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全球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動盪時期，權力結構的演變，使得「傀儡政權」一詞再次成為國際關係的核心論述。傳統上，傀儡政權被視為一個國家受到另一個更強大勢力的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政府雖然名義上擁有主權，實際上卻必須聽命於幕後操縱者。這種權力不對稱的現象，在現代地緣政治中演變得更加精確且隱晦，不僅涉及軍事與領土的控制，更延伸至經濟命脈、技術依賴及代理人戰爭的複雜博弈中。

根據GZERO Daily2月18日的文章顯示，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現代傀儡師擅長運用非對稱手段，將脆弱國家轉化為實現戰略目標的工具。此外，Drop Site News的記者斯卡希爾（Jeremy Scahill）與侯賽因（Murtaza Hussain）3 月 2 日發文表示，中東局勢正處於極端危險的邊緣；隨著各國在代理人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幕後操縱者與受控勢力之間的關係已直接威脅到全球安全，甚至可能引發大規模軍事衝突。

隱形紅線下的地緣博弈

在地緣政治的棋盤上，傀儡師的核心特徵在於其隱身性與絕對主導權。當一個主權國家在對外政策或重大人事任命上，無法展現獨立意志時，其政權的自主性便已名存實亡。布雷默主張這種現象在邊境衝突地區尤為常見。大國透過軍事援助與政治擔保，將這些國家納入勢力範圍，使其成為抵禦對手的前哨站。斯卡希爾與侯賽因則認為，這種權力結構雖能為受控方提供短暫安全感，但長遠代價則是淪為強權角力的祭品，特別是在中東這種多方勢力交織的熱點區域。

在動盪的局勢中，傀儡師與代理人的博弈顯得更加白熱化。斯卡希爾與侯賽因指出，強權國家如何定義與對待其盟友，決定了這些盟友是否會淪為徹底的傀儡。布雷默提出，傀儡師通常會設定嚴格的紅線，要求受控政權在關鍵問題上保持一致。據斯卡希爾與侯賽因的觀察，這種操控模式使得區域內的小國或武裝組織，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大國實現地緣利益的棋子，甚至在情勢失控時被推向戰爭的最前線，成為消耗戰中的犧牲品。

用經濟與技術雙重操縱

除了軍事手段，現代傀儡師更擅長使用經濟與技術作為無形的枷鎖。透過大規模基礎建設融資與長期債務協定，強大勢力可以輕易掌控一個國家的財政命脈。中國大陸也透過基礎建設的連結，在世界各地建立強大的經濟影響力。當債務水平超過承載能力時，債權方就能以此為籌碼，交換對該國關鍵設施的控制權。

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技術鎖定也是一種極為高效的操縱手段。布雷默認為，當一個國家的通訊網絡或軍事裝備完全採用某一強權的標準時，該國在未來發展路徑上便難以轉身。如果試圖偏離傀儡師的預設軌道，可能會面臨技術斷供或嚴厲的經濟制裁。斯卡希爾與侯賽因分析，在這種情境下，受控政權往往只能選擇順從，以換取社會運作的最低限度穩定，這進一步鞏固了幕後傀儡師的統治力，使其在數位時代擁有更深層的干預能力。

代理人戰爭的犧牲與消耗

代理人戰爭已成為傀儡師實現利益的低成本手段。大國透過武裝地方勢力，得以在不派遣己方部隊的情況下，長期消耗競爭對手。布雷默指出，傀儡政權在這種情境下，不僅要聽從幕後指揮官的戰略部署，還要將領土與人民推向火線。斯卡希爾與侯賽因警告，伊朗與以色列及其背後支持者的衝突正不斷升級，涉及暗殺、報復及暗中的軍事調度，顯示出代理人關係的高度不穩定性，隨時可能從局部摩擦演變為全面開戰。

川普處理國際事務，一向強調實力與利益的直接交換。如果受援方無法證明其在地緣政治中能帶來的實質價值，支持便可能隨時終止。布雷默認為，這種極致的現實主義迫使依賴強權的政權必須不斷調整立場，甚至損害本國的長遠利益。斯卡希爾與侯賽因指出，隨著衝突局勢惡化，一旦傀儡師決定直接介入或撤出，受控政權將面臨毀滅性後果。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進一步削弱了小國的防禦能力。當全球面臨通膨壓力威脅時，體質較差的國家容易陷入動盪。布雷默主張，傀儡師往往利用這種動盪時期，以救世主姿態提供緊急紓困，進而深化對該國政權的控制。在面臨高物價與貨幣貶值的背景下，外部勢力更容易透過輿論來左右當地政局。斯卡希爾與侯賽因認為，利用經濟困境進行的操縱往往比軍事威脅更加難以察覺，且具備更強的社會瓦解力。

統計數據顯示，受外部勢力高度干預的國家，其國內通膨率平均比具備自主能力的國家高出 15% 以上，經濟成長穩定度極低。這是因為傀儡師的戰略目標，往往與受控國的民生需求背道而馳，操縱者更關心的是地緣戰略獲取。當經濟數據顯示出脆弱性時，主要經濟體在全球市場上的任何動作，都會對這些受控國家產生巨大的衝擊力，使其在經濟與政治上更加依賴幕後的操縱者，淪為大國轉嫁通膨風險的緩衝墊。

傀儡體制的權力轉向

隨著全球權力板塊移動，傀儡師的手法不斷演進。布雷默指出，多個區域霸權在不同領域爭奪代理人造成混亂局面，一些中型國家試圖在多方之間遊走，追求利益最大化。然而，斯卡希爾與侯賽因分析，正如伊朗與以色列的衝突所示，這種平衡極其脆弱；一旦涉及暗殺或軍事報復，受控政權與代理組織往往會深陷戰火，主權皆掌握在他人手中。

布雷默認為，透過演算法操控意識與奪取數據主權，幕後操縱者甚至不需建立政權即可達成統治。這種「軟傀儡」模式將成為未來十年的最大挑戰。各國若要擺脫操縱，必須在經濟獨立與技術自主上突破。他最後強調，遊戲核心永遠是對意志的掌控，唯有看清本質，才能在動盪中生存，避免淪為大國博弈下的耗品。

（作者係淡江大學兼任教授）

在美以攻擊伊朗前夕，美國國防部突然宣布終止與人工智慧新創公司Anthropic的合作合約，理由是該公司拒絕在合約中移除禁止將其AI模型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及全自主致命武器的條款。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不僅取消了這份價值兩億美元的合約，更進一步將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下令所有與五角大廈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必須切斷與Anthropic的一切商業關係。

但只要有錢，什麼生意都有人做。OpenAI的執行長奧特曼（Sam Altman）搶在煙硝散去前，與五角大廈敲定了一份新協議，允許美軍在「任何合法目的」下使用ChatGPT。在美國朝伊朗發動空襲的前後幾小時內，這場科技公司與政府之間的角力，已從矽谷的商業糾紛，演變為一場事關民主、倫理與權力的深刻辯論。

AI倫理的拉鋸

這場風波的表面是兩間AI公司在面對同一個客戶時，所做出的截然不同選擇。Anthropic選擇堅守它認為不可退讓的倫理底線，代價是失去政府合約，甚至面臨公司存亡的威脅。OpenAI則選擇了一條更具彈性的路線，以遵守現行法律為前提換取合作，在商業利益與道德聲譽之間尋求平衡。兩種路線都有其邏輯，也都留下了難以消除的疑問。

