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紙箱幾乎無所不在，無論是電器產品的外箱、物流包裝、購物宅配，甚至保存家中物品的收納工具，許多人都有將紙箱拆封後保留、堆放備用的習慣。近期報章出現一則新聞指出，一對母女因長期與劣質紙箱共處一室，吸入其中的甲醛與苯等致癌物質，最終雙雙罹患白血病。該報導不僅引發社群討論，更讓許多人憂心忡忡：紙箱真的會釋放毒氣致癌嗎？該不該趕緊把家裡的紙箱全部丟掉？
面對這則報導所引發的健康恐慌，有必要回到事實基礎，深入分析紙箱是否真的會釋放甲醛與苯，才能釐清風險真相。
特定職業會接觸苯與甲醛
甲醛與苯是目前醫學界已知的致癌物質之一，確實與血液系統的癌症如白血病有關聯，尤其是在化工業、油漆處理、裝潢工程、印刷製程等高度接觸這類化合物的工作場域，職業傷害導致的健康風險不容小覷。但一般民眾在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甲醛與苯，其濃度與暴露時間，遠低於職業風險的門檻，因此不會造成血液系統疾病的實質威脅。
以日常生活為例，偶爾聞到新家具或膠水的氣味，雖然刺鼻，但濃度遠不足以構成致癌風險，除非長期且高劑量暴露。因此討論這類物質時，應該聚焦在來源、濃度與暴露情境，不能單以「有過接觸」就推論會有「致癌風險」。
紙箱分食品與非食品級
從製造工藝來看，紙箱大致可分為食品級與非食品級兩大類，這兩類產品在使用原料與法規要求上有明顯差異。
一、食品級紙箱。食品包裝用的紙箱須符合極高的安全標準，不能使用回收紙漿，在製程中，即便有使用化學助劑（例如甲醛作為漂白劑或膠水溶劑），其殘留量也必須符合「限量檢出」的規範，並通過嚴格檢驗。另外，針對苯的部分，甚至要求「零檢出」，任何微量都不被允許。換句話說，只要是經由正規管道流通、包裝食品的紙箱，其安全性已經被各國法規嚴格保障。這類紙箱內殘留的甲醛與苯，不僅極微量，且難以在日常接觸中累積到有害程度。
二、非食品級紙箱。一般用於家電、百貨商品、日用品包裝的紙箱，雖然法規相對寬鬆，但目前多數廠商也已意識到健康與品牌形象的重要性，不會刻意添加甲醛或苯進入製程，即便部分回收紙漿仍可能用於這類紙箱，其處理過程仍會經過漂白與乾燥程序，多數甲醛殘留已在工廠內或物流的過程中揮發殆盡，不太可能殘留至消費端。此外，台灣的製造環境與檢驗機制已屬全球中上水準，主流電器品牌與網購平台使用的包材大多來自正規供應鏈，幾乎無需擔心紙箱中含有危險濃度的化學殘留物。
甲醛多來自油墨與膠水
除了紙漿與漂白劑，紙箱上的印刷油墨與紙箱膠黏劑也是甲醛潛在的來源，然而，這些物質中的甲醛多屬「溶劑性殘留」，也就是在製作時，為了讓油墨或膠水能夠順利塗抹而添加。這類溶劑揮發速度極快，在常溫下僅需數周即可降至極低濃度。換言之，在印刷與成型過程中即使用了含甲醛的材料，但實際留在成品紙箱中的殘留量通常極低，且會隨著時間、運輸、高溫儲存過程迅速揮發，因此，若非長時間在密閉環境堆積大量劣質紙箱，民眾根本無需憂慮日常接觸會導致白血病。
新聞中所提及的「母女長期與劣質紙箱共處，雙雙罹患白血病」一案，雖然令人震驚，但經過多方查證後，卻無法在任何公開醫學資料庫、學術期刊或健康研究報告中找到佐證。甚至透過多種AI工具與文獻比對系統檢索，也未查到此「個案報告」（case report）的存在。這顯示，該則案例可能並非出自醫學實證，而是某位健康專家單方面的報導，或僅來自未經驗證的傳聞，如果一個病歷真實發生並與公共健康有關，理應受到衛福部、疾管署、學術機構更嚴謹的報導與追蹤，而非僅見於一篇新聞稿。
舊書報紙通常不會有問題
有些民眾擔心，如果紙箱可能釋出甲醛與苯，那麼家中大量存放的舊書、報紙、百貨精品袋，是否也可能潛藏健康風險？實際上，這些物品的潛在風險更低，原因很簡單：甲醛與苯具有高度揮發性，越舊的紙品，殘留物質早已自然逸散。更何況這些產品並非大量堆積，也不會產生長期密閉接觸的情境。
真正曾引發健康疑慮的情況，反而多與「新裝潢」有關，例如劣質三合板、黏著劑或家具塗料大量使用，導致密閉空間內有機氣體濃度過高，才可能造成身體不適，這些情況也促使民眾在新屋裝潢後，普遍會進行3-6個月的通風，降低揮發氣體的濃度。更重要的是，應該使用綠色建材。
選擇合格紙箱可避免風險
將這起新聞的推論邏輯攤開來看，真正要達到「紙箱致病」的結果，必須同時出現下列三個問題：紙箱本身是劣質製品：來源不明、回收程序未控、製程不符安全標準；殘留物濃度異常高：甲醛與苯未揮發乾淨，長時間釋出於密閉空間中；長期且大量暴露：家中必須囤積大量紙箱，與人長時間近距離共處。
綜上所述，紙箱是否含有甲醛或苯，確實取決於其原料與製程，但目前市面上紙箱多來自合格製造商，無論是食品級還是電器包裝類，其安全性已屬可接受範圍。若有人對家中紙箱感到不安，適度減量、保持通風、避免囤積即可。
（作者係「健康Say Yes」節目主持人）
2025年10月2日，苗栗市社寮街一條寧靜的小巷，驟然變成血腥的刑案現場。48歲的嫌犯邱某在街頭持刀隨機襲擊，致使兩名女童和一名見義勇為的市民受傷。小女孩驚慌失措地逃入便利店尋求幫助，店內滿是鮮血，現場目擊者無不感到驚恐和不安。新聞畫面播出後，社會陷入憤怒與恐懼中：如此暴力行為再次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毫無預警地撕毀了人們對「日常」的信任。
然而，這起事件不僅僅是一起殘酷的暴力行為，更是一個早已醞釀的系統性災難，嚴峻地質疑了台灣整體社會治理與風險預警體系的有效性。因為這名行兇者並非毫無前科、突發奇想的「突變者」，相反的，他的名字早已在司法系統和媒體上出現過。十年前，他曾在超商持刀傷人，重傷四人，甚至攻擊員警。經過近九年的服刑後，他本應受到嚴格的監管與輔導，然而卻如同消失在社區中，無人追蹤與關注。直至再次揮刀，鮮血再次流淌。
血跡從來不會說謊
面對此案，公眾最無法接受的是：在這個自詡為「強化社會安全網」的體系中，一名曾經犯下嚴重暴力罪行，且具備精神風險與毒品前科的高風險個體，竟能毫無阻礙地再次融入公共生活，甚至無需定期報告或心理評估，亦沒有任何人主動關注他的適應狀況。政府多年來引以為傲的「強化社會安全網」自2018年首次推出，2021年升級至2.0版本，而2025年將是五年計畫的收官之年，期間投入了407億元，建設「152處社會福利服務中心、28處心理衛生中心、4609名專業人員及500多個民間團體」，最終卻無法識別和阻止一名有暴力前科的慣犯再次作案，令人感到無奈。
