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經蔡英文完全執政八年後，出現沉迷權力饑渴症與上癮症。繼蔡掌權的賴清德、卓榮泰和柯建銘現正在分進合擊，演出一場權力飢渴症。

政府分配權力源於法制，但面對公共事務的現實，執事者往往覺得千萬條法令仍不夠用，滿手權力還嫌使喚不靈，而產生「權力饑渴症」（power hunger 或 power addiction）。

沉迷權力在於不滿足，還想抓住更多權力，進而成癮，再僭越職分，濫權破壞制衡機制，視自己為不可挑戰的救世主；馴至反民主操作，打壓反對派，用恐懼、宣傳、司法脅迫等手段來鞏固權位。

賴清德權力無限大

身為總統，賴清德有人事提名權、任命權，是分配權力的樞紐。他能任命行政院長（不需立法院同意）、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國安會秘書長、大使級外交官。他能提名司法院正副院長、大法官、檢察總長、考試院和監察院正副院長及委員，送請立法院同意，再由他發布人事令。中央銀行總裁、中選會主委和委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等人事，由他提名或任命。還有很多公營事業、金融行庫、公股交通事業的領導，在黨政權集於一身的情況下，這些都是賴總統最有實質影響力的權力。

身為民進黨主席，賴清德有縣市長和立委提名權，又掌握著選舉資源的分配權；多名干擾他路線的準參選同志，從高雄到宜蘭，都已身陷貪腐官司，甚至遭羈押，禍及妻友。

罷免國民黨立委案已定型，政媒指賴清德請同志先別忙著想補選，現階段誰提補選，就不提名誰。在如此強大的黨政權力基礎上，賴轄下的司法之鞭，才敢揮向民進黨籍行政院前副院長鄭文燦，並再打擊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把他問鼎連任總統的兩大隱患均遠拋在後。可是，他仍在意立法院的監督制衡，端坐二線，放任一線民進黨立院黨團和附隨組織人脈，全力推動罷免國民黨逾30名立委。擺著那麼多待處理的內外政務，竟都不及鬥爭急，可見其權力慾難饜足，權力癮症難戒啊。

柯建銘想控制立法院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是大罷免的發動機。李登輝任總統後，他在新竹市參選立委，連任迄今32年，看盡立院風雲和人事更迭。他勤讀議事規則，大量吸收法案知識，黨際折衝的手腕靈活。在王金平、蘇嘉全、游錫堃三位院長任內，他呼風喚雨、氣通朝野。

去年新科立委登壇，民進黨席次不如在野黨，院長換成韓國瑜。韓、柯二人皆富江湖經驗，膽氣相當；前者多急智，擅長語言表達；後者有謀，長於檯面下搏弈。韓國瑜主持議事力求和諧，但不吝通過表決，尊重多數；與王金平、柯建銘熟悉的密室協商南轅北轍。柯大老熟知風雲已變，去年2月立委就職起就動腦推大罷免，以饜足老驥伏櫪的慨而慷。

柯總召的謀略是結合議場衝突、武鬥、無謂的發言，以降低議事品質，讓人民不信任立委，貶損立法院的政治能量。行政院還配合演出，財劃法修訂後，政院不提中央、地方職權重劃案；應對立委所提法案，政院不提相對版本；立院審查總預算後，政院也遲遲不提預算解凍案；就是要創造立委辜負選民的印象，助力大罷免的輿論。

賴、柯合力能否奪回立法院控制權，月餘後即見分曉。如柯勝，憲政五權統一到賴手中，台南的賴神升級到台北。如大罷免跌跤，七旬老人胡不歸聲起，柯大老交棒的時間可能在即。

卓榮泰濫用覆議、釋憲

行政院長卓榮泰就職一年，與立法院過招，共提過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刑法、憲法訴訟法、公職人員選罷法、財劃法、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等七次覆議案，全部吞敗。他不在意「覆議院長」的綽號，還加入總統府，共提聲請釋憲和暫時處分案。

今年6月，立法院修訂軍人待遇條例，增加志願役加給、戰鬥部隊加給；卓揆再度表示會尋求憲政救濟。卓治政年餘未見績效，卻衍生訴訟依賴，像得了憲政工具成癮症。他的權力焦慮還具體反映在「專斷財權」議題上。

立法院通過財劃法和中央政府總預算後，卓明示支持總預算立委的縣市選區（全由民進黨執政），補助款好商量；刪預算立委的選區（分屬國民黨、民眾黨和無黨籍執政縣市），會鎖緊補助款，沒果子吃。他說「這是輪迴」。

美國有撥款法案，還可以打官司制約總統的報復性刪補助款。日本內閣編成預算，國會是最終的核准機構，不容行政片面變更，或削減地方補助款。美、日都視權力分立為政治倫理，不容許技術性偷換。民進黨自詡民主進步，理應遵守權力分立，接受監督制衡。可是卓院長的鬥爭手段幾近皇權復辟。古羅馬共和時期，元老院掌握國庫鑰匙，審查稅收，決定分配與支出；凱撒任終身獨裁官後，直接控制軍費、賞金和公共預算，以人民福利為名壟斷財權，致肇生內亂分裂。

中國從隋唐起設三省六部，戶部主責稅收、徭役、錢糧、軍需，有都察院和年度考成機制；但監督制衡不及於皇帝的財權；所以才有慈禧太后挪軍費建頤和園，致甲午戰敗生割台之恥。

民進黨執政已逾九年，賴、卓、柯三線沉迷權力，人民對政府在台海安全、關稅壓迫、物價、住宅、托育和長照業務的解方無感。卻見手握龐大權力方積極策動大罷免，靠群眾運動施壓在野的改革作為；亂鬥之下，台灣人為民主活路，應該奮起了！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最近由內政部長劉世芳推動的「中正路改名」計畫，引發社會譁然。表面上，是依法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所稱的「清除威權象徵」，實質上卻是配合民進黨自2024年選後掀起的「大罷免」運動，刻意激起社會對國民黨的惡感。這場以轉型正義為名的行動早已偏離「和解」的初衷，反而走上分裂社會、消除異己、建立封建威權的道路。

