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10日拂曉，侵華日軍突然在海南島的海口登陸，蔣介石認為這是日本法西斯「蓋已決心向民主世界開戰矣！」2月11日，他接見外國記者，提出與盟軍聯合作戰的意見：「日軍之進窺海南島，即等於1931年9月18日之占領瀋陽；換言之，日本之進攻海南島，無異於造成太平洋上之九一八。地區容有海陸之分，影響卻完全相同。」

蔣介石呼籲西方要防日本

蔣介石這個看法引起各國注意，外國記者請蔣詳加敘述，蔣說：「海南島日軍登陸問題，吾人應就遠東海洋整個局勢上觀察，乃可認識其意義與影響之重大。蓋海南島在東亞為太平洋印度之間戰略上主要之重心，敵軍若占領該島，不僅可以完全阻斷香港與新加坡間之交通，切斷新加坡與澳洲間之聯絡，而且使菲律賓亦受其控制。此不僅直接威脅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實為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權之發軔。」他竭力向美、英等國呼籲，西方國家不要忘記九一八事變後西方推行的綏靖政策，造成侵華日軍獨霸東亞的形勢，稱讚時任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就看出問題的嚴重性，他高聲疾呼：「故日本之突然南進，並非欲借此以求中日戰事之結束，而實證明其不惜最後之冒險，以造成太平洋戰局之開始也。」

蔣介石見日本派特使野村赴美談判，便指示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加強對美外交，特別把中國情報部門獲悉的可靠情報告訴美國：日軍已大部南移，海空軍都在擇捉島附近加緊攻擊訓練，估計不出半個月，日本進攻美國的戰爭即將爆發。                    

蔣介石還讓宋美齡在11月10日、12月4日通過無線電廣播，向美國各界人士發出強烈呼籲：反侵略的各國、各民族，為了共同的目標分擔責任，尋求和平與自由的目的。宋美齡的演說打動了千百萬美國人，使他們走出孤立主義，支持中國抗日；也促使羅斯福總統下了與日本開戰的決心。蔣介石又通過羅斯福派給他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向羅斯福表達，如欲求太平洋以後長期之和平，唯有輔助中國獨立，而不被他國侵略之一途。

日本襲擊珍珠港後，1941年12月23日，蔣介石在重慶蔣氏官邸隆重召開中美英三國軍事會議。蔣介石對美、英、荷、澳遠東戰線最高司令官魏菲爾（Archibald Wavell）說：「中、英兩國不可有一國失敗，因此，如果貴國有需要，我國可以派8萬人進入緬甸作戰。」在一戰中失去一隻眼睛的魏菲爾傲慢地說：「如果由中國軍隊解放緬甸，實在是英國人的恥辱，我們只要請貴國惠允撥借美國援助物資就可以了！」這是指英國不久前搶走美國援華的150輛卡車和一船彈藥，總參謀長何應欽、宋美齡都當面指責英國人，蔣介石卻極有風度地說：「我們中國有句格言，叫作人無信不立。中英兩國現在算得上是患難之交，理應彼此互諒互讓。運給中國的援助物資，像前次的卡車，貴國如需借用，不妨與中國商洽。」魏菲爾臉漲得通紅，無言以答。三國軍事會議使蔣介石露了臉，但使他真正露臉的是第三次長沙大捷。

第三次長沙會戰打得極其頑強，其中楊森麾下第27集團軍第2營營長王超奎率部與日軍反覆血戰，最後全部壯烈犧牲。恰逢《紐約時報》記者在重慶採訪，宋美齡受蔣介石之託，在該報發表：「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其表現的實例，多得不可勝數，我只要舉一個最近的例子，有一位營長王超奎少校率部在河南省新牆河作戰，敵人在數量方面，占著壓倒的優勢，當王營長被敵軍重重包圍的時候，他與500個部下，每一個人都戰至最後犧牲生命為止。這樣戰至最後一人，在中國士兵中是極其尋常的，算不得稀罕的事情。」  

