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23日結束的中共18屆四中全會上，大陸在時隔17年之後，重新以全會形式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詳細描繪了法治建設的新圖景。縱覽全會公報全文可知，依法治國與改革難題密不可分。

新形勢面臨新挑戰

經過十多年的經濟高度發展，大陸社會積累了不少亟待解決的矛盾衝突，已經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等領域表現突出。

在政治領域，隨著大陸反腐運動的深入推進，抓捕「外逃貪官」成為反腐鬥爭的新任務。不過，由於不少西方國家，例如美國，認為大陸法治建設不健全，擔憂將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國，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因而並未與大陸簽署引渡條約，使得此類抓捕行動面臨重重困難。因此，從增強法治透明度和國際接軌來考量，大陸的確有必要盡快提升法治建設水準。

在社會層面，大陸近年來出現貧富差距過大和有錢人奢靡之風蔓延等現象，這需要採取有力措施加以整治。同時，受世界範圍內經濟衰退的影響，大陸經濟增速放緩，不僅直接導致就業率和消費水準相對偏低，而且間接引發社會領域的諸多不穩定因素。近年來，不少地區發生暴力襲擊和社會報復事件，嚴重影響了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因此，為確保社會的整體穩定，法治成為大陸領導層謀劃治國理政的新舉措。

在經濟層面，儘管大陸的法律體系已大幅改善，經濟各個領域基本上都有法可依，但在解決矛盾糾紛時，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執法違法現象，比如各地因強制拆屋引發的暴力衝突，被羈押人員在看守所內離奇死亡等，反映當前大陸的法治建設還有待加強。因此，全面實現法治具有緊迫性，這也是中共在本次全會上多次強調法治建設的重要原因。

此外，迅速發展的資訊技術，對大陸法治建設提出新挑戰。在各類商業門戶網站和社交網站的推動下，社會發生的各類負面事件，都會在第一時間，被民眾以圖片或貼文的方式傳上網，造成「小事件大影響」的群體化效應。例如，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社會糾紛，往往被人以預設受害者的心態進行集體抗議，在寧波、昆明等地爆發的「反PX」事件，就是擔憂化工產業可能產生環境污染而進行抵制；再如一些民眾故意散布地震預報、城市自來水污染等假消息，造成社會的局部恐慌和人心不穩等等。這些事件在網路媒介的帶動下，對大陸社會治理造成挑戰，加強這方面的法治建設也勢在必行。

舊問題需要新改革

如何規範和約束權力，始終是中共面臨的棘手難題。為此，大陸新一屆領導人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腐鬥爭。

據報導，自中共18大以來，在不到兩年時間的「打虎拍蠅」戰役裡，超過18萬黨員幹部被處分，其中包括56名副部級以上的高官（統計資料止於今年10月25日）。而交通、房地產、礦產資源、發改委系統等壟斷程度高、權力集中的領域，無疑是反腐的「重災區」。

面對已初顯成效的反腐運動，反腐成果需要獲得制度保障，而依法限權、依法問責、依法治貪是中共執政的必然選擇。本次會議公報指出：「堅持依法執政，各級領導幹部要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因此，面對大陸官場人人自危的現狀，實行法治能夠為權力運行提供基本邊界，這意味著，常態反腐和制度反腐將會逐步實現。

近年來大陸司法不公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諸如「趙作海案」、「張氏叔侄案」等冤假錯案，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地方司法機關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就對涉及人命案草率宣判，結果造成受審者無辜蒙冤多年。因此，在本次會議中，大陸將司法獨立和完善審判程序，作為法治建設的重要內容，並提出一些新的改革舉措。

一方面，推動審判與執行相分離的試點改革，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等措施，這一改革有助於減少司法不公的現象。另一方面，針對重大案件，「實行辦案品質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這將對降低誤判概率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為增強司法公正的社會公信力，大陸將加強社會參與司法活動的制度化建設，完善人民陪審員和監督員制度，這些都將有助於增強司法領域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理念建設任重道遠

經過30多年的法治建設，大陸仍然存在著以法治面目出現的人治。其實，法治理念的形成，需要整個社會都能夠產生敬畏法律之心，而不能存在以僥倖心理規避法律制裁。為逐步消除人治，中共有意識地強化執政黨自身的監督和約束，運用黨內法規，促進黨員幹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將法治建設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這必然會對權力產生制約作用。

總之，只有當法律成為懲惡揚善的準繩，並實現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才能在整個社會形成遵從法律的良好氛圍，也才能扭轉迷信權力的傳統思維。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中共18屆四中全會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準，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回顧中共18大以來提出的幾項重大政策舉措，從腐敗治理到國家治理，從國家治理再到依法治國，各項政策舉措之間環環相扣，改革步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頂層設計正在建構之中。

腐敗治理與依法治國

中共18大以來，大陸開啟強勢反腐，一大批有腐敗行為的官員被查處。從近兩年的情況來看，大陸的強勢反腐收到良好的成效。一是腐敗蔓延之勢得到有效遏制，官員的行為有所收斂；二是通過強勢反腐對官員形成震懾，使其「不敢腐敗」。但是，由於強勢反腐主要以紀委為主體，實踐中仍存在一些局限。其一，因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只能查處部分有腐敗行為的官員。其二，國家司法系統的反腐功能並未得到充分發揮。其三，根治腐敗還需要探索如何使官員「不能腐敗」。可見，從長遠來看，還需要制度化的反腐機制。

中共18屆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問題，依法治國當然包括依法治官和法治反腐，法治反腐正是反腐的長效機制的所在。依筆者看，法治反腐主要應包括兩點內容：一是依法行使公權力，這是對權力行使主體的要求。習近平提出的「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是對依法行使公權力的恰當闡釋，通過法律規範官員的行為，禁止有任何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二是依法監督公權力，這是對權力監督主體的要求。在法治反腐之下，紀委、司法機關和公民都可以依據法律，對官員的公權力行為進行監督、及時揭露和懲治腐敗。通過法治反腐這一長效機制，客觀上可以使官員「不能腐敗」。