根據《促轉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政府對威權統治象徵之去除，有法律義務。」但若進一步閱讀整部法條，其立法目的明確指出：「為使社會實現真正和解」。若將「和解」當作核心，那麼「去除象徵」應當依社會共識處理，而非政治鬥爭的工具。然而，中正路改名根本不是社區或人民的集體訴求，而是由上而下的政治指令。

這種作法讓人不禁想起清朝雍正年間的「文字獄」。當年民間傳出有人以「維民所止」為鄉試考題，因「維」字與「止」正如「雍正」二字去了頭相同，被解讀為對皇帝不敬，竟被判以極刑。這種為保護統治權威而無限上綱的作法，正是典型的極權政治象徵。今日民進黨面對「中正」、「經國」這些原本具歷史意涵的詞語，卻因與過去領袖姓名相符，便一律定調為「威權象徵」，強制要求改名，無異於現代版的文字獄。

更荒謬的是，這場改名風波是從內政部發起，推動地方政府甚至學校、機關全面「檢視」是否存在「威權名稱」。中正國小、中正公園、經國路等，不問由來，不顧民意，統統列入清除對象。這種作法與其說是法治的落實，不如說是意識形態的全面滲透，是以行政力量施加文化記憶的洗牌，是威權手段的新形態。

必須強調的是，「中正」一詞並非蔣中正的專利，它出自《中庸》：「君子中正而和，能無為而成」，是儒家文化中長久流傳的價值標竿。「經國」一詞更是《詩經》所載：「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歷代知識分子追求治國理想的象徵。難道這些千年文化中的用語，只因與某位歷史人物重名，就要全面下架？如此牽強附會，將歷史符號當作清算對象，豈不本末倒置？

進一步分析劉世芳部長的政策動機，就不難發現其政治性極強。中正路遍布台灣，改名風潮一旦展開，勢必引發廣泛社會爭議，製造對立，恰好銜接上民進黨所策動的「大罷免」，希望藉此重挫對手、穩固基本盤。這種想將政治鬥爭持續化、日常化的作為，不僅不尊重歷史，也是對民主精神的踐踏。

歷史從來不是只有一種解釋，文化更不該成為政爭的工具。當「中正」也成了被掃除的對象，應該思考的不是這名字該不該留，而是當權者是否有權任意抹除記憶、重新定義一切。若這股風潮無人制止，未來任何與執政黨價值觀不符的象徵，勢必也將步上「刪除」之路。此時此刻，台灣社會各界應保持清醒，堅持法治與多元，警惕任何以「正義」為名的壓制與清算。

（作者係中山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民黨要振衰起敝喊了許多年，總要有個具體的辦法與入手處，而且要夠快才能成功，這就在改變黨的形象；而黨主席的形象是黨形象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以清新面孔換掉朱立倫主席，就是這個快速辦法與入手處。

大罷免是民進黨要消滅在野黨的力量。衡諸民進黨內的情況，賴清德剷除異己唯我獨尊之勢已成，大罷免的目的就是一石二鳥，想同時獲致一黨專政與一人獨裁的效果。反大罷免的本質應該是「反對一黨專政，反對一人獨裁」，藍綠或朝野雙方已進入你死我活的局面，賴不會妥協，在野勢力妥協就會迅速衰敗，特別是國民黨，弄得不好，很可能會比2016與2020年選後更慘。

台灣內部的政治現實

國民黨的顢頇無能、昏庸懦弱眾所共見，但事實證明，民進黨更爛，還極端邪惡。再鑒諸台灣內部歷來數度第三勢力快速竄起，卻也快速腐化衰敗，高光時刻的能量，始終還差國民黨一大截的歷史，社會發展的向量力永遠不會真空，為了台灣當下的前途，如果不選擇支持國民黨，就是向民進黨投降，就須心甘情願地接受民進黨所有胡作非為的惡果，沒有立場再抱怨。

如果不願接受邪惡之爛，選擇支持國民黨乃不得已之舉，但若任其繼續顢頇無能、昏庸懦弱，則無能制衡、打敗民進黨，與放縱民進黨持續邪惡並無二致。

翻轉速度成為關鍵

剩下的問題就是要找到能令國民黨翻轉戰力的辦法，而且要速度夠快才有一舉成功與可持續的機會，否則曠日廢時，連國民黨人都沒心情等待，何況群眾，那就不會真有翻轉戰力的可能。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力量的轉變必起於人心的轉變，得人心傾向者力量增長，背人心者力量衰退，只要翻開中外歷史，俯拾皆是，而能得人心者必然是形象為人心景仰、歡迎者。那麼，要快速翻轉國民黨戰力的關鍵就必然在於，透過一個大家都看得到，且可以在短期發生的機制，讓人民親眼見到國民黨的形象發生劇烈的、本質性的良性轉變，只要是良性機制產生的良性變化，人心對國民黨的印象就會轉好，該黨自此說的話、做的事被老百姓接受的程度必然提高，戰力不轉強也難。一言以蔽之，快速轉變形象是啟動人心快速轉變的鑰匙。

主席改選是唯一的機會

這個良性機制何在呢？就是主席改選。主席的形象是黨形象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主席形象惡劣，黨的形象只會壞，不會好。國民黨人可以參考今年加拿大自由黨改選主席與大選的過程及結果。

自去年初起，加拿大的執政黨自由黨民調愈趨低迷，內部人心渙散離析，執政地位搖搖欲墜，2025年1月6日杜魯道宣布辭職。自由黨快速改選黨魁，3月10日由馬克卡尼（Mark Carney）當選新黨揆，接任總理。同月23日卡尼即宣布將於4月28日舉行聯邦大選。自由黨的支持率在改選黨魁後，由原先低落的22％快速翻倍，在極短時間內，由必敗之勢轉為最終勝出，出乎絕大多數人原先的預期。加國民調公司阿巴卡斯數據首席執行官科萊托（David Coletto）告訴BBC，有三個因素讓民調大逆轉，「即深受厭惡的杜魯道辭職、由此引發的自由黨黨魁選舉，以及川普重返白宮」。這個案例很值得國民黨人參考反思。

自由黨籍的加拿大總理卡尼不是政治人物出身，正因為這樣的素人形象，沒有參與搞爛自由黨與國家政治的紀錄，能在黨內改選黨魁時，輕易擊敗前任財政部長、杜魯道最忠誠的盟友之一的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有助於黨形象快速翻轉。

