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長朱立倫6月24日先在臉書上透露訊息，隨後公表開態競選連任新北市長，這則消息讓日前還甚囂塵上的朱立倫將直攻2016選總統的傳聞頓時破功。不過，朱立倫此舉，還是有不少人質疑，他是不是真的不選2016大選？未來劇情會如何發展，套句電視上的流行話：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原本一些媒體還堅信不疑地認為，朱立倫一定會直攻2016選總統，甚至還披露有金小刀稱號的國安會祕書長金溥聰出面協調此事，並力勸馬英九「放手」讓朱立倫走自己的路，畢竟馬英九未來這艘「大船」會離岸愈來愈遠，馬英九和朱立倫二人還見面長談，讓整件事的發展似乎有趨於朱立倫直攻2016大選的趨勢；不過，6月24日的宣布，讓整件事出現峰迴路轉的局面，難道朱立倫真的志不在直攻2016大選？或是馬朱不合，國民黨內另有黑手介入？抑或朱立倫有其他黑幕遭人脅迫？各種揣測和消息開始不脛而走。

其實國民黨對朱立倫算是有用心栽培的，有意讓他成為政治明星，所以在擔任桃園縣長任滿前，調任行政院副院長，並出任國民黨副主席，隨後還請他參選新北市長一職。雖然對朱立倫來說，當年選新北市長也是臨危授命，上陣代打，並非自己的人生規劃；但同樣地，參選2016總統大選應該也是一項意外，比較正確精準地說，這應該是擔任新北市長後的「紅利」，而這份「紅利」則肇因於當下的政治環境和氛圍。

如果不是社會大眾對馬英九執政不滿加劇、經濟發展現況不如人意，國民黨中生代間缺乏明星級、高人氣的形象牌等各種因素摻雜在內，朱立倫憑什麼有機會直攻2016大選？這就是「時勢造英雄」。不過，朱立倫此時卻突宣布競選連任新北市長，確實讓人看得有點糊塗了，因為細數國民黨內人才中，只有高人氣的朱立倫可堪和民進黨的蔡英文一拚，朱立倫不選，國民黨政權不就拱手讓人？難道台灣第三次政權輪替的戲碼，竟然上演得如此快速？

雖然外界風傳朱立倫將直攻2016大選，但其實不少地方記者早就斷言朱立倫一定競選連任新北市長；不過，這和新北市議會議長陳幸進日前的「預言」，指朱立倫未來將以市長身分參選2016大選有無落差？更讓人意外的是，朱立倫竟然對外表示會做滿市長四年任期，難道朱立倫真的不選2016了嗎？國民黨要靠誰維繫政權？或是朱立倫只是藉此宣示，來堵住外界的各種質疑和可能的批判，反正先選上新北市長，再徐圖2016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外界盛傳馬英九和朱立倫見面後，馬英九同意「尊重」朱立倫的選擇，但新北市未來的成敗必須由朱自行負責。朱立倫本想直攻2016，新北市打算交棒副市長侯友宜，但不為國民黨方面所接受，也讓事情出現變化。另有一說則是，黨中央方面有意讓行政院長江宜樺轉戰新北市，朱立倫接閣揆，好準備直攻2016，但並不為朱立倫首肯，因此才會出現朱立倫決定續戰新北市的結果。

不過，朱立倫此一決定對選情趨於低迷甚至告急的國民黨來說，確實是劑強心針。

接二連三的查弊，先有葉世文、後有黃景泰，讓國民黨原本就已告急的六都選情更是雪上加霜。高雄、台南二市國民黨都缺乏致勝強棒來扭轉局勢；台中市胡志強的選情更不容樂觀；桃園市因為發生葉世文案，讓原本選情穩健走揚的吳志揚如今也面臨極大壓力；更令人擔心的是一向是藍軍大本營的台北市，連勝文的民調出現滑落，以TVBS日前的民調結果來看，柯文哲為43%，連勝文為29%，首度跌破三成，這對選民結構藍大於綠的台北市而言，真的太不可思議。

一位台北市藍軍議員就表示，以2010年郝龍斌連任時因花博被綠軍炮火猛烈強攻下，都還保有四成的支持度；連勝文現在竟然跌破三成，確實是一大警訊。因此，朱立倫此時表態參選連任，對國民黨來說，不但可以適時發揮穩定軍心的功能，甚至還可能進一步帶動台北市和桃園市的士氣，穩住北台灣三席。

只要能守住北台灣三都，對朱立倫而言，就是大功一件，更有利他日後角逐參選2016。而據傳國民黨黨中央方面5月中旬也釋出「2014和2016脫鉤」的訊息，讓朱立倫陣營更加放心，因此決定競選連任，並對外宣稱做滿四年，先堵住可能的流彈和炮火攻擊，等選上後，未來自然很容易就會出現「強烈民意呼聲」的解套方式。

2016總統大選有如遠方天邊的彩虹，而今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則是腳邊的玫瑰，朱立倫如今選擇彎下腰、蹲下來照顧好腳邊的玫瑰，參選連任新北市長，這個選擇一如他所言：「建設一個城市的困難度，並不小於治理一個國家」，當他兌現諾言積極建設新北市後，2016就將是他一躍而起，抓住天邊彩虹的時刻了。

(作者係前媒體工作者)

王文燮，1932年生，山東日照人，祖父王世源為前清秀才，望重鄉里。早年就讀於縣內兩城小學、石臼所小學和日照臨時中學。

17歲到台灣後，進入陸軍軍官學校第25期騎兵科、科學軍官班第三期、1965年陸軍指揮參謀大學正20期，以及三軍大學戰爭學院正規班等，均以第一名畢業。歷任陸軍第193師師長，陸軍總司令部作戰署署長，第69軍軍長，陸軍第43軍軍長兼澎湖防衛司令部司令官，1984年任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987出任陸軍第八軍團司令，1989年調任聯勤總司令部副總司令，1992年9月調任國防部督察部主任、晉升上將，1993年升任聯勤總司令，1996年7月轉任國防部副部長，1999年元月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0月退役。2000年7月出任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2010年5月轉任中評會主席團主席。2010年4月當選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

1998年6月編輯出版17卷本歷史文獻《山東人在台灣》，2011年7月，編著出版《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一書，約100萬字。同年10月，與大陸齊魯兒女編委會合作，主編大型當代歷史人物傳記畫冊《中華齊魯人物》。現為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台灣山東同鄉會理事長。

問：您於2000年擔任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主委，一直到2010年才卸任，社會各界對該黨部充滿好奇，您可不可以談談該黨部主要的工作是什麼？您認為在您擔任主委期間有哪些貢獻？

王文燮答：黃復興黨部是中國國民黨的一個黨部組織。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國民黨在各個政府部門的黨部都撤銷了，只留下以軍人為服務對象的黃復興黨部，靠著軍人的紀律及軍旅從屬關係，得以在陳水扁執政期間，團結及鞏固國民黨的基層力量，以維護國民黨及國家的利益。

2000年國民黨分裂，很多國民黨員因失望而出走，有的加入了親民黨。我擔任主委的10年中確實拉回不少基層黨員，也促成了親民黨及新黨民意代表重回國民黨。

據我了解，黃復興黨部之所以叫黃復興，說明國民黨的宗旨就是要復興中華文化及中華民族，而且追求國家統一是它堅定不移的目標。失去這些理想與目標，國民黨就無法生存發展。另外，黃復興黨部要加強平時的聯繫，關注黨員的想法和需求，才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問：您自從2010年卸下黃復興黨部主委職位後，就經常去大陸探親、參訪，也帶過不少團，請問您有何感受？

答：2010年5月卸任黃復興黨部主委後，我開始規劃退休生活，安排參訪大陸。這幾年我確實去了不少地方。

我曾回山東日照老家探親，發現人事全非，房子全拆、馬路全改，墳墓都填平了，但各方面建設得都不錯。當年我是全家唯一到台灣的人，如今家人剩兄弟，都在青島定居、生活穩定。

