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以獨霸全球的武力，介入亞洲與太平洋的安全事務。在未來數十年，中國將成為美國最大戰略和經濟上的「盟友」？還是「對手」？令人關注。依我的研究及觀察，中國的軍力對美國至今尚是「嚴重而非至關重要」的威脅；但是，中國的經濟實力則對美國會構成重大威脅。

習歐瀛台交換意見

歐巴馬在2014年APEC會議期間訪華，是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重要契機。

11月11日傍晚，習近平與歐巴馬在瀛台「私人會晤」、散步、晚宴、茶敘。

中美兩國領導人本應保持經常性密切溝通，不只是就事論事，而是要就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坦誠深入交流。唯有這樣，雙方才能全面增進相互了解、加深彼此信任，也才能做到相互尊重，避免戰略誤判。

習近平當晚強調，雙方要擴大務實合作，特別是積極推進開拓性合作，加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和協調，共同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繁榮。歐巴馬表示，美中兩國人民都是充滿活力、富有創造性的人民，兩國利益深度融合，美中加強合作，可以造福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他願意和習主席就廣泛的問題及時交換意見，推動美中「新型大國關係」建設邁上新台階。

席間，兩人交換治國理政經驗談。習近平指出，中國繼續保持穩定和發展，有利於世界，將給美國及中美合作帶來更多機遇。並表示要了解今天的中國、預測明天的中國，必須了解中國的過去及文化。中國人民自古以來珍視國家獨立、統一和尊嚴；政府必須順乎民意，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中美國情各異，歷史文化、發展道路、發展階段不同，應該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異，和而不同。兩國難免存在一些分歧，但此非兩國關係的主流。兩國政府要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妥善處理有關分歧。

歐巴馬表示，該晚令他更加理解中國人民為何珍惜國家統一和穩定。他願意同中方坦誠溝通對話，增進相互了解，相互借鑒經驗，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誤解和誤判。中國是美國的合作夥伴。在多極化時代，美方歡迎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願意同中方加強交流合作，攜手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共同促進亞太和世界和平與安全。

美國一向以北京為頭號假想敵，歐巴馬在外交上最大的成就是重返亞太的再平衡戰略。美國運用國際宣傳上的話語權，利用中國周邊國家畏懼強權崛起的心理，固結日本、澳洲、印度，長期盤據國際政治道德高地，盡可能避免捲入更多的衝突。

國務卿凱瑞曾表示：「亞太再平衡戰略百分之百不是針對中國」。歐巴馬也重申，「美國無意遏制或圍堵中國，因這樣做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同歐巴馬一起參與、制定美國「重返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在《艱難的抉擇》回憶錄中，卻透露：「亞太再平衡戰略主要在遏制中國的崛起」。鑒於許多政客都是言不由衷，見人說好話，背後下毒手，故要「聽其言、觀其行」，看看是否「心口相符」？

中美兩國，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兩國本該和平友好相處，沒有不友好相處的道理。雙方領導人表面上都擁護這種說法，但卻未在此添加太多的內容。

釐清美國對中政策的誤解

美國決策者目前對中國戰略意圖和政策取向有三大困惑和誤解，分別論述，並加以評斷：

第一，美國誤以為中國外交政策會隨著國力增強，變得剛愎自用，咄咄逼人，甚至可能對抗美國。這絕非事實，中國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美國的政策歷經歲月，有很強的連續性。而且，中國一向把發展內政當作第一優先，在外交上只希望推動區域和全球的穩定與繁榮，斷不會採取對抗性的外交政策。

第二，美國質疑中國企圖將其逐出亞太地區。中國軍事現代化仍在持續，部分原因確實是為了對付亞太地區的美軍。到2020年，中國將在亞太地區擁有351艘潛艇和導彈水面艦艇。與此相比，美國海軍在亞太只會部署67艘潛艇和水面艦艇。美國擔心中美軍事衝突可能升級，產生「重大政治危機」，中國則將趁機把美國勢力逐出亞太地區。

其實，亞太地區過去幾十年的穩定繁榮，中美兩國都有苦勞。習近平此次在公開和私下場合，多次向歐巴馬「再保證」，無意將美國逐出亞太地區，甚或挑戰美國的全球地位；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的發展，兩國合作將使亞太地區的穩定繁榮有更好的前景。當然，兩國想要在亞太地區和平共處共贏，雙方都得有具遠見卓識的決策者。

第三，美國誤解中方釐定的「新型大國關係」，意義過於側重中國自身的利益。例如，中國要美國承認中國在東海和南海島礁爭端上的權利主張，是試圖運用新的概念捆綁美國的手腳，使美國無法干涉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實際上，中國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係基於對世界新現實的體認，看到中美兩國的利益緊密關聯，想共同應對全球和地區性的挑戰，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自行其是，尤其新興大國一定要避免與既有大國的衝突，避免「零和遊戲」，唯一的選擇是「雙贏」。中方呼籲「互相尊重」，不是片面逼迫美方，而是雙向的，中方不僅要求美方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相對地，中方同樣也會尊重美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因此中方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絕非捆綁美國手腳，使美國霸權無從施展。

中美仍有根本利益衝突

儘管中美兩國領導人都共同表示：一個良好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和世界，儘管歐巴馬表示，「美中是世界上兩大經濟體，兩國利益深度融合，中國是美國的合作夥伴。如果美中能有效合作，將造福世界」，不過，「新型大國關係」的根本癥結在於中美兩國整體軍力上的差距。美國在國際社會上已經習慣單極獨霸為所欲為，不願平等對待中國，縱使北京願同華府一道落實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讓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得更好，但華府決策者認為，中美兩軍力量既然不等，又何必在現實國際事務上對等合作？

歐巴馬這次訪問北京，改善了中美關係氣氛。但華府決策人士缺少「吳越同舟」的共濟心，不願意摩擦「阿拉丁神燈」，避免一旦巨大精靈出現，後果難以善罷甘休。因此，儘管中美雙方同意通過對話協商，期望繼續穩定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但中美的根本利益衝突依舊存在，看不出太大的改變或進步。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兼任教授）

美國期中選舉雖然總統的名字不在選票上，但通常被視為是對總統施政的全民公投，是選民兩年一次「修理」總統的機會。2008年，歐巴馬上任時，民主黨掌控參眾兩院，但2010年期中選舉，歐巴馬眾議院丟了63 個席位，參議院丟了6個席位，民主黨在參議院仍然掌控51席的多數，在眾議院則只有191席，淪為少數黨。

歐巴馬在2012年贏得連任時，信誓旦旦在今後兩年會努力在2014年奪回眾議院。孰料2014年的期中選舉，民主黨非但沒有奪回眾議院，還丟了參議院。

這一次共和黨在參議院增加了8席，共擁有54席；而民主黨則減少了七席，只剩下46個席位。在眾議院方面，共和黨獲得超過246席，非但牢牢地鞏固對眾議院的掌控，而且取得自1946年之後最多的席次。自2006年以來，民主黨首次輸掉參、眾兩院，歐巴馬成為64年來輸得最慘的現任總統。今後兩年，歐巴馬的施政，將時時受到共和黨的掣肘，可謂已成跛鴨總統。

州長選舉方面，共和黨也有斬獲，從原本的的29席增加到31席，並且攻陷了民主黨的重要據點，如伊利諾州、馬里蘭州和麻塞諸塞州。在三個屬土關島、北馬利安納群島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共和黨也拿下了前面兩席。

