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9日，投票率高達84.59%的蘇格蘭公投結果出爐，55.3%的民眾反對蘇格蘭從英國分離，支持者占44.7%。
與蘇格蘭公投相比，今年3月的克里米亞公投也是以統獨為議題的公民投票，投票率高達83％的克里米亞公投中，97%的民眾支持克里米亞脫離烏克蘭獨立，並立即申請加入俄羅斯。
所不同的是，前者目標是從英國分離出去，後者目標是與俄國統一起來。最終結果類似，都保持或實現了國家統一的局面。回顧這兩起公投案例，可以有以下反思：
第一，政府的治理能力與國家建設是國家統一的關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文德修得好不好，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建設得好不好，國家形象好不好，軟實力強不強，是民意是否支持國家統一的根本因素。文德修得不好，雖來之，亦可走之。為政者不可不慎。
英國在光榮革命後各種建設飛速發展，全球政治影響力驟然增強，蘇格蘭也於1707年接受了國家統一。但兩次世界大戰後，英國不再具有日不落帝國的政治影響力，其原來管轄的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愛爾蘭、印度、緬甸等地區，紛紛建立與其關係或遠或近的獨立主權國家，蘇格蘭的國家分離活動也重新活躍。認為獨立後的蘇格蘭：一是有更多的自然資源分配和經濟自主權而更加繁榮；二是可以借此保持甚至提高養老金和社會福利，控制社會公平度下降和收入差距拉大趨勢；三是政治上擺脫英國中央政府強加給蘇格蘭的「不公正、不民主」待遇；四是滿足蘇格蘭人歷史遺留的民族文化自豪感。這些要求，在英國強盛時期並不會成為國家分離的訴求。
俄國在彼得大帝後國力蒸蒸日上，1783年將整個克里米亞半島納入版圖。後來的蘇聯於1955年通過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議，將克里米亞由俄羅斯劃歸烏克蘭。
蘇聯解體之際，俄羅斯國內混亂，克里米亞半島成為獨立國家烏克蘭的一部分。但在俄國總統普丁「重振俄羅斯」後，俄國在綜合國力與世界政治地位方面均大幅改善，俄國政府能夠得到多數克里米亞人的擁護。俄國文化對克里米亞的影響也一直占主導地位，絕大多數居民只講俄語，俄文報刊雜誌比烏克蘭文的多20倍，只有7-9%的克里米亞人看基輔電視台的節目。俄國憑藉其對當地的綜合影響力，於2014年3月通過公投，實現對克里米亞的國家統一。
第二，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雄厚是維護國家統一的根本保障。英國的全球影響力雖大不如前，但畢竟仍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經濟軍事力量可觀。英國政府憑藉對蘇格蘭的經濟影響，對公投結果發揮了作用。正如公投前英國首相卡麥隆所警告的，如果蘇格蘭獨立，蘇格蘭人將「不再有英國養老金，不再有英國護照，不再有英國英鎊，不再有一個統一的保護自己的軍隊」。普遍認為這些現實問題影響了蘇格蘭選民的投票意向。
俄國在統一克里米亞時，也展現了強大經濟、軍事實力的重要作用。西方國家雖然對俄國統一克里米亞實施經濟制裁，卻無法擊垮俄國經濟，從而改變俄國政府的決策，相反的，俄國還有能力對西方進行反經濟制裁。軍事上更是如此，在普丁下令接納克里米亞加入俄聯邦之後，美國宣布排除軍事干預危機的可能，歐巴馬強調要用外交手段解決克里米亞危機，稱「即便是烏克蘭，也明白美國捲入與俄羅斯軍事衝突，無論對我們還是烏克蘭，都是不利的。」
第三，政府應有維護國家統一的堅定意志。雖然國家無論統一還是分離，都只是人們追求福祉的治理模式，但社會秩序對集體福祉十分重要。如果任何地區或集團都可以根據自身利益分離獨立，邏輯上將會出現天下大亂沒有秩序的局面。中央政府基於歷史與現實的需要，有責任在保障與增強民眾福祉的同時，維護或實現國家統一。其責任感和意志力越強，對國家統一越有利。
蘇格蘭在1997年取得高度自治權後，英國中央政府又做讓步，允許其進行獨立公投，並同意將公投選項由原來的3個減為2個，去掉「不獨立但增加自治權」選項，英國政府不夠堅決的態度其實增大了國家分離的風險。後來在投票前後態度趨於明確和強硬、英國女王和首相紛紛表態，是避免國家分離的重要因素。
俄國政府在克里米亞出現國家統一的有利時機後，表現出果斷而堅決的維護統一立場。克里米亞公投結果剛一公布，不待各方觀望，普丁立即與克里米亞簽署克里米亞共和國和塞瓦斯托波爾市加入俄羅斯聯邦的條約，向議會上下兩院發表電視演說，宣稱「克里米亞這片戰略要地應當處於強大而穩定的主權之下，而在今天，這一主權國家只能是俄羅斯」。
第四，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可能危及國家統一。蘇格蘭獨立公投最主要的訴求就是經濟利益，據英國媒體報導，由研究機構TNS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民眾認為經濟因素是蘇格蘭分離與否的首要因素。公投結果支持分離的民眾未過半，很重要的原因是英國核心政治人物發表了聯合簽署的承諾書，保證只要蘇格蘭不分離，蘇格蘭議會可立即獲得更多的經濟權力，包括稅收權和國民醫療服務開支的自主權，且與英國各地公平共用資源和機會、國防安全、經濟繁榮與公民福利。
而俄國政府統一克里米亞後，立即將當地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提高至俄羅斯的平均水準，這個費用在俄羅斯的預算中微不足道，卻大受克里米亞民眾的歡迎。證明處理好經濟問題是實現國家統一的必要舉措。
更大範圍看，近年來在歐洲盛行的國家分離主義，諸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比利時的弗拉芒、義大利的威尼斯、德國的巴伐利亞、法國的科西嘉等地區，大部分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不願受欠發達地區的拖累，國家發生經濟或債務危機時尤為明顯。
可見，中央政府有責任處理好不同地區間的經濟均衡發展與利益公平分配，同時要注意加強各地區間的經濟依賴，使之難以切割。
第五，政府在維護國家統一時須尊重和照顧好當地民眾的情感。英國首相卡麥隆對蘇格蘭民眾採取動之以情的策略，公投前說：「我們由衷地請求你們選擇在一起，選擇留下。請投票拯救我們的英國。」公投後立即在演講中表達清晰的立場：「結論無可爭議，也不會重來，我們已經聽到了蘇格蘭人民的堅定願望。」
俄國在統一克里米亞時，普丁也強調「讓克里米亞人民自古以來頭一回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們將會滿懷尊敬地對待居住在克里米亞的少數民族。」即使在軍事力量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俄軍依然低調行事，沒有流血衝突，在大量烏克蘭軍人投降之後，普丁演講稱「感謝烏克蘭的軍人，他們為數不少，一共有22,000全副武裝的士兵。我想感謝你們沒有用流血來解決問題，沒有用血沾汙了自己。」普丁也對烏克蘭人民說：「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想傷害你們，不願傷害你們的民族感情，我們始終尊重烏克蘭的領土完整。」