除了探親，這幾年我參加過很多活動，例如曾帶著幾十位將官到河南新鄭、西安等地去祭拜黃帝，也參觀了登封市境內的嵩山少林寺、開封市的大相國寺，還遊覽了黃河風景區。有一次我帶了一百人到海南島參訪。我也帶團去過南京中山陵拜祭中山先生，沒有到過中山陵，算什麼中國人？

我去任何地方，都把它當作中華文化之旅、尋根之旅。主要是可藉此認識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如果帶團，我就會給團員上上課，讓大家知道中華民族是最優秀的民族。大陸年年舉辦拜祖大典，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文化，沒有哪個國家的人知道他的祖先從哪里來。在台灣有一句話說五百年前是一家，我說何止五百年，追溯五千年以前，我們都是一家，現在當然還是一家人。

問：您編著版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有一百多萬字，其中有很多珍貴的歷史照片，請問您為什麼會花那麼多時間及金錢出版這本書？

答：抗戰是我們中國人抵禦外侮最成功的戰爭，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我經常拿日本投降書送給各地朋友。我編寫《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主要是因為兩岸一直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真相有不同的說法，如今隨著兩岸交流日漸頻密，這段中國人血淚交織的歷史，也應該到了重新整理、確定論述的時刻。我希望藉著兩岸學術會議的討論，早日獲得抗戰歷史的真相及正確評價。

問：在您的書中，對於遠征軍在緬甸作戰有很詳細的描述，您也曾於2011年到雲南參加黃埔論壇「紀念中國遠征軍入緬抗戰70周年」，請您介紹一下您對這一段歷史的主要的瞭解。

答：遠征軍的作戰在抗日戰爭中是很重要的一役。當初國軍出兵到緬甸，主要是為了維護後方的補給線，因為海上補給全都被日軍切斷了，沿海沒有港口。1942年，蘇聯又跟日本訂立了《互不侵犯條約》，蘇聯這個國際路線也截斷了。所以只有西南，從越南、緬甸還可以把從國際上獲得的物資轉送至大後方。

第一次出征有十萬人，損失將近六萬，但是經過兩年以後，一方面是重新準備國軍的新軍，另外接受了國際的援助，第二次反攻作戰把日軍在緬甸所有的精銳部隊全部殲滅，取得完全的勝利，對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很大幫助，也提高了國人的民心士氣，證明中國會堅持抗戰到底！

問：您能舉例說說滇緬抗戰中可歌可泣的戰例嗎？

答：第一次入緬作戰，有兩個著名的戰例。一個是同古作戰，200師是第一個到緬甸的部隊，因後援不濟，師長戴安瀾不幸陣亡。

另外一個是國軍解救英軍的作戰。日軍3千多人，包圍了英軍7千多人，英軍向我方求援，新38師師長孫立人派了113團去支援。團長劉放吾指揮了三個營，只有1千多人，奇襲包圍英軍的日軍，日軍大敗，留下1千多具屍體。除解救英軍一個師7千多人外，還有被日軍俘虜的500名教士、記者。國軍一戰成名，被譽為最勇敢善戰的軍隊。

問：近年來兩岸都在呼籲建立軍事互信，您也多次與大陸退役將領討論此事，您對這方面的意見為何？

答：其實從兩岸開放以後，很多台灣退役將領到大陸去。最早是去探親，看看老朋友，看看家人，以後慢慢開始有一些團體性的活動，大部分是接受大陸方面的邀請，目的就是建立彼此之間的瞭解。兩岸相隔了60多年，彼此的隔閡很深，交流能夠增進彼此的瞭解，對將來建立軍事互信機制會有所幫助。

我相信大陸退役將領在台灣也會有一些關係，很多人談起來都說，我認識某某人，我什麼親戚在台灣。我曾經問過海基會，為什麼我們沒有請大陸退將來台灣？還是我們請了，他們不敢來，到底是怎麼回事？海基會回答，雙方面都有管制，退役將軍的活動一定要經過申請批准。

大家都不希望再有戰爭，我想這是兩岸軍人共同的願望。這個仗是不能打的，因為愛好和平是中華民族基本的倫理及精神。我們過去打了很多年，對峙了幾十年，再打仗就沒有意義了。當初敵對的人都不在了，新的一代出來，彼此之間無冤無仇，何不建立一個和平機制，彼此對話？

問：大陸李際均退役中將在2009年到台灣參加「兩岸一甲子」研討會時，曾表示「飛彈部署問題是個假議題」，您同意他這個看法嗎？您對台灣批評大陸不撤飛彈，就表示不願以和平方式統一，有何看法？

答：我認識李際均這個人，我們在北京見過，他對軍事戰略的研究很有深度。

飛彈是一個軍事部署，部署的目的是為了政治性的作用，要不要打仗是個政治問題，不是軍事問題。另外，飛彈撤不撤也不是問題，撤了要打，一天就可以進來，它是機動的、是活的，即使把飛彈撤走，不管是火車、高速公路，很快就可以部署上去。

李際均在台灣講的比我還簡單，他說飛彈部署是個假議題，撤不撤，都是假的，本身沒有意義，因為擺在那裡，跟拿走都一樣。從軍人來看，這個問題的確不是問題，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台灣政論節目名嘴還在講，好像他們對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經濟，樣樣都懂，其實是樣樣都不懂。內行看問題，跟外行看的就是不同。

問：今年是黃埔建校90周年，我知道您最近分別參加了兩岸的黃埔建校90周年活動，您覺得什麼是黃埔精神？您對兩岸進一步的推進交流，共同弘揚黃埔精神，有什麼想法？

答：我6月15至16日到高雄鳳山，參加了黃埔建校90年的活動後，就立即趕往廣州，參加了那邊的第八屆黃埔論壇，才剛回到台北，妳就來了。

我這次在廣州的黃埔論壇上演講時說，我17歲時是流亡學生，從山東一路跑到廣州，1949年從山東到澎湖，再轉往台灣，進了陸軍官校。一晃眼65年過去了，我又再回到當初離開大陸的廣州，作為一個當兵當了50年的老兵，我應該有資格在黃埔軍校說話。

黃埔的傳統精神就是犧牲、負責、團結。為了國家，性命都可以不要，平常的福利當然不必計較；負責是要完成任務；團結才會有力量。兩岸的軍人都是黃埔的後代，應該傳承黃埔精神，我也希望兩岸黃埔同學要繼續維護我們的校訓「親愛精誠」，為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全體中國人的幸福，團結合作。

接著，我想談一談，兩岸交流的目的是什麼？目的就是要促進彼此的瞭解。兩岸相隔這麼多年以後，彼此的環境改變了，每一個人的想法跟過去不一樣了，交流能夠促進彼此瞭解，減少敵意。國共爭端都已過去，今天不必再爭執了。儘管兩邊的想法不完全一樣，但是拿出地圖來看看，中國只有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畢竟是台灣少數人的事，絕大多數人不會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會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問：這幾年您參加過不少大陸黃埔軍校同學會的活動，請問您對那些活動的評價如何？對於他們今後舉辦活動有何建議？

答：我覺得他們辦的活動都很不錯。例如2011年紀念遠征軍滇緬抗戰70周年活動，就非常有意義。我希望他們在不久的未來能組織一個大型的抗戰歷史研討會，讓兩岸的將領和學者專家坐下好好談一談，把抗戰歷史的論述統一。郝柏村院長就曾說過，希望有生之年能參加這樣的會議。為滿足抗日老將的心願，大陸應加緊籌辦。

問：您曾在兩年多前日本要把釣魚台「國有化」時，表示過一些意見，請問您怎麼看釣魚台主權爭議？

答：不管是從兩岸那一邊來講，釣魚台都是屬於中國的固有疆域，絕對不是日本的。有人主張兩岸聯手保釣，馬政府的立場還沒到那種程度，中華戰略學會倒是研究過，兩岸可以從非軍事的海上救援、救助會開始合作，作化解彼此之間的敵意，也可共同捍衛疆土。

當年美國只把釣魚台的管理權交給日本，沒說是日本的領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希望激起日本人的民族主義，其目的是政治的，不是軍事的。中國大陸國力日漸強大，當然不可能把釣魚台送給日本。對台灣而言，政府把釣魚台畫成宜蘭縣的一個小島，地理上也靠宜蘭最近，所以不是問題。

