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對海峽兩岸人民來說是一件大事。本人以為，理解抗戰勝利，必須正視抗日戰爭中的國共關係，正視國共兩黨分別是抗日戰爭的兩個領導中心。
抗戰是民族解放戰爭
抗日戰爭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西安事變以前，是否把抗日放在第一位，即是否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國家仍然實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不能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導致日本侵略者步步深入國土。
中共在長征途中就發表北上抗日宣言。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終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9月，蔣介石發表公開談話，事實上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上抗日前線。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是一個領導中心，共產黨也是一個領導中心。
兩個戰場支撐抗戰大局
要認識抗戰，首先要認識抗戰是靠兩個戰場支持的。兩個戰場就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兩者戰略配合，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國民黨掌握政府，它有幾百萬軍隊，可以調動全國資源和人力。正面抵抗日軍的進攻，當然非它莫屬。那時候中共領導的紅軍剛剛結束長征，損失巨大，只有幾萬軍隊，要它走上正面戰場是不可能的。1938年10月武漢失守以前，正面戰場的形勢還是好的，雖然首都丟了，上海、武漢、廣州都丟了。武漢失守以後，正面戰場的形勢就不那麼好了，國民黨政府還有求和的表示，日本也有誘降的策略。國民政府的重要負責人汪精衛終於投敵。1938年後，中共領導的軍隊開赴敵後，在敵人後方建立根據地，牽制了敵人的注意力，使日本不能放手在正面戰場進攻作戰。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建立抗日根據地，與日軍周旋，與西南大後方相比，其艱苦程度不難想見。如果沒有敵後戰場，抗戰是支持不下去的。
共產黨未擁有國家軍隊，不能調動國家資源和人力。它領導的陝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都是很窮的地區，出產也不豐富，人口甚少。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戰初期不過幾萬人，到抗戰勝利也不過百萬。但是，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卻拖住了侵華日軍的一半以上。設想，沒有敵後戰場，日軍全部壓在國民黨政府軍隊上，國民黨政府能夠堅持兩年以上嗎？正因八路軍、新四軍和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拖住了日軍半數以上，才分散了正面戰場的壓力，使得正面戰場可以從容組織抵抗。
正面戰場雖然敗仗居多，犧牲慘重，但畢竟阻滯了日軍迅速滅亡中國的圖謀。因此，對正面戰場作戰的軍人，我們要肯定他們的功績，高度評價他們的犧牲精神。但如離開了敵後戰場對日軍的牽制，離開了敵後根據地對日本占領者的騷擾和打擊，正面戰場堅持的時間也可能極為有限。
反過來也一樣，只有敵後戰場，沒有正面戰場，抗戰局面會更艱苦，付出的犧牲會更大，也沒有把握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正是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才拖住在中國大部分的日軍，使它既不能迅速滅亡中國，也不能把更多兵力投放到太平洋戰場及亞洲其他地區。這是中國戰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巨大貢獻。
兩個戰場的戰略配合是中國民族戰爭的特點。這個特點，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場和西方戰場，都是唯一的，在亞洲和歐洲，沒有哪一個國家有這種情形。法國號稱歐洲最大強國，但據學者研究，德國發動侵略波蘭和法國的戰爭時，波蘭和法國共有130個師，德國只有98個師，其中38個師尚未經過訓練。德國在西部邊界經過訓練的師只有11個，而法國在那裡部署了85個師。如果法軍敢於攻打德軍的西線，一定可以將其攻破。但是，法軍抵抗德軍只堅持了6個星期，法國就投降了。如果法國戰略指揮得當，法國國內又有敵後戰場存在，法國就不至於敗得那麼慘。
誰領導抗日戰爭？
說抗日戰爭是國民黨領導或共產黨領導，都不準確，都不符合歷史事實。國民黨政府可以領導正面戰場，可以領導敵人未占領的大後方地區，卻領導不了敵後抗日根據地，領導不了敵後戰場。反過來，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面抗戰、持久戰理論等主張，領導了全國抗戰，但抗戰的客觀形勢離不了國民黨的配合。因此，正確地說，抗戰的領導是通過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來分別實施的。
說國民黨是領導中心，是因為它掌握政府，指揮著國家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沒有蔣介石、國民黨的參加，單憑共產黨的力量，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難以獨立支撐全國抗戰大局的。抗戰後期，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國際聯繫作用也不可忽視，他們代表中國與蘇聯、美國、英國等，談判廢除《辛丑條約》和治外法權，蔣介石作為中國領導人出席開羅會議，做出從日本手中收回台灣等地的決定，並參與建立聯合國，這些歷史事實應該受到尊重。
說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是因為它宣傳、推動並堅持民族統一戰線，讓民族戰爭所必須具備的團結維持下來，而且，共產黨還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動員敵後地區的廣大人民群眾，擔負著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共產黨還團結各民主黨派，利用各種宣傳形式，對全國人民進行抗戰的政治動員，形成了人民的抗戰熱情，這種熱情又轉化成抗戰有形和無形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
共產黨曾批評國民黨在抗日大局上動搖，是因為國民黨在抗日中不忘記反共，甚至掀起反共高潮，幸好，國民黨至終沒有放棄抗戰的旗幟，否則抗戰前途不堪設想。
客觀地說，在抗日戰爭的整體大局中，國民黨、共產黨都起著領導作用。這個作用都是全域性的，不承認其中任何一個中心所發揮的領導作用，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都不是歷史主義的態度。承認國民黨的領導中心，沒有削弱、否定共產黨領導中心的全局性作用。承認共產黨領導中心，也沒有否認國民黨政府領導中心的地位。雙方其實都是通過各自的領導能力來實現的，是在又統一、又矛盾的鬥爭中實現，是不能相互取代的。這種情形，是中國近代史進程所決定的，是1920年代中國開始走上上升趨勢所決定的。否定任何一方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不承認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用，認為共產黨游而不擊，這是不值一駁的。說國民黨正面戰場總是一敗塗地，說國民黨總是消極抗戰，也是不合適的。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又統一、又鬥爭的過程中，二者力量的消長發生了變化，國民黨的力量由盛轉衰，中共領導的人民力量由弱轉強，並且歷史性地改變了政治力量的對比。抗戰初期，國民黨領導中心的作用稍微大些，抗戰中後期，共產黨領導中心的作用越來越大。
日本怎樣看國共兩黨
侵華日軍怎麼看國共兩黨的抗日呢？曾做過日本首相、身為大將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寫道：立足於四川盆地的重慶政府，對於日本來說已不足為慮，但是共產黨的力量卻極為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的命運，無論何時都主張對日抗戰，因而成了所謂「東亞新秩序」的頭號大敵。
