整體而言，此次金磚五國峰會「北京宣言」所涵蓋的層面，雖反映出新興經濟體與先進經濟體選擇了不同的「使命感」、金磚五國領袖與美歐領袖存在著不同的「價值觀」；但不可諱言的是，「金磚」組織的未來發展，除了需要持續不斷調整、創新之外，其實也在挑戰中國大陸對金磚五國合作的使命與價值理念。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今天的日本早已不再是國際安全投資的避風港，日圓也不再是國際安全投資貨幣；這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國際投資人，一個相當起碼的必要認知。

不宜在此時爭搶投資日圓

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日圓的穩健實力被視為國際安全投資避風港，成為國際投資人在美元之外可信賴的投資標的，尤其受台灣人的青睞競逐。但2022年第一季開始日圓一路下貶，特別是面對美元持續策略性強勢，日圓被多數亞洲國家投資人看淡，而使不少人想乘機撿便宜，相繼競取日本酒店和住宅樓，甚且將資金流向日本的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市場，使得2022年亞洲資本對日本金融資產的投資額創下三年來的最高水準。但此時是否為投入日圓的良機？

貶值不再是經濟的東風

貨幣貶值過往一直是日本經濟的東風：自從1960年代以來，只要日圓貶值，就有望提升出口企業的收益，股市也自然會同步上漲。所以多數投資人深信，日圓貶值是日本政府的最愛，一時不會改變。可是，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的貨幣貶值，並未給日本經濟帶來任何好處：金融機構接連破產，更出現日圓貶值和股市下跌的「匯債危機」；尤其信用緊縮使市場拋售日圓，價格迭迭貶低，創下歷史性的新低價位。從1998至2022年的24年間，日本經濟社會又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質變：一是貿易立國的經濟型態已然質變，二是日圓貶值與大宗物資、原油價格同步上漲的質變，三是貨幣及寬鬆政策的質變，四是用殖利率曲線控制刺激經濟的質變。

自廣場協議日圓升值後，美國的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在1998年首度趕上日本，之後更逐年甩開日本，預計2022年美國每人國民所得可突破75,000美元，而日本則仍未達4萬美元。因此，從貿易與經濟的表現觀之，日圓對美元貶值是合理的，而且貶值幅度還不夠，因為日本現在的貿易及經濟與1998年比相差太多，而且無改善跡象。

多年來，日本一直仰賴出口與政府支出來支撐。1995年以來，國內消費日益不振，屢見負值成長率，以致現今消費的GDP占比竟與1980年代的53%相去不遠。加上日本私部門投資的GDP占比每下愈況，連名目金額都不見成長，迄今仍處於1990年初的水準。因此，一旦日本出口不振，國內消費低迷，私部門不投資，日本只能依賴政府支出來勉強支撐。1990年代起，政府總債務在GDP占比逐年增加，到2022年已高達262%左右，是所有OECD國家中最高的。

原油上漲造成日圓貶值

根據最近UNCTAD的調查資料顯示，日本出口占全球出口總額，已由1998年的7.0%，腰折為2021年的3.4%，銳減一半。而2021年第三季日本貿易逆差加大，這一方面是受到全球供應鏈斷鏈的衝擊，造成產業大缺料，導致出口銳減；進口部分則受到油價大漲的影響，日本是全世界第四大原油進口國，國際油價一漲，日本貿易逆差就必然擴大。

日圓快速貶值對經濟部門的投資也產生不利的影響。2022年3－5月，日本出口價格環比升勢明顯低於進口價格環比升勢，這說明企業難以將進口成本轉嫁到下游，也反映出日本出口廠商的議價能力較弱。從日本第一季經常帳戶的資料來看，日本商品貿易的逆差隨日圓貶值而明顯擴大。

