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川普1.0時代開始，美國就視中國為最大的戰略對手，是全球唯一可能挑戰其霸主地位的國家。雖然經過拜登的四年執政，但美國對華的打壓不僅未減，還進一步以意識形態大搞集團對抗，無所不用其極地遏制中國發展。到了川普2.0時代，美國以晶片為關鍵抓手，肆無忌憚地「卡脖子」，成為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科技躍進的夢魘。

美利用長臂管轄控制晶片

2025年8月29日，美國商務部撤銷在華半導體企業授權，使得英特爾、SK海力士、台積電和三星等，在中國境內使用美國設備和技術生產晶片，都需報請審批，以符合《出口管制及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後果就是程序繁瑣，耗時耗力，讓在華半導體公司面臨新的風險和不確定性。這意味著，美國藉其對全球電子元件供應鏈的支配地位，不僅把科技管控擴散到美國企業，就連在華經營的他國企業也被納入美國的長臂管轄中。換言之，只要用了美國技術，美國就要管。

由於晶片在設計、刻蝕、製造、檢測、光刻、沉積和軟體等各個環節，幾乎無一不源自於美國的技術。以EDA軟體為例，全球的頭部企業幾乎都集中在美國：Cadence、Synopsys和Siemens EDA（雖是德企，核心技術依然受制於美國），這是當今晶片業的現實，離開美國的技術晶片就不能生產。因此，美國一對華實施長臂管轄，各個晶片公司為了合規，以及提高在國際市場和監管環境下的可信任度，就不得不啟動自我審查，主動切斷對華的高端晶片和先進設備出口，哪怕這樣作會犧牲自己的經濟利益。這種卡脖子的科技管控，已從設備蔓延至技術。簡言之，美國利用自己在晶片領域的主導地位，限制中國在半導體、AI和通信技術等關鍵領域的發展，並透過把管控嵌入規則、供應鏈和聯盟體系中，建立和鞏固制度性排他權，從而延宕中國科技的追趕和發展。輝達（NVIDIA）的CEO黃仁勳2025年10月6日坦誠：公司在華的市場份額已從95%驟降至0%，完全退出了中國市場。

中國國產晶片的長足進步

在輝達缺席中國市場的日子裡，中國國產算力發生了重大變化。華為、寒武紀、伊隆、燧原科技、沐曦和壁仞科技等企業在不同領域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並綁定不少國內的垂直行業客戶和雲廠商。2025年12月5日，被譽為中國版輝達的摩爾線程（Moore Threads）登陸A股，首日暴漲502％。其上市標誌著，中國國產GPU企業正式進入規模化發展的嶄新階段。同月20日，摩爾線程在MUSA開發者大會上，發布新一代的GPU架構「花港」，算力密度提高了50%，能效增加了10倍。基於該架構，一系列的AI晶片如「廬山」和「華山」都將於2026年量產上市。

12月中旬，路透社更曝出：中國科學家已在深圳成功打造了一台國產EUV原型機，目前正處於測試階段。國產光刻機的革命性突破，標誌著中國在美國「卡脖子」的環境下，逐漸走出了一條晶片國產化和算力多元化的嶄新道路。發展獨立自主的晶片產業也成為中國政府的優先工作。

同月25日，工業和資訊化部、國家資料局及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八個部門，發布《「人工智慧＋製造」專項行動實施意見》，明確支持突破高端訓練晶片和端側推理晶片，促進智慧晶片軟硬一體、系統協同，提高人工智慧算力供給。到2027年實現人工智慧關鍵核心技術自給自足，產業規模和賦能水平穩居世界前列，保證傳統製造業向現代製造業順利轉型。

2026年3月6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發改委主任鄭柵潔表示：政府將針對高成長性行業制定長遠的戰略規劃，在晶片、AI、國產大飛機和衛星互聯網等領域，建設千億乃至萬億級重大專案，以舉國之力鑄造國之重器，鍛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突破美國的技術封鎖和戰略圍堵。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更把晶片、生物醫藥、具身智能及低空經濟列為新興支柱產業，要全面轉向高品質發展。

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

中國晶片自主技術的快速發展，不僅會搶占美國晶片製造商在華的市場份額，擠壓它們的利潤空間，對美國晶片製造商形成多層次、多維度的系統性挑戰；而且會讓川普科技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在這種情況下，川普不得不放低姿態，於2026年1月13日正式放行對華出口比H100強大的H200晶片。H200落後於當前的Blackwell晶片18個月，比即將推出的Rubin晶片落後兩代，美國政府放鬆管控的目的在於讓美國落後的晶片搶占中國市場，排擠中國同類產品，同時讓中國繼續依賴美國的技術和產品。這是美國為了維護自身的優勢而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是一種策略性的妥協和退讓，而非美國的戰略轉向與退卻。

中美雙方在晶片、稀土、台灣、南海等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只要美方的壓力緩解時，隨時可能加碼管控，重啟科技戰、關稅戰和貿易戰。這是中國不得不面對的國際現實，也考驗著中共當局的戰略定力和政治智慧。

（作者係浙江大學青年學者）

2026 年春晚被觀眾戲稱為「機器人春晚」，因為機器人不再只是冰冷的工具，而是能翻騰、能歌舞、能交流的「舞台角色」。這演出展示了中國大陸在硬件強度、算法迭代、多模態交互與具身大模型上的突破，讓觀眾直觀感受到「中國智造」的力量。

舞台上的科技盛宴

宇樹科技的 H1、G1 與河南塔溝武校學員合作演出《武BOT》，完成了單腿連續空翻、棍術對打、快速跑位與變陣等高難度動作，展示中國在運動控制與硬件設計上的突破。魔法原子的MagicBot與明星同台演出《智造未來》，完成托馬斯回旋與空中一字馬，展現了柔順的關節控制。松延動力的「蔡明機器人」在小品《奶奶的最愛》中首次參與語言類節目，能精準還原唇形與微表情。銀河通用的Galbot則在微電影中展示了收拾碎杯、貨架取物的生活化能力。更深一層來看，這些表演其實是科研成果，透過春晚這個全民舞台，讓技術突破不再只存在於實驗室，而是以娛樂的形式進入千家萬戶，這種「科技普及化」的力量，正是春晚展示機器人的深層意義。

