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台灣光復69周年當天，台灣各地舉行了多場活動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台北市中山堂前尤其熱鬧，有多批人先後到此獻花致意。中山堂（原名台北公會堂）在台灣歷史有著特殊意義，1945年10月25日，台灣戰區受降儀式正是在這裡舉行的，由此日本對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正式宣告結束。

上午8點半，全球華人紀念抗日協會聚集了抗戰老兵在中山堂「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紀念碑」前獻花致意，儀式結束後，抗戰老兵參觀了中山堂內舉辦的抗日戰爭紀念圖片展。

上午10點，中國統一聯盟等社會各界人士也來到中山堂紀念碑前舉辦「台灣各界慶祝台灣光復69周年」活動。活動一開始，與會者高唱台灣光復歌：「張燈結綵喜洋洋，勝利的歌兒大家唱……不能忘，常思量，中華民族天長地久，不能忘」。會眾還向紀念碑行三鞠躬禮，並向烈士獻花致敬。

統盟第一副主席李尚賢致辭說，李扁推行「去中國化」政策，稱日本投降為「終戰」，取消光復節放假規定，就是要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歷史聯結。他呼籲馬政府應恢復光復節為假日，加強對台灣光復歷史的研究，以真實歷史豐富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

《觀察》發行人紀欣表示，統盟已故榮譽主席周合源數十年前就提出「唯有中國再統一，才是台灣真光復」，歷史不能選擇，但我們可以把握現在，創造未來。她還呼籲，兩岸應共同規劃明年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70週年的慶祝活動。學者戚嘉林則表示，台灣光復時，全台民眾歡騰慶祝回歸祖國，原動力就是視中國為祖國的意識。

中午12點，中華統一促進黨協同兩岸69座宮廟，在台北市鎮江街舉辦祈福祭祀活動，並以踩街形式慶祝抗戰勝利。下午1點半，由兩尊國姓王爺、69尊哪吒三太子神轎、69尊電音三太子率領的女子北管樂隊、花車及醒獅鼓、蜈蚣鼓等陣頭隊伍，從鎮江街出發，浩浩蕩蕩，進入中山堂光復紀念碑前，向兩岸抗日烈士致敬。

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在中山堂前致辭時表示，台灣光復是兩岸軍民堅苦卓絕、浴血抗戰的成果。紀念台灣光復日，是為了緬懷先烈，永記歷史，珍惜當下。祈盼兩岸抗日烈士的英靈永享安寧，祈盼兩岸在和平歡樂的氣氛下再度團圓，共創幸福安樂的未來。

下午2點，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以「清理殖民意識、伸張歷史正義、促進兩岸和解」為主題，在高雄舉辦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暨台灣光復69周年座談會。論壇召集人吳榮元表示，台灣光復日是對日抗戰勝利、一雪甲午之恥、寶島復歸中國的重要紀念日，在中華民族復興史上寫下了重要一頁，這是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歷史記憶。

10月25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在盧溝橋抗戰紀念館舉辦了「紀念台灣光復69周年座談會」。抗戰館館長沈強表示，為更好地反映台灣同胞的抗日歷史，牢記抗日英烈先賢的豐功偉績，抗戰館已正式啟動擴建工程及「台灣同胞抗日鬥爭史實專題展廳」的建設。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會長邱秀芷和多位常務理事出席了座談會。

據介紹，抗戰館此次改建、擴建工程，建築總規模為15,100平方米，其中展陳區域6,190平方米、藏品庫區2,368平方米，計畫於2015年10月完成，而「台灣同胞抗日鬥爭史實專題展廳」也將同時對外開放。

座談會上，與會人員表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有著共同的歷史記憶；兩岸同胞應牢記歷史，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構建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為實現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復興而共同奮鬥。

當天出席座談會的台灣畫家楊炳輝，曾在今年6月向抗戰館捐贈一批台灣反侵略鬥爭的文物，其中包含其祖輩留下的槍枝、彈藥等物品。楊炳輝說，那些槍枝彈藥是他祖父犧牲前埋在地下的；五、六十年後挖出來時，已經都鏽跡斑斑。楊炳輝表示，作為台灣抗日志士後代，他願意將它們獻給抗戰館，於台灣抗日鬥爭史實展覽中展出。

此外，在台灣光復69周年之際，台盟中央、全國台聯人員也曾到抗日紀念館，向抗戰烈士獻花，並參觀抗日戰爭專題展覽，緬懷抗戰先烈，特別是台灣同胞在抗戰中的英勇事蹟。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69周年。在這樣的時刻，探討與思考甲午及對日抗戰給予人們的啟示，應該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在120年前的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戰敗，被迫割讓台灣，台灣與澎湖地區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台灣民眾也成為所謂「棄兒」，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甲午割台給中華民族與兩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這傷痛的記憶與悲情的種子，也是當今海峽兩岸關係發展與中國完全統一進程中的重要障礙。應該承認，甲午割台的負面影響遺害至今。

甲午戰敗割讓台澎，昭示我們一個道理：那就是國強則立，國弱則敗。從中我們可以得到的啟示很多，至少有以下三點：

啟示之一：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近代歷史告訴我們：落後是要挨打的。「民族強盛，是同胞共同之福；民族弱亂，是同胞共同之禍」。甲午戰爭12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來審視國際形勢與東亞格局，當我們看待中國自身的發展與崛起時，應該深刻地認識到中華民族必須堅定不移地走民族復興之路。「求和平、謀發展與促合作」雖已是時代的潮流、民意的主流，但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卻並沒有根本改變。

在中華民族發展與崛起的過程中，面臨著外在力量的猜疑與疑慮甚至遏制，需要我們同心同德。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發展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有發展與自強，才能在紛爭的世界中自立。

