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園盡頭
田埂盡頭散蕩著蘆葦
再過去就是祖先的墳塚
再過去就緊鄰著軍機場
跑道像一把雪白的利劍
刺穿海岸線向內彎的弦線
墳塚墓碑的皺紋裡
藏著祖先沉默的眼睛
看著逐漸頻繁升空夜訓的戰機
看見戰爭示警的烽煙，在臺灣海峽
像落日燒著升騰的雲絲
剛結婚生子的侄輩
又接到後備軍訓的通知
年齡往後推日期也加長
水稻剛凝漿飽肚，垂頭沉思
像妻子懷孕站在門口等丈夫
機場邊小小的海岸漁港
半張著嘴想喊什麼口號
海浪的泡沬塞滿咽喉
想喊的口號又吞了回去
這不是喊口號的季節
每次戰鬥機夜晚轟然起降
祖先的墳塚就會震動
彷佛墓碑的眼睛都一時張開
擔心子輩男兒將出征
血脈香火不知能延續多久
持香唸求
—聽台東故居大橋村土地廟裡阿美族老婦人的呢喃兼寄友人胡德夫
陽光沒有分別，土地也無私
廟前香樟與羅漢松枝枒交加六十年
廟後牛筋草與鐵綫草，含羞草與燈籠花
魔鬼藤與牽牛花，相互生長
百年沒有斷過香火，這糧食的神
這村住著阿美族閩南人與大陸來台老兵
共同籌建土地廟，沒有計較
帳目清楚，土地公似乎越來越高越胖越滿意
聽見老婦人的咳嗽
咳嗽，人類共同的聲音，從田埂
與第一道晨曦一起走進土地廟
白髮與滿臉皺紋，像土地婆
她用阿美族語持香向土地公呢喃
以土地婆的口吻向土地公叨念
似乎在訴苦著家人的不幸或自己的苦難
這默念的聲調逐漸高昂如阿美族的古調
對初生嬰兒的祝福或亡者的悼詞
她的心念，她腦海深處的光芒
土地公聽的懂，讀的到
他只是那樣沒有增減沒有分別的笑著
今年土地公聖誕請來了卑南族與排灣族
生出來的胡德夫，曾在大陸央視上對億萬人唱
美麗島，美麗的稻穗與太平洋的風
他用卑南族語高唱在阿美族的部落
你看，土地公都站起來猛拍掌又坐下去
位於福建閩江口外的馬祖，是由一連串島嶼組成的列島，隸屬於福建省連江縣管轄。馬祖是福建沿海良好的漁場，卻在1956年被劃為戰地政務實驗區，漁船被管制出海作業時間和地點。如今漁業已經沒落，代之而起的是觀光，遊客可搭船出海觀賞「藍眼淚」等勝景。和馬祖一水之隔的是黃岐，其實兩岸民眾的生活習俗、飲食習慣都很接近。2024年清明前夕，兩岸全面恢復新冠疫情停航前的航班運行模式。
澳口在馬祖話中意指小灣澳、港灣，「一村一澳」是馬祖傳統聚落依海發展的核心。這些沙岸構成的澳口過去是漁民作業、停泊船隻的樞紐，如今多轉型為觀光、觀賞藍眼淚或戲水的景點。位在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的馬港天后宮，其前方的澳口稱為媽祖澳。在清末英國海軍繪製的地圖中，曾指出南竿島嶼西邊的媽祖澳，「其地尤牢而善」。在福澳港未開闢前，此地是馬祖最主要的出入港，既是軍港，也是漁港、商港。
馬祖與對岸航線航班增加
由於這裡傳說是林默娘的墓穴所在地。2001年1月2日，該地所組成赴湄洲朝拜媽祖的513人進香團，搭乘台灣籍台馬輪，從馬祖開抵福州外港的馬尾，開啟兩岸的歷史大門；4日上午，兩岸連江縣長見面握手，留下歷史性的鏡頭。
馬祖小三通航線自該年開通以來，原有馬祖福澳至福州馬尾航線航程需時100分鐘，天候不佳時更達 2 小時。於是，在2019年5月17日福州馬尾琅岐—馬祖南竿福澳港航線正式開通，營運了18年的馬尾客運站則在16日結束營運。兩馬航行時間縮短至80分鐘；馬祖北竿白沙港—福州黃岐港新航線則於2015 年12月23日首航，航行時間約25 分鐘，為兩岸小三通開啟新頁。
2024年清明節前夕，大陸當局為方便金門、馬祖民眾來大陸祭祖掃墓，福州黃岐至馬祖、馬尾至馬祖小三通客運航班由每日4趟增至每日8趟，全面恢復新冠疫情停航前的航班運行模式。前者雖離福州省城較遠，但因黃岐港地理優勢不受潮汐影響，每日固定開航的時刻穩定（分別在早上10點和下午3點從白沙和黃岐對開），促進了福州與馬祖建構一日生活圈。
親自感受一趟小三通
2026年 3月中旬的一個早上，筆者從松山機場搭飛機到南竿機場體驗馬祖小三通現況。生平首次造訪馬祖，想到30餘年前的歲末，筆者在新竹關西的新訓中心抽籤分發部隊時，有弟兄被分發到馬祖，被提醒馬祖很冷，要準備防寒保暖的衣物前往。3月中旬雖已春暖花開，但在海風侵襲下，仍體會到馬祖的冷冽。
中午從南竿福澳港搭乘往北竿白沙港的渡船後，等待下午三點由大陸籍客輪開往黃岐的小三通航班。到了兩點半，帶貨的馬祖鄉親排著一長列等著通關。現在為了便利南竿的民眾，早上近10點由台灣籍客輪開往黃岐的小三通航班，旅客可以不用在北竿下船，直接在南竿辦理通關就可。
下午三點半，來到位居福州市連江縣黃岐鎮馬祖路的福州港黃岐客運站，這是筆者睽違29年後，再次踏進福州市轄區的土地。客運站所在的黃岐漁港面臨黃岐澳，地處黃岐灣，現為大陸國家中心漁港，也是馬祖的窗口。黃岐本地人叫馬祖為外山，黃岐是里山。從康熙45年（1706）《古今圖書集成》和其他明清的古地圖中可以看到馬祖列島裡有「官塘山」（今南北竿）、「東引山」（今東引）、「下目山」（今高登島）等古稱；而位於閩江口的琅岐及五虎門（清代曾和淡水廳八里坌〔今新北八里〕對渡）也分別有「琅岐山」、「五虎山」的古稱。之所以有「山」的稱呼，起源於福建省著名的谷灣式海岸。
由於該省的丘陵直逼海岸，因海平面上升，使得原本海岸附近的海水入侵，山谷變成海灣，丘陵被海水包圍，山頂變成小島，形成谷灣式海岸。特點是海岸曲折多灣澳，岸外則島嶼羅列，附近陸棚廣大，底棲魚類豐富，是近海的良好漁場。
馬祖人常到黃岐補給物資
黃岐漁港所在的黃岐半島，又稱北茭半島，是大陸距離馬祖最近的地方。元代在此設置巡檢司，稱「北茭司」，相當於現在的警察局，為海防前哨。半島最東端的北茭鼻，是大陸南北休漁的分界線，近30年來福建沿海（含閩江）每年夏季都實施近3個半月的封漁期，解封後，滿載而歸的捕撈船在黃岐港靠泊卸貨，各類海鮮琳瑯滿目。筆者看到附近漁市許多魚販兜售新鮮的漁獲，想到昔日為福建省良好漁場的馬祖列島，多數漁獲皆以鹽醃漬，擇期「錨纜」載至福州、泉州等地，批售給當地。前身為黃岐農貿市場（建於1999年）的黃岐馬祖水產品交易中心，是黃岐鎮最大的海鮮農貿市場，也是馬祖民眾買海鮮的第一站。臨近春節時，馬祖民眾也會來此採購年貨。
自兩岸小三通以來，由於馬祖島距離台灣本島較遠，物資匱乏，馬祖民眾很多時候更願意到黃岐鎮進行食物、淡水等物資補給。除了海鮮，黃岐客運站所在的港區周邊餐飲，有南北美食提供選擇；如遇到天候不佳，回馬祖的航班停駛，也有旅舍提供住宿。