邱姓嫌犯並非「看不見的幽靈」。根據鄰里的描述，他在社區中的行為頗為異常，情緒時常失控，甚至被稱為「不定時炸彈」。他有毒品記錄、有服刑經歷，曾因攻擊無辜路人而入獄。然而，在層層疊疊的社會安全網機制中，他始終沒有成為「應該被處理的個案」。其中的原因在於制度規定：「他並未被正式診斷為精神病，缺乏身心科就診記錄，因此不符合通報標準。」此回答令人心寒。顯然風險並非未曾存在，而是人們選擇視而不見、無能為力或不知如何應對。制度選擇以醫療標準來界定風險，用行政邏輯來決定介入，而非依據人命的價值與社區的感受來判斷「值得關注」的個案。
這恰恰是社安網最核心的缺陷：表面看似嚴密，實則漏洞百出；資源雖豐富，卻失去效用；部門眾多，彼此間卻缺乏協作。一個網路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它編織了多少線，而在於這些線是否能夠真正互聯。如今所見的，並非能支撐脆弱與危機的安全網，而是一本繁瑣卻缺乏協作的官僚手冊。制度看似完備，實際卻如孤島般割裂；看似數據亮眼，卻無人願意對一個又一個滑出制度縫隙的人承擔責任。
「整合」只存在於簡報裡
翻閱社會安全網的政策白皮書時，會發現「整合」和「協力」這兩個詞頻繁出現，如「跨部門整合」、「公私協力」、「垂直橫向聯繫」、「資源共用平台」等，似乎在構建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社會保護網路。然而，這些詞語一旦離開會議室與簡報，在現實生活中竟淪為空洞的口號，甚至形同虛設。
我們不禁要問，過去5年投入的407億元預算，到底產生什麼效果？雖然資源看似充足，但因制度設計不良而無法流動、無法及時介入，最終淹沒在部門間的推諉中。人力雖然有所擴充，卻被困在填寫表格與績效報告的無盡迴圈中。公私協力在紙面上暢談，實際執行時卻發現：彼此缺乏共同的語言、缺乏平台，更沒有明確的責任歸屬。
台灣的問題並非沒有行動，而是行動緩慢、分散且官僚。各部門都「完成了自己的部分」，卻沒有人關注這「整體」是否真正運作。結果是：每一張表格都填寫得非常完整，但危機依然悄然滑出我們認為完備的網路。
要的不是政策而是承擔
社會安全的本質並不在於預算或數字，而是一種「責任倫理」。這涉及到每一個制度環節，是否能勇敢地對面臨風險的個體說：「我看到你，也會支持你。」
當高風險者出獄後，誰來負責跟蹤、報告？誰有權進行干預？這些問題不應再被模糊化、技術化或責任推諉。政府不能再以「個案」、「偶發」或「難以預測」作為藉口來逃避責任，因為我們都明白—這些悲劇的背後，從來不是突如其來的怪物，而是一系列被忽視的信號所導致的過程。
苗栗無差別砍人案件並非一場不可預見的突發事件，而是制度選擇不願承擔後果的體現。它假設了「只要刑期滿就意味著風險解除」、「沒有醫學診斷就不是精神異常」，更假設了「我們已經盡力，責任到此為止」。然而，社會並不需要一個努力過但無能為力的制度。我們所渴望的是一個能夠真正支持那些最邊緣、最危險、最需要干預個體的活體系。
社會安全從來不是「零風險」的承諾，而是一種集體對風險誠實回應與制度設計的能力。這要求我們放下那些假裝萬無一失的口號，勇於承認制度的缺陷與人性的脆弱。希望我們不要等到下一個隨機突發砍人事件，才再次回頭審視制度。因為每一次悲劇都是對上一個「整合失敗」的清算。而台灣的社會再也承受不起更多的代價。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在討論經濟增長時，我們常常依賴一些看似客觀，但實際上可能是誤導的數字，比如GDP增長率、平均薪資和基本工資的漲幅等。這些數據看起來令人振奮，似乎在暗示正朝著普遍富裕和公平的方向邁進。台灣就是一個例子。
根據官方統計，自2015年以來，台灣的人均GDP穩步上升，預計到2026年將超過4萬美元；基本工資也連續提升了十年，預計到2026年將達到29,500元。在對外宣傳中，這些成就被視為社會進步和勞動者保障改善的象徵，是政府推動包容性增長的重要證明。
台灣實際總薪資負增長
然而，問題在於，這些數字雖反映了台灣經濟的整體情況，卻未能揭示台灣人民生活的細節和差異。根據主計總處發布的2023年薪資數據，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為58,545元，但薪資中位數卻僅為約43,000元。這並非統計上的誤差，而是揭示了一個嚴酷的現實：超過一半的勞動者收入低於整體平均水準。在這樣的背景下，所謂的「平均薪資創新高」不過是少數高薪階層所推動的表象，與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毫無關係。更令人擔憂的是，在過去十年中，平均薪資增長了24.99%，而中位數薪資僅增長了16.73%，這表明高薪群體的收入增長速度遠超過普通勞動者。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學問題，更是經濟結構向上傾斜的表現。資源與收益愈發集中於特定的行業、區域和階層，形成了一種「雙軌社會」，而大多數人則被困在低薪和高生活成本的日常生活中。
此外，物價的上漲進一步侵蝕了民眾的生活感受。儘管名義薪資看似增加，實際購買力卻反而下降。2023年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台灣出現了7年來首次的實際總薪資負增長（-1.04%）。這意味著，儘管許多家庭的帳面收入有所增加，但他們實際能承擔的生活支出卻在減少。民眾常常用一句話來總結這種無力感：「什麼都在漲，就是工資不漲。」
最令人憂心的是，政府與媒體持續對「平均」指標的迷信與操弄。當官方高調宣布基本薪資再創新高，卻對多數人真正的「薪情」避而不談，這種「好消息」與「壞感受」的反差，不只造成集體焦躁，更加深了人民對體制的疏離感。正因如此，愈來愈多台灣人開始懷疑：這場經濟成長的盛宴，到底有沒有自己的位子？
被剝奪的未來與夢想
當前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嚴重階級分化，不僅僅體現在收入差距上，更在於是否擁有資產所引發的生活條件差異，而住房問題則是最具代表性和最為殘酷的例證。
根據官方數據顯示，過去五年間，全台住宅價格指數從2018年的91.24激增至2023年的136.20，漲幅超過四成。同時，房價所得比也達到9.86倍，這意味著一位中位數收入的勞工，需要將近十年不吃不喝才能購得一間普通住宅。這一計算並未考慮通脹、物價上漲、生活開支及持續上升的房價。對於大多數年輕人而言，買房已不再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個站點，而是一場永遠無法實現的夢想。