另一方面，日圓貶值使日本海外投資的收入淨值確有成長，但商品貿易逆差增幅加大，吞掉了海外投資的收入。根據上半年的貿易資料，日本對美國、歐盟、亞洲和中國的出口商品金額環比下降，但仍有15.8%的年率成長，出口金額整體處於正常區間；但日本進口總額則呈現出井噴態勢，年增率高達48.9%。日圓匯率在一年間貶值了18.7%。

影響私部門還債的能力

日圓貶值雖使採用日圓計價的對外負債縮水，但日本7.6兆美元的外債中有3.6兆美元係以外幣計價，其中2.2兆以美元計價。對日本私部門來說，到期的美元債務，對其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造成極大負面影響。

日本每個勞動者可使用資本設備量的「資本裝備率」，從2009年開始逐年下降，停頓在110，相對同期的美國是150、歐元區是120，顯示日本投資不足，導致出口競爭力銳降，貿易收支惡化，加上原油價格上漲，則日本遏制通貨膨脹的難度就會加大，又由於日圓匯率行情緊釘著「利息差」交易，日圓持續大貶的趨勢當然止不住。

日本無力跳脫失落的泥沼

近40年來，日本經濟長期趨弱，有其自身結構性變數的導引，包括社會老齡化、企業制度僵固化、產業創新能力減弱等。2012年底，安倍晉三首相推出「三支箭」政策，並採取擴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日本脫離了通貨緊縮的泥沼，但日本的結構性改革卻一直不見成效。

新冠疫災爆發後，日本經濟恢復較慢。2022年第一季日本GDP為135.7兆日圓，較疫災前的2019年第一季下降了3.1%。若換算成美元，日圓貶值使日本的GDP實質縮水了25%。

殖利率曲線控制使日圓貶值

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一般控制的是短天期的利率，2008年美國聯準會(Fed)將短天期利率降到0%之後，經濟成長還是疲軟，他們便將腦筋動到長天期的利率上面，也就是後來的量化寬鬆(QE）。QE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後，成功帶領美國經濟走出泥沼。2019年新冠疫災肆虐全球之前，Fed即因短天期利率掉到0%後，經濟還是疲軟，於是決定改採殖利率曲線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 YCC)刺激美國經濟，並見成效。

在YCC刺激經濟的戰略下，日本中央銀行也同樣印鈔購買國債，同樣增加系統內的貨幣供給，並壓低長天期國債的殖利率，這也使得日圓轉弱。而且暫時無緩解跡象。因此，從國際市場宏觀的角度來看，目前的確不是介入日本金融性資產投資的時機。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遭槍殺身亡，回顧其擔任日相近8年期間，實施「安倍經濟學」，採行貨幣量化寬鬆政策。結果日圓貶值，日股上2萬點，經濟連續7年維持正成長，然「安倍經濟學」是否隨安倍殞落，值得關注。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1954-2022)在7月8日遭槍殺，因頸部及心臟中槍，傷勢過重不治身亡，享壽67歲，震驚全球。「安倍經濟學」是否隨之一同殞落，關係著日本經濟及日圓未來走向，備受全球關注。

「安倍經濟學」問世

日本於1990年代初因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導致十年間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不僅土地及股票等資產價格不斷下跌，連銀行、家計部門及廠商均「去槓桿化」(deleveraging)(縮減負債)，同時積極地調整資產負債表，結果民間需求大幅萎縮，一般性物價持續下跌，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及1%，失業率則高達4%。

相較於泡沫破滅前的20年間，平均經濟成長率達4%，失業率僅約2%，這段期間日本的經濟表現被戲稱為「失落十年」(lost decade)。

進入2000年後，日本經濟仍沒起色，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到2010年，三年平均成長率為負1.17%，顯示其經濟欲振乏力。消費者物價持續下跌、日圓升值、貿易出超轉為入超、政局不穩、經濟持續無感，稱之為日本「經濟迷失的20年」亦不為過。日本經濟面對三大問題：（1）每年赤字預算占GDP約6%至8%，（2）通縮持續，債務比率居高不下，（3）日本經濟長期積弱。

