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去年3.18爆發的太陽花學運屆滿一周年，台灣無論是朝野政黨，或當初占領立法院的學生，無一不把周年當作一個重要的時間點，而加以回顧或評論一番。不過，一年後，一年前有些事情的正當性漸漸遭到質疑。

五十步笑百步一樣黑箱

還記得太陽花學運之初，許多上街民眾聲稱政府在簽訂服貿協議時是「黑箱作業」，並以此煽動大眾的情緒，齊聲譴責政府應該公開透明，把服貿協議中的每項細節公諸於世。不過，反觀太陽花學運的決策圈裡，多數的決議也是由少數人「黑箱」決定的，許多現場民眾根本無法參與決策，甚至連溝通的機會都沒有，這也導致許多場內外的民意無法反映出來。

學運當初關於準備退場時機的問題近來一一現形。社運人士王奕凱最近接受訪問時表示，退場的時間點及行動由不到10個人組成的決策小組決定，這形同另類的「黑箱」。另外，公投聯盟的蔡丁貴教授也曾表示，自己在活動中表示有意進入決策圈，並託人進入議場傳達意願，不過最後仍遭反對。

身為決策小組成員的吳崢，近來談及去年學運的退場時機坦然表示，當時在學運能量逐漸轉弱、外界質疑學運能力，以及立法院會即將召開等諸多壓力下，他們不得不宣布要退場。他進一步補充，那時候的宣告退場的確比較像是一個「告知」的行為，但這也是在相當無奈下所做的決定。

這些學運分子過去質疑政府，如今看來卻像是笑話一則，因為學運從一開始就反對「黑箱決策」，結果自己所採用的決策方式就正是本身極力想推翻的制度。相信隨著時間，有關太陽花學運真正的評價將一一浮現。

周年回顧活動另有訴求

3月18日太陽花學運周年，許多團體重返立法院前舉行晚會，並以音樂及戲劇等方式傳達反服貿的立場，但內容卻似乎都跟反服貿無關。晚會一開始即有樂團演出，不過歌詞內容卻多半是「台灣獨立」、「國民黨不倒、台灣會倒」，跟反服貿扯不上關係。

再來則是學運領袖魏揚與陳為廷的演講，他們兩人對服貿爭議只輕輕帶過。魏揚花了很多時間批評政府開放美牛，卻完全不提在野黨也有許多立委支持開放美牛。陳為廷則更誇張了，一開口就直接批「九二共識」，說要把「九二共識」形塑成一種髒話，他的演講不僅內容空洞，格調也很低，實有失學運領袖的高度。他還補充執政黨的兩岸政策形同出賣台灣，顯露其傾向台獨的本質。

總之，318學運周年晚會，以「民主轉大人」為標語口號，不過從頭到尾看下來，所說的反黑箱、反美牛及反自經區，主張憲政改革等等，儼然成了一場「國民黨批鬥大會」，對於真正的服貿議題反而避重就輕。

又想搞占領

學運分子當天還想回到立法院旁搞占領，他們確實占據了一條馬路，也有大量警力來維持秩序。不過，近距離觀察便可發現，人數已經大大不如從前。

回頭來看，去年整場活動並沒有達到任何目標，唯一做到的是攻占媒體版面，但一場透過暴力癱瘓政府，造成流血衝突的運動，換來如此結果，真的是成功了嗎？而令人更擔心的是，有了太陽花學運先例，未來可能動不動就有人占領公部門，也可能讓政經議題的討論淪為民粹操作，這不僅將使學運分子標榜的「最溫和理性」一步步消失，也將使民主法治蕩然無存，為台灣社會帶來嚴重的浩劫。

318學運分子宣稱，自己的犧牲能換來光榮，能為人民保住應有的權利，且不說他們是否能代表全體人民，他們所要求的「退回服貿協議」、「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一項都未達到，難道不是一場夢嗎？

細數抗戰期間，中日雙方共發生22次大型會戰，其中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戰役。

淞滬會戰是抗日戰爭中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規模最大、傷亡人數最多的一場戰役。這場發生在1937年8至11月間的戰役，中日雙方共投入了100多萬軍隊。這場戰役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速戰速決的美夢，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法西斯戰場，影響深遠。

2001年建成的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坐落於上海市寶山臨江公園內，從遠方瞭望，就可以看到一座類似黃鶴樓式的紀念塔。紀念塔寶山塔高53.6公尺，與紀念館塔館合一，共計12層，這裡就是當年淞滬會戰的主戰場。公園裡，抗戰舊址紀念碑寂寥地躺在草坪上；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所建造的和平之鐘，也聳立在一旁，彷彿在提醒著後人，切勿忘記過去那段艱苦的抗戰歷史。

雖然大家習稱「八年抗戰」，但自「一二八事變」開始，上海人民即展開了一場長達14年的抗日鬥爭。場館的一樓第一展廳，以時間序列為主軸，展出《抗日戰爭與上海》影像資料、文物與圖片，細數從1931年以來的上海抗日史，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到1937年8月13日起的淞滬會戰。

第二展廳則介紹《淞滬抗戰史事》，以大量的聲光效果及多媒體的技術，讓參觀者心理產生巨大衝擊，其中「小英雄方塔就義」故事，讓人印象深刻：

陽家橋小學學生夏秋生懷著國仇家恨，在方塔牆上寫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後被日軍生擒，投入河中，後被家人救起，但日軍再度前往其住處，把他帶到方塔牆前，以刺刀活活捅死，年僅12歲。在今日上海中山小學內，夏秋生的雕像，陪伴著抗戰歷史，不被遺忘。

在上海對日抗戰期間，發生了4次日軍對平民的屠殺。第一次是1937年8月23日，日軍在羅涇登陸後，屠殺聞家宅，更有孕婦胎兒被日軍從腹中挑出砍頭；而石家宅男女集體以鐵鍊綑綁，活活燒死；在不到100天的時間內，屠殺平民2千餘人，佔總人口的八成。第二次屠殺在1937年的11月5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後，以槍刺、砍頭、肢解了千餘名老百姓，所謂「在金山衛，每家都有一本血淚帳」。第三次屠殺在1940年4月14日，日軍在青浦地區展開為期13天的大屠殺，許多村民被日軍當作活靶進行射擊練習，死傷無數，許多鄰近村莊成了「無人村」。第四次大屠殺在1940年7月，崇明地區「周圍數十里，已成一片焦土，全縣精華，悉遭焚如」，村民遭到集體殺害，最小者只有3歲。這些史實在紀念館內完整地呈現。

