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共識」是維繫兩岸和平交流的政治互信基礎,並是中國國民黨對兩岸關係的重大貢獻,而鄭麗文當選黨主席為兩岸關係重返和平發展帶來了新契機。其實,照道理講,誰當選國民黨主席不是都應該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嗎?在台灣,「中國人」的認同消失殆盡和中國國民黨的「台灣化」密切相關。
鄭麗文戰勝朱立倫路線
國民黨、民進黨和民眾黨三個主要政黨間的差異,就在於處理兩岸關係的政策。國民黨黨章前言揭示「追求國家富強統一之目標,始終如一」及「反對分裂國土」,這是其他兩黨之所無。而民進黨現階段的「中國政策」,則是依《台灣前途決議文》所張舉的「兩國互不隸屬」務實台獨政策。至於民眾黨以其全名為「台灣民眾黨」來看,可知並無明確的兩岸政策。
這次國民黨主席選舉雖有六人參選,實質則是郝龍斌和鄭麗文兩強之爭。同時,郝龍斌可謂代表朱立倫兩岸政策路線的延續,而鄭麗文則高舉國民黨本應有的理念與政策主張。
質言之,郝龍斌的兩岸政策以迴避和模糊化為原則,選舉時則盡量朝民進黨塑造出的主流民意靠攏。鄭麗文的兩岸政策則可表述為「重返兩岸中國人的九二共識」,並強調要將此引領為主流民意,贏得執政權。選舉結果顯示,黨員已不耐國民黨的兩岸政策路線繼續「民進黨化」。
郝龍斌的兩岸主張有問題
國民黨主席選舉過程中,發生了支持郝龍斌的媒體人趙少康指控中共介入選舉,並要求國安單位調查此涉及國家安全的事件。為什麼國民黨自家主席的選舉,也學民進黨慣用的「潑紅漆」和「戴紅帽」伎倆呢?其實,此現象意味著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向民進黨靠攏。
例如,郝龍斌提出「和中不舔共」的兩岸政策基本立場,「舔共」是民進黨醜化國民黨與大陸交流的用詞,他主張「不舔共」,意指之前的交流確實是「舔共」。而郝龍斌之所以說「和中」,表示他認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否則依據中華民國憲法,應主張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又何來「和中」之謂?
郝龍斌在投票前以召開記者會的方式,詳細說明其五項兩岸政見。然而,郝龍斌不開記者會還好,在記者會所說明的兩岸政策,更加證實了他是向民進黨靠攏。例如,郝龍斌雖指出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但仍「要求」大陸當局應「正視而且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而當中的「正視」說,可追溯至李登輝於1999年的雙十文告中,表述其「特殊兩國論」的簡化版。
李登輝雖推出兩岸關係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但他仍主張以此來追求兩岸的和平統一,且這是總統宣示追求和平統一的最後一次。民進黨自蔡英文執政後,就曾把「正視」說用來對抗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原則,而國民黨從吳敦義主席開始,也將之納入國民黨的兩岸論述中。
事實上,「九二共識」核心內涵是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擱置誰代表那個「中國」的爭議。賴清德上任後強化務實台獨路線,甚至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沒想到郝龍斌不僅追隨賴的違憲政策,甚至還加碼「要求」大陸當局「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無異於即是主張台獨化中華民國的「華獨」。
值得留意的是,郝龍斌主張舉行黨內兩岸政策大辯論,說明他不知道國民黨應有的兩岸政策和立場外,其他政見若要能實現,皆決定於中共是否應其要求。然而,郝龍斌若堅持以一個中國原則為核心內涵的「九二共識」,或許和中共還有得談,但他卻又要求中共接受他的「華獨」政策,凸顯其兩岸政策只是傾獨的選舉話術而已。
鄭應引領而非跟隨民進黨
鄭麗文宣布參選後,不僅經常提到「中華民國」,更高喊要以「中國人」認同贏得執政權,主張堅持「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互信基礎,進而使台灣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傲視全球」等。評論者認為這樣有悖於主流民意的「紅統」政策,必會使選舉時遭受挫敗。但鄭麗文強調,要積極引領國民黨原本的理念和政策成為主流民意,才能贏得政權、讓兩岸關係重返和平發展的道路。
例如,「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是民進黨以「抹紅」產生「沉默螺旋」效應所形成的認同,要打破此效應,只有靠高聲量者的引領。此多年來形成的新認同,固然難以在短期間內導正,但現在不做就永遠不可能改變。事實上,台灣民間普遍信仰的媽祖和王爺千歲等,這些神明哪尊不是「中國人」呢?可見沉默螺旋也未必那麼難以打破,就看願不願意做而已。
(作者係民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中國國民黨主席選舉出爐,一如事前各家民調機構調查,前立法委員鄭麗文殺出重圍,拿下黨主席寶座,這個結果創下國民黨史的紀錄,因為鄭麗文不僅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發生的野百合學運領袖,後來還成為民進黨公職,同時還是民進黨外圍團體「外獨會」的成員,這種背景居然能高票當選國民黨主席,表示國民黨基層黨員不僅已「輸」怕了,而且還對黨的改革充滿急切期待。
一如馬英九在選前送給鄭麗文的8個字-「世代接棒、同行致遠」,國民黨基層熱切期待黨內世代交替的熱情,在這次選戰中全方位爆發。
基層要世代交替、黨務改革
分析鄭麗文能順利勝出的原因,說穿了就是「世代交替、黨務改革」,這一句在2016年後就在黨內流傳的口號,經過十年還只是停留在口號階段。其間,2018年底的地方選舉,韓國瑜在高雄市一度點燃國民黨基層的熱情,可惜韓國瑜的揠苗助長選擇,不僅輸掉了2020年總統大選,還在不久後連帶丟掉了高雄市長寶座。這個損失不僅是兩個職務而已,同時還澆熄了黨員的希望。2024年侯友宜在新北市長任內的傑出表現,也未能阻止民進黨的繼續執政,這導致國民黨內士氣更加低迷。