自中共15大提出「依法治國」以來，就有一種觀點試圖將「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對立起來。中共18屆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後，同樣有觀點認為，黨的領導會制約大陸法治反腐的能力。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和「政黨」關係來理解大陸，忽視了黨的領導在大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全局中的根本性作用。實際上，正如此次全會公報指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是有機統一，而非對立關係。對於中共來說，依法治國要求其依法執政，即依據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依法執政與法治反腐在理念上也是一致的。

國家治理與依法治國

中共18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它是結合比較政治發展經驗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而提出的一項發展戰略。從比較政治發展經驗來看，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二戰後都簡單模仿西方民主化模式，卻忽略了國家治理問題，從而陷入政治無序、腐敗、法治水準低、社會分裂、經濟不發展、貧富差距大等問題。可見，沒有良好的國家治理，就不可能有優質的民主政治。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來看，大陸目前正處在國家轉型和改革的攻堅期，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錯綜複雜，政治發展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國家治理。

國家治理具有兩個指向：一是問題指向，是指國家治理致力於解決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政治發展進程中的各種問題。二是權威指向，是指國家治理必須要以政府有威權為前提，這樣才能有效地解決上述問題。可以肯定，國家治理的提出是一項重大政治發展戰略，將有助於大陸更有效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既然國家治理問題已經作為一項重大政治發展戰略提出，那麼勢必要引出下一個問題，即依據什麼進行國家治理？這樣來看，此次全會聚焦依法治國問題也就順理成章。全會公報很明確地指出，「通過依法治國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就是說，國家治理需要依法進行。此前習近平在論述國家治理和依法治國的關係時也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要完善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要不斷建構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完善，實現黨及國家各項事務治理的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

那麼，進一步追問，為什麼要強調依法進行國家治理？這是因為，在國家治理的過程中，政府必須要有權力，即政府必須「有效」，否則治理難以有效推進。但是，政府的權威應該是法治約束下的權威，必須接受憲法和法律的規範和約束，即政府「有限」。從國家治理到依法治國的提出，可以看出，未來大陸將致力於建立「有效且有限」的政府。

綜合上述，從中共18大以來提出的腐敗治理、國家治理及依法治國等幾項舉措的內在聯繫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頂層設計正在建構中，法治中國則是其應有之義。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儼然在世界體系中快速竄起，毫無疑義，最耀眼的成果就是經濟領域的擴張。然而，如果從一個更廣、更遠的視野來看，海峽兩岸的發展路徑走得相當類似。中國大陸的發展，到目前為止充其量也不過是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蹟，另一個則是台灣經濟奇蹟；也就是勞力密集的依賴型產業資本主義。

顯然，沒有任何個人、企業、組織、社會或國家，可以永遠活在「奇蹟」當中；奇蹟終究會幻滅。中國大陸因為幅員廣大、人力充沛、天然資源豐富，其奇蹟必然可以維持得更久，但奇蹟還是奇蹟，如實體基礎不足，終究還是會幻滅。細究當中最主要的衝擊，乃在於主觀的思維慣性與客觀的文明發展脈絡產生本質性的斷裂；「物競天擇」的效應下，奇蹟必會走上幻滅。

自上個世紀末以來，人類文明在量子科學衍生的電子科技帶動下，資訊無遠弗屆地快速擴散，每個人幾乎都能夠無限制地接觸和收容各種訊息，配合了個人獨特性的解放。新的世代將在個人創造新資訊的規則下，建構新的結構及秩序；舊的均質化秩序及結構必會逐漸崩解，新的資訊整合規則及向心力的形成，將成為下一世代的新秩序。

未來所有新的訊息力將同時擁有願景的「想像力」、「規劃力」及「執行力」。譬如未來能夠迎合知識文明的新都市，必然是全球城市網絡中智慧機能的都市系統，融合科技、環保及文化的智慧型生活都市，包括食品安全、治安、交通、商品生產、交易和消費、育樂…等。

未來兩岸的共榮，必須以時代性的前瞻視野，建構新的知識典範，超越思維慣性，激發個人想像力、規劃力及執行力，順著量子科學的時代巨輪，推動社會經濟體制的創新。只有如此，兩岸才能將華人社會各文化領域的獨特性推向世界舞台，進而建構普遍性的價值。兩岸攜手合作，而不是相互猜疑，才能攜手邁入全球化市場，共創一個安心、和平、和諧、喜悅的文化中國；這才是一個具有「質感」(qualia) 的文化社會。

這個願景必須立基於個人的知識能力；其知識能力也要能夠有助於個人在全球網絡中尋求定位，這種「個體全球化」的推動，只有透過現代化智能教育才有可能完成。海峽兩岸如果想抓住既有的奇蹟，跨越奇蹟，則深究科技體系及社會體系的量子典範將是不二法門；教育亦將以此為宗。

台灣年輕世代在當前全球化的浪潮下，競爭力普遍衰弱 。這種窘境之所以形成，年輕人不努力是一個原因；但真正的關鍵則是老師根本沒有提供具有競爭力的智能。 再苛求一點說，大部分老師都不夠敬業，所傳授的教材概都是幾十年前的資料(談不上知識)，升等或升職所靠的要不是「良好的關係」，就是靠著投機取巧，剝削學生的研究成果來成名，更離譜的是制度性作弊；在這樣的體制下，老師怎麼會敬業？過去，國科會以裁判兼球員的陋規運作下，現在很多檯面上赫赫有名的學者概都是以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每年幾十個研究計畫，報告大都是助理或研究生從網路資料彙整出來的，只是過時或現況的描述，根本談不上「跨越現況」。這樣的結果是台大、清華的碩博士到了國外   (如澳洲、新加坡、美國)升學或工作，不被承認其專業智能，只能當背包客模式的勞工；這就是體制崩壞的典型例子。難道我們還不知道反省嗎？我們下一代的未來在那裡？政客和奸商只會把責任推給年輕人，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再以12年國教失敗的例子來看，本來政策是要讓所有高中都成為明星學校；這是明智的教育改革方向。可是，改革的對象錯了；改革對象應該是老師，而不是學生。事實會證明，你把學生操死了也沒用，八股的老師還是八股，唸唸資料，解解題，數十年如一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考考試，還可以，走出校門，沒能力，就是沒能力。