走出紀念館，在館內被壓抑的情緒，有被瞬間釋放的感覺，沿著「淞滬魂」主題牆走下來，刻畫著上海抗戰的各種場景映入眼簾，再往下走，「淞滬軍民抵抗日軍侵略」的大型雕塑，標誌著當代中國人民依然堅強的抵抗外侮。忽然覺得，看著在公園內悠閒散步、運動的人們，讓我們更加緬懷過去那段血淚的歷史。

今年1月，上海大規模地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淞滬抗戰紀念館舉辦了研究淞滬抗戰史的活動，並決定於今年內出版一系列的專書與影視作品。

此外，該館在去年10月開始一系列的擴建工作，希望把淞滬抗戰紀念館提升為「淞滬抗戰歷史展示中心」、「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基地」、「淞滬抗戰歷史研究基地」，以全新的面貌，向世人展現過去那段屬於中華民族的、屬於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抗戰歷史。70年過去了，對日抗戰的歷史依然不朽，中國人在外敵前展現的精神，仍舊不屈。

（作者係青年社運工作者）

美日聯合損害中國權益由來已久，其戰略焦點是在台海注射分離主義。自1895年清廷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的《馬關條約》、1951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到近年解釋《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等，無不可見美國伸手操弄其中。

美國「重返亞太」，先以「中國威脅論」造勢，再順勢強化美日同盟的份量，並以分斷的台海現狀為支點，直入中國邊界。從地緣上看，北京設下東海防空識別區，而不急於推出南海防空識別區，是分辨了其中輕重。日本遠在東北亞，美國卻邀它到南海「空巡」，當然是讓亞太國家自相鷸蚌。南海紛擾的相關鄰國多為小國，機會主義性格較重。日本固然想藉機重溫「大東亞共榮圈」，但那些南海鄰國不是沒在二戰時嚐過日軍共榮的滋味，很難想像他們會歡迎這種歷史情景再現。

除了日本，自東亞到南亞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受過新舊殖民主義的迫害，而在反殖民鬥爭的時代都是同盟關係。日本脫亞入歐，迫害亞洲手足的歷史，無從狡賴。美國在二戰後幫扶日本，分化亞太國家，自朝鮮半島、台灣海峽、中南半島乃至印度半島，歷歷在目。過去美國聯手蘇聯打碎歐陸，奪取全球霸權；又曾聯手日本衝垮亞洲，宰制亞太秩序。後來美蘇反目與之前的美日反目一樣，盟友成敵人，敵人再成盟友，端視對象是否臣服於美國的利益。俄國如今不甘臣服，就招來美國壓力，可為說明。南海鄰國們難道會好了傷疤忘了疼，去膜拜「殖民高級論」而臣服日本的南進？

簡言之，美日同盟是冷戰產物，矛盾區域在東海，而過時產物無法適應東海和平發展的新需求，美日同盟的強化反證新舊殖民主義的技窮。南海紛擾則是戰後反殖民國家之間，經過外力因素，而被放大的內部利益矛盾。正因為東海技窮，美日同盟唆使越、菲、澳等國在南海攪和，阻止「一帶一路」的影響坐大。這說明了美國「重返亞太」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聯手扈從者，去分化不臣服於美國利益的國家的慣技。

北京目前在南海方面使的力，應該是聲南擊東的戰術，是東海發展戰略的一個手段。若北京被誘使將戰略重心南移，則不但成全、擴大了日本的勢力範圍，還將導致亞洲的反殖民盟國之間的自相毀滅。反之，東海方面的矛盾國家只有美日兩國，且美日間的矛盾未必小於中日。畢竟中國人可沒飄洋過海去東京屠城；駐軍日本和原爆日本的都是美國大兵。日本愈否認侵略罪行，就愈跟美國人過不去；但若反省侵略罪行，又自認難以成為東亞大國。

日本擴軍的唆使者是美國，打擊者也將是美國，一如二戰前後的歷史。並且，日本擴軍幾無扈從者，卻增加北京強軍的正當性。今年中俄將舉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大閱兵，就是個警告，長白山上的東風導彈不是擺設而已。若日本擴軍引發戰爭，將自毀5年後的東京奧運甚至整個日本全國不說，東北亞的亂局會讓減輕美國壓力的歐陸、俄國和印度趁機雄起，中亞局勢則將令美國顧此失彼，失去依託的美元將提前出局，霸權可能就此終結。美國豈會容許這種新局出現？

美日同盟相互綁縛手腳，已難在新世紀有多少正面作為。亞太國家為因應和平發展的新需求，勢必要脫去冷戰包袱，這會具體表現在東亞地區自北到南種種人為線條的解放，包括台海中線。然而，正是為了遏制中國主導的亞洲國家興起，台灣作為美國霸權的戰略籌碼，極可能被人為地點燃戰火引信，讓始終覬覦南進利益的日本，與中國大陸爆發武裝衝突，台灣則將成為犧牲品。遠在大洋另一端的美國，在甲午戰爭、八年抗戰，收成了東亞和東北亞戰略利益；若中日戰火再起，後果當然也不會例外。這就是美國「棄台」戰略的正解。

真正愛台灣的人，或成天吹捧台灣的人，為了避免同胞生靈塗炭，何不勇於「棄美」？美國千方百計遏制一個全球1/5人口的國家興起，無非是恐懼自己獨占的豐厚資源被要求均霑雨露，所謂正義、和平、民主、人權云云，於此並非「普世價值」。反之，源於漢明兩代思維的一帶一路、共造共享戰略，以及相應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才是台灣揚棄冷戰遺緒，在這場中西文明持久戰的機遇中，共襄中華民族復興與人類和平的新選擇。在這種視野下，我們可以清楚審視意在大選的男男女女，是和平之星？還是戰爭販子？

（作者係自由撰稿人）

1894年中日甲午戰役，我國慘敗，次(1895)年乙未4月17日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日軍立即兵臨台灣，5月29日於台灣東北角澳底登陸。

1895乙未之役死傷慘重

是時，朝廷已下割台之詔，令在台所有文武大小各員，著即內渡，清軍不乏遵旨內渡。惟為保衛台灣，亦有數以萬計官兵抗命。湘軍、淮軍、粵軍和台勇、客勇等部合組「義軍」，聯合從事武裝抗日；斯時，日軍一路南下，縱橫屠斬、遍地死屍、焚燬民宅、火光甚至綿延數里。