軍事作戰都是為了達成政治目的，所以軍事本身不是問題。釣魚台不會打起來，因為中日不管怎麼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被殲滅，但都會有損傷，結果還是得靠政治解決。我個人相信，即使中日雙方的軍艦、軍機在釣魚台海域擦槍走火，出現小意外，也不至於會擴大成戰爭，因為打起來對誰都沒好處。美國多次說釣魚台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範圍是故作姿態，美國不可能把中國打下來，中國也沒必要去打美國，日本更只是虛張聲勢。

美國一再宣稱要重返亞洲、亞洲再平衡，其實，美國人根本從來沒退出過，日本的防衛全靠美國。美國感到中國強大，才想加強佈署，可是中國大陸追求的是和平崛起，決不希望戰爭。全世界的中國人都希望中國強大，大陸強大對台灣沒有壞處，因為這可以維護國家領土的安全。

問：您經常說對兩岸和平統一有信心，您何以如此認為？

答：中國人在世界上是最聰明的民族。我經常講一個例子，到外國百貨公司買東西，買完以後，櫃台服務人員慢慢地弄，等半天也算不完，而到我們的超市買東西，啪啪兩下子就弄完了。中國人就是反應快，手腳靈活。

神舟九號、天宮一號，大陸比美國人發展得快，也無需美國來指導我們中國人。大陸的太空服也比美國人穿得漂亮，那麼簡單，那麼薄薄的貼身太空服，跟修汽車的工作服差不多，美國人的太空服穿著則顯得笨重。

總之，以中國人的智慧，兩岸問題一定會想出辦法來解決，大家要有信心，但也要為此繼續盡心盡力。

近當代台灣史的特殊重要價值及意義，在於這一段本僅只為中國史宏大架構下的地方史，卻包含有激盪、引發兩岸與海外中國人，必須更全面與務實地面對19世紀中葉以來的民族命運與國家歷史，進行探討、反思與建立認知的巨大能量，其目的在於拯救與建設一個中國人的中國。

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近乎完全無知於這個古老的文明「陸權大國」，已走到將跟已經崛起的「海權霸權主義強權」，展開漫長的生死存亡鬥爭的血淚旅程起點。爾後中國也便因此主要付出兩個代價：（1）喪權辱國、貧困落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2）一代又一代的國族菁英與熱血青年，重複的淪為被中國的大敵左右操弄的精神奴僕，高舉愛國旗幟激進衝撞，每每血淚交迸也綻放思考的繽紛，但是他們的奮鬥，卻是落實在否定與危害自己國家亟需要的內政長期安全穩定與經濟持續性建設進步。

我們看到的中國在這個歷史階段，始終承受至少兩方面的威脅壓力：外部強權的百般欺壓圖謀；內部訴求反政府的動亂或革命危機，而二者又其實具有互動共生關係的連繋。

而甲午戰爭爆發後迄今的台灣史，似乎更能生動或範例性地說明此一模式中國史的真相。

1895至1945「第一階段」

鴉片戰爭後，海權主義正式壓倒性地取得在全世界範圍內，對同時代陸權權力的制壓，其主要行為是勒索與剝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日本反應靈敏地加入這一陣營，並積極地表現，以證明自己是卓越的制衡者，夠資格充當英、美平衡中國（東亞大陸）世紀大戰略長期與有力的棋子，交換到它們賞賜對日本躍登近代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know-how啓蒙與投資扶持，俾使日本可維持住其對中國的挑戰/威脅能力與意志。中、日之間常態化與持續性的對峙、對立，供應了寬廣的空間與多元的條件，給英、美等老牌與先進的海權霸權在亞洲的大好機會，可更安全與廉價地坐享在西太平洋（大東亞）巧取豪奪來的各種利益。

但是甲午海戰與日俄海戰的大勝，助長日本取代英、美的狂想。日本決心獨占中國以至全亞洲，自立為萬世帝國。日本固然實踐了英、美對它的功能設計，但也因此跟師傅產生難以妥協的利益衝突。有論者形容這是「伊底帕斯情結」，它注定要走到「弒父」的悲劇後果，這也預示了父子雙方必將引爆大戰（中日間的甲午戰爭與對日抗戰；美、英與日本間的太平洋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

1895之後的中國淪入水深火熱、內外交困的動亂掙扎與革命自救過程，歷史走到1937抗戰全面開打後，我們可憐的祖國已經人間地獄化。但是台灣在被「割讓」後，日本鐵腕但處心積慮有系統、按步驟的殖民統治實踐，總督府事實上也高效率地成功鎮壓台民的武裝與非武裝抵抗運動，日本人在據台不滿10年，已經基本掌握住一個被外來高壓統治馴從的台灣庶民社會。而被歸納到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後續運動的台灣人爭取平等（政經）權利運動，其實反映了當時台灣人渴求日本人身分（認同）的期望。日本殖民政府打造出一個便於同化台灣社會的環境。這是日本深具信心的台灣治績，但卻是中國人拒絕理解與接受的關鍵點。而這種「日本病毒」走完了它的「潛伏期」，從李登輝主政之後開始發作，到馬英九上台第二任期的現階段，已呈現燎原惡象。

必須指出，日本戰敗投降後，留給光復台灣的中國人一個難局：恢復對台治理的祖國當局，如果不全面廢除總督府式的治台手段，則與日寇何異？而馬上在台施行以國人同胞待之的平等政令，則50年來受日本殖民政策異化具「皇民意識」的台胞，已拒絕或很難跟象徵祖國的治台當局同心同德。這是一個夜長夢多後患難測的重檐，卻是美、日介入操控台灣問題的最佳遊戲場域。

由以上闡述，吾人概括指出從1895到1945，日本軍國主義帝國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在光復後回歸祖國時，民心社會在心態與現實上所呈現的扞格尷尬與乖違疏離，它包含頗為複雜的、不穩定的危險因素，對任何一個接手日本殖民統治的中國政府（國民黨，甚至共產黨），在那個時空背景與現實條件下，都是嚴峻的挑戰與艱困的試煉。左右為難、裡外不是，竟然成為恢復對台灣主權的祖國當局的悲劇宿命。

1945至1990「第二階段」

吾人以近當代台灣史的「第一階段」為從1895至1945的50年過程，是以此段歷史為背景，襯托其後續的1945至1990「第二階段」，以及1990至今的「第三階段」。

恢復對台灣主權的中華民國，在所謂第二階段早期，承受「盟友」美國的指令，必須徹底肅清島內左翼潛伏勢力，以保證美國的援助支持，不至重蹈1949年之前在大陸的覆轍，並且以此表示與盟友反共立場的堅決一致，以消解美方敏感的疑慮--國共和解兩岸統一。

1950年代國民黨發動「白色恐怖」，包含有傾全力維持與依賴美國「友好」的用心，但也因此洩露出它的弱點，美國乃進而掌握到極大的優勢操控，並安排台灣逐步走向完全服從，以及服務於「美國利益」的道路。特別是在蔣介石逝世之後。

蔣經國所主政的「第二階段」下半期，美國展開其軟硬兼施、多管齊下的對台政策。可以認為，它在及早部署一個在跟中國大陸發展建立「正常化」關係後，仍然不致與大陸和解統一的台灣。人們應該看到，美國從來不認為台灣可以脫離西太平洋海權霸權的掌控，而跟中國的陸權合作。這是在台灣推動「台獨」與「去中國化」二而為一的根本原因，是美國霸權西太平洋戰略的主架構。

1990至今「第三階段」

美國是循此思考與設計，鍥而不捨地推動它的對台政策，型塑了近當代台灣史第二階段的蔣經國時期，以及蔣經國後的第三階段。

蔣經國在1988年1月13日猝逝後，台北當局隨之在美國主要媒體刊出廣告，聲明中止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堅持，即為正式宣告步入「兩個中國/一國兩府」與「一中一台」，交互為用的實質台灣獨立階段。也就是從1990年李登輝主政開始後，歷經陳水扁、馬英九執政，台灣的主流政治路線。而這個吾人名之為「第三階段」的過程，也是針對從1945到1988的「第二階段」的顛覆否定。所以，可清楚看到台灣近當代史的離奇弔詭：代表中國的國民黨蔣氏中華民國，否定了日據台灣的1895至1945歷史；而繼任的藍、綠「民主化  本土化政府」，則否定了原國民黨的中華民國。