歷史的經驗及智慧告訴我們，任何時代的變革都必須從教育改革開始。往前看的話，可以看德國社會學大師貝克 Ulrich Beck 寫的《全球化危機》；如果往回看，可以參考19世紀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俄羅斯的工業化改革。當年日本一方面派出菁英至歐洲先進國家學習新知識，返國後再以此為種子擴大，另一方面則高薪聘請國際知名專家至國內傳授；俄國沙皇彼得大帝甚至放下身段，化裝成工人隨團到歐洲學造船。想一想，面對困境時，我們都只是回頭看及往下看，主張要發展技職教育。不過，以當前的技職教育職能來看，其傳授的內容很可能還把重點擺在製造模具的技能；問題是，幾年之後，這種技能將在3D列印的科技運用下遭致淘汰。

總的來看，台灣到底有多少技職的老師，能夠教導學生迎合當代的科技潮流？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在行政管理及企業管理的領域，世界先進的潮流明明已經進化到量子科學的典範；組織型態、結構及運作都已經量子化了，可是，台灣還停留在舊典範的科層組織，或平面結構的組織型態。在運作上，績效管理只能搭配量子型態的組織，我們則硬是把它套上舊典範的組織，導致自從引進績效管理制度之後，各部門的績效每況愈下，於是頻頻做假資料，政府效能逐年下滑。關鍵還不在排名，更重要的是國家缺乏實質的競爭力，相應也就無法提升人民的福祉。

說真的，如果真要把12年國教政策落實，所有的老師必須分梯再教育。教育部應該要求各學校每年抽出3至5名老師，送至國外再教育一至二年，返國後打散建制，重新分配到各校。如此一來，至少學校的明星味道會逐漸淡化。很可悲的是，台灣什麼都政治化，因為老師有選票，尤其大學教師會影響輿論和學生，所以，教育改革都不敢動他們；其實，他們才應該是被改革的對象！

說實在的，台灣的教育不變革，學校很難生存，學生也很難再過著文明的生活；同樣地，中國大陸的教育也應隨勢變革，駕馭知識而騰飛。

（作者係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2008年以來，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格局不斷深化，兩岸教育交流也取得重大進展。2010年8月，台灣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陸生三法」修正案，正式承認大陸學歷，並定於2011年正式開放大陸學生赴台攻讀學位。從2011年開放陸生赴台攻讀學位迄今已四年，但在「三限六不」等限制的影響下，陸生赴台就學情況不如預期，放寬限制已成為兩岸教育界關注的重點。

開放陸生赴台求學的背景

台灣通過「陸生三法」有諸多內部因素的考慮。

（一）解決台灣高校生源缺口大與教育資源過剩的矛盾。台灣大專院校數量從1994年的130所，增加到目前的161所。而台灣每年出生人口數卻由60年前的40餘萬人，下降到如今不足20萬人。教育市場的供大於求，再加上受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衝擊，台灣規模較小、資質不佳的後段私立大學面臨關閉邊緣。根據台灣教育部的規定，若學生不滿3,000人，或兩年新生註冊低於6成的高校，將列入名單被輔導轉型或退場，目前全台約有20所學校被列入其中。

（二）因應台灣人才「淨流出」形勢，提升台灣的競爭力。台灣近些年由於經濟不景氣、薪水偏低，亞洲各地企業都前來挖角，加上大陸就業機會對台灣中高階人才形成極大吸引力，使得台灣人才大量外流。此外，學生升學壓力小，學習積極性不足，而大陸學生面臨嚴峻的升學競爭，普遍刻苦上進，吸引大陸學子就讀有利於產生「鯰魚效應」，帶動台灣學子的學術熱情，提升台灣高校學術科研水準和競爭力。

（三）希望通過兩岸青年交流及建立互信，展示台灣核心價值和軟實力。台灣將開放陸生赴台視為「教育和文化輸出」的重要一環，期盼陸生能對台灣的價值觀、社會、文化產生認同。行政院南部中心執行長更明確表示，兩岸文教交流政策是為「推廣台灣核心價值與軟實力」。

陸生赴台就學現狀

目前，在台攻讀學位的陸生總數約6,000人，加上參加短期交換生項目的陸生，在台陸生總數約25,500人（詳見表一）。不過，陸生赴台就學也面臨著重重困境。

(一) 赴台意願不足，致台高校陸生缺額比率居高不下。2011年，台核定招收攻讀碩博士學位陸生653名，最終錄取233人，缺額率高達64%。學士班招生中，台核定招收陸生1488名，最終錄取742人。2012年情況依舊，台核定招收攻讀碩博士學位陸生575名，最終錄取310人。學士班招生中，台核定招收陸生1,566名，最終錄取679人。2013年情況稍有好轉，台核定招收攻讀碩博士學位陸生1,118名，最終錄取631人。學士班招生中，台核定招收陸生1,732名，最終錄取1,234人。值得注意的是，在首度開放的二技招生中，73所技術學院核定招生名額955人，僅174人報名，最終錄取93人。2014年，台核定招收攻讀碩博士學位陸生1,712名，最終錄取849人。學士班招生中，台核定招收陸生1988名，最終錄取1804人。