期間，台灣客家義首吳湯興、姜紹祖、徐驤、閩南秀才林崑岡、楊文豹、林碧玉父子，與湖南、安徽、廣東等外省官兵如總兵陳得勝、副將楊載雲（楚人）、黑旗軍統領吳彭年（浙江）、統領楊泗鴻、黑旗軍親兵管帶袁錫清、幫帶林鴻貴、營弁李士炳、沈福山等，均率部力戰日軍身死。

斯時，「義軍」因係諸軍聯合，組織混亂，自亂陣腳，訓練不足，甚至草野農夫，散則為民，聚則為兵，所用武器是落後的火藥槍；日軍則是混合兵種的近代化部隊，其侵台「南進軍」編制就包括步兵、騎兵、機關砲隊、野戰砲兵、野戰電信、工兵、彈藥隊、輜重隊、野戰病院、甚至有測繪地圖部員等。武器則是配備無煙火藥的村田銃槍枝，近衛師團更配備可連發的改良式村田槍枝。機關砲（機關槍）每分鐘可射 600發子彈，野戰山砲榴彈與榴霰彈的威力更是前所未見，外加日軍訓練有素，如此優勢武力，義軍遠非日軍對手。

在中日武備如此差距下，乙未之役是一場毫無勝算的戰爭，但自三角湧（台北三峽）、大嵙崁（桃園大溪）、新竹尖筆山、彰化八卦山、至西螺、土庫、嘉義等地，義軍仍輾轉反覆，血戰日軍。

日軍於10月20日兵下台南，占領全島，期間各個戰鬥，義軍動輒陣亡七八十人、甚至數百人，然而日軍陣亡卻僅數人。整個乙未之役，義軍拼死抵抗，迫使侵台日軍動員當時日本常備師七分之二的兵力，其中軍人49,835人、軍伕36,214人，合計86,049人。是役日軍戰死164人，但義軍陣亡則達14,000人之多，中日兩軍陣亡比例是85：1。義軍氣壯山河，惟其屍骸「徒委諸白楊衰草之間，中朝未下旌忠之詔，豈不哀哉！」。

1896-1902武裝抗日

乙未之後，台灣民眾仍風起雲湧，先後發動長達7年（1896-1902年）之激烈武裝抗日，及後續零星武裝抗日，前仆後繼。斯時，日帝出動軍隊、警察和憲兵聯合作戰，對台灣的武裝抗日展開大規模鎮壓與屠殺；1896年1月鎮壓宜蘭，誅戮義軍民人1,500人、焚燬家屋約10,000戶，宜蘭平原大半化為灰燼。2月於台北三角湧、大姑陷、桃園、新竹、苗栗間，舉行大掃蕩，日日搜獲敗兵，隨即燒燬家屋，殺戮數以千計。6月南下大平頂、雲林（斗六），凡兵煙之下無不盡成肉山血河，不分良匪，幾千房屋付諸一炬，殘煙死灰未滅，滿眸極其酸鼻。雲林簡義不忍坐視日軍虐殺無辜，起而號召，民眾蜂起響應，日人亦報復凌厲，雲林地區家屋被焚者計共4,947戶。1898年11-12月，日帝軍、警、憲聯合出擊中南部抗日分子，殺戮2,043人、傷者無法計數、燒燬房屋2,764戶，腥風捲煙，舉目悽慘至極。

1902年，在日人優勢武力壓制下，抗日志士退據山區，食糧斷絕，甚至吃草為生。日本殖民當局乃威脅利誘抗日夥眾歸順。是年5月25日，日本當局分別在林圮埔（南投竹山）、斗六、嵌頭厝、西螺、他里霧（雲林斗南）及內林等六處警察派出所，同時舉行歸順儀式，背信集體誘殺歸順者共243人。日軍和憲兵旋於30日夜半包圍後壁林，強行突占城堡，誅戮林少貓等122人，續於鳳山與屏東等地搜索，五天內殺戮疑者達400人。日本台灣憲兵隊以林少貓之死為鎮壓的告一段落，謂「三百年來台灣之癌的土匪（抗日分子），至此全歸絕滅」；總計1897-1902年間，遭日本當局殺戮的抗日分子高達11,950人。

1913羅福星事件

面對日軍殘酷的屠戮征服，台灣志士武裝抗日仍持續至1915年止，期間重要者有1907年11月北埔客家蔡清琳事件、1913年1月客家華僑羅福星事件、1913年12月東勢角賴來事件、1913年12月大湖張火爐事件、1914年2 月南投陳阿榮事件、1914年5 月六甲羅臭頭事件，以及1915年8 月噍吧哖余清芳事件。

羅福星，廣東鎮平縣客家人，於1912年12月抵台後在台北與苗栗招募「同盟會」黨員，1913年12月19日遭人出賣被捕，1914年3月3日在台北監獄絞首處決。本案最令日人震撼之處，是其具民族主義論述，因為羅福星在台招募黨員時，除曉以民族大義和介紹其個人革命經歷外，並以具體事例說明日本暴政，喚起民眾仇日之情而慨然入黨，尤其他再三言明革命黨之目即在驅逐日人，俾使台灣歸復中國。全案逮捕共412人，其中包括上流社會人士，日本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稱，這些有資產有學歷的革命志士被捕後，泰然自若，多無悛改之色，蓋彼心中先以死自期也。

1915噍吧哖事件

1915年8月在噍吧哖（今台南玉井）爆發余清芳領導的武裝抗日事件，令日本殖民當局極其震撼。因為，這是日本殖民統治20年後，居然仍發生數百人的武裝抗日事件，故鎮壓更加兇殘。

余清芳被捕三天後即開始公開審判，10月30日終結，全案被告1,957人，判處死刑866 人，亦即以法律形式施行大規模殺戮，藉以威懾台人，惟也反映日本當局對此事件的震駭。後來，因為日本國會質疑台灣總督處置失宜，總督安東貞美乃藉大正天皇登極頒布大赦令之機，宣布減刑，將死刑改為無期徒刑，但已有95名死刑犯被處決。

本案領導人余清芳17歲時，與羅俊41歲時，均曾參加乙未巨變的義軍，浴血戰場，後復親歷台灣慘遭日寇屠戮蹂躪，故引為同心，締盟攜手於全島發展反日武裝力量。余清芳、羅俊等烈士臨刑前皆從容就義，連日人亦不禁讚云「及至宣佈執行死刑之際，毫無留戀不捨之狀，首魁以下數十人，皆從容登上絞首台」。

無可諱言，歷經連續20年的血腥鎮壓，武裝抗日志士可說也犧牲殆盡，復經此次大肆逮捕、判刑的震懾，台灣漢人武裝抗日運動亦告終結。1915 年後在台漢人的抗日方式，也轉型為從事社會文化的非武裝抗日。