它的核心原因，仍然是中國（主權與利益）與西太平洋霸權帝國主義的陸/海權之爭，在近120年的較量、攻防中的各種表象。存在於人們思考中抽象的或假設的「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

也因此，本文所舉出的現今台灣史的「第三階段」，亦必然是暫時的。它正在等待被顛覆、否定。

我們至盼包括「台獨」、「獨台」的設計與指導者，以及正在執行與追求者，能站在較高的位置作觀察，以較長遠的時間軌跡，做對照的理解與思考。真愛台灣，就必須有防阻當前人為悲劇發生的天責。（謹以本文紀念77抗日聖戰77周年）

（作者係本刊主筆、大學教授）

2014年的7月7日，是七七抗戰77周年紀念日。提到抗日戰爭，迄今國、共兩黨對彼此在抗戰中的歷史評價仍未取得共識。由於篇幅所限，作為史學交流，筆者在這裡介紹一下大陸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

回歸史學春秋之筆，大陸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從來不是籠統的，而是分層次的。

肯定國民黨抗日史績

2014年6月13日，騰衝國殤墓園響起《安魂曲》，600多名中國遠征抗日將士的遺骸骨灰，在各界人士及騰衝當地民眾的肅立注目下，終於從緬甸各地歸葬 國殤墓園，葉落歸根。幾百名中小學生高高舉起右手，向忠魂敬禮。這是騰衝第二次迎回中國遠征軍抗日陣亡將士在緬甸的遺骸，對忠魂的崇敬和懷念也不是從2014年才開始的。

除了大陸領導人多次公開肯定國民黨愛國官兵的抗戰之外，實際上，無論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前的局部抗戰中，或東北軍愛國官兵奮起抗戰的瀋陽北大營突圍戰、錦州退兵之戰、黑龍江江橋抗戰、一二八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察東抗戰、綏遠抗戰，還是1937年7月後全面抗戰期間戰略防禦階段正面戰場的忻口、淞滬、徐州、武漢會戰，相持階段的1939年冬至1940年春的冬季攻勢、1940年3月的江西上高戰役、5-6月的棗宜戰役、中條山戰役、宜昌戰役，大陸史書上都有明確記載及正面評價，並最晚在1980年代初的大、中學歷史教課書上就如此記述了。

如綏遠抗戰，作為正面戰場局部抗戰中取得完全勝利的重大戰役，當時就被毛澤東稱為「全國抗戰之先聲」。大陸史書評價江橋抗戰：「是中國軍隊第一次有組織的規模較大的抗擊日本侵略的重大戰役，為中國的抗日戰爭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上高戰役：「國民黨軍頑強作戰，打死打傷日軍2.4萬餘人，被稱為抗戰4年來『空前未有之大捷』」；棗宜戰役中「國民黨愛國將領、第1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率部與敵激戰，身先士卒，親自在陣地上與敵白刃格鬥，最後壯烈殉國」。

就戰略防禦階段正面戰場的抗戰，史書指出：「在上述戰役中，國民黨軍廣大愛國將領和士兵，表現了空前未有的抗戰熱情，為保衛祖國英勇奮戰，傷亡達80多萬人，為中華民族做出了很大犧牲，在中國抗戰史上譜寫了壯麗篇章。這些戰役，給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狂妄計畫，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對抗戰的戰略防禦起著重要作用」。其中徐州會戰中的「台兒莊大捷」不僅永著青史，更被大陸拍成電影予以致敬。

1939年1月，毛澤東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刊詞中說：「八路軍、新四軍的這些成績從何而來？其中友軍的協助是明顯的，沒有正面主力的英勇抗戰，便無從順利的開展敵後游擊戰，沒有同處於敵後的友軍配合，也不能得到這樣大的成績。」這是對國民黨愛國官兵抗戰表現的認可。

批評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

正面戰場上國民黨愛國官兵們的浴血奮戰，卻難以扭轉正面戰場的整體敗績。為何？

一是片面抗戰路線揚短避長，放大敵強我弱的劣勢。就抗戰全局來講，蔣介石國民政府雖然擔負著全國抗戰之責，但由於其執行了一條片面的抗戰路線，看不起人民的抗日力量，沒有發動甚至排斥各階級階層的抗日民眾參與抗戰；加之片面抗戰路線必然導致單純依靠正規軍作戰及其消極防禦的陣地戰術，也使得正面戰場上，敵強我弱的劣勢完全凸顯。這就導致在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日寇處於進攻階段，並以正面戰場為主戰場的15個月中，國民政府的軍隊除在台兒莊戰鬥取得勝利外，其他會戰都以節節敗退而告終。

日本長驅直入京、滬、漢、廣，打通南北動脈，華北、華中、華南大片江山淪入寇手，灑滿國民黨廣大愛國官兵抗日熱血的國土，不斷被日本侵略者占領，嚴重打擊了國軍的抗戰士氣。而中國廣大淪陷區、非淪陷區的各階級階層的抗日民眾、團體在缺乏有效領導下如一盤散沙，凝聚不起團結的抗日力量，嚴重流失了民間抗日力量。

二是剿共政策干擾了國民政府的抗戰意願、決心、信念，影響了國民政府的抗戰路線和政策的制定，並導致14年的中國抗戰中，國民政府真正專注於抗日、積極抗日的時間不多。縱觀國民政府的抗日路線、政策，剿共是其念念不忘的核心任務。從九一八事變爆發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期間，國民政府為了盡快剿滅中共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和蘇區，曾以妥協、投降來應對日本侵略，致使當時黑、吉、遼、熱東北四省、華北北部國土大量淪喪。

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開始聯共抗日，但在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日本調整軍事部署，將進攻重點轉向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對國民政府採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迫降為輔的政策，國民政府為了阻止中共在抗戰中發展壯大，又開始尋求與日本的妥協甚至合作，並至少兩次掀起反共高潮。特別是1940年展開「冬季攻勢」之後，國民政府再也沒有積極對日作戰的意圖了。而到戰略反攻階段，1944年日軍展開粵湘桂戰役時，國民政府更採取消極抗日、避戰觀戰政策，使得國民黨軍隊逐漸喪失戰鬥力，導致日軍以8個月的時間佔領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以及洛陽、長沙、福州、桂林四個省會在內的146個大小城市，占領了7個空軍基地和36個大小機場，20餘萬平方公里的國土淪入寇手，6千萬同胞處於日寇鐵蹄的蹂躪之下，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對此，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1944年是抗戰以來「危險最大憂患最深的一年」。

應該說，大陸對國民政府抗日的批評，集中在對其錯誤的路線方針，以及由此而確定的戰術上，因為抗日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與否，對抗日的成敗起著關鍵的作用。而面對外族侵略，反侵略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就在於是否符合中華民族整體的根本利益。這一點對當代的兩岸關係，仍具有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77年前的7月7日晚，日本軍國主義悍然發動了蓄謀已久的盧溝橋事變，拉開了全面侵華的序幕，給中華民族帶來沉重的災難，給億萬炎黃子孫留下揮之不去的傷痛。事變發生後，引起了國內外形勢的一系列變化，吹響了全民族抗戰的號角。

事變前的蔣介石與毛澤東

盧溝橋事變爆發前，中共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計畫曾一度擱淺。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毛澤東在國難日深的情況下，表示紅軍願意在國民黨停止進攻蘇區、保障民眾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保衛中國三個條件下，與中國的任何部隊訂立作戰協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此時的蔣介石因顧慮中日兩國國力、軍力相差懸殊，對日極力「忍讓」,「力避衝突」，同時又以「攘外必先安內」為由繼續「剿共」。

熟料，日本侵華政策既定，亡我之心不死，繼九一八事變後，於1935年又悍然發動華北事變，中華民族陷入危急之中。蔣介石也開始調整其國內外政策，一方面打算利用蘇聯牽制日本，另一方面，試圖調整與中共的關係。

毛澤東鑒於新形勢，提出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等五點意見，同意與國民黨「磋商大計」。但蔣介石沒有接受五點意見，談判未果。