（二）院校、專業「紮堆」現象嚴重。陸生報考台灣高校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應屆高中畢業生赴台攻讀學士學位，可報考台灣私立校院和金門大學、澎湖科技大學兩所公立大學；二是應屆或歷屆的大學畢業生赴台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不僅可以報考公立大學，也可報考私立大學。從連續4年的報考情況看，大多數陸生填報的志願都集中在北部頂尖公、私立大學。赴台攻讀碩博士學位的陸生最青睞的為台大，連續4年報考率第一，其次是政大、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等知名院校。而報考學士班的陸生也將志願集中鎖定在輔仁、淡江、逢甲、銘傳、中國文化大學等私立大學。另外，陸生報考最熱門的專業當屬財務金融，其次是企業管理、外語、電子工程、大眾傳媒等。

（三）「三限六不」成為陸生赴台就學最大障礙。「三限」是指限量、限校、限領域。島內每年僅開放大學招生總量的1%招收大陸學生(約2,850名)，開放初期僅承認大陸41所一流大學學歷。「六不」是指陸生赴台就學或考試不給予加分優待、不影響島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學金、就讀期間不允許打工、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畢業後不得在台就業。上述政策造成以下影響：

第一，對陸生畢業院校、報考專業進行嚴格限制，限制了赴台陸生規模。同時，不允許陸生在台就業的規定，也影響陸生赴台就學的意願。許多畢業生一邊要撰寫論文，一邊又要趕回大陸面試，甚至還有陸生提前一年著手，往返兩岸五六趟，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

第二，不編列獎助學金和不允許打工的規定，使得大陸許多家境貧寒的優秀學子望而卻步。依台灣教育部規定，陸生學費不得低於私校收費，台灣私立大學每年學雜費約合人民幣2萬多元，住宿費約合人民幣8,000元，加上吃飯等其他生活費用，每年共需人民幣約5萬元。面對龐大的開銷，陸生不僅無法拿到獎學金，也無法打工兼職，甚至連校內研究助理也不能擔任，造成家境貧寒學生根本負擔不起，而負擔得起的學生也寧可選擇歐美、新加坡或香港等陸生政策更加開放的大學深造。

第三，陸生被定義為處於僑生和外國學生二者之間的特殊群體，享受不到二者各自享有的權益。在醫療健康保險問題上，由於陸生被定為短期「停留」身分，不符合納入健保的要求，只能買商業保險或學生團體險，而外籍學生只要在台居留時間超過4個月，就可享受健保。不少陸生在病痛時「望著高額醫藥費而在醫院前卻步」，備受煎熬。

此外，台灣規定年滿20歲才能申請手機卡，而學校又不願為其擔保，不滿20歲的陸生只能用為遊客設計的易付卡，費用比手機卡高出數倍，亦對陸生造成困擾。

台灣逐步調整陸生政策

台灣陸生政策與先進國家釋放優惠、搶奪人才的作法大相徑庭，自然無法吸引人才，也無法填補生源和財源的空白。在各方施壓下，台灣教育部終於做出調整，比較明顯的變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擴大大陸高校學歷採認範圍。2013年3月台灣教育部公布最新「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獲得學歷認可的高校，由原先41所頂尖的「985」院校，增為包含「211工程」院校在內的111所；今年2月宣布自8月起將開放公立大學學士班招收陸生，每校限額5人；4月又擴大採認大陸15所系屬音樂、藝術、體育獨立專業大學校院及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社科院等3所機構學歷，合計認可名單達129所。同時，在限量方面，之前限制在當年全台招生總額的1%（約2,850人），今年的目標是倍增為2%（約5,700人）。另外，台灣還於2013年開放大陸應屆專科畢業生赴台就讀可授予大學學位的二技，挽救瀕臨倒閉的私立技職院校。

（二）降低收費、增加學校和系所層面獎學金設置。2011及2012年，報考學士班第一個志願須繳納人民幣350元，每多報一個志願增加200元；碩博士班每報一個志願要分別繳納300元和550元。2013年，台灣對報名費做調整，報一個志願300元，報兩個以上志願統一為600元。

在降低報名費的同時，台灣還積極協調大學運用自籌經費，仿效提供給外國學生及僑生的獎學金，成立優秀陸生獎學金，並讓學校自籌成立「優秀表現或成績」獎學金，讓台灣本地生及島外學生共同爭取。2013年，聯招會官網首度設立「優秀陸生獎學金」專欄，以方便陸生查詢。

此外，台灣還將「不能打工」的規定改為，如果為課程、論文研究的一部分，或是畢業條件、所有學生一體適用，陸生就能擔任研究或教學助理，且可領鐘點費。這樣一來，既可讓陸生在實習的過程中得到更好的鍛煉，又能減輕其經濟負擔。

（三）建立健全陸生健保機制等配套措施。台灣當局已於2012年10月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案，將大陸學生的「停留」身分修改為「居留」身分，以配合健保法規定。教育部門也已協調相關部門，開放陸生考證不考照，即在證、照分離原則下，陸生可以報考技術士技能檢定，取得資格證書，但仍不能在台換照、執業。此外，台灣教育部日前預告將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草案，刪除原條文中陸生「不得降轉」的規定，以增加陸生轉系、轉學彈性；同時，陸生的學雜費規定也將比照外籍生，不需要報教育部門備查，但仍維持收費下限，即台灣公立大學收費標準的兩倍。

未來展望

目前看，台灣放寬陸生相關政策法規的社會氛圍已經成熟，教育部門也已逐步調整其陸生招生政策。未來，除應進一步放寬大陸高校學歷採認、陸生打工兼職、獎助學金的限制外，也應在以下方面加以調整：

第一，今年開放公立大學招本科生，確實吸引更多陸生報名，而公立大學志願數約占全體志願數17.6%，比率要高於招生名額所占比率，未來可考慮增加名額，進一步放寬公立大學的招生限制。