要讓機器人完成高難度動作，硬件強度是基礎。宇樹科技在2026春晚展示的機器人，核心關節的電機功率密度顯著提升，能在毫秒級釋放爆發力，支撐高空翻與跑酷。結構上採用高強度合金與碳纖維，確保在高速旋轉與落地衝擊下仍能保持穩定。散熱系統的改良，使機器人能連續完成多次高強度動作而不失效。這些硬件突破，正是中國在材料科學與工程設計上的進步。更廣泛來看，碳化矽（SiC）、氮化鎵（GaN）等新材料的應用，推動了高效率電源轉換與熱管理，為機器人提供了更穩定的能量支持。

一般觀眾或許不會注意到這些材料的名字，但他們能感受到機器人落地時的穩定、翻轉時的流暢，這背後就是硬件強度的支撐。換言之，硬件的進步讓機器人不再只是「能動」，而是「能穩定地動」，這種可靠性才是未來走向生活場景的關鍵。

算法迭代與智能控制

硬件提供力量，但算法才是靈魂。宇樹團隊利用上億次仿真訓練，讓機器人能在虛擬環境中自主習得複雜的武術與器械操控技能，再將成果應用到真實舞台。這種強化學習與模仿學習的結合，使機器人能在高速移動中保持平衡，並即時修正姿態。魔法原子的群控技術則展示了百台級機器人毫秒級同步的能力，驗證了中國大陸在集群控制上的可靠性。松延動力的「蔡明機器人」則透過語音—動作融合算法，實現唇形與台詞同步，表現令人驚艷。這些算法突破，讓機器人不再只是預設動作的執行者，而是能在舞台上靈活應對的表演者。未來，隨著邊緣AI與微型的機器學習（TinyML）的成熟，機器人將具備更高的環境感知與決策能力，從工廠走向零售、餐飲與家庭場景。

多模態交互與情感表達

松延動力的「蔡明機器人」嘴部有 12 個自由度，能精準還原唇形與微表情，與演員互動時幾乎無縫。這種多模態交互能力，意味著機器人能同時處理語音、文字、影像與動作，並整合成自然的表演。觀眾看到的不只是機器人模仿人類，而是它能在語境中展現合適的表情與反應。這種能力未來可能延伸到教育、陪伴、客服等場景。例如，機器人老師可在課堂上用表情與語音互動，提升學生的參與感；機器人陪伴者能在老人獨居時提供情感支持，減少孤獨感。當技術能跨越「語言—情感」的鴻溝，它就不再只是工具，而是潛在的社會角色。

對一般人而言，這種突破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不再尷尬」。過去的機器人常給人冰冷、僵硬的印象，而如今它也能微笑、能挑眉、能自然地說話，這種「人性化」的表現讓人更容易接受它的存在。

產業鏈整合與未來展望

春晚的舞台不僅是技術展示，更是一場產業鏈的大閱兵。魔法原子強調，國產供應鏈深度綁定，採用全志科技晶片與綠的諧波減速器，顯示中國在核心零部件上的自主能力。松延動力則透過垂直整合策略，提高自研比例並直接採購原料，將成本壓至極限，目標是讓具身智能真正走進日常生活。銀河通用的Galbot展示了具身大模型的應用，能自主收拾碎杯、貨架取物，顯示零售與工業場景的落地潛力。這些企業的策略，反映了中國機器人產業從炫技走向商業化的過程。

展望未來，隨著半導體平台與先進運算架構的成熟，機器人將具備更高的自主運作能力，從工廠走向家庭，從舞台走向生活。這意味著未來的生活可能會出現「機器人店員」、「機器人護理員」甚至「機器人演員」。

從舞台走向生活的難題

然而，機器人若要真正走向日常生活，仍面臨多重挑戰。首先是成本與商業化落地的問題；高強度合金、碳纖維結構與先進算法的研發投入巨大，如何可在保持性能的同時壓低成本，仍是產業化的瓶頸。其次是能耗與續航，舞台表演可以依靠集中供電與短時爆發，但在家庭或工業場景中，長時間穩定運作才是關鍵，這需要更高效的能源管理與電池技術。第三是安全與倫理規範，當機器人能與人類互動甚至表達情感時，如何避免過度依賴、隱私侵犯或取代人類工作，成為社會必須面對的議題。最後是技術成熟度與環境適應性，舞台環境高度可控，但現實生活充滿不可預測的變數，機器人能否在複雜的場景中保持穩定與靈活，仍需長期驗證。

總言之，春晚「機器人盛宴」是一個壯麗的序幕，但要走向生活必須跨越成本、能耗、安全與適應性的多重門檻。這些挑戰既是技術的試煉，也是社會的考題。科技的進步正在逐步模糊人與機器的界線，它不僅讓我們驚嘆於技術的力量，更提醒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引導這股力量走向有益於人類生活的方向。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不少人都有類似經驗：早餐看起來吃得簡單、份量也不算多，甚至沒有暴飲暴食，但到了上午10點、11點，卻開始昏昏欲睡、注意力下降，還特別想吃甜食。這種「越吃越沒精神、越吃越想找糖」的狀態，很可能不是意志力不夠，而是早餐的組合讓血糖快速衝高、又快速下滑，精神和代謝在一早就被拉扯得很辛苦。

日常最常見、也最容易踩雷的早餐，其實大致落在三種：高糖、高油及高工。它們不一定「立刻出事」，但確實容易把人推向「想睡、想吃甜、精神不穩」的循環，長期下來對血糖穩定、代謝與體重管理都不友善。

讓人上午想睡的三大陷阱

一、高糖組合：果醬吐司＋甜奶茶、三合一咖啡。厚片吐司抹上厚厚的果醬，最好還帶果粒，再配一杯甜奶茶或三合一咖啡，這種搭配非常常見。問題在於「甜上加甜」讓血糖衝得太快。更麻煩的是味覺會被欺騙：因為果醬太甜，喝甜奶茶時反而覺得「好像沒那麼甜」，於是更容易忽略糖量其實已經累積很高，結果血糖先衝高、再快速下滑，身體像坐雲霄飛車一樣，精神很容易在上午開始掉線。

二、高油組合：油條、蔥油餅、鐵板麵等「香到不行」。趕著上班、趕著送小孩上學，早餐店的經典組合最方便：蔥油餅夾蛋、油條、甚至鐵板麵。這些食物的共同點是油脂比例高，吃起來很香、很過癮，但容易落入「高油陷阱」，一早吃得太油，身體消化負擔加重，有些人就會感覺更疲倦、更想休息。

