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山和美濃舊稱番薯寮和彌濃，分居高屏溪（舊稱淡水溪）主要支流─旗山溪（又稱楠梓[仔]仙溪）的上游兩岸。以起源於廣東原鄉油紙傘產業聞名的美濃，有過一段乙未保台事蹟。曾被譽為香蕉王國的旗山，有百年糖廠在製糖業屢創佳績，也讓旗山火車站載客量曾高居高雄第三名。美籍旅行攝影家高樂瑞對美濃有一份客家情懷。

清代先民的拓墾

高雄市美濃區的美濃湖，舊稱埤頭下池。1956年，蔣介石親臨「埤頭下池」觀賞，鎮民極感榮幸，集資建亭於湖畔，並以小橋連貫，名之為「中正亭」，並將此湖命名為「中正湖」。隨後，中正湖被列為美濃風景區重要景點，由高雄、台南來的，可以先坐台鐵火車到九曲堂站下車，再乘轉往旗山的台糖汽油小火車到美濃。

位於美濃湖南方約一公里處、美濃溪畔的「庄頭伯公」，位在永安老街東端，為美濃最早的土地公廟。該開基伯公旁的碑石，記載了美濃開庄在清乾隆元年（1736）。乾隆9年，廣東梅縣的客家人所看中的美濃地方，獲官方許可開墾募佃，瀰濃、龍肚、牛埔、旗（旂）尾庄陸續成為田園。客家人在美濃地方開墾後，維持「晴耕雨讀」的客家傳統，終於在道光9年（1829） 誕生了全台第一位客家進士─黃驤雲。上述「庄頭伯公」旁的東門樓，為昔日彌濃庄出入之柵門，建於清乾隆20年(1755)。門樓上匾額的《大啟文明》四字，正是竹頭角（位在美濃湖東畔近800公尺處）莊民黃驤雲於30歲時高中進士後所題。而現今在旗尾（美）地區的旗尾山下東平里，則有一間「旗美褒忠義民廟」，為從新竹縣新埔鎮褒忠義民廟分香而來，是客族「公廟」。

高雄市旗山區的開發，可追溯到清康熙末年（1700年之後），部分福建漳州移民自鳳山地方（今高屏地區）越過南界的嶺口而進入番薯寮，並與當地之平埔原住民簽約購地，搭建草寮而著手進行開拓工作。最初僅栽種蕃薯維生，後來逐漸開發，清廷乃在美濃和旗山地方分置港西上里和羅漢外門里。嘉慶15年（1810），由於旗尾庄、番薯寮位居大武壠（今玉井）通往鳳山之路的要隘，當局乃將內門（羅漢門）巡檢移駐其南約6公里的番薯寮庄。嘉慶22年由地方官員、仕紳與商家等在番薯寮共同出資興建天后宮，即今天的旗山天后宮。至今，廟裡還保有建廟當時為了顯示羅漢腳（單身漢）擾民的治安問題所立的《奉憲嚴禁羅漢腳惡習碑記》，還有道光2年（1822）的《坤德配天》匾等。

乙未保台的努力

1895年乙未9月初，日軍攻陷彰化入侵雲林地區後，駐守台南的全台客家抗日義首劉永福派黑旗軍等北上支援抗日，其駐守打狗（今高雄）的義子劉成良建議利用清代在高屏地區已建立的客家「六堆」團練（民兵）組織支援抗日，他在書信中提到在「右堆」區域內，應徵調「瀰（彌）濃」這個粵籍聚落的客家義民。內容為：「大人欲調粵籍義勇赴郡（台南府城），然須調瀰濃庄一處較為近便，不過半日一日儘可到郡，別處粵籍太遠。況該庄極大，粵人最多比各庄多之數賠（倍）約可調得一、二千人出，又頗善打仗。」 

10月中旬，日軍從屏東、嘉義兩路包圍台南。10月18日，劉永福議退於台南府城（今台南市區）與番薯寮間的要衝之地關帝廟庄（今台南關廟），「據山以守」，以另起抗日爐灶。遂派500餘名瀰濃客家義軍來此，帶來子彈20餘萬發和若干武器，但日軍逼近府城的「警報疊至，倉猝未能行。」20日傍晚日軍占領關帝廟庄，客家義軍轉進到瀰濃地區。11月22日，日軍台南地方守備隊的中埔（番薯寮庄西北方約6km）駐屯隊約千餘人，入侵旗美地區。在瀰濃庄西近2公里的牛埔庄附近進行戰事，以瀰濃庄為中心的右堆各庄全部歸順，但瀰濃的東門樓毀於戰火。太平洋戰爭時為傳送警報進行整修，1950年本地居民仿清朝龍簷鳳閣形式重新建造，恢復了原有的古典面貌，今已被列為高雄市市定古蹟。

旗山糖廠的建立

數百餘年前，先民在旗山糖廠原址創設舊式糖業的糖廍，所以在廠區的休憩區九重葛棚架下，龍眼樹及樟樹林下到處可以看到昔日製糖的石車。1909年，高砂製糖株式會社看中旗尾庄靠近旗尾溪取水方便等條件，在此創設新型製糖工場，即今日旗山糖廠的前身。1910年併入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後，更名為旗尾製糖所。日壓能力從1000公噸提高至1200公噸，原料採收範圍包含龍肚、竹頭角、美濃等，並擁有手巾寮農場等社有地。

1914年採用同會社岸內（今台南鹽水）第二工場漂白蔗汁的製程，製作「耕地白糖」，即特砂，深受日本內地市場歡迎。1927年讓售給台灣製糖株式會社，提高壓榨能力至日壓1500公噸，1937年兼製方糖。光復後，因生產的特砂品質特優，外銷日本等地。  

旗山糖廠的鐵道濫觴於1910年8月20日。高砂製糖株式會社將從九曲堂經大樹（腳）、嶺口、旗山、旗尾 美濃至竹頭角的甘蔗原料線，開辦客運。1960年代，當局在溪浦和磱硫坑間設置佛光山站，方便信徒禮佛。隨著旗山火車站營運所帶來的商機，旗山市街的商店、旅館等相繼興建，今中山路、復新街路口的石拱迴廊亭仔腳，就是最好的見證。此外，市街西郊的鼓山公園，還建立祭拜日軍征台統帥北白川宮等的旗山神社。

1956年，蔣介石蒞臨旗尾糖廠，向杜士俊廠長垂詢旗山美濃民情、糖廠經營與員工生活。當時的糖廠，已成為台糖公司養豬事業最早的一廠。以培育歐美豬隻和本土豬（包含美濃豬）成為交配的改良種為主，最初飼養種豬400餘頭。1963年起，連續三年兩度獲得養豬冠軍獎之榮。1975年種豬增至800頭，年產仔豬15,000頭，除供應蔗農外，且銷售肉豬1400頭。

美籍攝影家具有客家情懷 

曾藉由全台糖鐵四處旅行的美籍攝影家高樂瑞（Lawrence E. Cox）多次搭乘旗山線到美濃，造訪龍肚（近荖濃溪）的客家友人。旗山線營運到1978年為止，鐵軌則於1982年拆除。1983年，高樂瑞用台北美國學校入學許可組組長的身分，以美國近20年來復原19世紀建立的鐵道文化為例，向台灣相關單位建議妥善保存「台灣鐵路火車珍寶」，並以此發展觀光事業。此外，高樂瑞因仰慕美濃的客家文化和硬頸精神，以「美濃小子」自稱，生前表示願意埋骨於此，顯現外國友人愛台灣的表現。     