(作者係本刊主筆、世新大學任教)

2000年陳水扁上台主政後，加快了「法理台獨」的步伐，拋出「一邊一國論」，鼓動「公投制憲」，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面臨嚴峻的挑戰，兩岸關係瀕臨戰爭的邊緣。在那嚴峻的當口，2005年3月14日，大陸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以應對當時緊張的台海局勢。

《反分裂國家法》不是發動戰爭法，而是防止戰爭法。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制定該法是「為了促進祖國和平和平統一，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所以，該法是維護台海和平與「一個中國」框架的重要法律保障，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法律基礎。

運用法律來應對和處理兩岸緊張局勢，表明大陸領導集體反對台獨的堅定決心。因為有《反分裂國家法》的存在，一旦出現台獨重大事變，不是哪個大陸領導集體想不想採取軍事手段的問題，而是怎樣依法迅速採取必要措施遏制台獨的問題。換言之，大陸領導集體有恪守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法律職責，必須依法處理台獨重大事變。

《反分裂國家法》立法後，兩岸關係發生了歷史性深刻變化，這包括在破解兩岸政治難題，推進政治對話方面：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日益活躍，廣泛探討兩岸關係中政治、軍事、涉外事務問題的解決條件和途徑，營造有利於兩岸政治協商的氛圍等。

2014年中共18屆4中全會又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顯示，大陸不斷推進對台方針政策法制化進程，未來將更增強運用法律手段捍衛「一個中國」框架、遏制台獨，也希望在更深層次上促使兩岸民眾心靈契合。

《反分裂國家法》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扮演著「守夜員警」的角色。只要沒有分裂活動，該法就處於休眠狀態；一旦出現台獨分裂活動，該法就會被喚醒。

倘若2016年台灣再次實現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後，繼續像陳水扁時期一樣從事台獨活動，那將是高度危險的動作。一旦觸碰到大陸劃設的紅線，大陸將「依法處置」。

眾所周知，今日大陸貫徹和實施《反分裂國家法》的作為和能力，已是十年前所無法比擬。

十年後的今天，大陸的綜合實力已位居世界前列，國防、外交、經濟等實力大幅增長，這些均為貫徹和實現《反分裂國家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基礎。但只要兩岸關係能沿著和平發展的軌道運行，《反分裂國家法》將永處於沉睡狀態。

2015年3月上、中旬，大陸召開的全國政協、全國人大12屆3次會議（簡稱「兩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為何大陸每年都在春暖花開之際舉行盛大的政治性集會呢？除了暢談全年工作計畫安排，聽取「一府兩院」工作報告之外，政協委員提案和人大代表議案的提交，也是召開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此，通過簡要梳理近年來兩會的各類提案，有助於我們全面把握這一制度安排的特殊之處。

規範運作是前提

如何使各類提案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呢？毛澤東曾講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形式提案既需要與大眾民意充分溝通，也離不開相應制度的規範。分析近年來兩會的主要提案，可以大體把握政協委員提案或人大代表議案的基本情況。

一是提案產生形式多樣化。從提案產生形式來看，目前兩會提案既可以在會議期間集中提交，也可以在其他時間自由提交。針對兩會期間提交的提案，要求在規定時間內由個人或集體形式提交。其中，以人大代表團名義提出的議案，需要由代表團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30名以上代表聯名也可以提出議案。但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提請，所有提案或議案應有案由、案據和方案；案由要明確清楚、案據要充分合理、方案則要具體可行，一事一案。可見，任何一件提案能否獲得通過，是需要經過充分論證和廣泛調研的，而不是依靠主觀臆斷或個人知名度。

二是提案數量穩定。近年來，兩會中的人大代表議案數量大體穩定在500件左右，波動不大。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能夠當選全國人大代表者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提交相關議案需要充分調研和慎重考慮，而不能製造太多「雷人」或無效的議案。據統計，在2015年全國人大會議上共收到522件議案，而在2013年召開的12屆全國人大1次會議上，代表共提出議案401件，為1991年以來數量最少的一次。相對應，全國政協會議並非國家權力機構，而是彙集民意的最高平台，由來自各民主黨派人士、明星委員和突出貢獻者等組成，所提請的提案數量相對較多，不乏一名政協委員提交多個提案的可能性，比如2015年政協會議共收到5,857件提案。

三是提案涉及內容廣泛。由於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來自社會各個領域，他們的提案也基本觸及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這能夠使所有現實難題都會被大會所關注。2015年全國政協會議提案，主要涉及經濟發展、政治法律、社會管理、文化宣傳、醫療體育、資源環境等14大類；相對應，人大會議提案則集中在8個領域，關注民主政治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三農」問題、生態環保和資源綜合利用、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法律有效實施等。這些領域都是當前大陸社會所亟待改革的關鍵領域，需要通過集體智慧出謀劃策。

提出對策是關鍵

充分調研是為了發現社會問題，而如何解決問題，則體現了提案的品質高低。如果僅僅發現問題而提不出化解之道，或所提對策難以執行，那麼這種提案的意義和效力將會大打折扣。具體分析2015年兩會的各類提案，主要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要求重視地方利益。在不少委員或代表的提案或議案中，一些與行業或地區利益密切相關的老問題被反覆提及，目的是希望通過公開呼籲，引起上級機關重視並盡早解決。但有些提案所涉及的都是深層次的結構性難題，並不一定可以順利解決。比如針對地區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一些來自中西部地區的委員或代表建議加大對落後地區的投資，希望側重教育、醫療、財政轉移支付等問題。在教育公平性的問題上，來自河南的人大代表多年連續呼籲教育部應關注人口大省高等教育發展滯後的情況，希望能夠在985和211項目上予以扶持等。其實，這些長期存在的資源配置不均衡問題，很難在短期內解決，而只能隨著整體經濟發展而逐步克服。

二是提出應對之策。對一些涉及社會大眾切身利益的公共議題，不少委員或代表借助兩會平台大力呼籲，尤其是集中在就業、創業、教育公平、三農、醫療衛生等民生方面。與此同時，隨著公車改革、養老「並軌」等問題逐步解決，這些提案在2015年兩會上悄然由「熱」轉「冷」。在環保問題日漸嚴峻的背景下，全國人大代表馬化騰憑藉騰訊公司董事局主席的特殊身分，在議案中具體規劃了環境治理藥方，建議加快移動互聯網在民生領域的普及和應用，把人和公共服務連結起來。