三、高加工組合：培根蛋、熱狗麵包、火腿三明治、漢堡。看起來好像「有蛋、有肉」比較營養，但如果肉類來自培根、熱狗、火腿等加工肉品，就容易形成「高加工陷阱」。加工肉品常出現在三明治與漢堡裡，吃起來方便，卻不代表是穩定、友善代謝的選擇。

要快、穩、能長期做得到

早餐被視為一天的大事，但現代人生活忙碌，很多人不是乾脆不吃，就是隨便吃，尤其是年輕家庭早上要趕著出門、還要送小孩上學，早餐如果做得太複雜，通常撐不了幾天就放棄。

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完美到無懈可擊，而是一套能夠「快速完成、家裡多人也能做、連續做一周都不痛苦」的方案，重點放在三個方向：有纖維、有蛋白質、再補上適量的碳水與油脂，讓精神更穩、飢餓感較少。簡單講就是要做一套可複製的「快樂早餐組合」：含渣無糖豆漿＋水煮蛋＋水果。

一、含渣無糖豆漿：纖維加分、做一次能吃一周。含渣的概念很重要，因為纖維素是加分項。作法並不複雜：黃豆洗一洗後泡水，泡到整顆腫脹起來（大約三到四小時，夏天記得換水、避免曝曬；若要泡很久就放冰箱），泡到位的原因不只是口感，還影響後續是否能蒸熟；若沒有蒸熟，部分人可能會更容易脹氣。泡好後用電鍋蒸熟，蒸熟的豆子和水一起裝罐冷凍保存，冷凍一周內都不會壞。每天早上起床，把冷凍罐拿出來，加入溫水分次微波讓它化開，再倒進蔬果機打成豆漿，幾分鐘就能完成全家的份量。重點在於「一次備餐、多次使用」，早上不用跟時間拚命。

二、水煮蛋：蛋白質穩定來源，前一晚順手蒸好。雞蛋煮熟後放冷藏，兩三天內都沒問題。作法可以很生活化：晚餐後把洗選蛋直接放電鍋蒸，睡前拿出來放冰箱，隔天若覺得蛋太冷，把蛋殼剝掉沖一下水，再泡在熱水裡，刷牙洗臉的時間就能回溫到「溫溫的、好入口」，也避免吃太燙的食物。

三、水果：前一晚削好、鹽水泡一下，隔天不易變色。水果不用早上現削，前一晚削好更省事。削好後用鹽水泡一下、放保鮮盒，隔天顏色可以維持得很新鮮，也可以直接分裝成每人一份，帶走或現場吃都方便。

這套組合看起來已經很完整，但如果碳水與油脂偏少，可以用「不增加太多工序」的方式補齊，重點是把變化直接整合進同一杯豆漿裡。

補碳水：全麥麵包、糙米、麥片、地瓜、山藥都能上場。全麥麵包：半片就夠，不必吃到很大份。糙米：蒸熟後加一到兩勺打進豆漿裡，碳水補到、纖維也更高。口感接近豆米漿，接受度通常很高。麥片：不是即食加工型，而是生麥片先煮熟，隔天直接加進去打。地瓜：蒸熟後打進豆漿，風味好、變化大，常常會讓家人覺得「怎麼突然變這麼好喝」。山藥：想打進去也可以，切成條直接吃也行，彈性很高。

補油脂：酪梨、黑芝麻、堅果，三種都很實用。酪梨：打進豆漿裡，油脂自然補上。黑芝麻：除了油脂，也帶來礦物質的加分感，風味也很搭。堅果：可以打進去，也可以另外裝小包單吃，讓家人自己選喜歡的方式。甚至連蔬菜也能加入：例如花椰菜前一晚燙好，隔天丟進去一起打，依然是「加進去、按下去」的流程，不會讓早晨變得更忙。

「平日有底、假日彈性」

偶爾吃早餐店沒問題，長期的關鍵是「平日有底、假日彈性」。高糖、高油、高加工的早餐並非「從此不能碰」，而是不要讓它變成每天的底盤。更實際的作法是：平日把家裡的快速早餐固定下來，假日想去早餐店、想吃喜歡的口味，就放鬆享受，心情也更快樂。

當早餐回到「可持續、可複製、全家都做得到」的節奏，上午想睡、注意力下滑、一直想吃甜的那種拉扯感，就有機會慢慢改善。早餐不必完美，但要把精神與代謝顧好，從一杯含渣無糖豆漿、一顆水煮蛋、一份水果開始，就能踏出穩妥的一步。

（作者係「健康Say Yes」節目主持人）

科技的進步發展讓世人更瞭解應該如何保健養生，甚至於老年時仍然無病無恙，這種訴求應該是人人皆期盼者。目前國際藥業公司及食品生技大廠致力於生產益生菌片劑或膠囊，是因為有多篇研究「腸道益生菌族群」（gut microbiome，GM）的論文發表，揭露了益生菌對人體的重要功效。

益生菌發展近况

Z世代初期，醫學界開始重視GM與人體的消化、吸收、排泄、抵抗發炎、增強免疫力及預防癌症都有直接的相關性，於是益生菌便由醫學研究，逐漸進到保健品工業的發展。

GM自2020年始進入普及期，例如2007年時只有86.5萬人攝取膳食補充劑，其中並非全部皆屬益生菌；2012年美國有300萬人服用膳食補充劑，2015年時益生菌已成為美國第四大類經常服用的膳食補充劑；2024年益生菌的全球市場高達814億美元，預計到2028年益生菌全球銷售將超過1200億美元。

益生菌的功效

2025年底，《美國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發表了一篇由鄧沃士撰寫（Lydia Denworth）的論文，提出人體的腸胃道裡存在大量微生物，統稱GM，其種類約3萬種，數量約100-1000兆；種類及數量因人種、飲食文化、食物種類而異；有些人體的GM含有益人體健康的微生物，其中包含會產生丁酸鹽（butyrate）的菌種，如「雙歧桿菌」（Bifidobacterium bifidum）可調節免疫功能；GM也含有可助合成葉酸（folate）、維他命B12及短鍵脂肪酸的菌種；它們可保護腸胃內壁組織，也具有維持新陳代謝平衡的作用。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副教授史托門（Neil Stollman）說，並非人人需服用益生菌製劑，但有些人的腸胃道環境及飲食不僅有害益生菌的繁殖生長，反而有利於非益生菌的繁殖，造成腸胃道消化及營養吸收的障礙，導致人體生理代謝功能虛弱，容易遭受到病原的感染而罹病，於是藉由補充益生菌的方式，可達到平衡腸道內微生物相的效果，甚至可取代病原微生物的地位。