旗山糖廠在22年前停止製糖後，旗下的手巾寮農場，轉型為培養大批文心蘭的蘭舍。廠區則仍保存完整的煙囪，以及特砂製作必須的石灰窯、倉庫。2019年，高雄市府都發局與台糖合作，將老糖廠轉型為「旗糖農創園區」。筆者建議，當局不妨將閒置倉庫作為旗美地區歷史的展覽空間，並展示高樂瑞在台的攝影作品，以呈現台灣過去的美麗風景。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日常保健的營養補充品，如維生素B、C、D、鈣與益生菌等備受關注，但對「缺鐵」的關注度卻相對較少，似乎與其高發生率不成比例。根據《美國醫學會雜誌》統計，全球有超過20億人缺鐵，美國成人中就有約10%受到影響。當然，一般中低程度的缺鐵是可逆的，只要補充回來應無大礙，但若長期重度缺鐵貧血，引起器官併發症就另當別論了。

台灣近日有媒體報導，如果一旦出現疲勞、頭暈或愛吃冰塊，那就是缺鐵性貧血，這樣的推論過於簡化，容易誤導民眾掉以輕心，畢竟貧血的成因並不只有缺鐵這麼單純。

一般而言，人體具有代償機制，當血紅素輕度下降時，身體會自行調整與應變，所以有很多人即使已處於輕微貧血狀態也無自覺，再加上即使感到疲倦或頭暈，民眾也不會馬上聯想到貧血，只會覺得是不是工作壓力太大，或太勞累導致的，因此，唯有透過身體健康檢查，抽血測量各項參數後，才能判斷出貧血與背後原因。

除了缺鐵性貧血外，貧血可由多種慢性疾病所引起，包括癌症、慢性腎臟病、自體免疫疾病（如紅斑性狼瘡）、骨髓疾病等等，這些疾病可能干擾紅血球的生成，或造成異常破壞，導致血紅素無法維持在正常範圍內，如果忽略這些可能性，單靠補鐵來解決，反而會延誤真正的病因與治療。

此外，若非單純只是紅血球數量不足，當白血球與血小板也同時出現異常時，就可能涉及更複雜的骨髓或血液系統疾病，如白血病或再生不良性貧血，這些狀況無法從外觀或單一徵兆判斷，需就醫診治。若經醫生診斷，僅為缺鐵性貧血，補鐵的方式除了服用藥物，也可以從飲食補充作為輔助。譬如豬肝就是一種富含鐵質的優質食材，適量攝取（每周一至二次）對女性特別有益，推薦給經期女性作為營養補給。有人可能會擔心豬肝含有較高膽固醇，或擔心動物用藥殘留問題，其實不必擔心，只要選擇具合格來源與檢驗標章的產品，即可放心食用，不過若是有痛風或高血脂，還是需要適量節制。

另外，素食者須特別留意維生素B12的補充，全素飲食者較易缺乏B12，長期缺乏也會導致貧血，由於B12在體內可以長期儲存，問題可能多年後才顯現，因此若有長期素食習慣，須定期檢測營養指標。

在健康檢查中發現異常的數值，通常以紅色標示，也應視年齡、性別與生理狀況整體評估，例如女性在生育期的輕微血紅素下降，可能與月經有關，通常經由補鐵即可改善，但若是數值異常差距大，或合併其他症狀，就應警惕，做進一步檢查。

貧血從營養缺乏到嚴重如癌症，背後牽涉的可能性極廣，現代人常因忙碌而忽略身體的微小變化，若能透過定期健康檢查掌握數據，就能更早發現問題、及早處理。重視血液健康，不只是補鐵那麼簡單，而是學會健康常識，科學地理解身體各項症狀與建康指標。

（作者係中廣「健康Say Yes」主持人）

Labubu是一個擁有九顆鋸形齒、長耳和大眼睛、略帶壞笑的醜萌毛絨玩具，經美國流行音樂天后蕾哈娜、Blackpink的Lisa、貝克漢和金卡戴珊等明星與網紅的自發推薦和使用，讓Labubu從小眾潮玩迅速蛻變為全民掛件，完成了從廢稿到頂流的核彈級逆襲。

醜萌Labubu爆炸性成長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改善，人們對文化產品的需求越來越高，尤其青年一代注重情感體驗和個性化表達。正是在此意義上，Labubu早已超越單純的玩具概念，成為青年亞文化的符號，乃至升級為「社交媒介」：年輕人背個Labubu掛件，穿著Labubu衣服，互贈Labubu玩偶作為伴手禮，透過Labubu這樣的文化符號，塑造了獨屬於自己的歸屬感、社區感和認同感，也進一步發展出自己的品位、個性和身分認同。在這種深層次邏輯的支配和影響下，Labubu日益成為Z世代的時尚標誌，推動了泡泡瑪特（Pop Mart）和潮玩產業的爆炸性成長。

根據《潮玩產業發展報告（2024）》的研究報告顯示：從2020-2024年間潮玩市場規模從229億元人民幣（下同）暴漲至763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驚人的35.1%，2025年市場規模可望達到877億元。在中國潮玩市場上，泡泡瑪特作為產業標杆，形成以IP運營和創意設計為核心驅動力的全產業鏈平台發展模式，旗下的Labubu、Zimomo、Tycoco 和 Mokoko等玩偶火爆全球；2024年市占率達11.5%，排名第一。在Labubu等明星產品的帶動下，2024年泡泡瑪特營收130.4億元，年增長率106.9%；其中海外營收 50.7億元，年增長率達375.2%。

根據美國摩根大通的評估報告：Labubu所屬的The Monsters系列銷售額將從2024年的30億元漲至2027年的140億元，海外銷售額將同比增長152%。根據泡泡瑪特2025年3月發布的財務報告顯示：2024年全年公司毛利為87.07億元，利潤率高達67％；在二級市場Labubu溢價明顯，一些隱藏款動輒狂飆到原價的8倍以上，個別款被炒作至12倍以上。6月10日，一件初代的Labubu拍出108萬天價，還意外帶火了聚氯乙烯（PVC）原材料！一些金融機構甚至利用Labubu來開展市場行銷活動。

Labubu的搜索熱度已超過Hello Kitty，其魅力不僅體現在大陸和東南亞，而且蔓延到歐洲和北美，舉凡泡泡瑪特的門店經常大排長龍；4月Labubu3.0發布後，泡泡瑪特官方應用在美國App Store購物類別中快速躍升至第一名，並蟬聯兩日；在TikTok零售銷售方面也排名第一；5月底更因顧客搶購引發安全焦慮，泡泡瑪特一度暫停Labubu在英國的銷售；6月14日因同樣緣故暫停Labubu在韓國線下門店的銷售。Labubu熱銷，一偶難求，帶動泡泡瑪特股價暴漲，一舉把泡泡瑪特創始人王甯送上河南省新首富的寶座。

軟實力的界定和意義

哈佛大學資深授奈伊（Joseph Samuel Nye）率先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說明權力不僅來自軍事、物質、技術和經濟等硬實力，也源自文化、藝術、基本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等軟實力。奈伊重新界定了權力的形態和內涵，不僅拓寬了國際關係的理論範式，而且改寫了國家發展和國際競爭的基本邏輯。例如美國的霸權不僅體現在航空母艦、科技、美元和超大的GDP等硬實力上，而且彰顯在好萊塢、迪士尼、新聞自由和民主價值觀等軟實力上。這種軟實力通常更具說服力和吸引力，讓其他國家和民族更容易認同和信任美國的政治行為和外交政策。史達林曾嘲諷教宗手下有多少軍隊？但如今蘇聯已灰飛煙滅，教宗則依然受世人尊敬和愛戴。

中國軟實力的崛起

根據符號學理論，作為「能指」（Signifier）的Labubu，不僅滿足了Z世代和千禧一代的個性化和情感體驗需求。更重要的是，全球消費者通過與具有社交屬性、共用價值或意義的產品、品牌或符號互動，可為個體在這個不確定和風險的世界中提供錨點。因此，其「所指」（Signified）超越了潮玩本身，不僅表徵著中國不斷變化的消費模式和文化形象，而且提供情感共鳴和價值認同，源源不斷地輸出中國創意和流行文化，讓全球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分享中國製造的快樂、時尚、認同感和歸屬感，進而改變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和文化敘事。例如，泡泡瑪特持續把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和工藝嵌入潮玩，GRAND系列陸續推出了MEGA SPACE MOLLY 1000%的「朱墨祥韻‧漆」和MEGA ROYAL MOLLY 400%的「嫣胭入軋‧瓷」，讓全球消費者近距離感觸中國文化和產品的魅力，引發全球青年的跨文化共鳴和情感體驗。