昭和天皇之弟三笠宮親王，化名若杉參謀，廣泛考察中國戰場以後，對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幹部發表講話說：「在我看來，這樣的日本軍隊，是無法與中共對陣的」。從日本政府和軍方的態度，也多少可以看出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力量的消長。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50年裡，台灣人可謂悲苦到了極點，這原因是日本以暴虐方式統治台灣。綜觀半個世紀當中，台灣人沒有停止過對日本的反抗，不管是早期的武力反抗，或是到了晚期的體制內對抗。
1945年，台灣人對時局愈來愈樂觀，為什麼呢？看看以下事例即可得知：1945年3月10日日本首都東京遭受美軍大轟炸，死亡105,400人，此舉對日造成大打擊，4月1日美軍登陸琉球，此後日本戰況愈加不利。5月2日蘇軍攻陷德國首都柏林，8日德國旋即戰敗投降，5月25日東京再次遭受大轟炸，5月31日台北遭受大轟炸，6月中旬琉球陷落，盟軍已接近日本本土，此時日本已經陷入困境並且孤立無援矣，被日本殖民統治了50年的台灣人，對脫離日本重回祖國懷抱更有信心，已到了翹首以望之境。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從此日起到10月25日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兩個多月當中，台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呢？
歡欣若狂開啟新生命
8月15日，中午12點，台灣人從收音機的播放中，親耳聽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可以說是大喜過望，溫和的抗日民族運動家林獻堂就因為精神興奮至極，而無法入睡。著名的醫生也是文學家的吳新榮則是嚇了一跳，高興到了極點的他，特地跳到溪中洗落50年來的戰塵及苦汗，又向海面大聲喊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開」即「開啟」之意，就是針對脫離日本、回到祖國這件事情，感到將是新生命的起始。看到這句話，不禁讓人感嘆這是何等的期盼與氣魄啊！
林獻堂認為日本統治台灣50年，以武力建制之江山，必將以武力失之，但是他沒有料到日本之敗如此之快。
光復之初，台灣人殷切期盼祖國之情，還可以從這首〈祖國軍歡迎歌〉看出來：「旗風滿城飛，鼓聲響山村，我祖國軍來，你來何遲遲，五十年來暗天地，今日始見青天，今日始見白日；大眾歡聲高，民族氣慨豪，我祖國軍來，你來何堂堂，五十年來為奴隸，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這詩是吳新榮所寫的，從歌詞中的「我祖國軍來，你來何遲遲」，可見其「企盼祖國，希望國軍快快來到」的情愫，溢於言表。但是高興之餘，對於前途，多數人卻是茫然不知，因為祖國何時到台，尚在未定之中。
在不安中等待政府接收
日本投降後，台灣人在高興之餘，也有一種不安的情緒，例如原來的公職或教育界人員就有失業的憂慮，他們擔心政府接收後，不會繼續錄用他們。吳新榮記述「8月15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有一種不安，和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明的前途，必需要再努力、勉勵。」這種不安的心情，可以說相當普遍，吳新榮觀察他的朋友，幾乎每個人都有這種心情，可見當時台灣人處在一種又期盼，又憂慮的雙重矛盾中。
9月5日，台灣人紛紛傳說，中國政府派任的台灣省主席陳儀已經到了陽明山，副主席謝春木也到了霧峰，此謠言9天後證實是假的。日後事實證明，陳儀的正式職稱是行政長官，也未設置副主席，因此謝春木當然沒有就任該職。
9月11日，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曲譜傳入寶島，而且開始傳唱，但是有人一邊唱，一邊懷疑是黨歌之誤，因為歌詞裡頭有「吾黨」兩個字。
9月中旬在台南成立「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台中也成立了「台中歡迎籌備會」，熱烈準備歡迎國民政府到台灣。9月23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南分團籌備處成立，不少熱心青年紛紛參加。
10月4日各地傳說中蘇開戰，或是美蘇開戰，以及蘇軍已經包圍北平、美蘇兩軍在朝鮮衝突等，有識之士擔心台灣尚未來接收，若中國再對外作戰，「此是吾人最憂慮之所在」。蓋恐怕台灣地位有所變化。
台灣人自主維持治安
日本投降，國民政府尚未到台灣之時，由於處於無政府狀態，台灣人憂慮治安惡化，8月17日，開始籌組治安之事，台中士紳陳炘與林獻堂、黃朝清、林衡權等籌商治安問題，計畫成立一治安維持會。此日距投降才三天。20日，林獻堂與許丙、藍國城到台北，拜訪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提出治安問題，安藤表示會繼續負責治安，但移交時或不免發生枝節，那時尚請協助等語。
綜觀在國民政府尚未到台之時，各地方有一些小摩擦，如賭博、毆打警察及役場職員等，不過並不嚴重，基本上治安是非常良好的，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台灣人奉公守法，並且具有高度自制能力，同時也顯示他們安心等待國民政府的到來。
到南京欲參加受降典禮
日本投降後，其對中國的受降儀式，於1945年的9月9日上午9點在南京舉行，典禮由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主持，地點在陸軍總部大禮堂，日本方面由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向何上將呈遞降書。至此八年抗戰正式結束。這一天神聖的受降儀式，原本林獻堂、羅萬俥、林呈祿、陳炘、蔡培火、蘇維樑等六人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之命要參加的，他們8月31日從台灣飛抵上海，9月8日到達南京，準備第二天參加受降典禮，但臨時接到日本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的通知說，不必參加典禮，而林獻堂竟然沒有爭取，造成遺憾。
次日，何應欽問林獻堂為何沒有參加受降典禮，何應欽隨後把受降書給林獻堂看，又引導林獻堂參觀受降場地，向他說明受降情況。由於何應欽的熱心，總算多多少少彌補了台灣人未能親身參與受降典禮的遺憾。
熱烈歡迎陳儀蒞台
10月10日，台灣人第一次慶祝雙十節國慶日，在台北公會堂舉辦，會眾有2千多人，可以說是盛況空前，此時行政長官陳儀尚未到台灣呢。到了24日，台灣人確知陳儀將在次日抵達台北主政，滿街貼標語，吳新榮高興得「張燈結彩，奉告祖先」、「齋身沐浴，清淨我們的心情」、「燒香報告祖先」。這種情形不獨他一人而已，是普遍存在於台灣民眾之間的。24日下午，陳儀一行人飛抵台北松山機場，熱情的民眾與士紳到機場歡迎。10月25日，台灣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下午召開全台光復慶祝大會，由林獻堂擔任主席，致開會辭，氣氛熱烈，盛況空前。自此日起，台灣不再是無政府狀態了，台灣人對迎接新生活充滿期待。
有關1945年10月25日這第一個「台灣光復日」的詳情，筆者在《觀察》雜誌2014年10月號寫過一篇專文介紹，請讀者參閱，在此不再贅述。
上述五大要點，可以看出自日本投降至台灣受降的兩個月又十天的日子裡，台灣這塊土地的諸多情況。常言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抗戰勝利7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脫離日本重返中國70年的今天，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謹以本文來紀念。
（作者係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落日〉是《大公報》記者朱啟平撰寫的名篇，記述了他在東京灣的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見證日本戰敗，向盟軍投降的歷史時刻。
朱啟平報導日本9.2投降
朱啟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美國太平洋艦隊隨軍記者，當他得知日本政府簽署投降書的準備工作將由盟軍統帥麥克亞瑟負責時，就搭乘美軍軍艦趕到東京灣，為見證這一歷史事件做好準備。
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朱啟平站在20釐米口徑機關炮上臨時搭起來的木台上，距離簽字桌約兩三丈遠。簽字的地方在戰艦右側將領指揮室外的上層甲板上。用來簽字的桌子，原來準備向英國艦艇「喬治五世」號借張古色古香的木案，因為太小，臨時換成士官室一張吃飯用的長方桌子，上面鋪著綠呢台布，擺放了四五個擴音器。桌子靠裡面是盟軍簽字代表團站立的地方，靠外面的留給日本代表。桌前站立著包括中國代表徐永昌將軍在內的各國將領。桌子後面架起一個小平台，為拍攝電影和拍攝照片的攝影記者們提供方便。在主甲板的右前方、緊靠舷梯出入口的地方，水兵樂隊和陸戰隊、榮譽儀仗隊整齊排列，煞是精神。