國民黨形象最大的包袱就是朱立倫，朱多年來徹底癱瘓國民黨中樞神經，比城狐社鼠禍害更深，應為普遍公認的事實，今年恰巧國民黨將改選主席，主席改選的過程與人選就是這個快速翻轉的機制與機會。國民黨若是能透過公正公平公開的選舉程序，選出一個不是老醬缸出身、沒有參與搞爛國民黨、品德良好、具有多面向論述能力的相對素人，反而能出人意料地快速改變國民黨長期的惡劣形象，戰力自然能開始翻轉，此新主席若真正推動改革，這股翻轉戰力的勁道就能持續上揚，對照民進黨的邪惡貪腐與賴清德專政獨裁的野心，必會成為2026與2028年最大的資產與支柱。

這次黨主席的選舉對國民黨的前途至為關鍵，選得好就是黨的救命丹與還魂丹，若任由朱立倫一如過去繼續玩弄主席選舉的過程，甚至連任主席，就是黨自尋速死。國民黨人對客觀形勢應有基本的認識。

密切注意朱立倫的動作

朱立倫之前透過媒體放話「期盼順利交棒」，但不言明不再參選，是意圖將軍逼退盧秀燕，還在玩弄黨內鬥爭的權術，利用被罷免立委的弱智膽怯心理，打著反罷免的「愛國者行動」旗幟，營造再連任的機會。

朱的「愛國者行動」共分三部曲，第一部是31個立委選區的「地方守護」。第二部是「區域聯防」，跨區協調協助，黨中央成立「護民主助講團」，調動韓國瑜、趙少康等知名人士與各直轄市首長，共同協助各區域立委，舉辦地區的造勢活動。第三部則是拉起「全國大造勢」。顯然，一言堂主席準備甩鍋，把責任推給別人，近日隱然已成跟隨民眾黨的小弟，黨的形象不會繼續惡化嗎？2015年朱已創下令國民黨票源大量流失的紀錄，這次會不會是另一次大災難？

不少人認為盧秀燕是翻轉國民黨的希望，客觀情勢將其推到了風口浪尖，若她真想選總統，在這極可能令國民黨元氣大傷的關鍵兩個月，不早就該對黨務興革有所表態，展現可出任領導人的素質嗎？若她放任朱擺爛，會不會成了擺爛的共犯？將來不會被算帳嗎？ 江山是打下來的，但國民黨人習慣等著撿現成的，主觀的錯誤心態必令客觀形勢不利。盧目前似乎就是等著，就是凌遲國民黨，以孵育自己的機會。

「黨的建設」才是關鍵

政治歸結到最後是比實力，沒實力說什麼都是空談。能不能有實力固然有客觀因素，但最關鍵與最根本的基礎，在於自己的鍛鍊與主觀能動性。有實力就比較能對付別人的邪惡，沒實力就會被別人捏玩。政治走到了最後就是這樣。

台灣的政治格局談不上「以黨領政」，但絕對是「以黨支政」，黨的建設才是最根本的政治力量泉源。黨的建設搞好了，黨的形象變好，黨的文宣才有人願意聽，才有發揮效用的門檻條件。隨時檢討黨務與團結不僅不衝突，反而是不斷團結的絕佳方法，但一般國民黨人為德之賊已久，脫離群眾與一般經驗法則太遠。試想，以朱立倫現在的形象站台反大罷免，是能催出較多的不同意票，還是會令人嗤之以鼻，乾脆撂下隨他去死的多？

國民黨被罷立委或以為黨主席選舉有礙反大罷免，殊不知，黨主席選舉關係到黨的最核心部分，黨的建設做得好，是黨人從政的最大支柱，黨務弱則支柱弱，個人易受其害；黨務強則支柱強，個人易受其利，快速選出好形象主席，迅速轉變黨形象，才有利於反大罷免。國民黨就是長期沒搞好黨的建設，沒經過好的思想與方法論訓練，才令立委們落到今天等著被罷免的處境。

萬變不離其宗，黨的建設才是根本，不做就永遠挨打，只會一次比一次挨得更重。這些被罷立委就算有幸逃過此劫，下回2028只能訴諸僥倖，能有多少勝算？

人心是否已涼值得觀察

2014年國民黨群眾可逼馬英九辭黨主席，2020年輪到吳敦義，今日朱立倫所犯之錯與積累之惡，遠甚於當年的馬與吳，特別是他所謂的2022年勝選的基礎，根本是吳敦義2018年打下的。現在國民黨群眾竟已無動於衷，未逼其下台，可能是人心已涼，沒有熱情了。大罷免雖還在未定之天，很難說準，但人心若真涼了，那還真不知該怎麼說了。

（作者係政治評論員）

原定6月18日上午舉行的「國安情勢報告」，在前一日傍晚時分，先由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公開表示不出席該項會談，緊接著國民黨也召開記者會宣布不參加會談，這使得關心政情發展的人感到失望，不過也讓部分不看好此項會談的人感到興奮。總之，這個關乎台灣當前朝野互動的舉措，沒能發揮功能。

朝野會談破局經過

6月18日，總統府除了表示遺憾、失望外，更將造成破局的責任推給黃國昌，指責他破壞了此項活動。總統府這樣的回應並不令人意外，因為16-17日兩天，國民黨秘書長黃健庭和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互動良好，也相互表達感謝，顯然雙方雖各有堅持，但互動基本上是往好的方向發展。黃國昌17日傍晚突然宣布不出席該項會談，迫使會談面臨破局，而國民黨或許是基於在野合作之需，也選擇「不玩了」。因此，總統府把責任推給黃國昌幾乎是必然的。

筆者不想去追究到底誰應該為這個結果負責，而想探討這次會談「黃掉」後，朝野關係該怎麼走？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深入探討一下這次所謂的「報告」、「會談」的原始動機是什麼？因為只有弄清楚事務本質，才有繼續討論的價值。這個所謂改善朝野關係的政治會面活動，其實是來自於賴清德在520就職周年記者會上，主動提及希望向在野黨領袖做一次「國安情勢報告」，他已責成國安會和總統府秘書長就此進行準備。