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回鍋擔任日本首相後，誓言要振興日本經濟、再造榮景，而為擺脫日本的經濟通縮，推行大膽的寬鬆貨幣政策，被稱為「安倍經濟 (Abenomics)」。

進一步言之，「安倍經濟學」設立通貨膨脹目標制度(inflation targeting)，修改《日本銀行法》，希望能終結日本長期的通縮，為全球所矚目。並以三支箭為基本方針，包括貨幣寬鬆、財政刺激及成長策略。前二支箭是改革的起身砲，也就是透過日圓貶值帶動企業出口獲利，進而擴充設備；同時激勵日股上漲，帶動民間消費與投資。說穿了，就是應用了凱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論，透過貨幣操作與增加公共支出，達到擴大內需的效果，帶動經濟成長。然而，讓日本經濟再生成敗的關鍵，決定在推動結構性經濟改革的第三支箭。

安倍在2020年8月因健康理由辭職時，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安倍讓日本經濟較他上任時更強大。遺憾的是，日本在2020年隨全球新冠疫情衝擊而再度陷入衰退，「安倍經濟學」也再度受到質疑，但繼任的菅義偉繼續奉行其政策主張。

現任首相岸田文雄上台不久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表示，「安倍經濟學」在國內生產總值、企業收益和就業方面取得成果，但未能達到創造良性循環的地步。

「安倍經濟學」成效

隨著安倍身亡，「蓋棺論定」。目前對安倍經濟學成效看法二極。持正面肯定者認為，安倍晉三任內8年間，「安倍經濟學」確實已取得相當成效，包括日本出口反彈，通脹開始轉正，日本名義GDP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首次出現持續增長期，從2013年初至2019年持續增長，同時也帶領日股突破2萬點。安倍任內兩次上調增值稅，以解決稅收過低的問題，也有助於財政赤字縮減。

不過，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日本的預算赤字和債務比率再次上升。安倍亦於當年8月辭職下台，為日本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不認同者認為，安倍所主導的經濟政策並無法讓日本經濟脫離數十年成長停滯與通縮的泥淖，「安倍經濟學」僅帶來短期效益，包括提振企業信心、壓低日圓、帶動觀光榮景與創造就業等，但這一切進展全被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抹去。而且也無法解決日本經濟的結構問題，像是生產力低落、人口迅速老化與勞動市場僵化等；也無法說服企業提高資本支出，疫情更讓這些公司抱緊現金以渡過營運困境，進一步扼殺創新與經濟成長。

2020年第二季GDP與前季比較換算年率劇減27.8%，創下史上最大衰幅，名目GDP規模縮至507兆日圓、重回2013年的水平，與安倍先前設定的600兆日圓目標相距甚遠。2020年經濟成長率為負4.8%，萎縮幅度超越2008年金融海嘯(年減3.6%)，也是二戰後最糟的數字（如表所列）。安倍任內委任黑田東彥擔任日本央行總裁至今，一直維持「安倍經濟學」，以量寬政策應付經濟壓力。在當前通膨之際，全球主要央行幾乎都在升息，然日本央行不為所動，以致日圓近期兌多個主要貨幣匯率跌至逾20年低位，令國內外爭議不斷。

結構性問題難以解決

日本經濟問題的癥結所在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然經濟結構改變是主要關鍵：(1)少子化與人口老化：日本早已是人口老化相當迅速的國家，目前65歲以上人口逾30%。出生率也持續下降，2021年日本的合計特殊出生率（每名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數）僅為1.30，已連續6年下降，出生人數也創下歷史新低。預估在2030年，勞動人口會由6,800萬減少至6,000萬，對經濟影響可想而知。(2)截至今年3月統計，日本長期累積的債務餘額已破1000兆日圓，連續18年成長，債務占GDP比重早已達到2.5倍，成為全球負債最高的國家，長期的貨幣寬鬆政策難辭其咎。(3)長期低利率政策無法刺激民間消費與企業投資。