今年夏天,由民進黨發起的「大罷免」居然弄了一鼻子灰,這下子國民黨員士氣大振,又看見鄭麗文這樣民進黨出身的戰將,自然是驚為天人,所以全力支持。剛好投票日當天遇上秋老虎發威,天氣晴朗,這有助於拉高「散戶」的投票率,也使得鄭麗文輕騎過關。
鄭麗文將面對四大考驗
鄭麗文即將在11月1日走馬上任,她立刻要面對以下四大考驗。
一、黨務經費。根據媒體的披露,朱立倫任內每月要負責籌措近3千萬元的經費,一年算下來幾乎要三至四億元,而這只能供正常黨務營運,2026還有地方選舉,就算所有提名人都自籌糧草,黨中央也不能袖手旁觀。這天文數字要從哪裡來?鄭麗文從政已近30年,沒有企業及家族背景,她指望政黨補助費和企業黨員捐款,恐怕是緣木求魚。這筆巨大經費恐非鄭麗文個人所能承擔。
二、地方派系的整合。國民黨內地方派系一向是自成體系的勢力,他們不但與都會區的外省掛勢力分隔,同時自身也是大小勢力割裂,從北到南都有大小不一的非正式組織,很難有人可以完全整合統領。過去在威權時代,地方派系多少還配合黨部的指揮,因為黨部不僅有中央執政的合法權威,而且也有全國資源的分配權,派系為了生存發展不得不俯首聽命。即便如此,部分派系還是會藉機搞小動作或滋生事端,尤其是1980年後,民主化呼聲漸高,黨部權威呈現下滑趨勢。李登輝執政時期,地方派系基於支持「本土派」的認知,維繫了跟黨中央的配合,更何況當時黨產尚未被處理,黨中央很有資源來做分配工作,所以派系有意願配合黨中央。
2000年李登輝下台,而且首度政黨輪替,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結束了國民黨一黨獨大和長期執政的局面。國民黨中央權威瓦解,此時久任立法院長的王金平成為地方派系非正式的共主,雖然不能像過去黨中央那樣一言九鼎,但在王金平柔軟調和鼎鼐的功力下,大體上還能整合地方派系,不過各縣市的派系各自為政的情形十分明顯。因此,要在未來由鄭麗文主持派系整合,老實說這有點不切實際。筆者之所以這麼說,不是故意唱衰新任黨主席,實在是因為鄭一缺糧草,二缺威望,三缺人脈,當這些籌碼都缺乏時,只靠道德呼籲和黨中央的命令,那是無濟於事的。
三、2026地方選舉提名。將軍的功業在戰功,沒有戰功的支撐,連皇位都會坐不穩,何況是黨員直選的主席。2018和2022年兩次地方選舉國民黨戰績都不錯,尤其是在朱立倫主持下的2022年拿下15個縣市的執政權,如果再加上苗栗縣的話,等於是拿下七成多的地方執政權。這種戰功都沒能讓朱立倫保住主席大位,這就是說2026地方大選,鄭麗文必須交出一張足可堪比朱立倫在2022創下的佳績,否則主席的位子難穩。
放眼2026地方選戰選局,基本上國民黨選情不差,可是這一次的黨內選舉讓黨的形象受傷,尤其是選戰過程中重傷對手的舉動激化了黨內對立,這對黨內和諧是負面的,亟待新任主席去彌合裂痕。更困難的是部分現任地方首長任期屆滿,而繼任人選有爭議性的選區必須協調得很好,否則戰力會大打折扣。所以整合力量找出最強候選人,成為鄭麗文接下來的大考驗。
四、與民眾黨協商、聯合參選。這又是一樁極其重要但偏偏毫無經驗可資借鏡的新鮮事。2024年藍白兩黨一度協商合作競選,可惜功虧一簣,未能完成,以致讓賴清德撿了個大便宜。現在鄭要如何處理與民眾黨的合作甚至是聯合競選事宜,這可不是一句「該讓就讓」,就能輕易解決的大事。茲事體大,此處暫時不表,待子彈飛過一陣子後,我再為文請讀者指教。
最後,一如前文所說,鄭麗文能順利選上國民黨主席,是很難得的一件黨史大事,誠心祝福她!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兼任教授)
10月24日,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設立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紀念日」的決定。25日,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在「紀念台灣光復八十周年大會」上表示,兩岸同胞應共同守護家園、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列舉統一後台灣在經濟發展、能源資源保障、基礎設施建設、安全保障、對外交往、民生福祉、精神文化生活等七個方面「會更好」。中央台辦主任宋濤在之後的招待會上表示,設立「台灣光復紀念日」是維護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的有力行動,也是堅定支持愛國統一力量的具體體現。二人的講話,均引起台灣社會高度關注。
其實,「台灣光復紀念日」的設立,是台灣不少人的夙願以償。猶記得,在2014年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9月3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2月13日為「國家公祭日」之後,台灣就有人在不同場合,以不同形式,提議將10月25日列為國家紀念日,以肯定台灣民眾在日據50年間義不臣倭,以各種形式反抗日本殖民者,對抗戰勝利做出重大貢獻。今年9月初,更有數十人正式送交書面提議。
「台灣光復紀念日」的適時設立是一件大事,它不僅鼓舞兩岸全體中國人,特別是台灣民眾,重溫台灣光復的重大歷史意義,更具有法律意義和現實意義。
其一,美國近年來為達「以台制華」目的,重提「台灣地位未定論」,這種依自身需求違反「禁反言原則」的行徑,加上強逼台積電等「護國群山」遠走美國,台灣當局必須提高國防預算等無理要求,已導致台灣的「疑美論」大幅升高。依據台灣現行法制,民進黨當局確實不能推翻1945年台灣就重回中國版圖的歷史事實,更不能否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事實。
其二,陸委會批評大陸設立「台灣光復紀念日」,是企圖加大宣傳「兩岸一中」、「國際一中」的歷史敘事與政治框架,更重申「兩岸關係的本質在於體制之爭」、「中共統一後發展前景對台灣人民毫無吸引力」。其實,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從未分裂,而制度不同改變不了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客觀事實。何況,台灣人民為避免台海兵凶戰危、鎮日擔心美國會「棄台」,更希望台灣能長治久安,沒有任何理由反對兩岸坐下來談,談出合理的「兩制」台灣方案,在統一後繼續維持現行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民進黨當局若頑固抵擋、嚇阻這種民意的發展,絕非台灣人民之福,也不利於其繼續執政。