6月12日，總統府發布訊息指出，18日將邀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民眾黨主席黃國昌聽取國安情勢報告。之後，在野兩黨各自表示部分意見，但均未給予明確答覆。可以想見，三方在幕後必定有若干互動，其中在野黨必然會提出一些要求。而輿論界也給出不少評論、建議，其中大多主張主辦方應該給出更多善意回應，以使此項來之不易的改善朝野關係機會能夠發揮其正面功能。

在野陣營及輿論界的意見  

歸納在野陣營和輿論界給出的建議，大致集中在幾點。

一、會談的性質不要限定於聽取國安報告，而應改成「國是會談」。也就是把會談從由上而下的「聽訓」性質，改成平等對待的「政治協商」，這不單單只是給在野黨一點面子而已，而是希望當局真的有開誠布公、尋求政治和解的誠意。

二、會議不要只是閉門開會、資訊封閉。而是多少要有一點透明度，好讓外界能掌握會議情形，不至於給人一種「坐地分贓」，以及搞秘密協商、密室政治的疑慮。這一點對在野黨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對一個負責任的在野黨來說，透明度是保護談判者人格很重要的機制，一旦失去這層機制保護，很容易造成談判代表的政治人格被質疑，甚至造成反對黨內部分裂。當然如果涉及國家機密事務，依法必須保密，那也應該在事前或事後一段時間內，提供新聞媒體採訪或部分開放直播，也就是只保護機密，而不是搞密室協商。

三、會議主題不應只限定在所謂的「國安情勢」。應該也聽聽反對黨的意見，納入反對黨所關心的議題。這與上述第一點其實是相關的，也就是在野黨期待的是「朝野協商」，而不是排排坐聽取報告，而且還必須簽署保密協定，這對反對黨來說情何以堪？如果易地而處，民進黨當局能接受嗎？

四、嚴格說起來，這次會談的設計極不周延。從6月12至18日，短短6天就急著要辦，本質上給在野黨一種「打鴨子上架」的強迫感，這很難讓人感受到被當局尊重。這多少反映出當局想快刀斬亂麻，找反對黨來當個背景道具，形塑全民一致對抗中共的印象，之後誰再找麻煩，誰就是背叛台灣。這一點其實就是兩個在野黨最忌諱的事，誰願意無條件地去當背景道具，難道連一點黨格都不要了嗎？這或許就是「戰鬥藍」趙少康明白反對國民黨去參加該會的主要原因。

綜合來看，這次的所謂報告也好，會談也罷，多少都是各有政治算計的結果。當然，每個政黨都會有他們各自的政治盤算，這是非常正常的事，無須用過多的政治道德去苛責。不過，無論如何，政黨的利益不能高過國家的利益，這一點是政黨政治的底線，任何政黨都必須遵守。

賴當局未來應該怎麼辦

台灣目前外部環境的處境艱困，這是朝野都很了解的事，應該也就是賴清德在就職一周年記者會上提出要做國安情勢報告的原因，希望透過這個會談來凝聚朝野共識，這是很積極正面的構想。但自賴清德就任以來，朝野關係搞得非常不和諧，不僅將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羈押大半年，還發動了針對國民黨區域立委的大罷免，甚至還引發司法行動來對付國民黨反制民進黨立委的行動。或許反對黨在這些政治反制行為中多少存有違法的疑慮，但檢調全面性的掃蕩，而且力度之大也是過去少見，這就更讓朝野關係失衡。

賴當局的為今之道，還是應該展現最大誠意與在野黨私下協商，找出能使朝野恢復政治協商的條件，溫火慢燉地改善朝野對立，然後才端菜上桌。急忙慌張地去做協商工作，那還真不如不做！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兼任教授）

罷免權原本是民意防衛機制，用以矯正民選公職人員的失德、失職。而曾在立法院享有8年多數優勢的民進黨，不甘2024大選後居於少數，竟以「下架賣台舔共立委」為由發動大罷免，且結合側翼網軍操控輿論、司法檢調「辦藍不辦綠」，企圖清除異己、重返完全執政。這種只論政治立場、不論政績的無差別罷免在野黨立委，使台灣的民主再次留下惡例。尤其，中選會6月20日一宣布7月26日為罷免投票日，賴清德兩天後即展開「團結國家十講」，擺明他正是帶頭鬥爭的主謀。

面對這一場民進黨的「敗選續戰」，台灣民眾不僅受夠了「罷團」近三個月來在街頭、捷運站前的叫囂，綠媒無底線地抹紅藍委，現在還得為要不要去投票，以及如何圈選罷免票困擾不安。如還需重選立委，恐怕更會增加選民對選罷制度的不解甚至厭煩。

所幸，綠營的猖狂、司法的雙標，已引起人民普遍反彈，更促成在野大團結。盧秀燕在戰鬥藍趙少康6月21日主辦的「反惡罷造勢大會」上指出，「這是官逼民反，人民唯有出來投不同意票，才能阻止賴清德和柯建銘胡作非為、民進黨用政治追殺人民。」其言有理，選民這次「不同意罷免」，正是為了反對民進黨一黨專政，反對賴清德一人獨裁。

中選會表示，通過罷免者自8月1日起即被解除職務，這表示，自8月1日起，立法院就極可能綠大於藍或大於藍白，那不僅會讓過去一年多來藍白聯手通過的「選罷法」、「憲法訴訟法」和「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等可能全數被推翻，還會迅速通過大法官人事同意權，好讓憲法法庭及早審議內政部提交的「撤銷中華統一促黨、復康聯盟黨聲請案」，進一步迫害偏統的政黨。

簡言之，「不同意罷免」非僅為保住24名藍委的生存，也非僅為讓國民黨保有立院最大黨的地位，而是防止民進黨在沒有制衡的力量下，打著「抗中保台」旗幟恣意妄為，抹紅一切異議聲音，侵害言論自由，並人為阻攔兩岸民間交流合作、兩岸關係融合發展。

事實上，從6月初有數百名文化界名人出席北京「兩岸文化峰會」、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帶團訪問大陸企業界、6月中旬網紅館長直播訪陸行程、馬英九出席「海峽論壇」，證明陸委會對民眾的警告不僅未收效，兩岸民間交流反而愈加頻繁、深化。