共和黨是2014年期中選舉的最大贏家，只是，贏得2014年中期選舉的共和黨，是否能在2016年入主白宮，還要看今後兩年的情勢發展。

共和黨之所以能夠在2014年中期選舉中獲得全面勝利，歸因於以下幾個因素：

一是中期選舉一般投票率較低，估計約有60%的選民不參加投票，其中婦女、年輕人和少數族裔尤甚，而這些人正是民主黨的基本擁護者。這次中期選舉，婦女的投票率僅51%，18歲至29歲的年輕人投票率低至13%，非裔選民投票率只有12%，西語裔8%，而白人則為75%。

二是歐巴馬低落的民調認可率，拖累了民主黨候選人。執政6年的歐巴馬無論在內政和外交上，人們都質疑他的領導能力。「歐氏醫改」（Obamacare）是他在內政上唯一的重要立法成就，卻成為本次選舉中最受攻擊的標靶。10月13日至19日，共和黨播出幾近12,000支抨擊「歐氏醫改」的廣告。參眾兩院的共和黨人都把醫改方案作為主要議題，並把問題框定在法案的實施層面，比如受到負面影響的個人遭遇，把歐巴馬和民主黨人描繪成「導致政府職能過度擴張的無能管理者」。執政6年的歐巴馬民望支持率低落到只剩42%，曾經一度是票房「靈藥」的他，變成票房「毒藥」不說，還淪落到票房「不要」的地步。儘管參眾兩院的民主黨候選人都刻意與他保持距離，但仍難免嘗到敗績。

共和黨的勝利，讓黨內群雄並起。現在看來有意在2016年競選總統的有現任共和黨州長協會主席的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克利斯蒂、威斯康辛州州長沃克、前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布希、肯塔基州參議員蘭德保羅、佛羅里達州參議員馬科盧比奧和德州參議員泰德克魯茲等人。其中傑布布希民調支持率達29%，其他人均在24%左右。

反觀民主黨，卻是希拉蕊克林頓一枝獨秀，在各種民調上，都享有民主黨人士60%以上的支持率。在這次的選舉期間，她跑遍了19州，出席了45次競選活動，這可以視為她在為2016年參選熱身。9月14日，她到愛荷華州為民主黨造勢，上台第一句話就說：「愛荷華我回來了！」2008年大選，她在該州黨內初選輸給歐巴馬，此後一直沒有到過這裡，這樣的回歸被很多媒體解讀為對2016年競選總統的暗示。

希拉蕊當然是有總統夢的，2008年出師不利敗給歐巴馬時，在當時的退選講話中，她也沒有放棄希望，她說「總有一天，我們會把一位女性選進白宮。」今年中，有媒體調查稱，已有60名民主黨國會議員支持她參選。

這次選舉中，希拉蕊的助選勝負互見，但這並不影響她的積極支持者對她參選的期待。他們正在籌畫為她籌措10億美元的資金，其目標是在黨內初選及大選時利用豐沛的資金，取得壓倒性的地位。在希拉蕊還沒有正式宣布參選之前，她的擁護者已經組成影子競選團隊，民主黨期中選舉慘敗，可能促使她盡早宣布參選。

本次選舉結果揭曉之後，儘管肯塔基州參議員、即將接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奧康納表示，「我們有義務在我們可以同意的問題上共同努力，兩黨制度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永遠對抗。」但歐巴馬已經表示，參眾兩院都在共和黨掌控的情況下，他不得不採用行政命令來遂行他的政治意願，如移民改革方案等。

眾議院議長貝納聞知後立即警告歐巴馬不要玩火。兩黨惡鬥經年，如今府會分由民主、共和兩黨掌控，行政與立法對立的情況恐怕很難在兩年之內緩解，什麼重要法案，尤其是移民改革法案，都難以通過，政府運作失靈，聯邦政府關門的鬧劇可能重演，由於歐巴馬已是跛鴨，而且2016年就要卸任，因此，選民可能怪罪共和黨把事情搞砸了，這將對共和黨的總統選舉帶來不利因素。而希拉蕊一年以來在內政及外交方面蓄意與歐巴馬切割，期中選舉混亂的情況，可能反而會給她創造機會。

過去的6次大選中，有18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每次都是投給民主黨候選人，如果希拉蕊獲得提名，這就表示她已經有242張選舉人票，只要再獲得28張選舉人票即可獲勝。這次期中選舉中，民主黨敗選主要是由於婦女、年輕人、少數族裔投票率很低，但大選時就會翻盤。

2012年羅穆尼獲得了59%的白人選票，比1980年雷根和2004年喬治布希所獲得的比率還高，但羅穆尼還是輸給了歐巴馬。主要即歸因於婦女、年輕人和少數族裔一邊倒地投向到民主黨候選人。這些選民每年都在增長，2016年將達到50.1%。共和黨候選人必需獲得64%的白人選票，或者大大增進他們非白人、尤其是西語裔的選票，否則又將會像羅穆尼那樣敗績。

希拉蕊如果勝選，將創造民主黨連續執政12年，甚至16年的歷史紀錄。

(作者係美國紐約和統會前會長)

「中國崛起」是日本近年揮之不去的夢魘，為了遏制這個夢魘，日本使盡渾身解數，以「美日同盟」對抗、增強海空高科技軍事裝備、在國際社會編織「包圍中國網」、邊推「積極的和平主義」邊宣揚「中國威脅論」等等皆是其策略，而短兵相接時，日本又是怎麼操作的呢？不需遠求，11月上旬到中旬，北京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緬甸奈比都東亞峰會(EAS)、澳洲布里斯班G20峰會連續三大會，就是一本活教材。

對中美加強合作吃味

2001年北京主辦APEC會議時，中國大陸僅為世界第6大經濟體，今(2014)年再當東道主，則已躍昇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了，地位與氣勢自然不同。APEC期間，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與被歐美孤立的俄國總統普丁加強能源、金融領域合作，令美國頗感壓力，更與跟美國有軍事同盟關係的韓國完成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實質談判。而由於釣魚台爭端，幾近3年沒會談的中日領導人會晤，也是重頭戲之一，可是，一般人都只看到中日達成「四點原則共識」、日本承認了釣魚台存在「不同主張」、習近平冷面見安倍首相，隨後日本外相岸田竟馬上公開表示，四點原則共識「不具法律約束力」等情節。這固然可凸顯日本為達到「習安會」、外交突破的目的，耍盡協調、文字技巧，事後不認帳的作風。然而，事實上，這僅是日本對中國的諸多動作之一罷了。

在11月11日領導人的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呼籲推動亞洲太平洋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FTAAP)發展進程，並希望設定實現目標，但是疑心病重的日本深怕由美日主導的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夥伴協定(TPP)被覆蓋，便跟著美國反對設定實現目標。APEC會員國中的12個TPP加盟國，也趁機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會議。日本既想利用TPP與美國共同牽制中國，但本身又不肯大幅開放農產品進口，使得整個TPP的談判進展遲緩。

另一方面，「習歐會」在APEC之後舉行，達成氣候合作、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加快投資協定談判等數十項合作，益發趨向「G2新型大國關係」。一向巴著美國的日本豈不吃味？

11月上旬，美國期中選舉民主黨大敗，變成在參眾兩院都是少數議席的執政黨，外界都說歐巴馬成了「跛鴨總統」。11月5日，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還說「日本的外交基軸是美日關係，持續深化與美國的協調合作完全沒有改變。期中選舉結果不至於影響美日關係」。言猶在耳，日本就酸溜溜地評論，2016年最有當選總統聲勢的希拉蕊‧柯林頓及共和黨的候選人，對中國，都一定會比歐巴馬嚴厲。