在很大程度上，中央政府的柔性表態可以化解敵意，為實現國家統一的長期目標奠定民心基礎。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台研所經濟研究室主任）
今年4月初，日本政府認可了3月11日由首相官邸舉行的國家安全會議(簡稱國安會）4大臣會議，所提「防衛裝備移轉3原則」取代先前禁止出口武器的「武器輸出3原則」議案，現已迅速發酵，而且作用多多，不單單只是出口防衛（軍事）用品賺錢，日本還以此作在國際間「拉幫結派」的得力工具。
軍事與民生科技交互為用
一般人的印象，戰後日本是家電等民生工業很強，但事實上，日本的軍事工業、技術也不曾衰弱過，現在的發展更已和民生工業、技術交互為用。防衛裝備品的特殊技術，很多就存在於人們日常生活的周遭。譬如：美日共同開發的F-2戰機雷達，就轉用在高速公路自動收費系統ETC、汽車防撞裝置；製作機身、車身等的技術，也活用在「波音787」的主機翼、醫療用鈦金屬螺絲上；網路、全球定位系統（GPS）本來是從美國軍事技術衍生出來的。日本這幾年則倒過來，有許多民間技術被引進、運用在防衛裝備品上。
日本防衛省透露，正在研製的「先進技術實證機（心神）」，為了提高匿蹤性，採用tyranno fiber素材，負責開發的企業宇部興產表示，是用了矽與鈦的混合物而提升了耐熱性。產製陸上自衛隊戰鬥服的UNITIKA公司，也在布料裡加入耐燃性佳的素材，生產作業服。日本知道外國十分關注其技術能力，所以處處防堵技術外流。
日本防衛裝備品優異的領域是超高張力鋼材（用於潛艦）、聲納（潛艦）、雷達元件、戰車引擎；稍稍落後的領域是匿蹤技術（戰機）、戰機引擎、雷達與綜合運用武器系統（飛彈防禦系統）、無人機運用系統。
防衛裝備從戰鬥機、護衛艦到彈藥、食品，品項極多，現在市場規模約2兆日圓，日本垂涎久矣，而「防衛裝備移轉3原則」等於打通關節，預料市場規模還會擴大。潛水艦技術、救難飛行艇等日本具有高度技術能力，但日本起步較晚的領域也不少，譬如：雷達不易偵測到的匿蹤（隱形）戰機。美日共同開發的F-2戰機2011年起停產了，開發新日本產製戰機遲遲未決，自衛隊將從2016年度開始引進美英等9國開發的F-35戰鬥機。為了追趕落後，防衛省自2009年起花費了393億日圓，進行具備匿蹤和高運動性能的「先進技術實證機」的研究，今年內會首度試飛。
動員大學、企業獨創技術
日本防衛省現在正加速提升技術能力，與外國共同開發裝備品也是在維持發言力。該省6月公布的「防衛生產、技術基礎戰略」，變更了裝備品由日本國產的基本方針，改為與外國共同開發。日本深知，當今戰鬥機等最尖端的裝備，國際共同開發是主流，日本如果沒有他國所想要的技術，甚至連參加都不行。因之，日本現在全力動員支持研究開發，以維持防衛產業。
比較美、韓、日三國的國防研究開發經費，美國約6兆1400億日圓(2012)，韓國約1900億日圓(2011)，日本約663億日圓(2014)， 安倍政府及右派勢力都覺得太少了。防衛省2015年將新設立從研究開發到調度，集中單一管理的「防衛裝備廳」，並向大學、企業徵求獨創研究，給予資金贊助，研發未來的技術。
1976年三木武夫內閣對「武器輸出3原則」的解釋，實質上幾乎是全面禁止出口武器以來的38年，日本以官房長官（內閣秘書長）談話等，總共只有21件「例外」出口專案。如今新3原則將之解禁，「肥案」、「具意義的案子」一樁接一樁，可用生意興隆來形容。
而日本操作出口裝備、共同開發，不僅是貿易，作「防衛（軍事）」合作，在國家間的外交關係、「國防安全（軍事）」連繫，也極具重要意義。日本的目標是欲推動彈道飛彈防禦系統合作、與美國一同開發生產下一代主力戰鬥機F-35，以擁有最新銳軍事技術來強化同盟關係。認為，出口美國停止生產的反戰車直升機零件、向日本海運交通路線上的沿海國家提供武器，對日本與對手國皆有利。
今年4月上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來訪的澳洲保守派總理阿伯特商談共同開發防衛裝備品，7日阿伯特還出席了日本的國安會。到了7月，安倍與阿伯特均稱要「共同研究船舶流體力學」。
日、澳合造尖端蒼龍潛艦
日本媒體以挑撥的語氣說「澳洲是顧慮中國持續快速擴軍」，2030年代後期要淘汰掉所有老舊的現役6艘潛艦，進行更新，對日本的潛艦技術有濃厚的興趣。日本的「防衛裝備移轉3原則」，有防範技術流傳或洩漏到第三國的條款，遂擬變更部分設計、性能，日澳共同研開發改造型潛艦，就不會觸及有嚴格限制、防堵洩漏到第三國規定的「移轉3原則」。由於是共同開發，防衛省、製造廠商三菱重工8月即派人員赴澳。
10月16日，日本防衛相江渡聰德與澳洲國防部長莊斯頓(David Johnston)會談，協商共同開發潛艦，標誌著雙方國防（軍事）合作邁入新階段。日本打算出口海上自衛隊最新銳的「蒼龍（そうりゅう）級」潛水艦，雖不是核子動力，卻是世界最大的柴電傳統動力潛艦，潛航深度、續航距離、靜音性（等於可「匿蹤」）均為世界頂級水準。江渡還向莊斯頓說明10月8日修改「美日防衛指針」的臨時報告，莊斯頓表示支持，確認了深化日澳、美日澳國防（軍事）合作。該臨時報告考慮到澳洲，表明美日推動亞太區域同盟國、夥伴的國防合作。自衛隊這幾年透過美軍，與澳洲軍方進行陸、海、空等各式各樣的共同訓練。
日本視澳洲為「準同盟國」，江渡強調「除了美國，沒有國家像澳洲那麼密切又高度合作的國家」。之前，安倍與阿伯特多次利用會議協商，「構建蜜月關係」。日本認為，實現潛水艦技術合作的話，會深化兩國關係，對擴充日本的軍工產業和技術基礎也很有幫助。
當初，日本方面就「合作」、「共同開發」傾向於「慎重（不要）」，因為「蒼龍級」潛艦自2015年的新造潛艦，會引進最尖端的鋰電池技術等，是不能開發核子動力潛艦的日本，匯集技術精華的王牌，萬一對手國發生新技術外流，後果嚴重，但安倍力排「慎重」論，強調日本是美國的同盟國，澳洲也是美國的同盟國，強化日澳關係，對亞太區域安全有重大意義。
其實，澳洲國內也有強烈的反對聲浪。去年澳洲大選時，阿伯特提出保護澳洲汽車產業的訴求，在野黨認為他向外國買潛艦是「違反競選承諾」。擁有眾多造船廠商的南澳大利亞州政府10月曾宣稱，向外國買潛艦，經濟損失高達290億澳元。10月16日阿伯特對記者回應「我們必須盡可能取得最棒的潛艦」，堅持要日本潛艦。
潛水艦是「集最高機密於一身」的高科技武器之一。日本技術在引擎、螺旋槳靜音性、聲納性能等方面相當出色，要是技術洩漏給第三國，且對方採取對抗措施，就會威脅日本的安全，研製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會下滑。 而10月27日的最新消息是，日澳潛艦案，澳洲想讓美國也來插一腳，即艦體、引擎等由日本製，系統、武器、通訊設備則採用美國的，以方便澳軍跟美軍相互運用。美、日、澳將朝此方向協商。
確立「防衛裝備移轉3原則」之後，日本已同意出口美國舊式愛國者2型飛彈零件，日英共同研究下一代戰機F-35可搭載的飛彈技術，日澳研製潛艦是第三樁大案。日澳有了武器交易，關係益形密切，醞釀11月15-16日在布利斯班的主要20國會議（G20），順便進行美日澳3國高峰會議，日本媒體給的理由是，中國大陸在東海、南海的主權主張、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等「挑釁」。
「彈性」與戰略外交搭配
可見，銷售「防衛裝備」是日本做國際合作活動的重要籌碼，不光是武器交易，還有其他有形、無形的利益，是日本與美國、澳洲等英語國家及歐洲國家擴大「防衛裝備」合作，意圖連繫到保障日本本身的和平與安全，且搭配安倍政府「積極的和平主義政策」。換言之，日本當那是一張很好用的「外交牌」。