Anthropic的立場引發了廣泛的公眾同情，甚至讓Claude一夜之間成為下載排行榜的冠軍。歌手凱蒂佩芮在社群媒體上公開背書，帖文觸及逾1200萬人。這樣的民意反應，反映出一個長期積累的社會情緒，人們對政府使用科技監控、對AI被用於殺傷性武器，有著真實而強烈的恐懼。Anthropic的執行長阿莫迪（Dario Amodei）選擇在這個時刻劃下紅線，贏得一批真誠的支持者，但這場輿論勝利能否轉化為長期的商業與政治籌碼，仍是未知數。

憲政與哲學問題

問題的核心並不只是Anthropic或OpenAI的取捨，而是私人企業是否有權力乃至責任，去限制民選政府使用技術的方式。奧特曼在接受公眾提問時說得坦率，選民選出了政府領導人，應該對於由一家私人企業來決定什麼是道德上的禁區感到憂慮。民主制度的設計正是為了讓集體意志能約束個別行為者，包括強大的政府，也包括強大的企業。若AI公司能單方面拒絕依法授權的政府行動，豈不是以企業意志凌駕於民主程序之上？

但這個論點有一個致命的前提，那就是要民主程序確實在正常運作。現實情況是，美國國會在ChatGPT問世三年後，至今未能通過任何聯邦層級的AI立法。川普政府不僅廢除了前任留下的有限AI監管框架，更積極打壓試圖自行立法的州政府。在這樣的真空下，要說民選政府代表了人民對AI使用有所限制，說服力相當薄弱。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屆政府本身的行事方式已多次讓人質疑法律究竟能提供多少保障。史諾登揭露的大規模監控行動當年在政府內部被裁定為合法，後來卻被法院認定違憲。執法機構對「合法」的詮釋，往往比公眾想像的更有彈性。當OpenAI以「只要不違法就可以做」作為對五角大廈的保障時，這個承諾的價值取決於人對「合法」有多大信心。

OpenAI在合約中，保留對模型安全設定的最終控制權，並在聲明中反覆強調，它禁止自主武器與大規模監控。但合約的公開摘錄並未賦予OpenAI在這些用途上的獨立否決權，研究政府採購法的學者直接指出，這份合約只是要求五角大廈不得違反現行法律，而非在法律外另設一道防線。兩者之間的差距對那些擔憂AI風險的人來說，不是細節的差異，而是原則的分歧。

對Anthropic而言，這場勝仗也並非沒有代價。五角大廈試圖援引《國防生產法》強制徵用其技術，並以「供應鏈風險」的標籤，威脅要切斷其與所有國防相關企業的往來。法律學者普遍對這種作法的合法性存疑，Anthropic也已表明將提出訴訟，但這種政治威脅已足以讓投資人重新考量。Axios的報導指出，Anthropic可能因此損失高達600億美元的融資。若一家堅持倫理立場的公司，最終被政府的報復行動逼入財務困境，這對產業的影響，恐怕比一紙合約更大。

AI監管系統性失靈

這場風波最值得深思的是，它所暴露的制度性漏洞。一位曾任職拜登政府科技政策辦公室的學者說，把一個攸關文明走向的政策丟給個別公司與政府機關透過合約來解決，本身就是一種失職。這是說整個民主社會的決策機制，在面對AI技術時出現了系統性的失靈。

美國政府對AI的態度正在從合作走向控制，甚至接近某種軟性國有化。國防部以《國防生產法》施壓，試圖強制取得符合自身需求的AI系統已是公開的訊號。若先進的AI被視為戰略技術，那麼政府選擇完全掌控，從曼哈頓計畫到太空競賽都是如此，只是在民主社會，這樣的掌控需要公開辯論與授權，而非透過行政命令和報復性標籤來實現。

中國大陸要求科技公司配合政府的戰略需求，但這種「效率」的背後是企業的全面讓渡。若民主國家為了與體制競爭而放棄自身的價值護欄，那麼競爭的目的已成疑問。

誰來決定AI的使用方式？

眼下，輿論的潮水暫時站在Anthropic這邊。但輿論是短暫的，政治壓力和資本壓力是長期的。那些認同Anthropic立場的人更應該追問的是，如何建立一個不依賴企業良心的制度保障。國會需要立法，公民社會需要監督，媒體需要持續追蹤那些在機密環境中悄悄發生的AI部署。沒有這些，無論哪家公司的合約條款寫得多麼漂亮，都不過是沙上建塔。

這場風波會過去，但它帶出的問題不會。當AI為軍事行動提供決策支援，當它能大規模監控每一個公民，那麼誰來決定它的使用方式就是政治問題了。Anthropic和OpenAI的選擇不過是這個問題的開場白，答案需要由整個社會思考決定。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中文是中國先民原創的智慧結晶，是中華民族來自高度文明的基因見證。然而，自1990年代以來，台灣藍綠統治者合意進口西式教改與選舉民主為核心的政客代理制，實現了台灣版的「脫亞入歐」與「全盤西化」，中文在島上已經發生異化。

語文差異表現文明差異

中國融合型文明發展模式的生存焦慮是分裂、內耗、外侮，因此偏好整體性、延續性和責任集中；歐美掠奪型文明發展模式的生存焦慮是權力濫用，因此偏好分權、契約和權利防禦。5000年與500年的文明差異體現在語文差異：中文是獨立語系，是高度整合性、集中性、內斂性，重視結果的語文；英文是屈折語，是高度發散性、補充性、例外性，重視過程的語文。

中文的模塊化組合與整體性思維指向意合，較適合承載集體主義演化論的家長責任型體制；英文的屈折式變位與線性式思維指向形合，則適合承載個體主義契約論的政客代理型體制，這是語文、制度和文明相互形塑的結果，不是偶然，也不是先天。當歐美國家驚嘆於中國的影響力，造成諸多「中式英文」的現象時，卻不知道「英式中文」在台灣別開生面。

蔣萬安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自認「我是台灣人，是中華民國國民」。身為美國執業律師，他閃避或否認中國人身分，因為「我是中國人」屬於單一判斷句，不並列、不補充、不加條件，無前提，是高度閉環的句法。在文明涵義上，「我是中國人」不是單純的國籍或身分標籤，而是歷史共同體、文化承繼者和命運承擔者的自證，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中國的問題有我的責任」。

2026年1月16日《旺報》社評認為，蔣萬安應該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中國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兩岸要透過對話、交流、合作，共同創造更美好繁榮的未來。」這種將台灣人前置，又將中國人附屬於中華民國的身分並列句法，並非文明主體論，而是否定中國人作為一個不可拆解的整體性責任身分，也就是「非中國」的套路之一。把中國人拆解成「一種中國人不打另一種中國人」的防禦工具，其本質是「沒說兩國論的兩國論」。

兩岸語境差異的體制背景

為什麼「兩岸一家親」、「血濃於水」、「同胞」和「祖國」這種用語，在當代台灣社會顯得異類，或被視為統戰話術？因為政客代理型的過渡體制，根本不承認那種關係的存在。那不是政治修辭的問題，而是文明主體結構的問題。在家長責任型文明體制裡，「台灣」和「人」一樣，都是被安放在一個先於個體選擇的關係網絡中。在這個前提下，才有「一家親」、「同胞」、「血脈」、「兄弟鬩牆」等語言來描述存在事實。