蔣被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第三次長沙大捷和中國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得到世界各國領袖和人民的廣泛同情與敬佩，羅斯福邀請英、中、蘇等國協商發表《聯合國家宣言》問題，中國獲得四大國之一的國際地位。            

1941年12月31日，羅斯福看到中國取得長沙大捷，而麥克阿瑟兵敗菲律賓，美、英在東南亞一敗塗地，感觸尤甚，便致電蔣介石稱：「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敵力量之聯繫與合作起見，應在南太平洋戰區成立一個最高統帥部，指揮全部美、英、荷軍隊。此項聯合國在中國戰區之共同活動也需有同樣統帥部，事屬當然。余今徵得英、荷政府代表之同意，建議麾下負指揮現在或將來在中國境內活動的聯合國家軍隊之責。余等並建議，該戰區包括聯合國家軍隊可以到達之越南及泰國之境。」羅斯福還向蔣說明：「欲使此統帥部發揮效力，應立即由中、美、英三國政府代表組織一個聯合計畫作戰參謀部。倘麾下認為可能而蘇聯表示同意時，蘇聯代表亦應參加，此參謀部應在麾下服務。」

這時候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向蔣介石報告，他「在美國，有一種使人煩惱的內疚感，認為對於幫助一個在珍珠港事變以前，單獨英勇作戰長達4年以上，並付出巨大代價的國家來說，我們過去做得太少，即使現在也是一樣。在美國公眾眼裡，蔣委員長完全是中國抗戰的化身，你作為四巨頭之一的地位得到國際承認。」

蔣介石由此明白了羅斯福讓他出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原因，欣喜地回電羅斯福稱：「承囑擔任聯合國現在與將來在中國戰區以及越南、泰國境內聯合國軍隊可能到達區域一切軍隊最高統帥之責，深知此項任務對有關各國及其人民與我中國本身所負責之重大，然念此統帥部成立之後，足使中國戰區與聯合國間得統一其戰略，促進其全盤作戰之功效。既經閣下徵得英、荷政府之同意作出建議，自當義不容辭，敬謹接受。」

為向羅斯福表示感謝，蔣介石通過宋子文請美國人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美方便派史迪威擔任此職。這時候，美、英軍隊在東南亞連吃敗仗，欣聞中國政府能派部隊到緬甸作戰，自然十分歡迎。蔣介石剛就任便一口答應準備派軍入緬作戰，也想以戰區最高統帥身分視察印緬。

蔣介石視察印度見甘地

1942年2月4日，蔣介石乘飛機離開重慶，經緬北重鎮臘戌，飛抵加爾各答，再轉乘火車抵達新德里。當時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印度總督林利思戈和駐印軍總司令哈特來到行轅拜訪蔣介石，寒暄過後說起甘地和尼赫魯為爭取印度獨立正與英國鬧矛盾，甘地被捕入獄，一旦日軍攻入印度，後果不堪設想。詢問如果日軍和印度人兩下夾攻有何良策？蔣介石說：「中國能堅持抗戰，全憑舉國抗日情緒高漲，萬眾一心，共禦強敵。貴國若能力爭印度人抗日必然能勝；如印度人袖手旁觀，單憑英軍抗日就不可樂觀了！」

兩個英國人以中國發生皖南事變予以搶白，但為求蔣介石辦事，只得請蔣介石運用影響力說服印度人與其共同抗日。蔣介石提出要求：「為抗日大計，我想會見甘地，勸印度民族領袖與英軍共同抗日！」隔天，蔣介石果然到監獄探望甘地，說服甘地與英軍共同抗日，此事立刻轟動新德里，印度人把蔣介石當作印度的護法真神。

蔣介石派兵進入緬甸

第3天，蔣介石剛回到重慶，就有美英荷澳盟軍遠東部隊最高指揮官魏菲爾派聯絡參謀馬丁謁見求救。

第4天，為保衛滇緬公路，阻止日軍入侵印度，蔣介石曾主持美中英三國軍事合作會議，決定中國派軍隊進入緬甸北部和中部，與英軍共同對日作戰。

第5天，根據這個決定，蔣介石命令第6軍派三個團開赴緬甸，豈料中國先遣團剛到達緬北孟養，便被英軍蠻橫阻擋；後面兩個團只好停留在雲南邊境，等到英軍在緬甸被圍困打敗，萬般無奈，才又求蔣介石發兵救援。