第二，今年科技校院錄取人數大幅成長，可能跟大陸開始重視技職教育有關，因此可藉此機會加強宣傳，為考生提供更多報考指導。

第三，雖然國、民兩黨黨團都對陸生納入健保表態支持，但相關法案仍卡在立法院未能通過，日前又有立委提出附帶決議，增添變數，應盡快將陸生納入健保體系，保障其權益。

第四，陸生由於缺乏相關資訊，在選校、選系上沒有方向，只能靠學長口碑、上網查詢；進校後發現報考的學校不合適想轉學，卻僅有東海、逢甲等少數私校允許陸生轉學，最受陸生青睞的私立大學如輔仁大學卻沒有舉辦轉學考。未來應考慮建立更成熟的陸生轉系轉學機制，以滿足陸生入台後的求學需求。

開放陸生赴台是兩岸文教實現雙向交流的重大事件，大陸年輕一代和台灣社會都正在藉由這個政策更好地瞭解對方。期盼台灣當局能夠盡速取消各種限制，順應開放交流的大趨勢，深化兩岸教育交流，使之更加健康、熱絡、富有成效。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實習員）

香港「占中」人數雖已大幅減少，但「占中」與「反占中」兩批人仍持續走上街頭表達訴求，也發生了一些零星的衝突，國際媒體更持續高度關注「占中」的發展。而台灣方面，因「占中」與3月的「太陽花學運」相似，在年輕人中有著廣大的回響，綠營與學運分子大力表態支持，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港府在處理「占中」的手法較為明快，普選訴求應該用和平理性的方法表達。

占中衝擊香港民生與經濟

香港回歸後，在「一國兩制」下，保有資本主義制度，社會中存在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人民當然也可以透過合法且理性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但，在「占中」爆發後，以國際金融中心立足的香港，遭到多家國際信評機構調降信評，不僅商業辦公大樓遭到波及，許多店家也被搞得無法做生意，整個經濟及民眾日常生活遭受嚴重影響。因此，據香港媒體統計，有高達六成的民眾反對「占中」，但基於工作等因素，無法挺身而出，其中更有高達近八成的民眾擔心香港的經濟被波及。

比較台港兩場學運

回過頭來看台灣，台灣早已實現港人所追求的普選，但台灣年輕人卻不相信普選產生的立法委員及代議式制度，從而進占立法院長達24天。

對於香港學生上街一事，台灣學運分子紛紛表示支持，更發起聲援活動，其中包括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的集會，以及至香港駐台經貿辦事處的靜坐抗議。

與香港比較，台港兩邊政府對於訴求均展現出對話的誠意。「占中」學生雖在交涉中與港府有些摩擦，但至少是願意溝通的，但太陽花學運時，行政院長江宜樺走進人群中與學生對話，學生卻因對他提出的方案不滿，讓江院長無功而返。

之後，馬英九在中外記者會上，強調兩岸服貿協議對台灣的重要性及迫切性，並願意在不設任何前提的條件下，邀請學生入府會談，學生卻仍不領情，堅決要以退回服貿協議為前提，並且獅子大開口，條件不斷擴大，真可謂得了便宜還賣乖。

台大盲目頒獎遭人抗議

令人更想不到的是，事隔多月，太陽花總指揮林飛帆所就讀的台大，在10月下旬竟頒發第一屆「學生利他獎」給他。該校社科院長林惠玲表示，太陽花學運喚起民眾對於民主價值及程序正義的重視，這聽在很多人耳裡，完全不能同意。

身為台大校友的王炳忠與同樣是「反反服貿」成員的林明正，10月24日率眾前往台大社科院抗議，並斥責林飛帆為「台大之恥」，不過到了院長室，卻發現院長不在，因此請副院長出面說明，過程中衝突不斷。

王炳忠表示，台大此舉是變向鼓勵學生違法亂紀，台大社科院根本是在為虎作倀，那就乾脆頒一個「為虎作倀獎」算了。此外，王炳忠質疑，台大是一所國立大學，用的是納稅人的血汗錢，學校這種行為根本是胡搞瞎搞，太陽花學運分子霸占議會，違法亂紀及破壞公務等案子至今還沒結案，台大此舉有違社會觀感。

台大頒獎一事，看似到此為止，但若從長遠來看，必將影響學生的價值觀及行為模式。教育與法律是國家發展的根本，如果公立大學可以對違法亂紀的行為而盲目頒獎，以後大家有樣學樣，豈非要天下大亂了！

從香港與台灣兩場學運的比較來看，台灣學運分子較為暴力、霸道。或許一時間，沒有人敢質疑太陽花學運，但相信往後的年輕人讀到這段歷史時，恐怕不見得會以這一場學運為榮，它甚至有可能成為台灣民主史上永遠揮之不去的恥辱。

習近平9月底強調，兩岸的和平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然而，台灣卻有些媒體為達「反中」目的，不斷以不實報導，刻意分化兩岸的民眾。

10月15日，花蓮有5名女子在馬路上小便，這本為台灣人缺乏公德心的小事，而《自由時報》卻以〈真的在台灣！5女集體蹲地尿尿〉為標題，大篇幅書寫「台灣人常不齒中國人愛隨地小便」、「台灣準備跟中國接軌了嗎？」等語。不文明的事舉世皆有，台灣人犯錯，改進便是，然《自由》偏要將此事與大陸牽扯，讓陸客為此事墊背，險惡之心昭然若揭。

無獨有偶，10月20日，《蘋果日報》以〈沒公德心 101又見陸童桌邊尿尿〉，大版面抨擊，甚至以「動新聞」報導此事，廣泛散播陸客胡來。隨後，當事人澄清，她是台北人，男童也非當眾尿尿，是因男童打翻玻璃杯的水，弄濕了褲子，當事人在幫男童更換褲子。《蘋果》之後小篇幅道歉。但倘若當事人果真是陸客，同樣是換褲子，未看到《蘋果》的扭曲，能來得及澄清嗎？即便陸客投訴《蘋果》，《蘋果》會願意花同樣版面，幫陸客還原真相嗎？