日本在前些年，曾連續削減防衛費，造成部分領域有點落後，於是現在想辦法維持日本的軍事工業和技術基礎，並鬆綁過緊的規定。出口對象，追加包括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機構（OPCW）等國際機構。2013年提供駐南蘇丹韓國軍隊彈藥，希望以後也能很流暢的因應。
新「3原則」是日本國安會主導成立的，未來重要案件拍板定案也是國安會，認可、解釋會較具「彈性」。儘管日本出口「防衛裝備」，只是近來日本解禁「集體自衛」等諸多軍事動作之一，但東亞鄰國切勿小覷此一環節的多元作用，日本除銷售賺錢之外，還可維持、引進、提升自身的軍事工業技術，並發揮戰略串聯，與同盟國、準同盟國建立有軍事合作更親密的外交關係。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10月9至18日訪問歐洲德、俄、義三國，並參加在米蘭舉行的第10屆亞歐峰會，其中有不少突破性的舉措與發展，確實引起高度的關注。
去年11月中共舉辦18屆三中全會，受到世界廣泛的關注，因為此乃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將深化內部的整合，大陸會走向後工業社會，以消費為主導來刺激經濟增長，完全符合先進國家的利益。
再加上，北京自2013年所提出「一帶一路」的大戰略，明顯就有結合亞歐對抗美日的態勢。更近一步言之，這也就是北京「聯合歐洲、振興亞洲、對抗美日」的世界級戰略。
此次陸方共有14位部長同行，而德方也派出了12位部長共同舉行第三輪的雙方政府磋商，此乃大陸政府首次如此全面性的向西方國家伸出連結之手，也是德國除與法國之外的唯一對待。
此次雙方發表「中德合作行動綱領：共塑創新」，其內容共有110條，確實鉅細靡遺、無所不包，這也打破一般政府間協議的範圍與規模。
綜觀上述的行動綱領，可以總括為深、廣、新三個特色。其中所謂深，乃雙方合作的深度有長足的進展，比如政治合作的部分還包含了政黨、政府與國會的合作，以及深化軍事交流等問題；所謂廣，則顯示了合作的範圍無所不包，除了2＋2會議之外，甚至連殘疾人與中小學生交流等也都包含在內；而新則比如工業4.0的合作，此乃意謂未來10至20年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陸德雙方企圖藉合作來掌握國際的領先地位等等。
近來，由於俄國在烏克蘭問題上與美歐國家產生了嚴重的齟齬，使得西方國家採取了制裁的措施，讓俄國損失甚大，但也因此而強化了其與大陸的關係。
李克強此次也與俄方簽署了50多項涉及核電、金融、衛星導航等多方面的協議與合作備忘錄。其中還包括修建橫亙大陸、哈薩克及俄羅斯三國領土，由北京直達莫斯科全長超過七千公里的高鐵項目，以打造亞歐高速運輸通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貨幣互換方面，雙方也取得成果。陸俄兩國央行已簽署為期3年、規模1,500億元人民幣／8,150億盧布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
此外，俄方表示將在2017年完成大陸田灣核電廠3號、4號核電機組建設，希望能夠進一步參與該核電廠7號、8號機組設施的建設。
此次李克強訪問義大利，乃陸義雙方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0年以來，兩國關係發展快速，雙方簽署多份合作協議，包括大陸購入50架直升機，並為義大利國家能源公司提供信貸額度等，涉及金額約80億歐元，未來雙邊貿易、投資的規模，還會更加擴大。
近年來，由於義大利經濟不景氣，因而對大陸產生了興趣，陸方不但作為投資方解決義大利的資金短缺問題，而且巨大的市場也能替義大利解決內需不足的問題。
綜觀此次李克強訪問歐洲三國之行，其成果極為豐碩，此乃是北京三中全會以來，進一步改革開放大戰略的具體實踐與向前推進，同時也明確了聯合亞歐對抗美日的戰略框架。
其中，尤以與德國的關係最為凸出，陸德之間已建立了水乳交融的緊密關係，其程度儼然超過目前最佳的陸俄關係。此乃因德國強勁的製造業，能提供大陸目前大部分的建設所需。
此外，陸俄關係也順著以往的軌道向前邁進了一步，這對於俄國與西方之間的對峙亦可產生一些正面的影響。可以想像，德國政府必定因此向北京遊說，以便減緩衝突，這也將提升大陸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同樣的，李克強在聯合國農糧署的演講，更是可以被視為是一項信心喊話，這對於世界糧食安全的貢獻甚大，更提升了大陸在國際上的地位，尤其是對於貧窮國家的號召力。
至於亞歐會議，那更是完全符合北京一帶一路的大戰略，目前亞歐53國更可以進一步合作，以便創造佳績。
（作者係政大國關中心歐美所所長）
從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到共和國的《河殤》時代，基本是西學東漸，中國人用西方話語檢視自身的民族文化，而中國自身的話語體系相對衰微的時期。同一時段的香港仍被英國殖民統治，台灣則被日美的外部勢力殖民或宰制。不但港、台兩處因而有「親中」與「反中」對立的問題，即便大陸內地也沒少過同類型的矛盾，而表現為傳統與現代、野蠻與文明、專制與民主等壁壘分明的用詞。
啟蒙運動時期的不少歐洲學人崇拜中國的帝制，並學起了「開明專制」，那種相較於「野蠻」歐洲的一種「文明」。康熙和乾隆就曾是歐人崇拜的對象，大一統的中國是四分五裂的歐洲國家想望又難以企及的國度。工業革命以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讓歐洲國家以新銳武力和科技為前驅，大肆向全球資本主義落後地區索求原料、能源、市場和勞動力。而相應的政經文教等體系和價值觀，也跟著牢牢綁架了落後地區人民的心智，使後者固有的文化產生人為的重整反應。
中國作為資本主義後發國家，又是極少數完整而統一的大型文明古國，其對全球化重整反應的發展，自是全球矚目的大事。特別是對歐美國家而言，中國的全球化發展會不會偏離西方世界可控制的軌道，會不會取代西方霸權，這種疑慮叩問著數百年來主宰全球文明秩序的西方國家。杭廷頓坦承西方文明不是普世適用的，並認為：「近百年來的國共內戰，實際上只是西方文明的內戰而已。」
中國人汲取了教訓，根據中國實情批判繼承中外文明的元素，追求民族復興與國家富強。習近平提出的「合腳論」，就是一個說明。中國不但要穿合腳的鞋子，還得走合適的道路，這是中國人飽受內戰、外戰所取得的教訓。過去歐美國家和日本挑起外戰不成，就希望中國發生內戰，讓中國內耗於四分五裂。在這種作用力下，19、20世紀中國人的首要歷史任務，就是追求國家的對外獨立與對內統一。
政治學者胡佛認為：國家統一是政治體系中最根本的思考層次。具有獨特文化和歷史的中國，自有不同於歐美日國家的政治體系。杭廷頓在越戰時期的名著《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就指出：對處於現代化過渡階段的第三世界國家來說，重要的不是民主與否，要緊的倒是建立能保證社會穩定的政治組織。
但是，從清末至今，保證社會穩定與國家統一的政治任務還未竟全功；而175年來西方的價值觀念和話語體系卻不斷發生作用。這些作用不完全是負面的，但其動因畢竟出自西方利益，因而不可能成為中國國家目標的正面成分。例如民主原是正面價值，但在港、台兩處前殖民地的民主，卻脫序成為反中號誌，成為分離主義乃至外部勢力，堂而皇之干擾中國的藉口。