1936年上半年，日本侵略勢力步步深入華北，支持偽蒙軍向綏東、綏北逼進。面對日軍侵略行動的升級，蔣介石表態：「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並召開國防會議，商議局部對日作戰計畫。

對蔣介石對日態度的轉變，毛澤東致信王以哲表示：蔣介石的政策開始有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願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但由於在政權、軍隊、根據地等根本問題上未能完全達成協議，直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國共雙方結束了內戰，卻仍未能建立起統一戰線。

事變後的毛澤東

盧溝橋事變突發，成為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的轉捩點。事變發生後，毛澤東立即致電蔣介石請求其：「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並表示：「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又立即致電國民黨部宋哲元、張自忠等人，請他們策勵全軍，與日寇決一死戰！毛澤東還分別致信宋慶齡、蔡元培、李濟深等人，請他們利用各自的資望和地位，積極回應和推動統一戰線的組成。又致電中共的地方負責人及時與當地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統一對外之陣容。並接受西安救國團體向中共提出的增援華北等四項建議，請他們努力與國民黨政府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

為動員群眾全面抗日，毛澤東出席了各種群眾集會號召全面抗戰。如7月18日延安市民眾舉行援助平津抗戰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報告了盧溝橋事件的經過及最近情況。到會者數千人。大會通過了致29軍將士電，也將為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示威遊行。8月1日，延安召開第一屆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毛澤東出席開幕式並作演講。他說：「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方針，這個方針就是堅決打日本！立即動員全國民眾，工農商學兵，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聯合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的鬥爭！」

在呼籲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同時，毛澤東加緊進行對各路紅軍的改編工作，做好各項應戰準備。他就紅軍改編後的組織序列、各級首長名單、裝備等事宜，接連致電在外談判的周恩來和佈防在各地的軍政首長。鑒於華北危急，而蔣介石又遲遲不下達紅軍改編的命令，7月1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提議將紅軍27軍、28軍、32軍各改為團，加上騎兵團編成一個小師先期調赴河北應戰。

為加強抗日訓練，毛澤東建議紅軍大學增加抗日課程，並親自抽調一批幹部和抗大學員充實各部隊。又派人分赴鄂豫皖、閩浙贛等地，向南方紅軍游擊隊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他還認真研究紅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行軍路線和作戰區域，並致電葉劍英等同防守之國民黨配合作戰，深入敵後，打其後方。在毛澤東的積極主持下，紅軍的改編和抗戰準備工作得以有條不紊地進行，為紅軍早日開赴抗日前線創造了條件。

為闡明中共全面抗戰的方針，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國共兩黨對盧溝橋事變的兩個政治宣言主張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這是對付日本進攻的第一種方針，正確的方針。」但是在平津之間的漢奸和親日派分子積極活動下，還有妥協退讓的第二種方針的可能。必須堅持第一種方針，反對第二種方針。文章還提出實現堅決抗戰的一整套辦法：全國軍隊總動員；全國人民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實行爭取英美同情的抗日外交；宣佈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並立即開始實行；文化藝術宣傳一切合於國防教育，禁止漢奸宣傳；實行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

事變後的蔣介石

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把蔣介石從有限妥協推上了抗戰的道路。

7月8日，蔣介石得知盧溝橋事變後在日記中寫到：「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其時乎？」雖然此時蔣對抗戰尚存疑慮，但仍然指示29軍軍長宋哲元說：「宛平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並令開封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先派1師至黃河以北，在開封、鄭州集中車輛，兩師以上部隊可隨時開動。

7月9日蔣介石迅速調第26路軍總指揮孫連仲部兩個師、第40軍龐炳勳部，以及第85師高桂滋部開赴保定、石家莊一帶馳援29軍。10日面對宋哲元搖擺於戰、和之間的態度，電令其「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又向全國各行營、綏署及各省市發出一封密電交代「全國各地方、各部隊仍應切實準備，勿稍疏懈，以防萬一，是為至要。」這實際上是對全國、全軍的動員令。

除著重對平津華北防衛作具體軍事部署外，蔣介石令何應欽速回南京，籌謀全域對日方針。何應欽受命後連日召集會議商討對策。最終確定對策為：1、關於軍隊作戰序列：將全國軍隊悉數編入抗戰序列，擬定大本營及各級司令部之編制；2、關於彈藥準備及分配：依作戰之要求，分設彈藥總庫及分庫各若干；在長江以北應屯積三分之二，長江以南屯積三分之一。一旦被日軍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3、關於後勤保障及民眾利用：購辦糧秣，積極進行交通通信之整備，成立鐵道運輸司令部，設置兵站。補充兵員及組織訓練民眾。做好全面應戰的準備，為全面抗戰的進行提供重要保證。

在對外方面，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立即命令外交部長王寵惠謀劃對日交涉和抗議。王寵惠受命即密電外交部次長陳介，請其立即派員向日本大使館口頭嚴重抗議，並勸告日方彼此先即停止軍事行動。

王寵惠返回南京後不久，向日駐華使館提出解決事件的三項原則：「一、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二、雙方出動各部隊回原防；三、盧溝橋仍為中國軍隊駐守。」為日本所拒絕。

由於中日直接外交未取得任何成效，蔣介石試圖通過第三國和國際外交活動阻止日本侵略。7月15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在南京向王寵惠提出調解的意見，並問中方是否願意事態擴大。蔣介石得悉之後，即表示:「中國絕對的只謀自衛，不願擴大，並願接受英方斡旋。」日軍不但拒絕這一建議，還將戰爭責任加諸於中國。至此，和談大門被關閉。

抗日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日本的強硬姿態再度刺激了蔣介石。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講，稱「盧溝橋事件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這是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國民政府領導人首次公開發表的聲明，標誌著國民政府對日方針的根本性轉變。

蔣介石在對日方針發生轉變的情況下，受全國各界人民強烈要求團結抗戰的影響，終於9月23日發表正式講話，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至此正式形成。從此，國共走上團結抗戰的道路，最終取得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

回顧歷史，不僅促使我們緬懷保家衛國的英雄先烈，也提醒我們以史為鑒，勿忘國恥，加強團結，只有民族團結才能抵禦強弩；只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實現和平崛起，贏得世界尊重。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

今年適逢七七抗戰77週年，但台灣卻不見一絲緬懷與紀念的氛圍，好似抗戰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與台灣並不相關。透過在廈門舉辦的海峽論壇，我有幸走訪了自己的祖籍地─漳州，感受當地濃濃的閩南風情，用閩南語和當地人溝通毫無阻礙，深刻感受到何謂「兩岸一家親」，很多人會說「這裡好像台灣」，但我想更精確的用詞應該是「台灣好像這裡」。只是如今在台灣，這類血濃於水的論述被政治抹煞，取而代之的是「一中一台」的分離論述，獨派用各種「歷史案例」來切斷兩岸的聯繫。

台獨最喜愛的歷史證據之一就是清朝棄台，說台人自乙未割台後與大陸已無瓜葛，台人對中國的認同自日據之後早已低落，更有甚者還開始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好，高唱台日民族間的融洽，但真相是如此嗎？日據時代台灣人的祖國意識真的如此淡薄嗎？尹章義是少數否定這種觀點的台灣史學者，其著作《台灣近代史論》中，各種台灣人從外觀到文化都不忘祖國的事實俯拾皆是。

不同族群相處首先是區別自己與他族的不同，陳鵬仁教授曾說，「我是台灣人」這句閩南語，是從日據時代才開始有的，意思就是「我們不是日本人」，藉此區隔台日雙方。除了語言之外，辨識一個人的族群，最主觀的認定方式就是他的外表與穿著，因此當日本殖民政府佔有台灣後，總督府即鼓勵台民「斷髮剪辮」。台民為了反抗日本的殖民，區別台人與日人的不同，因此抗拒斷髮，還成立了「保髮會」，要「留以辮子，以見滿清先帝於地下」，在如此強烈的祖國意識下，日本的斷髮政策難以推行。殖民統治的8年後，在台北地區的斷髮人士僅李春生、辜顯榮等28人，讓日人顏面盡失。