這場住房危機使得許多年輕人放棄購屋的念頭，並進一步影響他們對未來的規劃。「不婚、不生、不買」並非代際叛逆，而是一種對現實的理性反應和心理自我保護。當生活無法穩定，愛情、家庭及安定的生活也無從談起。這不僅導致生育率下降，也是對整個社會運作邏輯的質疑。
更為矛盾的是，這輪資產通膨所帶來的紅利，幾乎全數流向那些已擁有房產的中上階層。這部分人群無需辛苦工作，只需持有不動產和金融產品，就能在市場利率低迷和資本利得暴增的情況下，實現被動致富。而新進勞工和年輕人則只能看著房價飛漲、租金攀升，卻無法入場。為了在這場財富遊戲中追趕，有些人選擇高槓桿投資，背負巨額負債，面臨更高的金融風險，成為市場波動的受害者。
2024年主計總處發布的家庭財富報告揭示了驚人的差距：財富最上層的20%家庭，平均淨資產達到5,133萬元；而最底層的20%家庭則僅有77萬元，整體差距高達66.9倍。這種資產懸殊並非自然形成的貧富現象，而是政策、稅制和市場結構共同造成的「制度性剝奪」。過去「不買房就永遠是租客」的生活選擇，如今已演變為「沒有資產就永遠無法融入社會」的殘酷現實。
當擁有資產變成財富的分水嶺，當租屋與買房意味著人生安全感的天壤之別，社會階級的流動性便不再存在。此時，年輕人對努力翻身的懷疑，就不再是情緒性反應，而是一種對結構性困境的冷靜評估。問題不在於他們是否努力，而在於這個社會是否給他們一條能通往未來的路。
該如何定義「成功社會」？
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辛勤工作應當帶來基本的生活保障及向上發展的機會。然而，現今台灣的現實卻讓這條道路變得異常艱難。許多年輕人感慨「努力無果」、「買房成了奢望」、「工資無法支撐體面生活」，這並非個人的能力問題，而是制度性障礙與資源分配機制的崩潰所致。回歸根本，如何衡量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成功呢？如果政府和媒體僅僅關注GDP、出口量、股市市值和平均工資，將永遠無法察覺大多數人逐漸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只有將關注點轉向中位數工資、房價與收入比、財富差距，以及生活滿意度等能真實反映民生的指標，政策才能符合社會的需求。
改善現狀並非無計可施，關鍵在於我們是否具備政治意願與社會共識。在稅制上，應讓資本和資產承擔應有的責任，而不是一味鼓勵房地產和金融投機。在住房政策方面，政府需積極推進社會住宅建設並限制囤房行為，而不應僅靠市場機制來調節。在薪資制度上，應獎勵願意與員工分享利潤的企業，強化工會和勞動談判的權利。在教育與福利方面，必須建立跨世代公平的機制，以打破階級再生產的惡性循環。繁榮不在於統計數據的光鮮亮麗，而在於每個人是否能夠充滿希望，並保持尊嚴地生活。
（作者係北京大學傳播學博士）
2025年10月18日中午12時，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楊振寧與世長辭，享年103歲。10月24日八寶山革命公墓追悼會上，清華師生胸帶白花鞠躬送別，我忽然想起整理保釣資料的時光；作為圖書館員，能在文獻與現實交織的時空裡，見證這位科學巨匠赤誠的家國情懷，何其榮幸。
保釣運動中的思想燈塔
1970年代初，全球華人掀起保衛釣魚島主權的浪潮。在這段歷史中，楊振寧不僅是傑出的物理學家，更成為維護國家主權的重要精神力量。楊振寧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下稱石溪分校）的學生趙午曾說:「楊振寧的名字激勵了大陸和台灣整整一代的年輕學生」。這份影響力源自他融學術理性與愛國熱血於一身的特殊魅力。
1971年初，訪學香港的楊振寧首次關注到釣魚島爭端。回到美國石溪分校後，他在石溪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同時，迅速投入保釣運動。同年5月，他參加「致美國總統尼克森及國會議員的公開信運動」，要求尼克森和國會議員重新考慮美國對釣魚島問題的政策。這份3千餘名學者的呼籲令美國政府不得不重視。
1971年7月，楊振寧在闊別祖國26年後首次歸國訪問，考察了中科院生化所、核子物理所等科研機構，走訪上海復旦大學、清華北大等高校，並重返出生地合肥。返回美國後，1971年9月21日，楊振寧在石溪分校發表演講，首次公開他對新中國的印象。這段錄音在各保釣團體間反覆播放，無數青年在異國第一次聽到來自新中國的真實聲音。
1971年10月29日，楊振寧參加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的「返還沖繩」公開聽證會，展現出學者的嚴謹與赤子的熱忱。楊振寧指出，釣魚島列嶼屬於中國無庸置疑，美國並沒有在釣魚島爭端中保持中立。日本的軍國主義正在復甦，這將給全世界和日本人民帶來邪惡與災難。他希望參議院徹底從這個錯誤中擺脫出來，保持中立，停止美日聯盟的行動。這份證詞被載入美國國會檔案，促使外交委員會重申中立的官方立場。
台灣問題上的歷史洞察
楊振寧始終堅持統一。在上述聽證會上，聽證會主席斯派克曼（John Sparkman）對楊振寧詢問最久，當問到兩岸關係走向時，楊直言不諱，「台灣恢復為中國一省完全可能」。1972年3月21日，楊振寧跟幾位石溪同學對中美聯合公報進行解讀。楊振寧將中國統一提升到世界和平的高度，「歷史告訴我們，今日的事實也告訴我們，中國與台灣一日不統一，世界就一日不會有穩定的和平。」
楊振寧對統一必然性的判斷，源於他對文化根脈的深刻認知。1972年3月解讀《中美聯合公報》時，他向學生闡釋：「傳統的中國統一的想法，在中國人的心裡頭是很根深蒂固的。所以我覺得：上海公報所講的：『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這句話確實是一針見血的。」這種認知既包含傳統「大一統」思想的傳承，又充滿對現實的清醒判斷。正如他在上海公報發表後所言：「台灣回歸只是時間問題」、「台灣能夠和平地被吸收到中國裡面，恢復成中國的一省。我覺得這完全是可以思議的事情。」
作為美國科學界翹楚，他主動打破象牙塔的藩籬。紐約保釣刊物《群報》評價：「楊振寧博士這幾年的暑期活動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1973年毛主席的接見，讓這種精神感召力達到頂峰，開啟了1970年代學人歸國潮的先聲。
歸根清華，甘當指路松