不滿東協原地踏步被懷柔

東亞峰會之前，11月12日的東協國家(ASEAN)峰會，南海問題是焦點之一，結果如同之前那樣，僅止於訴諸和平解決之類的爭辯。東協國家原地打轉，日本媒體不以為然地認為，是「受中國凌厲懷柔攻勢的影響」，形容中國「斜眼」看東協，而逐步推展實際控管南海。

據報導，在峰會上，菲律賓總統阿奎諾表示「推動和平之路，制定行動規範，繼續跟中國談判」。過去表現強硬而跟中國對抗的菲律賓，發言變得平和穩健。泰國代總理巴育也說「提升信賴，加速行動規範的談判」。日媒寫的理由是：在漸趨接近APEC峰會之際，習近平政府從夏天以來，修正過去向來對周圍國家強硬的外交，企圖懷柔東協國家。5月大陸在南海探勘石油，越南來阻擾，中、越船隻追逐對峙，10月雙方總理(李克強與阮晉勇)、國防部長(常萬全與馮光青)相繼會談。APEC時，11月10日習近平與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會談，雙方承諾透過對話解決問題，11日則與菲律賓總統阿奎諾會談，習近平肯定「在處理意見不同的問題上，已達成若干協議」。

另外，大陸對沒有島嶼糾紛的印尼也釋出善意，外交部長王毅11月初為籌備APEC赴雅加達，與印尼新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Widodo)會晤，表示願意積極參與佐科總統的「建設海洋強國」。而緬甸登盛總統8日連續得與習近平、李克強、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會談，這是很罕見的禮遇。日本認為，這是習近平向接下來的東亞峰會主人--緬甸示好，希望影響其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

日相安倍在緬甸奈比都11月12日的「日本—東協國家聯合領導人會議」，刻意強調南海由「法律(國際法)管理」的重要性，這話是針對中國及與中國有島礁爭端的越南、菲律賓說的，日本將中國大陸對南海島嶼、礁岩的經營，抹黑成「強行進出南海」。安倍在第二次內閣推動「積極的和平主義」，卻揭櫫強化「國防安全(軍事)合作」，而跑遍東協10國，又促成11月19日，日本—東協國家國防部長會議首度召開。

安倍在東亞峰會，還跟澳洲總理阿伯特(Tony Abbott)於奈比都談共同開發高科技潛水艦、擴大自衛隊與澳軍共同訓練等軍事合作。

大陸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表示，「短期內南海問題不可能解決。但是，會透過制定『行動規範』等協議來管理問題」，強調對話。但是，日媒偏要借東協國家駐北京不具名外交官的嘴，宣揚「中國表面上要對話，暗地裡則在埋填礁岩。這是不讓問題尖銳化，爭取時間，加強實際控制的戰略。10年、20年後南海成為中國海一點都不奇怪」，撩撥中國與東協國家。

這裡也可以體會到日本的「雙重標準」。中國大陸在南沙群島如永興島、永暑礁修建飛機跑道、構築混凝土工事，日本說是「捷足先登」之策，暗喻「先占」，殊不知，日本侵占釣魚台，自編的理由就是「先占」，在「沖之鳥礁」漲潮時僅2、3個榻榻米露出水面的「陸地」大興水泥工事，以之申請跟比日本本土面積還要大的大陸礁層，居然好意思對大陸在南海的護土工程指指點點？

針對中國的心態明顯

G20開幕前夕的11月14日，大陸與澳洲宣布完成FTA實質談判。日媒特別提說，阿伯特在在野黨時曾嚴厲批評與大陸的FTA談判，當了總理就推動FTA，是因為澳洲鐵礦價格大跌、經濟界渴望與最大貿易夥伴中國談成FTA等。由於澳洲的國防政策是加強與美、日合作，日本覺得澳洲是想經濟與國防「左右逢源」，實則是對中澳接近不悅。

自11月8-19日，美日「利劍」聯合軍演在日本舉行，美國派出F-22戰機，而有約3萬名日本自衛隊員和1萬多名美軍參與。多麼諷刺，中國大陸頻頻與鄰國交好，推展經濟合作、簽FTA，日本不僅挑撥大陸的鄰邦關係，暗指中國「強行進出南海」，本身卻鑽營跟英語國家共同研製武器，派自衛隊與各國一起訓練、演習，還自吹自擂是「和平國家」。

從APEC到G20，不難看出，中國大陸與各國加強的多屬經貿關係，日本則著重在軍事關係；大陸跟任何國家發展關係時都不會刻意針對日本，日本則或多或少都會滲入「中國考量」。日本這種偏頗的心態，值得國際輿論注意。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兩國關係一路走來，曲折起伏，而如今，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當中美兩國開始討論如何避免重蹈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發生破壞性對抗的歷史覆轍時，中國大陸提出了自己的設想──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從大國關係到軍事關係

習近平最早是在2013年的習歐安納伯格莊園會晤上，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設想。其後的一段時間，美國對此並不十分熱衷，甚至出現一些不和諧的聲音，如中美軍機南海對峙、歐巴馬的「搭便車論」等，致使中美關係不時趨於緊張。但是，中美關係之重要、複雜，使得美國不得不思考中國崛起背景下兩國應如何相處的問題，而新型大國關係不失為一種現實的選擇。

2014年11月的北京APEC會議期間，習近平和歐巴馬於11日晚上在中南海瀛台夜會，並於次日舉行正式會談，雙方取得多項共識和成果。歐巴馬表示，贊同「共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主張，歡迎「一個繁榮、和平和穩定的中國崛起」。習近平提出了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6點建議，主張具體落實「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為此，他提議在兩國國防部簽署的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和公海海域海空軍事安全行為準則的基礎上，共同構建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相適應的中美新型軍事關係。不管美國將如何接棒，這一提議已成為此次習歐會最受關注的內容之一。

自韓戰以來，中間經歷過三次台海危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及中美南海撞機等事件，中美軍事關係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多是對抗、衝突甚至戰爭的場景，而在中美軍事力量差距逐漸縮小的今天，類似的軍事危機仍然存在，軍事互信似乎是一件很遙遠的事。在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大背景下，要建成中美兩軍從交流到互信，再到合作而漸次提升的新型軍事關係，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目前，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制度基礎只有兩項軍事協定，基本上還處於軍事交流水準，離軍事互信，甚至軍事合作還有相當的距離，未來需要兩國在軍事高層交往、機制性交流、聯演聯訓等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                     

新型軍事關係具獨特意涵

在美國將60%軍力部署在亞太、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並與菲律賓簽署防務合作協定的背景下，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獨特意涵何在呢？

首先，這種關係將是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循序漸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不衝突、不對抗」原則在軍事關係上的直接體現。目前達成的中美兩項軍事協定，比較側重於兩軍交往的具體層面，如未來兩軍將就軍演、重要防務報告出台、重大防務政策轉變等相互通報，是以強化軍事互信機制、減少誤判為目標，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不僅可以為中美減少陷入戰略災難的風險，而且也為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奠定良好的基礎。

其次，這種關係在性質上，將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其他軍事同盟關係完全不同。這是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避免發生破壞性對抗而可能採取的軍事手段，具有衝突預警機制的功能，它需要政治互信做支撐，是平等的軍事關係，不具有任何依附性。中美之間並不存在美韓、美日、美菲那樣的安全承諾和軍事同盟關係，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的未來方向，也絕不可能是軍事同盟關係。

再者，這種關係將與美國其他的亞太軍事同盟關係相容並制衡。中美軍事關係的妥善處理，是美國繼續維持其在亞太地區戰略主導權的重要一環。中國大陸崛起是美國從未面對過的新挑戰，猜疑與恐懼是正常的，兩國對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的不同解讀，就反映了中美要讀懂對方、相信對方是何等困難，因此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和政治互信的不足，使得美國不敢也不能放棄經營已久的各種亞太軍事同盟關係。而對於中國來說，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只要存在，就必然具有某種制衡作用，美韓、美日、美菲軍事同盟關係的源頭都是美國，搞定了美國，這些同盟關係的威脅也就會相對減少。