生活在這種體制裡，常聽聞的是「家人們」、「親」，能體現「四海之內皆兄弟」這種一家人的用語文化。任何讀過中文書、記得中國史的台灣人，都明白稱兄道弟意謂著「承擔」與「共同體」的文化意涵。但在政客代理型的過渡體制看來，「一家親」意味著權利不清、「同胞」暗示著義務先於同意、「血緣」被理解為對自由的侵犯。

在這種體制裡，政治主體是可更換的代理人與任期制的管理者，社會被理解為個體利益的集合與可撤回的契約結果。也就是作為個體的「台灣」和「人」先於共同體，契約先於關係。這種價值觀要求台灣人拒絕情緒操控或道德綁架。台灣人不承認中國人身分，因為在不需要承擔關係成本的情境結構中，所有的親屬語言只是文明噪音，這就是個體主義契約論的智力與道德型態。

在中文的文明層級上，兩岸的分別既不是繁、簡字體之異，也不是被政學媒誤導的文、白之分，而是文字背後思維與體制傳統的興廢存亡，臨時條款與增修條文這種補充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手段，就是典型的印歐語系構詞方法。 

這種英式中文並不難辨識，以2026年賴清德元旦講話為例，每個字都是中文，但結構與組合方式卻是歐美化：如「我願意在《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所揭示的合憲方式下，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這句話使用了極長的條件前綴（在…下），先明示自己的權利規模，再把責任極小化。這是典型的「法律英語」翻譯腔，為了契約邏輯，而犧牲了中文句法的簡潔性。再如：「民主給我們彼此爭辯、不同意彼此的權利」，在中文看來，權利通常是由法律或國家「賦予」，或是人「擁有」權利。但賴清德將民主擬人化為主詞，是鮮明的英式中文：權利比責任重要。

至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無疑是典型的英美式契約語法，其核心指向是個體主義的邊界切割與代理人的線性卸責。對照「兩岸一家」強調血脈與責任的集體演化論；「互不隸屬」在乎的是邊界與權利的個體契約論，是為了宣告免責的英美式法律排他邏輯。

「英式中文」的政治算計

藍綠兩黨在台灣對立統一的獨占體制，同是在1990年代借用民國遺留進行西化加工改造的結果。在文明層級上來看，藍綠同屬政客代理型過渡體制的產物，差別只是「延宕式過渡」與「切斷式過渡」之分。

藍綠相同處在於，他們共同否認統一是中國人的倫理義務，都不把統一定義為內戰尚未終結的歷史責任；他們與「天下─國家─正統—責任」的中國文明連續性不同，都使用歐美法理主權的語言，認為主權是可切割、可並列的浮動資產。所以，藍營在統一局勢逼近時，他們無法回答「誰代表中國完成終局」。

針對「正義使命-2025」年終軍演，《中國時報》社論說那是「反效果」，把文明責任敘事轉向政策成效分析。同理，趙少康說鄭麗文若去見習近平，要爭取「放棄台獨就不打台灣」的承諾，否則不如不去。只要權利和契約，不要責任與承擔，那是香蕉人，不是中國人。

（作者係高中國文教師）

春暖花香，歲稔時康。2026年的全國兩會集中展示了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實踐和成效。來自大江南北的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和2000多名政協委員彙聚於此，發揚民主、履職盡責、建言獻策。

全國兩會就是中國民主的一張名片，從政府工作報告到人大常委會、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再到最高法、最高檢工作報告，每一個報告都透露著一個關鍵字：全過程人民民主。那麼，什麼是全過程人民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五項權利融為一體，使人民當家作主不僅體現於投票時刻，更落實在日常政治生活中。這一制度設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主體地位與依法治國相統一，讓民主從抽象的價值理念轉化為具體的治理效能，在解決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中達成程序與實質的統一。全國兩會就是凝聚共識的過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廣泛收集民意，在兩會上充分交流、審議、討論，最終達成共識。

民主選舉體現人民民主

從城鄉選舉權比例的調整，到代表構成的廣泛覆蓋，中國選舉制度的發展歷程，體現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平等性與真實性。新中國成立以來，選舉法適時修訂，城鄉人口選舉比例從1953年的8：1到1995年4：1，再到2010年1：1的「同票同權」，以法律形式確立了選舉權的完全平等。在這一制度框架下，14億多人口通過逐級投票、自下而上的普遍選舉，構建起完整的民主鏈條。全國五級人大代表均由民主選舉產生，其中由10億多選民直接選出的縣鄉兩級代表占比超過九成，夯實了基層治理的民意基礎。

代表結構亦兼顧廣泛性，一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基層代表及少數民族均有相應名額，以確保國家權力真正來自人民、紮根人民，也展現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境界。

民主協商顯人民民主魅力

在中國的具體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把統一戰線蘊含的聯合與合作智慧，注入在民主政權建設中，由此開創的協商民主成為中國政治文明的標識性符號。這種民主形態將協商嵌入決策，使不同群體的訴求得以在對話中凝聚共識。全國政協十三屆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的實踐便是有力注腳：首次採用互聯網調研形式開展聯動協商，四級委員參與其中，連線直抵村一級。基層同志通過遠端系統現場發言，技術賦能下的民主形式打破了空間阻隔，展現出協商民主紮根基層的廣度與生生不息的活力。

根據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顯示，2025年全國政協召開了20場界別委員座談會，34個界別538名委員參與互動交流。聚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協商建言，更好服務科學決策、有效施策。就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營造一流營商環境等協商議政。發揮調查研究基礎性作用，開展視察考察調研104項。組織實施年度民主監督議題20項，完成連續5年圍繞「十四五」規劃實施開展民主監督任務並向中共中央報送有關成果。國務院各部門共承辦全國人大代表建議8754件，全國政協提案4868件，分別占建議、提案總數的95.6%、97.3%，均已按時辦結，代表委員對辦理工作表示滿意。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同時還是新一輪全國縣鄉兩級人大換屆選舉之年。代表、委員們通過多種方式參加民主協商，從莊嚴的議政殿堂到基層協商一線，從面對面建言到屏對屏交流，議題始終聚焦國計民生的脈搏。這些跨越時空的「好聲音」，詮釋了「有事好商量」的真諦，讓不同群體的智慧在對話中凝聚。

民主決策反映人民呼聲

基層的聲音不再停留於街談巷議，而是沿著規範化的路徑直達各級決策層，推動群眾意願上升為政策取向。目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在31個省（區市）設立54個基層立法聯繫點，以此為牽引，省市兩級人大設立的聯繫點更逾7800個，形成上下貫通的三級聯動格局。已就214件次法律草案、立法規劃稿及備案審查工作，徵求意見超過66000條，每一組數字背後都是民意與法意的交融。從社區議事廳到國家立法機關，群眾的呼聲被精準捕捉、吸納，最終沉澱為保障人民福祉的制度設計，讓決策過程成為反映人民意願、回應人民期待的全過程。

中國的民主決策既體現在各級人大的「開門立法」，也體現在各級政府的「開門問策」， 目前各地設立的20多萬個代表之家與代表聯絡站，如星火般嵌入鄉鎮與街道，實現了基層單元的全覆蓋，保證國家發展始終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國際民調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滿意度持續超過90%。這種基於實踐效度的認同，使民主從制度設計轉化為可感知的生活體驗，恰恰印證了全過程人民民主不是抽象的概念演繹，而是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回應群眾關切的真實民主形態。