第6天，蔣介石急命第5、第6二軍開入緬甸，協助英軍扼守仰光至臘戌一線。蔣介石見仰光形勢危急，又從昆明乘飛機趕往臘戌。日軍得此消息派飛機轟炸，蔣介石因事晚起飛40分鐘，幸運地躲過災難。

第7天，魏菲爾、緬甸總督史密斯趕到機場迎接，為蔣介石壓驚，蔣介石若無其事笑笑說：「日本人特狠毒，幾次派飛機要置我於死地，不知比今天要危險多少倍！為抗擊倭兵，鄙人對此全不在意，你二位也不必擔心！」

第8天，蔣介石便與魏菲爾商討中英在緬甸的作戰方案，並鼓舞士氣道：「這場大戰是一場持久戰，一城一地得失不能決定大局，關鍵是同心協力同日軍奮戰。雖然中國重要城市幾乎全部淪入敵手，但我們還有廣大農村，只要同盟國家齊心合力，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最近的長沙大捷就是有力證明，可以看出日軍敗相已露！」

第9天，魏菲爾歎口氣說：「我們在緬甸作戰的最大困難，在於緬甸人處處持不合作態度，甚至希望日本人來支持他們獨立！」

第10天，蔣介石出謀劃策道：「目前世界人民普遍覺醒，要求獨立的呼聲響遍全球，為戰勝日寇，你們最好向緬甸人保證，在適當時間讓他們獨立！」

第11天，魏菲爾苦笑說，這事要由英國政府決定，仰光難保是最急迫的，蔣介石當機立斷說：「那麼，我們就以仰光為第一線，臘戌為第二線，首先要準備在仰光打個勝仗，再從容撤退，好在臘戌做充分的迎敵準備。」

第12天，魏菲爾答應尊囑而行，蔣介石又會見緬甸總督史密斯，勸英國當局與緬甸革命黨人昂山、奈溫等人合作抗日，防止緬甸人與日本侵略者合流。

第13天，蔣介石從臘戌飛往中國遠征軍總部，日軍派出飛機前往截擊，蔣介石洞悉其奸，提前40分鐘出發，早已到達目的地，與杜聿明等長官商討對日作戰方案。蔣介石在戰地會見美國飛虎隊總司令陳納德時風趣地說：「陳將軍，你為抗擊日寇立下赫赫戰功，也贏得了中國姑娘的愛情，陳將軍就是中美合作抗日的集中體現！」

第14天，這是指陳納德的抗日功勳引起中央日報社記者陳香梅的崇敬，兩人發生感情，經蔣介石、宋美齡大力促成喜結連理，中外輿論稱為中美合作抗日的象徵。第15天，蔣介石對陳納德及其將士的抗日功勳稱讚不已，陳納德報告殲敵戰果，兩人談得十分融洽。

第16天，蔣介石在緬甸瞭解到中英在緬甸的抗日形勢，繼續選調新的遠征軍司令官，恰好史迪威到職，主動請纓擔任駐緬遠征軍前線指揮官，蔣介石欣然同意，並任命衛立煌為遠征軍司令長官。

（前者係時事出版社編審、後者係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二十九軍（下稱29軍）以1937年七七盧溝橋抗戰為國人矚目，而實際上其早在1933年就參加了著名的長城抗戰，該軍建制的餘緒堅持戰鬥，直至抗戰勝利。

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

日本在東北扶植滿洲國，同時叫囂著「滿蒙與中國以長城為境界」。1933年1月，日軍陳兵於長城外圍，這是繼1931年瀋陽九一八、1932年淞滬一二八之後，日軍第三次大規模武裝侵華。同年3月熱河全省淪陷，日軍推進至長城腳下，時任察哈爾省省主席的宋哲元率29軍赴喜峰口、冷口、馬蘭峪等隘口作戰。《大刀進行曲》描繪了當年29軍大刀隊的形象：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29軍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衝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