筆者在黃岐停留的第三天早上，黃岐港區和馬祖列島起了大霧，因陸方進行交通管制，原本10點兩邊對開的航班取消。到了中午濃霧散去，延至兩點半開航。到達南竿的福澳港後，巧遇一對從福州來的母女觀光客。她們原先安排下午要利用服務自由行旅客與背包客的台灣好行（台灣好行景點接駁旅遊服務）公車服務到島內的景點旅遊，無奈只能將行程延後。我們不約同選擇位於馬祖村的某旅舍投宿，前來迎接的民宿老闆用道地的馬祖話和老母親閒話家常，原來他講的馬祖話就是福州話，兩邊都可以通。加上馬祖當地的特產─當年由民間供應給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大軍食用的乾糧「繼光餅」(是一種中間穿孔的燒餅，簡稱「光餅」)，也是福州那裡可見到的美食。
迎陸客觀光可以促經濟活絡
雖然陸方自2024年8月22日起，開放福建省戶籍居民及持有居住證者，可透過「小三通」（馬尾、黃岐港）申請自由行前往馬祖旅遊，簽證最長停留15天；但去年大陸「十一長假」馬祖未獲觀光紅利。據統計，10月1日至8日黃岐、琅岐共1364人入境，其中陸籍乘客334人，與金門小三通盛況相差甚大。原來廈門是高經濟發展城市，民眾更願意消費高成本前往外地旅遊，福州居民則較為保守，通常在周邊縣市觀光。如近期陸方恢復上海居民赴金門、馬祖旅遊，將會給當地帶來觀光榮景。
2001年曾經擔任兩岸破冰之旅的台馬輪，近年功成身退。由新台馬輪擔任馬祖到基隆的航線，船上設備可謂美輪美奐。筆者從停靠在福澳碼頭的新台馬輪上遠眺從碼頭開出經北竿到黃岐的客輪，回首來時路，也回想百餘年台灣割讓給日本前從上海、福州駛往台灣本島的淡水和基隆的斯美號（SMITH）客輪。原本兩岸是一家，卻因政治因素分隔。台灣除了迎接赴馬祖、金門旅遊的陸籍觀光客，也可釋出善意，恢復昔日福建平潭到八里台北港的渡船客運航線，及大陸其他城市直航台灣的航班，讓大陸觀光客造訪寶島，促進經濟活絡。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2022年2月迄今，俄烏戰爭已進行超過4年時間。目前，烏克蘭持續和俄羅斯周旋，並收復失土。此時，俄羅斯加強對烏克蘭境內的重要據點進行空襲轟炸，而烏克蘭也向西方國家求援，特別是防空系統。先前曾介紹過數款單兵肩射式防空飛彈，本文則介紹德國獵豹防空系統、挪威國家先進防空系統等，這也是烏克蘭急需西方國家軍援的兩款產品。
德國獵豹防空系統
獵豹防空系統（Flakpanzer Gepard）是由德國克勞斯‧瑪菲公司研發的履帶型底盤高射砲車，砲塔後方配置射控雷達。相較於其他分散式架構的產品，這類集中式架構防空砲車的優點為機動性高、火力強大、成本低廉，適合攔截低空飛行的定翼機、直升機、無人機、巡弋飛彈等目標。
規格方面，全長7.68公尺、全寬3.27公尺、全高3.29公尺（射控雷達收起狀態）、全重47.5公噸，3名操作人員（駕駛員、射擊手、砲長）。防護方面，全車配備鋼質裝甲，可抵擋7.62公厘口徑機槍穿甲彈。武裝方面，配備2門瑞士奧立崗公司35公厘口徑KDA機砲、2具4聯裝76公厘口徑煙幕彈發射器。動力方面，採用MTU MB838 CaM 500多燃料引擎，可輸出最大820-830匹馬力。懸掛方面，採用傳統扭力桿式懸掛系統，最高時速65公里/小時，作戰範圍550公里。
研發過程中，德國陸軍曾為獵豹防空系統選擇多款高射砲產品。其中，包括美國20公厘口徑的M-61火神機砲（射速高，但射程不足，彈頭破壞力較弱）；瑞典波佛斯公司40公厘口徑高射砲（彈頭威力強，射速低，彈藥尺寸較大，導致備彈量不足）；德國萊茵金屬集團30公厘口徑機砲；瑞士奧立崗35公厘口徑KDA機砲。1970年，德國國防部決定選用奧立崗公司35公厘口徑KDA機砲，作為獵豹防空系統的高射砲。後來，奧立崗被德國萊茵金屬集團併購，35公厘口徑KDA機砲也成為德國萊茵金屬集團的產品。
1976年12月，首輛獵豹防空系統交付德國陸軍，總產期從1976年至1980年，共有570輛交付德國、比利時、荷蘭陸軍。其中，德國陸軍接收420輛獵豹B2型、比利時陸軍接收55輛獵豹B2型，荷蘭陸軍接收95輛獵豹CA1型。1986年，有206輛德國陸軍獵豹B2型加裝西門子公司的雷射測距裝置，成為獵豹B2L型。日前烏克蘭媒體報導，德國軍援的獵豹防空系統，首批3輛已運抵烏克蘭並移交給武裝部隊了。
挪威國家先進防空系統
挪威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NASAMS）又稱國家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是一種分散式架構、網路化的中短程陸基型防空系統，由挪威康斯堡防務航太公司和美國雷神公司（Raytheon）合作研發，可攔截中低空飛行的定翼機、直升機、無人機、巡弋飛彈等。康斯堡防務航太公司，也是海軍打擊飛彈（NSM）、聯合打擊飛彈（JSM）的供應商。
國家先進防空系統最初是以結合MPQ-64「哨兵」雷達和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AMRAAM）為基礎開發的陸基型版本，最大射程可達25公里，攔截高度14-15公里。而後，該型防空系統第二、第三型改良版增設通訊資料鏈，並可使用AIM-9X Block II型先進響尾蛇飛彈、德製IRIS-T短程防空飛彈、增程型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AMRAAM-ER）等型飛彈。
AIM-9X先進響尾蛇是AIM-9響尾蛇系列的最新版本，和先前AIM-9響尾蛇系列最大的不同處是，AIM-9X採用固定彈翼和尾部向量控制（TVC）技術（燃氣舵），這也是當今新一代短程空對空飛彈普遍採用的設計。同時，AIM-9X也提升了紅外線尋標器性能，使其能鎖定更遠距離的敵機目標，並有效降低敵機施放干擾絲、熱焰彈干擾的成功率。
AIM-120系列是西方普遍使用的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特色為主動雷達導引、射後不理。AIM-120C5/C7/D等新型號，改良要項為增強抗干擾性、縮小彈翼和延長射程。除了翼下/翼尖攜帶之外，也可裝填於F-22A/F-35系列內置彈艙。AIM-120系列主要分為雷達尋標段、彈頭段（戰鬥部）、燃料段和火箭發動機段，並採用近爆（炸）引信，以近距離引爆摧毀敵機。
2019年，該型防空系統第三型增加多彈種使用選項後，在外銷市場上受到多國歡迎，已有澳洲、芬蘭、荷蘭、挪威、美國、西班牙、立陶宛等國採購，是北約國家中最暢銷的中短程防空飛彈系統。
日前美國國防部宣布，將再增援烏克蘭價值8.2億美元軍備，包含2套「國家先進防空系統」，有助於烏軍提升中短程防空能力。