啟示之二：台灣的命運和大陸的命運始終緊緊聯繫在一起。120前中國積貧積弱，導致台澎地區被割讓；69年前抗日戰爭的勝利，台澎地區回到了祖國懷抱；60多年來兩岸之間的分離，又讓中華民族備受國家不統一之苦；過去六年多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讓台灣經濟與民生分享了大陸改革開放的機遇和成就。有100萬台商是伴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而做大做強的。歷史證明：台灣的發展是始終與大陸的發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台灣前途也是與中國夢息息相關。

啟示之三：兩岸關係未來需要兩岸民眾共同創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不能選擇，但現在可以把握，未來可以開創。」近代中國不幸的歷史已經成為過去，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握當今，共同開創美好的未來。六年多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實踐已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這是一條維護兩岸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走向民族復興、造福兩岸同胞的正確道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是大陸方面所提出，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兄弟同心，其利斷金」 ，只有兩岸同胞互相扶持，共同參與到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中國夢」才能早日成真。尤其在當今國際與東亞局勢複雜多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充滿機遇與挑戰的新形勢下，如何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是當務之急。為此：

首先，大陸需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無論是兩岸和平發展還是最終的和平統一，大陸自身的發展和實力居關鍵性的地位，實力需要硬實力與軟實力，需要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政治文明與民族富強。

其次，需要兩岸雙方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深化維護「一中框架」的共同認知。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錨，是定海神針，錨定了，才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第三，需要團結兩岸同胞特別是台灣同胞，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眾人拾柴火焰高，兩岸關係的主體是兩岸民眾，只有更多的兩岸民眾，特別是台灣民眾投身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業裡來，才能凝聚更多的智慧與力量，才能厚實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包括民意基礎，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第四，需要爭取更多台灣民眾對統一的認同。和平統一需要多數台灣民意的擁護和支持。在這方面，大陸對台工作與統一工作可謂任重道遠。

只有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積極務實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國家完全統一進程的不斷演進，才能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員）

今年9月3日，習近平與馬英九分別以慶祝「抗戰勝利紀念日」與「九三軍人節」的名義，在北京盧溝橋與台北忠烈祠舉辦慶祝活動，這實在是值得慶幸的大事。不過，從事口述歷史工作長達兩年的筆者，希望兩岸能進一步還原抗日戰爭的歷史，來實踐海峽兩岸的和解。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所宣揚的是，國民黨單方面解讀的抗日戰爭史，所以我們從小對共產黨在敵後從事游擊戰的歷史非常陌生。一直要等到我在台灣訪問了一些曾經在淪陷區長大，親身接觸過8路軍或者新4軍的老外省人以後，才知道共產黨在農村確實同偽軍打了不少的游擊戰，為當「亡國奴」的敵後居民出了一口悶氣。

即便是立場非常反共的國軍老兵也都指出，他們在戰場上與日軍作戰的時候，都高歌《義勇軍進行曲》、《游擊隊歌》，由此可見在激勵國人抗日士氣方面，共產黨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功不可沒。

甚至，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以前，就已有如楊靖宇、趙尚志與趙一曼等中共黨員，與來自朝鮮與蒙古的共產黨員一同組織了東北抗日聯軍，在白山黑水中從事反滿抗日運動，然而由於海峽兩岸的隔絕，這段壯烈的史蹟在台灣直到今天仍鮮有人聽聞。

縱然共產黨的游擊戰起到了牽制日軍的作用，但是無論翻閱中日兩方，甚至於德國、蘇聯、美國與英國的檔案來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代表中華民族戰勝軸心國集團，光復了台灣、澎湖與東北，甚至參與創建聯合國的都是國民政府。

尤其，今天在台灣推動統一運動的人不乏當年國軍將士的後代，大陸當局要撫平內戰在兩岸人民心中所造成的傷害，就應該承認當年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政府是國民政府。

馬英九自2008年上台後，確實有別於李登輝，舉辦了許多的抗戰紀念活動，不過紀念的對象不是中美空軍混合團，就是中國駐印軍，今年則選擇了向當年參加緬甸密支那戰役的國民革命軍新6軍官兵致敬，他們背後似乎都有美國的影子存在。

筆者並不否認美國是擊敗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也不否認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提供給國軍不少的援助，甚至還在去年前往新竹空軍基地，參加了紀念中美空軍混合團空襲台灣70周年的活動，向當年同我空軍健兒並肩作戰的美國飛行員致敬。然而，抗戰時提供援助的國家並不只有美國，不要忘了早期在淞滬戰場上差點把日本人趕下黃浦江的國軍弟兄，頭上戴的可是來自於德國的鋼盔。

我們更不應該忘記在陳納德組織「飛虎隊」前，就已經有227名蘇聯飛行員戰死在中國的土地上，所以若真要紀念外國友人的援助，又怎麼能忽略掉德國與蘇聯的貢獻呢？更何況，我們也不要忘記，美國的不肖商人在侵華戰爭爆發初期，還販售大量廢鐵給日本人去製造炸彈來殘害中國人呢。

其實，當年無論是美國、德國還是蘇聯，都是出於自己的國家利益而援助中國，因此馬政府不必過度地討好外國「盟友」，反而忽視了自我。

筆者以為，抗日戰爭真正的主角是那些不分黨派，來自於農村的基層士兵。

當年中央軍在戰場上固然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團結了不同派系的部隊抵禦外侮，但是郝夢齡、陳安寶、唐淮源、李家鈺、饒國華、王銘章、佟麟閣、張自忠與趙登禹等在抗戰中犧牲的9名國軍將領中，沒有一位是黃埔軍校畢業的。

尤其1938年到1941年，也就是中央軍部隊被打到幾乎全軍覆沒，美國又還沒參戰那一段最孤立無援的時刻，是靠著上百萬教育與文化水準不高，穿著草鞋的「農民兵」，才頂住了日本人的攻勢。