另外，從蕭美琴日前接受外媒專訪時呼籲北京政府「應與台灣的民選領袖展開對話，才能真正改善兩岸關係」，又首次提到「台灣是一個獨立的社會」（而非「國家」），令人不免猜疑，這或許是賴清德繼5月提出「公司併購論」後，想再次對大陸釋放訊息。他這麼做必有不得不然的壓力，但他清楚表達了：兩岸政策必須由他當家的民進黨所壟斷。

其實，台灣朝野政黨團結，社會和諧多元，才是賴政府改善兩岸關係，甚至開啟兩岸對話的本錢，這可從不以仇恨值動員大罷免，開放兩岸觀光交流政策，停止任由外部勢力介入台海問題等做起。

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早於1990年德國統一之前）就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所以說，「一國兩制」並非兩德統一之後的經驗總結，但德國統一初期出現的經濟動盪，以及西德的不堪重負，均反襯出「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德國統一是以西德吸納或吞併東德的方式來實現的，在兩德統一後的最初幾年裡，用於體制改造的支出大量增加，急劇的制度變更又使得社會產生大震盪，經濟衰退、失業嚴重、通脹加速、社會秩序混亂隨之而來。在經過一段過渡時期後，這些不利的影響才逐漸消失，統一的正面積極效應才逐漸顯現出來。

與德國吸納或吞併式統一模式相比，「港澳模式」的「一國兩制」通過「兩制並存、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減少了香港、澳門回歸後，因制度差異而可能產生的碰撞，從而避免了社會動盪。從政治實踐來看，「一國兩制」與「德國模式」 相比較，不僅風險小，而且成本低，其優點是顯而易見的。

「一國兩制」本身不是目的，它是為早日實現國家統一，以及保持統一後的穩定與繁榮而做出的一種制度設計。在實現統一後，通過「一國兩制」的安排，讓兩種不同性質的制度在幾十年（至少50年）內並存互動、自然融合。至於將來（特別是50年之後）的制度狀況，則取決於兩種制度的自我演化過程，抑或兩者相互影響並逐步共同演變為一種新的體制，那是一個自然的歷史演化過程，不是人為強制的結果。

「一國兩制」是未來兩岸實現統一的模式選擇，只不過其模式內容與「港澳模式」必然有所差異，以更體現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大陸方面一再表示，在台灣的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也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的意見及建議。不過，不可否認，截至目前為止，「一國兩制」在台灣仍然遭到排斥，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台灣不願意跟大陸統一。「一國兩制」是基於統一目的而設計出來的制度安排；如果一方沒有統一的意願，另一方提出再好的統一方案也會被拒絕，這是「一國兩制」遭排斥的最大原因。台灣民眾缺乏統一意願的因素複雜多元，其中以不承認「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最為凸出。因此，「一國兩制」要順利並成功地運用於台灣，需要同時妥善解決兩岸之間的主權爭議。

二是「一國兩制」在台灣被意識形態化。台灣當局長期以來的誤導宣傳，使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產生刻板印象和種種誤解，認為「一國兩制」是「吞併台灣」、「矮化台灣」的統一方案。所以，唯有把意識形態化了的「一國兩制」還原為原始意義上的「一國兩制」後，台灣民眾才能以客觀、冷靜、中立的態度來審視「一國兩制」，也才會發現「一國兩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澳門從殖民到回歸是近現代國際關係的產物，在實行「一國兩制」15年後，保持穩定並日益繁榮，亦為世人稱道。有感於「小澳門，大影響」，拙文擬對「澳門價值」作一探討，並就其對世界共同體的意義略述淺見。

曾聞澳門無非東方賭城。居住數月，敬神於宮廟，駐足於教堂，流連古老街巷，感歎今日奢華，發現澳門諸多鮮為人知的美麗和可貴。比如，有族群區隔，但無族群仇恨；有文化差異，但無文化衝突；有宗教分野，但無宗教紛爭；有社會矛盾，但無社會對立。更以「一國兩制」之設計，不僅當今善治，亦為未來廣布空間。何以如此？蓋因歷經480年東西交流、中外融合，而漸成之澳門價值所致也。因此，所謂「澳門價值」，可以「包容、共生」四字概括之。

包容、共生

包容，就是我知道你與我不同，但我尊重你的存在，包括尊重你的民族感情、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典章規範、飲食服飾、日常習俗、行為方式等等，不歧視，更不會干涉，彼此友好相處，良性互動。正因為包容，葡人與華人比鄰而居，相安無事；天主與佛祖各佑萬民，從不相爭；南歐風情與嶺南文化交相輝映，各領風騷；精英與平民豐儉由己，自得其樂。

共生，就是同處濠鏡內，皆為澳門人。不分居澳早晚，不分種族膚色，不分中外語言，都有在此地生存、打拼，世代繁衍的權利。我不與你爭，你不與我鬥，各依民約與法律，或獨自經營，或攜手合作，諸業互補，成果分享，共同造就澳門之過去與今天。正因為共生，澳門歷經風雨，但未聞族群械鬥，未見社會動盪，即便澳葡當局失策之舉，也能以澳門模式解決，不致失控而影響彼此生存。就一般市民而言，彼此早已互為你我生活的一部分，故能守望一方水土，同撐一片雲天。

「澳門價值」有三成因

澳門之有「澳門價值」，主要有以下三個因素。

一是知天命而勤謀生。澳門太小，幾無資源可言，勢難稱雄，卻是任憑落地生根者自食其力的一塊淨土；歷代移澳居民多因戰亂和貧窮而來此地討海、搵生活，鮮有開疆拓土、獨步天下的宏願和霸氣，唯秉勤苦勞作，安身立命，徐圖發展；地處珠江口西岸，水淺且淤，航運及貿易受制，經濟增長端看機遇與韌力；大航海和殖民時代，葡萄牙曾一度輝煌，工業革命後對世界野心不再，其治澳亦深受葡國文化與政治的影響。或許正因如此，在澳門，歷來不具爭第一、當老大的文化基因與社會氛圍。只要平安殷實，彼此相宜，當老二有何不可？當老三、老四也無所謂，何須爭搶？重要的是相互依存，共同謀生。