民主管理現人民民主力量

人民的事人民管，人民的事人民辦。人民群眾通過村民、居民、業主委員會表情達意、暢所欲言，推動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企事業單位依託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將知情、參與、表達、監督四項權利真正交到職工手中，使勞動者在涉及切身利益的事務上有了話語權。與此同時，電視問政、網路問政等新媒體平台的推陳出新，打破了時空的阻隔，讓群眾訴求得以直達決策視野。這些潤物無聲的民主管理，使民主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民主管理看似細枝末節，卻在關鍵時刻能夠顯現出驚人的力量。與群眾最為密切相關的民主管理形式便是城鄉社區民主管理，以及企事業單位職工的民主管理。民主管理尊重社區居民和單位職工的主人翁地位，保證居民和職工的意願、訴求得到充分表達，使他們享有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激發廣大居民和職工群眾當家作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極大地調動起居民和職工群眾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與創造性，在促進事業健康發展的同時，居民和職工也能共用到發展進步成果，展現了民主管理的強大力量。

民主監督發出人民強音

經過長期探索，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已構建起一張覆蓋全域的嚴密網路，使權力行使的每一個環節都處於有效制約之下。在這一體系中，統一戰線代表人士與各級政協委員肩負著獨特的監督使命。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政治基石，深度參與重大方針政策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他們通過受黨委委託開展專項監督、提出批評意見、提交建議案等形式，將民主監督嵌入決策實施的全過程。這種監督既是對權力運行的「體檢」，也是對政策落地的「護航」，確保國家治理的每一個步驟都能經得起人民的檢驗，讓民主監督真正發出人民的聲音、彰顯制度的剛性。

2025年是長江生態環境保護民主監督工作開展的第五年，也是這項工作的收官之年。各民主黨派中央不僅高度重視，形成監督報告、提出意見建議，而且認真總結長江生態環境保護民主監督工作的寶貴經驗，為謀劃實施新一輪專項民主監督積累了經驗、培養了人才、完善了制度。

結語

今年的全國兩會剛剛落幕，在會場上，民主與民生在此深度相融：「人民需要什麼」的個體期盼，以及「黨和政府做什麼」的頂層設計同頻共振。從議案提案的交流碰撞，到決策共識的凝聚昇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獨特優勢，如同一條紅線貫穿兩會始終，讓國家意志與民心民意雙向奔赴。

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表明「中國有民主」，而且充分證明「中國更民主」。它讓民主從價值理念轉化為治理效能，在每一個立法條款、每一次協商議事、每一項監督落實中，釋放出凝聚共識、匯聚民智的磅礡力量。這份源自人民、為了人民的制度優勢，正轉化為民族復興偉業中的向心力與創造力。

（作者係北京中華文化學院教授）

3月中上旬，大陸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年度會議）在北京舉行。作為「十五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15個5年規劃）開局之年的政治盛事，今年的「兩會」格外引人矚目，其中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兩會」的行程最具指標意義。

「兩會」期間，習近平先後參加了江蘇代表團審議，看望了參加政協會議的農工黨、九三學社、醫藥衛生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出席了瞭解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的全體會議。習近平在上述場合的發言，代表大陸最高層的關切，也體現中國式民主的特徵，值得深入解讀。

習近平談「十五五」規劃

「制定實施五年規劃是國家制度安排，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做好規劃還要推動執行。好規劃和執行力，這兩條要結合起來。我到中央工作以後，參與了十二五到十五五規劃的制定，深有體會。規劃的過程，也是發揚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過程。」習近平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了「十五五」規劃的重要意義。

對於「十五五」規劃，習近平重點關注的是新質生產力。根據「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未來五年大陸將圍繞產業基礎能力和競爭力提升、新產業新賽道培育發展、前沿科技攻關、創新基礎能力提升等維度，實施28項工程。習近平指出：「完成十五五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不能光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現在增長的是硬實力，追求的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經過不斷轉型升級、提質換代，一步一步往上走。」

關於科技創新，習近平既指出「現在我們更多要解決戰略性短缺的問題，解決『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問題」，也明確了「科技發展不可能面面俱到，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解題思路。具體來說，「有所為就要在問題導向、需求導向上下功夫，明確當務之急，進行前瞻性佈局。特別是原創性技術，要從0到1，從實驗實現轉化，而不是停留在論文階段。以後還要把1拉長、推進。」據新華社披露，習近平對科技問題問得很細，例如詢問江蘇省官員「研發投入在全國排第幾？」、「全國重點實驗室有幾個？」

對於江蘇等經濟大省，習近平提出了「要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上下功夫、出經驗」的要求。這些新情況、新問題包括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影響下，傳統行業用工需求萎縮，結構性就業矛盾凸顯的問題；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領域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大之勢，對縮小收入差距提出新挑戰；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程度加深，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水準急需進一步提升等。習近平點名江蘇「要積極主動解答這些課題，為解決好全國面上的民生問題貢獻智慧和力量。」

習近平關切民生議題

說到民生議題，本身也是「十五五」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著眼點與落腳點，因此受到習近平的格外關切。「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5個方面20項主要指標中，圍繞就業、收入、教育、健康等領域的民生指標就有7項，占比超過三分之一。

今年「兩會」習近平在參加全國政協聯組會時，就重點談了有關「健康中國」的議題。習近平強調「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國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項戰略決策，十五五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時期，必須統籌謀劃、加緊推進，力求取得決定性進展。」不僅如此，習近平還分析了大陸的國情和建設「健康中國」的原則。「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人口規模巨大、城鄉區域差距仍然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建設健康中國，必須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衛生與健康發展道路，堅定不移貫徹新時代衛生與健康工作方針。隨著形勢發展變化，衛生與健康工作需要優化完善一些具體政策舉措，但在根本問題上必須始終頭腦清醒、保持戰略定力。」

有政協委員當面向習近平彙報，2025年大陸人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9.2歲，「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2030年人均預期壽命達到80歲目標，「標誌屆時我國居民主要健康指標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人口健康領域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對於此成績，習近平既有充分肯定，也有清醒的認識。他回應政協委員：「79.2歲，這裡頭也有一些區別」。他指出人均預期壽命既有男女差別、區域差距，也受公共衛生服務水準、生活方式差異影響，前進道路上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培育健康生活方式、發展群眾性體育事業，新藥、原創藥的突破，人工智慧賦能新型基層診療體系，邊遠地區的醫療建設……圍繞這些議題，習近平與政協委員進行了深入交流。習近平強調「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探索人工智慧，但還是要一步一步來，一步一步築起大眾醫療的基礎」、「健康中國建設，邊遠地區的這塊短板要補上。多措並舉，中醫藥和藏藥、蒙藥、苗藥等民族醫藥，也是我們的寶貴財富」，這些言論充分詮釋了建設「健康中國」，必須堅持從國情出發的意涵。

除了衛生健康議題，習近平還關切共同富裕的進展。在參加江蘇團審議時，習近平聽取了來自蘇北淮安史志軍代表的介紹。據該代表稱，盱眙縣正把小龍蝦作成特色產業：新品種「盱眙1號」體重、畝產均提高18%以上，很受市場歡迎。盱眙的農村居民32.5%的收入來自小龍蝦。對此習近平很高興，稱讚「小龍蝦發展起來，搞成了大產業」。經由小龍蝦這個個案，習近平從因地制宜發展產業，談到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並再次點名江蘇省要在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積極探索。