中美軍事關係影響兩岸

中美新型軍事關係目前還處於提出階段，會面臨諸多障礙，但是它在軍事交流、互信、合作方面的發展空間令人期待，尤其是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正面影響值得關注。這一影響大致體現在兩個層面。

一方面，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可以為兩岸軍事互信關係提供樣板。兩岸軍事互信問題因兩岸關係的特殊性質，而不同於國際上一般的軍事互信，不能照搬國際間「單純軍事關係而不涉及政治議題，只是維持雙方軍事關係現狀」的模式，兩岸軍事互信受制於兩岸政治互信，這是目前的一個普遍認識。

目前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正在建構中，戰略互信的基礎還比較薄弱，但中國此時提出新型軍事關係的主張並非超越現實，相反的，它有助於「不衝突、不對抗」戰略關係的建立，由軍事互信層面來看，在政治上的前提條件還沒有成熟之時，諸如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公海海域軍事安全行為等技術性議題仍有達成的必要，因為技術層面的軍事互信有助於避免意外事件，降低可能的誤判。

兩岸軍事互信問題在陳水扁時期已經提出，而在有「一中」共識的馬英九時期，這一問題應該有更多的實踐空間，但遺憾的是，2013年台灣國防部公布《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卻指出，對有關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議題，應採取較保守的態度，要審慎推動，不宜冒進。兩岸政治關係的突破不能憑空實現，軍事方面的條件尤其重要，兩岸軍事互信議題可以參照中美的作法，分層次討論和處理，在謀求政治互信的過程中，先行保障技術層面的互信需要。

另一方面，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可以制衡和削弱美台軍售關係對兩岸關係的負面影響。美國對台軍售是中美關係中的結構性障礙，也是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攔路石。美國若有意與中國建立軍事互信，並在未來發展成為具有軍事合作性質的新型軍事關係，對於破解困擾兩岸關係長達25年的美國售台武器問題，將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美台軍售關係代表著一種傳統的實質性軍事合作關係，它代表著自1970年代末以來，美國一直以中國大陸為潛在的戰略對手，利用美台關係來制衡中國大陸的影響；而台灣至今在軍事部署、軍事訓練、軍事演習，甚至軍備採購方面，仍然以大陸為假想敵。

中美新型軍事關係必將削弱美台軍事合作關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試想，中美如果要尋求軍事互信以化解兩國互相施予的戰略壓力，那麼美國保留這種以防範中國為唯一目的的軍售關係，豈不是自相矛盾？儘管這是美國的又一手平衡戰略，但中美之重要遠超過美台，美國如何取捨應該不難。因此，在中美新型軍事建構的過程中，美台軍售關係的式微是必然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北京APEC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了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一行，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也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會面。輿論認為，這兩場會見、會面，鞏固了「九二共識」這一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基礎，有利於雙方持續增進互信，化解困難和阻力，繼續推動兩岸關係沿著和平發展的軌道向前推進。

11月9日，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蕭萬長一行。習近平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得來不易，需要倍加珍惜。珍惜成果的最好方式是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習近平指出，由於兩岸間存在一些差異等原因，兩岸關係遇到一些困難和阻力在所難免。越是這樣越需要加強交流、增進互信，保持良性互動、相向而行。要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

習近平指出，兩岸交流合作前景廣闊。希望兩岸雙方共同努力，排除干擾，為擴大和深化兩岸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領域交流合作採取更多積極措施，尤其要為兩岸基層民眾、青年交流往來多創造條件，以增進相互瞭解，融洽彼此感情，實現心靈契合。要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更多成果來造福兩岸同胞，增強對共同未來的信心。

蕭萬長表示，台海和平穩定發展大局得之不易，應該共同珍惜。蕭萬長提出三個不變：共同維護和平發展大局的目標堅持不變，共同鞏固「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互動協商重要基礎的決心不變，共同推進兩岸制度化經濟合作，謀求兩岸人民福祉的方向不變。

11月12日，張志軍與王郁琦在地壇乙16號商務會所會面。張志軍表示，今年以來，兩岸關係繼續保持和平發展勢頭，取得了積極成果，也遇到一些新情況。兩岸雙方要珍惜成果，堅定信心，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的道路上克難前行。雙方就當前兩岸關係發展有關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雙方並達成六項共識。

這六項共識包括堅持「九二共識」，加強交流溝通，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取得新進展、新成果，造福兩岸同胞；繼續推進兩岸貨物貿易等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後續議題、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議題商談，爭取盡快完成；分別授權海協會與海基會啟動開放大陸居民經台灣中轉的商談，並進一步溝通便利兩岸同胞往來事宜；近期由兩部門就啟動共同研究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與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相銜接事宜進行具體溝通；加強雙方在《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框架下的交流與合作；繼續擴大兩岸教育、文化、科技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為兩岸青年交流多創造條件。

12日，王郁琦還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並與大陸學者舉行了兩個小時的閉門座談。

輿論認為，APEC期間這兩場會面，鞏固了「九二共識」這一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基礎，有利於雙方持續增進互信，化解困難和阻力，繼續推動兩岸關係沿著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向前推進。台灣中原大學副校長李英明投書報刊表示，習近平會見蕭萬長標示著兩岸關係的回穩，並進入另一個新常態階段。此次會見的重要意義，不只在於兩岸重提「九二共識」讓兩岸關係重新回穩，還在於讓兩岸重新認識到，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對於促進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重要性。

《觀察》雜誌社社長紀欣接受採訪時表示，習近平在談話中承認兩岸間存在一些差異，兩岸關係也遭遇一些困難，這展現出習一向不避諱問題的態度，而他再次表達「要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顯示他認為唯有兩岸相互尊重各自的選擇，才能增進彼此的互信，也才能良性互動。

大陸專家認為，習蕭會及張王會有助於促進兩岸深化交流合作、增進感情融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嘉樹表示，張王會達成的6點共識都十分具體，ECFA後續議題、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議題、開放大陸居民經台中轉議題等商談，都是台灣社會各界非常關切的，這反映了大陸方面對台灣經濟發展需求的重視。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助理彭維學表示，習的講話反映出高度的戰略自信和定力，在兩岸關係面臨波折的情況下，未來一定還會繼續推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當然習也提出要求—「要尊重彼此對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的選擇」，這一點雖在9月底習會見統派時就已提出，但此次是習第一次對蕭提出。

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倪永杰說，此次張王會，雙方同意爭取盡快完成兩岸貨貿等ECFA後續議題商談，積極回應了兩岸各界的強烈呼聲。「要抓緊談，現在還為時未晚，大家都不願看到台灣經濟與民生發展因錯失機會而受到負面影響。」

中共18屆四中全會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標誌著國家治理將進入新階段。而事實上，中國大陸經濟長期高速發展，總量已坐二望一，阿里巴巴海外融資成為全球最大IPO；科學技術突飛猛進，論文年發表量全球第二，地鐵即將在美國波士頓風馳電掣；文化傳承與建設得到高度重視；外交理念影響世界；國防建設成就舉世矚目，數位化部隊、航空母艦編隊、攻防兼備的空軍、體系化戰略打擊力量的實戰化水準不斷提高。