1999年，77歲的楊振寧做出人生重要抉擇：全職回歸清華大學。他把高等研究院的發展作為自己的新事業，為清華大學物理學等基礎學科的發展、學校人才培養事業傾注了大量心血，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為支持清華大學的教學科研、人才培養和文化傳承，2021年5月，我曾親眼目睹99歲高齡的楊振寧，將其珍藏的部分書刊資料、字畫和雕像等藝術品無償捐贈給清華大學。他在捐贈儀式上表示，希望這些資料能夠展示真實的個人形象與學術歷程。
2025年10月19日，為深切緬懷楊振寧先生，位於清華大學圖書館老館219室的楊振寧書屋正式開放，與其同步啟用的楊振寧檔案資料庫專題網站（https://cnyang.lib.tsinghua.edu.cn）向全球上線發布。
清華大學圖書館的保釣資料與楊振寧檔案資料庫，既見證著一位科學家的求索之路，也銘記著海外遊子對故土的赤子深情。從保釣運動的思想火炬，到中國統一的文化注腳，從石溪分校的物理方程，到清華園裡的三尺講台，楊先生用百年人生詮釋了一個永恆的命題：真正的科學精神永遠紮根於對民族與人類的大愛中。
（作者係清華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部主任）
物理科學的一代巨擘楊振寧在10月18日去世，他103年的生命，不只在人類近代物理科學領域，做出有深遠新視野的偉大成就，對中國文化與民族情懷也帶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楊振寧的科學成就與民族情懷，源起自他家學的淵源，他對於數學的早慧體會，對於民族家國危亡的體悟，都得自他的父親楊武之。楊武之是近代中國數學界領涉現代數學的先行者，是中國學者中第一個因代數研究被授予了博士學位。在父親赴美求學的五年時間，楊振寧與母親生活在楊家的大家庭中，讓他自幼就對中國傳統人倫觀念有很深的體悟。他曾經說，自己的個性與行事作風，明顯的影響如學術知識是來自父親，而不明顯的影響如精神氣質則來自母親。
1945年楊振寧離開中國赴美求學前，由北京到昆明的求學成長年代，親眼目睹當時中國面對的動盪內亂與強鄰外患， 他在追求科學知識外，初中因父親延請名師教授學習《孟子》，在昆明西南聯大由諸多大師習得的國學底蘊，都使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很深刻的認識。因此，他因不凡的科學識見，在到美國的十年左右，很快聲名鵲起，做出規範場論與宇稱失恆的創新成就，贏得舉世尊崇的諾貝爾獎，卻沒有丟失故土文化的根源。
在諾貝爾獎的演講中，他說自己是東方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和諧與衝突的產物，為此感到驕傲，也深刻意識到自己的獲獎，不只是給他個人帶來榮耀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幫助中國人改變了自覺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楊振寧在美國工作生活近60年，深刻體會到中國人在異國文化社會中的處境，他不只在自己的領域中做出中國人的驕傲，也關心體恤諸多血緣同胞的心酸境遇，他常以同樣受到欺凌的猶太人做類比，也感嘆許多在美中國人的苟安心態。
他不只在冷戰仍熾的1970年代，率先回到中國大陸，在退休後的晚年，也歸根祖國故土，貢獻出自己最後的生命力量。與楊振寧惺惺相惜，由英國移民美國的大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 J. Dyson），在楊振寧退休晚宴的演講中說，「對楊振寧來說，他個人的離開父親，以及政治上的離開中國，是一個悲劇的兩個部分。」
1997年7月1日，楊振寧在香港大會堂出席香港回歸盛典，想到他父親那一輩知識分子，看到大英帝國落旗退兵，中國向世界宣稱「這是中國的土地」的驕傲。他說他的父親應該會改吟陸放翁的名句，「國恥盡雪歡慶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作者係《規範與對稱之美－楊振寧傳》作者）
1949年國共內戰末期，蔣介石選擇撤退至台灣而非海南島。當時的理由主要是考量到台灣「易守難攻」的地形、海峽天險，以及台灣作為「第一島鏈」地理位置上對美國勢力的重要性，同時台灣較為先進的工業基礎和缺乏複雜勢力也是重要因素。然而，這一選擇因緣際會造就了台灣的經濟發展，更深刻地塑造了台灣的命運。
地理封閉造就獨立發展
從經濟成長的角度來看，台灣的地理封閉性與海洋孤立性，意外地為國民政府提供了制度重建的空間。台灣四面環海，與中國大陸隔絕，形成天然的政治防火牆，使得蔣政權得以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推動土地改革、教育普及與國營企業體系的重建。這種地理隔離不只是軍事上的安全屏障，更是制度建構的保護層，使台灣得以在冷戰初期建立起一套相對獨立的政經體系。
若當年選擇撤退至海南島，則地理接近中國南部，軍事壓力與政治滲透將持續干擾制度建構，經濟政策難以自主運作。海南島雖然面積不小，資源豐富，但在當時仍屬邊陲地帶，基礎建設薄弱，港口設施不及台灣，難以承接全球製造業的轉移。更重要的是，海南與中國大陸的陸地接近意味著，蔣政權將無法擺脫中共的戰略壓力，制度封閉性與治理穩定性將大打折扣，經濟發展的空間也將受到嚴重限制。
台灣的地理條件也促成了港口建設與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興起。高雄、基隆等深水港成為嵌入東亞製造鏈的節點，而海南島在當時仍以熱帶農業為主，缺乏工業基礎與外貿條件。地理選擇不只是軍事避難，更是制度重建的空間條件。台灣的經濟奇蹟從一開始，就建立在這場歷史偶然之上。
制度建構與政策連貫
蔣介石在台灣建立威權體制，雖然政治上壓制異議，但在經濟治理上卻展現出高度的制度韌性。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不僅解構了封建地主結構，也釋放了農民的生產動能，形成初步的資本累積。後來，國營企業如中鋼、中油、中華電信等，成為基礎建設與技術吸收的制度平台。教育政策則大幅提升人力資本，為後續的產業升級奠定基礎。這些制度安排不僅是經濟政策的技術性選擇，更是治理能力的展現，反映出蔣政權在台灣得以建立一套相對穩定，且具備發展導向的國家機器。