增加益生菌的方法

首先應從飲食方面著手，譬如中國人自古即食用的豆腐乳、泡菜、甜酒釀、豆鼓、黃豆醬、豆瓣醬、甜麵醬等含有各種酵母菌、麴菌、乳酸菌（Lactobacillus spp.），也可食用由各種酵母菌、醋桿菌（Acetobacter spp.）、乳桿菌在牛奶中醱酵所製成的優洛乳及克菲爾（kefir）。總之，這些食品都由「微生物的混合體」（Symbiotic Culture of Bacteria and Yeast, SCOBY）製成，可補充體內的益生菌。為維持體內持續含有GM，還應經常攝取高纖維素的蔬果，這樣就無需購買膳食補充劑或益生菌製劑了。

相對的，服用抗生素及類似的化學藥物會破壞腸胃中的微生物相，並減少GM的數量，容易引發腹瀉，因此可選擇服用「嗜酸乳酸桿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雙歧桿菌屬」及「布拉酵母菌」（Saccharomyces boulardii），以緩解服用抗生素後的不適問題。另外，針對嬰兒疾病，如早產兒罹患「壞死性小腸結腸炎」、「潰瘍性結腸炎」者，可以益生菌舒緩和治療之。同樣的，某些益生菌如「雙歧桿菌」、「乳酸桿菌」，可緩解「腸躁症」的症狀。而鼠李糖乳桿菌（Lacticaseibacillus rhamnosus）、乾酪乳桿菌（L. casei）及植物乳桿菌（L. plantarum），可維持女性陰道的酸鹼度在4.5之下，減少陰道感染及不適的困擾，並可提升腸道的免疫力。

義大利特倫托大學（Trento Univ.）微生物學者史加大（Nicola Segata）與12位研究人員，在今年1月號《自然》（Nature）雜誌發表了一篇嬰兒體內GM的報告。他們調查了平均年齡是10個月大的1千餘名嬰兒及其家人，發現在育嬰院中嬰兒體內的GM種類及數量較在自家者多，這表示新生兒在自家中雖可獲得來自父母及親屬的GM，但不及來自育嬰院中者多，如Akkormansia muciniphile被證實是由母親傳予嬰兒，嬰兒在育嬰中心傳予其他嬰兒，再傳予其父母及家人。

腸道排氣與不良GM有關

腸道排氣雖與食物的類別有關，而不良的GM乃是關鍵因子。對人體消化吸收有負面影響的微生物，主要有「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梭菌屬」（Clostridium spp.）、「擬桿菌屬」（Bacteroides spp.）及其他細菌；而且其中還有些種類是直接對腸胃有害者；當攝食後各種食材停留在腸胃道中，有些不良微生物如「擬桿菌屬」的B. ovatus及B. uniformis就顯著增加；與硫化合物濃度高，氣味臭的生存相關「沃氏嗜膽菌」（Bilophile wadsworthia）的數量增加，以及存在可增強蛋白質代謝的菌類族群，即可產生氨氣、吲哚、硫化氫等臭氣。

排放臭氣也顯示腸胃道消化功能不良、消化道出血、病菌感染、甚至發生惡性腫瘤。腸胃道罹病除生理失調，主要還是因為臟器內的微生物失衡之故，如致病性「大腸桿菌」會引起劇烈腹瀉、血便及急性腎衰竭；「艱難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常見於長期服用抗生素者體內，它會導致發生偽膜性大腸炎、腹瀉及腹痛；「白色鏈球菌」（Candida albicans）會造成泌尿及生殖道、腸道發炎。

結語

其實只要生活規律、飲食節制、適當運動、樂觀合群，身體裡的益生菌就會增加，對身體有害的微生物也自然會受到抑制甚或消失。壓力及緊張則會讓皮質醇偏高，會導致免疫系統混亂、血糖調節變差、腸道不正常蠕動。運動可提升腦源性神經滋養因子。睡眠會啟動「大腦膠淋巴系統」（glymphatic system），有利清除神經廢物。飲食健康使GM穩定而可減少發炎，並讓情緒有出口。

（作者係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3月4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了「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原統一教）的抗告，維持東京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正式裁定解散統一教，這是日本首次以民事不法行為為由勒令宗教法人解散。而該案的源起是因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街頭演說時遭槍擊身亡，兇手山上徹也事後供稱，母親因長期向統一教捐獻巨額金錢導致家庭破產，他認為安倍與統一教關係密切，因此將怒火轉向安倍。

日本這項裁決顯示日本社會已正視「高控制型宗教組織」對社會的危害。可惜，台灣社會對於類似現象的討論仍然相當有限。

台灣宗教控制與悲劇事件

事實上，台灣近年出現過多起與宗教團體相關的重大案件，顯示高控制型宗教結構並非遙遠的外國問題。2013年震驚社會的「日月明功案」便是一個典型案例。該宗教團體以修行與靈性提升為名吸引信徒參與，但在團體內部，領袖的權威逐漸被絕對化。該案中，一名信徒在長時間體罰與精神壓力下死亡，事後司法調查指出，該團體內部形成高度服從的權威結構，使成員難以質疑領袖的指示。

另一個近年的案例是2025年的「高雄女代書墜樓案」。一名從事代書業30多年的56歲女子在高雄住處墜樓身亡，家屬事後指控，死者長期受到一間私人宮廟的影響，在宗教話語與投資承諾的交織下投入大量資金。家屬表示，該宮廟以「母娘指示」、「累積福報」等說法，要求死者不斷投資與借貸，甚至向40多名親友借款，最終累積超過1億元的債務。據媒體報導，該女子生前留下大量筆記，指控宮廟負責人長期以宗教權威影響她的判斷，使她在心理與財務壓力下陷入困境。

這起事件引發社會對「宗教話語是否可能被濫用」的討論。案件並非單純的宗教問題，而是信仰、信任與財務操控交織的複雜社會現象。此外，近年亦發生「精舍命案」。案件中，一些信徒長期生活在高度服從的宗教氛圍中，對領袖的指示缺乏質疑能力。外界在檢視案件時發現，這類團體往往形成封閉的群體文化，使得成員逐漸依賴組織提供的精神與人際支持。

從這些案件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特徵：當宗教團體形成高度集中權威，信徒往往就會逐漸失去獨立判斷的能力。問題並不在於信仰本身，而在於組織權力過度集中。宗教研究者指出，一些有問題的教派通常具有幾個特徵：領袖權威絕對化、宣稱掌握唯一真理、排斥外界批評，並逐漸干預信徒的生活與人際關係。