然而，儘管「民主連線」有些共同的話語和行為模式，但不會形成共同的價值和待遇。港台兩地若回到英美日等前殖民宗主國膝下，眼前所鬧騰的民主、普選、公投必將立即歸零。關島和沖繩就是兩個活證明，港、台本身的被殖民史更是殷鑑。
殖民地沒有民主的權利和條件，弱小國家的民主則多禁不住全球化浪潮的擺弄。欲擺脫「西方文明的民主內戰」，拒絕複製西方國家在伊斯蘭世界搞得民不聊生的窘境，中國人需要以自身的文化底氣詮釋、規範及實踐民主。首先要堅持住對外獨立、對內統一的國家型態；再者是仰賴豐沛的傳統資源，形成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國家質地。港、台前殖民宗主國及其代理人知道中國歷史文化的這種特點和影響力，因此「去中國化」是他們念茲在茲的主要手段。英國在香港頭上冠以「皇家」，日本對台灣百姓施以「皇民」，就是例證。
去年11月習近平到曲阜孔子研究院表示：要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今年10月習又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佛教如此，五胡如此，馬克思主義如此，資本主義和基督教如此，民主也不能不如此，這就是中國。
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看，兩岸與其說是「民主中國」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制度競賽，毋寧謂是西方文明與中國文化的較量。而西方民主失能與衰落的事實，說明對一人一票的迷信，對公民不服從的崇拜，對街頭運動的狂熱，對個人主義的追求等等，會不會是民主的誤區？
「一國兩制」正是為了和平統一設計的，它證明反對「一國兩制」的實質是堅持內戰狀態，為西方文明打代理戰爭。吾人支持「一國兩制」，緣於中國歷史的政治任務。習近平重建中國自信，弘揚中國的歷史文化，為一溝死水的全球民主注入了新動能。台北除了與英美等國同聲為港人「占中」叫好之外，說不出一點屬於中國主體性的言語，難道台北當局缺乏參與主導「一國兩制」的智能嗎？
(作者係自由撰稿人)
「戲曲」本為宋代南曲戲文的名稱(註一) 。自從王國維《宋元戲曲史》 之後，用來指稱中國傳統戲劇(註二)。
據筆者考察，如就定義為「演故事」之戲劇而言，則西周初《大武》之樂已具戲劇實質，距今3,000年。如就定義為「合歌舞以代言演故事」之戲曲「小戲」而言，則戰國屈原時代之《九歌》已為戲曲「小戲群」，距今2,500年。如就定義為「演故事，以詩歌為本質，密切融合音樂和舞蹈，加上雜技，而以講唱文學之敘述方式，通過俳優充任腳色扮飾人物，運用代言體在狹隘的舞台上所表現出來的綜合文學和藝術」之戲曲「大戲」而言，則晚至金末葉和南宋中葉之「北曲雜劇」和「南曲戲文」方才完成，距今八百年。
戲曲「大戲」之所以成立如此之晚，乃因為：其構成有故事、詩歌、舞蹈、音樂、雜技、講唱文學及其敘述方式、俳優充任腳色扮飾人物、代言體、狹隘劇場等九個複雜元素，此九元素中本身各有發展，大抵須由簡陋到精緻，又從而要融成一藝術有機體；如果沒有適當的溫床供其醞釀，如果缺少有力的推手促其構成；則始終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而其元素、其溫床、其推手都要等到宋代瓦舍勾欄的出現，才能將其中競陳之技藝，在其溫床中，經由活躍其間的樂戶歌伎之表演、書會才人之創作，綜合而為曠古的藝術體系。
就因為戲曲大戲由此九元素構成，若論其本質及所呈現之質性，則亦當由此九元素求之。
很明顯的戲曲大戲是以歌舞樂為美學基礎，加上在狹隘劇場呈現，此四者皆不適合寫實表演，所以戲曲大戲藝術的本質自然歸趨於寫意；也因此乃以「虛擬、象徵、程式」為其表演藝術的原理；又從而由詩歌而定位為「詩劇」。由歌舞而具「歌舞性」，由打擊樂而具「節奏性」，由虛擬象徵程式而延伸為「誇張性」，由講唱文學敘述方式而其情節結構為「延展性」與「敘述性」，由俳優充任腳色扮飾人物，而使演出情緒「既疏離且投入性」，由雜技之加入表演導致速度「鬆懈性」，由題材之教忠教孝倫理道德化，而使戲曲之目的為「娛樂教化性」。
像具有這樣本質與質性的戲曲，實是文學和藝術的綜合體，是以歌詞意義情境為中心，透過樂音的襯托、渲染，由演員的歌聲與舞容之詮釋而同時展現出來。其間的聲情與詞情，可謂音樂旋律和語言旋律的完全融合與相得益彰，而詞情與舞容，則是演員經由肢體語言所傳達的體悟和虛擬。所以一位傑出的戲曲演員，必然兼具音樂家、歌唱家、舞蹈家的修為，其藝術造詣，豈是西方歌劇或日本歌舞伎演員所能望其項背。
可是這樣優美的戲曲藝術，由於時代變遷，難免受到新媒體、新藝術、新理念的衝擊，逐漸喪失昔日的光華；對於新時代的人們，更逐漸減弱其吸引力。而如果欲挽救其頹勢，使之再度融入現代人生活之中，自須講求因應之道。
鄙意以為：「扎根傳統以創新」為不二之法門。為了「扎根傳統」，首先就必須弄清楚「傳統」適應現代之利弊得失，從而取其利與得為基礎，再結合現代正確理念與技法，以調適現代劇場，自能產生適應當代品味之新戲曲。而若論其切入之手法，自以戲曲本質及其所衍生之質性為前提，從而定其因應之道。
總而言之，戲曲當代因應之道，首在真切認識戲曲之本質在寫意，其傳統之優美質性，如歌舞性、節奏性、誇張性、疏離與投入性及其所形成之虛擬象徵程式之表演藝術原理，使排場自由流轉而無時空之制約。凡此皆應保存並予以發揚；而戲曲語言富於音樂旋律，自有其腔調口法，絕不可受到西方美聲唱法所「污染」，否則便失去了崇高的戲曲民族性。
其次，當留意戲曲之其他質性，其可修正者則改良之。如詩劇形成之變革，如程式之運用與創新，如腳色修為之突破，如調適現代劇場發揮運用其功能。至其已不適應時代之質性，如自報家門，與受講唱文學影響之延展性敘述結構，如主題思想忠孝節義教化之窠臼，如題材之陳陳相因，如雜技之喧賓奪主等，就應該予以祛除。
在此前提之下，如果能期諸「妙手」，了解在同一時空之下的三種戲曲類型，使之各安其位，各發其能；並知所以扎根傳統與融合中外之道，那麼「現代戲曲」，必可從「傳統戲曲」中開出燦爛之花、結成豐碩之果！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院士、世新大學講座教授）
註一：「戲曲」一詞首見於宋元間劉塤(宋理宗嘉熙四年─元仁宗延祐六年，1240-1319)《水雲村稿‧詞人吳用章傳》，其次見於元末明初陶宗儀《輟耕錄》卷25與卷27，用指於宋光宗紹熙間由永嘉雜劇發展為大戲的劇種，當時或稱「戲文」；元代稱「南曲戲文」，或簡稱「南戲文」、「南戲」，以與「北曲雜劇」、「北雜劇」、「北劇」相對稱。及至民國二年，王國維完成《宋元戲曲考》，「戲曲」一詞逐漸作為中國古典戲劇的代稱，因為清代以前的中國戲劇，無不用樂曲來搬演。也因此，今日若言「戲曲」，實可包括金元雜劇、宋元戲文、明清傳奇、南雜劇，乃至當前所謂之京戲或國劇。
註二：此書亦作《宋元戲曲考》，據友人葉長海教授考證，原作《宋元戲曲史》。見葉長海：〈中國戲曲史的開山之作─讀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戲劇藝術》第一期(上海：上海戲劇學院，1999)。
文化交流與融合不僅事關兩岸與港澳四地民眾的生活與福祉，而且攸關中國的統一與強盛。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有同源、同類與相通的充分條件，而港澳兩地可為兩岸文化融合架起必要的橋樑，並為中國軟實力的提升共同給力。