三是關注長遠問題。在會議召開期間，有不少委員和代表提出涉及長遠發展的宏觀議題，比如「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消除霧霾等都是熱點議題。提出這些提案並形成相應對策需要專業知識，都是關乎全域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因而這類提案並非針對宏大議題進行簡單論證，而是對一些新情況、新進展提出建議。比如針對農村發展問題，有代表提出加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和財政補貼力度，並在立法層面提出不少具體建議，如修改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物權法、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等，制定農業保險法等。

吸納民意是目的

從本質上講，任何社會的普通大眾都很難親自參與政治生活，而需要具有專業才能和熱心公益的特定代表來匯集民意，這種作法在西方社會主要是通過大眾直接投票，選舉各級議員來代表民意。在兩會機制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承擔了民意代表的職能，他們所提交的各類提案或議案與社會民意息息相關，這就是社會大眾間接參與政治生活的直接體現。從目前兩會提案的效果來看，儘管提案數量相當龐大，但仍然有不少參會人員對現實民意把握不夠全面，提案品質和成果轉化率也有待提升。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兩會民意代表都是工作之外的社會兼職，並未因擔任民意代表而獲得報酬或配備助手，這使得不少委員或代表缺乏動力去開展基層調研活動，而只是將此作為一種彰顯自身社會地位的榮譽。同時，在產生方式上，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皆通過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他們多是來自各行各業的精英人物，與底層社會民眾較少直接聯繫，這也造成提案內容與大眾期望存在一定的落差。

在社會維穩壓力日益攀升的大陸社會，如何將大眾民意納入政策是一個重要的時代議題。顯然，通過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來緩解社會矛盾的作法尚未充分展現其實效，要加強其功能，應該在制度設計上做一些調整，比如將部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專職化，提供專項經費，支持他們從事走訪調研活動等，這些作法不僅能滿足社會大眾的政治參與熱情，也有助於提升政府決策的品質和行政效率。總之，從大陸政治發展的長遠利益考量，應進一步強化兩會民意代表的政治地位，鼓勵他們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提出高品質的提案，這對形成大陸特色的民主政治是有積極意義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大陸3月召開的「兩會」上，《立法法》的修正備受關注，這是《立法法》頒布15年以來的首次修正。

在大陸，《立法法》的地位僅次於《憲法》，被稱為「管法的法」，屬於憲法性的法律，對於規範各級人大、政府等公權力機關的立法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詳細分析《立法法》修正的內容及其作用。

修正的主要內容及其解讀

大陸現行《立法法》是在2000年頒布實施的，內容涉及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等的制定和修改。上述法律法規的立法主體，分別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各級地方（主要是各省和直轄市和較大的市）人大、民族自治區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各組成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立法法》對這些政治主體的立法資格、立法權限、立法程式等均有詳細規定，以實現立法法定原則。

《立法法》的修正工作其實早已啟動，並反復經過調研、論證、徵詢意見、修正，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年便公布了《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在這次兩會上進一步將其交由全國人大代表討論和表決。具體來看，此次《立法法》的修正主要涉及以下內容：

（一）第10條修改為「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但是授權決定另有規定的除外」、「被授權機關應當在授權期限屆滿的六個月以前，向授權機關報告授權決定實施的情況，並提出是否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廢止法律的意見；需要繼續授權的，可以提出相關意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定。」該條修正對於規範立法的過程中，人大和政府的授權和被授權行為具有重要作用。以徵稅為例，長期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並未制定專門的稅收法，而是將其授權給國務院，由國務院具體制定稅收條例。此條修正之後，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政府的授權就相應的有了五年的期限，這將促使人大及時立法，或適時重新審議對政府的授權立法。

該條修正還有一個重要意義，是強化了「稅收法定」原則。也就是說，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需要據此重新審查對國務院有關徵稅的授權行為，而不能無限期授權。那麼，國務院制定的徵稅條例可能有部分要上升為法律，有部分將面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新審查和重新授權，個別不合法的徵稅條例則有可能被廢止。

（二）增加「設區的市」這一新的享有立法權的主體，「前款規定的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本省、自治區所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等因素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以往「較大的市」係指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國務院已經批准的較大的市，全國共有49個，增加設區的市之後，享有立法權的城市將擴展到280多個。這反映了對地方的放權，將進一步增強地方立法的自主性。同時，「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於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項」，這又表明了立法法定原則，較大的市的立法權受到嚴格限制。

（三）增加「部門規章規定的事項應當屬於執行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的事項。沒有法律、行政法規依據，部門規章不得創設限制或者剝奪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的規範，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的規範，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該條修訂體現了立法法定原則，即沒有法律的授權，國務院組成部門不能任意立法，隨意出台部門規章。

修法有助推動依法治國

《立法法》的修正對於大陸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具有推動作用，具體來看，《立法法》的修正具有以下作用：

（一）實現良法善治。一方面，《立法法》的修正可以進一步規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立法行為，促使其完善立法。《憲法》規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立法權的主體，其可以根據情況將立法權授權給政府。但是，授權立法並不應該成為人大及其常委會長期不立法的依據，授權立法時限的規定將促使人大及其常委會規範授權立法行為，充分發揮其立法主體的立法職能，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法律基礎。

另一方面，法治的前提是法本身要是良法，只有良法才能實現善治。《立法法》的修正為人大及其常委會監督政府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法律基礎，可以進一步規範政府的立法行為，保證政府立法本身是良法。依據《立法法》修正案的規定，政府若隨意立法，將會面臨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據《立法法》的嚴格審查，一旦立法行為本身不合法，政府立法就可能被撤銷。

（二）強化權力法定。依據憲法和法律，公民的權利由法律加以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剝奪，即「權利法定」。對於公權力機關來說，《立法法》的修正則有助於進一步強化「權力法定」。2014年，大陸深圳市政府的機動車限購令引發廣泛爭議。政府一方認為深圳市的機動車增長太快，因此需要出台限購令；而普通公民則質疑政府的機動車限購令無法理依據，是政府的粗暴、慵懶治堵行為。

《立法法》修正後，政府立法行為必須嚴格依據《立法法》的規定執行，做到「權力法定」。如果違反《立法法》的規定，可以提請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其審查和撤銷。在大陸，雖然目前尚沒有完善的違憲審查制度，但中共18屆4中全會明確提出「依憲治國」，《立法法》本身具有憲法性法律的性質，因此以《立法法》審查人大和政府的立法權，實際上具有違憲審查的功能。