「長風破浪會有時」，實踐已經證明中國人民選擇的民族復興之路是正確的，全體中國大陸人正沿著這條復興之路向前邁進。

民族復興靠和平手段實現

中國大陸政府反覆重申，中國將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對世界的承諾。中國堅持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是唯一公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和地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的擁核國家，是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迄今為止，大陸的成就都是通過和平努力而非以侵略掠奪方式實現的，相信中國人一定能打破「國強必霸」的傳統模式，擺脫武力崛起、侵略擴張、盛極而衰的歷史週期定律，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大國崛起的嶄新道路。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和平發展將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貢獻，對戰爭力量的一大遏制。中國的發展實際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發展，對中國發展的遏制就是對世界和平力量的遏制。在和平與發展的新時代，誰每天都在打仗，誰在製造殘垣斷壁、百業凋弊，誰在製造流離失所、妻離子散？是美國，是西方！他們最沒有資格講「中國威脅論」。

和平統一是基本國策

徹底解決台灣問題是中華民族復興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而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則是中國和平發展、和平崛起既定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懼怕戰爭，但我們更崇尚和平，和平統一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治久安的大國策。

早在1955年，周恩來就提出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布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1981年葉劍英提出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1983年鄧小平進一步闡述大陸與台灣和平統一構想；1995年江澤民提出八項主張；2008年胡錦濤發表六點意見。今年9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接見台灣統派團體時，深刻闡釋國家統一與實現中華民主復興的內在聯繫，表明將盡一切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堅決反對台獨分裂的堅定立場。

在此期間，1997、1999年，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對兩岸的和平統一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半個多世紀以來，北京政府以最大的努力與誠意爭取實現和平統一，和平處理和解決台灣問題就是中國對世界和平的重大貢獻。

和平統一觀念有多重來源

兩岸和平統一對全世界都將是一個重要啟示，中國人要用物質文明發展成果征服世界，也要用精神文明發展成果說服世界，更要用兩個文明的成果昭示世界。

一是和平統一觀念源自中華文化傳統。中華文化自古就認為世界應是一個和諧整體，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為貴」。自秦漢時期實現大一統後，「和」從價值層面，躍升成為治國理政與對外交往的重要理念。漢唐國勢強盛，但從未對外輕啟戰端；鄭和七下西洋，不攻略他族一寸土地。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但世界並不太平，戰爭、饑餓、疾病仍然威脅眾多國家與地區人民的生命。宣傳和平統一、和平發展理念的重要意義更加凸顯，應當大力弘揚中華民族特有的和平基因，從「和諧兩岸」到「和諧世界」，發揮「和」文化的魅力，給世界其他國家人民以感召和啟發。

二是和平統一觀念源自中共的政治主張。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堅定奉行和平對外政策，沒有發動過一場侵略戰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對外用兵的基本準則，從未違反。和平統一政策看似簡單、自然而然，但是，對崇尚武力、有侵略擴張傳統、缺乏戰略耐心的國家而言，是不一定會提出的；即便提出了，也不一定會真正地貫徹執行，否則，他們就不會像今天這樣隨意在世界各地大打出手了。美國的大多數總統沒有從軍或者擔任軍隊較高職位的經歷，但是，無論他們是何出身，似乎都有天然的動武本能。這應該不是偶然的吧！

三是和平統一觀念源自當代中國的和平發展理念。和平發展是中共和國家基於自身國情、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做出的戰略抉擇，並已經上升為黨和國家意志，且轉化為國家發展規劃和大政方針，落實到中國國家建設、對外交往以及處理兩岸問題的具體實踐中。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就是對內求發展、求和諧，對外求合作、求和平，是通過中國人民的艱苦奮鬥和改革創新，通過與各國友好相處、互利合作，並為全人類發展進步做出應有貢獻。

在兩岸關係上，就是通過大交流實現大發展，兩岸經濟、文化、社會全面融合，為最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奠定基礎。和平的發展觀，包括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之一，這一點，500年也不會改變。中國的崛起，包括解決統一問題，將是世界的機遇，不會是世界的威脅。

四是和平統一的觀念源自兩岸同文同種、血濃於水的骨肉同胞關係。兩岸一家親，血脈裡流淌的都是中華民族的血，這是與生俱來、渾然天成、不可磨滅的。民族強盛，是同胞共同之福；民族弱亂，是同胞共同之禍。血脈相連的一家人都有願望避免兵戎相見，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兩岸最大的公約數。儘管雙方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上有分歧，但是，從歷史的長河來看，分歧是暫時的，發展會填埋溝壑，時間會消弭隔閡，今後無論兩岸關係如何發展，都不會脫離共圓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大框架。

我一直認為，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做得最偉大的一件事，就是統一文字，使得方言差異不亞於今日歐洲諸國不同語言的中華民族各諸侯、部落、地方得以凝聚，使得認同、融合成為中華民族內部關係的主流，使得大一統的大方向得以框定。贏政這一創舉減少了多少戰爭與流血，僅僅這一點，中華民族就比歐洲文明先進兩千年，對世界和平有重大的啟示作用。

五是和平統一觀念源自反對外國遏制戰略的現實需要。列寧在近百年前的1916年指出，帝國主義是現代戰爭的根源。百年來的戰爭史，充分證明了這一論斷的先見性。當今世界，外來干涉是和平的最大威脅，二戰後絕大多數戰爭都有大國策動、干涉背景；冷戰結束後，熱戰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直接站到了前台，肆意對中小國家動武；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矛盾與國際矛盾相互交織，使得戰爭的發生、發展、進程、結局變幻莫測，但透過撲朔迷離的戰爭迷霧，透過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理論慧眼，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這場鬥爭的主線，那就是西方世界與發展中國家、基督教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顛覆與反顛覆、控制與反控制、取代與反取代的激烈角力。當前，有關國家為遏制中國崛起，推行「以台制華」戰略，挑撥利用兩岸矛盾，其謀劃之長、用心之深、著力之重，令人歎為觀止。

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後，美國小布希總統公開揚言「將竭盡全力協防台灣」，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據蘭德公司報告，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德已做出預案，挑動兩岸軍事衝突對抗，以削弱、打擊中國。如果沒有發生911事件，台海形勢很難說會如何發展，但絕不是911以後的發展軌跡。面對昔日列強的後代，兩岸只有走和平、合作、融合之路，才能避免上人家的當，才能不給他們任何置喙之地。

台獨是和平處理和解決台灣問題的重大障礙，也是亞太與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脅。能否遏制、消滅台獨，攸關台灣民眾的利益，攸關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攸關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

（作者係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秘書長）

近年來，南海周邊國家挑起同中國的南海主權爭端，加上美國、日本、東協等國家和組織的插手，南海主權爭端不斷升級。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背景下，兩岸很多學者主張，兩岸應該共同捍衛中國的南海主權。然而，南海主權合作屬於敏感的政治性合作，難度較大，要不要合作只是問題的一面，更為現實的是能不能合作？合作的空間究竟有多大？以什麼方式合作？

南海主權合作主要是南海島礁主權的合作，因此，要研究兩岸南海主權合作，必須要先弄清南海島礁的三個具體現狀，再針對性地分析合作的可能性及空間問題。

南海島礁的實際控制權

第一個現狀，南海島礁的實際控制權。依據南海島礁當前實際控制的現況，可以將其劃分為：（1）中國大陸實際控制的島礁，包括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中的八個島礁；（2）台灣實際控制的島礁，包括東沙群島、南沙太平島及中洲礁 ；（3）南海周邊四國侵佔的南海島礁，包括越南侵佔的南沙29個島礁，菲律賓侵佔的南沙9個島礁，馬來西亞侵佔的南沙5個島礁，汶萊侵佔的南沙1個島礁。在分析兩岸南海島礁主權合作時，必須要區分清楚具體屬於三種中的哪一種情況。