無論是中央軍、雜牌軍、共軍甚至於偽軍士兵，都來自於中國的農村，無論是出於志願還是被拉的壯丁，他們都憑藉著自己的血肉之驅，築起了保衛中華民族的長城，所以在紀念抗戰勝利活動的時候，首先要感謝的應該是這一批人。

這兩年來訪問老兵的經驗告訴筆者，廣大與日軍戰鬥的中國軍人，尤其是農民兵，並沒有太多機會接受共產黨或國民黨的政治教育，很多人甚至在無數次的戰役中被不同的敵人俘虜來、俘虜去，有的當過國軍，有的當過共軍，有的還不小心成了偽軍。不過，提起當年與日軍戰鬥的歷史，沒有人不感到驕傲與光榮，而且即便大多數人戰後在台灣與大陸過得都不如意，但卻沒有人感到後悔，我想這就是中國農民所特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吧！

所以，紀念抗戰最正確的方法，在於不能遺忘農民兵的貢獻，畢竟在海峽兩岸的任何一邊，大多數都是這些「雜牌軍」的後代。筆者也認為，兩岸應該拋棄昔日「漢賊不兩立」的思維，以理解、包容的態度，共同寫下屬於全體炎黃子孫的抗戰史，海峽兩岸才有可能實現真正的和解。

(作者係民間文史工作者)

 台灣光復至今已經69年了。1945年的10月25日，在台北市舉行台灣地區受降典禮，陳儀長官接受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從此台灣不再是日本的殖民地了，可以說是台灣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日子，到底那一天有何特殊的地方呢？

繼續著抗戰勝利後台胞「欣喜若狂」的情緒，當天的台灣只能以「歡天喜地」來形容，各地都掛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有的甚至搭建歡迎牌樓。而流行最廣的是一首名叫「慶雲歌」的歡迎歌，更是早就在大街小巷間傳唱。歌詞這麼說：

台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哈哈！到處歡聲，哈哈！到處歡聲，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簞食表歡迎。

在歡喜和高昂的氣氛下，日本的投降儀式在25日早上10點舉行，地點是台北市公會堂，亦即今天的中山堂二樓。公會堂大門口的牌樓上書「台灣光復」四個字，下書「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會場」。

我方代表是行政長官陳儀，秘書長葛敬恩、參謀長柯遠芬；日方代表是安藤利吉總督、參謀長諫山春樹、海軍武官中澤佑、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此外尚有美國人，計有盟軍代表顧德禮上校、柏克上校、和禮上校等19人。台灣士紳有林獻堂、林雲龍、羅萬俥、陳炘、陳啟川、林熊徵、杜聰明等人。而公會堂外面則是人山人海，街道上有大批學生與民眾在慶祝遊行。

典禮一開始，日方先向陳儀長官行禮，陳儀命參謀長柯遠芬拿降書遞給安藤，接著陳儀宣佈「奉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轉最高統帥蔣中正之命令，為台灣受降主官，茲以第一號命令交與日本台灣總督兼第10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受領，希即遵照辦理」。

安藤拿著毛筆，頭偏一邊，在受領證上簽了字，現場人頭鑽動，攝影記者按下快門，拍攝歷史鏡頭。日方參謀長將安藤簽好的「受領證」呈給陳儀長官，陳儀審閱無誤後，安藤等日方人員退場，自此台灣正式回歸中國版圖。

陳儀長官所發的光復後第一個接收訓令，內容是：台灣已在10月25日歸入中國版圖，令安藤利吉除軍事部分由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接收，其原總督府及其所屬各機關文件財產及事業等項，統歸行政長官公署接收。

下午3點，在公會堂舉行慶祝光復大會，有3千多人參加。陳儀長官、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及黨政要員出席，士紳參加者有林獻堂、林熊徵等人。

林獻堂擔任大會主席，他致詞說：台灣光復，同胞務須同心努力建設理想之新台灣，此次勝利實由於抗戰合於正義人道之理想，日本此次亡國之責任，其全體國民應共負責任，而中國之勝利，除感激偉大領袖蔣委員長之德勳外，也應感謝盟軍仗義執戈，拔刀相助，我等須要親愛互助，協助長官三不與三心之政策，以實現三民主義之新台灣。按：「三不」指不撒謊、不偷懶、不揩油，「三心」指榮譽心、愛國心、責任心。

接著陳儀致詞謂：台灣光復不是偶然的，必須感謝為光復台灣付出代價、犧牲的人們，沒有孫中山及許多同志提倡三民主義實行革命，沒有蔣中正領導抗戰，沒有盟國特別是美國與我們共同作戰，沒有台胞在50年中不斷對壓迫反抗，犧牲身家性命，台灣是不能光復的。對日本人，陳儀要求要仰體蔣委員長不以怨報怨，樂與為善的方針。陳儀在財經政策上特別說明，已請准中央不在台灣使用法幣，而是使用台幣。陳儀最後強調「需要繼續不斷的努力，此後的工作是艱鉅的」。似乎預告一年半後台灣即將發生的動亂：二二八事件。

林茂生致詞時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台灣因為有失陷，所以有光復，失陷原因是沒有自覺，沒有團結，所以敵人乘間而入，而敵人尚在周圍窺伺我們的弱點，想利用我們同胞的弱點，從中取利，我們務須注意。其次光復事業尚未完成，今日不過入光復之第一階段而已，光復之最後階段，尚待努力，期建設富美滿自由之新天地。

陳儀的講話代表官方，而林獻堂與林茂生的講話，則是代表地方士紳。兩者有共同點，即對未來充滿希望，對祖國政府表示擁戴，更對未來懷抱著戰戰兢兢的態度，說「要繼續不斷的努力」、「尚待努力」，民間及官方都對未來有著美好的憧憬，難得的是也有警愓。