兩岸同文同種
台海兩岸文化有相同的歷史和人種背景。各個時期移住台灣的大陸人民，帶去了大陸的先進工藝和耕作技術，台灣種水稻和制蔗糖的生產技術，就是由大陸傳來而又加以發展的。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使用漢字、說國語（普通話）。閩南人、客家人使用的閩南話、客家話，也是從大陸傳過去的。
台灣民俗與大陸民俗大體相同，因為眾多漢族人移居台灣時把大陸的生活習慣帶入台灣，使得台灣居民的習性、信仰、婚喪祭祀，乃至衣著服飾等方面，與閩粵兩省幾乎完全相同。台灣人不僅過春節、清明、端午、中秋、重陽等節，台灣流行的歌仔戲、布袋戲也是隨大陸移民流傳到台灣的。
大陸人還給台灣帶去了各種宗教信仰。信奉菩薩的帶去菩薩像；信奉關帝的帶去關帝像；信奉海神媽祖的帶去媽祖像。在閩南一帶，不僅有全國普遍供奉的觀音、關公、城隍、土地公、玄天上帝等，而且有不少是地方神族，如媽祖、大道公、清水祖師、開漳聖王等。這些神族有的在荷據時期已經傳入台島，並在台灣建造了供奉它們的廟宇。台南是荷據時期移民最集中的地方，因此該地集中了台灣最多的廟宇。
台灣民間十分崇敬媽祖女神。媽祖是航海水神，為大陸東南沿海一帶居民所信奉，在荷據時期已經傳入台灣。大陸的寧波、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都設有天后宮，祀天妃聖母也就是這位海神媽祖。據統計，台灣自大陸分香的媽祖宮廟遍及城市鄉村，數量超過2,000座，信眾多達1,600萬人。至今，每逢媽祖生日（農曆3月21日），台灣許多民眾要到台南學甲的慈濟宮舉行上白礁活動，追懷大陸上的祖先，遙拜福建同安白礁鄉的慈濟宮祖廟，人數多時超過20萬。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後，更有民眾專程來到白礁鄉祭祀媽祖。
兩岸文化融合可借道港澳
兩岸文化儘管同根同源，但兩岸政治差異與權力對立導致兩岸文化融合產生諸多障礙。然而，港澳地區是兩岸之間的特殊地帶，可為兩岸文化融合發揮特殊的橋樑作用。以澳門為例，由於語言與文字相同、台澳歷史淵源的關係、台澳共同的閩南族群、台灣當局採取優惠政策等多重原因，長期以來，眾多澳門學子選擇赴台就讀中學、大學、研究所。多數赴台學子學成後返回澳門就業，但也有部分學子畢業後留在台灣就業、定居。澳門回歸後，留台學生並沒有減少。報考台灣的澳生從2000年的600人，近年逐年上升到1,000多人。近年來，隨著澳門經濟快速成長，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到澳門就業，兩地間的民間交往不斷深化。
台澳兩地都有為數眾多的閩南族群。而閩南人都信奉媽祖，媽祖文化便成為聯繫台澳兩地的重要紐帶。據學者研究，很早以前，信仰媽祖的福建人就到了澳門生活，媽閣廟就是由福建人興建的。不僅如此，澳門的名稱也與媽祖有關。相傳是當時葡萄牙人從西灣海上來到澳門時，指著媽閣廟方向，問當地人這是什麼地方。那人以為是問媽閣廟，順口答叫「媽閣」，因此，葡萄牙人就叫澳門Macau(媽閣)。不管這個傳說是否屬實，澳門是世界上唯一以媽祖為名的城市卻是事實。據統計，澳門自明以降共有8處天后廟，其歷史多在500年左右。澳門的媽祖信仰不但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而弱化，相反卻有增長的勢頭。
依據澳門基本法，澳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其他事務均由特區政府自理。台灣與大陸同屬「一中」，但擁有包括內政、外交、國防等事務的自主權。澳門與台灣均因擁有特殊身分，兩地關係也因此顯得特殊。首先，兩岸的關係屬於一個國家內的「兩區關係」，澳門也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其與台灣的關係也屬「兩區關係」。其次，台澳因治權自立，而呈現「兩境（治權境界）關係」。正因為這種特殊關係，加上台澳間特殊的文化關係，澳門在兩岸關係中發揮著積極與獨特作用。
澳門在兩岸關係交往中的獨特作用之一，是指台澳在官方不能交往的情況下，授權民間、行業交往、協商，並簽署協議，此被稱為「澳門模式」，為兩岸之間一些問題的解決發揮了示範的作用。兩岸關係在2008年進入和平發展期後，澳門作為兩岸政治協商平台的角色降低，但澳門可以繼續利用龐大的閩南人族群、媽祖信仰、濃厚的傳統中華文化及澳台間特殊的歷史關係，在兩岸文化融合中發揮積極與獨特的作用。如澳門眾多宗教、文化、教育、體育、宗親團體可在政府及企業的支持下，定期主辦有兩岸四地社會團體參加的活動。澳門政府亦可通過舉辦中華傳統文化、閩南文化、媽祖等宗教活動，為兩岸文化融合牽線出錢、出力、出主意。
四地交流可促文化融合
台海兩岸既然文化淵源與特性相同，就應該發揮其橋樑與紐帶作用。作為中華文化主要載體的大陸，應該在語言、文字、文學、藝術、教育、宗教、風俗、歷史等方面，通過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來使兩岸文化融合。
在語言、文字方面，大陸應本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主動跟台灣就普通話與國語、簡體字與繁體字（台灣稱正體字）等議題進行協商，尋求兩岸人民共同接受和使用的語言與文字。在文學與藝術方面，兩岸可協商共同建立文學、藝術獎勵機制，弘揚中華傳統文學與藝術，培植新文學、新藝術。
體育方面，兩岸四地體育主管機關可協商設立共同體育獎勵項目，應重點設立具有中華特色的武術、摔跤等獎項。在教育方面，兩岸應先就小學語文、數學、外語等課本的編訂展開交流、協商，編訂統一教材或參考教材，特別是要共同編歷史、地理教科書與參考書。在宗教信仰方面，兩岸除展開祭拜、媽祖巡遊等活動外，可協商共同成立宗教社團、弘法學院，建立弘法場所，並將港澳納入。
近年來，不少有識之士提出兩岸參照ECFA簽署文化合作框架協定，但台北消極對待；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兩岸沒有合作的空間，雙方可針對單項展開合作並簽署相關協議。
衡量一個國家崛起與強大的標準，不僅僅只有經濟與軍事等硬實力，還應包括教育、科技、文化、政治向心力等軟實力，近年來，大陸已意識到並強調發展軟實力的重要性。
在教育、文化、政治向心力等軟實力方面，台澳有其優勢與可取之處。台灣無論職業教育還是研究教育，在華人社會乃至全球都享有甚高聲譽，大陸可借鑒台灣的教育制度與教育管理方法。台澳都使用正體字，教育制度相近，兩地可以開辦事業教育，為大陸培養產業工人與管理人才。
一個國家或地區要發展文化軟實力，當然只能選擇培植、發展和弘揚特色文化。中華文化的許多精髓、傳統是在台灣與澳門地區，台澳可充分發揮優勢，共同協助大陸恢復、發展和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政治價值觀，意即政治向心力，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受到世界各地重視、尊重及其強大與否的重要標準。台灣與澳門不少政治制度均可示範大陸，而且台灣可以透過澳門來影響中國大陸。大陸要成為世界大國、強國，就必須透過政治改革來強化世界對其政治價值觀的認同，增強其對世界的吸引力。若如此，語言與風俗相同的澳門與台灣，將是大陸不可多得的參照範例，台澳應合作共同發揮影響力。