日軍繞過長城正面侵入冀東、威脅平津，嗣後《塘沽協定》簽訂，中國軍隊退至長城線以南，被迫接受日軍占領東北與熱河的既成事實。宋哲元回師察哈爾，日方製造「察東事件」與「張北事件」，迫使南京撤去宋哲元省主席職務。隨著南京黨、政、軍全面退出，華北真空，宋哲元趁機率部進駐北平、天津，手握冀、察兩省，儼然「華北王」。南京將宋哲元推上國防前沿，委以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一職，日本利用他與南京的矛盾煽動「華北自治」。29軍在終端承壓，陷入無比尷尬與煎熬的境地。

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在永定河畔夜間演習時，欲強行進入盧溝橋東的宛平縣城搜索一名離隊失蹤的士兵。駐守宛平的29軍37師219團（團長吉星文）斷然拒絕，8日淩晨雙方開始駁火。此刻宋哲元人在山東樂陵，他立即指示29軍就地抵抗，但明令不許出擊。他仍然捉摸不透南京的真實態度，7月8日以來，宛平打打停停、邊打邊談。

南京對宋哲元與日交涉懷有疑慮。朝野對應不應對日開戰的討論莫衷一是。冀察與南京的隔閡如壓在盧溝橋上空的陰雲，前方陷入走一步算一步的不確定中。

7月16日，日軍五個師團逾十萬人到達北平周邊。翌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宣言：「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麼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7月26日，日軍向北平及廊坊發動全面攻擊，宋哲元拒絕了日方的最後通牒，下令固守北平，並電促中央軍北上。28日，南苑守軍遭日軍強勢攻擊，指揮作戰的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雙雙陣亡。7月27日晚，北平城內召開軍政會議，宋哲元委任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長繼續對日交涉，29軍遵照南京部署退守保定。張自忠含悲流淚向秦德純說：「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秦勸勉道：「這是戰爭的開端，來日方長，必須蓋棺才能論定，只要你誓死救國，必有為全國諒解的一日。」此語在不久的將來竟一語成讖。

我說藎忱死得好！

8月6日，張自忠聲明辭去一切職務，後潛出北平輾轉抵達南京。不久，以原29軍38師為基幹擴編為59軍，張自忠出任軍長。在全軍大會上他失聲痛哭：「今天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成仁的地方。」張自忠率部轉戰於魯、皖、豫、鄂，與在徐州會戰中守臨沂的老對頭龐炳勳攜手狙擊坂垣師團，後擢升至33集團軍總司令。

這期間的張自忠屢屢言及死，他對老長官馮玉祥：「我總要拼命的幹一場，作一個榜樣給人看，我一定盡我所有的力量報效國家，不給先生丟臉，活著我要活個樣子，死也要死個樣子，我覺得我越走越光明。」

忠東渡襄河迎敵，出發前致信副手馮治安：「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38師、179師取得聯絡，即率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若與179師、38師取不上聯絡，即帶馬師之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5月16日，張自忠身中多彈，在襄東十里長山陣亡。馮玉祥題輓曰「藎忱不死」，他寫的悼詞卻一連用了六次「我說藎忱死得好」，懷念這位求仁得仁的舊部屬。1944年，宜城縣改名為「自忠縣」以資紀念。張自忠的兩封遺書及悼詞，分別刊刻在南漳張公林園的遺像碑，和劉猴張公祠的自忠碑上。

從盧溝橋到遠安

1937年8月，為紀念七七抗戰，以原29軍37師為基幹擴編成77軍，由盧溝橋事變中的「主戰派」馮治安出任軍長。77軍下轄的吉星文37師、王長海132師、何基灃179師，長年擔當沮漳流域一百多公里的正面防禦，屏障鄂西川陝、威脅日軍側翼，參加過棗宜、豫南、長沙、鄂西、常德、鄂北豫西等歷次會戰。