二是順時勢而立根本。世界大勢，無人可逆，惟通變以應之。葡人東來，以蠶食方式侵佔澳門，但明清兩朝始終堅持在澳門行使主權，雙方有鬥有和，鬥而不破，和則妥協，以致出現三百年華洋共處分治的特殊模式。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葡人對澳門的殖民管治勉強建立，但雙方接觸、談判歷經百餘年而未間斷,在博奕中顧及對方關切，在風浪中維繫澳門的近現代進程。進入1970年代後，中葡雙方順勢而為，協力確保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從而奠定澳門實行「一國兩制」，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礎。

三是明規矩而享和諧。四百多年來，移民相繼來澳，因當局行殖民統治難以向上流動，而個人或家族又勢單力薄，為養家立業，鄰居、街坊、同鄉、同宗、同業間互愛互助漸成傳統，各類成文或不成文的規矩，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思維與言行。加之天主教、佛教、道教等宗教與民俗信仰普遍且虔誠，培育了澳門人與人為善、見事相幫的特質。總體而言，澳門是一個平和包容、沒有敵意的社會。即以中葡這對矛盾為例，當然有紛爭、有對抗，但也有折衷補台。特別是澳門社團之多，用星河燦爛形容之也不為過。它們訂定章程，或扶貧濟弱，或互助合作，平日裡相互幫襯，困厄時共度時艱，體現了和諧共生的氛圍。

上述三因相輔相成，日久天長修一果，澳門漸成一共存協力同成長的命運共同體，而這正是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最為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基礎，也是澳門未來發展最為重要的資產。

「澳門價值」有三大啟示

當今國際關係正經歷自世界體系建立以來最為深刻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等多種力量崛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面臨氣候變異、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太空爭奪、恐怖主義氾濫、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等嚴重問題，全球化發展致各國利益融合日益加深。這些問題需要全人類共同應對，但由於各國各地區歷史、文化、民族、宗教、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不同，無論過去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還是今天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自由主義都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決問題，甚至帶來動盪、仇恨和戰火。國際關係向何處去？人類道路怎麼走？澳門價值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這就是循包容、共生的理念和路徑，走向世界命運共同體。為此，筆者提出三個思考方向供參考。

第一，從權力政治到權利政治。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中有一派強調權力政治，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是權力鬥爭。此論既被眾多西方政治家奉為寶典，也是數百年國際關係的真實寫照。只講權力，不講權利，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遺產。時至今日，應創新國際政治理論，突出權利政治，強調國際關係的核心是權利保障與協調。世界各國，無論大小強弱，無論何種社會制度、發展道路，都有其應有的權利，其中既包括各自的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也包括平等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權利。這些權利不應被忽視，更不可被剝奪。從權利而不是從權力出發，相互包容，共存共生，必能走向命運共同體。

第二，從集團政治到協商政治。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不乏若干國家結成集團進行權力鬥爭的先例。它們糾結成夥，制定遊戲規則，掌控話語權，輪番上演戰爭與分贓的劇本，攫取和維護集團利益及對世界事務的主導。如今日仍沿用舊思維、老做法，欲以個別集團和盟國體系掌控全球事務，甚至決定他國命運，悖逆國際社會現實，不得人心，也窒礙難行。全球化背景下種類繁多的問題，應由這個地球上的所有國家共同應對，協商解決。規矩由大家定，方案由大家議，執行由大家做，風險由大家擔，成果由大家享，以合作共贏推動人類進步。

第三，從強權政治到國際民主。資本主義體系建立後的國際關係史，在一定意義上，是一部強權政治史。誰的肌肉發達，誰的拳頭大，誰就是老大。這是叢林條款，而不是民主法則。在全球化、多極化的今天，國際社會民主化應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徑和重要目標。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同處一個世界，唯有國際民主才能建設命運共同體。在這方面，從中國古代「和而不同」理念、「天下大同」理想，到澳門包容、共生的價值和「一國兩制」的實踐，當可汲取豐富的思想營養。

（作者係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澳門辦事處主任）

4月16日，大陸國務院正式印發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畫》（簡稱水十條）備受矚目，這是繼大氣十條出台後，大陸針對環境治理拋出的又一枚重磅炸彈。它不僅指明了治水的規劃與目標，而且表明政府治水的決心與戰略。

鐵腕治污新亮點

大陸改革開放30餘年來，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發展的是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1980年代水污染相關法規出台，1990年代又制定了「三河三湖」政策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治水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1世紀以來，政府將治水寫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綱要，已有近百件涉及治水的全國性環境法律法規先後出台，也取得不錯的成效，但是政府主導的政策趨向，仍讓治水步履蹣跚、舉步維艱。

此次提出的新目標、新舉措、新理念，將政府、市場和公眾三方有機結合起來，共同推動水污染治理，是大陸鐵腕治污下的新常態。

（一）新目標。區別以往時期的治水目標，水十條規劃貼近現實，層次分明。在空間上，包含一系列治水工作：污染水體減少，工業水生態環境改善，飲用水安全保障，水開採嚴格控制，水生態系統恢復等；在時間上，實現三個階段跨越：從2020年全國水環境品質得到階段性改善，到2030年水環境治理總體改善，到本世紀中葉生態環境品質全面改善。

除了總體目標之外，還有主要指標。例如到2020年，七大重點流域水質優良比例總體達到70%以上等；到2030年，七大重點流域水質優良比例總體達到75%以上等。

（二）新舉措。水十條共計10條35款76項，238個具體措施，這些舉措堪稱從水源地管到水龍頭，其中包括65項針對水環境品質改善的措施，55項修復保護水生態的措施，48項防範環境隱患的措施，70項綜合措施。

這些措施中，有的是繼續執行原有的政策，如全面控制污染排放，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節約保護水資源，嚴格環境執法監管，切實加強水環境管理；有的是為適應現實新創的舉措，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全力保障水生態環境安全，明確和落實各方責任，強化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新舊舉措的結合，將會推進水污染治理目標的實現。