台灣分二階段採購12套國家先進防空系統，首批3套已和美國簽署採購協議，並進入執行階段。第一階段的3套NASAMS系統，包括3組哨兵雷達系統（AN/MPQ-64F1）、AN/TPS-77防空雷達、AN/TPS-78防空雷達、123枚增程型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AMRAAM-ER）。同時，該系統也可換裝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飛彈、AIM-9響尾蛇短程空對空飛彈，和台灣空軍戰機現役飛彈相同。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航太產業涉及的範圍相當廣闊，與先進複合材料的應用密切相關。隨著中國大陸科技日益發展，新一代C919客機試飛成功獲得好評，緊接著C929客機的研發工作正如火如荼展開，這不僅讓人對大陸的航太產業增添更多期待，也證明了中國在全球航太產業的激烈競爭下，能逐步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
C919客機性能
中國商飛公司（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COMAC）於2015年開發的C919客機，是中國大陸首次開發的客機。它是大陸政府於2003年提出「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的計畫之一，2006年確定未來將發展大型民用飛機，2008年中國商飛正式成立。
2017年C919客機試飛成功，2022年獲得中國民航局的合格證照。該機採取「窄體單通道」設計，最大航程約4075-5555公里，適合中、短途亞洲航線。機身長度為38.9公尺、翼展35.8公尺、高度11.95公尺，座位數在158-192之間，其中8個為公務艙（商務艙）座位，巡航速度約0.82馬赫，最大飛行高度約12,100公尺，起飛跑道2,000公尺，降落跑道1,800公尺，最大起飛重量約75,100公斤。機身約60%零附件具備自製能力，C919機身鋼材是台廠「榮剛材料科技」所生產的特殊鋼材，可以看出，兩岸關係在特殊、高壓的政治環境中，台廠與陸方仍有合作的機會。
目前，有33架C919在中國東方航空、中國南方航空與中國國際航空服役。海外市場部分，目前大陸已獲得1300架訂單，年產架數將從原本的50架，至2029年提升到200架。
發動機技術
在機體設計上，C919客機融合了大陸與西方的技術，機體為碳纖維複合材料設計，大幅降低油耗，也符合環保趨勢。引擎採用「美法」兩國合作的LEAP-X1C渦扇發動機，單具發動機最大可產生13,608公斤力，C919配備2部發動機，和早年波音公司4具發動機相比，2具發動機的營運、操作與後勤成本較低，且在油耗表現上適合目前全球暖化及起伏不定的油價。
雖然C919客機的核心技術仍受到西方國家箝制，並非純中國製的客機，但隨著中國航發公司的「長江CJ-1000A」新型引擎逐步成熟，預計在2026-2027年將逐步裝設在C919客機，規劃在2030年大規模使用，顯現中國正試圖擺脫對西方國家核心技術的依賴。
航電技術
航電系統是一架客機的核心，C919客機採用美國通用動力公司和中航工業合資的公司－昂際航電研製，飛行控制系統由「漢尼威爾」公司（Honeywell）提供，導航與通訊傳輸系統由「洛克威爾柯林斯」主導（Rockwell Collins），即使客機部分系統由西方企業協助，但電傳操控系統則由中國商飛公司負責，駕駛艙的多功能彩色螢幕也由「昂際航電」公司主導。
以C919的技術與機體設計，其最大的競爭對手為美國波音公司的波音737系列與空中巴士的A320系列客機。不可諱言，歐美國家長期主導、壟斷全球民航機市場，這也是為何全球的航空工業使用的機種不外乎為這兩家公司的飛機。根據國際市場的報價，一架C919客機價格約1.08億美元，而波音客機約1.3億美元，空巴約為1.1-1.8億美元，C919有著價格上的優勢，加上C919從營運以來飛安紀錄優良，這會是吸引買家的動機之一。
C929客機
C929是一款寬體客機，起初由中、俄兩國在2016年簽約聯合開發，原先計畫在2024年進行首飛，但因疫情延宕、俄國因俄烏戰爭遭到歐洲制裁等因素中途退出，原本的代號CR929（C代表中國，R代表俄國）也就順理成章修改為C929；一系列的阻礙導致C929客機預計延展至2030年舉行試飛，2035年執行商業飛行。
目前規劃，C929客機能搭載280名乘客，航程延伸至12,000公里。在發動機部分，C9292採取大膽嘗試，將配備2具中國大陸自製的CJ2000渦輪扇引擎，單具推力達35.2噸。該數據將超過空巴與波音公司同等級機種，隨著民航機渦輪扇引擎的自主設計、製造，中國未來有機會完全擺脫歐美國家的限制。尤其當今美中科技戰仍未停歇，美國對中國的打壓與限制仍未消失，在此情況下，唯有提高自製率才是大陸立足航空界的方法。
未來C929寬體客機瞄準中國旅客前往北美、歐洲地區的需求。更重要的是，C929需要獲得更多認證才能具備飛往歐美的資格。商飛公司目前正在向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歐洲航空安全空域申請相關證件。
未來展望
中國大陸的航太產業從無到有相當不易，面對未來競爭激烈的市場，大陸除應積極落實發展大飛機的夢想外，也寄望透過C919、C929客機拓展更多的海外民用客機市場。大陸能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在大型民航機領域持續發表新作，與北京2014-2015年提出的「軍民融合」戰略有關，無論是網路科技、航太產業、人工智慧（亦稱人工智能）等，均為大陸政府重點發展的產業領域。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2026年以來全球政經局勢猶如一場劇烈的地緣政治海嘯，多項變數在短短數月內交互衝擊，徹底重塑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運行規則，從美國司法體系到中東戰火的震盪，再到AI技術與貿易限制的拉鋸，台灣半導體產業正站在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分水嶺上。
事實上，2026年是一個規則被暴力重組、權力被重新分配的轉折點；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而言，最惠國待遇是防盾，技術不可替代性是長矛，而地緣政治的合規敏銳度則是生存的關鍵；等同在算力被行政許可鎖定的新時代，台灣若能成功從單純的生產中心轉型為全球算力生態系的合規樞紐與效率引擎，則這場風暴將不僅是挑戰，更是台灣半導體霸權再延續的歷史機遇。