只聽麥克阿瑟向日本代表團大聲說道：「我現在命令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指定的地方簽字。」日本降使外務大臣重光葵走近簽字桌，把帽子放在桌上，仔細閱讀投降書，過了大約一分鐘，才在兩份投降書上簽字。 日本侵略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隨即簽字。麥克阿瑟繼續宣布：「盟國最高統帥現在代表和日本作戰各國簽字」，並邀請魏銳德將軍和潘西藩將軍陪同簽字。簽完字後，他回到擴音器前說：「美利堅合眾國代表現在簽字。」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步出行列，並請海爾賽將軍和西門將軍陪同簽字。接著，中國代表徐永昌走到桌前莊嚴簽字。英、蘇、澳、加、法、荷等國代表依次簽字。整個儀式結束時，正是9時18分。朱啟平不禁想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製造事端，進而侵占了中國的東北；1933年，強迫與偽滿通車，從關外開往北平的列車，到站的時間恰巧也是「9時18分」。14年過去了，日本侵略者竟然也是在這一時刻，在東京灣向盟軍投降。中國人民經過頑強抗戰，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朱啟平在採訪結束之後，和《大公報》的同仁黎秀石合影留念後，馬上奮筆疾書，完成了這篇通訊〈落日〉。在《大公報》刊出後，獲得讀者的熱烈歡迎，爭相閱讀，洛陽紙貴。他文中發出的「深感到日本目前的投降是臨時的休戰，盟國對日必須嚴厲公正，以永絕戰禍，中國對日尤須謹防萬一」呼籲，給讀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也為該文贏得「狀元之作」的美譽，並被大學新聞系列為經典教材。
黎秀石訪問了徐永昌
與朱啟平同在這一歷史現場的《大公報》記者，名叫黎秀石。當天上午7時30分，黎秀石沿著舷梯走上「密蘇里」號，8時15分，中國受降的全權代表、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率領著隨從5人走上舉行受降儀式的甲板。8時45分，主持受降儀式的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到甲板上與各國代表站在一起。8時53分，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營前來求降。9時整，黎秀石站在距離簽字桌大約5丈遠的第二層甲板上，居高臨下，目睹了日本簽降儀式，並用照相機拍下了這一場面。
儀式剛結束，黎秀石在第一時間採訪了徐永昌將軍，請其發表接受日本投降的感受。徐將軍沉思一會兒，一字一句地說道：「今天是要大家回想的一天。今天每一位在這裡有代表的國家都可以回想一下過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訴它有錯誤，它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錯誤而懺悔。」 他請徐將軍進一步說明「懺悔」的含義。徐將軍搖了搖頭，不願再說下去。採訪結束之後，他寫了多篇文章。其中既有訪問徐永昌將軍的新聞，又有〈懲前毖後〉、〈日本人在想些什麼？〉等文，還有新聞照片。9月4日，《大公報》刊登了他的文章，只可惜照片因紙張問題無法刊登，但是廣大讀者通過他的文字，瞭解了這極具歷史意義的一幕。
實際上，黎秀石比朱啟平到日本還早。8月27日，作為隨軍記者，他從東京登陸，成為抗日戰爭爆發以來第一個到日本採訪的中國記者。在東京，他所見到的隨處都是殘垣斷壁，一到晚上，四面漆黑一團，街上空無一人，死氣沉沉。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寫成報導，形成評論。他對日本的學生、旅店店員、報館記者、技術人員、教師及家庭主婦進行了大量的採訪，瞭解他們對日本侵略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看法。當問及東條英機是民族英雄還是戰犯的時候，被訪者常常回答說：東條英機既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戰犯。在回答東條英機是否有錯誤時，多數被訪者以「東條英機沒有準備好」做答。顯然，透過他所提出的問題，可以看出黎秀石要尋找戰爭爆發的根源。9月9日，他撰寫的〈東京死寂之夜〉發表後，又來到香港，採訪撰寫日本侵略軍向中國、英國港九地區軍隊投降的重要新聞。
張鴻增、曹世瑛、李純青
此外，《大公報》記者張鴻增先由重慶飛到湖南芷江，又趕到南京，記述了日本侵略軍簽署投降書的整個過程，名為〈日軍簽降一幕〉。他寫到日本駐華派遣總司令岡村寧次在9月9日上午8時52分默默地來到投降簽字的會場──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接受日軍投降的何應欽上將、蕭毅肅中將等五人及中國與盟國的觀禮代表，包括他本人在內的中外新聞記者都早已等候在那裡。8時58分，何應欽讓岡村寧次呈出身分證明文件，檢視後，把預備好的日本投降書，經蕭毅肅中將交給岡村寧次。岡村寧次起立鞠躬，讀完投降書後，代表中國戰區及皖南百萬日軍在投降書上用毛筆簽了字，然後由參謀長小林淺太郎呈給何應欽。當岡村寧次按照何應欽的安排悄悄離去後，何應欽在廣播中把千百萬軍民經過八年苦戰，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勝利消息報告給全國同胞和世界人民。話音剛落，掌聲四起。通過張鴻增的筆，讀者們獲得了身臨其境的真實感受。
來自天津的《大公報》記者曹世瑛及時地報導了天津、北平日本侵略軍受降，遣送日僑等的新聞。
祖籍台灣的《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在10月奉派採訪台灣接受日本投降儀式的新聞，急忙趕回家，想見久別的父親。沒想到，父親在他到達台北的那天早上溘然逝世。於是，他化悲痛為力量，盡力完成使命，撰寫出一系列的新聞特寫、通訊。1946年1月31日，《大公報》連載他的〈台灣訪問記〉系列。
《大公報》人在日本戰敗投降的一個個新聞現場，見證了落日的重要時刻，也為後人瞭解70年前發生的這段歷史提供了珍貴的訊息。
（前者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後者係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學院講師）
去年底九合一選舉全台政治版圖大幅變動後，各黨各派開始注意青年世代，如今正值暑假期間，許多政黨趁機展開招募實習生的活動。
國民黨手腳太慢
不久前在網路上看到國民黨「終於」開始招募實習生，招募啟事上表明，希望能夠藉此為國民黨注入年輕人的新思維及新力量，並讓國民黨產生更好的「質變」，不過，算算時間，是否已經太慢了？
對國民黨來說，招募實習生可說是一大創舉，不過距離明年初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剩下的時間不多了，能否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備受外界關注，若是無法即時展現成效，恐怕還是難以掃除外界對於國民黨是「老人黨」的印象。
洪秀柱陣營特別找來了青年團前團長徐巧芯，以及國民黨立委紀國棟的前助理李昶志加入發言人團隊，企圖為自己的團隊注入年輕人的新思維。不過，馬英九也曾在競選團隊及執政團隊中借重來自青年團的殷瑋，卻似乎並未贏得青年團體的支持。反觀對手民進黨陣營不但儲備青年人才，磨練時間也相對較久。
民進黨善用青年力量
民進黨自2012年就設立青年實習計畫，青年經錄取後，就能進入黨中央實習，黨部另外還安排他們去相關的NGO實習，獵取青年人才可謂出盡奇招，隔年推出的實習活動，更直接表明就是在徵選青年儲備幹部。這使得民進黨能快速建立起青年勢力的網路，對內可以注入新血，對外可以幫助與自己相關的外圍組織壯大勢力，如此一來，在相關議題與執政黨有不同立場的時候，就能以所謂的「公民團體」、「學生社團」等名義發聲聲援自己。
去年的服貿之亂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當時除有學生團體外，民進黨舊有的外圍組織，包括公民團體及各種NGO也進場聲援，並參與決策，當中多位重量級幹部被揭發曾在民進黨的相關組織裡實習過，例如：學運靈魂人物之一的魏揚就是小英基金會的實習生，並曾配至黨籍立委姚文智的辦公室實習。
近來民進黨更直接將手伸入校園，說課綱應該要公正客觀，而他們所謂的公正客觀，正是透過他們口中的合法來鼓吹台獨，結果一群慘遭洗腦的學生天天上街胡鬧還不打緊，在最近一次的行動裡，更衝撞國教署的鐵門，多名學生趁勢闖入。
如此有系統的宣傳及策劃，遭人質疑有政黨在背後操作，果不其然，就有學生在「反黑箱課綱北區」的臉書社團，上傳向民進黨請款的相關單據，而後民進黨發言人也坦承他們確實提供了物質上的協助，民進黨操作青年的心機不言而喻。
青年人才必須長期培養
在民進黨極力高呼「黨、政、軍必須退出校園」的口號下，國民黨與學生間的聯繫幾乎通通斷掉，任何在校園舉辦的活動都被指稱為「將黑手伸進校園」，連一些攸關教育政策的活動也被扭曲為「洗腦」。但民進黨則大辣辣地招收有給薪的黨務實習，將黨的理念注入其中，讓他們在校園內發出影響力，而成效也的確不錯。
這也造就了近幾年來，一旦有社會爭議爆發時，民進黨的外圍公民及青年團體就會立刻出來聲援。藉由這種中性的團體名稱來代替政黨直接露面，不但能假借公正客觀來說服民眾，如爆發不當行為時，也可以撇清責任。