透過這種美學、跨文化共鳴和全球吸引力，泡泡瑪特成功塑造了中國作為創意、現代和文化強國的國家形象，重構了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在無形中消弭了「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和「中國見頂論」，展示了中國作為創意、前衛時尚和親和力十足的大國形象，有利於確立和打造中國在精神、倫理和道德上的領導權，即義大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讓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行為更容易被其他國家或民眾所接納和認同。

新華社一針見血道：「以Labubu為代表的中國創造，正在創新中國故事的表達，與世界共用創新機遇，讓世界人民有更多機會感知越來越酷的中國。」

（作者係浙江大學青年學者）

台灣與大陸都使用中文漢字 （儘管各有不盡相同的繁體、簡體版本），是世界唯一能上下傳承數千年而連續不斷的文字，這是因為文以載道的中文漢字作為交流、通信、與記事工具，已經過時間考驗。

中文漢字是全球唯一兼具簡潔、形象、形聲三個要素於一體，言簡意賅的形象文字係源於中華文明「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生成系統規律，最近DeepSeek 的面世，更令人意識到秦始皇書同文、車同軌的中文漢字，與人工智能（AI）的定義與試算功能非常吻合，尤其是文言文的高度AI 預測算力（幾乎完全不用標點符號）。可以說，從龜甲文起，中文漢字就站到人類文字的起點與終點，注定要成為世界語文。

一個國家文字的消長，與國家的精神和物質實力息息相關。中國大陸202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 達 18.6 兆美元，人均 GDP超過13,000美元，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生產製造國與貨貿國和第二大經濟體，其生產總值占全球的35%，遠超世界第二大製造生產國美國約15%左右。隨著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日益上升，中文漢字亦逐漸普及全球。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中文漢字的信息涵有量，比用字母拼音的文字多許多倍。讀者只需掌握約三到四千個中文單字，便可閱讀一般中文報章書籍，時新名辭不需另外造句，只需用原來文字通過相應組合，例如電影、電視、電話、電梯等。而一般拚音文字，例如英文，時新名辭多半須另外造詞，要閱讀一般英文報章書籍，需掌握兩、三萬個英文單字，而且英文字彙逐年增加，甚至已到百萬個字之譜。

經過數千年來融合同化，中原河洛純漢人血統只占如今中國人口的極少數，極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滿、漢、蒙、回、藏及絲路沿線，包括匈奴在內的眾多民族長久融合、同化的後代。據報導稱，全球已有85個國家把中文漢語列入其中小學課程，這也是中文漢語將成為世界語言的原因之一。

縱觀世界重要古文明，曾有不少國家的語文都源於中文漢字，但除非如韓文、日文等根本上無法脫離中文漢字，其他大多因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而被消滅或削弱。而源於用拼音字母的文字，則很容易被時間淘汰，除了當今研究語文的專家外，這些古文字大都有「而今安在哉」之嘆。例如古希臘文基本上只剩下神話，古埃及的形象文字僅空留金字塔，一度光輝的羅馬帝國所用之拉丁文只餘古建築如鬥獸場等，遠征歐亞常勝軍的亞歷山大君王只剩康斯坦丁堡。

今年4月24日羅馬教皇方濟各逝世安靈典禮，有美、法、烏克蘭等約160位國家元首及代表出席，教廷官網採用了11種語言現場直播，其中包括天主教徒占總人口7.4%的越南語，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徒僅占     人口的0.43%，而且中梵之間並無邦交，漢語竟成為11種語言之一，可見中文漢語已被視為一種世界語文。

（作者係旅美評論員）

抗戰勝利，衡陽作為唯一一座被國府核定的抗戰紀念城，既承載了城市復興的願景，又隱含了政治宣示。宏大的工程不斷延宕，規劃最終大多只停留在藍圖上。抗戰紀念城見證了歷史軌跡，亦呈現了衡陽抗戰紀念空間的建構史。

南嶽頂峰鐵十字

1944年盛夏衡陽圍城，陸軍第十軍依託縱深交錯的城市防禦工事，硬槓日軍輪番炮擊、轟炸、毒氣。電報上的各路援軍裹足於城外，守城日數卻在不斷加碼，蔣介石屢屢催令解圍而無果。在戰事的最後關頭，蔣介石夜不能寐，焦心之際起床為戰事祈禱。事與願違，8月8日衡陽淪陷凶訊傳來，第十軍軍長方先覺被俘。第十軍以傷亡1.5萬餘人的代價，在援軍不至的絕境中前後堅守孤城47天。

城破後，逃歸的官兵透露：軍長與日軍協議，以保障殘存官兵生命安全為前提，第十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方先覺未能殺身成仁，在固有道德觀念中畢竟是無法見容的。軍法總監何成浚在日記中腹誹：「奈何當最後關頭，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變而為降將軍，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恥辱，我聞之實不勝太息痛恨之至。」

1944年11月，方先覺自衡陽逃脫，重慶將其作為英雄盛大歡迎。方先覺卻流露出無法言說的悲情：「我雖然回來了，但慚愧卻難免；因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衡陽敗績在盟邦之間惹起非議，在野黨派亦以此質疑國府繼續領導抗戰的能力。為黨國觀瞻所系，蔣介石仍極力將方先覺塑造成道德楷模。1945年2月，方先覺被授予青天白日勳章，復任軍職，10月10日再獲一枚忠勤勳章。

1946年8月，蔣介石在廬山接見湖南省主席王東原，指示在衡山頂峰建立十字架紀念抗戰。王東原受命從速辦理，在海拔1200公尺的祝融峰上樹起一座高一丈寬三尺的鐵鑄十字架。蔣介石在鐵十字上題字：「抗戰勝利紀念、蔣中正敬立」。

王東原在奠基碑文中表述：「南嶽為天下名區，倭寇侵凌，抗戰八年中，元首蔣公三蒞其地，會籌定策，克敵致勝，茲奉命建碑以揚國光，垂諸萬禩。」

時隔多年，隨著蔣介石日記的披露，1944年7月25日內容裡的一段祝禱公諸於世：「願主賜我衡陽戰事勝利，當在南嶽頂峰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南嶽頂峰的鐵十字，抒發了蔣介石怎樣的幽微心曲？

張家山「骷髏場」

對衡陽保衛戰犧牲的悼念，早在1946年2月即開始。蔣介石指示原第十軍預十師師長葛先才赴衡陽，搜尋衡陽戰役陣亡將士遺骸，營建公墓集中安葬。葛先才親身參與衡陽之戰，此刻舊地重臨，仍為慘烈戰痕所震撼。城市已成瓦礫齏粉，血肉浸透的土地荒草瘋長，鏽損的槍支、彈殼與慘白的人類骨殖滿地散落。而草木最茂盛的地方，往往就是集中掩埋骸骨之處。