《台灣新生報》報導受降日的狀況：「許多人在會場上，感激涕零，回憶五十年前的往事，像一場夢，一旦醒來，說興奮也不是，說安慰也不是，應清算的歷史被清算了，我們只覺得幸福與感謝！」(10月26日社論)。

這段話說明台灣人對政府的感謝，但隱約之間也有著不確定感。這篇社論在文末，也說明受降與慶祝僅是和平的起點，要和平永奠，非得「日本人徹底覺悟」及「台灣加倍努力」不可。

爾後69年來台灣的種種情形，就從那一天：1945年10月25日，發端！

(作者係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如同2008年1月陳水扁卸任前的立委選戰，民進黨遭逢創黨以來最大的慘敗一般，被視為2016年總統大選前哨戰的九合一選舉，選前倒數20多天，國民黨選情全面吃緊，選舉結果恐不樂觀。

由於馬政府執政成績普遍不受民眾肯定，黨內矛盾一再檯面化，「反馬金情緒」早在國民黨及泛藍營支持者間發酵，更因黑心油事件赤裸裸地曝露江宜樺內閣的顢頇無能，導致台北市、台中市兩大直轄市極可能被綠營攻破，其他包括基隆市、澎湖縣同樣難以衛冕。民進黨極可能首度在統治總人口數上，贏過國民黨，無疑給了綠營台獨新生代新的火種與熱情。這個影響遠比國民黨縣市長席次銳減的影響更大、更深遠。

2005年縣市長及縣市議員三合一選舉，國民黨加泛藍陣營共得17席縣市長，民進黨只6席；在901席縣市議員中，國民黨取得近半的408席、民主進步黨則取得192席。2006年藍綠在直轄市長選舉中，台北市、高雄市各自取得一席。但在2008年初第7屆立委選舉，在113席中國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共取得81席(71.7%)，民進黨只取得27席(23.9%)。

可以說，馬在2008年初次參選總統時，國民黨交在他手上是擁有雄厚地方執政基礎、立委席次超過四分之三的絕對優勢。但在他2012年尋求時，不僅民調低迷，藍營支持者最後忍痛「含淚投票」，得以保住他驚險過關連任。最大的原因是，期許他推動ECFA後續協商，繼續推動兩岸和解與擴大交流。

然而，兩年多來，藍營支持者所看到的，卻是一個宣稱連任後要「大開大闔」、要追求歷史定位的馬英九，不但無力開拓兩岸關係，甚至竟然被綠營運作太陽花學生鬧事，綁架立法院，致使兩岸協議進程完全被破壞。

其次，馬團隊破壞黨內倫理，冷落黨內同志，造成黨內分崩離析；更莫名其妙地和黨籍立委形同陌路，導致立法、行政如同斷軸的兩輪、各走各的。

更嚴重的是，馬不肯讓黨內人才得以循序升遷，造成青壯立委、資深卸任縣市長失去更上層樓的機會，無法替國民黨造就新的政治明星，縣市議員也因無法升格進入國會；導致黨內人才升遷嚴重塞車，但高層反熱衷於破格引入原非國民黨人搶佔高位，導致黨內相對落差感，累積成對「馬金體制」嚴重的不滿。

馬英九在黨主席任內，錯誤地打出「輔選機械化」的政策，實際卻是把黨工「虛級化」、為節省經費，大量留用退休返聘的老黨工，造成人事嚴重老化；而精減地方組織及人力，導致輔選機械形同無力的引擎。而這次九合一選舉，本是國民黨最擅長的地方組織戰力的整體檢驗，但除新北市及桃園縣因現任市長個人政績普獲肯定而得以倖免之外，國民黨選情全面緊張，證明黨組織戰力嚴重失靈。

馬英九曾是台灣首屈一指的政治明星，如今卻面臨藍軍厭惡，提前跛腳、且下台後可能是「人人喊打」的命運。

何以致之？當然是他執政性格所造成的。

國民黨不論是兩位榮譽黨主席連戰或吳伯雄，在黨政資歷、人脈和綿密的政商關係，不是馬英九能忽略的，更不提在立法院擁有極大影響力的院長王金平。但馬英九自上任之後，不但和幾位黨內重量級人士越來越疏離，甚至公開齟齬。一次失敗的王金平「開除秀」，搞得馬英九自己騎虎難下。

原本能成為得力助手的台中市長胡志強，馬偏偏把他推得老遠，逼得胡志強只得重披戰袍，老將再次出征。馬曾經選定的閣揆劉兆玄、陳沖，卸任身影多麼不堪、政務官如走馬燈，落得幾乎平均一個月換一位的怪現象。最離譜的是選前爆發張顯耀共諜案，更讓各界見識到馬金體制排除異己的手段既粗暴且荒唐。

馬英九因不顧黨內觀感，拔擢林益世出任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卻爆發了索賄醜聞；接著擔任黨主席辦公室主任的台北市議員賴素如也被檢舉在台北市雙子星BOT案索賄，馬英九從此因噎廢食，直說不再起用民代，這叫黨籍立委情何以堪？終致立院動員一再出紕漏，不但監委提名被自家立委重打一巴掌，刷下11位，連大黨鞭也找不到合適人選；黨籍立委公開要求撤換閣揆，這種亂相即使在陳水扁時期也不曾出現。

當然，除了馬政府的問題外，連勝文竟然在藍營大本營台北市選得如此辛苦，很大比例是自己出了問題。連勝文對市政理解和掌握都不足，無法提出具有號召力的市政願景和規劃，反而落入對手追打權貴話題中。選戰策略嚴重失當，選舉幹部安排不妥，使他的支持度如溜滑梯般直直落。