地緣政治與經濟政策交錯
美國最高法院於2月裁定川普政府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加徵的全球性關稅違憲，這是上半年最具震憾力的法律轉折；雖然川普隨即改以《貿易法》作為替代手段，將關稅稅率拉高至15%，但司法體系的介入顯示出美國內部對激進貿易保護主義的制衡力量。
台灣在2026年1月正式取得美國「232條款最惠國待遇」，這確保了台灣半導體及其衍生品輸美享有對等且較低的稅率，且不與其他關稅疊加，這份待遇將台灣從全球關稅戰的流彈中抽離，賦予台廠在美系客戶眼中無可取代的成本競爭優勢。然而，美、以聯手發動「史詩怒火」行動突襲伊朗，導致中東局勢全面失控，荷姆茲海峽的封鎖風險直接推升了全球通膨壓力。戰爭引發的油價飆升與航運中斷，對於高度依賴穩定電力與全球化物流的半導體製造業而言，構成了潛在的能源成本威脅與供應鏈延遲風險。
AI浪潮與全球許可制
在技術端，AI浪潮在2026年並未退燒，反而隨著邊緣AI與矽光子技術的成熟，進入下半場。但與此同時，美國商務部研擬將AI晶片出口改為全球許可制，試圖建立一套以總算力為標準的分級審查機制，這項政策的本質是將半導體出口從技術封鎖轉向資源配給，等同未來大型AI運算叢集的建設將不再僅取決於企業的財力，更取決於該國對美投資的對等承諾。這對全球半導體格局產生結構性的扭曲，即算力成為一種新型態的外交貨幣，Nvidia與AMD的先進晶片出口必須經過白宮點頭，這雖然可能延緩全球資料中心的擴張速度，卻也迫使各國更急迫地尋求替代方案。
在2026年AI算力即國力的時代，美國商務部推動的全球許可制看似是一道行政枷鎖，但在技術底層，矽光子術的全面商轉，正演變成一場足以改寫遊戲規則的技術對抗，這不僅是傳輸媒介的變革，更是各國企業在行政許可與運算極限之間，尋求突圍與生存的關鍵戰役。
矽光子成為算力倍增器
傳統以銅線互連的電學架構已面臨物理極限，散熱與能耗成為AI資料中心擴張的隱形上限，而矽光子技術在2026年正式進入共封裝光學（CPO）量產元年，其核心意義在於將光電轉換直接整合在晶片封裝內。也就是矽光子技術成為算力效率的倍增器，透過光速傳輸，資料中心的互連功耗可降低50%以上，而頻寬密度卻能提升數倍，代表在同樣的晶片許可數量下，採用矽光子技術的資料中心，其實際產出的運算效能與訓練效率，將遠高於傳統架構，此將形成一種以技術密度抵銷行政額度的對抗策略，誰能率先掌握矽光子，誰就能在固定的許可額度內，跑出比對手更強大的AI模型。
台灣在這一場矽光子與許可制的對抗中，扮演關鍵的仲裁角色，其中台積電與其領頭的矽光子產業聯盟，掌握全球最先進的CPO與異質整合技術（如COUPE）。畢竟矽光子技術是打破封閉系統、重新定義算力價值的技術手段，2026年兩者的對抗細節，將集中在光學I/O標準化與軟體定義光網的爭奪上。
台灣半導體業的因應之道
在這場複雜的多邊博弈中，台灣半導體業雖享有最惠國待遇的優勢，卻也面臨著高度的合規壓力與產能去中心化的需求，因應之道不在於單純的產線擴張，而在於以下三項核心戰略。
首先是從「製造核心」轉型為「韌性節點」，即台灣廠商應善用零關稅配額與產能投資倍率的優惠條件，有節奏地加速在美部署後端封裝與服務據點，這不僅是為了符合美方的對等投資要求，更是為了在全球算力配給制度下，確保美系雲端巨頭能穩定取得台灣生產的硬體。
其次則是深化技術不可替代性以抗衡政策波動，即面對AI晶片出口許可制的挑戰，台廠應加速發展矽光子、異質整合與節能架構，將台灣的地位從代工者的角色提升為標準制定參與者，而當全球算力獲取受限時，能提供更高每瓦效能的台灣方案，將成為各國在許可額度內最優先爭取的對象。
再者，建立地緣政治風險的動態對沖機制，等同中東戰火提醒供應鏈的脆弱性。台灣企業需建立更靈活的全球倉儲與原材料多元化來源，並利用目前關稅違憲裁決帶來的政策空窗期，重新審視全球供應鏈的韌性布局，避免在下一波貿易制裁或區域衝突發生時，因過度集中而產生的斷鏈風險。
綜言之，2026年是個規則被重寫的年份，台灣半導體業若能善用政策紅利、穩住技術優勢，並在算力霸權的遊戲規則中找到生存與擴張的新縫隙，便能將地緣政治的逆風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動力。
（作者係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研究員暨總監、APIAA院士）
2026年3月31日清晨6點，美國東岸還未完全甦醒，一封署名Oracle Leadership的電子郵件，同步落入數萬名員工的收件匣。沒有事前預告，沒有主管電話，沒有人資面談。郵件只說：「在仔細評估當前業務需求後，我們決定終止您的職位，今天是您最後的工作日。」就這樣，有人帶著20幾年的職涯記憶，被一句冷峻的英文句子結束了與公司的關係。
這是甲骨文（Oracle）史上規模最大的裁員，投資機構TD Cowen估計，此次波及人數介於2萬至3萬之間，約占全球162,000名員工的18%，橫跨美國、印度、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同一天，同一封信。
矛盾的帳本，清醒的邏輯
讓這件事格外刺眼的，是甲骨文並非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財報顯示淨利年增超過九成，未確認合約義務高達5,500億美元，年增325%，代表未來幾年的收入幾乎已鎖定。這是一家正在大豐收的企業，不是一家在苦撐的企業。
那為什麼要裁員？答案就藏在同一份財報的另一欄，甲骨文已承諾投入1,560億美元建設AI資料中心，僅在2026年就發行了約500億美元的債券融資。股價從去年9月的歷史高峰已腰斬，現金流轉為負數。分析師說得很直白，這波裁員預計一次性釋放80至100億美元的現金，直接挹注資料中心的建設帳單。
所以，那封清晨6點發出的電郵，本質上不是一份轉型宣言，而是一張緊急開立的現金支票。人力成本換成了算力規模。
這個邏輯非常殘酷，也非常清醒。當一個崗位的工作可以被AI更便宜地完成，那個人就是成本，無論公司的財報多麼漂亮。
「公司賺錢，我就安全」這個職場人最根深蒂固的心理依賴，在2026年的3月底被徹底擊碎了。
裁的是一整套舊世界的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被裁的人，並不集中在某個特定層級。根據員工論壇上的陳述，被裁者涵蓋資深工程師、架構師、專案經理、營運主管，以及技術專家。受衝擊最深的，是35到45歲之間的中堅世代。薪資夠高，技能夠成熟，但「成熟」在這個語境裡意味著建立在舊有架構上，可見度夠高，但又還未到無可取代的戰略層級，他們恰好站在AI自動化邊界最危險的位置。