韓國也發生多起宗教案件

韓國近年來也出現過多起引起國際關注的宗教案件。例如「攝理教」（JMS）創辦人鄭明析，因涉嫌多起性侵與性騷擾案而遭司法追訴。另一個著名案例是「新天地教會」（Shincheonji），該組織透過秘密查經班與分階段訓練吸收信徒，並宣稱創辦人李萬熙是啟示錄預言中的關鍵人物。研究指出，這類組織透過高度組織化的教育與封閉式群體文化，讓信徒逐漸接受其世界觀。此外，韓國的「萬民教會」與「安證會」等團體，也曾因領袖神格化與末世預言而產生爭議。

ICOC與門徒制度爭議

在基督教的系統中，另一個長期受到討論的組織是「國際基督教會」（International Churches of Christ, ICOC）。ICOC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波士頓運動，之後迅速擴展到全球。其核心制度被稱為「門徒訓練」（Discipleship）。在這個制度中，每一名信徒被分配一名導師，定期向其報告生活與信仰狀況。一些前成員指出，這種制度若缺乏監督，容易演變為高度監控的組織模式。例如導師可能干涉信徒的戀愛、婚姻甚至職業選擇，使個人生活逐漸受到組織的影響。此外，ICOC內部也常被批評存在強烈的群體壓力。信徒被鼓勵參與大量宗教活動與傳教行動，而經濟奉獻也被視為屬靈委身的重要指標。

在台灣，一些與ICOC有歷史關聯的教會網絡也長期存在。例如台灣國際基督教會（TCOC）就是ICOC在台的分支系統，採用層級式門徒制度與密集宗教活動維繫其組織運作。有前成員表示，在該制度下，信徒的生活決策、社交關係甚至婚姻，都受到教會領袖的影響。在一些家庭案例中，親人加入組織後，家庭關係開始變得緊張，例如時間分配、金錢奉獻或人生規劃，都可能成為家庭衝突的來源。

這些現象顯示，任何宗教都可能出現高控制型問題。正因為這種高控制型態是藉由宗教進行，而信仰本身又是高度個人化且屬意識形態層面，單憑外觀，外人很難瞭解內情，或將之繩之以法，在台灣甚至無法可管。

結語

從日本統一教事件，到韓國的「攝理教」與「新天地」，再到台灣出現的宗教爭議，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問題：當宗教組織的權力缺乏監督時，信仰就可能逐漸轉變為控制的工具。宗教本應帶來信仰、希望與倫理指引，但當宗教組織變成權力與操控的結構時，社會就有責任提出質疑。日本社會已經開始面對這個問題，而台灣社會則需要思考：在下一個悲劇發生前，我們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高控制型宗教」帶來的挑戰？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背負台灣球迷所期待史上最強的中華隊，在第六屆世界棒球經典賽（WBC）C組的預賽中表現差強人意。前兩場敗給澳洲、日本後，保留實力對付南韓，最後命運交到別人手上。台灣本土的職棒聯盟除了要提升球員的球技，還應讓球團、球員、觀眾專注於棒球比賽，並積極開展中國大陸的棒球市場，把餅做大，提升競爭力。

由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所舉辦的WBC，因開放該聯盟內包括日本球星大谷翔平在內的世界頂尖球員來展示球技，故被視為堪比世界盃足球賽最高水準的國際比賽。2026年3月上旬，第六屆WBC C組的預賽首先在日本東京開始。該組有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日本、南韓、澳洲、捷克隊，因只取成績最好的兩隊前進美國邁阿密打八強複賽，除了捷克，各隊實力在伯仲之間，競爭可說非常激烈。中華隊雖在本屆經典賽史無前例地擊敗南韓隊，贏得喝采，但最終卻以該組第四名坐收，已連續四屆都在八強複賽前止步，可見台灣棒球要接軌棒球最高殿堂還有一段路要走。

中華隊的表現不如預期

頂著2024年世界棒球12強冠軍光環的中華台北隊，此屆WBC背負台灣球迷的期待。因WBC徵召球員的條件從國籍認定放寬至血緣認定，中華台北隊除了邀請旅日旅美好手，也招攬了幾位台美混血好手加入，成為史上最強的中華隊。但此時屬於大聯盟的春訓階段，有些球員不幸受傷無法參賽，能遞補的球員有限，讓中華隊一開始就出師不利。

中華隊首戰以0：3被國際賽的手下敗將澳洲隊完封，隔天又以0：13慘敗給日本，等於被日本狠狠報了前年12強爭冠賽敗給中華隊的一箭之仇。可見中華隊除了打擊不振，投手也崩盤。雖然在延長賽以5：4險勝南韓，但要看別隊的成績來決定是否能晉八強複賽。

韓澳的拚戰精神值得學習

由於日本對台、韓、澳已三連勝，順利取得晉級八強賽的門票。另一場門票則由3月9日晚南韓對澳洲的比賽決定。比賽結果會綜合各隊的戰績與失分狀況，以決定哪一隊晉級八強複賽，南韓隊必須以8：3或9：4或更大比分的差距擊敗澳洲隊，中華隊才有機會晉級。而南韓則需大勝澳洲5分以上，失分要控制在3分以下才能晉級。從澳洲隊近期的表現來看，這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但在這樣的壓力下，南韓隊仍展現出極大的專注力，保持冷靜、掌控比賽。最後靠其國內職棒所培養年輕球員的守成，以7:2擊敗澳洲隊，成功爬上分組第二名，取得最後一張晉級門票。這是南韓睽違17年再度晉級八強複賽。

專注棒球比賽和世界接軌

相對於南韓、澳洲願意用自家的好投手迎戰日本，靠自己晉級八強複賽。中華隊這邊則放掉日本，把好投手對付南韓。在韓澳之戰後，有不理性的台灣球迷無視於中華隊「技不如人」的困境，到南韓球員的社群媒體指責其沒有體育精神，甚至還有人直接人身攻擊，搞到台灣裡子面子全輸。原因之一就是此屆經典賽不少人以Team Taiwan口號把棒球當政治道具，或當選舉廣告。Team Taiwan喊得越大聲，就越顯得自卑沒實力，輸球後還硬說是「精神勝利」。