日圓還會繼續貶值嗎？

有論者謂，安倍過世後，「安倍經濟學」的影響將日微，日本央行在貨幣政策上可能更具彈性，日圓應不至於貶過頭；否則，美日利差擴大，資本外流，也不利於日本經濟復甦。

然而，安倍一直是日本央行總裁黑田寬鬆貨幣政策的重要支持者，近期日本大選結果顯示，自民黨具擴大執政優勢，黑田又重申不排除擴大貨幣刺激，引爆日圓新一波賣壓，在美元升值助力下，日圓對美元在7月14日摜破139圓，改寫近24年新低。倘持續貶值，則未來有進一步邁向150元的可能。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1982年8月17日，北京與華府簽定八一七公報，美方承諾對台軍售將有質與量的限制，這讓倚靠美方供售武器的台灣大受衝擊。40年過去了，探究八一七公報產生的背景，遠因是北京希望解決多年未決的台灣軍售問題，近因卻是台灣對雷根總統抱持不切實際的幻想，運作美國軍售過頭，逼著北京施壓美方，台灣欲速不達，反而讓美國不得不為鞏固剛剛建立的美中外交關係，與北京完成第三份公報，台灣因自己的政治操作自食惡果。

八一七公報簽署的背景

造就八一七公報的時空背景，大約可從縱向與橫向觀察。縱向有遠因與近因，遠因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但對台軍售遲遲沒有解決。

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台灣已運作要採購F-5G戰機，1978年11月白宮否決了台灣的請求。1981年初雷根就任總統後，台北又重燃希望，再次積極運作爭取F-5G戰機。北京原本就對雷根有許多疑慮，再加上F-5G爭議，北京加大對華府施壓，雷根上任之初不想損害剛起步的美中關係，這就構成了美中簽署八一七公報的近因。

白宮與國務院各吹各的調

橫向來說，雷根的白宮幕僚與國務院有如雙頭馬車，各有各的政治目標。雷根的第一位白宮國安顧問艾倫(Richard Allen)親台，競選期間為雷根撰寫講稿，多次強調要提升美台關係到官方層次，明顯違反當時的美國政策。

國務院人馬與白宮在對台關係方面始終採不同步調，加上參眾兩院支持台灣的保守派勢力不小，三方互相牽制影響，讓雷根的對中政策跌跌撞撞，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在八一七公報簽署前一個月下台，就是與國安會惡鬥的後果，但接受台灣金錢收買的艾倫更早之前已下台。

1982年7月14日，海格下台後不久，白宮透過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James R. Lilley)，對台北給出六項口頭保證，藉以平衡八一七公報，這種現象無非是白宮與國務院雙方權力鬥爭的結果。但台灣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因為台灣在華府的政治操弄，惹怒了國務院系統，前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到國會作證，指控當時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破壞美中關係。

台北之所以會對雷根產生幻想，是因為尼克森總統在簽署《上海公報》後，指派加州州長雷根到台灣溝通，但雷根想為自己累積政治資本，根本不是幫尼克森打前鋒，而是想趁機拉攏台灣，台灣從此對雷根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幻想。

雷根競選總統時，大家都以為他上台後，美台關係會有轉變，台灣也就在雷根當選後，不自量力地惹出許多麻煩，尤其是針對軍售部分，不僅沒能促成任何事情，反讓雷根被迫面對北京的龐大壓力。

雷根當選後台北製造麻煩

當時國務院東亞事務助卿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在尼克森時代即參與對中關係。在雷根就職前，陳香梅未徵詢任何人的意見，就私下安排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台灣省主席林洋港、台北市長李登輝去參加雷根的就職典禮。此舉動惹惱了北京，揚言駐美大使不會出席雷根的就職典禮，何志立當面要求陳香梅撤回邀請，他還親自告訴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台北駐美代表處，不要運作過頭，他也告訴陳香梅別再亂搞，以免事情無法收拾。蔣彥士只好裝病躲進維吉尼亞州醫院，就這樣美台斷交後，台灣首度收到美國總統就職典禮邀請一事便化為烏有。