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

第二個現狀，各方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

其一，兩岸各自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現狀。中國大陸宣稱對西沙群島、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等所有南海九段線內的南海島礁擁有主權；台灣也宣稱南海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依據1993年台灣行政院公佈的《南海政策綱領》，其中前言規定：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及東沙群島，無論就歷史、地理、國際法及事實，向來為我國固有領土之一部分，其主權屬於我國。

其二，南海周邊四國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現狀。兩岸各自對全部九段線內的南海島礁持主權聲索，南海周邊四國有主權聲索的南海島礁包括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主要是黃岩島）。

有些島礁是三方有主權聲索，例如中國大陸、台灣、菲律賓都對黃岩島有主權聲索，中國大陸、台灣、馬來西亞都對曾母暗沙有主權聲索；有些島礁是四方有主權聲索，例如中國大陸、台灣、越南、菲律賓都對太平島有主權聲索；有些島礁是五方有主權聲索，例如中國大陸、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都對司令礁有主權聲索。

根據實際控制權的不同，台灣對南海島礁的主權聲索並不相同。一是台灣實際控制的東沙群島，台灣當局排斥包括大陸在內的所有其他方的主權聲索；二是台灣實際控制的南沙太平島，台灣排斥大陸、越南和菲律賓的主權聲索。但是在太平島主權爭端中，台灣又會利用大陸對太平島的主權聲索，震懾越南和菲律賓；三是台灣不能控制的其他南海島礁，台灣當局雖然有主權聲索，但是受實力限制，其主權聲索對大陸的排斥性要弱得多，很多情況下，在中外南海島礁主權爭端中，對大陸抱持著默契和支持的態度。

各方對主權聲索的實力

第三個現狀，各方落實南海島礁主權聲索的行動能力。各方對南海島礁有主權聲索是一個方面，還需要考慮其行動能力。行動能力主要受到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能力的影響，此外，還有地理位置，即距離本土較近的一方，地理上比較有利。

具體來看：其一，中國大陸的行動能力。長期以來，受綜合國力限制，中國大陸雖對南海島礁有主權聲索，但並無充分的行動能力。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高，維護南海島礁主權的行動能力不斷提高，目前是南海主權爭端中，捍衛中國南海主權的主要力量。

其二，台灣的行動能力。目前來看，台灣當局雖對南海島礁有主權聲索，但其落實能力在不同的南海島礁有所不同。對於台灣實際控制的東沙群島和南沙太平島，台灣基本上能夠有效維護中國的南海主權，既排斥大陸的主權聲索，也排斥南海周邊國家的主權聲索。但是，對於台灣沒有實際控制權的其他南海島礁，其落實主權聲索的行動能力相對有限。

在涉及第三方時，與處理主權聲索的方式類似，台灣維護南海主權的行動有所不同。

一是台灣實際控制的東沙群島。東沙群島距離台灣島較近，台灣宣稱擁有主權，排斥大陸的主權聲索，不會接受大陸任何宣誓東沙群島主權的舉動。當然，在兩岸關係現狀下，大陸不會貿然刺激台灣。

二是台灣實際控制的南沙太平島。台灣在太平島上建有飛機跑道等軍事設施，排斥大陸、越南、菲律賓的主權聲索，視太平島為南海主權的象徵。但是，由於太平島在南沙群島，距離台灣本島較遠，且越南和菲律賓對其有主權聲索，越南還頻頻採取行動挑釁台灣當局，因此台灣不會對大陸的主權聲索過度反應，此舉並非承認太平島屬於大陸，而是為了利用大陸震懾越南和菲律賓。在中外太平島主權之爭中，這有利於捍衛中國的太平島主權，對大陸來說，這只是「最不壞」的選擇，其能否成為最好的選擇，有賴於兩岸徹底實現統一。

三是台灣不能控制的其他南海島礁。台灣維護這類南海島礁主權的行動能力有限，目前中國大陸是主要力量，台灣通常一方面在言論上聲稱對南海島礁擁有主權，另一方面基本默認大陸維護南海島礁主權的行動。可見，除了前兩種情況可以將台灣視為南海島礁主權爭端中的一方之外，第三種情況下，台灣當局很難成為有實際意義的一方，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台灣當局的行動能力有限，二是大陸排斥台灣當局參與南海主權爭端的國際場合。但是，恰恰第三種情況，才是最主要的中外南海主權爭端。

綜合上述，在研究兩岸南海主權合作時，必須要考慮到上述南海島礁的三個具體現狀。實際上，南海島礁的具體現狀不同，兩岸在不同南海島礁上進行合作的可行性、程度和方式等也不相同。例如，兩岸在南海周邊國家實際控制的南海島礁上的合作難度，就小於台灣實際控制的南沙太平島，而兩岸在台灣實際控制的南沙太平島上的合作難度，又小於台灣實際控制的東沙群島。總之，根據南海島礁的三個具體現狀，分析兩岸南海主權合作，較具現實性、可行性。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站在兩岸關係的角度上，筆者觀察認為，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脈絡決定著台灣民主的本質特徵：一是「反中」、「反國民黨」成為合體；二是「反中」、「反國民黨」與台獨運動相結合，並不斷尋找新的動能。筆者也以為，這兩個本質特徵使得台灣的民主品質難以提升，而蔡英文提出的「公民路線」正是「台獨」、「反中」、「民主」運動的最新發展，它嚴重阻礙著兩岸關係的健康發展。

一、難以擺脫「反中」、「反國民黨」的歷史宿命。台灣民主運動的本源是黨外勢力反對國民黨「中華民國法統」與對台灣統治權的不相符，而造成政治資源不均，這也導致國民黨與黨外勢力處於敵對狀態。這一敵對狀態雖然隨著國民黨的本土化、七次修憲、開放政治資源給台籍人士而有所改變，但迄今，有關中華民國法統的有或無，國、民兩黨仍然在「民主」的旗號下進行著「不獨」與「獨」的路線鬥爭；加之，國、民兩黨都要迎合西方「普世價值」以換取國際支持，於是，「民主」、「反共」遂成為一體兩面，「民主」、「反中」成為合體。這是台灣民主難以擺脫的宿命，也是台灣民主品質無法提升的根源。

二、「民主」與「台獨運動」結合。發起於1970-8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目標本在反國民黨堅持中華民國法統而導致政治資源分配不公，但當民進黨所獲政治資源已經轉質為執政資源後，民進黨則利用民主運動成果進行首次台獨實踐，雖然證明法理台獨之路行不通，但卻收到「台灣主體意識」的成果。在民主運動與台獨運動的實施過程中，一方面兩者獲得結合，另一方面則不同程度出現滯礙，即法理台獨運動完全碰壁，台獨之路需要重新尋找可行的路徑；以獲取政治資源為目標的民主運動雖完成階段性目標，但同時也出現瓶頸，需要有新的動能。

在這種背景下，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中斷了法理台獨運動進程，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也推進到大陸對台灣社會全方位的影響正不斷彰顯，經濟整合必須碰觸政治層面的階段，並已經影響到台灣的選舉。

這大大加深台獨勢力的恐懼和焦慮，民進黨的路線轉型嘗試更讓獨派不滿與擔心，可以說台獨基本教義派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過程中出現新問題、新矛盾中，找到了新動能，而作為2016年大選前哨站的2014年地方選舉、國民黨執政滿意度的低落，則成為新一波台獨運動的起爆點。因此，在兩岸關係努力突破政治瓶頸之際，2014年開年，台獨勢力進行了強勢反撲，並以一些具有台獨理念的年輕世代為先鋒，開啟第二波「民主運動」。而這波「民主運動」直指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其內涵則是公民對台灣前途走向的政策參與和監督。