從此二事件，可推想過去種種醜化大陸人的報導有多少不是真實的。在所有將陸客塑造成不文明的惡人，或未經查證便大肆渲染，企圖挑撥兩岸人民對立的報導中，《蘋果》及《自由》二報可居首位。

媒體可以有立場，但必須基於事實、善盡查證義務。《自由》主張台獨、《蘋果》強調「反中」，互相唱和，不僅以各種偏離事實的報導妖魔化中國大陸，更經常成為特定政黨及政治人物的打手，以抹黑、栽贓手法，鬥臭政治人物。

10月2日，《自由》引用《外交家》（The Diplomat）雜誌指稱「香港抗爭衝擊傾中馬政府」，隨後被國民黨證實，《自由》胡亂翻譯、加油添醋，原文中不僅沒有「傾中馬政府」的字眼，還嘉許了國民黨支持香港民主的態度。《自由》極盡所能地抨擊執政黨，便是吃定不會有人去查《外交家》原文，縱使被查出，也不能怎麼樣。《自由》對國民黨的要求道歉，根本不屑一顧。

10月19日，《自由》以大版面炒作〈權貴不吃地瓜？連勝文遭爆料亂丟民眾愛心〉，指「連勝文身為市長候選人卻沒有辦法了解弱勢，竟然將地瓜媽媽們對孩子的愛，不屑地丟進垃圾桶裡。」連營立即澄清，決無此事，並透過錄影及照片還原真相。其實，《自由》也拍到連勝文吃地瓜的畫面，卻又抨擊連勝文沒吃，簡直是自打嘴巴。原來消息源自柯文哲公民顧問團的成員，柯陣營是否下令蓄意抹黑，不得而知，可是《自由》使用不實消息亂批連勝文是事實，最後連個道歉都沒有。

這便是惡劣媒體抹黑的最佳示範。刻意扭曲、無從查證；網友爆料、事發切割；焦點抹黑、角落道歉(或拒絕道歉)。箇中高手，尚有《壹週刊》，以下聊舉數例。

10月21日，最高法院宣判民進黨及梁文傑必須賠償180萬給馬英九。肇因於2011年11月《壹》封面報導的不實內容─〈馬英九踩黑金地雷，密會地下賭盤大亨陳盈助〉，議員梁文傑緊接著批評馬英九，收取3億元政治獻金。三年後法院證明馬英九是清白的，旦只有可憐的梁文傑受罰，《壹》卻毫髮無傷，連道歉都不必。

今年5月，《壹》以封面報導〈恥辱！台灣總統要向美國納稅〉，指控馬英九有綠卡、必須向美國納稅。結果先有網友以「張無忌」之名，證明週刊胡扯，再有美國在台協會(AIT)直接駁斥，證明馬英九「已放棄其先前所擁有的永久居留身分」。可惜，媒體不重視澄清的新聞，國民黨要求《壹》道歉，《壹》置之不理。

《壹》向來態度強硬，縱使敗訴賠錢頻繁，也不願刊載道歉聲明。《壹》報導連家、馬家多次失真，前後賠償了700多萬給連家，100多萬給馬家，卻從未致歉過。

難得獲得澄清的是吳敦義和郁慕明。《壹》多次抹黑吳敦義，從2012年5月開始，每兩個月就以無證據之事砲轟吳敦義一次，嚴重傷害其人格及尊嚴，卻到2014年才刊載道歉聲明。而《壹》曾報導新黨主席郁慕明偷渡香菸、利用特權獲取暴利，經郁慕明提告，《壹》才發表道歉聲明。

台灣尊重新聞自由，卻讓抹黑文化當道。等到事實釐清後，當事人被損害的名譽卻換不回，媒體甚至不用道歉，且繼續賺取黑心錢。

10月所發生的幾件媒體極盡煽情分化兩岸、鼓動政治鬥爭，假言論自由之名，行造謠抹黑的事件，值得我們省思。大選將近，未來必定有更多逢迎或抹黑特定候選人的卑劣造假事件，我們應該更加警惕。

另外，對於不肖媒體的處置，或許可以像處置黑心油及黑心食品廠商一樣，不僅應依法罰款，也應要求其停止不實抹黑，對於持續惡意栽贓的累犯，則應要求其退出市場，不再經營媒體事業。

(作者係台大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藍博洲的文學生涯開始於台灣歷史的轉折關頭。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台灣進入了一個浪潮洶湧的新時期。就在那年年初，藍博洲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參與了關於2.28事件40周年的民眾史專輯製作小組。他的作品以2.28事件及之後的50年代白色恐怖為背景，試圖通過回溯被遺忘的歷史，向醞釀著巨變和激烈歷史/政治爭議的台灣社會發問。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中留下《幌馬車之歌》的影子，而《好男好女》就是根據這部作品改編。即便如此，在新的潮流中，藍博洲的作品面對更多的可能是漠視、拒斥和有意識的遺忘。

1949年兩岸分治的形成是台灣歷史的分水嶺。這個分水嶺的意義需從兩個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由於新中國的建立和國民黨退守台灣，國共內戰進入兩岸分治格局，從1949年5月19日戒嚴令頒布可看出：分治格局事實上是國共內戰的延伸。台灣戒嚴令由警備總司令陳誠頒布，距離國民政府於當年12月遷台約半年時間。前一年12月10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宣布第一次戒嚴令，台灣及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等距離國共主要戰場較遠的地區不在戒嚴令範圍內；1949年7月7日代總統李宗仁頒布第二個戒嚴令，但很快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全面退守台灣。實際上，《中華民國刑法》第100條（內亂罪）原本為1928年刑法草案的內容，1935年1月1日頒布後備而不用，至1950年台灣戒嚴開始實施，1992年修訂。兩份戒嚴令之間有明顯的連續關係，共同反映了中國的巨變和國民黨政權的命運。