當12強冠軍的光環不再，如何重建自信心，要從集中台灣本土職業棒球好手的中華職棒大聯盟開始做起。除減少球賽啦啦隊的情色文化，讓職棒球團、球員和觀眾都專注在棒球比賽上，以回到職棒元年（1990）所標榜的「清新、健康」，適合闔家觀賞的全民運動。據多名長年觀察中華隊戰力的國際球探指出，中華隊打擊仍有提升的空間。這一次WBC中華隊打擊能發揮的強棒，多倚靠具美國職業棒球經驗的球員，本土職業棒球出身的林安可、吉力吉撈．鞏冠等打擊欠佳，有待提升。除了技術，還有WBC所引用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比賽規則、節奏等，都須融入在中華職棒大聯盟的比賽中，以和國際接軌。

把餅做大提升競爭力

因棒球是很適合亞洲人的團體運動，棒球協會理事長辜仲諒對中國大陸棒球市場有很大的期待。據悉，大陸棒球人口已達2200萬，青少年賽事隊伍超過900支，顯示出基礎在持續擴大中。而2025年9月宣布成立的中國棒球城市聯賽（Chinese Professional Baseball, CPB），以搭建可持續發展的職業聯賽體系為目標，希望在三年內走向職業化。基於今年立春棒球聯賽的成功，CPB已決定要在暑假大力推展該聯賽。兩岸應積極展開棒球交流合作，開展棒球人口，提升競爭力，以取得2028年洛杉磯奧運棒球比賽的門票，共創佳績！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2026年2月台灣新生兒為6,523人，跌破7,000人大關，比1月大減25.2%，比2025年2月減少3,884人，創下有紀錄以來單月新低，連26個月人口負成長。其實，台灣在2025年就已成為聯合國定義的「超老齡化社會」，即每5個台灣人中就有一位65歲以上的老人。

台灣曾憑藉人口紅利在二戰後嬰兒潮中創造過經濟奇蹟，而2025年全台僅有10.7萬名嬰兒出生，這令人不得不問：當代台灣人不想要孩子，究竟是出於對自由的渴望，還是受環境影響，實在生不起孩子？

數據顯示，30歲以下年輕人的月收入中位數略高於3萬元台幣，房租就吞噬了他們收入的一半，建立家庭已成為遙不可及的夢想，因此更不敢生小孩。除非住房公平和工資結構這兩個核心問題能得到根本性改革，否則任何促進生育的補貼都將徒勞無功。

在年輕人沒有足夠資金購置住房時，老年人卻淪為房屋的囚徒，無法離開。台灣超過一半的建築屋齡有30年，台北市沒有電梯的5層以下老舊公寓，約占全市住宅的七成左右。根據2025年統計數據顯示，許多老年人行動不便，長期被困在狹小的公寓裡與世隔絕。這種孤立狀態加速了老年癡呆症和身體機能衰退，最終導致孤獨死亡。儘管政府投入不少資金在「長期照護3.0」計畫上，但照護責任若仍壓在個別家庭或移工的肩上，這場高齡化危機終將成為一場全民的集體崩潰。

長期以來，台灣企業習慣了廉價、年輕且耐操的勞動力，但這種剝削模式在2025年已走到了盡頭。日本和韓國延長了工作年限，而台灣卻解僱大量55歲以上的技術工人，這種剝奪勞動者權利的政策，導致人力資源的流失，也造成社會的損失。企業主管必須將工作場所重新設計、把工作時間做靈活安排，提升員工數位化的技能，更必須鼓勵年輕人建立家庭。另外，中年人應有免於被職場拋棄的威脅，老年人應該被允許繼續工作來維護他們的尊嚴。這不僅是為了補足勞動缺口，更是為了緩解勞保基金瀕臨破產的壓力。

日本透過修改法律，規定必須工作到65歲甚至70歲，從而緩解勞動力轉型帶來的陣痛。這給台灣帶來啟示：我們無法阻止人口萎縮，但可以提高人口素質，並延長人口壽命。

根據台灣人口數據統計預估，到2070年台灣人口將減少至1600萬人。這個趨勢若無法改變，我們就必須徹底擺脫「以增長為唯一指標」的思維。在人口負增長的新常態下，社會的成功不再取決於GDP能衝多高，而取決於我們如何照顧最脆弱的一群人，讓每一位台灣人都能找到歸屬感與安全感。這需要一場社會革命：從移民政策的激進轉向；從房價的實質控管，到全齡包容職場的建立。

台灣必須透過制度創新、財富公平分配，讓年輕人能對未來充滿希望。這不僅是政府的任務，更是當代台灣人必須回應的生存呼喚。希望到2070年，台灣是一個規模縮小但仍可保持尊嚴的社會。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在戎」，但日本這個國家比較特別。從其以往的歷史和現今的表現來看，它的「戎」就是尋求海外出兵，發動侵略戰爭；它的「祀」就是祭奠侵略戰爭中死去的日本軍人，以及被國際法庭絞決的甲級戰犯。更特別的是，日本祀和戎還呈現了政（軍）教合一的危險趨勢。據日媒去年底披露，日本自衛隊與靖國神社正在加速勾連，共同為昔日的侵略戰爭張目。

日本政客們每年必去參拜靖國神社，表明他們對二戰時所犯的反人類罪行堅決不懺悔，誓將為軍國主義亡靈的招魂進行到底。這不意外，如果日本不如此做，那就不是日本了。

與日本剛好相反，德國通過建立如紐倫堡審判紀念館等機構，以展覽、視覺和教育專案的方式，向民眾系統化地呈現納粹罪行與審判過程，加深德國人民對納粹罪行的歷史記憶。最近德國還承諾要在柏林再新建一座紀念碑，以紀念二戰時期納粹暴政下的波蘭受害者。

日本不僅沒有這樣的紀念堂所，反而對具日本軍國主義精神象徵、供奉有14名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每年春秋兩季或在其他敏感的日子，如日本二戰戰敗日，都要大張旗鼓地頂禮膜拜、祭典如儀，持續不斷地在亞洲受害人民的傷口上撒鹽。最近日本又將2026年軍費提高到創紀錄的9兆日圓天價、要修訂安保三文件、解禁集體自衛權，發展進攻性武器，並叫囂要擁有核武器等一系列打造戰爭國家的舉措。

德國最近將歸還波蘭納粹時期掠奪的文物，包括73份中世紀珍貴的文獻及14世紀聖雅各頭部的雕塑碎片，由此令人聯想到位於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的「靖國神社」，其大鳥居（第一鳥居）與第二鳥居之間（或接近神門處）立有一對中國風格的石獅子。這一對石獅子原立於遼寧省海城市的三學寺，1895年甲午戰爭期間被日軍掠奪至日本的。它只是1894-1937年日本從中國掠奪的15245件文物之一。