若蔣介石撤退至海南島，則制度建構將面臨多重挑戰。首先是治理空間的壓縮，海南與中國南部接壤，軍事壓力與政治滲透將使得威權體制難以穩定運作。其次是外援進入的困難，美國在冷戰初期視台灣為反共堡壘，提供大量軍援與技術協助；而海南的地緣風險與制度不確定性，可能降低美方的援助意願。制度建構的穩定性與治理能力，是經濟成長的隱性基礎，而台灣的制度韌性正是海南難以複製的歷史優勢。
此外，台灣的制度建構也展現出高度的政策連貫性與執行力。從十大建設到科技園區的規劃，台灣政府在威權體制下得以集中資源、快速決策，推動基礎建設與產業升級。海南若成為撤退基地，則在地緣壓力與資源限制下，難以形成類似的政策執行力與制度連貫性。制度建構的差異，將直接影響經濟成長的速度與品質。
外部環境與國際定位分明
台灣的經濟奇蹟不僅來自內部制度建構，更來自外部環境的結構性紅利。冷戰格局下，美國、日本與西方盟國將台灣視為東亞防線的一環，提供軍事保護與經濟援助。美援不僅是資金，更是制度轉型的催化劑，促成財政紀律、技術引進與貿易自由化。台灣成功嵌入美日的供應鏈，成為全球電子與半導體重鎮，建立起「小而開放」的經濟體系。
若蔣介石撤退至海南島，則其國際定位會大幅弱化。海南在地理上更接近中國，難以形成獨立的政經體系，外交空間受限，國際認同模糊，而且外資與技術移轉會面臨制度風險，難以形成穩定的投資環境。台灣的國際定位是冷戰地緣政治與制度自主性的交錯成果，而海南則可能陷入地緣邊緣化與制度依附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台灣在冷戰期間逐步建立起「亞洲四小龍」的形象，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與制度改革的典範。這種國際認同不僅帶來資本與技術，更強化了台灣的制度自信與政策穩定性。海南若成為撤退基地，則可能會被視為中國南部的附庸，難以建立獨立的國際形象與制度品牌。國際定位的差異，將深刻影響經濟成長的外部條件與制度韌性。
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
台灣由農業社會成功轉型為出口導向的工業經濟體，並於1980年代進入高科技製造，形成「台積電模式」的技術密集型成長路徑。這一過程仰賴人力資本的累積、教育普及與技術吸收能力。台灣的高等教育政策、技職體系與研發補助，構成產業升級的制度性支撐。從竹科到南科，台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創新生態系，支撐著半導體、生技與電子產業的全球競爭力。
海南島若成為撤退基地，則可能會延續農業與低度工業結構。缺乏技術密集型產業基礎，教育資源分布不均，人力資本累積困難，即使有外援進入，也難以形成技術商品化與全球布局。產業結構的路徑依賴，決定了經濟成長的天花板，而台灣的制度設計與人力資本政策，正是海南難以達成的成長條件。
此外，台灣的產業政策展現出高度的前瞻性與政策整合力。從加工出口區到自由經濟示範區，政府不斷調整政策工具，回應全球市場變化。海南若成為基地，則在制度不穩與資源限制下，難以形成類似的政策創新與產業整合。產業結構的差異，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制度選擇與治理能力的反映。
從威權體制下的十大建設，到民主化後的產業升級與全球布局，台灣展現出高度的制度適應力與政策創新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於制度自主性與治理穩定性，是海南在地緣壓力與制度依附下難以培養的特質。
台灣的經濟奇蹟也建立在社會動員與文化資本的基礎上。戰後台灣社會普遍重視教育、儲蓄與家庭倫理，形成高度的社會資本累積。這種文化結構，支撐了人力資本的快速成長與產業升級的社會基礎。
歷史偶然+制度韌性
蔣介石撤退至台灣是歷史的偶然，但台灣的經濟奇蹟卻是制度選擇的必然。地理封閉性提供了制度重建的空間，治理韌性保障了政策執行的穩定，國際定位創造了外援與技術移轉的機會，產業結構與人力資本則構成了成長的內在動能。若撤退至海南島，則上述條件將一一崩解，台灣模式難以複製，經濟奇蹟恐成泡影。
這場歷史分岔，不只是軍事避難的選擇，更是制度建構與經濟命運的分水嶺。台灣的成功並非蔣介石個人意志的勝利，而是地理、制度與國際環境交錯下的制度性成果。海南若成為基地，則可能陷入制度依附、地緣邊緣化與產業停滯的困境，無法形成自主的經濟成長路徑。
台灣的經濟奇蹟是制度韌性與地緣選擇的交錯成果。蔣介石撤退至台灣，意外地為制度重建提供了封閉空間，也讓台灣得以在冷戰格局中嵌入全球供應鏈。若撤退至海南，則制度建構將受限，國際定位模糊，產業升級困難，經濟成長路徑將全面改寫。
台灣奇蹟不是歷史的必然，而是制度建構的結果。這場歷史分岔提醒我們：制度才是命運的容器，地理只是起點，治理才是終點。在當代台灣面對全球供應鏈重組、地緣政治升溫與制度改革挑戰之際，回顧這段歷史分岔，不只是學術上的推演，更是制度反思的起點。台灣的成功並非不可逆，其制度優勢必須持續維護與深化。若我們忘記了制度建構的艱難與地理選擇的偶然，就可能在下一個歷史轉折中失去制度韌性的根基。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2024年營利事業所得稅收通過平減物價後，較2023年要來得少，顯示通貨膨脹稅已侵蝕到企業的稅本。
通貨膨脹與CPI
通貨膨脹（inflation）係指物價在某一時期內，連續地以相當幅度上漲造成等值貨幣購買力持續性下滑，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在於衡量家庭購買消費性商品與服務的價格水準變動情形，主要作用在於：（1）衡量通貨膨脹下，整體社會民眾實質所得購買力。（2）作為公私部門調整薪資及合約價款參考。（3）作為調整稅負級距（所得稅、遺產及贈與稅、土地增值稅）的參考依據。通膨形成原因包括成本推升與需求拉動。
營業稅收並未出現逆轉
台灣財政部每年10月左右都會參考物價上漲程度，公布對下一納稅年度的所得稅免稅額、一般扣除額、特別扣除額，以及所得五個稅率級距，是否需要進行調高，以抵消通貨膨脹對納稅人造成的「稅級攀升」（bracket creep）效果，這是因為納稅人雖因加薪被推至更高的所得稅率級距，但由於通貨膨脹，可能造成其實質購買力不增反減。因此，如果將徵稅的起徵點調高，部分納稅人可能降至較低稅率級距，從而減少了通貨膨脹增加的租稅負擔。