此外，兩岸形勢的逆轉無疑是雪上加霜。頂新集團的黑心油事件爆發，使台商「鮭魚返鄉」變「鯊魚」。連家大陸良好的政商關係，反成連勝文揮之不去的包袱。加上，近年來，兩岸不論是農業交流或旅遊業交流，都出現政商財團圍討特權代理的現象；兩岸商旅被特定財團獨攬、航空票價居高不下等怪事，造成一般民眾對兩岸交流「紅利」無感，甚至認為兩岸交流獨厚少數財團，「帝寶幫」更幾乎人人都在大陸經商而獲取暴利，使得綠營的「反親中」訴求再次攬獲人心。

國民黨過度透支藍營支持者的信用和熱忱，當2012年出現藍營含淚投票的警訊時，馬政府不知警醒、改弦易轍，反而變本加厲，一意孤行，甚至明知王金平開除黨籍的考紀案再上訴也沒有用，卻不顧排山倒海的黨內勸說，硬要上訴，形同對國民黨瀕死的選情再補一槍，終致此次支持者傾向「含淚不投票」，要給馬金一次教訓。

若馬英九不能在最後關頭重新喚回藍營支持者的向心力，拉高投票的意願，則不管高層再怎麼努力切割、想把敗選的責任推給候選人個人，一旦慘敗，馬團隊必定是特級颶風暴的重災區。 

（作者係自由政論家）

張克輝，1928年出生於彰化西門口張厝，曾就學彰化高級商校、台灣師範學院，1948年通過考試，進入廈門大學經濟系學習。後任解放軍閩粵贛縱隊八支四團獨立連連長、副政治指導員。

1949年後，張克輝從基層做起，歷任福建省政協副秘書長，省僑務辦公室、外交辦公室副主任、省台盟主委、省對台工作辦公室主任。1982年出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省政協副主席。1989年出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1991年出任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1997年出任台盟中央主席。曾任第五及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任第九及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現任全國台聯名譽會長。

張克輝自年輕時就喜愛寫作，最早的作品是刊登在楊逵主辦的《力行報》上的短篇小說《農民》。著作有《海峽心 兩岸情》、《深情的海峽》，電影劇本則有《台灣往事》、《尋找》、《湄洲島奇緣》、《啊！謝雪紅》、《何日再擁抱》。

問：您還記得我們什麼時候初次見面嗎？

張克輝答：記得啊，那是在1987年2月，我們一行五人去美國洛杉磯參加「2.28事件40周年紀念會」，承蒙你的全程安排、接待。

問：因我家房間不夠，有兩位客人必須睡在比較簡陋的地下室。我太太剛宣布完畢，您馬上抱著枕頭、棉被往地下室走。您可是五人中官位最高的啊！

答：嗨，沒什麼，應該的。 

問：請先談談您的家世，以及日據時期您對日本人的印象？

答：我出生在台灣彰化，父母育有八個孩子，四男四女，我是長子。孩子裡只有我一個人在大陸，其餘全在台灣。我家境不錯，所以在日據時代得以進入專門為日本人設立的「小學校」（有別於一般台灣人就讀的公學校），從小日語就很好。

雖然從小父親告訴我「我們祖先來自唐山」，彰化北郊的祖家張厝的門樓上，也懸掛著一塊刻有「清河衍派」四個大字的青石匾額（昭示祖先來自現今的河南清河地區），但我小時候並沒有深刻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直到有一次被一位高班生的日本人欺負。他一拳把我打倒在地，並不停地辱罵：「你這個清國奴」，我才知道，儘管我把日本話當母語來學，仍然只是一個受奴役的台灣人。

挨了這一拳以後，我覺得自己長大許多，開始會注意、觀察日本人在台灣殘酷的統治，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情感也開始在我的血管裡奔流。

問：您還記得1945年台灣光復時的景象嗎？為何26歲時決定赴大陸讀書？

答：我記得抗戰勝利時，台灣大街小巷張燈結綵，敲鑼打鼓放鞭炮，祭天拜祖，熱鬧非凡。之後，人們掀起一股學國語的熱潮，我也買了一本自學國語的小冊子，到山坡上高聲朗讀「你好嗎？好久不見了」、「我是中國人，你是中國人嗎？」。

課堂上，老師也開始談四大發明、萬里長城、天壇回音壁、金鑾殿、故宮等中國史事遺跡。不久國文課來了一位名叫鄭晶瑩的年輕女老師（曾在濟南大學讀書，因參加遊行示威被國民黨追捕而逃回台灣；後來又因涉案逃到大陸)，她自己編寫教材，上課時常常離開課文，從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講到「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再講到苦難中國的現實，她的話深深感動了我。當她講到屠格涅夫的《明天啊，明天！》時，我不禁憧憬起自己的未來。

有一回我放學路過孔子廟，聽到從大成殿西邊房間裡傳來一首令人振奮的激昂歌聲。走進孔廟一看，原來是一位大學生在那兒教唱。他告訴大家說這是喚起四萬萬民眾的《義勇軍進行曲》，那雄壯的旋律我至今難忘。沒想到，那首歌不久就被政府禁唱了。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不少接收大員飛揚跋扈，貪污舞弊，引起民眾極端不滿，社會也逐漸動盪不安。1947年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曾經把希望寄託在國民政府身上的我，幾天之內失去了崇拜的偶像，感到前途茫茫。

1947年夏天，幾位在大陸念大學的公費生在彰化公園舉行了一場演講會。會後我和幾位同學在孔子廟裡討論人生的理想和國家的前途，當時我就認為應該到大陸去求學，以便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就這樣，隔年夏天我參加了統考，進入廈門大學。

問：您後來加入了地下黨組織，也上山打過游擊，游擊區的生活應該很艱苦吧！

答：我是1948年11月加入地下黨組織，隔年2月受派到安溪游擊區工作，出發前我給父母寫信，只說要去香港、南洋兩個月，請他們不要掛念。誰知道這一去，卻讓父母掛念了一輩子。