（作者係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澳台關係學會理事長）
為保證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健康、持續推進，有幾個重要關係，從一開始就必須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關係不僅反映了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應有的必然性、重要性，而且會決定實現這一融合的路徑選擇，所以，深刻認識、正確處理這些關係，將是貫穿實現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重大課題。
文化融合與民族復興
實現民族復興是億萬中華兒女執著的追求。為此一個多世紀以來，無數仁人志士不怕流血犧牲，堅持奮鬥。中共十八大召開以來，實現民族復興的奮鬥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更加蓬勃推進。這當然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深刻反映了兩岸四地文化融合與民族復興的緊密關係。
台港澳文化雖然是中華文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但在近一百多年中確實已形成了某些自己的特色，因而才出現今天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問題。台港澳文化的形成有諸多複雜的原因，但根本原因是當年中國積貧積弱，台港澳被列強竊取，被迫與大陸分離，在殖民統治下形成了與大陸不盡相同的文化。現在以大陸為主體的民族復興震撼了世界，同樣震撼了台港澳，增強了大陸文化對於台港澳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四地之間的文化凝聚力。
中華民族復興不僅是中國硬實力的增強，也是軟實力的增強，中華文化的復興就是其中有指標意義的組成部分，而兩岸四地文化的融合，則是中華文化復興的第一個重要環節。
文化融合與完全統一
中國特定的歷史和現實條件，決定了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必然是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重要內涵之一。這一融合從屬於中國統一的進程，為統一進程服務，並且也只有在統一進程中實現這一融合。需要強調的是，兩岸四地文化融合與中國完全統一的關係，實際上還更要複雜。
中國實現完全統一是兩岸四地間重大的政治行為，而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則是四地間重要的文化行為，二者雖有緊密關係，但發生、發展並不同步。在實現統一前，文化融合實際上即已開始，並且對實現統一有積極的作用；而在實現統一後，文化融合必將加速推進，同時對統一的鞏固產生重要影響。港澳回歸前後，港澳文化與大陸文化的融合，已經並且繼續表現了這一判斷；未來，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的融合，仍然將表現這一判斷。另外還須重視，台灣和港澳與大陸實現統一的進程很不相同，這決定了台灣文化、港澳文化與大陸文化融合不相同的特點。
香港、澳門曾受英國、葡萄牙100多年殖民統治。在這期間，雖然港澳與大陸之間始終保持密切的文化聯繫，但長期的殖民統治給港澳文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港澳文化。港澳回歸是中國徹底消除中國領土上的殖民統治痕跡。所以，港澳回歸進程是中國與英、葡嚴重的政治鬥爭過程，而嚴重的政治鬥爭必然阻礙了港澳文化在統一前與大陸文化之間的融合，這在香港與大陸之間表現尤為突出。但是，由於港澳一直是大陸對外開放的主要視窗，尤其香港一直是大陸引入外部資金的主要來源地之一，隨港資不斷進入大陸，香港文化也不斷進入大陸，而導致陸港文化某種程度的融合，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的文化融合。港澳回歸後開始了真正的文化融合，十多年來已有長足進展，未來一定可以持續推進、順利實現。
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的融合，將具有港澳文化與大陸文化融合不相同的路徑和內涵。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中，日本殖民統治者在殘酷鎮壓台灣民眾的反日鬥爭、瘋狂掠奪台灣資源的同時，還處心積慮地企圖割斷大陸與台灣的文化聯繫，毀滅台灣的中華文化，進而把台灣文化強行改變為日本文化的附庸。台灣民眾對日本的文化殖民統治進行了頑強、持久的抵抗，始終堅持維護中華文化傳統。但不可否認，日本殖民統治給台灣文化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1945年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努力清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恢復和強化中華文化傳統，並有明顯成效。但是，1949年以後兩岸40年的軍事對抗，導致兩岸全面隔絕，文化聯繫基本中斷；1988年到2008年的20年，兩岸經貿往來、人員交流，對於兩岸文化聯繫產生了積極影響。但兩岸之間的統獨鬥爭，對兩岸文化聯繫產生的影響，遠大於對經貿往來、人員交流的不利影響。2008年5月以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的新時期，兩岸之間很多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文化交流明顯相對滯後。例如，簽訂兩岸文化交流的ECFA基本上被擱置。
港澳文化與大陸文化融合和中國統一的關係，以及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融合和中國統一的關係，有著重要的共同點，也有明顯的差異。最重要的共同點是，這兩組融合都清楚顯示中國統一是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前提、基礎，以及這一融合對於實現完全統一的鞏固、深化，都有重要的影響。這一共同點，深刻反映了文化與政治之間的辯證關係，即文化從屬於政治，為政治服務，同時對政治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兩組融合的主要差異是，兩組融合的路徑、內涵明顯不同。這清楚表現了，由於港澳台各自與大陸分離的原因、經歷，以及所受外部影響不同，導致各自與大陸文化融合的路徑、內涵不同。也深刻反映了，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不僅須面對一般意義文化融合的困難，且須面對港澳文化與大陸文化融合、台灣文化與大陸文化的不同特點和困難。
文化融合與創新、包容