江蘇富起來的農村何止盱眙？同樣受惠於產業的發展，位於長江之濱的靖江市德勝村，從負債50萬元人民幣的「後進村」崛起為經營性收入超400萬元人民幣的「富強村」，2025年人均收入達到6.8萬元人民幣。村裡的老百姓不僅口袋富了，還過上了跟城裡人一樣的生活，鋪設了污水管網、天然氣管道、5G網路等。對於德勝村的變化，習近平很高興並叮囑江蘇的代表：「農村不解決溫飽問題、不富裕起來不行，但是光有錢、光富裕起來，也不行。要高度重視農村精神文明，抓教育，抓移風易俗，抓文化建設。」

軍中不能有懷二心之人

身為中央軍委主席的習近平，出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原本是每年「兩會」的保留節目，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但由於近年來解放軍反腐力度空前，特別是包括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在內的一大批軍方高層落馬，故習近平此番面向軍方代表公開發聲，就具有不一樣的意義。

根據新華社通稿，習近平開宗明義告誡全體軍方代表，「軍隊是拿槍桿子的，軍中絕不能有對黨懷有二心之人，絕不能有腐敗分子藏身之地，必須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鬥爭。」聯繫到「十五五」規劃，習近平要求「一開局就要立起從嚴監管硬規矩，緊盯資金流向、權力運行和品質管控等關鍵環節，加強重大專案監管，強化軍地融合監督，確保在監管前提下搞建設。要推進軍費預算管理改革，搞好軍費供需動態平衡，強化經費使用全鏈條管控和績效評估，把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由此可見，軍中的權錢亂象令最高統帥相當震怒。

新華社的評論文章指出，「針對我軍面臨的嚴重政治風險，習主席力挽狂瀾、扶危定傾，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軍，深入推進政治整訓、正風反腐，決心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這似乎表明，前所未有的軍隊反腐不僅沒有動搖軍心，反而純潔了軍隊，鞏固了習近平的權威。

（作者係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教授）

中東為全球地緣政治的敏感區域，近期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使局勢升溫，並衝擊金融市場。衝突首先推升油價，進而加劇通膨壓力，造成股市崩跌，資金流向黃金與美國公債等避險資產。

對金融市場而言，戰爭從來不只是軍事或外交問題，更是一場牽動能源供應、資金流向與投資人心理的連鎖反應。歷史經驗顯示，每當中東衝突升溫，金融市場幾乎都會在短期內出現劇烈震盪。

能源命脈牽動油價

在所有金融資產中，油價通常是對中東衝突反應最快的市場。中東地區掌握全球重要石油產能，而荷姆茲海峽更是全球能源運輸的關鍵命脈，承載著全球約五分之一的海運原油出口，以及約兩成的液化天然氣運量。一旦市場擔心運輸受阻，油價往往立即上升。近期衝突升溫後，國際油價短時間內迅速飆升，甚至出現數十年來罕見的漲勢。尤其，伊朗採取封鎖荷姆茲海峽的報復措施，全球能源供應一時之間，出現嚴重中斷。國際油價在短時間內即突破每桶100美元，油價上升的影響遠不止能源市場本身。當石油價格飆升，運輸成本、製造成本與電力成本都可能同步上升，進而推升全球通膨壓力。

對於高度依賴能源進口的台灣而言，高油價更可能對經濟成長與民生物價造成雙重壓力。如受國際油價大幅上漲，中油公司按浮動油價機制調整原則，並於3月9日啟動穩定因應措施，分別調漲汽、柴油價格各5%的幅度。

避險需求推升金價

每當地緣政治風險升高，資金往往會流向避險資產，而黃金正是最具代表性的避風港。市場常說「大砲一響，黃金萬兩」，投資人之所以偏好黃金，原因在於它不受單一國家的貨幣政策影響，也不會因政府債務或金融危機而失去價值。當市場不確定性增加時，黃金往往被視為保存資產價值的重要工具。從歷史數據觀察，地緣政治衝突爆發後，金價通常在前兩周漲勢最為明顯。若衝突持續升級，金價可能維持高檔；但若局勢逐漸緩和，避險需求下降，避險需求下降，金價也可能出現回檔。

油價飆升衝擊股市

相較於黃金的避險特性，股市通常是戰爭初期最容易受到衝擊的市場。當油價上升與地緣政治風險同時出現時，企業成本增加與投資人信心下降，往往會拖累股市表現。近期全球主要股市出現明顯回檔，特別是科技與半導體類股更成為重災區．日本、韓國及台灣等主要亞洲市場均遭波及重挫。市場恐慌情緒升高，使衡量市場波動性的恐慌指數（VIX）大幅攀升，顯示投資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此外，油價飆升也可能使通膨壓力再度升溫，這將使各國央行在貨幣政策上陷入兩難；一方面經濟成長可能因戰爭而放緩，但另一方面通膨又可能因能源價格上漲而升高，使央行難以迅速降息，進一步加劇股市的波動。

資金避險湧入債市

當股市波動加劇時，資金通常會流入較為安全的資產，除黃金外，政府公債也是最常見的避險標的。美國公債由於市場規模龐大且信用評等高，一直被視為全球最安全的資產之一。近期隨著中東衝突升溫，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出現回落，顯示市場對債券的需求增加。投資人寧願接受較低的收益，也希望將資金停泊在較安全的資產上。此外，反映債券市場波動的MOVE指數也明顯上升，顯示市場對利率與債券價格的走勢存在不確定性。

匯率市場震盪加劇

匯率市場對地緣政治衝突的反應往往較為複雜。過往經驗顯示，在衝突初期，由於市場混亂與資金流動加快，美元可能會短暫出現震盪甚至走弱。但若衝突持續時間較長，情勢可能出現轉變。美國近年已成為重要的能源出口國，若油價長期維持高檔，美國能源產業反而可能受益，進而支撐美元走強。因此，美元在地緣政治衝突中的走勢，往往呈現先震盪、後轉強的特徵。另一方面，高油價對能源進口依賴度高的國家貨幣則可能形成壓力，部分新興市場貨幣因此可能出現貶值，3月中台幣貶值，逼近32元整數關卡，即反映這個現象。

市場衝擊短空長多

從宏觀的角度觀察，地緣政治衝突雖然會對金融市場造成短期衝擊，但長期影響往往有限。歷史上無論是區域戰爭或重大衝突，市場在初期震盪後，大多會逐漸回歸基本面。企業獲利、經濟成長與貨幣政策，最終仍是決定市場長期走勢的關鍵因素。當戰事逐漸明朗或外交談判出現突破時，市場情緒通常會迅速修復，資金也會重新流入風險資產。因此，許多分析認為，地緣政治衝突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往往呈現「短空長多」的特徵。

應強化風險管理因應

整體而言，中東衝突對金融市場常帶來典型影響，包括油價與黃金走高、股市承壓、債券受惠、匯市波動加劇。短期市場情緒多隨軍事與外交消息快速變化，長期而言，衝突是否會升級為更大規模戰爭，才是左右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走向的關鍵。在高度連動的全球經濟體系中，區域衝突往往可能迅速傳導至能源、金融與貿易市場，進而影響各國經濟穩定。對政府而言，提升能源安全與供應鏈韌性將成為重要課題；企業需更加重視成本控管與風險分散，而投資人在市場動盪時期保持理性、分散資產配置，往往比追逐短期行情更為重要。