三、「公民路線」將「台獨」、「反中」、「民主」相結合而路線化。「反中」與「民主」的緊密結合，歷來是台獨團體與民進黨共同的鬥爭策略。在法理台獨已被邊緣化的情況下，民進黨不敢昭示台獨目標，但以「民主、自由、人權」來暗渡陳倉，並將這些「普世價值」與「反中」、「反國民黨」緊密結合，成為一體兩面。於是「民主、自由、人權」遂取代台獨成為台灣社會的神主牌，也成為一切政黨政爭、統獨鬥爭操作的幌子。

蔡英文與王丹等大陸民運分子合作，在台灣的大學校園展開多年的「民主反中」教育，對青年學生的影響極大，並在學運中驗證成果。

王丹2009年5月赴台期間，與蔡英文兩人針對「兩岸民主與人權發展現況」交換意見，雙方不僅「反共」、「民主」理念契合，而且都重視以兩岸公民社會交流「促成中國民主化」。為此，2010年底五都選後，蔡英文捐資在民進黨「新境界文教基金會」成立智庫，專責研議兩岸交流的「第二軌道」。同年12月20日民進黨中生代羅文嘉與王丹成立策劃一年的「兩岸民主與文化交流研究室」，作為每年一次推動兩岸民間社會對話的平台。王丹強調，「接觸共產黨，是接觸中國的今天；接觸公民社會，是接觸中國的明天」，認為兩岸交流「不能被國與國、黨對黨壟斷」，而是要「加入公民對話聲」。

2011年王丹在台創辦雜誌《公共知識份子》，並成立「華人民主書院」，赴各大學舉辦講座，宣揚「反共」、「民主」理念，並提供其自身的「大陸經驗」。從2012年台灣大學生團體組成「反媒體壟斷巨獸同盟」，發起反「旺中案」學運，到2014年3月以學生為先鋒反服貿運動，都彰顯出「民主」、「反中」、「反國民黨」的觀念訴求。

蔡英文承接的正是台獨實踐與第二波民主運動的進程。台獨運動與第二波民主運動的目標不僅是一致的，而且與蔡英文的理念相合，兩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有機銜接，因此她對承接第二階段的「民主運動」信心滿滿，也就在2014年4月宣布競選民進黨主席，並拋出「公民路線」。

「公民路線」預示著民進黨完成了「台獨」、「民主」、「反國民黨」、「反中」多面一體的路線化，將嚴重阻礙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員）

孫亞夫，1952年3月出生於福建福州。1969年1月從福州市第一中學到福建省順昌縣農村插隊落戶。1972年12月到福州市鋼鐵磷肥廠當工人。1978年2月考入廈門大學歷史系，1982年2月本科畢業，獲學士學位。1982年3月考入外交學院國際關係史專業，1984年12月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國際關係史教研室教員。1985年11月調到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辦公室任秘書。1990年4月調到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歷任副處長、處長。1991年1月任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以下簡稱台辦）處長。1992年8月任台辦協調局副局長、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副秘書長。1994年6月改任台辦研究局副局長，1997年6月升任研究局局長。1998年起兼任海協會副會長（至2009年4月）。2000年7月任台辦主任助理兼研究局局長，2004年2月升任台辦副主任。2013年3月任第12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任港澳台僑委員會委員。2013年4月，再次任海協會副會長。

問：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先生9月26日會見台灣和平統一團體聯合參訪團的講話，一直受到各方關注。您對習總書記這次講話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孫亞夫答：這次會見，是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會見台灣統派團體代表人士，具有重要意義，對於大陸方面和台灣統派加深彼此瞭解和相互信任，對於台灣統派堅定信心、繼續奮鬥，都產生了重要作用。我個人理解，習總書記在這次會見中的講話闡述了四個重要觀點：一是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二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三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通向和平統一的正確道路；四是遏制「台獨」分裂活動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然要求。我對習總書記這次講話感受最深的是，這四個觀點指明了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基礎和前景、大政方針、現實道路、必然要求，宣示了我們黨實現國家統一的堅定態度和努力方向，體現了我們黨對台工作方針政策的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把這四個觀點聯繫起來，就看到一個戰略思維的脈絡：大陸方面矢志不移地堅持國家統一的目標，而且在大陸發展、民族復興的基礎上，對實現國家完全統一越來越有信心，一定可以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為維護民族根本利益和國家核心利益，並照顧各方利益，堅持用「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和平統一，同時與時俱進，結合台灣現實情況，思考「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為拓展實現和平統一的現實道路，堅持從兩岸關係發展的實際水平出發，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在這一全過程中，都要堅決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環境和條件。我認為，習總書記這次講話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推進國家完全統一進程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問：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兩岸同胞共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您認為兩岸同胞共圓中國夢的基礎是什麼？

孫亞夫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本質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景。兩岸同胞共圓中國夢的基礎是深厚的。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都傳承中華文化。儘管台灣有過被日本霸占的歷史，儘管1949年以後兩岸關係經歷過風風雨雨，儘管兩岸政治分歧問題還尚未得到解決，但是迄今絕大多數台灣同胞仍然認為自己屬於中華民族、傳承中華文化。這是台灣同胞最基本、最深厚的認同。因此，兩岸同胞具有共圓中國夢共同的民族、文化基礎。而且，台灣同胞實際上已經在參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兩岸關係已經開闢出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兩岸同胞已經在進行著空前廣泛的交流合作，從中擴大共同利益、增強精神紐帶、融洽彼此感情，這就有利於促進全民族的團結、和諧、昌盛，這就有利於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想，兩岸同胞在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鞏固增強「兩岸一家親」的理念，不斷增進相互信任，撫平歷史創傷，實現心靈契合，樹立共同願景，將深化和擴大共圓中國夢的基礎，進一步攜手並肩實現中國夢。

問：您1990年即進入大陸對台系統工作，請問您二十多年一路走來，對於這一時期兩岸關係的歷程有何感想？對於過去六年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何評價？

孫亞夫答：概括地說，這二十多年來兩岸關係歷程的脈絡是，在1987年底兩岸同胞隔絕狀態結束的新起點上起步，幾年後，從90年代中期到2008年初則經歷了長時間的緊張動盪，直至於2008年5月實現重大轉折，開創了和平發展的新局面，2012年進入鞏固深化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在這個過程中，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取得新成果，同時兩岸關係中的各種矛盾都表現出來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兩岸關係朝著和平統一方向前進的正確道路已經開闢，而且越走越寬廣。很好地研究這個過程，可以深化對推進兩岸關係規律的認識。要問我的感想，說起來話就長了，可以寫一篇長文。在這裡想說的最主要的感想是：兩岸關係極為錯綜複雜，其間各種問題盤根錯節，但是兩岸關係不論遇到什麼風險、磨難，總是要發展的，趨勢是發展的，而且還會發展。兩岸同胞天然的民族、文化紐帶和對經濟、文化、社會交往的需求，大陸發展進步、綜合力量壯大，大陸方面對台方針政策一脈相承和與時俱進，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推動兩岸關係發展。

關於對過去六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評價，我認為，這六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重要成果、重大進展，概括地說是，國共兩黨、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建立和鞏固了基本互信，兩岸協商達成的協議對其範圍內的兩岸交往與合作作出了制度化安排，兩岸之間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空前擴大和深化，兩岸人民和社會各界人士進行著空前廣泛的往來，這些成果將兩岸經濟、文化、社會聯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樣的成就是寶貴的，也是歷史性的，要倍加珍惜，也要繼續擴大深化。