歷史一再顯示，在中華民族發展的過程中，正是不同區域的不同文化不斷的融合，以及域外文化不斷融入，實現不斷創新，才形成了璀璨的中華文化。兩岸四地文化融合，具有不同於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曾經歷的多次不同文化融合的特點。首先，台港澳文化既是中國的不同區域文化，又各具有明顯的域外文化特質，所以四地文化融合既是中國不同區域文化的融合，又具有域外文化融入的表現。其次，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既是四地緊密聯繫而自然發生的，更是中國實現完全統一的政治行為，有力推動而發生的。
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文化融合遵循的模式是：包容、趨同、出新。其中，包容是融合的前提和起點；趨同是融合的途徑和主體；出新是融合的目標和成果。四地文化融合基本上也遵循這模式。但這一融合遵循的模式應該是包容、求同、創新。
文化融合中的包容就在承認不同文化之間差異的基礎上，接受並促進不同文化的和諧相處、密切交流，並最終實現融合。顯然，沒有包容就不可能有文化融合。但是，文化包容的形成必須具備一些不可缺少的條件，不然就難以形成有意義的包容，並進而導致融合的失敗。
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曾有多次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元代蒙古文化與漢文化融合基本失敗，以及清代滿文化與漢文化融合的重大成功，是最典型的兩個事例。儘管導致失敗的原因很複雜，但元代蒙古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始終缺乏必要的包容，而清代滿文化與漢文化在最初的嚴重碰撞後，很快即形成較全面的包容。面對兩種文化的碰撞，元、清王朝主政者截然不同的心態和政策，應該是決定性的原因。這些史實對於後代有重要的警示和啟示。
實現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的包容，具有比此前經歷過的文化融合更有利的條件。四地文化同屬中華文化，它們的融合不是不同文化的融合，而是同一文化中不同部分的融合。所以，四地文化的相互包容本不應存在困難，但包容問題仍然存在，而且還有著不可低估的不利影響。近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出現一些摩擦，大到少數香港人士反對根據基本法制定的政改方案；小到港民與陸民之間屢發摩擦。雖然具體原因很不相同，但在深層次上，還是與陸港不同文化的碰撞相關。
少數香港人士反對根據基本法制定的政改方案，主要的原因是組織發動者的反華政治立場，以及外部勢力的插手干涉，而大部分參與者則主要是受到西方國家的「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影響。顯然，在嚴重政治鬥爭的同時，也存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例如，香港民眾由於曾經比大陸民眾富裕而表現出某種優越感，但隨著大陸民眾快速富裕又出現失落感，大陸民眾則因快速富裕而由自卑感轉為自負感，二者導致的摩擦實際上也是兩者文化的碰撞。所以，處理香港與大陸的摩擦，積極促進兩種文化的包容是不可少的。
大陸與台灣在兩岸關係深水區的諸多矛盾，涉及政治、安全、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這些矛盾當然各有不同的原因，但在深層次上又都與大陸、台灣兩種文化的碰撞有關。最典型的一例是，一些台灣人士強調台灣已是「民主社會」，與大陸完全不同，並以此作為「永遠保持現狀」的根據。為消除這種認識及其影響，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是基本的政治措施，同時還需根據對兩種文化碰撞的認識，積極促進兩種文化的包容，以消除文化碰撞對實現統一的阻礙。
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文化包容問題不僅存在，而且還有重要的新表現。無論大陸與香港，還是大陸與台灣的文化碰撞，都不是因文化底蘊不同而發生，實際上都是由香港、台灣文化中的域外文化才出現。因此，包容對文化融合極為重要。而且，在融合的起步環節就必須創新。認識這一點，對於今後處理兩岸文化包容，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文化融合需四地共同努力
當前大陸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主體，實現完全統一的主體，也必然是實現兩岸四地文化融合的主體。台港澳文化是中華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分支，是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認為，大陸的主導作用是融合的核心，而四地的共同努力則是實現這一融合的基礎。所以，大陸應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又應調動四地共同努力。
發揮大陸在文化融合中的主導作用，必須有有效的政策支撐。但最根本的是必須建設具有強大吸引力、親和力和凝聚力的大陸文化。中共十八大召開以來，大陸積極推進以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心的文化建設。
毋庸諱言，中華文化傳統中精華與糟粕並存，繼承傳統不是全盤接受，而必須做出的抉擇就是如何發揚精華、摒棄糟粕。在不同歷史時期，判斷精華或糟粕有不同的標準。在當前和未來很長的時期中，這一標準就只能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以，只能以是否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決定對傳統文化的取捨。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華文化的持續發展，才能為兩岸四地文化融合提供堅實的基礎。
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中華文化一直是開放的文化，是在不斷選擇、吸收、融合域外文化中，不斷豐富、壯大。但是，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長期積貧積弱，導致中華文化與域外文化關係模式顛倒，盲目崇外和全盤西化取代了選擇、吸收、融合。這種顛倒帶來廣泛、深遠的不利影響。因此，堅持對域外文化選擇、融合的模式，是大陸文化健康、持續發展，從而在兩岸四地文化融合中，更有效地發揮主導作用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在兩岸四地文化的融合中積極調動四地共同努力，主要是要制定和執行相關政策的問題。港澳已經回歸，港澳文化與大陸文化融合指日可待，而台灣則處於完全不同的局面。當前和未來很長時期，台灣當局對兩岸文化交流都將持謹慎態度。所以，文化融合主要是依靠民間管道，這肯定有積極效果，但將相對有限。