對台灣而言，CPI長期逼近2%警戒線，一旦油電價格上漲，可能帶動物流、製造與民生服務的成本上升，推升整體物價。政府若以凍漲方式由國營事業吸收虧損，雖能短期緩衝，但長期恐怕將加重財務負擔。除了防範業者趁勢調漲、避免形成預期性通膨外，政府也應分散能源採購來源、強化儲能建設並檢視能源結構，以提升經濟面對地緣政治風險的韌性。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今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對川普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IEEPA）課徵對等關稅判決違法之後，雖暫時緩和了沒有與美國簽署貿易協議國家的關稅壓力，但川普除了立即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從2月24日起對全球各國推動為期150天的15%臨時進口附加關稅外，還不斷強調將會持續整合與追求公平貿易相關的關稅法令，藉此「填補」美國關稅架構，進而達到縮減美國貿易赤字。

「關稅」在川普經濟政策的構想上，不僅是縮減美國貿易赤字的重要政策工具，而且是落實「美國優先」的戰略核心，此乃是川普政府無法同意司法權否定行政權操作關稅的關鍵。果不其然，3月10日川普政府再度祭出《1930年關稅法》第337條與《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提供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與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替代被判決違法的對等關稅法令，以作為落實保護美國廠商智慧財產及追求公平貿易的調查工具。

「關稅」是川普最愛的詞彙

其實，最近USITC已依據通用汽車（GM）所提出的專利侵權申訴，公布將針對台灣和中國大陸超過20家汽車零件公司，啟動「337條款」貿易調查外，還按照最新行政命令，針對中國大陸、歐盟、台灣、南韓、日本、印度等16個貿易順差夥伴，與製造業結構性產能過剩及生產相關的作法、政策等為內容，重新啟動「301條款」貿易調查。而且，此一調查沒有涉及在此之前美國與許多國家簽署的貿易協議，若特定國家希望維持已談妥的貿易協議待遇，美國會考慮將這些因素納入其範圍。

川普曾在許多公開場合宣稱：「他國占盡美國便宜」、「貿易順差國家偷走美國民眾工作」，以及他指出：「關稅」在他的字典中是最美麗的詞彙，同時是達到「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願景的重要政策工具。這表明川普始終認為，若能透過與關稅相關的各種法令，不僅能保護本國產業發展，縮減對外貿易赤字，而且可以促進外國企業將生產製造基地移轉至美國，創造美國更多的就業機會，進而讓美國轉型為非常富裕的社會。

貿易赤字涉及總體經濟

在學理上，任何國家若要縮減對外貿易赤字，並不能只透過提高關稅減少赤字，而應當檢討國家總體的經濟結構。川普再三主張要透過提高關稅促進製造業回流，藉此加強本土製造，達到有效縮減貿易赤字的目的，但由於美國長期存在高消費、低儲蓄經濟模式，同時隨著關稅效應發酵，造成全球供應鏈生態系重組，迫使美國企業為滿足民眾消費及維持貨物價格，而從高關稅國家轉向至低關稅國家採購。此外，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如果內需旺盛，美元就能維持強勢，致使美國可以透過資本流入，支撐貿易赤字，更加導致進口規模難以縮減。

儘管各國在對等關稅被判違法後稍微緩和了關稅壓力，但台灣無法掉以輕心的是，縮減貿易赤字仍然是川普的重要政策。也就是說，即使台灣完成了簽署《台美對等貿易協議》，不論是《1930年關稅法》第337條，抑或是《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皆涉及台灣。

近年來，美國對台灣貿易赤字的增加，並非受到全球供應鏈生態系重組的影響，而是隨著人工智慧（AI）產業崛起所延伸的相關產品需求熱絡，導致美國對台灣的貿易赤字從2024年的730億美元，大幅成長倍增至2025年的1,470億美元，創下史上新高，同時貿易赤字來源更是從第6大，上升為第4大。

台灣將被要求更多讓步

無庸置疑，美國對台灣的貿易赤字倍增，並非單純競爭排擠，而是反映台美產業的互補。不過，川普於公布課徵進口附加關稅的同時，再度宣稱：台灣「搶走美國晶片生意」，除了延續其產業民族主義論述外，更加明確指出：在關稅壓力下，正在不斷吸引台灣企業開始前往美國投資布局。

雖然川普的論述有拉抬共和黨在今年美國期中選舉的目的，但面對美國對台灣的貿易赤字創下史上新高下，川普很可能會要求台灣更進一步開放市場，甚至迫使台灣配合美國政策需求提供更多讓步，這點值得吾人密切觀察。

由於美國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其超強經濟體為許多盟邦，包括台灣經濟的依賴，此一情勢對長期依賴出口導向、地緣政治前沿的台灣經濟而言，與其對單一市場的押注，不如在多個區域經濟組織中保持彈性，同時將自身產業的優勢，更進一步轉化為各國難以取代的價值。

因此，面對川普將最擅長的關稅延伸為貿易政策思維，台灣經濟必須掌握與各國深化合作的機會，促進貿易市場結構轉型，除了從集中單一出口導向，轉型為市場組合策略之外，未來也需要與時俱進地加強布局東協、連結印度、西進歐盟、調整南向政策，始能找出最好的生存之道。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美國《紐約時報》2月26日崔普米克爾（Tripp Mickle）專文《一場迫在眉睫、卻被矽谷長期忽視的台灣晶片災難》指出，若台灣晶片供應中斷，將造成美國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屆時美國經濟產出將重挫11%，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兩倍。此報導揭開矽谷、華盛頓與台灣之間，長期以來盤根錯節的晶片依賴困局；隨著地緣政治風險從隱憂轉為「迫在眉睫」，這場被視為經濟末日的潛在災難，不僅重新定義美台關係，也迫使全球科技供應鏈進入前所未有的轉型期。

晶片之爭是一場總體戰

一旦發生席捲全球的晶片危機，我們將碰到人類歷史上最為錯綜複雜的一場賽局，此不僅是技術研發的競賽，更是一場攸關地緣政治版圖、商業利益分配以及國家生存韌性的總體戰。

在全球經濟的精密齒輪中，半導體晶片已不再僅是冷冰冰的矽片，而是現代文明的原油與大腦。從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核心視角觀察，這場危機徹底揭開過去30年全球化分工的脆弱表象，也就是長期以來，業界追求極致的效率與規模經濟，形成高度集中的供應鏈體系，然而當疫情衝擊、極端氣候與大國博弈交織在一起時，這種脆弱性便如多米諾骨牌般崩潰。對晶片製造商而言，如何在摩爾定律的極限邊緣投入數以千億計的研發經費，同時在各國政府轉向保護主義的政策夾縫中求生，成為最緊迫的生存難題。

這場賽局的參與者早已超越單純的科技企業，主要是主權國家將晶片視為國防與戰略競爭的最前線，企業則在產能稀缺與庫存積壓的極端波動中掙扎，從智慧型手機到電動車，從資料中心到衛星系統，晶片的供給能力直接定義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未來數位經濟中的發言權；這是一個誰也無法獨善其身的時代，當權力的天平隨著封裝技術與先進製程的突破而傾斜，每一粒矽塵的流動，都在改寫全球利益重新分配的底牌。