問：蔡英文在今年7月民進黨代表大會上未處理「凍結台獨黨綱案」，又提出「大陸押寶說」，您怎麼看民進黨轉型問題？如果2016年民進黨執政，大陸對台工作會轉向嗎？

孫亞夫答：民進黨轉型是個老問題了。大約從90年代中期開始，民進黨內就有人認為由於大陸崛起和國際政治現實，「台獨」實際上已經搞不成了；還有人認為推行「台獨」路線會嚇跑許多選民，不利於民進黨上台執政，因此他們主張調整、淡化「台獨」立場，甚至修改或廢除「台獨黨綱」。這種主張在民進黨內一直存在，特別是在民進黨2008年下台、2012年競選台灣當局領導人失敗後的一段時間裡，被民進黨人士談論得比較多，而且出現了一些相應的新提法。但是，民進黨一直沒有認識到「台獨」是分裂國家的行為，不願正視大陸發展壯大和國際政治現實，力圖培植「台獨」的社會土壤，並尋求外國勢力的保護和支持，既以求自保、又以求一逞，同時也由於它自身的思想源流、組織成分、支持群體以及政黨競爭算計等的作用，所以它至多是迫於內外壓力和撈取選票的需要，調整某些涉及兩岸交往的具體政策，而沒有放棄「台獨」立場。我估計民進黨轉型問題還將持續一段時間，但它終究是要轉的。大陸的發展壯大，兩岸關係的愈益緊密，是民進黨擋不住的，它擋不住就得轉，不轉是沒有出路的。

台灣「九合一」選舉即將舉行，選舉結果將對台灣政局產生新的影響；明年初新一屆台灣當局領導人選舉的競選活動又將開始，屆時競爭將非常激烈、情況將十分複雜，因此現在不宜對2016年台灣選舉結果下結論。如果一旦發生民進黨2016年在台灣上台執政的情況，我想，大陸方面會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圖謀，在這些方面沒有任何轉向的問題。我認為，需要轉向的是民進黨。民進黨應當拋開不切實際的幻想，下決心放棄「台獨」立場，不再阻撓兩岸關係發展。

問：依據您多年觀察及研究，兩岸政治分歧究竟有哪些？不解決究竟有什麼影響？究竟應當如何通過商談解決這些問題？

孫亞夫答：兩岸政治分歧源於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表現在兩岸關係的許多方面，而且隨著幾十年來時勢變遷，表現形式有了很多變化。在兩岸政治問題中，有根源性的政治對立，實質是在對待大陸和台灣統一、如何統一及何時統一這個根本問題上的分歧；也有衍生性的，即表現在具體的政治關係、軍事安全、涉外事務等等方面的分歧。我們想解決根源性的問題，但是由於台灣方面不願談，而且在今後一段時間裡也不想談，因此這類問題一時還得不到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積長期對台工作實踐的經驗，為打破制約兩岸關係發展的瓶頸，取得兩岸關係發展的階段性重大成果，可以先解決或部分解決那些衍生性的問題，達致階段性目標。大陸方面從90年代初開始陸續提出了這方面的主張，在2008年5月兩岸關係開始和平發展進程後又將之進一步系統化，概括地說，主要是：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及其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通過兩岸協商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這些主張涵蓋了兩岸政治關係、軍事安全、涉外事務和綜合性安排等方面的議題。但是，六年來，由於各種原因，其中主要是民進黨和外國勢力的牽制，台灣方面無意與大陸方面就兩岸政治關係、軍事安全的議題談起來，就涉外事務的商談也是有限的。事實已經說明，這類問題得不到解決，影響了兩岸政治互信的增進，更重要的是仍然影響著台灣民眾對大陸、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看法，這就制約了兩岸關係發展的高度、深度、廣度。這實際上對國民黨、台灣當局也是不利的，他們今天遇到的某些困難，包括他們發展兩岸經濟合作、改善兩岸關係的政策得不到部分台灣民眾的理解，與他們不下決心解決這類問題有很大關係。因此，解決或部分解決衍生性問題，達致階段性目標，是務實的，不是急於求成，而是從各方面看都是應當去做的事情；務實地安排商談議題和步驟，也不會欲速而不達。而且，即使兩岸政治商談啟動了，也不會排斥經濟商談，相反會促進經濟商談。在一段時間裡，兩岸交流合作仍將以經濟為優先、重點。

至於究竟如何通過商談解決兩岸政治問題，我想，起碼有四點：第一，先談起來，有個開始。第二，有談的共同政治基礎。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起碼的共同政治基礎；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將增強共同政治基礎。去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已經多次表示，願意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這表明了大陸方面對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進行協商的原則和態度。第三，要實事求是。可以回顧1949年以來迄今的兩岸政治關係，進而在客觀實際的基礎上提出主張。否則，任何脫離現實的主張都是主觀想像，將之提出來討論是不會有結果的。第四，要求同存異。尋求雙方立場、主張的共同點和連接點，將一時解決不了的分歧先放一放，以利談出成果。

問：台灣朝野認為大陸未積極支持台灣參加區域經濟整合。請問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可以對這個問題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嗎？

孫亞夫答：大陸方面瞭解台灣對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態度，近些年隨著兩岸關係改善和發展，也釋出了一些善意，如對台灣方面先後與新西蘭、新加坡簽署經濟合作協議的態度，就是明證。對這個問題，大陸方面的立場也很清楚，概括地說，就是務實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與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相銜接的適當方式和可行途徑。今年6月25日，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方面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會面時，雙方同意儘快啟動這方面的共同研究工作。最新的進展是，11月12日，張主任與王主委會面時，雙方同意由兩部門就啟動這一共同研究的準備工作進行具體溝通。現在要做的是，把有關準備工作的具體溝通開展起來。至於說能否對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我想：還是要先探討出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與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相銜接的適當方式和可行途徑，然後再循序漸進談其他問題。大陸方面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的主張是，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我個人認為，這一主張的精神可以適用於對待台灣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問題。我同時也認為，搞好兩岸經濟合作，是促進台灣經濟發展的現實、有效途徑和辦法。經濟問題不能政治化，還是要按經濟規律辦事比較好。

「九二共識」係指1992年11月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成立於1990年11月21日，下稱海基會）及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於1991年12月16日，下稱海協會）就解決兩會事務性商談中，如何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所達成的以口頭方式表達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兩會在香港商談中，就海峽兩岸事務性（公證書使用）商談中如何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進行了討論。海協會的基本態度是，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應本著一個中國原則協商解決；在事務性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態度，可以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協商。

在香港商談中，海協會提出5種文字表述，海基會也根據「國統會」的結論提出5種文字表述。海基會雖也同意兩岸公證書是中國內部的事務，雙方均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並表達謀求國家統一的願望，但在文字表述方案上，兩會很難達成一致。

在會談即將結束時，海基會代表又增提3種表述方式，並拿出最後表述內容：「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還建議「用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海協會代表表示，這是此次商談的主要成果，等把海基會的建議與具體表述內容報告後再正式答覆。

香港商談結束後不久，1992年11月16日，海協會正式發函海基會表示，「我會完全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現將我會擬作口頭表述的要點函告貴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本此精神，對兩岸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12月3日，海基會回函海協會，對達成共識未表示異議，兩會隨即開始為次年的「辜汪會談」做準備。

從上述商談及函電往來的過程與內容看，可清楚看到：1992年兩岸雙方確實在「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達成共識，但從未就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進行過討論。既然沒有討論，也就談不上達成什麼「各自表述」的共識。正是在此基調上，雙方開展了事務性協商，並得以成功舉行1993年在新加坡的「辜汪會談」，簽下一系列兩岸交流與合作的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