其三,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台灣光復紀念日」的設立,以及其後每年的紀念活動,必能喚起兩岸中國人的共同記憶,激勵台灣民眾銘記歷史,繼承愛國主義傳統,在實現國家統一、促進中華民族復興的大業上,扮演重要角色、發揮積極作用。
2014年9月18日蘇格蘭公投一時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圍繞著蘇格蘭公投問題,世人懷著不同的心情,對這次公投褒貶不一。公投雖已過去,但覆蓋於此次公投外表的許多迷障並未消失,故需撥雲見日,以便更深刻地看待這次蘇格蘭的公投。
是分離公投而非獨立公投
要正確認識蘇格蘭公投的性質,需要區分「分離」(secession)與「獨立」(independence)的不同。從表面上看,分離和獨立均是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從整體中脫離出去而實現獨立建國。但通過分離而脫離母國的部分領土,在分離前是原母國的組成部分。國際法雖不支持分離主義,但也不完全禁止分離主義,因為是否禁止,那是國家主權範圍內的管轄事項,受國內法調整,一般不被允許。而獨立則指殖民地(包括非自治領土、託管地領土及其附屬領土)脫離原來的宗主(殖民)國家而獨立建國,與分離不同的是,要求獨立的實體原本就不是宗主國的一部分,只是後來因殖民統治,而將其納入了被脫離的國家;「獨立」通常受國際法的調整,是受國際法保護的權利或行為,是正義的、合法的。由於這兩個概念具有某些相似性,故人們很容易將它們混淆。
蘇格蘭公投其實是分離公投,而非獨立公投。因為蘇格蘭是英國領土的一部分,其意欲從英國脫離出去的行為應為分離,是英國內部的事務(即內政)。人們所說的蘇格蘭「鬧獨立」,實際上是「鬧分離」。從法理上說,「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說法並不準確。這一區分的意義有二:一則有助於認清蘇格蘭公投的合法性,並非基於國際法上的獨立理論;二則要求我們在分析和評價蘇格蘭公投時,應採用的理論工具應是分離(而非獨立)理論,否則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
是民主性公投而非自決性公投
根據公民投票所依照的法律規範是國際法還是國內法,將公民投票劃分為自決性公投(plebiscite)和民主性公投(referendum)兩種類型。前者是國際法意義上作為領土變更方式的公投,後者是國內法意義上作為直接民主手段的公投。自決性公投通常是指殖民地擺脫殖民統治,以實現獨立建國或決定領土歸屬以合併到他國的公投;民主性公投通常是指在一個主權國家的既定疆域內,人民對全國性或地方性重大事務進行集體表決的公投。
蘇格蘭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是英國的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自決」問題,其所進行的公投是經過英國中央政府批准的地區民主性公投。混淆蘇格蘭公投的性質,將蘇格蘭公投說成是基於自決權而進行的自決性公投是錯誤的,這種說法很容易被分離主義者所利用。在現實中,有些分離主義勢力常常打著行使「自決」的旗號,試圖通過公投方式來達到其分離的目的。從國際實踐來看,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某個地區,欲通過公投的形式來獲取分離,中央政府有最終權力決定是否允許其脫離出去。
一般來說,一個地區要完成分離、實現獨立建國往往要經歷兩次同意,第一次是全體人民的同意(通常採用全國民主性公民投票的形式),或者至少是代表全體人民的中央政府的同意;第二次是地區居民的同意(通常採用地區民主性公民投票的形式)。前者的重要性和決定意義往往大於後者。這是因為,領土主權只能屬於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該國家的部分人民是不能單獨擁有領土主權的。蘇格蘭的領土主權不僅僅屬於蘇格蘭當地居民,而是屬於包括蘇格蘭居民在內的全體英國人民。蘇格蘭地區的居民沒有權利單方面宣布「獨立」 。此次蘇格蘭之所以進行公投,是因為其獲得了英國中央政府的「同意」,該「同意」也可以視為蘇格蘭領土主權的另一部分共有者的「同意」。倘若未經英國中央政府的批准或另一部分領土主權共有者,蘇格蘭單方面宣布「公投」或宣佈「獨立」,是非法的、無效的。
是協議式公投而非單方面公投
對於一個地區或族群來說,「分離」不是簡單的單方面的基本權利,而應該是一種共識權利,即分離只有在有關各方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才具有合法性。蘇格蘭公投即是如此,其是在取得了英國中央政府的同意,且雙方(即蘇格蘭地方政府和英國政府)於2012年10月簽署了「愛丁堡公投協定」的情況下舉辦的,此亦即蘇格蘭公投的民主合法性基礎。
實踐表明,單方面分離通常不被主權國家所允許,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即便成功,一般也不為當事國中央政府接受。從國際實踐觀之,當事國中央政府對待分離問題的態度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因此,分離主義都面臨著一個難以逾越的阻礙:當事國中央政府的堅決反對。即便是在少數族群或地區通過地區性民主公投的方式,表達出了集體分離的願望,當事國中央政府也沒有法律上的義務,承認或接受分離主義的訴求,因為當事國中央政府代表和考慮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
事實上,國際上沒有一個族群或地區在未能獲得中央政府「批准」的情況下,輕易地從主權國家中分離出去。所有主權國家對自己內部的任何「單方面的分離」行為都不會容忍。國家的整體利益高於國家局部地區的利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許「民族分離」或「地區分離」,否則,主權國家有權採取一切方式對「分離」行為採取必要的制止。
反思與啟示