1981年夏天，《紐約時報》刊登一篇引述台灣空軍將領的談話，聲稱美國將出售新一代F-5G戰機。這篇報導惹怒了北京。中國外長黃華與駐美大使章文晉，馬上向美方表達不滿，北京也要求美國對台軍售要設定期限，海格不同意，但海格認為可以在數量與質量上設限。當時章文晉告訴何志立，如果美國延續與台灣合作生產F-5E/F，中國大陸還可以勉強接受，但如果出售F-5G，提高軍售的質與量，中國大陸無法接受。

台灣在華府的運作造就了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當中規定美國有供售台灣防衛武器的義務，但這項法律有很大的政治模糊空間，就是賣不賣、賣什麼由美國決定，卡特不同意出售戰機給台灣，但雷根認為《台灣關係法》就是尚方寶劍，有國會授權，遠比當時的《上海公報》與《建交公報》都管用，所以他想賣什麼都可以，但還是會想辦法安撫北京。

美國想同時賣軍火給兩岸

按照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的說法，艾倫在國安會突發奇想，主張可以先同意賣軍火給中國大陸，讓大陸滿意之後，美國再來大幅增加對台軍售。國務卿海格訪問大陸時也公開提到此事，惹出政治風暴。恆安石說，美中關係會出問題，主要還是因雷根個人的政治傾向，以及國安會幕僚搞出很多問題。美國同時賣軍火給兩岸的構想，北京完全無法接受，立刻取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劉華清的訪美行程，表達強烈不滿。

經過長達10個月的交涉談判，美中最後於1982年8月17日簽下八一七公報。這份公報是雷根上台後對中關係的第一個難關，公報雖經雙方認可，其實是讓大家看見美中雙方有根本無法化解的歧見。公報內容看似美國將限制對台軍售的數量與質量，但美方意圖將這個敘述與北京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連結在一起，這就構成了美方所謂的八一七公報精神。

其實，把台灣問題與軍售綑綁在一起，充滿了矛盾與不可測，如果再將《台灣關係法》擺在一起，更是矛盾百出。蔣經國總統曾寫信給雷根抱怨八一七公報與《台灣關係法》互相矛盾，但美中雙方對談判結果似乎很滿意。

在美方看來，只要北京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美國可以限制對台軍售，美國國會也能接受這樣的態度。但北京認為，這只是權宜的策略運用，北京在公報中藉著重提〈告台灣同胞書〉與〈葉九條〉，表達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立場，但此說法與願意以放棄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完全不同。

八一七公報美中解讀不同

北京始終就是和統與武統兩種選擇，但華府單方面認為北京表達和平解決的態度，就是不以武力統一，這種膚淺的認識構成了美中雙方的根本矛盾。40年後，這個矛盾對愈來愈緊張的美中關係加深了彼此的對立。美國認為，北京不會放棄武統，就更擴大介入台海，但也因此刺激了北京強化武統的思考，使台海緊張情勢一觸即發。

美國在談判八一七公報的過程中，其實對北京耍了陰招，不僅在第一時間讓台北的蔣經國知道談判過程，美方也從來沒有真正落實公報的精神。10年後，老布希總統為了連任，同意出售F-16戰機給台灣，推翻了公報限制數量、質量的精神。AIT前台北辦事處處長丁大衛說，美國自己違反了公報的精神。

不過，北京也不是省油的燈。1996年李登輝為了鞏固權力，推動總統直選，引起北京疑慮，朝台灣外海試射導彈，美方當時認為北京打破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卻沒有反省老布希先破壞了八一七公報的精神。中美在冷戰結束後，因台灣問題逐漸產生更大的歧見。

在八一七公報後，雷根的白宮幕僚繼續與國務院系統爭權奪利，最後搞出伊朗軍售尼加拉瓜的醜聞案。國安會跳過國務院，違反美國的政策，與恐怖分子打交道，出售武器交換人質，賣武器的錢經過洗錢後，提供給尼加拉瓜叛軍，顛覆桑定政權。由這件事可知，雷根很會作秀，但管控不了他的政府。