台灣營業稅法規定，在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不論有無銷售額，均應按銷貨收入總額課徵5%加值型，或非加值型營業稅，並以每二個月為一期，於次期開始15日內，填具規定格式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如有應納營業稅額，需先向公庫繳納，連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7條規定適用零稅率者，可申請以每月為1期，於次月15日前向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參考表一的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可知，以2021年為基期100，2021-2025年累計平均消費者物價指數分別為100、102.95、105.51、107.81、110.07（截至2025年8月底）。
再根據表二的財政部統計資料分析，2021-2024年營業稅收分別為499,357,607千元（下同）、544,366,239、572,341,653、623,736,437，平減物價指數後，可知2021-2024年的營業稅收分別為499,357,607、528,767,594、542,452,519、578,551,560，顯示平減物價指數後，各年的營業稅收並未出現「逆轉現象」。主要是總額型營業稅是按銷貨金額課稅，加值型營業稅是以銷項稅額減進項稅額來納稅，企業不論賺錢還是賠售，都要繳納營業稅，因此不致因物價指數平減而發生逆轉現象。
營所稅收出現逆轉
台灣所得稅法第11條第2項規定，營利事業是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林、漁、牧、礦、冶等營利事業。營利事業所得稅是針對一家營利事業經營一整年後，所結算出來的獲利或所得，進行課稅的一種稅制，其稅基，亦即課稅所得額的計算方式是以全年度營業收入總額減除全年度各項成本費用與損失，加計非營業收益，減掉非營業費損及稅捐後的純益額作為所得額。由於企業可能出現營收增加，但並未獲利的情形，因此應進一步觀察，近年來物價上漲是否對營利事業所得稅造成逆轉？
表三顯示2021-2024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收，分別為701,845,090、1,027,278,985、1,079,455,217與1,121,990,863，平減物價指數後，2021-2024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收分別為701,845,090、997,842,627、1,023,083,325與1,001,257,042。弔詭的是，平減物價指數後，2024年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較2023年營利事業所得稅少，顯示平減物價指數後，2023年與2024年的營所稅出現「逆轉現象」，亦即2024年平減物價指數後，整體企業實際獲利較2023年少，但2024年所繳營所稅卻較2023年多。另，表四顯示平減物價指數後，2023與2024年的個人所得稅並未出現「逆轉現象」。
結語
綜上分析可知，企業在2024年繳納較2023年多的營利事業所得稅，主要是由於通膨所造成的企業稅負增加，因目前營利事業所得稅率是20%，不同於個人綜合所得稅共分五個稅率級距（5%-40%），政府可通過調高個人所得稅免稅額或扣除額減免金額，以減輕納稅人因通膨造成的租稅負擔。有鑑於通膨已嚴重侵蝕企業的稅本，建議比照個人綜合所得稅，逐年依物價指數決定是否調高免稅額與扣除額的模式，同意企業扣除因通膨所增加的通膨稅負擔，以維護納稅企業的權益與稅制的公平正義。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拋出「美台晶片五五分」，引發關注，也再次展現川普總統一貫的交易手法。隨著民進黨政府推動「脫中」政策，台灣半導體與科技產業早已展開一連串跨國布局，自2020年起台積電、日月光、聯電等，陸續宣布前往美國、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投資設廠，回應政府在地緣政治與供應鏈安全上的戰略目標。然而，這波晶片戰的背後，反映出台灣在中美對抗下的區域競合與政治操作，最終恐陷在「與美對分」與「脫中豪賭」之間付出慘痛代價。
賴清德政府上任後祭出「脫中入美」政策，川普緊接著掀起關稅戰，台積電等龍頭企業早已赴美、日、歐設廠，主要是為分散地緣風險來強化供應鏈，實際上是怕掛一漏萬。一方面，台商撤離中國的腳步加快，2016 年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就以強化半導體、提升供應鏈安全，來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另一方面，賴政府延續晶片外交的籌碼，完全無視美國關稅的實質衝擊、日本在合作名義下的技術剽竊爭議，以及歐洲政治與制度的潛在風險。台灣晶片發展加速撤離中國市場，導致自斷根基，也讓這場「脫中豪賭」的產業戰略，成為川普膽敢要求台灣晶片製造「與美對分」的根本底氣。
晶片戰術的「脫中入美」
民進黨以「脫中入美」周旋於美中對抗，間接讓台灣科技製造業在美國立足，加入所謂「西方民主陣營」，成就「全球北方」的站隊姿態，目的是要與中國為首的「全球南方」形成對立。賴政府的對外政策核心定調為「倚美抗中」，忽略美國對台灣半導體的「長驅直入」，利用與大陸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上的嚴重分歧，反而放任美國對台予取予求，凸顯賴政府在晶片戰術上的全面失效。
美國川普政府伺機拋出「晶片關稅100%」策略，針對所有要進口美國的晶片與半導體業課徵高額關稅，唯有在美國設廠，或承諾將在當地投資的企業才可以豁免，為了強化美國半導體供應鏈的全面發展，透過這項策略，讓科技晶片得以「製造回流」。民進黨政府面對川普的關稅命令唯唯諾諾，不僅使對美交涉產生黑箱作業的疑慮，更受制於「向美靠攏」方針，反而成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最大破口。台灣逐步脫離大陸市場，卻寧可赴美淪為「美積電」？科技產業最終被迫掏空，成為賴清德「脫中入美」的伴手禮。
台日同盟無視「日竊技術」