就蘇格蘭公投來說,英國政府之所以能夠同意,除了對「蘇獨」的嚴重性估計不足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英國政府受西方民主主義傳統的影響,過分地看重民主的價值,而忽視了民主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以致於當「蘇獨」勢力打著「自決」、「民主」的旗號進行分離活動時,它不能採取果斷而有力的措施。試想,如果英國政府一開始即不對「蘇獨」勢力遷就讓步,還會虛驚一場嗎?英國政府之所以在「蘇獨」問題上遷就讓步,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之一就是它過分地看重了「自決」、「民主」等人權價值觀念。
其實,「蘇獨」勢力正看清了英國政府的這一弱點,才迫使其不斷地做出讓步(即允許蘇格蘭人民就「分離」問題舉行公投)。英國政府在處理「蘇獨」問題上的作法,不禁使人們想起1995年的加拿大魁北克公投,當時也是以微弱的優勢保住了加拿大的完整和統一,在幸運地避免了這場「分裂危機」之後,時任加拿大政府總理的克雷蒂安在總結教訓時堅定地說:「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個國家?這不是民主!」讓英國政府和人民虛驚一場的蘇格蘭公投儘管已經過去,但留給人們的反思卻才剛開始。
(作者係本刊主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應中共中央台辦邀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於9月24日至29日赴北京、南京參訪。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聯合參訪團一行55人。
習近平首先高度肯定參訪團各位成員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推進國家和平統一進程做出的積極貢獻。他指出,當前兩岸關係雖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但和平發展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兩岸同胞應堅定信心、攜手努力,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景。
習近平指出,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統則強、分必亂」是一條歷史規律。台灣的前途繫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的福祉離不開中華民族的強盛。當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對台灣來說,這是歷史機遇。希望兩岸同胞,在推進中華民族復興和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進程中,把握住機遇,相互扶持,緊密合作,為過上和平安寧、幸福美好生活,為在世界上共用中華民族尊嚴和榮耀而攜手奮鬥。
習近平表示,在涉及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我們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不會有任何妥協和動搖。1949年以來,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不是領土和主權再造。「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我們認為,這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我們將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是能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的安排。
習近平指出,我們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因特殊歷史遭遇和不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願意用真誠、善意、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同時,台灣同胞也需要更多瞭解和理解大陸13億同胞的感受和心態,尊重大陸同胞的選擇和追求。
習近平表示,兩岸和平發展是通向和平統一的正確道路。我們將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持造福兩岸同胞的政策舉措,努力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
習近平強調,「台獨」分裂勢力仍在竭力煽動兩岸敵意和對立,阻撓兩岸交流合作,仍然是最大的現實威脅;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台獨」之路走不通。我願再次重申,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無論是誰,不管以前有過什麼主張,只要現在願意參與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我們都歡迎。
26日下午,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了參訪團一行。俞正聲表示,我們要不斷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堅決遏制「台獨」分裂圖謀,讓兩岸在和平發展的進程中實現共同發展,兩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親,和平統一的基礎越來越牢固。
聯合參訪團由新黨、新同盟會、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兩岸統合學會、夏潮聯合會、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中華統一促進黨、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等20多個黨派和團體組成。