游擊區的生活當然是相當艱苦的，晚上我和同學擠在一張床上睡，不久身上幾處發癢，開始以為是蚊子咬的，後來全身癢起來，沒辦法睡了，才發現原來是跳蚤、臭蟲咬的。過了一段日子，才慢慢適應跳蚤、臭蟲。另外，由於形勢緊張，戰士增加，隊裡只能勉強提供伙食，沒有其他補貼。吃飯時戰士先吃，幹部後吃。

每次回想往事，最難忘的是游擊區的人民不顧全家安危，支持、掩護我們。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的我。記得有一次在突圍時，我瘧疾發作了，一對農民夫婦不顧危險，把我帶到山洞裡躲起來。一進山洞，那農民馬上把他家唯一的一條棉被鋪在潮濕的地上，讓我躺下休息。因為當時山上有老虎，國軍就撤退了。那農民堅持帶我到他家去過夜，農民把那條濕掉的棉被放在鍋裡炒乾，蓋在我身上，我感動得不禁流下淚來。

後來慢慢瞭解到，很多台灣前輩從抗戰時期，就在大陸土地上戰鬥，他們表現英勇，其中不少人壯烈犧牲。大陸人普遍認為，台灣人都是好漢，我也想當一名好漢。  

問：您長期在福建工作，與台灣方面的接觸一定很多，我前些時候在大陸電視節目「歷史檔案」中，看到您曾安排國民黨軍空難死亡者的遺體給金門，請您談談當時的情形及事件經過。

答：這是30多年前的事了，當時兩岸關係十分緊張。有一架金門運輸機起飛不久後就發生空難，南安水口區漁民在海上看到國民黨空軍軍官的遺體，就把遺體運回漁港，並報省台辦。我立即向省委書記項南彙報，項南很重視這件事，馬上叫我妥善處理。我從福州坐了五個多小時車到達南安縣，和水口區及周圍鄉村的幹部研究出幾個方案：通知金門來運回去，但金門一定不會同意；把屍體運去金門，但對方可能開槍；就地掩埋，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煩。

正在我們無法決定時，項南來電話，傳達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組長鄧穎超的指示，要用一切辦法把遺體送回金門。我隨即寫了一封信，通過電台廣播，告訴金門當局我們將派人到金門與水口中間的無人島邊，同他們商談遺體的移交，時間訂在次日上午10點，船會插上紅十字旗。

次日，我到無人島邊時，金門派來的人也到了。他們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決定把遺體運返金門。第二天移交手續很順利。金門代表接過遺體後簽字蓋章，彼此互贈禮品。金門代表一再表示感謝，並說死者家屬已在金門等候。

當時海峽兩岸對這件事反應都很好，有台灣輿論說：「兩岸可以談，都是中國人，有什麼不能談？」

其實，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艘台灣漁船遇難，13名漁民被福建漁民救到福州。我方通過廣播、報紙轉告國民政府，台灣方面就是不回應。我們提出把這13人送到香港，再由他們去接，台灣方面還是不同意。半個月過去了，台灣漁民很不滿意，他們的家人也懷疑是我們扣留不放。最後我決定，讓13人乘漁船出海，在海上交給台灣漁民。13名漁民完全同意，並要求我也要跟他們同船出海。第一天，在海上遇到幾條台灣漁船，但他們怕惹麻煩，不願意讓13名漁民上船。第二天遇到相識朋友的船，才勉強讓這些人上了他們的船回台灣。

問：到大陸以後，您什麼時候才再見到父母親及家人？

答：1979年8月，福建組織一個友好訪問團訪問日本，我是成員之一。我把行程告訴了彰化的家人，請他們到日本見面。當時我母親已臥病在床半年，一聽到這消息，立刻堅決表示她要去日本見我。看著她的病情，大家都不相信她能如願，可是就在出發的那天早上，她一個人穿好外出的衣服，從樓上走下來。家人都說，思子心切的母親是以超人的毅力走下來的。

在日本見面時，我不等車停穩就跳下來，快步走到父母面前，他們緊緊擁抱我，好久說不出一句話，大家哽咽地低泣著。進屋後，在明亮的燈光下，父母深情地凝視著我。妹妹引著他們進餐室說：大家肚子餓了，先吃肉粽吧。她說：這肉粽是母親為大哥親手包的，材料全是從台灣故鄉帶來的。弟弟也說：父母說要等大哥來才能吃。我第一個動筷子，並立刻說「好吃，真好吃，我在大陸吃過各種各樣的肉粽，但母親包的肉粽最好吃」。媽媽笑得很開心：「這是你外婆傳授給我的」。我說「母親包的肉粽特別好吃，因為它含有母愛和故鄉的深情。」 

問：您何時才再踏上台灣故鄉的土地？

答：1992年老家傳來母親逝世的噩耗，我馬上申請回台奔喪，可是台灣當局卻以我身分特殊、回台有可能遭起訴等十分荒唐的理由，拒絕我回台奔喪，我只好勉強同意由妻子赴台代行。在回答台灣記者提問時，我太太說：盡孝道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而台灣當局卻不顧孝道，不順民意，令人遺憾。我在海峽西邊則默默燒起心香一柱，憑弔母親在天之靈，默念「不孝兒哭生不能侍候，死不能奔喪送上山。」

1993年5月，我父親接著病逝。我經歷了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的過程，才得以長子的身分回台主持喪儀，盡人子孝道。在葬禮上，我照著家鄉的習俗披麻戴孝，跪在家鄉的故土上，致唸悼文。

問：您除擔任過各種重要的公職，還長期擔任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請問您跟媽祖有何淵源？