其次，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兩岸進入冷戰時期。伴隨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琉球成為美軍在遠東的最大軍事基地，台灣、韓國、南越成為美國推行亞洲冷戰政策的前哨陣地。戒嚴實際上是內戰和冷戰交叉重疊的產物。由於這一陳映真稱之為「雙戰構造」的歷史條件，兩岸形成了對峙，但不存在類似朝鮮半島那樣雙重承認的國際政治。在這個意義上，兩岸的和平最終取決於能否創造新的政治，以徹底解決「雙戰」帶來的隔絕、對立和敵意。

戒嚴令頒布後，國民政府又頒布《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和《懲治叛亂條例》等。1952年頒布的《出版法》第一條規定停止集會、結社、請願，取締被認為對軍事有妨害的言論、講學、新聞雜誌、圖書、標語及其他出版物。白色恐怖蔓延整個戒嚴時期，但1950年代的鎮壓最為慘烈。

如何解釋戒嚴時期，特別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本應是台灣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有關調查並沒有像2.28事件那樣成為震撼性事件；實際上，50年代白色恐怖往往被刻意編織在2.28事件的相關敘述中，導致一般人分不清楚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繫。同樣，伴隨兩岸關係的轉變，大陸和台灣如何面對中國革命及其在兩岸的不同情勢，勢必是一個難以繞開的問題，但同樣沒有成為反思的焦點。

在藍博洲沿著楊逵、陳映真的左翼文學道路前行的時刻，黨外運動漸成聲勢。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迎來巨大變化，並在台灣引發激烈震盪。就在這一年，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一併被美國交由日方管理的，還包括在歷史、地理上均不屬於琉球的釣魚台。這一事件在北美台灣留學生中觸發了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就總的趨勢而言，這是在60、70年代反戰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潮流中產生的青年運動，它揭露了台灣對於美國的依附地位，衝擊了50年代以來的兩岸冷戰格局，或許可以視之為兩岸冷戰狀態走向終結的一個開端。

1978年12月16日，美國通知台灣即將與大陸建交。隔日，蔣經國頒布緊急處分令，宣佈終止一切選舉活動。12月25日許信良、余登發等人發表《黨外人士國是聲明》，要求恢復選舉，在此前已有人提出「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從1979年1月起，黨外運動與國民政府之間發生了一系列衝突，直至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黨外運動達到高潮，國民黨戒嚴體制受到嚴重衝擊，一個新的變革時代到來了。

在討論解嚴問題時，多數學者將大批留學生返台、文化討論的活躍及蔣經國的開明姿態作為主要因素，少有人意識到：中美建交不但是毛澤東為突破冷戰兩極構造而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打破國民黨戒嚴體制的關鍵因素之一。若無中美、中歐關係的巨變，保釣運動、解嚴及此後台灣的政治變化，能否以這樣的速度和方式發生，是不能確定的。然而，解嚴後不久，歷史就走到了1989年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體系瓦解時期；在美國霸權體系之外，尋找社會變革道路的可能性大大縮小了。

李登輝從制定和頒布國統綱領到完全棄之不顧，只用了3年時間(可以1994年他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為依據)，恰是這一雙重變遷的結果。在「歷史終結」的氛圍中，台灣社會在「世界民主第三波浪潮」中獲得新的定位。

如今，當人們試圖梳理學生運動和民主思想的變遷時，多半會追溯至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1960年代的《文星》、《大學》及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這個脈絡的外部，或許是較內部更為決定性的因素，那正是由美國傳入的自由主義，其特徵是在以追求民主和自由相號召的同時，共用反共的意識形態。

在經歷白色恐怖的鎮壓後，台灣左翼又面對政治生態的巨變和1989年後社會主義的衰落。1990年代，台灣經濟發生轉型，資本向大陸轉移，勞工力量下降，階級性社會運動尚未成長便面臨衰落之勢；由於李登輝國族打造工程的收編作用，儘管環境運動、農運和學運等仍繼續活動，但力量和方向已有重大變化。代之而起的，是以城市中產階級為中心的新社會運動。大多數人並不關心兩岸的勞動分工及不平等的勞資關係，而更傾向於從統獨的角度讀解兩岸關係。

圍繞統獨問題，民族認同、族群關係、國家建設，以及以此為中軸而編織新的台灣史，成為支配現實政治和歷史想像的基本要件。在新的語境中，以左翼色彩登上舞台的一代，已是由後結構主義理論、後殖民主義理論、後現代主義文學和藝術等武裝起來的、以留學歐美的青年學者為主的新生代。無論是思想資源，還是置身的情境，均與前幾代人完全不同。

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及現代主義論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1990年代的野百合學生運動，綜合了泛左翼、自由主義和其他社會力量，開啟了民主變革的歷史潮流，但從1990年代初起，伴隨藍綠體制的鞏固，台灣社會運動已被統獨問題所裹脅，連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及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雖是對台灣社會內部矛盾的回應，包含對於新自由主義經濟及代議制民主的批判，卻也反對兩岸三通和服貿協議。這些運動向新方向的突圍尚未展開，便在不同力量的驅使之下，再入老圍城。換句話說，從1950年代肅清以後，台灣左翼傳統始終處於邊緣地位。

藍博洲的現代史考古和文學史鉤沉便誕生於這一語境中。在對2.28事件、50年代白色恐怖等歷史事件進行調查的同時，他鉤沉台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脈絡，重建這一文脈與以魯迅為代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傳統的內在關係。在他的筆下，30年代左翼文學、40年代文學抗爭、70至80年代鄉土文學的展開，如巨石壓迫下的野草，命懸一線，不絕如縷。這一文脈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白色恐怖下浴血成長的生命之樹，也是在台灣政治生態巨變、左翼文學傳統邊緣化的境遇中逆風向前的車輪，其前仆後繼，宛如悲壯的史詩。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1979年1月1日，在北京與華盛頓於1972年2月28日已簽署的《上海公報》基礎上，雙方公布了《建交公報》，建立起「全面正常化」的邦交關係。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使中華民國台灣終於必須面對兩個根本問題：一是被美國「廢、斷、撤」，失去與中國大陸糾纏對抗下去的最大靠山；二是北京以國民黨為對口提出《告台灣同胞書》，正式公開了全新的對台政策（路線方向），建議兩岸以和平談判結束敵對，展開共謀國家統一的步驟。