中國民間強烈要求日本立即應將這兩座石獅子歸還，但日本始終置之不理。不過，在筆者看來，石獅子的文化意義不僅是鎮宅之物，還有鎮鬼驅魔之效。靖國神社陰氣森森、魅影重重，常常「夜黑鬧鬼叫，我哭豺狼笑」，有化不開的鬼氣，連部分日本海外戰歿者的遺屬都不願將其親人亡靈放在此合祀，為侵略者招魂。因此，石獅子日本不還也罷，就讓它暫時替中國人和全亞洲人民，鎮鎮日本軍國主義不散的陰魂吧。

（作者係西安科技大學教授）

當今全球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動盪時期，權力結構的演變，使得「傀儡政權」一詞再次成為國際關係的核心論述。傳統上，傀儡政權被視為一個國家受到另一個更強大勢力的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政府雖然名義上擁有主權，實際上卻必須聽命於幕後操縱者。這種權力不對稱的現象，在現代地緣政治中演變得更加精確且隱晦，不僅涉及軍事與領土的控制，更延伸至經濟命脈、技術依賴及代理人戰爭的複雜博弈中。

根據GZERO Daily2月18日的文章顯示，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Ian Bremmer）指出，現代傀儡師擅長運用非對稱手段，將脆弱國家轉化為實現戰略目標的工具。此外，Drop Site News的記者斯卡希爾（Jeremy Scahill）與侯賽因（Murtaza Hussain）3 月 2 日發文表示，中東局勢正處於極端危險的邊緣；隨著各國在代理人戰爭中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幕後操縱者與受控勢力之間的關係已直接威脅到全球安全，甚至可能引發大規模軍事衝突。

隱形紅線下的地緣博弈

在地緣政治的棋盤上，傀儡師的核心特徵在於其隱身性與絕對主導權。當一個主權國家在對外政策或重大人事任命上，無法展現獨立意志時，其政權的自主性便已名存實亡。布雷默主張這種現象在邊境衝突地區尤為常見。大國透過軍事援助與政治擔保，將這些國家納入勢力範圍，使其成為抵禦對手的前哨站。斯卡希爾與侯賽因則認為，這種權力結構雖能為受控方提供短暫安全感，但長遠代價則是淪為強權角力的祭品，特別是在中東這種多方勢力交織的熱點區域。

在動盪的局勢中，傀儡師與代理人的博弈顯得更加白熱化。斯卡希爾與侯賽因指出，強權國家如何定義與對待其盟友，決定了這些盟友是否會淪為徹底的傀儡。布雷默提出，傀儡師通常會設定嚴格的紅線，要求受控政權在關鍵問題上保持一致。據斯卡希爾與侯賽因的觀察，這種操控模式使得區域內的小國或武裝組織，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大國實現地緣利益的棋子，甚至在情勢失控時被推向戰爭的最前線，成為消耗戰中的犧牲品。

用經濟與技術雙重操縱

除了軍事手段，現代傀儡師更擅長使用經濟與技術作為無形的枷鎖。透過大規模基礎建設融資與長期債務協定，強大勢力可以輕易掌控一個國家的財政命脈。中國大陸也透過基礎建設的連結，在世界各地建立強大的經濟影響力。當債務水平超過承載能力時，債權方就能以此為籌碼，交換對該國關鍵設施的控制權。

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技術鎖定也是一種極為高效的操縱手段。布雷默認為，當一個國家的通訊網絡或軍事裝備完全採用某一強權的標準時，該國在未來發展路徑上便難以轉身。如果試圖偏離傀儡師的預設軌道，可能會面臨技術斷供或嚴厲的經濟制裁。斯卡希爾與侯賽因分析，在這種情境下，受控政權往往只能選擇順從，以換取社會運作的最低限度穩定，這進一步鞏固了幕後傀儡師的統治力，使其在數位時代擁有更深層的干預能力。

代理人戰爭的犧牲與消耗

代理人戰爭已成為傀儡師實現利益的低成本手段。大國透過武裝地方勢力，得以在不派遣己方部隊的情況下，長期消耗競爭對手。布雷默指出，傀儡政權在這種情境下，不僅要聽從幕後指揮官的戰略部署，還要將領土與人民推向火線。斯卡希爾與侯賽因警告，伊朗與以色列及其背後支持者的衝突正不斷升級，涉及暗殺、報復及暗中的軍事調度，顯示出代理人關係的高度不穩定性，隨時可能從局部摩擦演變為全面開戰。

川普處理國際事務，一向強調實力與利益的直接交換。如果受援方無法證明其在地緣政治中能帶來的實質價值，支持便可能隨時終止。布雷默認為，這種極致的現實主義迫使依賴強權的政權必須不斷調整立場，甚至損害本國的長遠利益。斯卡希爾與侯賽因指出，隨著衝突局勢惡化，一旦傀儡師決定直接介入或撤出，受控政權將面臨毀滅性後果。

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進一步削弱了小國的防禦能力。當全球面臨通膨壓力威脅時，體質較差的國家容易陷入動盪。布雷默主張，傀儡師往往利用這種動盪時期，以救世主姿態提供緊急紓困，進而深化對該國政權的控制。在面臨高物價與貨幣貶值的背景下，外部勢力更容易透過輿論來左右當地政局。斯卡希爾與侯賽因認為，利用經濟困境進行的操縱往往比軍事威脅更加難以察覺，且具備更強的社會瓦解力。

統計數據顯示，受外部勢力高度干預的國家，其國內通膨率平均比具備自主能力的國家高出 15% 以上，經濟成長穩定度極低。這是因為傀儡師的戰略目標，往往與受控國的民生需求背道而馳，操縱者更關心的是地緣戰略獲取。當經濟數據顯示出脆弱性時，主要經濟體在全球市場上的任何動作，都會對這些受控國家產生巨大的衝擊力，使其在經濟與政治上更加依賴幕後的操縱者，淪為大國轉嫁通膨風險的緩衝墊。

傀儡體制的權力轉向

隨著全球權力板塊移動，傀儡師的手法不斷演進。布雷默指出，多個區域霸權在不同領域爭奪代理人造成混亂局面，一些中型國家試圖在多方之間遊走，追求利益最大化。然而，斯卡希爾與侯賽因分析，正如伊朗與以色列的衝突所示，這種平衡極其脆弱；一旦涉及暗殺或軍事報復，受控政權與代理組織往往會深陷戰火，主權皆掌握在他人手中。