1945年抗戰勝利，77軍自遠安開拔前往徐州，至今77軍為地方挖井修渠、整田收穀的戰時記憶仍在當地流傳。

（作者係抗戰紀念建築史研究者）

近年來，由於戰場生存性考量，空射型遠攻武器系統逐漸受到重視。這類武器系統配備彈翼和發動機，投放後可長距離飛行並精準命中陸上目標，大幅降低戰機本身被擊落的風險。此外，其彈頭（戰鬥部）也可依目標需求，配備高爆彈頭（HE）或集束彈藥（子母彈），以增加摧毀效果。金牛座和風暴之影即是歐洲遠攻武器系統的代表作。

金牛座遠攻武器系統

金牛座（KEPD-350）是德國和瑞典合作研發的遠攻武器系統，由金牛座公司製造生產。金牛座公司是歐洲跨國飛彈研發製造商（MBDA）、瑞典飛機公司（SAAB）、博佛斯動力（Bofors）的合資公司。目前金牛座的客戶計有德國、西班牙、南韓等國。

金牛座全重1400公斤，彈徑為1.0公尺，採用匿蹤外型，最大射程500公里。發射後便自動展開彈翼，並由渦輪扇葉發動機（Turbo Fan）提供動力，最大航速1.0馬赫。目前金牛座可由龍捲風戰機、F/A-18、F-15K、JAS-39、歐洲颱風戰機等攜帶。

金牛座配備多效應高精度穿透器-目標優化（Mephisto）的500公斤高爆彈頭，有預備裝藥和串聯裝藥。首先以預備裝藥先清除目標上方的土壤或穿透加固掩體；再引爆可變延遲引控制的主彈頭，以摧毀內部設施。其主要目標是加固碉堡、機場、港口、橋樑、彈藥庫、指揮所、控制室、通訊室等陸上設施，也可攻擊港內或海上航行的船隻。金牛座具備多種反制手段，以避免被敵方防禦系統攔截。

金牛座可預設路徑，途中可使用影像導引、慣性導引、地形比對、全球定位系統（GPS）等，進行超低空飛行。若在飛行過程中無法接收到全球定位系統訊號，也可利用內部的導航系統，飛行到目標附近。金牛座到達目標區附近便會開始爬升，以達到可獲取目標影像和最佳攻擊角度的高度，並利用內建的熱成像裝置辨識目標進行攻擊。若未發現目標，則會自動循著預設路徑到達墜毀地點，以免誤擊或造成不必要的損害。

除德國採購金牛座飛彈外，西班牙也採購了45枚金牛座，並整合至西班牙空軍的F/A-18大黃蜂戰機上。2009年5月，金牛座於南非試射後通過戰術測評。

南韓也採購了200枚金牛座，以強化F-15K的對地打擊能力。2016年10月，南韓再增購90枚金牛座，以應對北韓的威脅。先前南韓空軍已完成試射，但因試射場地周邊環境和安全考量，南韓空軍將其最大射程限縮在400公里。金牛座從南韓中部泰安郡附近的半島西部海域上空發射，在南韓南部群山市的無人島射擊場上空盤旋二圈後命中目標。

南韓透露，若空軍F-15K戰機在南韓中部空域發射金牛座，可精準打擊北韓首都平壤的戰略設施。若北韓決定開戰，南韓空軍將動用各型精準打擊武器還擊。而金牛座是南韓「殺傷鏈系統」的主角，它不僅可躲避雷達探測，也可迴避電子干擾，並精準打擊目標。

風暴之影遠攻武器系統

風暴之影（Storm Shadow）是英、法、義大利合作研發的遠攻武器系統，由歐洲跨國飛彈研發製造公司製造生產。風暴之影可取代勝利者式戰略轟炸機上的藍鋼飛彈，和幻象IV式戰轟機上的ASMP飛彈。風暴之影為其英文名，法文名為SCALP-EG。風暴之影內部的結構，是由阿帕契飛彈改良而來，彈頭也從集束裝藥改為高爆彈頭。風暴之影分為二種型號：空軍型和海軍型。空軍型由戰機和戰術轟炸機攜帶，海軍型則裝填於船艦的Sylver垂射系統（VLS）。目前，風暴之影的客戶計有英、法、埃及、希臘、義大利、印度、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