（三）推動依法治國。中共18屆4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依法治國的前提是要有法可依，因此，可以預測在未來一段時間，大陸必然加快各領域的立法，以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立法速度過快、立法過於隨意、立法權被濫用等現象，造成所立之法未必盡是良法。《立法法》的修正對於公權力機關在立法時不違法具有防範作用，可望從而保證大陸依法治國能有序有效地推進。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中國大陸崛起以來，自2014年開始轉進經濟放緩的「新常態」國家發展階段，不少跨國機構已預測，中國經濟成長率水準將在很短期間內，就要步入6%以下新時代。不過，李克強總理仍然把2015年國家經濟成長率目標值設定在7%；可以說，李克強這一決策所代表的是，2015年將是中國政府在經濟國政上，邁向「積極保七大作戰」的新一年。

產業經濟是核心引擎

從習李體制開始掌政的2013年到今天，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對應「新常態」經濟時代的基本戰略作法，已然調適轉向於著重在兩個主軸基點上：一是宏觀經濟，以促進消費戰略，來維繫內需市場經濟的動能與活力，二是微觀經濟，以服務業貿易發展取代既往36年全盤倚賴製造業產品出口，作為中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傳統經濟國政之骨幹策略方法。

當然，這兩個新興國政典範策略的作為方式，勢必帶動整個國家產業經濟結構的重大轉型變革，也勢必會延伸出許多新生挑戰與新興的市場大機遇。不過，有一個未曾改變的基本理則是，對於「新常態」階段的國家經濟成長基礎動力，中國政府還是繼續設定，以產業經濟部門作為領銜帶動的核心引擎。

其中，尤以典範移轉地改用服務業來取代製造業，以作為「新常態」階段的國家經濟成長骨幹主力，中國將積極運作這項嶄新的經濟國政策略，以驅動整個國家經濟成長，乃至作為亞太區域經濟甚或全球經濟復甦的領頭羊動能，在最近已變成世界性焦點課題。而中國這一領先策略性動作，也確實值得特別重視。

七年前，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後，「新興市場經濟體即將取代歐美日先進國家的地位，成為引領全球經濟恢復秩序並回返正常復甦軌道之骨幹主力」的論述，曾經一度成為顯學，特別是，國際社會對於金磚五國BRICS所抱持的期待高得異於過往；然則，這種「開發中國家即將快速趕超先進經濟體」，甚至於「帶起先進國家經濟來跑」的樂觀評斷，及其所含帶的特有興奮氛圍，卻在2013年美國聯儲會Fed正式對外宣布QE退場政策之後，迅即消逝無蹤。

出口導向工業化失靈

造成這種巨大轉折的背後，主要是受到一些國際發展經濟學家，在最近提出兩種宏觀的前瞻性論證說法的影響。

第一個說法是，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大衝擊之後的全球經濟市場體質，幾乎造成所有開發中國家既有的經濟成長模式，都變得根本不合時宜，其所引導的經濟動力，根本不足以繼續成為帶動全球知識經濟社會全面復甦的主導力量；

第二個論述是，曾經在20世紀前半的50到60年間，許多落後農業社會經濟遽然快速脫貧致富，並無一例外都能夠致其整體社會躍升轉變，躋身成為真正現代化國家的，這種極具「歷史性正確」的「出口導向工業化經濟策略」，在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衝擊後，悉數遭到根本的損毀，使得這一類型的經濟國政策略，陷入莫大泥沼漩渦中。

領先變革經濟成長模式

因此，當中國經濟發展首先面臨「新常態化」的急遽放緩挑戰，緊跟著整個金磚五國BRICS經濟，均告一齊步向下頹落的新情境態勢之下，以發展服務業來取代既往製造業所扮演的角色，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成長的主力動能，乃至做為帶動世界經濟復甦的領頭羊」的理想與論述，就成為以世界銀行為首的跨國機構組織，以及不少新興市場經濟體政治領袖們，面對新經濟階段的新願景，他們甚至一致認為，這一方向可作為所有開發中國家產業經濟發展國政的新策略。

形成這種想法與策略性作法的提議，其背後的導引驅動力量，主要還是受2000年以來，全世界普遍化可見的服務業生產力加速躍升現象的鼓舞，同時也可普遍見到「服務業部門無條件地迎頭追趕，超越了製造業生產力成長率之新趨勢」的重大啟發，尤其當全世界都可以具體看到，「越是既往勞動生產力偏低的國家，越是今天服務業生產力成長相對更快的國家」的現象，也就更加引起世人的矚目了。而第一個將這種想法與策略性作法，化為實際經濟國政的就是中國大陸。

服務業大國的轉折點

以公共政策手段，逕直採取以服務業發展取代既有製造業領軍的角色，作為國家經濟發展主力動能思維的「新經濟成長模式」政策，應該是習近平、李克強掌政後第一個最重大的經濟國政變革，在戰略作法上，有兩個主軸：第一是服務業國際化或服務業全球化，第二是服務業內部化或服務業內需化。

大陸一方面以積極城鎮化(urbanization)策略，擴大落實「不可貿易服務業」(non-tradeable services)在內需市場的深化與普及化程度；另一方面則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促進以金融業為主的「可貿易服務業」(tradable services)水平式國際化的平台，同時用加速建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並及時成立兼具主權基金與私募基金特質的「絲路基金」，兩相搭配支撐「一帶一路」新絲綢之路的戰略計畫，促進中國大陸本土民間為主體的工商專業服務業(business and technical services)等，具有高度國際化特質的另類「可貿易服務業」，進行縱深式的西向大發展。

習李政權第一份清單

這兩方面服務業產業的積極擴張計畫，當然是為了要彌補或沖銷「製造業嚴重產能過剩」、「出口貿易部門受阻鈍化」，以及經濟發展「新常態化」所產生的「國家經濟動能缺口」。不過，這一項新經濟成長模式戰略政策，能不能真正奏效成功，似乎有待2015年下半年起的執行結果。

習李掌政後這一首要的經濟國政變革，溯自2013年底開始啟動以來，以城鎮化與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為破題的每項政策措施，其採行及落實推動的任何行動作為，幾乎無一不都動見全世界觀瞻，尤其是上海自貿區的第一階段三年試點成功檢核點，早已設定在2016年，馬上就要屆至，整個經濟國政變革的可能成效如何，以至是否能夠確保2015年積極「保七大作戰」的必然成功，在在都即將要讓全世界睜眼見到真章。

當然，這一項「新經濟成長模式」戰略政策，也將是中國經濟發展，從世界工廠的製造業生產大國，成功轉變為世界商務中心的服務業貿易大國，極其重要的契機轉折點。當然，也因此特別受到全球經濟社會的共同關注。