11月是個選舉月;但對喜愛京劇的戲迷來說,卻是個看戲的大好時節,上海京劇院與台灣國光劇團即將接力尬戲。先登場的上京院演出海派藝術代表作《狸貓換太子》(上、下本)、改編雨果《巴黎聖母院》的創新京劇《情殤鐘樓》,及經典老戲《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國光則集結京劇首席老生唐文華與崑曲藝術家溫宇航,推出清宮大戲《康熙與鰲拜》。聽厭選戰話題的民眾,不妨進劇場看表演藝術家如何用戲曲詮釋歷史故事。

上京院《狸貓換太子》曾在1990年代來台演出。台灣大學戲劇系教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王安祈表示當時就曾看過。她回憶,那時全套演來長達十幾本,「劇情曲折離奇、過癮至極」,不過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難免拖沓」。
時隔20年,上京院深知當代觀眾喜歡情節緊湊,已將十幾本的《狸貓換太子》精修為上、下兩本演出。王安祈認為,新編劇本更精鍊、好看,人性刻畫更深刻,眼看壞人就要遭到報應了,劇情卻突然大逆轉,難怪可以成為海派代表作,傳唱不歇。
用京劇演《鐘樓怪人》
雨果《巴黎聖母院》曾被改編成音樂劇《鐘樓怪人》,上京院則創新改成京劇版《情殤鐘樓》。著名旦角史依弘在《狸貓換太子》裡飾演寇珠,到了《情殤鐘樓》,搖身一變為「異國的歌唱精靈」。
王安祈說,史依弘原本攻刀馬旦,以武戲《火鳳凰》走紅,因身手矯健、敏捷,有「彩色旋風」封號。她說:《情殤鐘樓》裡的史依弘「不是安靜的青衣」,戲裡不只有京劇的唱念與身段,還融合了民族舞蹈,轉起圈來,真是名不虛傳的「彩色旋風」。
王安祈表示,看過音樂劇《鐘樓怪人》的觀眾,可在《情殤鐘樓》看到不同於西方,取材無顧忌的海派風格。「海派藝術的特點在於勇於追求創新,劇情高潮迭起,演員表演生動,情感淋漓,不管是老戲迷或是年輕觀眾,都能得到不同的看戲樂趣。」王安祈說,相較於北京的京朝派規範嚴謹,講究「不食人間煙火氣」的意境及演員的氣度;海派藝術更接近現代的戲劇觀,一定能滿足戲迷的聽覺及視覺。
康熙、鰲拜人物立體化
國光大戲《康熙與鰲拜》,則一改國光過去幽微細膩的女性主題,展現豪強的雄性風格。王安祈特選原由大陸編劇家毛鵬所創作的清裝時事京劇《康熙出政》作為原創藍本,但是交由劇團助理研究員林建華,進行大幅度的重新修編。
一般史書記述康熙與鰲拜的故事,多描寫少年天子康熙親政後,與權臣鰲拜展開的君臣之爭。這兩位歷史人物在史書記載下各有形象。康熙,曾被譽為史上四位「千古一帝」之一;而鰲拜有說是「老臣謀國」,迫於形勢逼人而謀篡;也有說鰲拜就是傳統形象中結黨營私的跋扈之輩。不過,林建華認為,若以這種角度詮釋此兩位具爭議性的歷史人物「太過平板化、窠臼化了。」
林建華指出,才14歲的康熙,面對老臣鰲拜有意謀反,政局陷入驚濤駭浪,堪稱「沉著以對」,在心機方面屬「天縱英明」型。康熙吸收鰲拜安排的「間諜」虎爾哈,一路操弄臥底、反臥底於掌中;並假遊戲之名組織「布庫戲」、暗中備武,均出自其心機算計,最終得以如願扳倒權臣鰲拜。
女人的心機常用在感情控制,男人的心機多用在爭取外在權勢。」林建華觀察表示,男人耍心機最常用的兩招,一招是如香港黑幫電影《無間道》,深入刻畫了臥底及反臥底;另一招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他以康熙、鰲拜為例,「兩人都想扳倒對方,表面客客氣氣,甚至互相請罪,就像馬王一樣。」
「朕知道了」添趣味性
導演李小平強調,鰲拜不是一開始就想謀朝篡位,而是在周遭眾人慫恿下,才踰越君臣界線。因而特別要求林建華為鰲拜加寫一段「勇士歌」,呈現其戰功彪炳、被封為「滿洲第一巴圖魯(勇士)」,身為三朝元老、最終英雄末路的悲劇感。
王安祈也表示,林建華除寫透男人心機,也深度體現出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例如描寫鰲拜奪權的出發點,其實心存穩住滿人的政局,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處,跳脫傳統奸臣「壞到底」的一貫窠臼。
康熙、鰲拜分別由小生溫宇航、當家老生唐文華詮釋。唐文華在表演上揉合老生與花臉行當的特色,呈現出更為立體的角色情感。溫宇航為戲瘦身,以求內外在皆能表現少年有志的天子。
康熙與鰲拜相鬥故事,曾被金庸改寫為小說《鹿鼎記》,後更改編為電影。林建華除加深鰲拜的戲分與心理變化層次,還特地增加一名小太監「小桂子」角色,讓丑角上場插科打諢,連電視劇經典台詞「朕知道了」都將在戲中出現,沖淡全劇的嚴肅感、悲劇性。
(作者係文化工作者)
上海京劇院《狸貓換太子》(上、下本)、《情殤鐘樓》、《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
11月3日至7日(台北國家劇院)
國光劇團《康熙與鰲拜》:
11月28日至30日(台北城市舞台)
104年1月3日(台中市中山堂)
104年1月10日(台南文化中心演藝廳)
對愛好崑曲的人而言,蔡孟珍應該是一個不陌生的名字。她是台灣師大國文系教授,一口功力深厚的崑曲,20年來持續經營兩岸文化交流,是票友中與大陸崑曲名家聯演的要角。

同時,蔡孟珍是台灣研究戲曲的佼佼者,從戲曲表演、曲學、舞台唱唸,著作10餘種,國際知名漢學家鄭再發及大陸前輩學者曲六乙,都曾特別撰文稱譽她曲學上全方位的造詣,推崇她舞台上的唱作典麗。
今年9月6日,中秋節前兩天,蔡孟珍與大陸崑曲大師蔡正仁,在上海「月圓兩岸明──兩岸崑曲傳承人匯演」聯袂演出。不少碩學鴻儒前來捧場,董乃斌教授觀後表示上海諸友都希望蔡孟珍能常來大陸演出,弘揚中華文化。
「弘揚中華文化」一詞,用在蔡孟珍身上,一點也不誇張。20年來與她合作過的張繼青、汪世瑜、張士錚、李公律、汪小丹,以及此次的蔡正仁,每一位都是譽滿天下的崑曲名人。他們願意與蔡孟真合作的原因只有一個:他們知道,蔡孟珍傳承的是字清、腔純、板正的崑曲,與他們向「傳字輩」老師所學的是同一「路頭」、師承江南曲家正宗的唱法,這種正宗唱法已很難在年輕一輩演員身上看到。
這種正宗唱法,是一種自清代以來就保存在知識階層的「清曲」傳統,由於文人理解曲文、精通音韻,他們講求咬字,形成與一般伶人截然不同的內涵,即所謂的「清工」、「書房曲子」,他們與以表演、賣藝為主的「戲工」,有雅俗上的區別。
很長一段時間,近代中國因遭受兵燹、動亂流離,許多戲班無法經營、被迫解散,而崑曲卻仍不絕如縷、留傳至今,就是這些文人曲社保存國粹的結果。而台灣之有崑曲,也是1949年隨政府來台的文化菁英們所傳遞播種的功勞。
蔡孟珍接觸崑曲的因緣,就從這裡開始。她就讀師大國文系時,學校對面的台電公司力行室每周日下午都有曲友輪值的曲會「同期」,參加者都是大陸旅居台灣的社會名流:故宮博物院院長蔣慰堂、音韻學者李方桂伉儷、名報人成舍我、立法委員吳延環、師大教授夏煥新…,群賢畢至、風雅咸集。一次偶然機會,她與學姐前往聽曲,頓時被這優雅的藝術吸引,沒想到竟成為她日後承擔這神聖使命的開始。