風暴之影全重1230公斤，彈徑0.48公尺，採用匿蹤外型，最大射程250公里。發射後便自動展開彈翼，並由渦輪噴射發動機（Turbo Jet）提供動力，最大航速0.8馬赫。它可配備450公斤高爆彈頭，其主要目標是加固碉堡、機場、港口、橋樑、彈藥庫、指揮所、控制室、通訊室等陸上設施。它可預設路徑，途中並使用慣性導引、熱成像、全球定位系統等，進行超低空飛行。

英國提供給烏克蘭一批風暴之影，作為對抗俄軍的重要手段。烏克蘭空軍Su-24M戰轟機一次可攜帶2枚，並用來攻擊盧甘斯克、克里米亞地區的俄軍重要目標。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公布有英國國防大臣華勒斯簽名的照片，顯示該架Su-24M戰轟機已攜帶2枚風暴之影。不過，外界認為應該是Su-24MR戰術偵察機。

風暴之影約1230公斤，而MiG-29戰機、Su-25攻擊機的掛架承重上限僅500公斤，均無法攜帶，因此由載量較大的Su-24M攜帶發射。烏克蘭展開大反攻，俄國軍方傳出重大戰損。據傳，俄羅斯第35集團軍參謀長少將戈里亞喬夫遭擊斃，可能就是烏克蘭發射風暴之影進行斬首。近日，印度、巴基斯坦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巴基斯坦成功攔截了印度飆風發射的風暴之影。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捷克雖然為中歐小國，但在整個歐洲地區卻是少數擁有航太工業的國家，冷戰期間為整個華沙組織重要的軍火來源之一，教練機的發展更受到各方肯定。隨著時代變革，各國空軍對於新一代教練機需求甚殷，Aero Vodochody（沃多喬迪）航空公司特地研發出L-39系列高教機，供該國及國外客戶使用，最新的改良型號則為L-39NG（Next Generation）天狐（Sky Fox）高教機。

研發背景/型號

1960年代，捷克率先開啟L-39信天翁（Albatros）高教機的研發之路，該款飛機由早期的L-29海豚噴射教練機衍生而來，並於1968年進行首度試飛。她是首架配備渦輪風扇動力的飛機，總生產數量約2,800架，客戶遍即東歐、中亞、北非、東南亞等地區的空軍部隊，L-39高教機的生產線最終於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關閉。進入21世紀後，該公司為延續該機種的生產線，以及利於國際市場的競爭，最新改良版為L-39NG高教機，與美國T-7A紅鷹、義大利M-346、南韓T-50、中國L-15同為第五代高教機，目前也正逐步打開國際教練機的市場。

L-39高教機最大特徵為兩個進氣口位於駕駛艙後方，大幅降低發動機吸收跑道上的異物而造成損壞，這種設計與早年義大利空軍的MB-339高教機類似，由於起初的設計為訓練用途，故後座教官的座椅比前座高，利於目視前方學員操作/學習的狀況。

起初教練版的L-39並未配置任何武裝，但其機翼下方能配置副油箱與訓練用的武裝，若為攻擊版本，機翼與機腹下方配備四個武器掛點，能攜帶傳統炸彈、火箭彈與機砲對地進行打擊。

改版後的L-39NG

2014年該公司正式推動L-39NG高教機的開發計畫，2018年12月首架試飛成功，成為冷戰時期L-39信天翁高教機的繼任者。據原廠設計，L-39NG同時產生兩種版本供客戶選擇，「第一階段」（Stage 1）的版本為針對舊款的L-39高教機進行發動機與航電系統的換裝；「第二階段」（Stage 2）的版本則為全機重新打造，並取消原有翼尖油箱的設計，多數的買家傾向直接購買新機。新版的L-39NG高教機除具備訓練用途外，因機體設計的複雜度低，操作成本相對低廉，故能擔負訓練、偵查、對地攻擊等任務，吸引到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的興趣。