台灣仍在華府撒錢搞公關

台灣顯然沒有學到教訓，仍繼續在華府撒錢搞公關，而美國就利用軍售當成控制台灣的政治手段。當年的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費浩偉(Harvey J. Feldman)曾經透露，中情局知道台灣由中科院秘密研發核子武器後，國務院使用許多手段逼迫台灣放棄發展核武，對台軍售就是對付台灣的大棒子，這也確實迫使台灣最終放棄了發展核武 。

美台軍售的真正意義，不是美國要防衛台灣，而是想藉此控制台灣。費浩偉(Harvey J. Feldman)曾舉了一個例子，美國軍事採購團團長溫哈熊深受蔣經國總統的信任，當美國國務院發現台灣當局逮捕了政治異議分子，費浩偉馬上要求溫哈熊傳話給蔣經國放人，如果台北當局不照做，國務院就不會通過對台軍售項目。時至今年，台灣對美採購軍火，仍然不是想買什麼就能買什麼，而是美國想賣什麼，台灣就得買什麼。40年過去了，台灣面對美國，仍然像兒子看到老子一樣。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1982年8月17日，中美共同發表了第三份聯合公報，美國方面承諾「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但40年來美國並沒有遵守它在1982年所做的承諾，無論是在武器性能，或是數量上都不受節制地出售給台灣。今年7月15日，美國國務院批准了約1.08億美元的售台武器案，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第五次對台軍售，也是今年的第四項對台軍售案，這說明了美國政府從來都不遵守八一七公報。售台武器是困擾著中美關係的重要問題，也是導致中美關係始終難以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1972年中美發表《上海公報》，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1978年12月中美簽署《建交公報》，美國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個前提條件，即美國與台灣當局斷交、撤軍、廢約，美方在公報中表示，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由上可見，解決中美雙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分歧，承認一個中國是中美關係的重要政治基礎。中美建交40多年來的歷史經驗也證明，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核心、最敏感、最關鍵的問題，台灣問題處理不好，中美關係搖搖欲墜。

八一七公報是美國的承諾

但是，美方顯然從一開始就沒有放棄介入台灣問題的企圖，甚至把台灣當作遏制和牽制中國的一顆棋子。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但4月美國即通過《台灣關係法》，在維持美台非官方關係的幌子下通過國內立法的形式，維持著美台之間的實質關係。

《台灣關係法》給中美關係埋下了實質性的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在中美關係上樹起兩面派的惡例，也使得中美互信無法有效建立，《台灣關係法》使得中美從合作到對抗只有一步之遙。《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公然插手別國內政的典型惡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它依然繼續把台灣當作國家對待，在實質上賦予台灣當局獨立國家的外交地位。

第二，它聲稱美國做出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決定是以台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解決這種期望為基礎的；凡是企圖以和平以外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都將會威脅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這等於為台灣當局撐起了所謂的「安全保護傘」。

第三，提出要繼續向台灣當局提供防禦性武器，使得對台軍售問題成為中美建交後，困擾雙方關係的重要核心問題。《台灣關係法》違背了美國政府的「一個中國」承諾，侵犯了中國的領土與主權，破壞了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前景。

中美建交後，美國堅持售台武器，使得中美之間的衝突始終難以平息，尤其是雷根就任總統後，中美之間的互信基礎更加脆弱。為了解決中美之間這個歷史遺留的難題，中美展開了多輪磋商，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1982年5月，鄧小平會見美國副總統布希，要求布希轉告雷根，美國領導人應承諾，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減少，並終止向台灣出售武器；承諾的方式可以商量，公報的措辭可以研究。

在中美外交人員艱苦談判下，雙方最終於8月15日達成協定，並商定在8月17日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美方同意在公報中做出三點承諾：一是它向台灣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的水準；二是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三是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應對八一七公報準確理解