台積電傳出2奈米的「技術洩密」震驚外界。根據報載，流入日本設備大廠東京威力科創（TEL），這是日本半導體國家隊Rapidus的重要股東，也讓外界對於產業主權與安全警戒產生疑慮。姑且不論是否真是「人為失誤」，除了顯示內部資訊管理產生危機，萬一真有內鬼剽竊2奈米機密技術，不幸導致關鍵技術流向日本，勢必成為Rapidus與JASM 重返晶片尖端的關鍵一步，台日同盟背後難道是對台灣半導體的蠶食鯨吞？
日本利用「台日半導體科技促進會」等機構，表面上迎合民進黨政府強化台日同盟路線，卻對晶片產業的戰略保護沒有因應措施，日本東京威力科創號稱已解僱涉案員工，真會不惜放棄國家利益而歸還技術嗎？相較於川普要求台積電赴美投資2000億美元，並以半導體關稅100％作為威脅，凸顯民進黨政府在「親美舔日」的科技戰略上，未加強資訊控管與防範技術風險，導致日本私下剽竊，外加美國公開掠奪，這些都正在逐步侵蝕台灣半導體的優勢，最終喪失產業安全自主權。民進黨以「全球半導體民主供應鏈夥伴倡議」自豪，恐怕將間接助長威力科創事件重演，賴政府在台日友好的催眠下捨近求遠，殊不知已陷入技術剽竊的陰謀論。
想以新東向聯盟叩關歐洲
賴政府以「新東向聯盟」作為新的抗中戰略，要以台灣供應鏈設立「類台灣半導體科學園區」，去年由前經濟部長郭智輝公告，直指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廠，也以捷克當地的區位條件作為考量。事實上，捷克基於與中國大陸的愛恨情仇，2013到2015 年間投資與併購的爭議四起。為了在亞太地區占有一席之地，捷克鎖定台灣也合乎其戰術，顯然是想在外交策略上，配合民進黨政府的新東向聯盟。
今年初，民進黨政府喊出打造「歐洲晶片三角」，要以德國為核心，延伸至波蘭與捷克，形成晶片三角，目前已在捷克設立「供應鏈韌性研究中心」（SCRC）、「先進晶片設計研究中心」（ACDRC），以及「晶創布拉格辦公室」（Prague Office），打造產學研合作。然而，台灣晶片產業在歐洲布局的過程，弱化歐洲的國家主義、重商主義、環保主義等因素，這些將成為台灣叩關「新東向聯盟」的程咬金。
民進黨政府強力推動晶片產業的「脫中」政策，使得主要半導體與科技企業展開全球投資布局，自從2020年開始，包含台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日本熊本與歐洲德國等地陸續設廠與擴建，這些布局只是順應民進黨這場半導體的「脫中豪賭」。如今，美國獅子大開口「五五分」，民進黨政府仍在意識形態中飲鴆止渴，忽略了晶片外交的利弊得失，腦子只想著「抗中保台」，結局會如何，還真令人擔心。
（作者係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賴清德提出擴大投資、深化國際經貿合作、打造護國群山等「經濟三箭」，作為台灣產業升級與經濟安全核心策略。雖整體展現台灣在全球變局中追求韌性與成長的決心，但執行面仍有諸多障礙有待克服。
賴清德今年雙十演說提出擴大投資、深化國際經貿合作、打造護國群山等「經濟三箭」。被視為他任內經濟戰略的主軸，標誌著台灣在全球變局中尋求新一波成長契機的決心。面對中美科技脫鉤、供應鏈重組與AI科技革命浪潮，此項布局看似是經濟政策的延伸，其實也是地緣政治下的戰略因應。然而，任何經濟政策總是機會與挑戰並存，「三箭」能否畢其功於一役，後面仍有諸多考驗。
擴大投資深耕台灣的挑戰
賴政府延續蔡英文時期的「投資台灣三大方案」（歡迎台商回台投資、中小企業加速投資、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並宣布延長至2027年，新增貸款額度7,200億元（新台幣，下同）、吸引1.2兆元投資及8萬個就業機會。這項政策意在強化內需、穩定就業，同時促使企業加速轉型。對照當前國際環境，這項擴大投資策略的時機可謂關鍵。
首先，台灣出口動能面臨不確定性。隨著美中貿易衝突持續，美國對中高科技產品課稅擴大，東亞供應鏈重組加速，台灣企業雖受惠於「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的轉單效應，但亦承受成本壓力與市場不穩的風險。賴政府的擴大投資政策若能引導資金流入製造業升級、數位轉型及綠能基礎設施，將有助於強化內部韌性，降低對出口波動的依賴。
其次，AI新十大建設的提出，代表政府意圖以數位轉型帶動全產業升級。包括打造全球前五大算力中心、投入量子科技、矽光子與機器人等三大關鍵技術，皆指向高附加價值產業。然而，台灣目前AI人才不足、電力供應吃緊、算力基礎設施落後於美中，若無完善的能源與人力策略支撐恐難落實。
此外，政府貸款與補助雖可短期刺激投資，但長期仍需強化投資品質與產業結構優化。若資金過度集中於半導體或資訊電子業，而未兼顧傳產數位化與中小企業創新，恐導致經濟M型化與結構偏狹的問題加劇。如何讓投資真正轉化為生產力與就業的雙贏，是「第一箭」成敗的關鍵。
美中對抗間深化國貿合作
賴在演說中指出，將積極推動對美對等關稅談判、簽署更多雙邊經貿協議，並深化台美產業鏈結。這反映出政府將「經貿安全」視為國安的一環。面對全球供應鏈分化，台灣的出口依賴度高達GDP的七成以上，如何在「去風險化」（de-risking）與美中二大出口國維持「不脫鉤」（not decoupling）之間取得平衡也是考驗。在對美關係方面，台美科技與安全合作日益緊密，晶片與AI成為戰略焦點。若台灣能在川普政府重塑供應鏈架構中取得核心地位，不僅可穩固經濟安全，也有助於外交突破。然而，對等關稅談判若處理不慎，恐觸及美方敏感產業利益，導致協商停滯。美國長期關注台灣的貿易順差，在半導體供應鏈與農產品進口議題上，賴政府須以產業互補與共同標準合作為切入點，避免陷入零和博弈。
此外，中國大陸目前仍是台灣的最大出口市場，占比約三成；雖有台商回流與市場多元化，但製造業供應鏈仍難完全脫鉤。賴政府若能推動「區域性產業合作」或「功能性協調」，例如透過第三地投資模式或跨國供應鏈協作，將有助於降低政治風險，否則兩岸經貿關係不進則退，亦非台灣之福。而台灣若欲加入CPTPP，需在勞動、環保、農業開放等議題上展現決心。尤其在日本、澳洲對中國大陸申請案持保留態度之際，台灣應積極透過產業規範與科技合作爭取支持。整體而言，第二箭的核心在於「經濟外交」與「價值鏈再定位」。唯有擴大多邊合作、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才能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確保經濟韌性。