原第十軍官兵60人，三、四人為一小組，分頭挖掘、拾取陣亡將士骸骨。屍臭陣陣襲人而來，眾人戴上沾滿花露水的紗布口罩，方能勉強工作。骸骨被抬到水池清洗後也灑上花露水，以致這些頭顱、骨骸被集中於昔日激戰地張家山堆放起來時，已聞不到一絲臭味，反而香氣四溢。搜集遺骨前後進行了4個月。葛先才估算，他們所收拾的骨骸總共有3千餘具，並由此推測第十軍陣亡人數當在6千人以上：「不過一年半之前，這些骸骨都是國家的好男兒、父母的好兒子，春閨的夢裡人…」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職員Roy Rowan，在張家山目睹令人驚憟至窒息的「骷髏場」。骷髏頭逐層整齊排列在坡地，遠觀足足有幾十上百行。巨大的骷髏方陣兩旁及前方，分類堆放著腿骨、臂骨、肋骨，以及形狀各異的殘碎骨片。站在骷髏山前，猶如被萬千幽深而空洞的眼窩所凝視。Roy Rowan當日拍下的骷髏照片，作為新聞素材刊登在1947年12月的LIFE雜誌上。據他目測估計，現場骸骨約有5千餘具，他誤以為這些骸骨屬於當年那些死在日軍屠刀下的平民。

張家山被修成合葬塚，第十軍舊人合力在山丘頂部立起一塊大型石碑，其上銘刻「陸軍第十軍衡陽保衛戰陣亡將士之墓」。在時人的記錄當中墓塚造型極簡，被稱為「大圓塔」，墓頂的十字架是其僅有的裝飾。葛先才面對這座一丈多高由骸骨堆砌起來的山丘時，卻頓感巍峨而神聖，悲從中來無以抑止。此後張家山易名為「勝利山」。勝利的代價何其沉重！

1960年代，張家山上建起了氣象站，石碑被推倒、大圓塔被夷平，山體挖開了防空洞，山下的空間被宿舍所擠占。氣象大院裡沒有任何昔日遺跡，只是間或會發現一些人骨和鏽壞的兵器。

抗戰勝利80周年前夕，衡陽市將張家山改造成抗戰遺跡公園，氣象站整體遷出，現場進行了挖掘。最終，只出土了8具遺骸。無論按照葛先才的統計，抑或Roy Rowan的目測，這無疑都只是冰山一角。

流產的城市復興

抗戰勝利時，衡陽市街彈痕宛然，行人稀疏。因戰禍波及與旱澇災害，1946年夏季饑荒殃及湖南全省。勝利後的衡陽，竟然是餓殍遍地、疫癘流行的慘樣。湖南省當局與衡陽地方參議會設法以紀念衡陽保衛戰之名，將經濟重建捆綁一起向上陳情。

「衡陽抗戰紀念城」概念最先由衡陽縣參議員蔣先進提出，惜未獲行政院回應。此議經湖南省參議會討論，由湖南省政府再呈行政院，省主席王東原直接向院長宋子文呈文以示關切。建設紀念城在情在理無可挑剔，但1946年正值全國財政極端困難之際，各地均嗷嗷待哺，中樞三令五申壓縮地方開支，行政院對衡陽的呈請批復是「緩議」。當年年末事情迎來轉機，衡陽市參議會議長楊曉麓率團赴南京為建設抗戰紀念城請願，獲得國民大會代表左舜生等百餘人連署附議。在強大的造勢下，蔣介石接見楊曉麓，親自核准「衡陽抗戰紀念城」，允諾撥付經費200億元及工賑物資。

1947年1月，楊曉麓再度晉謁蔣介石，除得到一紙「衡陽抗戰紀念城」碑文題字外別無所獲。王東原電呈行政院，以省、市財政缺口巨大，請求中央先撥測量設計費用，院方卻答稱中央財政艱難萬狀，讓湖南省與衡陽地方自行籌措。同年7月，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霍寶樹偕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人員來衡考察，縣市官員與參議員抓緊機會圍著考察團殷切請求。最終，衡陽從善後救濟總署及湖南分署獲得2億元建築款補助和100噸工賑物資，這些就是衡陽抗戰紀念城所得政府財政支持的全部。

1947年8月10日，延期多時的「衡陽抗戰紀念城」命名儀式在嶽屏山舉行。楊曉麓宣讀蔣介石「仁者無敵」訓詞，稱衡陽保衛戰「支持之久、犧牲之烈，與夫關係之巨、貢獻之弘，尤足以驚動全世界」。儀式過後，紀念城的名份落定，但因財政的極度惡化，建設款項最終不了了之。

1948年3月，嶽屏山上的「衡陽抗戰紀念城」紀念塔、紀功亭、紀念館基本完工，嶄新建築周圍依然是一片荒煙蔓草。衡陽抗戰紀念城的籌建，一經揭幕便告結束。除了嶽屏山紀念塔與張家山第十軍公墓完成外，包含凱旋門、紀念大道、抗戰紀念大廈、銅像及現代城市建築規劃，在動盪時局中統統成了鏡花水月。

1952年「衡陽抗戰紀念城」碑文被更換成「衡陽解放紀念塔」。 1981年6月中共11屆三中全會標誌著「撥亂反正」的完成。翌年，嶽屏山上的衡陽解放紀念塔恢復「衡陽抗戰紀念城」原名，1984年湖南省政協主席程星齡補題碑名，2007年蔣介石題署字跡被重新刻在碑上。

（作者係抗戰紀念建築史研究者）

今年是民國26年（1937）七七盧溝橋事變88周年紀念，也是八一三淞滬會戰，八一四筧橋空戰大捷88周年紀念，更是國殤南京大屠殺的88周年紀念。88年前的今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委員長蔣中正的領導下，為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展開了一場全國軍民大團結的「全民抗戰」，進行了一場可歌可泣、偉大的衛國戰爭。

1937年7月1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的第十天，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廬山發表講話，宣布：「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此演說史稱《廬山聲明》。蔣委員長的談話確定了國民政府準備全面抗戰的方針與決心，得到了全國各方的響應。

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圖謀已久，它的手段是蠶食，而不是鯨吞，最終的目的是要佔領全中國，所以日軍參謀本部的規劃是盡量避免對中國全面開戰。七七盧溝橋事變時，日軍在不擴大戰爭的原則下想「速戰速決」，企圖以數個師團兵力殲滅國軍駐守華北的主力，同時增強上海地區兵力，進而威脅首都南京，以牽制國軍主力部隊北上支援，達到對華北地區完全的控制，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占領。

最高統帥部早已洞悉日軍的計劃，為阻止日軍在完全控制華北後，由北向南集結重兵，沿津浦路，平漢路和海路，兵分三路，採取戰略速決，圍殲中國軍隊主力於京滬一帶，然後兵臨南京，逼迫國民政府簽下城下之盟，遂其「三月亡華」之目的。

中國的地形是西邊高，東邊低，成梯階狀，以大興安嶺，太行山為界，其東邊是華北大平原，東北大平原及東南丘陵地區；其西邊則是雲貴高原，青康藏高原和黃土高原。蔣委員長的抗戰指導是以空間換取時間，採「戰而不屈」，抗戰到底的「持久戰」。若依日軍作戰方向由北到南，依托摩托化陸軍，沿平漢鐵路直下武漢，可迅速包抄截斷國軍退路，有利其速戰速決，但十分不利於我持久抗戰。

若能引導日軍由東向西、溯長江而上，形成日軍東西向仰攻的作戰態勢，在進入叢山峻嶺山區地形後，將不利於日軍摩托化部隊展開，且戰且退，引其沿江深入內陸，有利我實現長期抗戰的戰略規劃，達成掌控戰場主動之目的。於是統帥部決定主動佈局，營造決戰淞滬戰場的態勢，集結德式裝備的中央軍等精銳部隊，誘逼日軍改變由北向南的進攻軸線。

國軍於民國26年即開始按既定作戰計畫積極部署，主要戰略在華北採取守勢，規劃三道抵抗線，遂行縱深防禦的持久戰；華東地區採取主動出擊，以擊滅上海地區日軍主力為目的，此為最高統帥部打響「淞滬會戰」前所設定的戰略目標。