很顯然，在八一七公報談判過程中及簽署後，美國方面都把對台軍售與中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相互掛勾。在八一七公報即將談判成功的前夕，1982年7月14日下午5點，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求見蔣經國，秘密傳達了「六項口頭保證」，即(1)美方未同意對台軍售上設定結束期限；(2)美方未接受在武器售台前與中國政府磋商的要求；(3)美方無意扮演任何在大陸與台灣間進行調解的角色；(4)美方不擬修改《台灣關係法》；(5)美方未改變其對台灣主權的一貫立場；(6)美方無意施加壓力促使台灣與大陸進行談判。

2020年8月31日，美國在台協會有意地解密了兩份電報，一份是解釋八一七公報，一份是有關對台六項保證。其目的是為現階段的對台軍售尋找依據，間接暴露了美國始終在玩弄兩手策略，絕不放棄插手台灣問題的險惡用心。

對於美國把對台軍售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相掛勾的作法，中國政府早就有所警惕。在中美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的前夕，中國方面就覺得有必要對公報本身的確切含義做出幾點說明。1982年8月17日上午，鄧小平接見美國駐華大使恆安石，請他向雷根總統轉達以下口信：

（一）中美八一七公報已正式達成協議，期待美方切實履行其承諾和保證；公報說，美國「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準」，這一規定在原則上是很清楚的，中國不希望看到因玩弄數字，或藉口生產上的原因而引起新的爭執；公報說「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這個「一段時間」的含義很清楚，即是有限的，不應推到遙遠的將來，至於「最後的解決」，其含義也只能是最終停止售台武器，而不應做任何別的解釋。

（二）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中國在公報中重申了爭取和平解決台灣間題的政策，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向美國或何人做出什麼承諾，當然也不允許曲解為美國停止售台武器，要以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為前提，希望雙方不要在這個問題上有任何誤解。

（三）中方重視中美關係，願為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同美方一起做出努力。但無可諱言，在中美關係上始終存在著一片烏雲，這就是美國單方面制訂的、嚴重違背中美建交公報原則的《台灣關係法》。這個法即使未被修改，美國總統在執行該法時也有很大的機動許可權，希望美國能正視這個問題。可見，對於美方玩弄兩手策略，有意曲解《八一七公報》的作法，中方是有所預見的，也是堅決反對的。

違背八一七公報損害互信

八一七公報簽署以來，美國在對台軍售問題上時緊時鬆，但顯然沒有把八一七公報做出的承諾放在心上、落到實處。1982年美國對台軍售只有10億美元左右，到2019年美國對台軍售竟高達100多億美元。作為攻擊性武器的F-16V戰鬥機、上百套的巡弋飛彈系統赫然在列。美方這種違背國際協議、背信棄義的作法，已嚴重損害了中美兩國的政治互信。

美方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作為減少、停止對台軍售的條件，卻不肯承認無休止地對台軍售，扼殺了兩岸和平統一的機會，只會讓島內台獨分離主義氣焰高漲，並最終把海峽兩岸推向戰爭與衝突的險境。

美國打著人權的旗號在世界各地製造人權危機，打著和平的旗號在世界各地挑起衝突的悲劇。《台灣關係法》或「對台六項保證」都無法確保台灣的安全，也難以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一位美國駐華大使詭辯地表示，並不是美國想賣武器，而是台灣要買武器，美國不能拒絕。當然，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個想買，一個想賣，但這種交易帶給台灣的不是和平，只會使戰爭的強度和損失上升，而美國人卻毫不在意。

八一七公報既表明了中國政府試圖改善中美關係的願望，也反映出中國大陸推進和平統一的用心，但美國把八一七公報當成一紙空文，無情地破壞了海峽兩岸和平穩定的可能架構。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親臨港島並發表講話，這突顯兩個特點：一是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這次是習近平首次離境出席活動，足見對香港事務的高度重視；二是自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後，這次是習近平首次來港視察，其講話宣示了北京的最新治港方略。