一直到1915年（民國四年），台灣總督府推行斷髮運動，舉行集體斷髮儀式，不從者依「保甲規約」處罰，才在台斷髮成功。台灣作家張深切記錄自己的斷髮經驗：

「在剃髮當兒，我們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今日剃頭受日本教育，權作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宗之靈。跪拜後，仍跪著候剪，母親不忍下手，還是父親比較勇敢，橫著心腸，咬牙切齒，抓起我的辮子，使勁地付之并州一剪，我感覺腦袋一輕，知道髮已離頭，哇地一聲哭了，如喪考妣地哭得很慘，父親好像殺了人，茫然自失，揮淚走出外面…。」

如此悲傷沉痛的故事如今我們幾乎看不到，忘記了我們的祖先是如何強烈的不願去中國化。

除了外表服儀之外，台民也在語言上力抗日本的「國語」教育，許多人把孩子送到私塾(日人稱為書房)去學習中文，知識分子與文人則結成詩社，保存民族文化。有志之士更呼應同一時期大陸的五四與新文化運動，大力推動台灣的新文學運動，知名作家張我軍在〈文學革命運動以來〉一文中說「我台灣自割歸日本帝國以來，因種種的關係，對於中國的事情，不可得而知…我們知道『中文』於我們台灣人是斷斷不可缺的，我們不但應當極力保存『中文』，而且要極力昌盛中文才是」，可見台灣文人寄託文學表彰民族精神，絕非獨派有心人士所言，台人多用日語，對中文早已遺忘殆盡。

就是這樣普遍存在於民間的祖國意識，使得台人從武的對抗到文的抗爭，50年的殖民期間，從不曾停止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抗。更以各種方式，設法將抗日的思想流傳下去，尹章義在樹林作田野調查時，就尋訪到了當年瘋傳的一本抗日書籍。當地耆老張福祿，拿出一本他偷印的「燒餅歌推背圖」，翻到其中的的第四十五象，圖中兩個人手持長矛刺向太陽，張福祿說這象徵了只要中國人團結，必定打敗日本，這本書是他的一個朋友，在七七事變後從上海帶回，一時轟傳眾人搶閱，張先生依樣畫葫蘆，偷印給眾多親友。這樣的故事告訴我們，抗日的意識在台灣民間是如何的普及與廣泛，所謂「台日融合」僅存在於少數皇民化成功的家庭，大多數台灣人民根本不接受。

長期以來，台灣統派較少有人研究台灣史，結果讓獨派掌握了台灣史的話語權，並將中國史切割為外國史，配合政治上「不愛台灣」這頂民粹帽子的操作，把統派打的七葷八素、難以招架。其實台灣史中有眾多材料可以拿來反駁獨派，只要有更多人投入台灣史的研究，奪回失去的歷史話語權，就必能在輿論上扭轉劣勢，打破台獨一言堂的扭曲與壟斷。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生)

盧溝橋的槍聲揭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從此「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東西南北」，展開了攸關全民族存亡的反侵略聖戰。經過了八年的艱苦犧牲奮戰，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也成為我們一般人習慣的用詞。

有學者指出，中國對日抗戰應該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開始，到1945年抗戰勝利，共計14年。也有學者主張，早在甲午戰敗被迫割台之後，台胞即進行武裝抗日，到1945年台灣光復，前後長達50年之久。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14年抗戰或50年抗戰都言之成理，但如以九一八事變或乙未台胞武裝抗日作為抗戰的起點，則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北軍不開一槍全部撤離，次年日本成立偽滿洲國，日軍進而佔領熱河，並向長城各隘口進犯，產生轟動一時的「長城戰役」。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態度基本上是不抵抗政策，而且在日本政府要求下壓制民間的反日行動，並集中兵力對江西蘇區的紅軍進行圍剿，迫使紅軍遠走陝北，即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此時全國同胞要求抗日的情緒高漲，而國府強調「攘外必先安內」，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全國團結一致對外的情勢才告形成，半年後就爆發了盧溝橋事變。

至於乙未台胞抗日之役，基本上是台灣民間組成的義軍對抗日本的正規軍，雙方實力懸殊，義軍孤立無援，只能以悲壯失敗收場。此後台灣只出現一些零星的抗日行動。因此，把乙未台胞抗日視為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先聲極具卓見，但如作為抗日戰爭的起點，則缺少連慣性。

七七之後短短10天，華北日軍即在河北豐台成立最高司令部，對29軍主動攻擊，師長趙登禹、佟麟閣壯烈殉國，日軍旋即佔領北平。8月13日日本動員陸海空軍10餘萬人進攻上海，爆發震驚世界的淞滬之戰，國軍奮勇抵抗三個月。同年12月南京陷落，日軍進行瘋狂的「南京大屠殺」。此前，國府宣布遷都重慶，準備長期抗戰。全國各地與日軍大小戰役數以百計，皆在缺乏外援，以落後的武器艱苦作戰。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中國正式對日宣戰，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聯合成統一陣線，堅苦的對日抗戰才步入一個新的階段。

綜上所述，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全國凝聚一致抗日的意志；兩國以正規軍交戰，並正式宣戰。除正規軍以外，民間亦自動發展地方武裝力量，組織游擊隊與日軍周旋，成為名副其實的全民抵抗侵略的聖戰。

八年抗戰，與乙未、九一八之抗日當然也有密切的關係，由於抗日戰爭贏得最後勝利，台灣得以光復、滿洲國崩解，東北恢復為中國領土。這都是八年抗戰最偉大的貢獻，盧溝橋事變在中國現代史上實具有不朽的地位。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

對日抗戰是中國人生死存亡的一場大戰，總計有22次大會戰、1,117次重要戰鬥、38,931次小戰鬥、軍隊死亡321萬1,419人以上、平民死亡3,000萬人以上。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在漫天煙火的中國土地上，一批台灣熱血青年也拿起刀槍，加入反日本侵略戰爭，他們分布的區域很廣，包括湘粵黔戰場、華北戰場、福建戰場、滇緬戰場等。

林正亨血戰崑崙關

1938年10月21日日軍攻佔廣州，25日武漢也陷落日軍之手，自此之後，在湘粵桂戰區，相繼爆發長沙會戰、粵北攻防戰、崑崙關等戰役。在湘、粵、桂、黔戰場上效力的台灣軍人有鄒洪、陳漢平、王民寧、林正亨等。

1939年11月中旬，日軍第5、第28師團從廣西南部欽縣、防城登陸，進攻桂南，11月24日攻佔南寧，企圖截斷桂越國際交通線，在桂南之役的攻防戰中，當時身為中央軍校教官的台籍軍人陳漢平，率軍校學生參與其間。1939年12月4日，日軍攻佔崑崙關，國軍第38集團軍徐庭瑤總司令所屬第5軍在軍長杜聿明率領下，12月31日克復崑崙關，1940年2月8日日軍又奪回崑崙關。戰役中，台籍軍人林正亨隨第36軍姚沌部在廣西作戰，他擔任第96師少尉軍官，與日軍第五師團在崑崙關作戰，在日軍包圍中死戰突圍，幾天未吃飯，被日軍砲彈打中鋼盔，繼續率30多名士兵死戰，只剩10餘人，終於脫險。

林正亨，1915年生，是霧峰林家的傑出子弟，他1937年在南京考上中央軍校第15期，因為軍校隨國民政府西遷，1939年9月在成都畢業。

鄒洪長沙會戰鞠躬盡粹

湖南戰場上重要的長沙會戰，有台灣人鄒洪參與。

長沙會戰共三次，日軍想攻下長沙，打通粵漢鐵路，會戰的主要指揮者是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

1941年9月6日第二次長沙會戰爆發，9月20日日軍渡過汨羅江，國軍力拒，雙方惡戰到9月26日，其間李玉堂第10軍戰力平均損失32%以上，蕭之楚第26軍在甕江被日軍包圍，經血戰後突圍，所屬第44 師傷亡達24%，國軍情勢相當不利，此時幸有援軍鄒洪、夏楚中、王耀武率部趕到湖南支援。鄒洪是9月29日率暫編第2軍從廣東抵株州馳援，在他力戰之下，終於擊潰日軍第3師團，立下戰功，長沙會戰於10月17日結束。