8月13日，國軍主動攻擊上海的日軍，淞滬會戰爆發。華北危機升高時，國軍卻從華東發起攻擊，旨在主動選擇戰場。蔣委員長稱此役為抗日戰爭的「序戰」。

淞滬會戰為八年抗戰裡22場大型會戰中，規模最大，時間最久，傷亡最重，意義最深遠的一場戰役。這場會戰歷時三個月之久，我方投入兵力達70個師，逾70萬人，日方投入30萬人，約有十個師團，幾達當時日軍總兵力的半數。

八一三淞滬會戰對整個八年抗戰和中國贏得最後勝利，影響至為巨大。蔣委員長曾說過，作戰的勝負雖然決定於軍隊的戰鬥，如果戰鬥上不能取勝，就要在戰術取勝，如果戰術上不能夠勝過敵人，就要在戰略上取勝。國軍在淞滬會戰一役雖然最後退守轉進，但對長期抗戰而言，我們打了一場漂亮的序戰，在我所選定的戰場及方向作戰，「改變了日軍由北向南進攻的軸線」。

通過不斷吸引、消耗日軍，血戰三個月之久，因為這場驚天地泣鬼神慘烈的會戰，粉碎日寇「速戰速決」的妄想。尤以國軍雖然犧牲慘重，但是將士用命，這種以血肉築長城、拼死殺敵、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讓日本侵略者感到震驚和膽寒。

政府更把握這短短三個月時間，將大量位於淞滬地區數百家工廠的設備，數十萬的政府工作人員，技術人員及機關學校老師職工轉移到抗戰大後方，奠定長期抗戰並獲得最後勝利的基礎。

淞滬會戰後來雖然因戰況不利，遭致首都南京提前遭日軍攻陷，但在國家戰略和政、經、軍、心各個領域，確實因此讓國內各方勢力團結合作，齊心共赴國難，共同抗日，淞滬會戰所產生的效益居功厥偉。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面對外族入侵，第一次以弱擊強，堅持到底並獲得最後勝利的民族聖戰。值此八一三淞滬會戰88周年，凡我同胞皆應謹記歷史教訓，勉懷國軍官兵將士用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保家衛國的光榮史詩。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戰爭的起源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但很多人對這起重大歷史事件有所誤解，中日兩軍並沒有在盧溝橋上打仗，盧溝橋連接的盧溝橋城才是中日兩軍交涉爭執之處。為了平息紛爭，29軍曾經退出，改由保安隊進駐。這個城因為是宛平縣縣治所在地，又稱為宛平縣城。

盧溝是永定河的舊稱，永定河在城的西側，河上有兩座橋，一座是石橋，就是在馬可波羅遊記當中出現的橋，西方人稱之為馬可波羅橋，中方稱為盧溝橋；另一座盧溝橋是鐵橋，這是平漢鐵路開通後讓火車行駛的鐵橋，這兩座橋都是盧溝橋。

在中日雙方的史料中，都用盧溝橋城稱呼宛平縣城，可以想見盧溝橋事變的用法不必然是指盧溝橋，而可能是盧溝橋城。當地的火車站亦稱盧溝橋站，盧溝橋事變遭後人誤解是兩軍在盧溝橋上的戰鬥，其實應該是指中日兩軍在盧溝橋城周邊地區發生衝突。

中日未在盧溝橋上廝殺

台灣曾於1970年代拍攝「英烈千秋」電影，柯俊雄飾演抗日將領張自忠，電影中出現29軍官兵與日軍在盧溝石橋上戰鬥的畫面。這與真實的情況有所不同，中日兩軍並未在盧溝石橋上發生衝突，但日軍曾在事變發生後對鐵橋攻擊，因為日軍認為永定河畔鐵橋附近的29軍陣地，曾經向日軍演習部隊開槍射擊。

根據日本防衛廳在二戰後編修的侵華戰史，以及蔣中正檔案事略稿本等史料，盧溝橋事變發生的原因是日軍部隊於1937年7月7日傍晚，開始在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與中國守軍發生糾紛。7月7日晚上7時30分，日軍駐豐台的部隊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以城外的大瓦窯為假想敵軍陣地，演練黎明突擊。

日軍指控，在大瓦窯西側龍王廟的中國軍隊，在晚上10時40分朝日軍射擊，日軍隨即暫停演習，集合部隊，這時又遭到盧溝橋城壁方面射擊十多發，日軍宣稱在大瓦窯集合部隊時發現一名士兵失蹤，日軍開始與城內的中國守軍交涉。

日軍指控遭29軍射擊

失蹤的日本士兵不久就找到了，日軍演習部隊撤往西五里店。7月8日凌晨，正當中日雙方在城內交涉時，日軍指控龍王廟的中國軍隊在凌晨3時25分射擊三發，日軍認為龍王廟部隊兩度射擊是中國軍隊的敵對行為，第二次射擊是來自日軍右後方的盧溝鐵橋與堤防方向，而且堤防上有人與盧溝橋城牆使用手電筒打暗號。凌晨4時20分，日軍下令展開戰鬥，5時30分攻占永定河畔堤防的中國軍隊陣地，雙方衝突擴大。

盧溝橋城外西側是永定河，大家熟知的盧溝石橋就在城門外不遠處，石橋北面是盧溝鐵橋，再往北為龍王廟，日軍演習的大瓦窯是在城的東北方向。中日兩軍先是因失蹤士兵問題，日軍強迫開城找尋失蹤士兵，等士兵找到了，又指控兩度遭中國軍隊開槍射擊。最初中日雙方都不願事態擴大，持續交涉，戰鬥斷斷續續，但雙方也都各自增兵前線，作為交涉的籌碼。

盧溝鐵橋確曾發生戰鬥

大陸拍攝的盧溝橋事變電影，其中有在鐵橋上戰鬥的畫面，比台灣拍攝的《英烈千秋》更接近史實。鐵橋周邊始終是兩軍交火之地，因為永定河畔的堤防有29軍的陣地。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37年7月11日，記載了一份張自忠7月10日發的電報，說明了當時具體的戰場情勢。

出身29軍的張自忠，那時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這個委員會是何應欽與梅津美治郎二人簽訂「何梅協定」後成立的，南京政府不太認同這項協定，但對華北的複雜情勢也鞭長莫及，只能接受現實。張自忠在7月10日的電報中指出，日軍集結千餘人在盧溝橋東北方向的大瓦窯後，即向盧溝橋陣地猛攻，並欲以一部分部隊強奪盧溝鐵橋，均經擊退，戰至午後6時30分，槍聲漸稀。

中日雙方都沒有盧溝石橋戰鬥的記載，唯一可查到的僅有平漢鐵路通過盧溝鐵橋。盧溝橋事變一詞可以說是個泛稱，指涉盧溝橋周邊發生的衝突，中日雙方就在這裡將局部的衝突演變成全面戰爭。

蔣7月13日決定全面抗日

一般人多以為，蔣介石7月17日發表著名的廬山演說，是中國全面抗日的開始，但蔣介石早在幾天前就已下定決心。根據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所記，蔣先於7月11日致電北平市長秦德純，「我軍非有積極決戰之充分準備，與示以必死之決心，則必不能和平解決，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

7月13日，蔣介石心意已決，下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不要單獨與日方言和。蔣給宋哲元的電文寫著，「中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這段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電文充分顯示了蔣當時的心境是忍無可忍，退無可退，決定全面抗日。7月17日蔣介石發表的廬山演說，就是來自幾天前的決心，從此中國真正開始了八年英勇抗戰。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想起林可勝博士在抗戰時期領導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捨身忘死，貢獻巨大。他是華僑之光、民族的脊梁 ; 他的愛國救人事蹟不該被忘記。

協和生理大放異彩

1924年9 月，北京協和醫學院迎來一位年僅27歲的生理學訪問教授兼代系主任林可勝，他是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哲學博士、科學博士，也是協和醫學院第一位華人教授、系主任。林可勝主要著重在胃液分泌研究。1929年他發現並命名「腸抑胃素」，是中國人發現的第一個激素，被國際公認為經典之作。他還發現延腦第四腦室的下部，分別存在交感（加壓）中樞、交感抑制（減壓）中樞，在神經生理學留下光輝的歷史。