2020年L-39NG開啟所有的測試，包括靜態疲勞測驗，主要的目的在於檢驗該機種在不同環境下機身的反應，包括對溫度、酸鹼度的抗耐測試；因發動機效率的改善，在不攜帶外掛油箱的條件下，可使得L-39NG的最大航程來到1900公里，超越老一代的L-39。

外觀上，L-39NG高教機與原本L-39的差異不大，由兩名飛官操作，採取「縱列」座位，若為「訓練模式」，學員乘坐前座，教官乘坐後座，前後座艙皆配備馬丁貝克公司的CZ16H型彈射座椅。機身長度為12.03公尺，翼展長度為9.56公尺，最大起飛重量為5,800公斤，配備一具「威廉斯國際公司」（Williams International）生產的FJ44-4M渦輪發動機，推力為3,800磅，在6,000公尺高空的最大速度為每小時900公里，內載油料能使該機飛行約1,900公里，續航力達3.45小時，若是攜帶外部兩個重為1,250磅的副油箱，續行距離約2,590公里，最大實用升限11,500公尺，機翼與機腹共有5個硬點（hardpoints）掛載武器，能攜帶火箭彈、炸彈、機槍莢艙、空對空飛彈等。

在機艙的內部設計中，前座配備捷克SPELL Praha公司的HUD-39抬頭顯示器，同時採用GENEYS公司的兩個IDU-680大型彩色螢幕，加上其他電子儀表系統，利於學官與教官操作使用。

根據該公司所透露的資料顯示，L-39NG仍是一架低單翼的飛機，堅固耐用是它的最大特色，飛行壽命時間為15,000小時，能在負4G至正8G的環境下操作，大幅增進學員於高階機種轉換前的訓練。

海外用戶

雖然早期的L-39高教機生產架數及用戶遍及全球，相形之下新款的L-39NG仍有發展潛力。越南空軍為首個海外用戶，於2021年正式向捷克採購12架L-39NG，並於2023年底接收首批6架L-39NG，2025年3月接收最後一架。匈牙利空軍為第二個海外用戶，該國空軍2022年向捷克採購12架L-39NG，其中8架為教練機型，4架為偵查機型，目前已交機3架，預計於2028年全數交機。非洲的迦納空軍向捷克採購6架L-39NG，主要是用於偵查、對地攻擊。法國空軍則是將原先的L-39升級至L-39NG，並未採購新機。

全球高教機的市場仍有3,000架的需求，縱然L-39NG是一款相對年輕的機種，所面臨的競爭對手包括美國、義大利與南韓等，但不能否認的是，捷克身為歐洲小國，在航太工業的發展上卻早有全球競爭力，後續表現仍然值得期待。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1980年代初期，我及洛杉磯的朋友接待過許多黨外朋友及文化人，其中包括南方朔。他雖自稱不擅言詞，但他有興趣的領域很廣，講起話來帶有一種「王氏幽默」，令人印象深刻。不論我們帶他去UCLA校園，或去海邊，或去舊書店走走，或吃墨西哥快餐，他都表現得興趣盎然。回台後，他曾來信感謝LA朋友們的接待，並表示願意介紹朋友到《中國時報》美洲版工作；1984年11月中時美洲版關閉後，他又立即來信表示朋友若願回台工作，他可介紹到台北《中國時報》上班。由此小事可見，南方朔是一位對事有理有節，對人有禮的中國知識分子。

1988年我回台定居後，經常拜讀南方朔在各報刊雜誌的文章，雖未必同意他的觀點，但他始終不媚俗、不附勢，加上文筆犀利，總令我佩服。《新新聞》我每期拜讀，儘管不見得同意每篇評論、報導的立場或角度，我始終認為那是一本極好看的雜誌，也為《新新聞》紙本雜誌前幾年關掉感到惋惜。