哈佛商學院分析了2019-2025年幾乎涵蓋所有美國職缺的龐大資料庫，發現自ChatGPT公開上線以來，涉及大量結構化、重複性任務的職缺，需求下降了13%。而需要分析、技術或創意工作的職位，需求則成長了20%。這個分歧不是偶然，是一條清晰的分界線，工作邊界愈清晰，被AI描述、學習、執行的可能性就愈高。涉及判斷、溝通、人際互動的工作，反而因AI而需求擴大了。
甲骨文裁掉的正是那些工作邊界清晰的崗位，雲端運維、軟體測試、基礎開發、客服支援。這些工作並非沒有價值，而是它們的邊界已可被AI精確描述，進而被取代。
「AI裁員」背後的政治
當然，現實比這更複雜，也更荒謬。2026年第一季，全球科技業共裁員約59,000人，涉及171起事件，平均每天704人失去工作。幾乎每一份裁員聲明都點到了同一個詞：AI。但哈佛商業評論訪談的逾千名全球高管中，竟有近九成承認，這些裁員其實是「預期驅動的」，也就是說原本就計畫要裁，AI不過是事後貼上去的標籤。更有近六成企業坦承，曾以AI掩飾財務問題。
這套邏輯有其市場獎勵機制，Jack Dorsey旗下的Block宣布裁員4000人，並稱AI讓這些職位多餘，當天股價應聲暴漲24%。華爾街用真金白銀獎勵了一個故事，「我們在用AI提效，我們是未來的公司」。於是「AI裁員」成為一種包裝，讓必要的或不必要的人力削減，都裝進了一個聽起來進步的框架裡。
看不見的潮水才是威脅
如果說甲骨文的清晨電郵代表了AI對職場衝擊的第一波，那麼還有另一波更安靜、也更難防禦的力量，正在各個組織內部悄悄運作。
研究者發現，職位消失未必需要一封裁員信。第一種方式是自然減員，有人退休、有人離職，主管先用AI試試看，「再招人」的決定就再也沒有到來。第二種是招聘凍結，業務量增加了兩成，人沒有增加，那些對應增量的職位從未被創造出來。第三種是任務重組，原本需要5個人的團隊，悄悄變成一個人加一套AI工具，職位的名字還在，內容已經換了。
全程沒有一條裁員新聞，沒有人收到那封令人震驚的清晨電郵，但職位就這樣一個一個消失了。史丹佛的研究還發現，軟體開發領域22-25歲的入門級職缺，招聘量已下降了20%。這不只是年輕人求職變難，它在悄悄侵蝕整個行業的人才儲備。5到10年後，那些需要資深經驗的崗位，從哪裡找到下一批有實際歷練的人？這個問題目前沒有答案，但它的代價一定在未來浮現。
自己主動了解AI
在這場大規模的人力置換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企業或政府層面有任何系統性的因應方案。企業用「轉型」包裝裁員，政府用「再培訓」敷衍了事，而那些夾在舊技能與新需求之間的人，只能各自摸索。
對身處在這個時代的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主動了解AI如何改變自己的工作，讓自己參與進去，而不是等著被替換。潮水不會等人準備好。那種改變不像海嘯，不會在某天突然把你淹沒，而是每天只漲一點點，直到某個清晨，水淹過鼻子。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近年來，標榜「全套放鬆」的洗頭與頭皮護理服務逐漸成為熱門體驗。從洗髮、頭皮按摩、臉部美容，到全身舒壓，甚至還包含掏耳服務，整個流程被形容為彷彿搭乘頭等艙般的享受。對許多人而言，這不只是掏耳，而是一種身心放鬆的儀式，然而，看似療癒的過程，卻潛藏著經常被忽略的健康風險。
據媒體報導，已有不少患者，在接受掏耳服務後的短短一到兩周內，耳朵開始出現悶塞感、搔癢、聽力變差等症狀。進一步檢查後，醫師赫然發現耳道內布滿霉菌，甚至長出肉眼可見的「毛狀結構」，幾乎把將整個耳道堵住，這樣的畫面讓人震驚。問題並不僅僅只是「沒消毒乾淨」，而是不當掏耳確實可能造成耳道皮膚受損，增加細菌或霉菌感染的風險。
霉菌感染為何特別麻煩
耳朵的感染大致可分為細菌性與霉菌性兩類。相較之下，霉菌感染的處理難度更高，原因在於霉菌一旦在適合的環境中定殖，往往會反覆生長、不易完全清除，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對香港腳、灰指甲的印象深刻，治療它們的時間特別長，而且容易復發，使得生活品質受到影響。
耳道本身溫暖、濕潤又相對封閉，一旦掏耳造成微小傷口，將外來霉菌帶入，就等於替霉菌打造了一個理想的生長空間。霉菌在耳道內繁殖除了會造成悶塞與癢感外，也可能會影響聲音傳導，讓人誤以為聽力出了問題。
風險不只存在於特定服務
很多人看到相關新聞時，第一個反應是「那我不要去那種地方洗頭就好了」，但事實上，掏耳朵並不是接受某一種服務才會發生的行為，而是廣泛存在於日常生活中，街頭掏耳、家人互相幫忙、父母替孩子清耳朵，甚至自己拿棉花棒處理，都是極為常見的。
掏耳朵的出發點都是善意，覺得耳朵「不乾淨」、擔心耳屎影響聽力，或只是單純覺得癢、不舒服，但多數情況下，這些理由不足以成為自行掏耳的必要原因。
耳屎其實是耳朵的守門員
耳屎長期被視為需要清除的「廢物」，但事實正好相反，耳屎在耳道中扮演著多個重要角色。首先，它能阻擋灰塵、細菌與外來異物進入耳道深處；其次，它具有潤滑功能，能保護耳道皮膚，避免過度乾燥與龜裂，再者，耳屎本身也是耳道自我清潔系統的一環。
耳道具有自我清潔的機制，耳道上皮會逐漸向外移動，配合咀嚼、說話等動作，讓耳垢慢慢移向外耳道口。一般情況下，不需要人工協助，身體本來就知道該怎麼做。
越掏越塞問題出在棉花棒
許多耳朵悶塞、聽力下降的情況，並不是因為耳屎太多，而是掏耳方式錯誤造成的結果。
當棉花棒伸進耳道時，往往會把原本附著在耳道側邊、正準備被自然推出的耳屎，硬生生推向耳道的中央，一次、兩次或許影響不大，但反覆操作後，耳屎會被壓得越來越實，形成厚厚一塊卡在深處，反而造成真正的阻塞。這也是為什麼在耳鼻喉科門診中，醫師有時會一次夾出一整塊耳屎，這樣的狀況並非正常代謝，而是長期自行掏耳的累積結果。
耳朵愈少掏愈安全
從健康的角度來看，耳朵的保養原則其實相當簡單。第一，不主動掏耳朵，沒有明顯不適、不影響聽力，就不需要去碰觸耳道。第二，若有耳悶、持續搔癢、聽力變化的情況發生，或本身容易推積耳垢者，應由耳鼻喉科評估是否需要定期追蹤，必要時醫生會以專業方式處理。第三，短暫出現癢感時，避免立刻動手，短暫的癢感忍一忍，常會自行消退，過度刺激反而可能讓皮膚更敏感。第四，避免深掏與用粗頭棉花棒，頭部過粗或螺旋設計的棉花棒，容易把耳屎推向深處，應避免使用。
為什麼忍不住想掏？