在協和醫學院的 12 年間，林可勝循循善誘，培養了大批醫學生和青年生理學科研人員，使中國的生理學達到世界前沿水平，他又創立了中國實驗生理學的學術譜系。1926年林可勝首創中國生理學會並任會長；1927年發行英文版的中國生理學雜誌；1928-1930年間擔任中華醫學會會長，組織整合統一學程規劃現代醫學體系；1935-1937年為協和醫學院三人領導小組成員，執行院長職務。

由於林可勝曾在一戰時派駐法國的印度軍團，任軍醫助手兼訓新兵，有戰地救護的實務經驗，他在協和醫學院任教期間，成立了協和醫官訓練團（MOTC），參與1931年淞滬會戰的救護工作，1933年長城會戰古北口的戰地救護，他不僅規劃設計救護用具、運輸工具及人員救護訓練，還親赴前線視察督導。1928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後，中國仍處於軍閥割據狀態，廣大的農村人口面臨高死亡率的威脅，傳染病流行、公共衛生環境條件不足，都有賴國家主導的公醫制度。連軍隊也沒有救護制度，1936年才成立軍醫署。

抗日戰爭醫療救護

面對日本1937年的侵華，內政部衛生署長劉瑞恆倡導三合一政策，整合衛生署、軍醫署與紅十字會，以因應戰時的需要。三個月的淞滬會戰中傷亡近30萬人、軍醫署及衛生署表現不佳，紅十字會的救護作法亦難生效。南京甫成立的5000人大型醫院救護傷兵運作滿月，亦因首都淪陷而告終，此時劉瑞恆急召林可勝共赴國難。1937年12月6日，林可勝在漢口成立中國紅十字會救護委員會，任總幹事，隨即成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任總隊長，以凝聚700名醫護人員為救護骨幹。1938年初，又在長沙成立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實施各類衛生人員整訓工作。兩單位互為表裡、20萬元成立經費由衛生署撥付、薪資則靠海外華僑捐款維持，一切均與紅十字會無關。林可勝憑其聲望與人脈，獲得美國醫藥助華會（ABMAC）贊助醫療藥品、器械、救護車、資金等。

救護總部先從漢口、長沙遷到祈陽，1939年2月落戶貴陽東南的圖雲關山谷間。林可勝先讓核心的衛訓所（醫學院）人員具軍銜，訓練各類年輕專業的中國救護人員，以移動醫療隊的方式，採高效、靈活、分散的原則奔赴最前線，檢傷分類，急救後送，成效令人側目。

林可勝在圖雲關慘澹經營，建立了骨科病房、復健義肢工廠、疫苗工廠、運輸隊及汽車修護廠，可容納2千餘人的救護總站，也為軍隊培養了近2萬名基層醫療骨幹，軍醫署也指派貴陽陸軍167 醫院為其實習醫院。

林可勝號召全國最優秀的醫學專家開展醫療教學和科研工作，吸引了國際援華醫療隊（所謂西班牙醫生）來華參與戰地救護，也得到愛國華僑的慷慨資助。在林可勝的經營下救護總隊蓬勃發展，鼎盛時期有150支醫療隊、3,420名醫護工作人員，近200輛救護車。圖雲關成為全國紅十字救護中樞，世界援華醫用物資的集散地，向抗戰前線輸出大批醫護人員和醫用物資。林可勝曾親自到美國募款，先後募得了 6,600萬美元的藥品器材。

1939年後林可勝堅持戰時防疫為救護總隊經常性工作，他開辦了疫苗工廠，生產大量疫苗供應軍民之需。1940年夏天林可勝親臨各戰區考察 70 天，提出預防水汙染傳染病 : 霍亂、痢疾、傷寒的方案，並提出滅虱、蚤方案以預防黃熱病、回歸熱、鼠疫。他還派醫防隊到軍隊駐地和農村，設立防疫設施、改善環境衛生及宣傳公衛知識。據檔案記載，救護總隊成立至抗戰勝利共進行手術20萬次，敷傷900萬人次，內科門診軍民450 萬人，內科住院 215萬人，疫苗預防注射 463萬人次，滅蝨80 萬人次。林可勝本著人道精神，頂住各種壓力救護新四軍、八路軍，並在延安中共中央、陝甘寧邊區政府傳授醫學知識。

二戰入緬功績輝煌

1942年4月，中國遠征軍衛生總視察林可勝應盟軍之邀，赴緬督導傷患收容、醫療護理部署等任務。但因日軍18師團繞道直取臘戍，切斷遠征軍歸路，林可勝率隊改道密支那毅然徒步轉進野人山，26天後遇177收容所所長吳鳳蓀，抬出遠征軍傷兵400 餘人脫險，備受盟軍戰友讚揚。林氏被接到新德里總督府，再赴萊姆加新兵訓練中心籌備衛生處事宜，7月底搭乘軍機回昆明，轉飛重慶述職。

1943 年夏，林可勝派出防疫學組代理主任薛慶煜，出任駐印軍新38 師軍醫處長，使遠征軍的軍醫成為深山叢林裡將士防蚊、防瘧的先驅。林可勝並在昆明成立第六訓練所，徵調協和醫學院的楊文達、汪凱熙、交通大學的戴根法、李新民衛生工程師前往協助，成為滇西遠征軍的衛生中心。林可勝在滇緬戰場優越的表現得到國際極高聲譽。戰後，美國陸軍軍醫署署長喬治阿姆斯壯將軍說，「沒有林可勝，我懷疑中國軍隊怎麼能打贏這場中日戰爭。」

因紅會風潮被迫辭職

因日本罔顧國際公約對華施行細菌戰，1940年4月林可勝向美國醫藥助華會申請贊助，欲成立疫苗工廠。同年7月27日，致電美、英大使滇緬公路需緊急物質，觸怒紅十字會總會長王正廷，認為林越級報告，乃指使秘書長潘小萼說林可勝左傾，9月7日蔣委員長召見林，質疑他支援敵後地區的醫療。10月1日，林可勝呈文建議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應該軍管，以徹底解決救護人員的銓敘、薪餉及升遷等問題。此舉也引發王正廷震怒。

1941年1月林可勝請辭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長。2月7日駐美大使胡適電蔣介石，要求慰留林可勝；13日蔣回電胡適，林並無更動，囑令紅會慰留；21日蔣再覆電胡適，謂具密報林左傾，暗助延安；24日胡再覆電蔣，謂人才難得，為林辯冤白謗。

紅會救護總隊由盛轉衰

老紅十字會領導早就不滿林氏空降，在重慶建大醫院軍民並重，改變了林可勝的移動式醫療政策。又乘林可勝入緬之際，派湯蠡舟於1942年5月底強行接收救護總隊部的材料庫。待8月初林氏回到貴陽，因不受尊重勢不可為，第三次再辭總隊長職，9月5日林可勝的辭職終獲批准。

林可勝辭職後，滇緬公路華僑機工流失千人回僑居地，追隨林氏的仁人志士因失領導中心而走散，救護總隊人員流失三分之二，救護功效大減。國府發現問題嚴重欲整編力圖彌補，1943年2月紅十字會改組，由軍事委員會監管。4月蔣夢麟接替王正廷任總會長、胡蘭生任總隊長，但已難挽回之前的盛世。1946年5月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撤銷。

1945年春，林可勝先任軍醫署署長；1947年7 月將軍醫學校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編入新成立的國防醫學中心，自兼國防醫學院院長。1948年春，全票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當年底孫科組閣，委任林可勝為國民政府衛生部部長、未就。1949年春夏，林可勝將國防醫學院遷台，不及兩個月即被控左傾，不得不於7月初遠赴美國，再次投入痛覺生理學與藥理學研究，直到1967年退休。1969年病逝於牙買加。