攸關美國國安與經濟生存

對美國而言，台灣的晶片產能已不再僅是單純的商業供應鏈議題，而是攸關國家安全與經濟生存的戰略命門。

儘管聯邦政府多年來透過祕密簡報向矽谷巨頭示警，強調中國可能封鎖台灣的風險，但華爾街與矽谷高層長期以來對此展現出某種程度的選擇性忽視，這種忽視源於對利潤率的極致追求，台灣晶片的高效能與低成本，是驅動美國 AI 熱潮與股市增長的燃料，若要將產線遷回美國，必然面臨利潤縮減的代價。

然而，隨著俄烏戰爭打破經濟互補能阻止領土擴張的迷思，華盛頓的焦慮感達到頂峰，畢竟從拜登政府的《晶片法案》補貼，到川普政府激進的關稅威脅與呼吸沉重的習近平外交觀察，美方的立場已從柔性引導轉向強硬施壓。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與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的言論反映出一種冷酷的現實主義，即美國不能容忍90%以上的高階晶片掌控在一個處於地緣火藥庫的島嶼上。對美方來說，將產能物理轉移至美國本土，即使成本昂貴、即使技術暫時落後，也是在經濟末日前唯一的逃生保險。

被譽為台灣矽盾生存保障

站在台灣的角度，半導體產業不僅是經濟支柱，更被譽為矽盾的生存保障，對於主權韌性也是考驗。

這份報導揭示矽盾的雙刃劍本質，也就是當全世界發現自己過度依賴台灣時，反而成為台灣被要求產能分散的壓力來源，台灣政府與台積電面臨著極其艱難的平衡，一方面必須維持在台灣本土的研發領先地位，以確保台灣在國際政治中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必須回應美國對於供應鏈分散的強大意志，避免因拒絕配合而遭到毀滅性的關稅報復。

報導中提及台積電與美國商務部的交手，生動地描繪台灣的處境，先前盧特尼克提出的接管Intel或要求台積電大規模增產，實質上是在挑戰台灣半導體業的自主權；台灣官員與台積電高層展現高度的韌性與策略性，透過追加亞利桑那州的投資、購地增建工廠，以及政府提供的信貸擔保，換取關稅豁免並緩解美方的集體焦慮；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場用產能換取戰略生存空間的漫長談判，目標是在不掏空本土核心競爭力的前提下，與美國利益達成深度綑綁。

台灣科技供應鏈全面洗牌

當美國的關稅大棒揮向半導體時，受衝擊的絕非僅有台積電，整個台灣電子代工與零組件供應鏈都會陷入生存模式的調整，同樣也將迫使台灣的電子五哥必須加速將伺服器與高端筆電的組裝線徹底移出大中華區及台灣。對於台灣本土的二、三線半導體廠商（如聯電、力積電及中型封裝測試廠）來說，處境則更為兩難，畢竟它們缺乏像台積電那樣的資本實力去美國大規模設廠，卻同樣面臨關稅壁壘，這促使這類企業轉向深耕非美市場，或是與美國在地廠商進行技術授權合作，以求規避直接的進口稅。

整體而言，美國的關稅政策正在強行將原本一體化的全球供應鏈撕裂成美國體系與非美體系，台灣企業若能成功在美國體系內占據關鍵技術生態地位，便能獲得豁免與紅利；反之，若無法支付美國製造的入場券，則將面臨被剔除出高端市場的風險。

台灣須採具前瞻性策略

面對這場「迫在眉睫」的災難預警與大國博弈，台灣半導體產業必須採取更具前瞻性的策略。

台灣半導體業的因應之道在於重塑全球化與技術深耕，首先是推動技術代差的戰略布局，即便台積電在美國擴產，也必須確保最尖端、最核心的製程與封裝技術（如先進封裝CoWoS）留在台灣，使全球供應鏈的終點始終與台灣掛鉤。如報導所言，即便晶片在美製造，最終仍需回台封裝，這種技術上的鏈結是台灣維持議價權的關鍵。

其次，台灣企業需從代工製造者轉型為全球供應鏈管理者，台積電在美國的擴產不應被視為產能流失，而應視為建立一個跨國、具備抗災能力的生產體系；透過在美、日、德等多地布局，台灣半導體業能有效分散地緣政治風險，並在不同法規的環境中尋求最優解。此外，台灣應加強Nvidia、Apple等矽谷龍頭的戰略聯盟；黃仁勳與魏哲家的聯手即是一個典範，透過下游龍頭的採購承諾，支撐上游代工廠在海外建廠的高昂成本，將單一企業的經營問題轉化為整體產業鏈的共生共榮。

事實上，台積電最核心的策略轉變在於其全球製造版圖的劇烈擴張，也就是隨著各國將半導體視為國安戰略物資。台積電打破了過去先進製程根留台灣的單一中心模式，轉而採取一種更具韌性的分散化布局。

與此同時，台積電在技術演進上的策略也更加強調領先幅度，這種從單純製造到系統整合的思維轉變，使其在AI浪潮中成為唯一能穩定供應大規模算力的基石。而台積電已不再只是一家單純的半導體公司，它更像是一個在地緣政治夾縫中求生存的技術大使，它必須在美國的國家安全需求、日本的產業振興野心、歐洲的供應鏈自主，以及台灣的矽盾防禦之間，尋找一個極其精準的平衡點。這場轉型不僅將決定台積電的營運，更實質影響著全球科技權力的消長。

最後，面對關稅威脅與政治壓力，台灣半導體業應持續深化政府與民間的協作。政府提供的信貸擔保與外交折衝，是企業在國際商場廝殺時的後盾，唯有透過不斷的技術創新與彈性的外交手腕，台灣才能在經濟末日的末日預言中，繼續保有其在全球經濟中無可取代的心臟地位，並將危機轉化為鞏固下一個十年優勢的契機。

（作者係台經院產經資料庫總監、APIAA院士）

紀欣女士主編的《觀察》雜誌已出刊151期，為關切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兩岸關係以及世局動態，提供圖文並茂的平台，苦心孤詣，素為志同道合者所讚佩。值丙午新春，謹以《詩詠台灣》七古兩首以獻。東寧乃明鄭舊稱，麗島（Formosa）則是西方世界對台灣之泛稱。

東寧吟

蒼茫大地華夏風，島嶼竦峙海之東，

兩岸相望峽百里，舟楫來往元可通；

先民涉水啓山林，歐陸紅毛竟入侵，

國姓英明復舊壤，征荷一戰報佳音；

鄭氏三世奉朱明，臺南臺北皆漢城，

明室既屋成孤島，滿族入主國號清；

康熙大帝慨而慷，寰宇一統未敢忘，

御命泉州水師練，靖海將軍是施琅；

旗開得勝澎湖灣，鐵鞭東指陷重關，

帝京歡慶中秋夜，恩賜錦袍載譽還*；

閩臺一家兩百年，黃海沉舟降幡懸，

竟成倭日殖民地，五十春秋恨綿綿；

抗日血戰奏凱歌，還我明珠莫蹉跎，

豈料鬩牆又分治，斗轉星移感傷多；

金甌有缺扼腕歎，血脈相承繫兩岸，

分久必合莫遲疑，應作破鏡重圓看；

百年沉淪今奮起，錦繡河山相迤邐，

榮景優勝漢唐時，携手同心譜新史。

*施琅率清軍於1683年攻克臺灣，捷報傳至京師，正值中秋佳節，康熙皇帝與群臣慶賀之餘，賜施琅錦袍，滿懷激情賦詩，有句曰：牙帳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詳閱拙撰China’s Conquest of Taiw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Victory at Full Moon（Springer, 2017）。