從行為層面來看，掏耳其實常與三種心理因素有關。第一是癢感的即時反應；耳道稍有不適，就會引發想處理的衝動，但這往往只是短暫感覺。第二是家庭與文化習慣；從小被家人幫忙掏耳，容易把這件事視為必要清潔。第三是壓力下的自我安撫行為；就像咬筆、轉筆、咬指甲一樣，掏耳有時只是下意識的舒壓動作，並非真正的生理需求。
掏耳不該以健康為代價
掏耳朵帶來的舒適感，往往只是短暫的感官刺激，一旦造成感染，後續的不適與治療，反而會讓生活更加困擾，當「不動它」成為一種選擇，耳朵反而能維持長久的清爽與健康。耳朵本身具備完善的自我保護與清潔能力，真正該做的是減少干預、尊重身體原本的設計。
與其反覆掏耳，不如依年齡、慢性病與個人狀況安排定期檢查，平時在住家附近建立熟悉的醫療關係不僅方便，也更安全。
（作者係「健康Say Yes」節目主持人）
「世界氣象組織」（WMO）報導，2015-2025年是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11年；同時氣候變遷所引起的災害也日益頻繁，如高溫、乾旱、野火、水患、生物多樣性的銳減等。「數據中的世界」（Climate TRACE）2016年報導，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490.4噸二氧化碳當量，其中農業、森林及土壤的排放量，就占總排放量的18.4%。2025年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已高達606.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目前所有的氣候指標都亮起紅燈，所以地球表面温度已比工業革命前增加1.43±0.
「地球能量不平衡」（EEI）現象自1960年代以來愈發不平衡；其中91%的熱量被海洋所吸收，因此海洋熱量於2025年已達到歷史最高峰，海平面自2012至2025年止，每年平均上升4.75毫米。此結果都是人類所造成，而農業生產是其中一項重要原因。
農業生產的前因後果
為因應世界人口不斷增加，而採用大規模機械化的耕作養殖， 因大規模的常年耕養同種生物，以致使耕養的生物極易遭受病蟲害的侵害，並且降低土壤地力，於是耕養者不得不採用農藥及化學肥料補救。可惜，農藥使用後導致病原微生物、害蟲、雜草產生抗藥性，於是農民又必須使用更多農藥，造成食品安全及環境汙染的嚴重後果；過度施用化學肥料會造成農田中的有機質銳減，且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同時也會汙染地下水，嚴重影響到人的健康，以及水質（包含近岸海水）的優養化。
綜合而論，廣義的農業生產，和其他先進科技及民生企業發展一樣，均滋生許多弊端，必須仰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士、企業、及國度共同關注，並設法解決。
農業排放的溫室氣體（GHG）
一、化學肥料。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氯氟烴、氫氟碳化合物及六氟化硫等6種氣體，是大氣中主要的溫室氣體，和農業生產有關者為前三種，而且算成二氧化碳的相等當量時，也是以前三者所累積的量最大。就生成氮肥而論，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占相關氮肥產銷運送的38.8%，約為4.4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而氮肥的核心製程主要是透過「哈伯法」（Haber-Bosch process）合成氨，因過程需在高溫高壓下結合氮氣和氫氣；氮肥在田間所釋放的溫室氣體的量占58.6%，而運輸所排放的量占26%，其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於2018年為11.3億噸二氧化碳當量。若包含糞肥（有機肥）的產製，氮肥可達26億噸二氧化碳當量，約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5%，並超過全球航空及航運業所排放溫室氣體量的總和。
總之，生產一噸氮肥、磷肥及鉀肥，依序會產生2.6噸、1.7噸及0.6噸溫室氣體，其中當氮肥施用到田間後約有60-65%會因土壤微生物而分解成氧化亞氮。氧化亞氮的「暖化潛勢」（GWP）是二氧化碳的265-298倍。現代慣行農業於田間施用氮肥後，會促進微生物繁殖生長，等同加速分解土壤中的碳匯，即有機質；相反地，有機農業則可每年增加每畝農田中2千磅的碳，慣行農業者則是損失300磅碳。
二、化學農藥。慣行農業中所施用的農藥，99%是經由石化燃料所製成，截至2020年，全球農藥製造業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估計約為67.2億頓二氧化碳當量；農藥生產約占農耕作物能源消耗的9%；生產每公斤有效成分的農藥會排放11.9-29.2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生產一公斤農藥所需的能量，大約是生產一公斤氮肥的十倍。不同種類的農藥有不同程度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如殺草劑是18-26公斤、殺蟲劑是14-18公斤、殺菌劑是11-29公斤二氧化碳當量。若干燻蒸劑在農田中會排放氧化亞氮，農藥尚可破壞土壤健康、降低土壤的固碳作用，導致溫室氣體更多的排放。使用農藥明顯地增加作物的「碳足跡」，其中殺草劑通常占到「碳足跡」總量的45%以上。殺蟲劑硫酰氟（sulfuryl fluoride）排放一噸「暖化潛勢」，相當於排放5,000噸的二氧化碳。
三、甲烷及氧化亞氮。除二氧化碳外，甲烷及氧化亞氮是農業重要排放的溫室氣體；甲烷的排放主要源自溼地、化石原料開採、水稻種植、畜牧業、農業廢棄物及其掩埋、燃燒植物物質、白蟻與野生動物，其中全球牲畜飼養、廢棄物及其掩埋及水稻種植所排放的甲烷，依序為103、72.9及34.2（百萬噸/年）；其中種植水稻占2.0%，牲畜養殖占6.14%。
氧化亞氮的直接來源是耕地、施肥及放牧，間接來源則經由水將氨或氮氧化合物的成份，排放到地表及地下水，沉積在其他地方，導致氧化亞氮的產生。「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1999年召開研習會，史密斯（K. Smith）等三人報告氧化亞氮占溫室氣體排放量的6%，其中約3/4源自農業，主要是因為氨鹽及植物殘體在土壤中經由水解、硝化作用，會降解成氧化亞氮。此外，所生成的硝酸離子再經反硝化作用，生成亞硝酸離子再電解成氧化亞氮、氯氣及一氧化氮。