國民黨在面對爭議時則總是孤軍奮戰，等不到青年學子的聲援，這被認為是國民黨的致命傷，如今國民黨終於開始招募實習生，縱使手腳太慢，但總比永遠不開始的好。
在2016大選中，青年形象或許的確能為國民黨加分，不過實際成效如何仍待觀察，畢竟培養人才這種事情不是短時間能夠達成的，中長期效益才更為重要，而兩年半後的地方選舉，將是國民黨青年實習政策第一次真正的成果發表大會。
究竟何謂「本土派」？真是台灣政壇的超級大哉問！十幾年來，「本土派」、「本土化」、「本土政權」……，各種各樣用「本土」拼裝的名詞不勝枚舉、氾濫一片。這樣一個缺乏明確定義的概念，竟能在台灣的政媒圈裡招搖過市如此之久，也算是一種台灣的「政治奇蹟」。
定義不明竟無人質疑
最近，又出現一熱門詞，叫作「國民黨本土派」。這一串六個字的組合，自洪秀柱通過國民黨初選民調後，便屢屢躍上報端，整天質疑洪秀柱、反對洪秀柱，個個砲聲隆隆，展現從未見過的強大「戰力」。
媒體報導，也都理所當然地這麼寫，幾乎沒人質疑：「本土派」到底是個什麼玩意？為什麼這些人是「本土派」，別人就不是「本土派」？
這個問題在我心裡，其實已埋藏多年了。從第一天聽到「本土派」這個詞，我就一直很想找出它的定義。
今天，我就打破砂鍋問到底！
印象中最鮮明的一次，是2010年五都選舉，高雄市長陳菊上鄭弘儀的電視專訪，從頭到尾就在強調「這是一場本土政權捍衛戰」、「捍衛本土，票投陳菊」，那時我的反應就是：奇怪了，為什麼只有妳陳菊才是本土？後來翻舊新聞，才知道2006年、還是陳水扁當總統時的那次市長選舉，陳菊就已經用這一套，什麼「高雄失守……危及阿扁總統的本土政權」云云。直到去年九合一大選，邁入第四任的陳菊市長，使出的招式沒有別的，還是這一招。
本土定義由獨派壟斷
最早聽到「本土派」這詞，出自李登輝之口，而且說的正是「國民黨本土派」六個字。2001年，台灣團結聯盟（台聯）成立，其精神領袖李登輝便稱，台聯是以「本土化」為訴求，結合國民黨本土派及其他非民進黨的本土力量。
到了2002年，教科書史觀的問題開始浮出檯面，當時除了李登輝操控的台聯，更有同樣號稱「本土」社團的北社，批評時任教育部長的曾志朗必須下台，因為他不夠「本土化」，支持大陸使用的漢語拼音，而且未積極「調整」教科書，將台灣置於大中華底下的架構。一時之間，「本土」就像台灣不可置疑的神主牌，此後更是愈吹愈高，愈來愈「神」了。
今年5月，李登輝在台聯募款餐會上發表講話，猶如替「本土」的定義做了總結。他說，「本土」就是台灣國家認同，自從2004年總統大選以後，台灣主體意識抬頭，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才能取得台灣的政權。他努力的目標，就是使今後無論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朝野兩黨都是認同台灣國的「本土兩政黨」。
由此可見，只有和中國完全切割、認同台灣另成一個國家，才能稱得上「本土」。像我這樣在台灣出生的本省人，老家台南鄉下，成長於台北老社區艋舺，在同齡的年輕人裡罕見地熟悉台灣民俗掌故，只因我不認同李登輝的那套，不認同台獨，就不算「本土」。
事實上，「本土」相對於「外來」，在一些人口中，當然隱含了省籍情結，但更深層地說，在經過2004年李登輝、陳水扁聯手宣傳的「正名制憲」後，「本土」的概念已等同政治的台獨及文化的去中國化。
我曾有一個外省三代的同學，認為「認同台灣」的講法是一種進步，至少不再用省籍區隔，但他卻忽略了，「認同台灣」的定義只掌握在以李登輝為首的獨派手上，不認同李登輝路線，就是不認同台灣、不認同本土、不愛台灣。
牆頭草就低調一點吧
一個人關懷自己腳下的土地，誰會說不？但是，如何關懷才是為台灣好，在民主社會本應可以討論，何以非得違憲，將兩岸說成「一邊一國」才是本土？一定要認同日本殖民者的「戰敗」觀點，才是「台灣主體意識」？
洪秀柱參選，直接挑戰這種台獨民粹式的論述，結果就引來「國民黨本土派」跳腳。其實，如果是因為認同李登輝路線，無法接受洪秀柱，大可公開做路線辯論，也算是君子之爭。最令人不齒的，是這些自稱「國民黨本土派」的人攻擊洪秀柱的理由，竟是她偏離「一中各表」、「九二共識」的黨綱。試問：你們真那麼擁護國民黨的黨綱嗎？你們替「一中各表」、「九二共識」宣傳、辯護了什麼？黨綱裡還有包含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的「連胡五項願景」，你們支不支持？
在此呼籲這些「國民黨本土派」們，如你們認同李登輝路線，乾脆直接退黨，看要到台聯，還是哪裡。如根本沒有信仰，只看利益，就少扯什麼「本土」，牆頭草應該低調點吧！
（作者係青年政治工作者）
陳若曦，本名陳秀美，1938年生於台北縣中和，1957年自北一女中畢業，進入台大外文系，與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等同學創辦《現代文學》雜誌。1962年留學美國，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系碩士。
1966年與丈夫前往中國大陸，1973年舉家移居香港，開始將在大陸的耳聞目睹寫成短篇小說，陸續在香港《明報》發表。1974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完成短篇小說集《尹縣長》，1976年由台灣遠景出版社出版，轟動一時，被譽為「傷痕文學」之始。1979年應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之聘，移居美國舊金山。1989年創組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並當選首任會長。1995年回台定居，先後出任中央大學、台北科技大學及台灣大學的駐校作家，南投縣首任駐縣作家(2000)、著作權人協會祕書長(2001-2004)、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理事長(2006-2007)。現為晚晴協會、荒野保護協會、銀髮族協會的終身義工。
陳若曦著有《尹縣長》、《慧心蓮》、《突圍》、《完美丈夫的秘密》等小說集，《我鄉與她鄉》、《生活隨筆》等散文集，共計40多本，2008年出版自傳《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曾獲中山文藝獎、《聯合報》小說特別獎、吳三連文藝獎、吳濁流文學獎、第15屆國家文藝獎(2011)。其作品被譯為英、德、日、法、挪威等多國文字。
問：您在將近60年前就開始寫作，而且成績斐然，請問您是否當時就決定要成為怎麼樣的作家？
答：我開始寫作時才19歲。當時我在台大外文系讀書，接觸了很多歐美文學作品，很自然地就拿起筆來寫小說。我也跟同班同學一起創辦了《現代文學》，並擔任該雜誌的編輯，引進、翻譯了不少介紹歐美思潮與現代主義的文章，我就以當時流行的意識流書寫方式寫了〈巴里的旅程〉，發表後，我的同學都說看不懂我在寫什麼，我當下決定改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寫作。之後，我以最白話的文字，以自己熟悉的人物、背景為題材，寫下〈辛莊〉，沒想到，台大法文老師黎烈文看了該文，立刻叫他法文班的學生洪智惠（歐陽子）「轉告陳秀美繼續努力」。我當時受到很大的鼓勵。從此決定要以文學反應生活，也開始研究起自己成長環境中熟悉的小人物與鄉土故事，並試著用小說去表達他們的喜怒哀樂。
問：文學評論家葉維廉把妳的小說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大學時代的作品；第二時期則是《尹縣長》系列小說，而且兩者風格迥異，您同意這樣的分法嗎？
答：我同意年輕時發表的作品，與從大陸出來後的小說在內容上很不一樣，但寫作方式其實改變不大，只是所寫的背景故事、人物不一樣了。
除了在大學時的領悟，我也受到海明威的影響。他說，要用大家看得懂的語文字寫作，能少寫一個字，就不要多寫一個字。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的小說都很簡潔，絕不寫沒有必要的話。
當然，那樣的分段方式，也是因為很多人都以為，我從1962年離開台灣後就停筆了，其實我在美國發表過英文小說，我的碩士論文也是英文小說，是以我在華西街賣蛇的姑姑的遭遇作為故事背景。如果我繼續留在美國，大概會走上以英文寫小說的路，林語堂、張愛玲都在美國出版過英文小說，有一位韓國作家在美國也有不錯的表現。
問：您的作品相當寫實，所以有人稱您的小說是報導文學，您同意嗎？
答：我不認為我的小說是報導文學，因為報導文學需要交代一件事情的真實時間、地點、人物及經過情形，我則是抽取一件事件的精華，再加上一些自己的想像，創作出一篇篇小說。我寫作不想無的放矢，也不僅為表現文字之美，我希望讀者能從我的作品中得到一些訊息或啟發。由於寫出來的與原來的故事並不完全相同，所以不是報導文學。
問：您的一生都很精采，其中又以您1966年和丈夫前往大陸定居，七年後又離開大陸這一段特別傳奇，請問您當時為什麼會去，七年後又為什麼離開？
答：二二八事件發生那年，11歲的我，親眼看到官兵在街上抓人，所以當父親告訴我不要碰政治，我一口答應。沒想到不想管政治的我，卻免不了受到政治的影響。