第三次長沙會戰結束後，鄒洪於1942年2月升任35集團軍副總司令，仍兼第2軍軍長，轉戰湖南、廣東。1945年1月擔任粵桂邊區總指揮，糧餉缺乏，與士卒同甘苦，曲江淪陷，民眾驚慌，鄒洪努力安撫百姓，4月16日以勞苦病逝任所，享年49歲，葬於粵北。戰後，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陸軍上將。

鄒洪是新竹人，1897年生，畢業於保定軍校第8期砲兵科，與陳誠、羅卓英同期，北伐期間擔任第四集團軍野戰砲團團長，1931年累升至陸軍第43師師長，1932年參加江西剿匪之役，1933年擔任委員長南昌行營陸軍整理處處長兼辦公廳主任，1936年任粵漢鐵路警備司令、廣東省保安處處長。抗戰爆發，任廣東省保安副司令、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

黃國書豫西殲滅日軍主力

日軍於1945年3月29日發動「豫西會戰」，目標是西峽口與老河口這兩個據點。台灣軍人黃國書參與此一會戰。

日軍企圖破壞陝南、豫西及鄂北之空軍基地，以確保其平漢鐵路南段之交通，南漳幾進幾出，襄陽、樊城國軍失而復得，戰況激烈，老河口於4月8日被日軍攻陷。日軍對豫西的第31集團軍發動攻擊，此集團軍總司令為王仲廉，曾參加南口之役與台兒庄會戰，黃國書在他的集團軍下擔任第78軍新43師師長。黃國書於會戰中參加豫西武關、前門、西峽口的戰鬥，浴血奮戰10晝夜，殲滅日軍主力部隊，使戰局轉危為安，1945年6月8日，黃國書率軍進攻丁河店及1180高地的日軍，鏖戰10天。抗戰結束時，黃以軍功升任國軍第90軍副軍長，官拜陸軍中將。

黃國書，1906年生，新竹人，少時目睹日本警察欺凌百姓，激發民族意識，潛回中國，進入南京暨南中學、暨南大學就讀，攻讀政治經濟，並加入國民黨，旋投筆從戎，到日本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及砲兵專科學校就讀，後在中央軍校、陸軍砲兵學校及軍官團擔任教官，並任砲兵學校戰術主任及研究委員。旋奉命赴歐美考察部隊機械化及砲兵問題，入法國砲兵專科學校及法國戰術研究院深造。戰後黃國書返台從政，曾任立法院院長。

另一位參加華北戰役的是劉定國。1937年8月，劉定國剛從南京的中央軍校第11期騎兵科畢業，被派在第17軍團軍團長胡宗南的部隊，在第76軍軍長李鐵軍部擔任少尉，在隴海鐵路沿線的陝西、山西、河北、河南一帶與日軍作戰，於隴海鐵路旁邊的陝州，被日軍擊中，子彈貫穿左腿，幸而不死。

劉定國是苗栗人，1913年生，祖父劉鼎文曾領導苗栗義軍，於1895年乙未割台時奮勇抵抗日軍，擔任苗栗地區義軍總指揮。

陳守山福清戰役奮戰負傷

1941年4月19日，日軍攻佔連江、長樂，繼而進攻福清。福清是福州烏龍江以南重鎮，也是馬尾軍港的屏障，福廈公路北段的交通樞紐，戰略地位重要。4月21日日軍進一步攻佔福州，意圖控制閩江出海口，利用馬尾軍港作為台灣海峽中途站，日軍在福州附近要地派兵駐守，為了不讓日軍以馬尾作為進犯中國的中途站，駐閩國軍發動反攻。國軍第三戰區長官命令李良榮率領所部南下，攻取福州，同時命令福建保安處派出部隊，攻取福建外圍之福清縣，以便與李良榮部呼應。

國軍於1941年4月下旬發動反攻，展開「福清戰役」，國軍從梧州地區集結，沿福廈公路挺進，通過南山隘口，北上時在宏路遭受日軍砲兵砲擊，造成國軍官兵傷亡，國軍反攻，日軍被擊潰。攻下宏路後，繼續進攻福清縣城，日軍受兩翼夾擊，恐歸路被切斷，向馬尾撤退，撤退時，日軍於陣地內施放毒氣。國軍在26日收復長樂。

在福清戰役攻防戰中，台籍軍人陳守山當時擔任連長，戍守在福建莆田，擔任海防，在團長陳輇之指揮下，參與此次戰役，與福建馬尾日軍進行殊死戰，戰況猛烈，陳守山在戰役中腿部受傷，血流不止。

陳守山是台北人，1921年生， 1939年8月進入中央軍校第三分校第16期就讀，畢業分發福建保安第三團，任排長，團部在福州西南永泰縣嵩口鎮。陳守山後來在台灣歷任要職，1989年由台灣警備總司令調任國防部副部長，1991年6月退休。

林正亨滇緬戰爭九死一生

1941年12月20日日軍飛機空襲昆明，次年1月20日日軍自泰國進攻緬甸，2月6日攻佔仰光，滇緬公路入口被切斷，中國組成遠征軍進入緬甸。在眾多進入印緬戰場的青年軍人中，之前參加崑崙關之役的台籍青年軍官林正亨，也加入那一場聖戰。

1944年，杜聿明在四川奉命組建遠征軍到緬甸抗日，遠征軍統轄12個師，換用美式裝備，第一批於4月15日從雲南開入緬甸。林正亨報名參加遠征軍，7月他從四川坐汽車到雲南參加整訓，後乘飛機到印度、緬甸，擔任步兵團指揮連連長。

1945年春國軍和日軍作戰，從緬北戰到緬中，日軍望風敗北，3月在緬中結束最後一役，林正亨帶領一個連追擊敗退的日軍，日軍瘋狂反撲，他是上尉連長，與8名日軍搏鬥， 身受16處傷口，幸而被同袍救出，在緬甸軍醫院住院4個月，1945年4月轉印度治療，9月底回到雲南繼續養傷，雙手因為傷到筋，成了半殘廢，所幸還能寫字。

戰後，林正亨變成國民黨軍隊的編餘人員，只得到一些遣散費，回到重慶，國民黨政府未予安置工作，最後在其妹妹林雙盼的男朋友魯明安排下，進入「勞動協會」工作，做的是碼頭工人的工作。

（作者係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一般人受到《變形金剛》電影的影響，總以為電磁砲是發射電磁波或光束之類的科幻武器。其實，所謂電磁軌道砲（Railgun，亦稱電磁砲或磁軌砲）仍發射實體砲彈，只是發射時採用電磁推進，不同於傳統火藥推進。此種電磁推進模式也應用在航艦的電磁彈射系統（EMALS）。要達到推送砲彈或飛機的程度需要極大動能，因此，如何在瞬間產生足夠電能並穩定輸送至磁圈裝置，最後以極大動能推送物體，就成為各國研發電磁砲的主要課題。

電磁的運作原理

1918年便有專家開始研究電磁推進的可行性，1980年代也曾有中東地區的火砲教父試圖研發長程軌道砲，利用層層疊架的超長軌道砲管發射砲彈，號稱最大射高可以突破大氣層，最大射程和彈道飛彈相當。隨後該名專家遭暗殺身亡。不過，若從各國的研發進度來看，電與磁的研發比重仍以電為大宗，目前有美國、俄羅斯、中國、土耳其、日本等國研發電磁砲或電磁彈射系統。

一般常用「佛萊明定律」解釋電磁砲，但實情並非如此簡單。電磁砲的原理和單極馬達相似，以電流產生的「勞侖茲力」（Lorentz force-運動於電磁場的帶電粒子所感受到的作用力）加速物體，使其沿平行導軌移動，並進入下一個軌道繼續加速。而電磁砲與傳統馬達的差異，在於其內部結構不需要場磁鐵（永久磁鐵）。