（三）新理念。以往政策的結果以政府為導向，水十條打破這一固有路徑，將市場、公眾充分調動起來，搭建三方平台。

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多元融資，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推行綠色信貸，實施跨界水環境補償。另一方面，強化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每年國家公布水環境狀況最差、最好的十個城市，提供水污染防治法規培訓和諮詢。治水不僅是政府的主要責任，而且市場和公眾都要充分擔責。

環境治理將推向新高度

水十條的出台對於大陸的環境戰略、治國戰略具有推動作用。具體來看，水十條將會推進以下三方面：

（一）社會新共治。水十條提出「政府統領、企業施治、市場驅動、公眾參與」的社會共治新模式。政府做好頂層設計，協調各方，充分發揮「領頭羊」的角色；企業作為治理污染的主體，主動承擔；公眾積極參與到社會，行使監督權利。各方面環環相扣，層層遞進，讓整個社會共同參與環境治理。

（二）市場新氣象。水十條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最終利於激發市場活力，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一方面，使得企業治污成本內部化，調整其產業結構，迴圈發展；另一方面，莫過於對環保產業，專用設備製造業，綜合技術服務業等產業的拉動，給其發展提供良好的契機，而這會間接使得相關領域的研究進一步，提供大量工作機會，從而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三）節水新生活。水十條強調公眾參與度，同時水安全關係到每個人的利益。未來一段時間內，鋼鐵、化工、造紙等污染行業會退出城區，污水處理設施不再離每個人遙遠，普遍使用節水器具，優先採用再生水，多用水要加價，飲水安全會被全程監督等等。政府及企業將會被全面動員，節水不僅是一種習慣，也應該是一種生活狀態。

總而言之，水十條是大陸在環境問題上貫徹18大及其全會精神的最好闡釋。其牽一髮而動全身，將會使得市民生活呈現一種新的樣態。尤其引入市場運作，形成了共同驅動的治水新思路。習政府下的鐵腕治污究竟效果如何，還需拭目以待。

（作者係中央黨校政治學系碩士研究生）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主旨演講中，提出設立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專案，提供投融資支援。這隨即被外媒熱炒，加上早先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下簡稱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以及準備設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銀行，被稱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

馬歇爾計畫的利弊

二戰後，美國躍升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而歐洲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摧殘，長時間陷入蕭條，恢復乏力。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演說時提出援助歐洲經濟復興方案，故名「馬歇爾計畫」。該計畫於同年7月正式啟動，整整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在這期間，美國牽頭西歐諸國成立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參與國接受美國提供的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援助共計130億美元。

馬歇爾計畫一舉三得：一是幫助絕大多數參與國的經濟恢復到戰前水準；在接下來20多年的時間裡，整個西歐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國民經濟欣欣向榮，這與馬歇爾計畫不無關係。二是美國價值觀和管理經驗被歐洲諸國接納了；該計畫也使得西歐各國在經濟管理上，系統地學習和適應了美國的經驗，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成功的典範。三是馬歇爾計畫也被認為是促成歐洲一體化的重要因素；該計畫弱化了西歐諸國之間長期存在的貿易關稅壁壘，使西歐諸國的經濟聯繫日趨緊密並最終一體化。

馬歇爾計畫被人詬病的是，美國企業借該計畫占領歐洲市場，輸出「美元霸權」。而這也正是「一帶一路」戰略所忌諱的地方。反過來看，「美元霸權」，是美國綜合國力的體現。不過，「一帶一路」的戰略絕不拘泥於此，它不僅具有馬歇爾計畫的基因，更具有世界物流互聯網計畫的雛形和內涵。

建立世界物流互聯網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獨占鰲頭，具有雛形大國的所有特徵，出台「一帶一路」戰略，既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必然，又是時代使命的呼喚。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地域廣闊、物資豐富，更重要的是產能過剩。中國擁有接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約占美國廣義貨幣供給的35%，亟需找到投資管道。更重要的是，中國有意幫助相關國家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共同構建區域貿易新體系。

亞投行籌建工作已取得重要進展，絲綢之路基金也宣布設立，「一帶一路」建設進入務實合作階段。根據媒體公開資料：金磚銀行註冊資金1,000億美元，啟動資本500億美元，還將正式建立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基金；亞投行註冊資本是500億美元，絲路基金為400億美元。中國在這些金融機構的出資額占較大比例，勢必對原有的國際金融秩序造成一定衝擊，「一帶一路」戰略具有馬歇爾計畫的大部分基因，被西方驚呼和質疑為中國版馬歇爾計畫在所難免。

如果「一帶一路」戰略成功實施，其意義和影響將遠遠超過馬歇爾計畫。當代虛擬的互聯網路，將所有的文字、影像、視頻通過數位化集結成資訊高速公路，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基因和生存模式。毫不誇張地說，「一帶一路」將構建海陸空一體化的物流高速公路，給人類帶來一個全新的實體「互聯網」。形成以後，虛擬的地球村將會是實質的地球村，不僅能在網路上連成一體，在現實世界中也可以最快的速度實現。

「一帶一路」不僅具有馬歇爾計畫的三大作用，而且更強：一是帶動「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經濟發展或起飛，幫助歐洲國家恢復。多數參與國經濟處於發展過程，經濟發展長期走不上正軌，在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國不僅給予資金支持，也給予物力和財力上的支援，幫助其發展。二是中國的成功經驗和本國資源要素相結合，可塑造經濟成長的模式；也就是說，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會將巨大的人力支援、管理技術、建設技術等傳入所在國，必將重塑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三是構成物流互聯網路體系，提高物流效率，降低成本，構建物流互聯網，打造真正的地球村。

「一帶一路」不僅會給世界經濟帶來革命性的轉變，也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提升作用：一是中國經濟戰略可以轉型，由出口商品轉為出口基建，為過剩產能尋找多贏的出口，給中國經濟轉型留出足夠的空間。二是配合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和國家戰略性，金磚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卓然而出，彌補當前國際金融秩序的不足。三是新型區域貿易體系將增強中國經濟的國際貿易競爭力，破解困擾交易成本的障礙。