這是1949年以來「中國問題」的最劇烈變化，但它包含有因國共反目引起內戰，導致兩岸分裂敵對（已長達30年），徒利霸權外國操作危害，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慘痛傷害的務實反省，以及撥亂反正、設法挽救的正面企圖。凡是具有正常民族認同、愛國意識的中國人，應該都會樂觀其成。

因此，全世界與兩岸的中國人，都雙目炯炯的注視著台灣執政強人蔣經國會如何反應。而蔣經國很快地以「三不」，表達了他第一時間的回拒。可以理解，蔣完全明白當年的台灣，即便處在華盛頓─北京的和解背景下，也不會因此獲得更多的「自主」，甚至反而會承受更大的監控與擾亂。「三不」主要是安美國之心，或許也有間接向北京表達「稍安勿躁」的含義。

從1979年此刻開始，「台灣     （問題）」正式變成華盛頓─北京雙方短兵相接的角力場域。但美國在台灣享有的各類優勢，遠遠超過大陸。大陸在這個鬥爭從零開始的起步階段，只有依靠/強調台灣同胞的中國意識/認同，以之做為其對台工作出發上陣的裝備。北京那樣天真的高調表白及所建構的政策/戰略，其實無異把自己的底牌過早地暴露給美國，提供它相對充裕的時間，來謀劃與進行有效的反制。「從台灣下手」是美國霸權主義長程對中國戰略中的核心要害。把台灣打造成具傷害/拆散中國功能的犀利武器，最晚可從1979年2-4月《台灣關係法》，完成美國國內立法程序後同步起動。

在今天，我們已經能夠較具體地歸納出美國此一「對台政策」的幾個重點：

首先，1970年代最初，美國在尋求跟大陸關係解凍的同時，它也進行了深入/務實的研究與分析「台灣前途(選擇)的可能」，結論是「台灣終必尋求獨立，成為新的主權國家」。其次，它附帶指出，有兩個障礙必須有效控制/排除。一是忠於蔣氏國民黨的各級（外省人居主要）職業軍官；一是台灣社會下層的（外省人二代）眷村子弟組織的黑道幫派分子。

美國霸權帝國主義在台灣的「神奇影響力」，在1984年10月以「江南案」展示了它所向披靡、壓倒性的全勝。

本文無意贅述「江南案」的各方面情節，也認為各界的追究口舌，幾乎只是遮掩、誤導這一「陰謀」真正目標的煙幕。30年之後，走過這段歷史的台灣，應能明白地接受以下事實：

一是軍事情報局的高層核心，策劃吸收並訓練當年已是台灣最大黑道幫派「竹聯幫」的領袖人物，曉以彼等「愛國鋤奸」大義，而奉派赴美執行暗殺。

二是吸收並訓練體制外的江湖好漢，組成行動小組到美國殺人，整套作業過程絕非倉促草率，各項配套環節必然費力耗時、極度機密。但刺殺工作完成後不數日，「美國警方」便鎖定國防部軍情局涉案。

三是直接後果則有：(1)蔣經國公開宣告「蔣氏政權」到他為止。這包含有太多長期一黨獨大的國民黨不得不放棄的權力。蔣在被迫交出/放手獨攬的黨國大權之同時，拔擢李登輝切入接班人位置，那個以扭曲/切割/顛覆原國民黨中華民國為主旨的「寧靜革命」，開始蘊釀發動。(2)做為蔣氏國民黨一黨獨大戒嚴體制最頑固的維權機器，也是以絕對忠於蔣氏層峰的軍方鷹犬角色，存在於台灣的國防部軍情局，被幾近於撤廢的「整肅」，固有職權遭到最大程度的褫奪。台灣社會爾後的「自由」、「民主」因此成為可能，但這也重傷了國民黨體制內的「反台獨」力量。(3)外省人二代為主幹的各地黑道幫派，被迅雷不及掩耳地以「一清專案」名義，一夕被清剿瓦解，首領人等則隨之專機/船集體移送綠島管控。

簡要綜合「江南案」在台灣引起的連鎖反應，殘酷的事實是蔣經國歷史的指日終結；國民黨固有軍事架構的政治核心保衛系統被「設計」狙擊潰敗；台灣基層社會的反台獨者被沉重打壓、嚴密控制，喪失了干涉台灣政治前途事務的能力。

目睹這些真實後果，佐以對1984年後30年間台灣益趨狂亂的觀察與理解，「江南案」詭異的發生，應該是一個大戰略布局下，一次戰術的完美操作。

江南（劉宜良）本人原來是蔣經國嫡系「政工幹校」早期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材，後來送他到美國深造就業入籍，也是國民黨長期在美國搞「布建」的陽謀。所以，江南是什麼角色，美國安全部門不可能不清楚。

把這樣的一個人，設計到一齣精細算計的「借力使力」、「借刀殺人」陰謀戲碼中，這也說明江南之死，對他個人而言，其實一點意義也沒有。它最讓人驚駭惶惑的，應是美國竟然在30多年之前，已經取得國民黨核心高層的聽命配合，幫助美國執行拔除蔣氏父子障礙，達成對台灣全面支配操控的圖謀。

30年後的台灣，藍綠政治勢力合演的「民主劇」，大概也是美國反制/拆散中國的棋子吧！

(作者係本刊主筆、退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