結語

作為醫學家及科學家，林可勝推動了中國生理科學進步，被譽為中國生理學之父；作為愛國主義者，他隨中國遠征軍兩次入緬戰地救護，成為中國軍陣醫學的奠基者；他一生推動中國醫學教育現代化，又成為中國近現代醫學的推手。林可勝在海峽兩岸被遺忘超過一甲子，現在是還他公道的時候了！

（作者係前民用航空醫學中心主任、《林可勝追思論文錄》編者）

七七事變是八年抗戰的導火線。很多日本學者為推卸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主張盧溝橋事變是偶發事件，不是日軍預謀。因為日本人的自我粉飾不能說服世人，於是出錢給美國的胡佛研究所，請中國人主持一項所謂的學術計畫，來為日本竄改歷史，散布七七事變非日本主謀，而是「偶發事件」的說法。

這些為日本開脫的言論，或是故意歪曲，或是見樹不見林。只看七七那一晚發生的事，而不看從九一八開始，日本占據東北、熱河，強迫中國簽訂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成立冀東自治委員會，公開推動「華北特殊化」的行動。尤其忽略前一年強占豐台，控制北平到天津的鐵路。

日軍占領豐台後，北平經宛平到漢口的平漢鐵路，成為唯一不受日軍控制的南下交通線。宛平成為日軍下一個目標。日軍在盧溝橋附近不斷演習，次數越來越頻繁，從虛彈變成實彈，從日間變為夜間。日軍要占領宛平，封鎖北平，製造華北「自治」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盧溝橋事變不發生在七七，也會發生在不久後的任何一天。 以日期論可說突發；以事變論則為預謀。

九一八前的東北背景

回顧一下從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侵中過程，日本要奪取華北的野心昭然若揭，豈能糾纏在一個兵丁失蹤，或是否有槍聲上，而忽略日本六年來一貫的侵略行為！

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從俄國取得旅順租借地及南滿鐵路駐兵權，但中國並未承認。日本於1919年擅自在旅順設立關東軍司令部。1928年6月北伐軍接近北京，張作霖乘火車出關，6月4日在瀋陽皇姑屯橋被日本炸死。張學良就任奉天督辦，12月29日不顧日本反對，宣布易幟。日本分裂中國與製造東北的亂局陰謀失敗。

1930年中原大戰，張學良支持蔣介石，9月20日率軍入關。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海陸空副總司令，統轄八省。中國在東北的軍力減弱，但人數仍遠超過日本。東北軍留在東北的有18萬人，而關東軍加上日本在鄉軍人及鐵路警察只有2萬多人。

九一八事變、建立滿洲國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城外柳條湖故意炸壞南滿鐵路，而謊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攻擊日軍。接著日本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下令關東軍及鐵路守備隊，進攻北大營及瀋陽城。同時調動駐在朝鮮的日軍進入東北。因為中國軍隊奉命不抵抗，日軍不戰而攻占了瀋陽，並繼續擴大行動。22日，遼寧、吉林兩省落入日本控制之中。雖有馬占山部隊奮力抵抗，到次年2月5日哈爾濱失陷。日本竊奪了整個東北，中國全民激憤。但蔣介石堅持「安內而後攘外」政策，遭到民眾反對，終於導致了西安事變。

日本關東軍未經內閣及軍部同意，開創巨大局面。軍人氣焰高張，屢次發動政變，雖未成功，但於1932年5月刺殺了首相犬養毅。從此首相多由軍人出任，以武力逐步奪取中國的政策更為囂張。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擬就《滿蒙共和國大綱》，後改稱《滿蒙自由國建立草案》。日本參謀本部擬出《支那問題處理方針要綱》，指明「滿蒙應自中國本部中分離，成為獨立支配權之統治區域，具一國家之形態。新國之各級機構，應有日本人參加。」1932年3月，日本在東北成立「滿洲國」傀儡政府，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執政」，但所有政治、經濟全由日人控制。《滿洲國建國宣言》也把熱河劃入版圖。1933年2月23日，4萬日軍加上張海鵬等偽軍進攻熱河。熱河省主席湯玉麟不戰而逃，日軍進入承德，熱河全省淪陷。張學良在壓力下辭職。

長城抗戰、日對華北陰謀

日軍侵占熱河後，立刻進攻長城各口（自西至東，分別為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意圖造成以長城為「國界」。5 月初，日本陸軍省制定《關內作戰方案》，大舉進攻。意圖壓迫華北當局屈服，再由特務機關策動分裂，奪取北平、天津。日軍攻陷香河、懷柔、寧河，進逼通縣、順義，威脅北平，於5月31日，強迫中國接受屈辱的塘沽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台連線以西以南，不得越過該線。天險全失，有如石敬瑭割燕雲16州。

1934年12月，日本政府制訂《有關對華政策》文件，表明要在華北形成南京政權的政令不能達及的情勢，以形成在華北的日、滿、華特殊關係。1935年4月，關東軍及支那駐屯軍決定製造各種事端作為提出要求的藉口，達到黃河以北事實上獨立的目的（即成立傀儡政權）。基於以上決策， 1935年7月利用「河北事件」，日本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備忘錄的形式，與何應欽達成《何梅協定》。強迫中國撤換河北省主席于學忠等人，撤退河北省一切黨部、勵志社、藍衣社等機構，中央軍撤退至河北省外，並禁止排日行動。

土肥原於1935年11月操縱漢奸殷汝耕等組織「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並壓迫中國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1936年8月，日本廣田內閣通過《帝國外交方針》，「努力使華北成為日、滿、華共同防禦蘇聯擴展赤化的特殊地區」。

盧溝橋事變發生經過

1936年 7月，日軍一大隊進駐豐台，9月18日和中國駐軍發生衝突，強迫中國軍隊退出豐台，並要求29軍不得在車站20里內駐軍。

豐台與宛平為北平鐵路交通樞紐，一通天津，一通漢口。日本控制豐台後，宛平成為北京唯一通往華中、華南的鐵路要道，居於重要地理位置，自然是日本下一個獵物。日軍占領豐台後，在盧溝橋附近的軍事演習越來越頻繁，從日間到夜間，從空包彈到實彈。並以中國駐軍為對象，以奪取宛平及北平為目標。

1937年6月，日本參謀本部在對華北的報告中建議：「對中國打擊一下就能改變局勢。」《今井武夫回憶錄》：「當時在東京政界的消息靈通人士之間，私下已盛傳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1937年7月7日晚，豐台日軍一中隊到盧溝橋附近演習。日方稱聽到中國軍隊的槍聲，點名時發現少一名士兵 （20分鐘後歸隊，一說次日清晨）。日軍聯隊長聽到報告後，下令第三大隊出動，做好作戰準備。並要求進入宛平搜索，守軍吉星文團長拒絕。聯隊長下令開始進攻，8日清晨日軍三面包圍宛平城，下午開始砲轟宛平。29軍副軍長秦德純命令前線官兵堅決抵抗，不能放棄一寸國土，國軍還擊。日軍接著砲擊中國駐軍陣地。

9日秦德純與松井久太郎（北平特務機關長）達成口頭協議：雙方立即停止射擊，軍隊各撤回原防地，宛平城由冀北保安隊接替吉星文團。然而日本停戰只是緩兵之計，日本政府口頭上宣稱「不擴大事件」。11日，日本內閣卻決定派遣五個師團去華北。陸軍大臣下令京都以西各師團的老兵延期復原，增加4萬兵額。

在日本大肆增兵的同時，日軍拒絕照協議撤退，20日又砲轟中國軍隊陣地及宛平城。到25日，在北平近郊及天津地區的日軍已有10萬人。26日占領廊坊。28日，日軍在飛機支援下，向南苑發起總攻擊。29軍副軍長佟麟閣、 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及數千官兵壯烈殉國，南苑失守。另一路日軍，攻擊北平城北的北苑和西苑，占領沙河鎮。當晚，29軍軍長宋哲元決定撤出北平。