在留學美國時，我與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台灣留學生段世堯結婚。我們都不希望畢業後留在美國為外國人做事。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沒有區別，尤其台灣還在戒嚴時期，1950年代又發生白色恐怖事件，大陸就成為我們學成報效國家的唯一選擇。同時，我們當時都很嚮往社會主義理想，我們看了很多相關書籍，也與對左派理論有研究的人反覆討論。當然，我一向是個實踐派，想到什麼就會付諸於行動，也就覺得去大陸是理所當然的事。也因此，雖然在大陸的七年經歷了不少事，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我是一個隨遇而安，生活簡單，沒有太多物質慾望的人，而且去之前就有心理準備，所以物質條件從來不是問題。只是回去時，大陸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政治氣氛變得緊張，人與人之間也開始有距離，我先生及兒子講話又很直率，我擔心遲早會被調查，也擔心如果不離開孩子日後會恨我們。我相信如果不是在文革期間去大陸，應該不會再出來，但人生就是不斷的選擇，我不後悔去，也不後悔離開。反正，無論在哪裡，我都是中國人。
問：在大陸定居七年的經歷，對您的人生有什麼樣的影響？
答：我在大陸七年，可以說一事無成。1969年任教於南京市河海大學，也是陪著誤人子弟。想來想去，只有一點，那就是多認識了自己的同胞。以前，我做為中國人好像是理所當然，與生俱來，無所選擇的，經過這幾年，我才真正認識自己的同胞，也比較瞭解他們在想什麼。
可以說，那段經歷豐富了我的人生經驗和文學題材，對我日後的創作影響很大。我1973年羈留香港期間，經常懷念在大陸的朋友，就忍不住動筆，寫出《尹縣長》、《耿爾在北京》一系列描述大陸在文革時期的小說。我是以某個事件或真實經驗作為背景，再把人物放進去，配上一個合情合理的情節，我認為這樣就夠了，怎麼解讀是讀者的事。我也認為，那段經歷讓我對兩岸的政經變化見怪不怪，有一種老神在在的篤定感。
問：您在1980年曾因美麗島事件，帶著一份27位留美作家、學者簽署的請願書回台灣面見蔣經國總統，請問您當時是基於怎麼樣的心情做這件事？
答：1979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海外的作家都很焦急，聶華苓打電話給我，要我返台向蔣經國求情。我怕我人微言輕，就糾集了許倬雲、李遠哲、李歐梵、張系國、杜維明、鄭愁予、楊牧、歐陽子、葉維廉、田弘茂、白先勇等27位海外學者及作家，共同聯署了一封給蔣經國的陳情信，呼籲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要軍法審判。
1980年1月8日，我帶著這一封信飛回睽別18年的台灣，求見蔣經國。我在台期間兩度見到蔣經國，他當時已是病魔纏身的老人，但言辭謙和，平易近人。我表達了海外學人對此事件的憂心，也為高雄事件民運人士求情。第二次見面時，他向我承諾一切會依法處理，並表示「哪怕是一個人受到冤枉，我的心都不會安的」。我認為他能有這個心就值得肯定。
當年會做這件事，主要是因為台灣是我從小長大的故鄉，我卻沒有為台灣做過任何事，我想盡一份心力。也就是那次返台，我發現台灣的變化很大，一切恍如隔世，卻又那麼熟悉，我當時就下定決心要回台定居，但這個計畫一直拖到1995年才實現。
問：您1995年回到台灣定居時已57歲了，請問您當時有適應不良的問題嗎？
答：在我遷居美國加州舊金山後，我跟家人過得還不錯，尤其1980年代開始我經常接待兩岸的作家，不少人住過我家，當時還有人戲稱我家是「陳若曦旅館」。但我總覺得美國不是我的家，因此回台定居的心從來沒改變過。
我1995年閏八月回到台灣。我記得回來前，舊金山不少朋友看了《1995閏八月》那本書，都憂心大陸會「武力犯台」，我回來看台灣一點事都沒有。
台灣是我的家鄉，我完全沒有適應的問題。我教書、寫作、旅行、演講，擔任駐校作家，加入晚晴協會、婦女寫作協會和銀髮族協會，也參與環境保護運動，日子過得很充實。只是，先生不願回台定居，我只好主動提出離婚，好讓他在中老年時再找一個伴。我跟他曾經共患難，卻不能白頭偕老，的確有些遺憾，不過分手對兩個人都比較好，我並不後悔。
問：您從1980年代後就經常到大陸開會、旅遊，您感覺這30年來大陸有哪些變化？還有哪些方面有待改進？
答：過去30多年中，我經常去大陸開會、旅遊，每一次去，我都看到大陸的進步。我接觸最多的是大陸的作家及藝文界人士。1980年代我在美國接待過他們，到了北京也多半是我請他們吃飯。2000年後他們所有人都告訴我「我們現在過得很好」，他們都要請我吃飯。從這個小例子就可以看出，大陸的生活環境大獲改善。而且，從我多次與大陸導遊及民眾的交談中，我發現大陸一年比一年開放。
當然可以改進的地方也不少。例如，我遊覽張家界時，在風景最好的地方，看到一個超大型的賀龍騎在馬上的銅像，我回台後寫了一篇文章批評那個銅像破壞了風景原貌，很煞風景。這一篇文章發表後，那個主辦單位就不再請我了，但我是實話實說呀。
問：請問您怎麼看待台灣有些年輕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問題？您認為台灣民眾應該如何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前途？
答：台灣的民主已變成民粹了，社會上充斥著「反中」的極端主義，政治人物又亂開支票，以政策買票，令人憂心。如把台灣的民粹搬到大陸去，那一定會把大陸弄得一榻糊塗。
我認為台灣年輕人的中國意識愈來愈淡，有兩層因素，一是客觀事實，台海兩岸隔離的時間太長了。另一層因素則是台獨份子大肆宣傳台獨理念，民進黨為了選票、得到政權，不擇手段地任意抹黑。當然，國民黨也要負責，馬英九2008年上台後，不善用時機修改教科書，扭轉年輕人的國家認同，他還特別推崇日本人八田與一，難道他不知道清朝時期台灣已有水利建設？他這樣做簡直是拍日本人馬屁，也造成上行下效的後果。或許我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民族意識特別強烈。
不管台灣人怎麼想，都沒辦法改變我們是中國人的事實。我常說，台灣是我的家鄉，我的國家則是中國，這兩者一點都不矛盾。兩岸關係愈來愈密切，台灣在經濟上又不得不依賴大陸。我真希望兩岸雙方都能互讓一步，尤其大陸方面可以再大氣一點，譬如改稱「中國」。
我很支持「一國兩制」，因為台灣人普遍希望維持現狀，我相信「一國兩制」能讓台灣人擁有民族的尊嚴，又能保持現有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透過自身的軟實力，深化大陸的政治改革。
問：您的小說總是幫女性講話，您自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嗎？您認為現代女性需要具備哪些特質，才能活得自在？
答：我年輕時會選擇以「陳若曦」這樣一個中性的名字為筆名，為的就是打破性別的不平等，為女人說話。我回台後加入晚晴協會，是它的終身義工。
我的母親從小就告訴我教育能改變女人的命運。我看到上一代女人不僅忍受被遺棄之苦，連遭受丈夫的暴力也不敢求去，真是可憐。教育為現代女人開啟了就業之門，而經濟自立又提升了人格的獨立和尊嚴。當然有不少高學歷的女性在結婚、有了小孩後就放棄了工作，一旦碰到先生外遇和家庭暴力時，還是會擔心離婚後如何養活自己及小孩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女人保持經濟獨立最為重要。另外，台灣還要加強兩性平等教育，才能真正成為兩性和諧的社會。
問：作為一個文化人，您怎麼看台灣的文學？您認為傳承中華文化可以促進兩岸融合嗎？
答：我一直認為台灣的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但必須承認，過去半個世紀，台灣文學受到西方及日本的影響，在文風上有一定的特色。我不贊成台灣作家在作品中夾雜太多台語，畢竟文學作品是要讓大家都看得懂。中國有50多個少數民族，但凡用中文寫作者都應該採用大家都看得懂的書寫方式。
這幾年大陸很重視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習近平本人也多次表達他對中華文化的看法。這點我很同意，因為只有文化強的國家，才能算是強國。我希望國家領導人能尊重文化專業，多聽取文化人的意見。
至於如何讓文化拉近兩岸人民的距離，很可惜台灣很多人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對於中華文化傳統也比以前淡薄了，現在談兩岸共同復興中華文化，有一點遲，但晚做總比不做好，只是應該要想出一套細緻、全面，又不流於形式的作法，才能產生功效。
問：您什麼時候開始停止寫作，現在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哪些方面? 您以為人在面對老年時應該持有什麼樣的態度？
答：我2000年出版《慧心蓮》後就不再寫小說，主要是一坐下來就脊椎痛。這個毛病後來雖經開刀改善了，但我已不想再寫，2008年回憶錄出版後我更幾乎封筆了。我現在除偶而準備演講稿外，寫作對我而言已經是過去式了，我只在老人福利上盡心盡力。
我現在過著「減法」的生活。住的房子是租來的，生活非常簡單。我希望以後能搬到老人中心去住，連買菜、做飯都可以省了。
我目前擔任婦女寫作協會副理事長，並負責銀髮族協會的藝文工作。這兩個協會旨在豐富婦女和老年人的生活，我號召他們要自尊、自強、自足、自娛。我經常為銀髮族協會成員安排不同的節目，有時聽音樂會，有時喝下午茶，有時體育鍛練，活動滿豐富的。我也是荒野保護協會的終身會員，曾在大安森林公園作志工導遊。
我認為人到老年有三件事情最重要，一是身體健康，二是經濟獨立，三是有老伴或老友。有了這三樣，就可以享受人生了。