以上這些和農業施作排放的溫室氣體，尚不包含收穫前後的損失、食物浪費及林木砍伐等所造成的份量。根據牛津大學「數據中的世界」（Our World in Data）2018年報導，食物從輸送鏈中損失的量所產生的溫室氣體，為食品生產時所排放量的15%，相當於9%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結語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25年報導，農糧系統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5-34%；去年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濃度是423.9±0.2 ppm，甲烷濃度是1942±2ppb，氧化亞氮的濃度是338.0 ppb，依序比工業革命前的濃度增加了152%、266%及125%。甲烷及氧化亞氮依序也是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這種數據令人憂心忡忡，我們決不能再長此以往，否則將自毀前程！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2026年3月，賴清德公開表示，面對 AI 時代的算力需求、低碳要求及地緣政治所需的能源，重啟核能評估是「必要選項」，正式為核二、核三的延役與重啟釋放出明確訊號。這一步，民進黨從當初的反核，到「返核」的髮夾彎走得極其諷刺。
對於一個將「反核」奉為政治圖騰近40年的政黨而言，背後是台灣社會支付的驚人代價。根據不完全統計，這是超過上兆新台幣元的財務黑洞、斷裂的工程專業，以及最為沉重的一個世代對科學理性討論能力的集體喪失。
核能作為意識形態的起源
回顧1980年代，台灣核能議題的起源本是純粹的工程布局，卻在民主化運動的洪流中，被賦予了超乎預期的政治重量。1986年蘇聯車諾比事件不僅在全球播下了恐懼的種子，更意外地成為台灣反威權運動最強大的動員符號。
對1986年9月28日誕生的民進黨而言，反核不只是環境保護，它是一場「本土對抗獨裁」是戰爭。核四廠被描繪成威權政府強加於這塊土地上的「惡靈」，守護土地與反對核電在話語體系中完成了合流。這種將「技術問題」提升至「信仰層次」的操作，雖然在當時成功動員了基層力量，卻也為後來30年的理性內耗埋下了伏筆。
當反對核電被塑造成「神主牌」時，它便失去了討論的空間。支持核能被等同於支持威權，反對核能則成了民主的標配。這種非黑即白的二元論，使得台灣在能源路徑的選擇上，早早地從「科學實證」轉向了「價值對決」。
2000年陳水扁政府上台後為了兌現選舉承諾，行政院長張俊雄在未與立法機關溝通的情況下，突襲式宣布停建核四。這場僅維持了110天的「政治短路」，卻是台灣能源政策空轉30年中最慘烈的轉折點。這一百多天的停工，代價不僅是監察院糾正案中所指出的1870億台幣直接經濟損失。更致命的損害發生在「隱性結構」：原廠美商通用電氣（GE）的核心技術團隊大量撤離。當政局被迫復工後，核四已從原本的國際統包優良工程，被迫轉型為由台電自行承擔整合責任的「分散採購」。
「拼裝車」的罵名由此而生，但諷刺的是，這輛車之所以變成拼裝，正是政治干預工程專業的直接產物。為了修補這110天的草率決策，台灣社會隨後20年不斷在追加預算、工期延宕與安檢疑慮中輪迴。政治人物播下的種子，最終長成了吞噬社會信任的巨獸。
集體焦慮與行政傲慢
2011年福島核災後，台灣核能爭議進入了「情緒高峰」。2014年林義雄多次進行反核絕食抗議，竟能逼使馬英九政府選擇「封存」核四。自此，核能從「供電選項」變成了每年需撥付數十億維護費的「政治人質」。隨後民進黨在2016年執政後強推「2025非核家園」，將再生能源目標設定在當時近乎魔幻的20%。當現實與理想出現落差，當2021年再生能源比例僅達7.1%的窘境揭曉時，社會開始產生強烈的集體焦慮。
2018年「以核養綠」公投的通過，本應是民意對務實能源政策的重新校準，但當時的行政部門卻利用解釋權，將公投結果束之高閣。這種「民意被踐踏」的感受，進一步固化了社會的極化對立。2021年的重啟核四公投，最終在政治動員與情緒恐懼的夾擊下被否決，為核四劃下了句點，卻沒能為台灣的缺電危機找到出口。
為什麼在2026年的今天，民進黨必須選擇「昨非今是」？因為現實的冷水已經澆醒了意識形態的熱病。隨著台積電及全球資料中心對算力的需求呈指數增長，穩定且低價的基載電力已不再是優點，而是生存的門檻。面對預計5.4GW的巨大缺口，再生能源的間歇性特質顯然無法獨撐大局。
歐盟CBAM與RE100的壓力，讓「低碳電力」成為外銷產品的准考證。如果台灣剔除核能，將導致燃氣與燃煤比例居高不下，其隱含的碳稅成本將直接削弱台灣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從今日美伊戰爭局勢波譎雲詭的當下，台灣天然氣庫存僅能維持數周，而核能燃料可儲存一年以上。將能源過度押寶在海上運輸線不穩定的天然氣上，被許多專家視為「主動曝露弱點」。
當卓榮泰說出「反核不是神主牌」時，難道一個道歉就能一筆帶過40年的錯誤決策？難道民進黨政客不需要負責嗎？
空轉40年，台灣還剩什麼？
然而，重啟談何容易？近40年來的內耗，已經在台灣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傷口。首先是技術與人才的斷層。整整一個世代的核能專業人才在爭議中流失或退休，台電內部的工程能力早已不若往昔。其次是財務黑洞的擴張。核三廠延役5年的補強與安檢費用，在2026年的估算中已突破3800億元。這筆錢本可用於更前瞻的電網韌性建設或真正的能源研發。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社會信任的崩解。當政府可以為了政治需求，在「核能好危險」與「核能好必要」之間隨意切換論點，未來的能源溝通將面臨極高的成本。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選址，依然是台灣政治中沒人敢碰的火藥桶。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看到的不是環保與發展的平衡，而是政黨為了奪權與保權，不惜將專業議題碎片化、情緒化的悲劇。2026年的轉向雖然來得太晚，但至少是一個結束「能源神學」的起點。未來台灣若要走出內耗，必須建立一個基於科學數據、尊重市場機制，且具備跨黨派共識的長期能源框架。