本文通過比較2017和2022年習近平兩次在港講話內容，分析北京治港方略的「變」與「不變」。當然，這裡的「變」未必就是新變化，有些是2014年和2021年兩份涉港白皮書念茲在茲的，但此番以最高規格予以重申或強調。「不變」也不是老調重彈，而是在變化的內外環境下被賦予了新意。

明確根本宗旨與最高原則

「2017七一講話」，習近平強調「一國」相對「兩制」的根本地位，指出「一國兩制」的提出首先是為了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在香港回歸後，更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如此，習近平還以負面表列的形式嚴詞警告，「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進一步明確「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其中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換言之，「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僅不能偏離，而且必須服務於這個宗旨，服從於這個原則。例如，香港的民主發展道路，不能全盤照搬西方國家的民主模式，更不能成為反中亂港勢力用來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破壞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工具。對香港民主得失的評判，要以「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與最高原則為基準，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民主的標準。

中央管治權是自治權源頭

「2017七一講話」，習近平談到中央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實行「管治」，闡述既要維護中央權力，又要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等。「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進一步明確了中央管治權力的性質與位階，即「中央政府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同時中央充分尊重和堅定維護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

習這段話澄清了在香港社會一度流行的幾個誤解：（一）香港雖然是特別行政區，但本質上仍是中央政府治下的地方行政區域，必須接受中央的全面管治。（二）香港擁有的高度自治權並非固有權力，其唯一來源就是中央授權。（三）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擁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一說。總之，內地和香港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當香港出現危及「一國兩制」的嚴重事態時，北京不能坐視不管，中央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權，不能被曲解為干涉香港的高度自治權。

落實「愛國者治港」

「2017七一講話」，針對香港業已發生的一連串政治風波，習近平放下身段向持不同政見者喊話，「從中央來說，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我們都願意與之溝通」。令人遺憾的是，亂港勢力過去五年來的作為辜負了北京的善意。「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斬釘截鐵地宣布，「政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則。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人民會允許不愛國甚至賣國、叛國的勢力和人物掌握政權。」

眾所周知，除了極少數「港獨」激進分子，香港許多所謂的「民主派」都標榜愛國，但他們愛的「國」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自己定義的歷史或文化中國，甚至將「反共愛國」掛在嘴邊。「2017七一講話」，習提到「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但2022講話中習近平捅破了這層窗戶紙，「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特別行政區所有居民應該自覺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說，香港已經回歸，港人愛國就不能只愛抽象的中國，而是應該尊重和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不僅是對治港者的明確要求，也是對所有港人的殷切期許。以反共愛國為幌子裡通外國對抗北京從此徹底喪失合法性。

對特區政府提出具體期望

「愛國者治港」固然是政治上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但空喊政治正確的口號不能當飯吃。「2017七一講話」指出香港在政治、教育、社會、經濟、民生等領域存在諸多突出問題，希望林鄭月娥政府能夠有所作為。事實證明，特區政府過去五年施政的成果，與中央和港人的期望存在一定的差距，客觀上給反中亂港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於是，「2022七一講話」，習近平向李家超政府提出了四點具體的期望。「廣泛吸納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管治能力突出、熱心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要排除一切干擾聚精會神謀發展」…。

習近平也用了整整一段話談論「關心關愛青年人」，強調「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要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成長成才創造更多機會」。顯然，北京吸取了近年來一些香港年輕人被反中亂港勢力煽動甚至淪為炮灰的教訓，進而痛下決心、對症下藥。

小結

「2017七一講話」，習近平明確承諾「一國兩制」不會變、不動搖。今年習近平不僅重申諾言，而且進一步宣示「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與此同時，習近平表示北京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包括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等。這些言論旨在緩解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焦慮情緒，那就是北京無意將香港「內地化」，「一國兩制」50年不變，50年後也沒有理由改變。將「一國兩制」視為洪水猛獸的台灣藍綠政客，真應該好好讀一讀「2022七一講話」。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