7月14日，美、英、法、俄、中、德等六國及歐盟與伊朗正式就解決核問題達成協議，為延續了13年的伊朗核問題談判劃下句點，媒體使用「歷史性」來形容談判的成果。
伊核協議是妥協的產物
該協議長達100餘頁，主要重點如下：伊朗重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尋求、開發和獲得任何核武器；落實全面協議將使伊朗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相關決定下完全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力，伊朗核計畫將與該條約其他簽約國受到同樣對待；伊朗會把離心機的數量削減三分之二，從約1.9萬台減少至6,104台；國際社會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再持續5年；國際原子能機構人員可在24天內進入伊朗境內被認為可疑的地點；國際原子能機構核實伊朗核計畫的和平性質後，聯合國、美國及歐盟將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和金融制裁；如果伊朗方面違反協議，相關制裁將在65天內恢復；伊朗有權對國際查核人員的查核提出異議，由伊朗和六國人員組成的仲裁機構做出裁定；伊朗阿拉克重水反應堆可重建，但僅用於和平目的。
從以上要點看來，伊核協議主要是美伊雙方相互妥協的結果。伊朗外長札里夫稱「這是雙贏的解決方案」。歐巴馬7月15日稱，「若無核協議，伊朗的核計畫將沒有限制，伊朗可能會更接近造出核彈。我們面臨在中東地區出現更多戰爭的風險。」
從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可看出，短期的軍事行動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長期的軍事介入也可能徒勞無功，而且已經招致美國人民的反對。況且轟炸只能摧毀有形的具體設施，無法抹掉伊朗已經取得的核科技知識和能力。因此，通過外交途徑談判便成為唯一的選擇，伊核協議可望消除中東地區最大的軍事衝突隱患。除美國外，其他四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德國及歐盟都共同參與了談判，這表明今後美國在中東地區無法一國獨霸，而必須與其他大國共治。
中東權力平衡將改變
制裁給伊朗老百姓帶來巨大痛苦，伊朗長期都在尋求如何擺脫孤立的困境，因此，它願意犧牲一部分核權力，換取經濟不再被封鎖，讓自己重新融入世界。2013年羅哈尼當選伊朗總統後，在最高領導哈米尼的支持下改弦更張，展開了與六國加歐盟的新一輪會談。伊核協議達成後，伊朗作為核國家的地位合法化，但是伊朗濃縮鈾製造核彈的能力在10年到15年內將受到嚴格的限制，換來的是解除制裁和重返國際政治舞台。一般分析認為，伊朗未來將更強大，也將更開放，重新加入國際社會會讓伊朗更為繁榮昌盛，隨著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擴大，溫和路線會占上風。
伊核協議也將影響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伊朗與土耳其、以色列、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等都是中東地區地緣政治的支點國家，在地區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因受國際制裁的影響，伊朗的大國地位長期未受到重視。事實證明，在維護伊拉克局勢穩定，打擊伊斯蘭國組織，解決葉門問題、敘利亞內戰和推進中東和平進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伊朗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西方制裁解除後，伊朗可借機鞏固這些地緣政治的成果，逐步擴大地區影響力。今後美國支持及依賴以色列的力度可能將降低，對沙烏地阿拉伯亦復如是。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格局會發生變化。
美伊數十年的敵對使雙方都面臨國內主張強硬路線人士的質疑。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18日表示，伊核協議「不會改變」伊朗對「傲慢」美國的立場，不會改變對敘利亞和伊拉克政府的支持，以及對葉門、巴林「受壓迫人民」和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伊朗人民則歡欣鼓舞，認為這是一場勝利，但軍方尤其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對查核機制有疑慮，認為會侵犯伊朗主權。再過7個月伊朗就要舉行國會選舉，選舉結果將反應民意。
協議成為外交協商範例
由共和黨主導的美國國會有60天的時間來審議伊核協議。歐巴馬在7月15日的記者會上呼籲國會給予支持。共和黨人，尤其是有意爭取下一任總統提名者，則迫不及待地抨擊協議，他們表示將投否決票。歐巴馬也表示，如果國會投票反對，他將動用總統的否決權，但如果參議院有13個民主黨籍參議員「叛黨」，就能夠讓共和黨取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數，使歐巴馬的否決無效。傑布‧布希認為協議不是外交的產品，而是綏靖姑息的結果。希拉蕊則改變過去鷹派的立場，表明伊核協議是阻止伊朗實現核野心的重要一步。伊核協議能否在美國國會順利通過，尚在未定之天。
不過，伊核協議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以政治協商解決重大爭端的榜樣，值得今後處理其他國際熱點問題借鑒。伊核協議也是未來新興工業國應用《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範例。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2015年7月5日希臘歷史性公投，以61.31%壓倒性否決了對債權人所提出的新撙節要求，固然暫時解除了希臘總理齊普拉斯下台危機，卻也爆開歐元加速弱化的新危機，不過，7月9日晚間希臘所提出的新改革與減支方案，以及7月12日歐盟高峰會議所設定的「國家財政主權大接管」方案，則等同於要逼迫齊普拉斯立即下台。
整個新版的希臘悲劇，初看似純屬希臘財政失敗，其衝擊影響也看似應該止於國家破產及債券價值的失靈失速。但是，國際間其實早就看出，股債市已利空出盡，不會再繼續敗壞下去，即使發生上海疑似股災大崩盤事件，也都判斷會很快止跌回升，也就是說，國際股市可以轉回到經濟基本面的正軌上。不過，整起事件引發了希臘金融服務體系崩壞，直接拖累歐元地位，並引申出國際性新貨幣金融危機，其國際效應與市場殺傷力將更深更大，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市場，明顯地因「希臘因素」而激起「集體下貶」(collective devaluations)的新貨幣戰爭。
加強版的財政撙節計畫
齊普拉斯7月9日晚間提出一項改革與減支方案，以換取三年535億歐元（592億美元，約台幣1兆8463億元）的紓困貸款，同意增稅減支等撙節措施，換取債務重整。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頓時大減，歐美股市以大漲回應，紐約三大指數開盤後漲幅超過1%。
希臘此次所提新計畫方案「先期行動」的內容，與債權機構6月26日提出的要求，包括設定主要預算盈餘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提高加值稅的「增稅」計畫，以及「減少退休金支出」的改革年金制度等幾乎一致，其所列金額也差不多，希臘也主張重組債務結構，同時提出一項350億歐元的成長方案。少數的差異是，希臘仍要求離島地區應適用較低稅率，並堅持年金改革法於2015年10月起實施（債權機構之前要求必須「立即實施」）。
希臘趕在截止期限前提案，立刻獲得法國和義大利的肯定。不過提案承諾的撙節措施與6月26日國際債權人的提案幾乎雷同，等於繞了一圈後，又回到原點。
希臘脫離歐元區機率銳減
歐元集團主席戴松布倫形容希臘新改革計畫內容「周全」，法國總統歐蘭德稱讚此次改革計畫「認真、可信」，已然證明希臘決心留在歐元區；但是，德國則仍然表示目前不做判斷，一切留待專家初步評估。
德國總理梅克爾及其政府承受極大壓力，必須軟化德國內部抗拒債務救濟的立場。歐元區會員國對於提供減輕希臘債務議題持開放立場，但若涉及「減記」(write-down)債務的本金，恐怕就很難獲得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等保守派的首肯，目前這仍是希臘與三巨頭爭論的主軸；希臘債務已達到其GDP的170%以上。
希臘脫離歐元區的機率降到2015年來最低，雙方在7月12日大限前達成協議，並且會很快正式展開第三次紓困案的談判（總額535億歐元、為期三年）。歐洲央行也將因此增加對希臘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S)，使希臘銀行在最近期內可望重新開業。
五個結構性棘手問題