打造護國群山須排除障礙
「護國群山」的概念源於「護國神山」台積電，意味著不再讓半導體孤軍奮戰，也不能過度依賴「矽盾」，而要建構多座具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高峰。這包括AI、量子科技、生醫產業、綠能與金融服務等新興領域，旨在擴大台灣經濟的「護城河」。其中最具指標性的是，打造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與推動生醫兆元產業兩大構想。前者意在留住「百兆元資金」，避免資金外流至香港或新加坡；後者則以創新醫療與生技研發為主軸，強化內需與出口雙軌成長。但這兩項構想的實踐難度不小。
台灣資產管理市場受限於外匯管制嚴格、稅制不具吸引力、金融商品創新不足及外資法規障礙。若要與香港、新加坡競爭，除需調整稅負與開放國際金融業務外，更須確保法治穩定與資金自由流動。至於生醫產業，雖有研發能量，但臨床試驗、生產鏈整合與國際市場布局仍屬弱項，單靠政府補助恐難形成規模效應。「護國群山」的成功仰賴政策協調與長期戰略，政府須建立跨部會創新平台，結合產學研資源，並引入國際夥伴共同開發。同時，能源轉型、數位治理與資本市場改革也將成為支撐這些產業的基礎。
在變局中打造新韌性
從正面看，「經濟三箭」為台灣指向一條「內強實力、外拓版圖」的成長路徑，從產業投資、經貿合作到新經濟布局，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戰略藍圖。然而，真正的挑戰在於執行。政策若要化為成果，須兼顧三個要點：一是落實法制配套。包括投資誘因、能源與稅制改革。二是強化人力與教育體系；以AI與生醫為例，台灣需培育跨域人才。三是建立長期監督機制，確保資金分配透明且具成效。
未來五年，台灣面臨的將是全球供應鏈重組、AI競賽與地緣風險交織的挑戰。「三箭」若能精準命中產業結構升級、外貿多元化與科技創新三大核心，台灣不僅能在不確定的世界中維持穩定，更有機會引領下一波亞洲成長潮流。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於接受News Nation媒體訪問時表示，在美國與台灣簽署貿易協議中，將美國需要的晶片能夠分成台美兩地各自生產一半。此一訊息造成台灣各界譁然的同時，其背後旨在川普政府期待透過加徵貿易夥伴「對等關稅」，促進外國企業在關稅成本考量下增加投資美國，藉此復興美國製造水準，進而建立產業自主發展。
儘管賴政府對美談判團隊強調，「絕不答應」川普政府的蠻橫要求，卻又同時提出協助美國打造「台灣模式」產業聚落，讓美國達成「再工業化」的願景。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此一構想背後所涉及的層次，並非僅有單純產品或技術的出口，而是包括整體制度與產業聚落的移轉。亦即台灣模式核心，除了科技硬體或產業體系的緊密整合外，更涉及政策規劃、產業升級、文化特質與地緣條件的完整結晶。
台美兩地存在結構性差異
回顧台灣科學園區之所以成功，除了受惠於冷戰對抗的格局下，美方採取技術轉移外，其實在於集中治理制度，加上綿密的供應網路，以及長期投入專業人力教育訓練。亦即台美兩地存在結構性差異，例如：美國聯邦與地方政府的分權制度複雜、水電及土地的取得程序繁瑣，以及技術保護不足、移民政策管制；不過，最為嚴苛無法忽略的風險，莫過勞工競爭能力的薄弱。這些限制是廠商投資美國難度頗高的挑戰。
誠如川普最近在「真實社群」撰文指出，美國過去曾經在許多製造領域上表現卓越，希望外國公司在投資美國時能帶來專業技術人才，藉此訓練美國勞工學習製造複雜領域的產品；美國不應嚇退外資，而應歡迎他們；如果未來外國公司撤出，美國已具有純熟的專業技術人才可無縫接軌勝任工作。川普的論述其實反映了美國勞工的競爭能力大幅衰退，未來必須重新學習，否則難以落實製造業回流。
無獨有偶，英國《金融時報》也曾指出，川普政府推動製造回流美國政策，除了美國勞工競爭能力衰退外，還有產業政策不穩定、供應體系不完整、工會過度介入及市場需求放緩等問題，若無法改善，恐怕讓製造回流作繭自縛，更別奢求建立產業自主發展。這些無疑說明，川普政府希望透過關稅政策，威脅外國企業增加投資美國，藉此推動製造業回流之路並不輕鬆。涉及復興美國製造業的問題大致可歸納如下。
改善就業環境始能回流
首先，職業選擇心態的偏差。由於美國長期以來偏重「微笑曲線」兩端利潤較高的研發創新與品牌行銷，相對輕視位置中間利潤較低的製造環節，同時透過外包，導致許多產業呈現斷鏈現象。因此，川普若要真正推動製造業回流，就需從重建製造業的「工作價值」與「社會尊嚴」職業心態選擇開始，讓製造業成為值得尊敬的職業選擇，甚至吸引人主動參與製造業。
其二，從事行業領域的傾斜。依據美國勞工部統計局最新就業數據顯示，全美就業人口接近1.7億人，其中服務業從金融到物流、零售、餐飲等就業占比接近九成，農林漁牧業就業占比1.4%，製造業就業占比8.1%。雖然美國80%勞工支持製造業回流美國，但卻因薪資福利、工作環境、體力負荷等因素，僅有25%的勞工願意前往工廠工作，造成目前仍有42萬個職缺無人填補。
其三，社會價值觀念的歧見。美國製造業之所以逐漸受到社會排斥的癥結，並非因為製造業採取全球專業分工或生產成本增加等問題，而是因為美國社會長期輕視「藍領工作」或「工廠職涯」的氛圍，亦即美國社會認為「進入工廠」是人生失敗的選擇，造成勞工對製造業一知半解，或是不願學習。因此，川普讓製造業重新成為值得投入、學習、驕傲的職業，其實遠比揮舞關稅大刀要求外國公司前往美國投資，或興建工廠更加困難與複雜。
調整美勞工落伍就業行為
無庸置疑，從川普首任就開始透過減稅配合關稅政策，推動製造回流美國投資；至拜登政府宣誓「重建美國」，特別訂定《晶片科技法案》、《通膨削減法案》，提供租稅優惠、貸款和補助等措施，聚焦半導體、電動車及新能源等產業，希望鼓勵科技廠商投資美國。此一期間，儘管美國政府不斷砸錢支持，卻又似乎與實際狀況嚴重脫節，導致復興美國製造之路更加顛簸崎嶇。
很顯然地，美國勞工落伍的就業行為是否可調整，是復興製造業的關鍵。而川普政府若要解決製造式微的困境，就需積極扭轉美國勞工的就業行為。此外，更加無法忽略的是，川普政府必須腳踏實地真正解決製造不振的問題，並非一味將貿易赤字歸咎於他國，同時採取保護主義設置貿易障礙，藉此降低逆差，而是應重新評估產業政策、加速整合製造供應體系，以他國的長處補充自身不足，多管齊下，始能達成復興美國製造的願景。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