布雷默認為，透過演算法操控意識與奪取數據主權，幕後操縱者甚至不需建立政權即可達成統治。這種「軟傀儡」模式將成為未來十年的最大挑戰。各國若要擺脫操縱，必須在經濟獨立與技術自主上突破。他最後強調，遊戲核心永遠是對意志的掌控，唯有看清本質，才能在動盪中生存，避免淪為大國博弈下的耗品。

（作者係淡江大學兼任教授）

在美以攻擊伊朗前夕，美國國防部突然宣布終止與人工智慧新創公司Anthropic的合作合約，理由是該公司拒絕在合約中移除禁止將其AI模型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及全自主致命武器的條款。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不僅取消了這份價值兩億美元的合約，更進一步將Anthropic列為「供應鏈風險」，下令所有與五角大廈有業務往來的企業，必須切斷與Anthropic的一切商業關係。

但只要有錢，什麼生意都有人做。OpenAI的執行長奧特曼（Sam Altman）搶在煙硝散去前，與五角大廈敲定了一份新協議，允許美軍在「任何合法目的」下使用ChatGPT。在美國朝伊朗發動空襲的前後幾小時內，這場科技公司與政府之間的角力，已從矽谷的商業糾紛，演變為一場事關民主、倫理與權力的深刻辯論。

AI倫理的拉鋸

這場風波的表面是兩間AI公司在面對同一個客戶時，所做出的截然不同選擇。Anthropic選擇堅守它認為不可退讓的倫理底線，代價是失去政府合約，甚至面臨公司存亡的威脅。OpenAI則選擇了一條更具彈性的路線，以遵守現行法律為前提換取合作，在商業利益與道德聲譽之間尋求平衡。兩種路線都有其邏輯，也都留下了難以消除的疑問。

Anthropic的立場引發了廣泛的公眾同情，甚至讓Claude一夜之間成為下載排行榜的冠軍。歌手凱蒂佩芮在社群媒體上公開背書，帖文觸及逾1200萬人。這樣的民意反應，反映出一個長期積累的社會情緒，人們對政府使用科技監控、對AI被用於殺傷性武器，有著真實而強烈的恐懼。Anthropic的執行長阿莫迪（Dario Amodei）選擇在這個時刻劃下紅線，贏得一批真誠的支持者，但這場輿論勝利能否轉化為長期的商業與政治籌碼，仍是未知數。

憲政與哲學問題

問題的核心並不只是Anthropic或OpenAI的取捨，而是私人企業是否有權力乃至責任，去限制民選政府使用技術的方式。奧特曼在接受公眾提問時說得坦率，選民選出了政府領導人，應該對於由一家私人企業來決定什麼是道德上的禁區感到憂慮。民主制度的設計正是為了讓集體意志能約束個別行為者，包括強大的政府，也包括強大的企業。若AI公司能單方面拒絕依法授權的政府行動，豈不是以企業意志凌駕於民主程序之上？

但這個論點有一個致命的前提，那就是要民主程序確實在正常運作。現實情況是，美國國會在ChatGPT問世三年後，至今未能通過任何聯邦層級的AI立法。川普政府不僅廢除了前任留下的有限AI監管框架，更積極打壓試圖自行立法的州政府。在這樣的真空下，要說民選政府代表了人民對AI使用有所限制，說服力相當薄弱。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屆政府本身的行事方式已多次讓人質疑法律究竟能提供多少保障。史諾登揭露的大規模監控行動當年在政府內部被裁定為合法，後來卻被法院認定違憲。執法機構對「合法」的詮釋，往往比公眾想像的更有彈性。當OpenAI以「只要不違法就可以做」作為對五角大廈的保障時，這個承諾的價值取決於人對「合法」有多大信心。

OpenAI在合約中，保留對模型安全設定的最終控制權，並在聲明中反覆強調，它禁止自主武器與大規模監控。但合約的公開摘錄並未賦予OpenAI在這些用途上的獨立否決權，研究政府採購法的學者直接指出，這份合約只是要求五角大廈不得違反現行法律，而非在法律外另設一道防線。兩者之間的差距對那些擔憂AI風險的人來說，不是細節的差異，而是原則的分歧。

對Anthropic而言，這場勝仗也並非沒有代價。五角大廈試圖援引《國防生產法》強制徵用其技術，並以「供應鏈風險」的標籤，威脅要切斷其與所有國防相關企業的往來。法律學者普遍對這種作法的合法性存疑，Anthropic也已表明將提出訴訟，但這種政治威脅已足以讓投資人重新考量。Axios的報導指出，Anthropic可能因此損失高達600億美元的融資。若一家堅持倫理立場的公司，最終被政府的報復行動逼入財務困境，這對產業的影響，恐怕比一紙合約更大。

AI監管系統性失靈

這場風波最值得深思的是，它所暴露的制度性漏洞。一位曾任職拜登政府科技政策辦公室的學者說，把一個攸關文明走向的政策丟給個別公司與政府機關透過合約來解決，本身就是一種失職。這是說整個民主社會的決策機制，在面對AI技術時出現了系統性的失靈。

美國政府對AI的態度正在從合作走向控制，甚至接近某種軟性國有化。國防部以《國防生產法》施壓，試圖強制取得符合自身需求的AI系統已是公開的訊號。若先進的AI被視為戰略技術，那麼政府選擇完全掌控，從曼哈頓計畫到太空競賽都是如此，只是在民主社會，這樣的掌控需要公開辯論與授權，而非透過行政命令和報復性標籤來實現。

中國大陸要求科技公司配合政府的戰略需求，但這種「效率」的背後是企業的全面讓渡。若民主國家為了與體制競爭而放棄自身的價值護欄，那麼競爭的目的已成疑問。

誰來決定AI的使用方式？

眼下，輿論的潮水暫時站在Anthropic這邊。但輿論是短暫的，政治壓力和資本壓力是長期的。那些認同Anthropic立場的人更應該追問的是，如何建立一個不依賴企業良心的制度保障。國會需要立法，公民社會需要監督，媒體需要持續追蹤那些在機密環境中悄悄發生的AI部署。沒有這些，無論哪家公司的合約條款寫得多麼漂亮，都不過是沙上建塔。

這場風波會過去，但它帶出的問題不會。當AI為軍事行動提供決策支援，當它能大規模監控每一個公民，那麼誰來決定它的使用方式就是政治問題了。Anthropic和OpenAI的選擇不過是這個問題的開場白，答案需要由整個社會思考決定。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