儘管希臘7月9日提出最新紓困提案，願意接受國際債權人先前所設定的「財政撙節」條件，但希臘經濟前景卻不可能從這項最新撙節措施中得到實質好處，希臘想要經濟有效復甦並恢復市場競爭力，就必須優先解決五個結構性的棘手問題。
第一是如何優先解除退休金定時炸彈。解決希臘年金是必須最優先處理的問題。倘若放任不理，則單是「年金赤字」2030年將達希臘GDP的7%到8%，這已是無法迴避的改革重點。
第二是如何有效打擊逃漏稅。希臘設法積極解決「稅收不足」和「稅捐逃避」的莫大缺漏問題。希臘稅務稽查單位估計，每年光是逃稅短收金額，就高達450億歐元，相當於GDP的15%。
第三是如何繼續吸引並有效拉攏外資。希臘必須簡化窒礙難行的機制，制定透明、可靠且負責任的相關規定。這樣才能有助於希臘重返國際債券市場，解脫對短期紓困措施的絕對依賴。
第四是如何促進經濟多元化與提振出口。希臘悲劇的癥結是，高價值經濟活動發展滯後，造成國家經濟結構多元性嚴重不足的殘缺；出口方面，2014年希臘貿易赤字高達205億歐元，主因是能源進口暴增，而希臘企業又保不住國際市場，勢需高效提振對外貿易，促進希臘企業打進外國市場，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第五是人才荒。公共債務危機已造成希臘失業率翻倍至26.9%，青年失業率更超過50%。
這些存在於希臘本身自體的內在難題，都不是解決了即期紓困案就會自動消失的結構性問題，除了自己振作努力之外，任何外來的經濟援助恐怕都是無效的。
希臘財政主權被剝奪
然則，局勢一直迭變不已，7月12日歐盟峰會為解決希臘債務問題的關鍵決策研商，在超過10個小時談判的過程中，多數歐盟會員國都鐵了心，芬蘭政府更擺出最強硬立場，敦促歐盟正式要求希臘交出「國家財政權」，並提供500億歐元資產扺押，否則應予「暫時退出歐元區」。
在這項高度剛性的要求下，歐盟及IMF等三巨頭正式進駐雅典，所有希臘政府的財政法案，都必須先取得三巨頭的共識同意後，才能提交希臘國會進行審議討論，這讓三巨頭形同「太上皇」，使希臘的財政主權根本喪失，這也表示歐盟峰會領袖已決意要弄走齊普拉斯；不過，另一方面，歐洲大左派的「反撙節聯盟」成員也正號召聚集10萬群眾反對梅克爾。
對國際貨幣市場的衝擊
歐洲社會面對希臘事件的解決方式與可能結局，已成為當前最能撩撥全世界金融市場的焦點，這也使得這齣「新版希臘悲劇」的戲碼張力十足。
儘管長時間以來歐洲央行一直盡力淡化「希臘因素」對歐元的衝擊效應，但希臘事件的震盪延燒，早已肇致歐元區的政經劇烈波動，使得歐元國際地位一路下滑。尤其，最近事態對外擴大蔓延，希臘資金大量外逃，存款急速被提存，銀行業面臨大崩潰。
自2014下半年起，對國際資金動向敏感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大多因「希臘因素」促衰歐元，並出現了「集體匯率下貶」的新格局。
國際機構一般預期2015年下半年，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會因「希臘因素」而出現新一輪危機；而且除非國際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不再積極蠢動，否則，甚至連東亞區域經濟國家的貨幣也都將受到牽連而動盪不安。
最近許多國際機構已明確指出，第一個沉不住氣的亞洲大國是日本。日本早就在一個月前，領先挑起新一輪的貶值潮。這次「希臘因素」暴衝歐元地位的突發政治事件，勢將加大日圓的貶值力度，對於升高亞洲貨幣的戰爭更具推波效應，刻正普遍受到國際關注，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更不容小覷。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2015年7月5日希臘歷史性公投，以61.31%壓倒性否決了對債權人所提出的新撙節要求，固然暫時解除了希臘總理齊普拉斯下台危機，卻也爆開歐元加速弱化的新危機，不過，7月9日晚間希臘所提出的新改革與減支方案，以及7月12日歐盟高峰會議所設定的「國家財政主權大接管」方案，則等同於要逼迫齊普拉斯立即下台。
整個新版的希臘悲劇，初看似純屬希臘財政失敗，其衝擊影響也看似應該止於國家破產及債券價值的失靈失速。但是，國際間其實早就看出，股債市已利空出盡，不會再繼續敗壞下去，即使發生上海疑似股災大崩盤事件，也都判斷會很快止跌回升，也就是說，國際股市可以轉回到經濟基本面的正軌上。不過，整起事件引發了希臘金融服務體系崩壞，直接拖累歐元地位，並引申出國際性新貨幣金融危機，其國際效應與市場殺傷力將更深更大，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市場，明顯地因「希臘因素」而激起「集體下貶」(collective devaluations)的新貨幣戰爭。
加強版的財政撙節計畫
齊普拉斯7月9日晚間提出一項改革與減支方案，以換取三年535億歐元（592億美元，約台幣1兆8463億元）的紓困貸款，同意增稅減支等撙節措施，換取債務重整。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頓時大減，歐美股市以大漲回應，紐約三大指數開盤後漲幅超過1%。
希臘此次所提新計畫方案「先期行動」的內容，與債權機構6月26日提出的要求，包括設定主要預算盈餘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率、提高加值稅的「增稅」計畫，以及「減少退休金支出」的改革年金制度等幾乎一致，其所列金額也差不多，希臘也主張重組債務結構，同時提出一項350億歐元的成長方案。少數的差異是，希臘仍要求離島地區應適用較低稅率，並堅持年金改革法於2015年10月起實施（債權機構之前要求必須「立即實施」）。
希臘趕在截止期限前提案，立刻獲得法國和義大利的肯定。不過提案承諾的撙節措施與6月26日國際債權人的提案幾乎雷同，等於繞了一圈後，又回到原點。
希臘脫離歐元區機率銳減
歐元集團主席戴松布倫形容希臘新改革計畫內容「周全」，法國總統歐蘭德稱讚此次改革計畫「認真、可信」，已然證明希臘決心留在歐元區；但是，德國則仍然表示目前不做判斷，一切留待專家初步評估。
德國總理梅克爾及其政府承受極大壓力，必須軟化德國內部抗拒債務救濟的立場。歐元區會員國對於提供減輕希臘債務議題持開放立場，但若涉及「減記」(write-down)債務的本金，恐怕就很難獲得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等保守派的首肯，目前這仍是希臘與三巨頭爭論的主軸；希臘債務已達到其GDP的170%以上。
希臘脫離歐元區的機率降到2015年來最低，雙方在7月12日大限前達成協議，並且會很快正式展開第三次紓困案的談判（總額535億歐元、為期三年）。歐洲央行也將因此增加對希臘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S)，使希臘銀行在最近期內可望重新開業。
五個結構性棘手問題
儘管希臘7月9日提出最新紓困提案，願意接受國際債權人先前所設定的「財政撙節」條件，但希臘經濟前景卻不可能從這項最新撙節措施中得到實質好處，希臘想要經濟有效復甦並恢復市場競爭力，就必須優先解決五個結構性的棘手問題。
第一是如何優先解除退休金定時炸彈。解決希臘年金是必須最優先處理的問題。倘若放任不理，則單是「年金赤字」2030年將達希臘GDP的7%到8%，這已是無法迴避的改革重點。
第二是如何有效打擊逃漏稅。希臘設法積極解決「稅收不足」和「稅捐逃避」的莫大缺漏問題。希臘稅務稽查單位估計，每年光是逃稅短收金額，就高達450億歐元，相當於GDP的15%。
第三是如何繼續吸引並有效拉攏外資。希臘必須簡化窒礙難行的機制，制定透明、可靠且負責任的相關規定。這樣才能有助於希臘重返國際債券市場，解脫對短期紓困措施的絕對依賴。
第四是如何促進經濟多元化與提振出口。希臘悲劇的癥結是，高價值經濟活動發展滯後，造成國家經濟結構多元性嚴重不足的殘缺；出口方面，2014年希臘貿易赤字高達205億歐元，主因是能源進口暴增，而希臘企業又保不住國際市場，勢需高效提振對外貿易，促進希臘企業打進外國市場，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第五是人才荒。公共債務危機已造成希臘失業率翻倍至26.9%，青年失業率更超過50%。
這些存在於希臘本身自體的內在難題，都不是解決了即期紓困案就會自動消失的結構性問題，除了自己振作努力之外，任何外來的經濟援助恐怕都是無效的。
希臘財政主權被剝奪
然則，局勢一直迭變不已，7月12日歐盟峰會為解決希臘債務問題的關鍵決策研商，在超過10個小時談判的過程中，多數歐盟會員國都鐵了心，芬蘭政府更擺出最強硬立場，敦促歐盟正式要求希臘交出「國家財政權」，並提供500億歐元資產扺押，否則應予「暫時退出歐元區」。
在這項高度剛性的要求下，歐盟及IMF等三巨頭正式進駐雅典，所有希臘政府的財政法案，都必須先取得三巨頭的共識同意後，才能提交希臘國會進行審議討論，這讓三巨頭形同「太上皇」，使希臘的財政主權根本喪失，這也表示歐盟峰會領袖已決意要弄走齊普拉斯；不過，另一方面，歐洲大左派的「反撙節聯盟」成員也正號召聚集10萬群眾反對梅克爾。
對國際貨幣市場的衝擊
歐洲社會面對希臘事件的解決方式與可能結局，已成為當前最能撩撥全世界金融市場的焦點，這也使得這齣「新版希臘悲劇」的戲碼張力十足。
儘管長時間以來歐洲央行一直盡力淡化「希臘因素」對歐元的衝擊效應，但希臘事件的震盪延燒，早已肇致歐元區的政經劇烈波動，使得歐元國際地位一路下滑。尤其，最近事態對外擴大蔓延，希臘資金大量外逃，存款急速被提存，銀行業面臨大崩潰。