結語
核能不是拯救台灣經濟的唯一萬靈丹，也不是毀滅台灣的惡魔。它是一種技術，一種在風險、成本、環境與安全之間，求取動態平衡的工具。
如果台灣社會能從這40年的昂貴學費中，學會「與不完美共存」並「尊重科學專業」，那麼這場空轉或許還能留下一點微弱的救贖。否則，下一個40年，台灣可能依然在「缺電焦慮」與「意識形態自嗨」中，看著競爭力隨煙消逝。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2月28日，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美國部分福音派神職人員公開為川普的軍事行動辯護，甚至為川普按手禱告支持，認為這是「保衛自由」、「對抗邪惡」之舉，引發爭議：教會是否應該為戰爭背書？宗教與政治結合，信仰是否可能被利用？
基督教神學曾提出「正義戰爭理論」，最早由神學家聖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354-430）提出，後由中世紀神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進一步發展，認為在某些條件下，例如防衛侵略或保護無辜者，國家可以使用武力。一些美國福音派牧師便以此為基礎，主張川普對伊朗的軍事攻擊是為了防止核武威脅，具有正當性。因此，識讀美國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的影響極為重要，它不僅是個宗教團體，更是影響全球的政治團體。從冷戰時期的政治化，到1978年後對大陸地下教會的支援，再到對台灣長老教會的影響，福音派形成一套政治神學，其「敵我二元邏輯」影響著全球的政治文化。
福音派的信仰核心
美國新教福音派起源於18、19世紀的宗教復興運動（Great Awakenings），其信仰核心包括：（一）福音派強調個人信仰的直接經驗，信徒透過禱告與聖經理解上帝的旨意，這種個人化信仰模式促使宗教活動具高度自主性；（二）福音派堅信聖經權威，並將倫理行動延伸到社會實踐，包括教育、慈善與公共政策倡議；（三）從早期反奴隸運動、禁酒運動到現代社會服務，福音派信仰與社會行動緊密結合，形成宗教與政治互聯的基礎。1945年後東西方陣營冷戰興起，福音派為抵制共產世界的擴張，形成「自由世界 vs. 共產世界」的「敵我二元邏輯」，將世界分為「朋友 vs. 敵人」，在政治上有效動員信徒。
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美國佈道家葛理瀚（Billy Graham）在全球巡迴佈道時，不僅傳播福音，也強化反共政治立場。1970–1980年代，美國福音派形成「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積極參與教育、家庭價值觀、選舉與公共政策上，彰顯宗教信仰與政治結合的高度。尤其，福音派的資金、教育與神學培訓，在冷戰後加速對全球輸出，其中包括美國內陸、以色列、中國大陸、台灣基督教等網絡。
福音派對美國的影響
美國福音派與共和黨緊密聯盟，在20世紀後甚至影響到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美國的福音派信徒多達25%，猶太信徒約2%，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最大群體其實是基督徒，而非猶太人。例如美伊衝突升高時，有福音派牧者認為川普雖然人格不完美，但如同大衛一樣，是「被神揀選」的領袖。但這種類比存在多重問題。
神學上，「揀選」不等於「認可」，世人普遍質疑的是：川普聯手以色列入侵伊朗，他的雙手已沾滿無辜百姓的鮮血，上帝會聽他的禱告嗎？
福音派對以色列的影響
福音派透過神學與政治互聯加盟「錫安主義」。「錫安主義」是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的政治與民族運動，最終促成了1948年以色列建國。福音派推動美國軍援以色列、承認耶路撒冷為其首都，以及反對對以色列施壓。
以色列本質是猶太教國家，無論是其法律、節日與社會制度皆奠基於猶太教教義，而非基督教。目前，以色列人口中，猶太教信徒占73%-74%、伊斯蘭教信徒18%-19%、新教基督教信徒僅2%。但世人卻認為以色列是個基督教國家，因為福音派相信以色列在末世中具有神學角色，以色列重建國家是聖經預言的應驗，因此透過軍事、政治、經濟、媒體，以及大衛之星、聖經故事、電影等向全世界輸出，混淆了世人對猶太教與基督教的認知。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與中美建交後，福音派福音傳入中國大陸，對地下教會提供資金、教材與神學教育，加速地下教會的發展，使得大陸的宗教管理事務複雜化。尤其，福音派的援助伴隨著「敵我二元邏輯」，導致地下教會信徒將國際、國內事件理解為「二元對立」。
另外，福音派將美國政治文化輸入，加深大陸族群對立與社會分化，引起中共官方的警覺，一再要求地下教會依《宗教法》辦理登記，但部分地下教會堅持不登記，導致中共針對未合法登記的地下教會進行取締。
對台灣長老教會的影響
19世紀末，長老教會由蘇格蘭與加拿大傳教士引入台灣，強調教育與社會服務。1970年代後，美國福音派透過資源、教育與神學理念影響長老教會，增強宣教活力與社會參與能力。福音派強調個人救恩與積極布道，使長老教會在青年事工與社會服務上更具活力，造成台灣教會間，多元化派與保守進步派之間的緊張張力。
尤其，部分長老教會以「敵我二元邏輯」傳道，影響信徒對兩岸關係與民主議題的認知；部分長老教會傳道人更活躍於環保、人權與教育運動，被質疑過度政治化，為特定政黨與政治人物背書。例如，發表人權聲明、支持本土文化等，這使其在公共領域具有高度影響力。但也因此被批評：部分牧者的政治參與已超出宗教範圍，是長老教會持續萎縮的原因之一。
結語
基督教會可以選擇扮演三種不同的的角色：一是動員型角色，支持特定政治立場，強調價值對抗；二是和平倡議角色，鼓勵對話、反對戰爭，促進兩岸民間交流；三是中立角色，專注信徒心靈關懷，避免政治立場。
總之，政治神學可以成為和平力量，也可能成為對抗動員的工具。關鍵不在於是否參與政治，而在於宗教是否能保持包容與謙卑。若宗教將政治絕對化，社會將更分裂；若宗教強調和平與和解，政治神學則可能成為降低衝突的力量。
（作者係大學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