（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海峽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
有一張照片，我蹲坐在嶙峋的大石上，身旁白色繩索沿著近90度的坡面垂下，沒有樹木、沒有階梯、沒有小徑，只有大大小小的石塊。我坐在那，思索著要如何垂降，被先生照了下來。妹妹看了照片，不可思議地問，那是真的嗎？
是真的，山的名字叫竹頭角山，羅馬公路（新竹桃園間的山路）56.1K處，循產業道路可抵登山口，山高944 公尺，是一座冷門的郊山。
我沒有太大的野心，年紀大了，平常爬爬一日之內來回的小山健身，最多也只是小百岳。但我的山友爬山另有一目的，便是尋找從前、沒有衛星攝影之前、測量用的三角點，於是那短短的、上面刻有日期和標高的水泥柱，便往往將我們引向未知的命運。
既來之，則走之，山勢雖然陡峭，看到路旁斑斕的布條，透露出風雨沖刷後的昔日繽紛，便循著前人的足跡不斷往前走，若雙腿不夠用，輔以雙手，感受到全身投入的舒暢，憶起兒時爬上屋後的木麻黃，坐在樹幹上，享受涼風的快感。
上山，有很多古道熱腸的人，一段接著一段，在最艱難的地方為後人拉好了繩索，可以攀附。我曾經翻山越嶺，從台東到屏東，沿海岸線走過那曾遭日軍炸斷的阿朗壹古道。有些地段因為山邊已無路可走，必須越過那些陡升陡降的山坡才得以前行，也都是依靠山友預設的繩索，才能登高望遠，俯視阿朗壹遼闊無邊的美景。
登山不只需要繩索輔助，台灣天氣濕熱，植物生長快速，若沒有人劈荊斬棘，小徑很快就會被荒煙蔓草淹沒，而無路可尋。我常想，這些熱心山友究竟會是哪些人呢？必定非常熱愛、熟悉山林，而且體力過人吧！有一次我氣喘吁吁登上苗栗的關刀山，在山頂的三角點遇到一位不高大也不壯碩的女士，她正在打手機，和朋友相約在另一座山裡的某處相會，似乎山頭就像街頭轉角的咖啡店那般近便。後來我們聊了起來，原來她就是一位經常拿著開山刀開路的山友，我佩服不已。
在山裡休息時，偶遇的山友們也會聊聊天、交換訊息、分享零食，卻幾乎從不交換姓名，然後就分道揚鑣了。雖不相識，也可能再不相見，但有些山友的形影卻難從心頭磨滅。
不久前我們登上三峽拉卡山，觀賞遠方北插天山的雲瀑。風推著雲層，快速在眼前流動。一位年輕的登山客，早就上來了，卻流連忘返，他要我們不僅用眼看，也用耳聽那音樂般的風聲。他說，在10月初黃蜂颱風來襲的前一天，他特地上山一趟，山色特別清晰，風聲也格外動聽，有如風琴演奏。他總設法在工作和接送小孩的空隙中奔向山林，所以腳程特別快，可以一日之間從台北來回合歡山。
台北市附近的山到了假日經常人聲鼎沸，有些地方甚至平日也人潮川流不息，但出了大都會，桃竹苗的郊山就清靜多了。新竹的向天湖位於群山之中，是有名的矮人祭場所，向天湖山也是小百岳之一，我一直心嚮往之。只是頭一次出師不利，走岔了路，走到了隔壁的光天高山登山口，水管路緊貼山壁，又濕又滑，幾無下腳處，稍一不慎就可能滑入山谷，我們只好半途而廢。隔了一、兩年，選擇一個久未下雨之日，帶足了乾糧和水，我們決定再探向天湖山。
向天湖山佈滿了人工種植的柳杉林，筆植的針葉林，散發著芳香的芬多精，走在我們喜愛的稜線上，踏著乾爽的落葉，覺得心曠神怡。以登山而言，這可算是康莊大道了，只是，除了遠處偶爾傳來人聲，沒遇到一位遊客。
攻頂之後，走下山頭，繼續往光天高山前進，在山頂上遠遠俯瞰向天湖，欣賞眾山環繞之中的一點碧波。這時我們遇到了選擇題，是下下上上回到向天湖山，再走康莊大道下山？還是繼續往前，從光天高一路下行？根據事先研讀的資料，這條路較為濕滑難行，而且先前曾遇到的水管山壁始終如陰影盤據心頭。但挑戰未知、不走回頭路的好奇心終於戰勝恐懼，我們決定往前走。
向天湖山路位於向陽面，所以路面乾爽，光天高的山路則是深藏陰濕的幽谷，路滑。我們小心翼翼前進，跨越了數處溪澗和獨木橋之後，來到一處巨石，大約有兩層樓高，垂著一條繩子，下面就是山澗。啊，攀岩！這刺激的經驗，似乎來得太快了些，全無心理準備！正躊躇間，居然跟在我們後面出現一位老經驗的登山客，他看出我們的困擾，立刻好言安慰，示範如何攀岩，提醒我們手握繩時身體要後仰，不要前傾，一步步踩穩。他看到我們平安爬上對面山坡後才繼續行進，很快消失在前方。這是在山裡一整天看到的唯一人，我相信他是天使。
之後又歷經一些崩坍的路面，也都安然度過，但我知道最大的考驗將是那濕滑陡峭的水管山壁。行行復行行，都快要走到陽光明亮的出口了，那緊貼山壁的水管路卻始終未出現。回首一望，山壁不就在身後不遠處嗎？物換星移，不過才一、兩年，山路已往下移動了數公尺，變成谷中小徑，不必再飛岩走壁了。
處處意外，卻也處處驚喜。山中一日，恍若世間一生。
（作者係銀領協會理事長）
長期以來，大陸台資企業及與大陸有業務往來的台灣企業，對於兩岸的商務契約、勞資糾紛，乃至於民刑事訴訟問題，亟需法律保障，但因大陸僅於1994年開放過一次台港澳律師考試，當年僅錄取三人，故粥少僧多，無法滿足需求。因此，大陸台資企業往往只能退而求其次，依賴當地的律師提供服務，但因雙方存在信任度、忠誠度等落差，故經常發現所托非人，或者無法滿意大陸律師所提供的服務。
有鑑於此，大陸於2009年1月1日發布《取得國家法律職業資格的台灣居民在大陸從事律師職業管理辦法》，允許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合格的台灣居民在大陸從事律師職業。
該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司法考試合格的考生還必須在大陸律師事務所實習一年，並經當地地方律師協會考核合格，始能取得律師職業證書，得在大陸執業。但執行業務項目上有所限制。第三條規定「台灣居民獲准在大陸律師事務所執業，可以擔任法律顧問、代理、諮詢、代書等方式從事大陸非訴訟法律事務，也可以擔任訴訟代理人的方式從事涉台婚姻、繼承的訴訟法律事務。」
以上辦法立意雖好，但由於台灣居民仍要參加當地考試，且需要在大陸實習一年，加上可從事之法律服務項目又只限於非訟，因此台灣居民興趣缺缺。
在立法院於2010年8月17日正式通過《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兩岸經貿往來邁向一個新的境界，台資企業對律師的需求則更大。因此，2010年9月15日福建省司法廳制定《台灣律師事務所在福州廈門設立代表機構試點工作實施辦法》，經司法部批准正式公布。
該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如律師事務所已在台灣地區合法執業，並且沒有因違反律師職業道德、執業紀律受過處罰；且代表處的代表是執業律師和台灣地區律師公會的會員，並已在大陸以外地區執業不少於2年，未受過刑事處罰或因違反律師職業道德、執業紀律受過處罰；其中，首席代表已在大陸以外地區執業不少於3年，並且是該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或是相同職位的人員；有在福州、廈門設立代表處，開展法律服務業務的實際需要時，即可在福州、廈門設立律師事務所。同年即有7家台灣律師事務所獲得執業許可證。
兩岸關係互動日深，對於熟悉兩岸彼此法律的人才需求孔急，以律師職業具有法治性，兩岸律師可以站在較公正的立場上，客觀對待兩岸的法務交流。以台灣近三年每年錄取將近1,000名律師，相信這是很大的商機。企盼兩岸律師在司法上的交流與合作，能為台商及陸商提供更多權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