電磁砲的基本結構由單環電流組成，需要極大電流（超過100萬安培）來產生足夠的砲口初速。常見類型是利用驅動電流通過平行導線，增加電樞產生的磁場（類似直流串繞馬達），稱為增強型磁軌砲，可減少電量需求。電樞被用以加速絕緣、不導電的子彈。通常固態金屬導體是電磁砲電樞較好的材料來源，但也可以使用電漿電樞與混合電樞。與傳統火砲以火藥推進的原理相同，電漿電樞以類似的方式推動非導體的固態載荷。電漿電樞以電漿將金屬電樞與導軌連結，在速度超過閾值後，固體電樞亦能轉為混合電樞。

目前有2種原理：電磁線圈和電磁軌道。應用電磁線圈原理的電磁砲，缺點是能量效率低、體積龐大、高速發射砲彈時需要很長的砲管等。不過，電磁線圈原理已成功應用在美國福特號航艦上的電磁彈射系統，中國研發的電磁彈射系統也是採用電磁線圈原理。而電磁軌道比電磁線圈更加靈敏，其2根導軌是2個電極，砲彈則是可滑動的電刷。當2個電極通電時，就能讓能量在瞬間集中釋放出來，產生電磁力推送砲彈。因此，電磁軌道砲在較短砲管內能將砲彈加速到超高速，體積小於電磁線圈砲，且能量效率高。

軍事運用

電磁砲的砲口初速遠高於傳統火砲，極高的砲口初速可延長射程，並增加命中目標的速度，使其剩餘動能產生爆炸效果摧毀硬性/軟性目標。因此，若能研發重量輕、穩定的電源供應技術，系統總體積和重量將小於火藥推進的傳統彈藥，甚至小一號的電磁槍也可能問世。電磁砲的慢動作試射影片中，常出現砲彈被火團包圍，是因高速摩擦空氣產生的結果。不過，電磁砲的砲彈和導軌直接接觸而產生高溫，會發生導軌燒灼現象。

英國航太系統公司（BAE Systems）展示電磁砲原型砲彈，砲口初速達7.5馬赫，命中目標速度達5馬赫，採用脫殼翼穩設計。而美國廠商提供的相關影片，則透露未來電磁砲的砲彈將內含大量次彈械（子母彈），並利用高速彈幕殺傷目標。美軍認為電磁砲的最大射高超過20公里，可以充當中高空防禦系統。除了攜彈數量較多，電磁砲的發射成本也遠低於中高空防空飛彈。

目前電磁砲仍處於研發試射階段。美國GE公司和英國BAE Systems均已推出先導量產型的電磁砲。未來美軍有意先安裝於聯合高速運輸艦（JHSV）艦艉的直升機甲板上，以進行測試。日前川普公布的川普級巡洋戰艦也將配備電磁軌道砲。2025年4月，日本海自實驗艦「飛鳥號」（JS Asuka, ASE-6102）的電磁軌道砲曝光，引發各界關注。據傳該型電磁軌道砲將用於防空作戰，攔截高速目標。稍早飛鳥號已進行電磁軌道砲測試，成功命中並穿透靶艦鋼板。

實際上，電磁也廣泛應用於其他生活層面，如磁浮列車、電磁爐等。未來藉由電磁的導入，軍武層面的應用將更為廣泛，如電磁砲、電磁槍、電磁彈射系統、甚至電磁防護罩等。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目前中國海軍的艦艇數量是世界第一。從小型水面艦、中大型軍艦到航空母艦，中國大陸海軍均能自行研製。其中055型飛彈驅逐艦是目前噸位最大的驅逐艦，也是中國歷次海上軍演的常客，隨著第一批次逐漸服役成熟，第二批次的建造工程也緊接在後。055型的服役，使得中國海軍與整個亞太情勢發生實質變化。

055型研發背景

中國大陸的海軍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數量）最大的海軍。雖然在綜合戰力指標中，外界會認為中國海軍相對缺乏實戰經驗，聯合作戰的指揮鏈能否發揮實力，仍有待檢驗。本文認為，中國海軍在實戰經驗上的確無法和美軍相比，但在「造艦能力」上已是世界一流。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於2024年發布的「中國海軍現代化」報告，2023年中國海軍船艦數量（328艘），首次超越美國海軍（289）。又據美國海軍新聞網（USNI）預估，到2030年以前，中國海軍將擁有435艘艦艇，美軍則擁有294艘，中國大型艦艇已逐漸改變第一島鏈的安全生態。英國「皇家聯合三軍研究所」（RUSI）認為，055型飛彈驅逐艦優於美、日兩國現有的驅逐艦。

2014年武漢船舶設計研究所發表055型飛彈驅逐艦模型設計，2017年首艘南昌艦開始建造，2020年正式服役，至今第一批次8艘全數服役於北部與南部戰區。第二批次從2023年開始建造、預計2027年全數完工，未來計畫再建造6艘，服役於東部與南部戰區，未來14艘055型驅逐艦將成為新一代中國海軍的骨幹。

055型設計與性能

從外觀來看，055型飛彈驅逐艦較為簡潔，具備一定程度的匿蹤效果，標準排水量約10,000噸，滿載排水量約13,000噸，長度180公尺，寬度20公尺，吃水約6.6公尺；武器系統方面，艦艏配備64具垂直發射系統（VLS），艦艉配備48具垂直發射系統，垂直發射總量達到112管。相對的，美軍第七艦隊的柏克級神盾艦配備96具垂直發射管，南韓海軍世宗大王級驅逐艦配備128具垂直發射管，日本愛宕級護衛艦配備96具垂直發射管，台灣海軍紀德級驅逐艦則配備68枚彈藥基數。在自動化垂直發射已成主流的今日，「雙臂飛彈發射器」反而不利於衝突時的接戰速度，在應對「高強度飽和攻擊」時將出現瓶頸。

從以上載彈量能可看出，目前外界普遍預期055型飛彈驅逐艦會有14艘服役，將擁有1,568枚各型飛彈，能應對各種複雜的作戰模式；從近程防空到高超音速的打擊，顯現出中國海軍在戰略主動權上的彈性與靈活，可依據作戰需求的不同，攜帶海紅旗-9B/C防空飛彈，射程預估達200公里以上；鷹擊18反艦飛彈射程預估約600公里，末端飛行速度達3馬赫；鷹擊20高超音速反艦飛彈射程預估約1,500公里；紅旗26反衛星飛彈射程高度預估400公里，被視為中國版的標準三型飛彈。艦艉配備2架直20F反潛直升機，性能與美方SH-60F海鷹反潛直升機相當。

在雷達、電戰系統上，055型飛彈驅逐艦配備S波段有源相控陣列雷達，在一體化的桅杆上裝有X波段雷達。從物理的角度來說，S波段雷達適合「長距離搜索」與氣象觀測；X波段雷達適合航海導航、射控與氣象追蹤，適合「近程追蹤」，兩款雷達同時安裝在055型驅逐艦，使得整艘艦在追蹤、射控與導航上，兩款雷達能達到相輔相成的作用。

戰術/略與外交的應用

從055型飛彈驅逐艦的武器搭配可以推估，該型艦艇已具備艦隊區域防空作戰能力、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與反衛星作戰能力，在實際的編隊作戰中，能擔負旗艦，負責艦隊防空、反艦作戰，其綜合性能已能和美軍勃克級神盾驅逐艦（Burke class destroyer）、日本摩耶級驅逐艦一較高下。然而，在中國海軍的戰略規劃下，中國海軍將原本的「近海防禦」路線與「遠海衛護」路線相結合；外交上，堅持捍衛中國的核心利益，在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上，中國定調不走回強權必霸的老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強權興衰的歷史中，霸權與第二強權似乎註定會發生戰爭，這其實也加深了西方國家對中國有「強軍夢」的疑慮，但中國始終未以武力方式與西方霸權發生衝突，對於區域衝突仍舊保持相對克制，而且從未派遣實際兵力前往中東、南美區域衝突點進行協防或調停。

結語

美軍雖然擁有豐富的實戰經驗，但其工業製造的基礎已遠遠落後於中國，若將軍民合一的角度納入，中國在造船工業上已獨占鰲頭，而川普仍得與南韓的韓華與現代兩家造船廠合作，共同推動「讓美國造船再次偉大」（Make American Shipbuilding Great Again）的計畫。解放軍則僅靠國內完整的供應鏈支持，按部就班，即可達成中國的強軍政策與民族復興目標。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