（作者係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美國總統選舉起跑越來越早，但令人感到沮喪的是，似乎越來越空洞。有媒體已迫不及待地「欽定」希拉蕊‧克林頓為民主黨2016年總統大選的「不二人選」。共和黨這邊有十餘人躍躍欲試，但上一屆的總統候選人羅姆尼(Willard Romney)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讓賢之後，共和黨的大腕們目前看好前佛羅里達州長，前兩位布希總統的兒子和弟弟傑布‧布希(Jeb Bush)。這種太早的認定使得美國選民在2016年大選，將再度看到克林頓和布希家族對決的大戲，證明金錢和巨頭政治正在腐蝕美國的民主。望族和大財主的結合，很容易嚇跑潛在的挑戰者，也讓億萬富翁和大財團總裁更易收買選舉。

大多數美國人很少有時間注意新聞或華盛頓的政治辯論。透過媒體對於初選候選人辯論廣泛的報導，初選可以燃起選民的熱情，也可以讓挑戰者利用媒體免費曝光，讓他的政見獲得更多選民的關注。

首先，競爭激烈的初選可以讓候選人針對民眾關注的迫切問題進行辯論。美國收入不平等達到史無前例的水準，失敗的貿易政策、去工業化、工會萎縮、使工資下降，種族和族裔分歧撕裂社會等問題，因華盛頓的運作不良和無所作為而雪上加霜。災難性的外交決策，使美國深受其害，極端氣候層出不窮，美國政治領袖必須採取進步的觀點來應對這些挑戰。

其次，競爭激烈的初選能夠創造更好、更負責任的候選人。當希拉蕊面對嚴峻的挑戰時，可能發生兩種情況：一是她被擊敗，二是提出更為鋒利清晰的政見，而不是玩弄一切照舊的安全政治。如果希拉蕊以中間派的姿態獲得提名，但又不能激發疏離的選民熱情，那麼勞動階層和中產階級的美國選民，有可能選出一位宣稱「我感受到你們的痛苦」的右翼總統。如果民主黨提名其他人，或希拉蕊經過一番奮戰，被迫跳脫她覺得自在的老範疇，那就會有一場頗有看頭的選戰。

民主黨內不缺挑戰者。麻州參議員、前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伊莉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的經濟民粹主義頗具吸引力，即便她一再表示不會參選，但是她的支持者已成立了助選組織，極力主張民主黨「徵召」她競選。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則強力推動經濟議題的公開辯論，而前維吉尼亞州參議員，曾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吉姆‧韋布(Jim Webb)，則將提出有關戰爭與和平的議題。前馬里蘭州州長馬丁‧奧馬利(Martin O’Malley)和前麻州州長德沃爾‧派翠克(Deval Patrick)，也是有政績和有想法的人物。還有副總統喬‧拜登(Joe Biden)，至今尚未明確表態，但也不能將他排除在外。

不管誰挑戰希拉蕊，民主黨都應該鼓勵競爭，而不能只等著「加封」希拉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也應該像共和黨那樣，設定明確的辯論日程表。民主黨內積極競爭的初選，將有助於在艾荷華、南卡羅來納、北卡羅來納和德克薩斯等州建立黨的基層設施，重振民主黨不放棄50 個州任何一州的戰略(fifty-state strategy)，這是歐巴馬在2008年獲勝的關鍵。

共和黨目前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競爭性，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德州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佛州參議員馬科‧盧比奧(Marco Rubio)、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利斯蒂(Chris Christie)、威州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和阿肯色州前州長邁克‧赫克比(Mike Huckabee)等人都躍躍欲試。如果傑布‧布希要獲得提名，他就必須表現出與前兩位布希有明顯不同之處。

最後，真正的競選活動，可為政治運動創造空間，驅使各種問題成為全國議論的課題。毫無疑問，「黑人的生命至關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將迫使候選人辯論種族正義的問題。「夢想者」(Dreamers)將質問候選人有關移民改革的立場。將自己拴在白宮柵欄，反對建築拱頂石(Keystone)輸油管的那些人，將激起候選人就環保問題展開熱烈的辯論。這一切，如果沒有初選的競選活動和辯論，都不可能發生。

對一般美國人而言，初選是一個可以讓他們和鄰居甚至是陌生人，辯論對他們的生活至關重要問題的機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和全球危機迭出不窮的時代，美國選民有權利要求候選人聆聽他們的聲音。

如果兩黨初選皆沒有出現多頭的激烈競爭，兩黨都過早地定於一尊；如果2016年的大選最後形成克林頓家族和布希家族的再次對決，也就是「夫妻檔」對上「一門三傑」，這或許是一個佳話，但決不是最好的民主示範。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當代國際關係發展軌跡顯示，地緣經濟對地緣政治起的作用，不亞於軍事力量對地緣政治的作用。中國大陸和平崛起在商業和地緣經濟上，已構成美國霸權最嚴峻的挑戰。 

3月12日中國大陸財政部公布，英國向中方提交了作為意向創始成員國的確認函，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中方正根據程序徵求意向創始成員國的意見。英國財相奧斯本(George Osborne)同一天也發表聲明確認已正式申請加入，又指在創始階段就參與，英國與亞洲將創造獨一無二的機遇一起投資及增長。

亞投行設立經過

亞投行是一個願向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援，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總部設在北京。英國加入亞投行之後，法國、德國、義大利、澳洲都已跟進。美國則憂慮亞投行可能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削弱美國的影響力。

2013年10月，習近平和李克強先後出訪東南亞國家時，提出籌建亞投行的構想。設立亞投行的宗旨，在於填充數百億美元的重大項目資金缺口，比如大壩、港口、道路和其他亞洲資本工程，以刺激運輸、能源、電信等領域的投資開發項目。

2014年10月24日，孟加拉、汶萊、柬埔寨、中國、印度、哈薩克、科威特、寮國、馬來西亞、蒙古、緬甸、尼泊爾、阿曼、巴基斯坦、菲律賓、卡達、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烏茲別克和越南等21國正式簽署《設立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銀行諒解備忘錄》，亞投行正式在北京成立，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實繳資本比例20%，由成員國分期繳納，未來可根據業務發展需要增資擴股。具體資本金規模和各方出資比例，由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磋商後最終確定。11月25日，印尼簽署備忘錄，成為亞投行第22個意向創始會員國。之後，馬爾地夫、紐西蘭、沙烏地阿拉伯、塔吉克也相繼成為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在今年3月以前，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包括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等共27個。預計各國在2015年內將完成章程談判和簽署工作，2015年底前投入運作。