答：我對媽祖有特殊的情懷。年輕要來大陸讀書時遭到家人反對，還是祖母帶著我到媽祖廟去搏筊，扔出了三個聖筊才得以成行的。後來我發現世界上有近兩億的媽祖信徒，兩岸都有很多人信奉媽祖，我很樂意藉著媽祖的文化活動，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2009年5月22日，我率團共15人赴台和台灣媽祖聯誼會交流。在中午時分到達桃園機場，盛大的歡迎團隊早已打著「歡迎張厝弟子張有義（我的本名）回鄉」的橫幅，在那兒等候我們的到來了。此行受到台灣廣大媽祖信眾的隆重歡迎，也受到了張氏族人的熱情款待。台灣媽祖聯誼會在梧棲鎮辦了60桌的晚宴。台灣各地及澳門的媽祖宮負責人都來了，當地多位官員、民意代表也到場講話。張家的族人也在張厝庭院，辦了26桌的宴席，為我們一行洗塵。

2009年之後，我還回過台灣兩次，但最近的一次台灣舉辦「張克輝作品研究會」，邀請我去參加，台灣有關部門卻表示「不歡迎」而未能成行。                                

問：您著作等身，有的劇本還被拍成電影，大受歡迎。請問您寫作的動機是什麼？

答：我很喜歡寫作，年輕時就在楊逵主辦的《力行報》上發表過〈農民〉，離休後，我有較多的時間，就開始把對故鄉的思念，通過筆尖，點點滴滴、如泉流不斷地寫成文章和劇本，有的編輯成冊，其中《台灣往事》及《尋找》還被拍成電影（改名為《雲水謠》）。

問：您年輕時就離鄉背井，在大陸生活了60多年，曾經後悔過嗎？您自己怎麼看待您的一生？

答：當年辭別故里，我是一個熱血青年，而如今已是白髮蒼蒼、步履瞞跚的老人。年輕時的革命理想及大半生的政務工作，有些是我個人的追求，有些則是命運的安排。回憶往事時，我難免有些感慨，還好兩岸關係已逐漸走向和平發展、交流合作，我也有信心，兩岸終將統一。我想這是我及同輩人最大的願望。

我愛台灣，也愛大陸，更愛走向統一、富強的中國。因此，我從未後悔當年所做的決定，我也很高興有機會為兩岸的和平統一，做了一些努力。

中國大陸政府一再表明，「不能容許一小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將香港變成西方強國的橋頭堡。那不但會危害國家安全，同時也會影響到香港前途和700萬人的命運。」觀諸香港此次「占中」行動，這種告誡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根有據的。

眾所周知，美國為遏制中國崛起，有文武兩道，而且文武之道相互為用。

武的方面，最極端的就是2013年6月在耶魯大學《國際時事報》的論壇上，美國軍方高級將領透露，海空一體戰爭的計畫想達到的目的，就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戰勝日本一樣，一次性絕對勝利。

文的方面則是通過心理戰，建立道德制高點，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標。心理戰大體上包括：一是思想改造，方法是通過一代人的教育，所需時間大約是15年到20年；二是製造不安，所需時間約5年；三是挑動危機，需約數周；四是引起國際干預。此次香港「占中」行動的背景及其過程與此符合。

在香港回歸中國後，美國取代了英國，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甚至通過其在港的機構與其代理人，尤其是美國國務院屬下機構：美國國際開發署、國家民主基金會、國家民主研究所和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直接干預香港事務。「占中」發生後，美國21名參議員致信歐巴馬總統，要求其公開支持。香港中文大學美國中心壟斷了香港8所大學的通識教學教材，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通過該中心影響教協、學聯和學民思潮。美國總領事館更在今年3月15日至16日組織工作坊，培訓大學生作為「占中」骨幹，為香港普選定下「不可退讓的底線與立場」。

被稱為占中「四人幫」的前民主黨創黨人李柱銘、前行政司司長陳方安生、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及前樞機主教陳日君，均與美國國務院的關係密切。今年4月，李柱銘和陳方安生在華盛頓，與國家民主基金會地區副主席路易莎格雷維長達一個小時的談話中，一再強調香港可用西方的制度、法律和利益來改變中國；中國非常在乎全球對它如何治理香港的觀感，因此，可以利用這一點，迫使中國對治理香港做出讓步。李柱銘還提到，今後可利用香港動亂，迫使中國向西方讓步。

今年5月底，泛民主派最大的金主黎智英與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前世界銀行行長、現任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學者保羅沃爾弗維茨，在黎的私人遊艇上共度了5個小時，黎智英並支付了75,000美元要求沃爾弗維茨幫他在緬甸處理一些商務。另據媒體透露，黎智英自2006年至2013年間共捐獻2,600萬港幣給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陳日君不願交待捐款的下落，只稱其中部分錢用於支助大陸的地下教會。

被稱為「占中三子」之一的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是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國家民主研究所舉辦論壇上的常客。今年9月，他才在國家民主研究所出資的政治改革會議上，就香港的民主設計發表演講。他在港大由國家民主研究所出資的「比較法與公共法研究中心」非常活躍，2013年至2014年，他至少出席了該中心舉辦的3次會議，並且主持其中一個專案。

公民黨黨魁余若薇也是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國家民主研究所論壇上的常客。2012年，她在婦女中心所舉辦的國際婦女節活動中作為特邀嘉賓，而香港婦女中心每年都接受國家民主研究所的捐款。此次「占中」的主要學生領袖，學民思潮發起人黃之鋒，早在2012年就受到國家民主研究所的重視，認定他是明日政治之星。