「一帶一路」面臨考驗

不過，與馬歇爾計畫相比，「一帶一路」面臨更大挑戰。

一是需要處理好參與各國的專案立項、銜接、協調等工作，也需要處理相互信任的問題。「一帶一路」戰略涉及沿線諸國，不同的政治生態、法律生態及人文風俗，外交、政治等問題需要協調。如何處理和緩解周邊國家的抵制與疑慮情緒，也是一大考驗。尤其，「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市場，隨著「一帶一路」的實施，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敵意有可能不減反增。如何取得互信，任重道遠。

二是面臨未成熟市場經濟的主權政治風險。即使立項銜接協調成功，「一帶一路」仍面臨新興市場國家的主權風險。這些國家的市場機制尚未充分建立、政治制度尚不穩定，投資於這些國家的風險，無疑遠超過當初馬歇爾計畫投資於西歐國家的風險。

三是如何統籌管理投融資金，平衡成本收益。馬歇爾計畫具體運作是美國出資成立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由基金出錢支付各國進口貨物價款，進口商則用本幣向基金支付貨款，所支付的貨款並不歸還美國，而是計入該國政府在基金的帳戶，以供該國進一步擴大投資。據相關分析估計，「一帶一路」總投資可能高達8兆美元，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如何進行籌投資管理，是「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重大課題。另外，基礎設施投資的一大特點是收益率偏低，如何處理收益和資金成本的關係，也將是一大挑戰。

四是新興金融機構如何處理與原有國際金融機構的關係。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的衝突無法避免，如何處理及與其合作，將考驗新型金融機構的管理能力。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要獲得進一步發展，難免會與美國產生利益衝突，如何進一步增強戰略互信，是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大考驗。

五是如何處理經濟轉型和基建出口之間的關係。當前中國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帶一路」有利於緩解國內經濟轉型的壓力，但是，若因此而放緩國內改革，無疑將傷害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如何平衡國內改革和推進基建出口，是不容迴避的一大挑戰。

六是如何協調和處理人民幣國際化與原有國際金融秩序的衝突與矛盾。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機構的成立，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如虎添翼，但也會與原有的國際金融秩序有所抵觸。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資本專案管理、匯率形成機制、利率市場化和國內金融機構改革，以及人民幣國際清算體系、融資與使用規則等將交織在一起，問題和矛盾將更加突出，考驗將再上一層。

（董鵬係卡斯塔集團戰略研究員，薛大龍係北京國軟工程諮詢公司總經理）

今年是中國全面抗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山艦打撈重光18周年。我們在此時節接受北京華夏將軍書畫院及湖北省武漢市江夏區的邀請，於3月25日，由陳廷寵上將率領台灣退役將領前往武漢，與大陸的退役將領進行書畫文化交流，特具意義。

中山艦始末

中山艦原名永豐艦， 1910年由清政府向日本訂購，1913年加入北洋海軍第一艦隊。1922年6月，粵系軍閥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先生蒙難廣州期間，由蔣介石隨護登艦避難，指揮平叛長達50餘天。1925年中山先生去世後，為紀念他而將永豐艦易名為中山艦。1938年10月24日，在湖北武昌金口鎮長江流域巡防時，被六架日本飛機炸沉於金口鎮長江水域，艦長薩師俊等25名官兵以身殉國。

在中山艦25年的服役中，先後經歷了護法運動、孫中山廣州蒙難、中山艦事件、武漢保衛戰四大歷史事件，它不僅記載著中山先生經歷磨難、矢志救國的坎坷歷程，同時也體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梁、抗擊侵略、英勇獻身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

1977年1月28日，中山艦在湖北省武漢市金口鎮附近長江水域緩緩浮出水；1988年5月3日，開始打撈中山艦，從艦上取出調壓器、炮彈、鋼板、銅扣件、欄杆和鋼繩，以及燒焦的船板等物，共有5,000多件；1999年12月，在武昌白沙洲湖北造船廠，建立中山艦博物館，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以中山艦命名的一座專題性紀念博物館，而且艦首及艦尾都分別掛著中華民國國旗與國民黨黨旗，大陸已逐漸還原抗戰史實，可義正辭嚴要求日本承認侵華事實了。

以書畫表示勿忘國恥

26日上午10點正，「勿忘國恥   圓夢中華」書畫展在中山艦博物館舉行開幕儀式。

典禮在莊嚴隆重的氣氛中進行，先由陳廷寵上將致詞，再由曾任北京軍區司令的李新良上將宣布開幕，兩岸百名退役將領的130多幅書法及國畫作品高掛在展廳。這些作品以丹青筆墨的藝術形式，反應中國人民不畏列強、英勇抗日的八年抗戰歷程，以及中山艦服役25年的輝煌歷史。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為書畫展題寫「勿忘國恥，圓夢中華」，並為中山艦題詞「一代名艦，千古流芳」。

下午接著在中山艦博物館現場揮毫，我寫了一幅張學良在拜謁鄭成功祠所作之詩句：「孽子孤臣一仔儒，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台灣入版圖！」

晚餐後移師酒店繼續揮毫，我又寫了一幅書法如下；「海峽息鼓和平現，兩岸百將樂相見，炎黃子孫血脈連，中華民族億萬年！」

武漢玉帛之旅

28日本團前往江夏區規劃館參觀。江夏區位於武漢市南部，原名為武昌縣，距武漢市區20公里，全區戶籍人口64萬，常住人口85萬，是服務武漢、面向全國的汽車新城和現代製造業基地。江夏區大手筆規劃新城，打出「尋楚天首縣之根、鑄南部新城之魂、圓未來江夏之夢」的口號，地方官員為建設新江夏付出心力，上下一心，由30年來的進步發展經驗，我預見他們只會成功、不會失敗！

下午接著去紅樓，鄂軍督都府，也就是熊秉坤武昌起義開第一槍的地方，推翻滿清後，改為軍政府所在地。之後便趨往黃鶴樓，黃鶴樓與岳陽樓各領風騷，但黃鶴樓還是比較雄偉！

3月29日是青年節，我們懷著緬懷先烈及懷古的心情進行了一趟三國文化之旅，坐著船遊楚河，並到「楚河漢街」一遊。該街是武漢中央文化區專案重要內容，兼具旅遊、商業、商務、居住功能的世界級文化旅遊項目。

筆會兼參觀，為這次武漢玉帛之旅畫下圓滿的句點！

(作者係退役陸軍中將、退役將官社會服務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