自2014下半年起，對國際資金動向敏感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大多因「希臘因素」促衰歐元，並出現了「集體匯率下貶」的新格局。
國際機構一般預期2015年下半年，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會因「希臘因素」而出現新一輪危機；而且除非國際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不再積極蠢動，否則，甚至連東亞區域經濟國家的貨幣也都將受到牽連而動盪不安。
最近許多國際機構已明確指出，第一個沉不住氣的亞洲大國是日本。日本早就在一個月前，領先挑起新一輪的貶值潮。這次「希臘因素」暴衝歐元地位的突發政治事件，勢將加大日圓的貶值力度，對於升高亞洲貨幣的戰爭更具推波效應，刻正普遍受到國際關注，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更不容小覷。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目前兩岸經濟都處於亟需調整的關鍵時期，大陸提出了具有宏觀思考的創新戰略，對台灣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台灣如何做路徑選擇將是未來榮枯的關鍵。
大陸發展策略的創新重點
大陸近年進入了新的經濟發展調整時期，本質是經過30多年的高增長期後，社會經濟結構出現種種不適應的問題，需要進行新一輪的改革調整。面對這些挑戰，大陸政府通過冷靜分析，深入思考，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具有創新性的發展戰略，其中最具震撼力與影響的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一帶一路戰略。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首先向各國發出共同參與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呼籲。2014年5月正式提出了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構想，即一帶一路戰略。這一戰略的重點是以大陸經濟活力為支撐，以中國向外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為出發點，以建設便捷的經濟走廊為依託，搭建共同參與的開放平台，通過互聯互通，實現促進各國共同成長的目標。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是大陸對外開放戰略2.0版本的主要內容，為大陸經濟發展奠定更深厚的基礎，更是大陸謀求擺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體系，創建獨立的經濟產業運作體系的重要嘗試。
二是創設亞投行。創設亞洲基本設施開發銀行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配套措施，於2013年10月由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旨在以中國大陸雄厚的外匯儲備為後盾，吸引更多的外來資金助推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助推一帶一路戰略運作。2015年6月底中國等57個國家簽署建行協定，簽署國既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發達國家，也包括東南亞、南亞、中亞等發展中國家。
三是制定製造業2025規劃。2014年初，中國工程院首先提出了2025年進入製造強國行列的指導方針和優先行動方案，隨即工信部、發改委、科技部與國資委著手聯合編製《中國製造2025》規劃，以堅持製造業是大陸的優勢產業為前提，以推動大陸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為手段，以從製造大國轉向製造強國為目標，以實現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由低成本競爭優勢向品質效益競爭優勢轉變；由粗放製造向綠色製造轉變；由生產型製造向服務型製造轉變，以體現資訊技術與製造技術深度融合的數位化、網路化智慧化製造為主線。李克強總理在今年3月人大會議上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將規劃綱要定位在國家發展戰略層次。
大陸新發展戰略的啟動，顯示大陸政府對未來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也是目前大陸經濟實力的體現，因此得到周邊相關國家的熱烈回應。對台灣來說，大陸的調整與創新是挑戰，更是機會，台灣發展戰略不能不做出相應調整。
台灣經濟與兩岸關係困局
台灣經濟近年明顯放緩，2008-2014年經濟增長率只有3.4%，甚至還不及2000-2008年的4.1%。其直接後果有兩個，一是收入增長緩慢，實質收入衰退。2007-2014年間台灣工業與服務業受雇人員平均薪資增長6.6%，而同期消費者物價指數增長9.3%。二是中、青年失業居高不下，2014年台灣失業率已從2009年的5.85%降為3.96%，而15-24歲年齡段的失業率仍高達12.63%。嚴重的社會問題對當局施政產生兩方面的壓力，一是迫使其將有限的財政資源更多的用於社會福利，二是難以確定改革戰略，準確把握調整力度。
台灣經濟困境的根本原因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即製造業無整合、服務業缺品牌。台灣經過幾十年的代工模式發展後，目前製造業專精於零部件生產，但仍缺少原創技術專利，整合型終端產品依舊不足，檔次不高。而占台灣GDP近2/3的服務業，更缺少知名品牌與規模，內向型企業占了多數，經營者缺少國際競爭的眼光與膽魄，僅僅滿足於對台灣市場的爭搶，最多只能在大陸和華人華僑占有經濟優勢的東南亞地區一展拳腳，無法貼近歐美市場的需求，占領世界高端的消費服務市場。
與此同時，兩岸關係也進入了新的和平發展時期。七年多來，兩岸兩會簽署了21項協議，經貿與人員文化交流迅速擴大，但隨著兩岸協商進入所謂深水區，兩岸發展路徑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即缺乏政治互信基礎的問題日益凸顯。近一年多來出現了一系列不正常的現象，諸如兩岸服貿協議簽署兩年後仍無法生效，而貨物貿易協定協商舉步維艱等，最凸出的現象是去年爆發帶有鮮明反中特色的3.18學運，在台灣至今仍得到社會輿論的偏袒維護。這一現象的背後是台灣社會對社會經濟趨於停滯，生活改善放緩的強烈不滿，而集中表現在對兩岸和平紅利分配的不滿。兩岸服貿協議中，大陸對台灣的開放幅度遠大於台灣對大陸的開放，但台灣依然有部分受到衝擊的產業代表鼓噪協議不公，而社會也從同情轉向認同這些相對邊緣產業的觀點，進而否定兩岸服貿協議意義的結論，從而拖累了兩岸關係發展的大局。
兩岸關係出現新變局，歸根結底，仍是台灣對其發展路徑認知的嚴重分歧所致。這種分歧在政治上表現為藍綠惡鬥，其爭論焦點就是要不要通過擁抱大陸，發展兩岸關係來創造台灣新的發展生機。去年九合一選舉前後，島內社會流行著要終結藍綠惡鬥局面，結果是藍敗綠勝，實際上絲毫沒有結束藍綠分野的根源。只要台灣社會沒有對未來改變做好徹底的準備，那麼惡夢就不會終止。
台灣經濟兩難終須一決
當今世界大勢一方面是大陸快步疾進，正改變著東亞乃至全球的經濟格局，一方面是歐美日深陷發展瓶頸。值此變化時刻，台灣卻一味苛求從為時尚短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中能分得更多紅利，渾然忘記了整體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上個世紀60、70年代，台灣抓準了世界產業變遷的脈博，為其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如今世界經濟格局同樣正發生深刻的變革，台灣如錯過、喪失其中所賦予的機會，必將日漸沉淪。
台灣社會已進入中等發達地區，對固有的發展路徑已經產生嚴重依賴，經濟與產業轉型步履艱難，實現向上躍升的難度加大。鑒於現實可能性而言，台灣未來無外乎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是繼續依賴歐美日，加入TPP是其中重要的選項，二是拓展大陸市場，背靠大陸，積極加入RCEP等區域性經濟組織。
實際上，台灣想繼續往昔單純面向歐美的發展路徑已經不復存在，第二條路徑實際上早已成為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台灣社會雖然因為受到過去成功思維的局限，在少數政客別有用心的操縱下，持續抵制這一趨勢，這也正是台灣經濟增長動力趨弱的外在因素。
兩難之中終須一決，台灣是要調整航向，自覺地擁抱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增長，還是抱殘守缺，繼續坐待美日經濟的再創輝煌。前者也許需要台灣屈尊降貴，開放心胸，但卻是台灣經濟振衰起敝的不二選擇。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