回想那時候崑曲社的指導老師都是義務奉獻,在當時物資缺乏的年代,老師有時還自掏腰包,隨時給學生多方鼓勵、補充營養,帶給學生「師徒如父子」的縈懷溫馨,雖畢業多年、星散各地,仍會返回慇勤探問崑曲社的一切。
崑曲社裡影響蔡孟珍最深的是許聞佩老師。來自崑曲世家的許老師,唱唸遠紹乾隆間「納書楹主人」葉堂,近法清末名家徐致靖,講究平上去入、四聲分明、尖團不紊。許老師傾囊相授,蔡孟真也十分珍惜這份難得的機緣,為了練好「中州韻姑蘇音」,她特地學了蘇州彈詞;為了加強崑曲音韻的理論依據,她到台大旁聽杜其容教授的「聲韻學」;為了彌補票友武功根柢的不足,恩師杜自然又特別安排劇校名師李柏君訓練她上台演《扈家莊》。數年之中,她逐漸掌握崑劇各種旦角的戲路門徑,成為日後「學」、「術」兼備,能登台爨演的崑曲學者。
20多年來,蔡孟珍在師大講授戲曲課程,唱做俱佳,曾受教於她的學生大都能嫻熟格律、填詞作曲,更能哼上幾段崑曲。崑曲社的學生由於具備上台表演的經驗,在教甄謀職的過程中,每每能脫穎而出、締造佳績,在教學崗位上春風化雨,在海內外繼續播撒崑曲的種籽。
在兩岸文化交流上,蔡孟珍也一直是重要的推手。長期以來,她交流的模式主要以學術包裝崑曲,現身說法並親自彩演,這一點是只發表論文的學者或商業劇團難以兼備的。蔡孟珍認為,從事文化藝術的人要懂得思考、要執著、要有一種生命上的承諾,一顆特別的心。當你把藝術傳遞給下一代的時候,是一種薪盡火傳的信仰。為此,儘管在交流過程中曾遭受某些意識型態的杯葛、排擠,她仍堅持理想。
1994年蔡孟珍突破萬難,邀請大陸首屆梅花獎得主張繼青來台巡迴展演,改變了台灣崑曲的生態,近年又陸續主辦過多次兩岸崑曲匯演,並親自率團赴天津、北京、南京、上海,與崑曲大家頻頻互動。
一路走來,崑曲之所以值得蔡孟珍用一生來付出,不僅因為崑曲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更來自她深切而神聖的文化使命感!
(作者係東吳大學教授、中華崑曲藝術協進會理事長)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 既是一部制度演進的歷史,也是一部人自身不斷進步、完善的歷史。講究「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決策文化中,決策者的作用一直為人類所重視。自古以來,中西方在自己特有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識人、用人機制。但由於其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經濟基礎、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最終形成不同的用人制度。
選拔人才的標準不一
識馬vs.賽馬
馬克思指出,地理環境是孕育人成長和制約人活動的舞臺和地平線。不同的地理環境孕育不同的傳統文化和民族性格,從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政治傳統。
中華民族生存繁衍於相對封閉的大陸型地理環境,較少受到來自大自然的壓力,複雜的地形和多樣的氣候,形成了具有東方特色的治水文化。治水文化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注重群體意識和集體觀念,培育著古代中國人謙恭、內斂的人文氣質,中庸、莊重、謹慎的行為戒律。從春秋戰國直至隋初,「伯樂」們通過「養士求賢」、「察舉征辟」方式來實現對「千里馬」的選拔,最終實現利人、利國、利天下的統一。
西方國家大多處於開放的海洋型地理環境,發達的商貿業和航海業,鑄就了冒險、競爭、自強自立的民族性格,高度開放的海洋文化特質,有利於各民族博採眾長,融會貫通。如果去尋找哲學、藝術、文學、數學、科學、醫學及政治思想的源頭,所有的這些知識都會帶到西方。由於追求社會天秤上的平等競爭,個人價值的實現被視為最高目標。在崇尚自由、獨立、平等的氛圍下,在識人、用人上多主張群眾「賽馬」。
道德vs.才華
中西方對選拔人才的原則上,對德和才的要求有不同的側重點。中國以儒孟學說為圭臬,要求以修身為基礎而完成「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提倡「君子以厚德載物」。在傳統文化的滋養下,形成「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政事,其次藝能。」雖然存在軍功賞爵、九品中正制,但更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從隋唐以來,這種思想通過科舉制進一步推廣,與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相得益彰、共同發展。由於科舉制的實施,中國的用人制度也第一次具有公開性和廣泛性。
消融和淡化的血緣主義傳統,造就了西方人強烈競爭意識和表現欲,在崇尚科學、注重思辨的社會氛圍中,強調以智為先、平等競爭,以知識性的考查為主要內容,最大限度地選拔深富邏輯、靈活敏捷的聰敏人士。
忠誠vs.利益
中國自古以來,以宗族、血緣為基礎的倫理關係構成了社會關係的細胞。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觀基礎上,形成仁義禮智信的政治倫理哲學,「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的社會倫理取向。當忠誠與利益發生衝突時,提倡重義輕利、甚至捨身取義。這種價值倫理取向深刻地影響到國家用人制度,以至於後期宗族關係為基礎的社會關係雖有所淡化,以政治忠誠度來衡量選拔人才的原則並未消除,反而成為中國用人制度最有特色的地方。
從古希臘羅馬的文明起,西方就剪斷了血緣關係、姻親、宗族關係的臍帶。以「人性惡」為基礎的宗教文化,多元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和人、財、物的高流動性,使社會中的民眾結成了以利益為紐帶的共同體。而源起於西方的工業革命,並由此建立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進一步放大人的逐利本性,道德愈加處於相對從屬的地位。在道義和利益的權衡上,西方率先承認了利益的合理性。從而在用人原則上,默認「合理的利益」前提。
產生及選拔方式不一
地理大發現以後,世界各國選人機制隨著各國頻繁的交流,不斷融匯發展。工業化時代,民主政治成為新時代的必然產物。在民主體制的框架下,人才選拔制度是現代國家政治發展中的重要課題。