中國為何另起爐灶？

中國大陸於1980年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復興與發展銀行(IRDB)的合法席位。但是，自1970、1980年代以來，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的權力逐步被削弱，發達國家利用對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開發協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IDA)增資談判的契機，憑藉其財力，設定世界銀行的發展政策和援助條件。

雖然這些由援助國通過閉門會議所商定的發展政策，需經由世界銀行執行董事會的批准，但因發達國家享有超過半數的投票權，發展中國家很難發揮影響力。發達國家政府常常要求受援國達成如期的發展效果，但發展中國家政府認為，他們直接承受後果，卻沒有機會在政策制定之初表示意見。例如，從1980年代末開始，發達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設定高標準，受援國若不履行這些高標準，世界銀行就會減少、甚至停止其援助。

1989年由發展中國家成立的「24國集團」就發表聲明表示，援助國以環保為藉口，強制推行高標準，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按照世界銀行章程的規定，援助國的增資談判代表不享有制定世界銀行政策的地位，不應該在挹注世界銀行的同時，要求設立援助的附加條件。而且，由於世界銀行管理層大約每三年就要請求援助國再次注資給IDA，這些附加條件進一步從IDA擴展到世界銀行，導致中等收入國家雖沒有接受發達國家的援助，卻要接受由他們主導制定的發展政策及附加條件。

中國大陸認為過於苛刻的環保標準將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過於強調清廉等制度環境的重要性，而不以具體的發展專案來推進制度的逐步改善，也不切實際。於是，中國政府決定主動謀劃，於2007年，首次捐資IDA，以期在增資談判桌上謀得一席之地，從而影響世界銀行的發展理念與政策。不過，中國不久即發現，想要改變世界銀行並非易事。世界銀行的管理層大多是受英美高等教育的人，深受美國價值觀和主流經濟學的影響，很難接受中國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發展政策的主張。同時，世界銀行備受英美外圍非政府組織的關注，很難放鬆環保等方面的高標準。更值得一提的是，歐巴馬總統已同意在IFA裡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更多的投票權，但因美國國會阻撓，該改革方案遲遲沒有落實。

中國政府預測，要改革現有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十分困難，從而決定另設機構，從外部施壓，促使世界銀行的發展政策有所改變。亞投行的成立，不僅可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基礎設施融資的資金缺口，更希望能撼動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政策制定過程，為改善發展政策和實踐，提供反思和討論的契機。另外，建立一個總部設在亞洲的跨國金融機構，可以加速人民幣的崛起，突破美元的限制，這當然也不是美國樂意看到的。

美國盟國紛紛加入亞投行

不久前，美國還與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等國，討論如何應對新成立的亞投行。美國擔心更多國家加入亞投行，會挑戰其在國際銀行組織裡的領導地位，因此，一度遊說澳洲及南韓等盟友不要加入亞投行。日本、南韓和澳洲，以美國馬首是瞻，表面服從美國，都已明示拒絕成為該行創始成員國。

但在英國加入亞投行之後，德國、法國、義大利、盧森堡、瑞士立即申請加入，澳洲內閣於3月23日批准了加入亞投行的備忘錄，奧地利24日證實申請加入，26日土耳其財政部也宣布加入。

南韓在建設、技術、資金和經驗等基礎領域具有優勢，為了讓國內建設企業進軍亞洲地區，進一步建立國際聲望，加入亞投行的好處顯而易見。美國為阻撓南韓加入，透過美國駐南韓大使館於2014年6月30日表示「韓國加入AIIB，會導致韓美長久積累下來的友邦互信受到影響」，迫使南韓不得不考慮華府的態度。但為確保南韓利益，南韓政府還是於3月26日發布公報稱，經有關部門協商後決定加入亞投行。截至3月27日，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到達37個。

日本因主導1966年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成立的亞洲開發銀行（日本和美國是兩大股東，歷任行長皆是日本人），故聲稱對亞投行在融資審查和組織營運不放心，很可能自絕於亞投行。

英美聯盟可能發生變化

英國是第一個正式申請加入亞投行的西方國家，遭到美國強烈抨擊。一名美國高官批評英國事前「幾乎沒有與美國磋商」就做此決定，也表示「我們對於那種不斷遷就中國的傾向十分警覺，這不是與崛起的中國打交道的最佳方式」。英國對於美方的擔憂並不感到意外，顯然倫敦為了促進與中國大陸的商業關係，已不惜激怒美國。

美國不僅指責英國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並警惕英國的傾向中國，但又期待英國利用其發言權，促進亞投行採行高標準管理，顯然沒有把英國視為平等的夥伴。一些美國外圍的人權組織和評論員則指責，英國對中國過於妥協，採取懷柔的態度，尤其在香港占中事件上顯得沉默。

英美兩國一直維持著特殊關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當歐洲是大國權力政治的核心時，英美特殊關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在華沙公約(Warsaw Pact)瓦解後，支持華府領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繼續東擴，收編前華沙公約的成員，並在網路安全、國際金融、經貿發展等議題上，促成美國發揮大國作用，實現全球經濟治理的聯盟，也因此成為世界的霸權。

而今，世界政治權力重心正在向亞洲轉移。在亞洲經濟與安全架構同步發展之際，美國要重返亞太的戰略，必須透過商業和軍事兩種手段，積極糾合盟國日本、澳洲、南韓及菲律賓等，並加深同越南、印度、緬甸、斯里蘭卡等國的關係，共同牽制、阻擋北京的經濟發展方策。

英國加入亞投行是最近一段時間英美關係發生變化的最新一樁。美國官員對於英國是否繼續留在歐盟的立場也感到擔憂，歐巴馬政府甚至明確表示，在烏克蘭危機和歐元區問題上，德國才是華盛頓的主要對話夥伴。

這次華府非常罕見地強烈表達對倫敦的不滿，顯露出色厲內荏，目的在虛聲恫嚇，指桑罵槐，警告南韓。但在英、德、法、義、澳洲都相繼決定加入亞投行之後，美國干預南韓的威力頓時減弱，無可奈何花落去，只好呼籲各國三思。

美國仍然十分關注亞投行，也擬通過英國在該銀行創立的過程中施加影響。預料今後美國若要維持真正的英美特殊關係，就必須平等對待英國，並做出必要的犧牲和努力，否則，一夕三遷，枝葉凋零，英國也不會再甘於當美國的小夥伴了。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