國家民主研究所也經常舉辦活動，讓香港政黨、政府官員和社會活動家在公眾論壇上聚集，討論香港政黨的作用和政治改革等議題。2005年它主辦了一項長達6個月的「青年政治領導人方案」，培訓政治團體的成員政治交流與宣傳的技能；2006年它培訓了大批參與2007年選舉的候選人和競選經理；2012年SynergyNet 召集各黨派探討如何採取聯合政府制度，使立法程序更為靈活。

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國家民主研究所標榜全球民主化，支助超過90個國家的1,000多個非政府組織，因此被稱為「全球民主批發商」。與「占中」運動有關的各種非政府組織、論壇和政黨負責人，與它們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它們經常性地監測香港人的政治動向，並且通過「香港轉型計畫」，聲稱要把香港人從「臣民」變成「公民」。

「占中」領袖高喊「民主」、「真普選」的口號，並聲稱這些口號代表港人的心聲，但證據顯示，他們均受到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國家民主研究所的支持、資助和指揮，目的是為遏制中國，維持美國全方位的霸權地位，而他們的陰謀獲得一小部分香港政客和年輕人的積極配合，希望盡量在香港製造麻煩，給中國出難題，通過將香港變成反共的橋頭堡，和平演變中國。他們的企圖能否實現，不僅攸關香港前途，更關係到整個中國的國家安全。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10月24日，正當香港「占中」運動陷入僵持之際，香港工商及教育界請來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迪演講。筆者應邀出席，親身聆馬哈迪以〈東盟在中美之地緣政治〉為題的演講。

馬哈迪首先回顧了中國與馬來西亞及東盟各國上千年的貿易往來及經濟、文化交流史。他強調中、馬曾經有過上千年的貿易交往，都是在和平友好的過程中進行的，中國從來沒有占據或殖民馬來西亞的意識。兩國在經濟和文化交流中，建立起友好睦鄰關係，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係也大致如此。而西方殖民主義則與中國完全不同。

幾百年前，西班牙人拿著手槍來到麻六甲，登陸兩個星期後，就把麻六甲當作自己的殖民地而予以占領。在往後的日子裡，荷蘭人占據了印尼，英國人占據了馬來半島，法國人占據了印度支那（中南半島），美國人占據了菲律賓。西方人把東盟各國當成自己的殖民地，向當地人民強行灌輸自己的宗教、文化及價值系統，形成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同時也終結了馬來西亞及東盟各國與中國上千年的貿易往來和友好睦鄰關係。

馬哈迪其次談到戰後越南在抗衡美國勢力東來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他指出，在東盟各國中，當年最有力量抵抗美國勢力東來的就是越南。美國曾在越南打了一場史上消耗火力最大的戰爭，先後派赴越戰的士兵高達600萬人次，也創下了美國涉外戰爭的最高紀錄。美國當年試圖從越南尋找衝破口，一旦擊敗越南，將會對東盟各國產生骨牌效應，進而形成對中國大陸的圍堵態勢。不過，美國的圍堵戰略並沒有成功，越南守住了。不然，今天的國際形勢將會是另一種局面。

越戰之後，美國在遠東地區保持了一段低調的時期，但近年來，由於大陸崛起，美國出於圍堵中國的戰略，針對遠東地區又提出「重返亞太」或曰「亞太再平衡」戰略。於是，東盟各國又成為美國戰略部署的重要據點。不過，東盟各國歷盡艱辛、經好幾代人的努力，才掙脫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及美國的殖民枷鎖。因此，對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不能不小心應對。

馬哈迪的演講真是一針見血，特別是對越南抗衡美國勢力東來所起的關鍵性作用，可謂視角獨特，發人深思。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一年一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於10月10日揭曉後，不少欽佩司諾登有勇氣揭發美國國安局監聽的人，對於他未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感到失望不已。

事實上，司諾登在之前榮獲了德國Fritz Bauer 捍衛人權獎，9月24日又被授予瑞典有「另類諾貝爾獎」之稱的「正確生活方式獎」，也算是一種補償。

儘管華府對「洩密者」司諾登恨之入骨，並欲逮捕他入獄，然而由於他揭露了華府的竊聽醜聞，世人方知道美國不但對敵人進行情報戰，也對友邦下手。

今年7月初，就在巴西熱熱鬧鬧舉行世足賽時，德國總理梅克爾說了一句重話「此事相當嚴重」。原來是美國又一次發動對德國的情報戰，竊聽了梅克爾的手機對話。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累犯行為，成為當時國際間的大新聞。

另外，德國又宣布一項更不尋常的美式間諜行為，不但牽涉到美德兩國，還涉及俄羅斯。此三面諜的案情，比間諜片還精彩。其緣由是一位德國內奸被控訴為俄國埋伏的雙面諜，最後卻發現，此人其實是美國CIA的間諜。由此可見，美國間諜神出鬼沒、功夫超人。

國際之間本就沒有「情分」二字，美國挾其龐大軍、經實力，早已在國際上扮演著法官兼員警的角色。近年來又被揭發廣泛竊聽他國領袖，已涉及犯罪行為。

雖然此次美德之間的情報戰，由於彼此都需要對方，未導致雙方關係破裂，德國雖是歐洲的領頭羊，也只好摸摸鼻子算了。其他各國則是吃了虧，也不敢作聲。這就是強權政治的標準範例。

美國自二戰結束後，就是自由世界的盟主，如今更是世界霸主。美國透過聯合國影響國際關係的運作，再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世界銀行影響全球的金融活動，例如對某些國家施惠，對不同調的國家則推動所謂的民主活動。在過去數十年中，美國集編、導、演於一身，演出一幕幕的世界大戲。

冷戰結束後，中、俄分別快速上升，這對美國而言，來得太快，也難以接受。而且，儘管美國採取了一些反制行動，也無法阻止中、俄兩國的崛起之勢。為了保障其國家利益及延長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國向來無所不用其極，傷及他國已不可避免。

（作者係中美文化經濟協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