麗島曲

話說海上天龍國，寧靜祥和求不得，

南屏庶女奪花冠，別抱異想恨無識；

欲將前諾輕拋棄，未覺蜉蝣不量力，

畢竟風波岸邊生，往事可追情何極；

道路本多車馬馳，豈容門可羅雀思，

南向原意招財主，財主躊躇空耗時；

地動難保山不搖，更難閉戶度春宵，

春宵最恨春夢短，夢醒馬鳴風蕭蕭；

技拙焉能操車駕，風塵歧路日繼夜，

可憐無數托命人，所托非命是何價？

那得管嬰可堪侶，朱門酒臭農工苦，

冬後未必可望春，公教腹雷愔不吐；

又見朋黨競為私，忍教絕豔剩空枝，

常聽里弄傳耳語，不盡憾事無限悲；

雄圖帶路何所至，東西馳騁萬餘里，

歐亞通途生意多，孤立海東空望美；

遠鄰莫如近親親，跨海尋親惜良辰，

一棋錯走全盤墨，莫待花落已無春；

我感世變意難收，曲終北望黃河頭，

河水滔滔今猶昨，朝朝暮暮向東流。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2026年2月25日，桃園展演中心外面的空氣裡飄著一種不尋常的興奮。如果你以為傳統戲曲的觀眾席應該是清一色的「銀髮族俱樂部」，那天傍晚你走進大廳，可能會懷疑是不是誤入哪個當紅偶像的演唱會現場。距離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我的大觀園》開演還有整整兩個小時，入口處的長龍就已經摺了好幾道彎。

「你看，這就是陳麗君那個翻身的立牌！」一個紮著馬尾的女孩興奮地拉著同伴，對著陳麗君那幅颯爽的巨型海報一陣狂拍。旁邊站著的則是拿著精緻劇照、正跟朋友爭論「到底是尹派唱腔更軟，還是範派更有勁」的老戲迷。這種「老少同框、跨代追星」的場面，確實是久違的熱鬧。整場演出150分鐘，中途居然沒設休息時間，但全場上千名觀眾沒人捨得起身上廁所。

最燃的一幕發生在陳麗君飾演的賈寶玉登場時。她從舞台上一躍而下，那個翻身俐落得像是一陣清風，全場先是倒抽一口涼氣，接著那掌聲簡直要把展演中心的屋頂掀了。這哪裡是在看戲？簡直是在看「文化版的動作大片」。

小百花這陣風吹了30年

2月25-28日，這群浙江姑娘在桃園和台北連趕五場，除了《我的大觀園》，還有一場折子戲專場《愛情的花園》。開賣當天不少戲迷早早守在電腦前，網速稍微慢一點的，只能對著「已售罄」欲哭無淚。這場狂歡不是突如其來的，1993 年茅威濤大團長第一次帶著小百花踏上台灣土地，那陣「越劇旋風」刮得全台心癢癢。後來 2010年又來過一次，直到2026 年，這場時隔超過15年的重逢，簡直像是老友跨越時空的奔現。台灣人這麼愛這群浙江來的姑娘不是偶然，搞學術的人愛說什麼文化譜系、歷史認同，說點接地氣的：為什麼越劇的唱腔一響，台灣觀眾就覺得對味？

回頭看17世紀那些渡海過來的閩南、客家我們的先祖，包裹裡揣著的除了神像，就是家鄉的戲文。南管、梨園戲、還有後來本土長出來的歌仔戲，說到底，大家的根都在閩浙一帶。台灣人的耳朵天生就適應那種軟糯、抒情的曲調。

這次《我的大觀園》玩了個很妙的設定：它不是平鋪直敘講林妹妹進賈府，而是讓老年賈寶玉站在時空的盡頭，回望那座繁花似錦又殘破凋零的大觀園。舞台設計有移動的花窗、階梯式的布景，像是把蘇州園林直接搬進了劇場，這種「人在景中走，景隨人影移」的中式美學，讓台下的人瞬間破防。《紅樓夢》對台灣人來說是刻在骨子裡的文學母題，當陳麗君那清亮的唱腔響起，大家心裡那個青春殘夢就被點亮了。

文化交流如果只停留在台上鞠躬、台下拍手，那多沒意思。這次小百花來台，最動人的反而是在後台與街頭。演出時，陳麗君在台上突然憋出一句閩南語：「打給後（大家好）！」台下先是一愣，隨即掌聲響得像放鞭炮。這就是台灣人的可愛之處：你只要肯開口說一句我們的土話，哪怕不標準，也把你當親戚看。

老祖宗的東西變成了潮牌

這次巡演年輕人很多，在桃園展演中心看著幾個穿著改良旗袍的00後在那兒自拍。一打聽全是在網路上被入坑的。現在的傳播方式變了，年輕人是在TikTok、Threads或小紅書上，刷到了陳麗君那個帥氣的耍扇子、那個深情的眼神。一個15秒的短影片，配上動感的 BGM，傳統戲曲瞬間就從老古董變成了國潮。當大陸戲曲團體不再端著架子，而是透過這些接地氣的媒介進到年輕人的手機裡，台灣的年輕人會發現：原來傳統文化可以這麼帥，原來古典愛情可以這麼高級。這不再是教科書上的符號，而是一場真實的、可以發限時動態、可以跟朋友瘋狂交流的文化體驗。

1993年越劇在台灣還是個稀罕物；到了2026年京劇大家於魁智、李勝素來台，連演六天，場場爆滿，散場後觀眾在雨中等候演員的畫面還歷歷在目。小百花越劇團的這五場演出，再次證明了一件事：在歷史的長河裡，政治的噪音有時候很大，但文化的聲音雖然輕柔，卻傳得更遠。越劇、京劇、崑曲這些東西為什麼能活下來？因為它們承載的是中國人對家國、對愛情、對倫理最基本的想像。當台灣觀眾為台上寶黛的悲劇流淚時，大家共用的是同一份情感邏輯，同一種審美節奏。

全球化讓世界變得越來越平，很多傳統藝術都快乾枯了，但在這片海峽兩岸，戲曲卻像是一棵老樹抽出了新芽。是靠一場又一場像小百花這樣、誠意滿滿的演出，一票一票投出來的。

燈滅後：大觀園外的餘響

四天五場，轉瞬即逝。小百花的姑娘們收起戲服，拎著裝滿台灣特產的行李箱離開了，但話題還在發酵。社交平台上，關於《我的大觀園》的劇評還在更新；有人在分析舞台燈光的層次，有人在期待下一次巡演。桃園展演中心恢復了平靜，但只要閉上眼，彷彿還能聽到那繞樑三日的越劇唱腔，還能看到賈寶玉在滿天落花中向我們揮手。

這種文化共鳴提醒我們：不管世界怎麼變，只要戲還在唱，人還在聽，那種連通兩岸的情感紐帶就不會斷。文化最動人的力量不在於它多麼宏大，而在於它能讓不同地方的人，在同一個晚上，為同一個故事一起笑，一起哭，然後走出劇院，心滿意足地說一句：「這戲看得真過癮！」

（作者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