以德為先vs.價值中立
雖然現代社會優勝劣汰的考核標準已融入當今中國的用人理念當中,但中國自古以宗法血緣為紐帶的政治秩序,「人性之善」的倫理觀,使道德為先的價值導向得以沿襲保留;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依然是現代中國選拔幹部的優先原則。在德與才的取捨中,首先注重的依然是思想品德,其次才是工作能力和才幹。
與此同時,對忠誠和才能的取捨,也考驗著西方政治制度用人模式。為避免19世紀政治體制曾經陷入政治分肥的混亂,西方最終形成政務官和文官並存的用人機制。其中,政務官以政治忠誠度為衡量標準,文官以業務考核為優先。沒有任期限制的文官在秉持技術屬性優先的同時,保持政治中立是最基本的要求。
民主推薦vs.票決考核
中國對人才的選拔「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在選拔過程中,公平、公正、競爭、擇優原則正不斷推廣,但歷史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使民眾延續了權威主義的制度崇拜,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堅持選舉、考核等公平競爭的方式時,將執政黨的考察,委任、民主推薦引入人才選拔的環節,再次體現了延續千年的治水文化傳統。
在西方今日的政治實踐過程中,用人制度在傳統基礎上繼續推進。在堅持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基礎上,以投票來篩選政務官,通過技術考核文官,既體現公平競爭,又避免政治分肥,成為西方國家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票決與考核所體現的競爭原則,也是對西方保留歷史傳統的表現。當然,西方現行選拔人才的方式尚不能有效地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精英,而只能依靠不同的選拔標準加以取長補短。
應取長補短、相互借鑒
構建「唯賢是舉,不拘一格」是新時期國家建設的前提,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是保障人才品質的根本。中國用人制度承襲了先賢之見,並對當今用人之利弊加以衡量,最終形成了由執政黨統一領導管理人才體制,不但使這一進程具有權威性、統一性和協調性,更符合傳統價值內涵和中國的政治屬性。同時,科學的用人制度產生了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支撐了民眾信賴和支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近代工業革命使逐利的本性進一步膨脹,市場經濟行為的失調,滋生了權力尋租的土壤。為遏制人性之惡的蔓延,制度設計中如何規避利益侵擾,成為民主政治制度設計的重點。而以權力制衡為根本設計,在實踐中催生出日漸完備的法律文本。由於對人性合理的把握,制度設計由於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權力、人性之惡在此都不能肆意妄為,從而完成制度環境與人性的理性結合。
不同的地理環境,文化傳統、思維方式、政治體制決定了中西方用人文化的差別:東方求穩,西方思變;東方重倫理,西方重才智;東方重經驗,西方重實證。而近代以來,用人制度的演變使東西方所深蘊的用人之道,出現不同的發展脈絡:西方沿著「理性、民主」的道路演進,而中國則在和諧、包容、穩定方面向世界展示其獨特的魅力。
用人制度作為當今先進的人事管理制度,如同科學一樣是沒有國界的,它凝聚了人類智慧,蘊含著科學的成分,屬於人類社會進步和文明的共同財富,對此,我們應取長補短,相互借鑒,共同發展。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相對於地球其他地區而言,冰天雪地的北極特質迥異。若以空間而論,謂之荒遠;若以氣候而論,謂之嚴酷。因紐特人、薩米人等原住民在北極生存的歷史可以上述到數千年。在最近幾個世紀,北極曾經是捕鯨者獵殺鯨魚的場所,成為探險家測試自己生存能力和無畏精神的天地。在冷戰時期,這裡也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戰略核武器對峙的前沿。近幾十年來,氣候變化使得北極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北極對地球有重要意義
多年前,北冰洋是地球上唯一的白色海洋,表面絕大部分終年被海冰覆蓋。冰雪覆蓋的北極就像一面大鏡子,可以反射絕大部分的太陽光照和熱量,保持地球的涼爽。可以說北極發揮著全球氣候調節器的作用。當冰面因為氣候變暖而融化,意味著更多的陽光會被吸收,進而加速冰層消融。氣候變化將使北極從持續千萬年的海洋冰蓋,變為季節性的無冰海洋,從一個遙不可及的荒原,變成一個擁有開闊水域的大洋。其演變之劇烈,發展之迅速,遠遠超出人們先前的預計。
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布的《北極氣候反應:全球性影響》研究報告認為,北極地區的氣溫升高速度將是地球上其他地區的兩倍,這會影響到大氣環流,影響到歐亞大陸和北美地區的氣溫和降水變化,從而嚴重影響到這些地區的農業、林業和供水系統。該報告還得出結論,到2100年,因為南北極的冰化,地球海平面很可能上升1米以上。這對於所有沿海國家和地區都是一個挑戰。因為全世界約一半的人口居住於沿海地區,世界經濟的中心城市大多是港口城市。美國電影「2012」所描繪的場景並不僅僅是科學幻想。
除氣候問題外,北極升溫也帶來人類經濟活動增加的問題。海冰消融後,商業航運、油氣開發、礦產開採、捕魚及旅遊等活動逐年增多。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北極資源的利用和航道的利用。根據美國國家地質勘探局2008年7月發布的報告稱,北極圈以北地區可開採的石油儲量和天然氣儲量,分別占世界剩餘天然氣的30%,以及世界未開發石油的13%。歐洲的一項研究表明,從歐洲鹿特丹到上海的商船,如取道北極北方海航道,會比取道蘇伊士運河的傳統航線,在時間上從30天減為14天,距離上減少約5,000千米。
航運時間和距離的減少意味著成本的下降,而且圍繞航線建設,很可能在北極形成一個世界新的經濟帶。北極蘊藏的豐富油氣資源和其他礦產資源,吸引各國企業進入北極,為大規模開發做先期準備。北極資源和航道的開發,會形成一個全球化的產業鏈和利益鏈,北極的環境保護也會構成一個超越北極地區的責任鏈和貢獻鏈。