七七事變是日本預謀

事變發生後，中國主張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而日本要求中國軍隊撤出河北及察哈爾，並在河北及察哈爾成立「自治」親日政權。從雙方的態度，就明白顯示七七事變是日本的預謀，要乘機控制華北。如是「偶發事件」，恢復事變前的狀態，豈不是最合理的主張？為什麼日本要進攻北平？

「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是日本既定的政策。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逐步侵占中國領土，控制華北是日本下一個目標。盧溝橋事變只是奪取北平的一個環節，不發生在七七，也會發生在不久之後。

從九一八開始後，日本總是製造或尋找藉口挑釁，想以威脅手段使中國屈服。如中國拒絕，則發動武力攻擊。例如九一八事變的藉口是南滿鐵路柳條湖段被炸；一二八事變則是抵制日貨、日僧事件；進攻熱河的藉口是手榴彈爆炸事件；何梅協定為河北事件；秦土協定為 張北事件。盧溝橋事變的藉口則是: 日兵失蹤，聽到槍聲。日本以為中國還會像以前一樣，會在武力下屈服。但全國人心已是眾志成城，中國不能容忍千年古都淪陷，不再退讓，開始全面抗戰。日本政府可能還沒準備好發動全面戰爭，但早已定計製造藉口來奪取華北。怎麼還能說盧溝橋事變是「偶發事件」？

（作者係旅美評論員）

俄羅斯空降軍為俄國6大軍種之一（陸海二軍、太空軍、戰略火箭軍與特種部隊），空降軍於1931年成立，當時蘇聯將領意識到派遣空降部隊進入敵區，是瓦解對手的捷徑，因此努力加強空降部隊的發展。1970年代推出「BMD傘兵戰鬥車」，BMD-3與BMD-4分別為較新款的傘兵戰鬥車款。

俄國空降軍總兵力約45,000人，蘇聯解體後1992年再次復編成軍，主要的裝備為BMD系列傘兵戰鬥車，在歷次的車臣戰爭、併吞克里米亞半島行動、2022年哈薩克行動、俄烏戰爭等精銳盡出，空降部隊為攻勢作戰部隊，與特種部隊同為精銳部隊。

BMD-3傘兵戰鬥車

BMD系列最早出產的傘兵戰鬥車型號為BMD-1，車體材質以焊接鋼裝甲為主，早在1969年即亮相了，1973年正式服役。BMD-3於1983-1986年期間，分別製造6輛原型車供蘇聯軍方測試，最終於1990-1997年進行一系列的生產，BMD-3傘兵戰鬥車體仍為冷戰時代的設計，設計理念啟發於「BMD-2傘兵戰鬥車」，該系列的傘兵戰鬥車全由「伏爾加格勒」（Volgograd tractor factory）拖拉機工廠生產。

從車體外觀觀察，BMD-3由3名成員操作，分別為駕駛、砲手與車長，砲塔位於車體前方，車體後半部能容納6-9名步槍兵，總重為13噸，車體長度6公尺，寬度為3.13公尺，高度為2.25公尺，主砲為一門2A42 30mm機砲，彈藥數量860發，若發射高爆燃燒彈時，最大射程約4000公尺，也能有效應付四公里以內低空、慢速飛行的直升機；副砲為2挺機槍，1挺PKT 7.62mm機槍，配有2000發子彈，1挺PKT-74 5.45mm機槍，配有2160發子彈，為增強傘兵戰鬥車的火力，於左側額外加裝1門榴彈發射器，配有551發榴彈。

在實際的作戰中，俄軍會將「BMD-3傘兵戰鬥車」放入伊爾-76運輸機（IL-76），該運輸機具有軍、民兩用類型，總生產數架數超過900架。伊爾-76運輸機一次能攜帶3輛「BMD-3傘兵戰鬥車」投入戰鬥，「BMD-3傘兵戰鬥車」透過安裝特殊的PBS-950U技術空降於特定戰場，在空投的過程中，傘兵戰鬥車內部配有減震式座位，運輸機空投時僅有車長與駕駛隨車空降，其餘士兵自行空降至指定區域，落地後才與傘兵戰車會合。

車體材質為「鋼裝甲」，在動力系統方面，「BMD-3傘兵戰鬥車」配備一個450匹馬力的引擎，型號為2V-06-2水冷式柴油引擎，在陸地行駛的最大速度為每小時60公里，在水面運行的速度為每小時10公里，最大陸地作戰範圍500公里，水上作戰距離80公里，總生產數量為143輛（包括原型車輛），客戶包括俄羅斯、安哥拉與中國大陸（作為發展傘兵戰鬥車的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應該是在1996年向俄羅斯採購一批「BMD-3傘兵戰鬥車」。北京對於如何開發傘兵戰鬥車，包括相關的技術參考抱有濃厚興趣，其戰場的想定應是以台海為目標，最終開發出傘兵戰鬥車「ZBD-03」。

BMD-4傘兵戰鬥車

1990年代初期，俄羅斯認為「BMD-3傘兵戰鬥車」仍有升級的空間，加上俄羅斯軍方預期傘兵所面臨的威脅與日俱增，而著手開始研製新一代傘兵戰鬥車，2004年由「伏爾加格勒」拖拉機工廠推出新款「BMD-4傘兵戰鬥車」。

唯有在車體材質上進行強化，先安裝複合式裝甲，才能正面抵禦30mm口徑的機槍射擊，為使得新款戰鬥步兵車在戰場上不易遭到敵軍紅外線鎖定，戰鬥車兩側加裝6具口徑81mm ZD-6煙霧發射器，大幅提高其戰場存活率。主砲升級為一門口徑100mm 2A70線膛砲，備有34發砲彈，副砲和BMD-3相同，引擎也和BMD-3相同，但車體仍以鋁合金打造，砲塔則為鋼殼砲塔，故重量略增為14.6噸。

BMD-4作戰範圍依據情境有所差異，在水上最大行駛速度為80公里，在水面行駛為每小時10公里；在柏油路上行駛速度每小時70公里，路面最遠行駛距離為500公里。在設計上新款「BMD-4傘兵戰鬥車」的車體與BMD-3相同，原型車於2004年交付俄軍測試，2012年俄羅斯國防部決定下單採購，並於2015年閱兵時俄軍以17輛對外展現，2016、2017、2018、2019、2020年空降團持續接收BMD-4與其衍生款車輛，最終的產量超過300輛。

最新的衍生款：BMD-4M

「BMD-4傘兵戰鬥車」仍有衍生款，諸如BMD-4M（亦稱BMD-3M)。俄羅斯軍方正式在2016年採用，其外型加裝特殊裝甲以供防護，也是該系列車款中最新的改良款，該型衍生款是由「伏爾加格勒」（Volgograd tractor factory）拖拉機工廠與「俄羅斯聯邦儀器設計局」（KBP Instrument Design Bureau）共同研發的車種，最後由「庫爾干汽車廠」負責生產。

BMD-4M的UTD-29柴油引擎能產生500匹馬力，在高速公路行駛的速度為每小時69.4公里，最大的行駛距離為500公里，在水面運行的速度為每小時10公里，車體長度為6公尺，寬度為3.15公尺，高度為2.7公尺，車體由鋁合金打造，僅有部分砲塔以鋼殼建造，整體重量僅為13.5噸。

結論

傘兵戰鬥車在全球的車款相對稀少，目前僅有美俄中三國具有獨自研製傘兵戰鬥車的能力。傘兵部隊為戰略兵種，具備區域、全球部署/突穿的作戰能力，縱然俄軍空降部隊在俄烏戰爭中的表現差強人意，尤其第31獨立空降旅，失敗的原因歸咎於指揮官的戰場反應不夠迅速，致使落入對手的火力壓制範圍，但俄國在傘兵戰車的發展上卻走出屬於自身特色的路線。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