中國與北極淵源很深
2013年5月在瑞典基律納召開的部長會議上,北極理事會通過了接納中國大陸、韓國、日本、義大利、新加坡、印度等國成為正式觀察員國的申請。其實中國參與北極事務的時間可以追溯到1925年。當時段祺瑞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加入了《斯匹茨貝根群島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的船舶和國民可以平等地享有在該條約所指地域(挪威現稱其為斯瓦爾巴群島),以及其領水內捕魚和狩獵的權利,自由進出該條約所指範圍的水域、峽灣和港口的權利,從事一切海洋、工業、礦業和商業活動,並享有國民待遇。
此後,由於中國戰亂和科學能力的限制,一直沒有在北極地區開展實際活動。1982年中國大陸作為簽約國,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的船舶和飛機從此享有在環北極國家的專屬經濟區內航行和飛越的自由,北冰洋公海海域的航海自由,以及公約所規定的船旗國的權益。上述兩個條約,保證了中國在北冰洋和斯瓦爾巴群島地區從事相應活動的權利。
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在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的同時,積極投入極地科學研究,在極地治理和海洋環境治理中承擔起大國的責任。在南極科考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大陸科考隊於1999年開展首次北冰洋科學考察,進行綜合性海洋調查。截至2014年9月底,共進行了6次北冰洋科學考察。主要在白令海和北冰洋東側(楚克奇海、波弗特海、加拿大海盆等區域),開展北極氣候系統與全球氣候系統相互作用科學的調研。2004年中國大陸在斯瓦爾巴群島地區建立了固定的科學考察站—黃河站,常年連續開展北極高層大氣物理、海洋與氣象學觀測調查。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北極考察活動獲得了一定的冰區海洋活動能力、知識和經驗,極地科學家通過廣泛的北極科技合作,積累極地知識,為中國大陸參與北極事務起到了先導作用。
中國大陸對北極的貢獻,還在於參與涉北極活動國際規則的制訂。在全球層面,中國大陸參加的涉北極多邊條約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國際捕鯨管制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斯匹茨貝根群島條約》等。國際海事組織(IMO)近年來正在制訂《國際極地水域營運船舶安全規則》(極地規則),該規則即將正式出台,成為規範北極航運行為、保障北極航行安全、保護航行海域環境和生態平衡最有約束力的法律檔和技術標準。中國大陸也積極參與涉北極國際組織或論壇,其中包括北極理事會、北極研究之旅、國際海事組織、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極地研究亞洲論壇、北方論壇等。
按照歷史進程的時間座標來看,中國參與北極事務首先通過國際條約締造和簽署獲得北極活動的權益,然後在全球和地區層面參與制定北極治理規則,再然後是投身北極科學考察活動,直到現在才開始參與北極經濟活動。中國大陸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經濟發達、對國際貿易高度依賴的重要經濟體,中國大陸的航運、造船、港口等產業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作為占全球人口六分之一左右的新興大國,中國大陸是世界能源利用、產品生產和消費的所在地,以重要市場的身分與北極經濟相聯繫。2012年中國極地科考船「雪龍號」穿越東北航道進行北極科考。2013年夏,中國遠洋公司「永盛號」商船滿載貨物,從大陸港口出發,經白令海峽,穿越北極東北航道,順利到達荷蘭鹿特丹港。
北極治理與中國的責任
中國大陸北極事業的目標是:在北極快速變化之際,著眼於環境問題對全球發展的重要意義,以科學考察和環境技術為先導,以航道和資源利用為主線,以國際合作為平台,遵從和利用國際機制確立的責任和權益,加快實現由單純科考向綜合利用、局部合作向全面參與的轉變,積累極地研究的知識和儲備人才,實現技術領先,減少中國大陸參與北極事務的技術和環境壁壘,也為地球環境、人類和平及技術進步做出貢獻。2011年,大陸國務院成立跨部委的北極事務協調小組,從國家層面來進行跨部門的協調,以新的決策機制,適應變化的北極形勢和需要。
作為近北極大國,中國大陸在享有相關國際法賦予的權利和權益的同時,也承擔起維護北極地區和平、保持環境友好、促進發展的責任。北極的地區和平、有效治理、環境友好、綠色開發、科技進步,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利益,中國應為此做出貢獻:尊重北極國家的主權和主權權利;加強與北極國家、北極地區國際組織之間的合作,按照互利共贏的原則,為人類和平、為經濟發展攜手共進。
圍繞氣候變化的北極環境保護是人類共同的課題。2012年第三次「國際極地年」(IPY)大會的組織者,向全世界科學家提出「從知識到行動」的號召,鼓勵各國科學家投身解決極地問題的各種應用研究。中國大陸科學家團隊已經成為北極研究的重要的方面軍。中國大陸極地研究中心主任楊惠根博士,目前擔任國際北極科學委員會的副主席。
筆者於2014年6月隨著大陸北極黃河站科考隊,一起深入北極斯瓦爾巴群島開展科學研究,在新奧爾松地區實地考查了各國科學家通力合作,殫精竭慮地為解決氣候、環境、生態問題,為保證人類生存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而努力。身處北極科學村,感觸良多,當時吟賦小詩一首,現附於此,作為文章的結尾。
荒海冰川融雲下,
苔原玉指染塵沙,
五洲齊憂冷暖變,
觀冰化。
萬里追日及北涯,
道法自然天地察,
應記西湖柳常綠,
數歸鴨。
山一程,海一程,
冰融水下寄浮生,
洋流越關城。
群英聚,新傲松,
萬語千言同一夢,
物我共長存。
(作者係本刊主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歐洲《北極年鑒》國際編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