我很早就認得陳曉林，因為他是王曉波的老朋友，偶而會來《海峽評論》的餐會。2022年8月21日，曉林參加了統盟在台大校友會館為王曉波、毛鑄倫舉辦的追思會，未發一言。會後卻急忙抓著我去請宋元、魏麗貞兩位未亡人，到蘇杭小館吃晚飯。大家在餐廳的包廂內搶著、哭著、笑著講訴王、毛二人的趣事，度過了一個溫馨的晚上。

過了足足一個月，曉林傳來對曉波的追思文，首段寫著：曉波逝世，不少朋友問起我的感受，我都答以「大悲無言」。他之後多次向我表示，未來要好好寫一篇他和王曉波、馬英九、南方朔相識相交，之後發生意見相左，他在其中企圖撮合的故事。相信未能完成該文，也是曉林眾多的遺憾之一吧！

另外，六、七年前曉林和我分別認識了老保釣李雅明。每年春天當雅明從LA回台住一陣子時，我們經常約在一起吃飯聊天，討論或爭辯中西哲學、文化、宗教觀的異同，他們二人也成為我在晚年的摯友。李雅明2023年6月忽然過世，當我告訴曉林這消息時，他極為傷痛，隨即寫下3千字追悼文，充分表達了他「痛失良師益友」的心情。

近日仔細拜讀了四年多前，曉林特別送我的《吟罷江山》（2015，風雲出版社），我更加了解曉林為何會對台灣社會興起「萬千種話一燈青」的蒼涼孤寂之感。在短短三年中，先後失去王曉波、毛鑄倫、李雅明、龔忠武、魏宏利、陳贊煌、陳曉林、林正杰、南方朔等朋友，我也終於懂了何謂「大悲無言」！

民進黨三度執政以來，從教育、文化到媒體宣傳實施「去中國化」政策，已取得一定成效。近日賴清德從刪除漢人表述，強調二戰歐洲勝利，以及公然宣布大陸為「境外敵對勢力」，均可看見該黨構建「新台灣史」的論述逐漸升級。從當年李登輝宣稱「22歲以前是日本人」，到現今中小學教科書盛讚日據時期的行政官員與各種建設，這種「抑漢揚日」論調的目的昭然若揭。

1949年國府撤台後仍以中華正統自居，1952年修訂國小和中學課程標準，明訂歷史科的目標是：明瞭中華民族演進及各宗族間融洽與相互依存關係，以及歷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遷等趨向，特別注重光榮史實，以啟示復興民族的途徑。這個課程標準之後雖經三次修訂，但教學目標仍是培育青年學子的中華民族史觀，認同中華民族文化，以維繫兩岸同屬一中的憲法基礎。

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在中學推行《認識台灣》社會科教材，民進黨執政後杜正勝以「同心圓」理論，全面更改歷史教科書內容，迄今台灣小學社會科課本已無中國史，只學台灣史，而初中歷史三年分別上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中國史內容簡略且以旁觀的立場敘述，台灣史排除歷代兩岸之間的往來，以「本土」立場為核心進行論述，成功顛覆了年輕一代的史觀。

綠營推動「文化台獨」工作，經數十年發酵，已產生相當大的影響。2024年政治大學的問卷統計中，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占64.3%，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占30.4%，認為自己是純正中國人的僅剩2.2%，可見大學生的國家與民族認同問題益發嚴重。

獨派早就知道要在台灣搞分離主義不容易，畢竟兩岸之間血緣與文化的紐帶難以切割，因此，1948年黃紀男、廖文毅呈送美國國務院的報告就提出「台灣民族」說，讓民眾從血脈和文化上感受與中國區隔，再加上同時期美國外交官員宣傳「台灣地位未定論」，形成台獨理論的核心。兩岸統一後，教育政策須做較大變革。

筆者對未來歷史教育有以下幾點建議。（一）歷史教育本身伴隨著施政屬性，無可避免。台灣過去曾以「三民主義」實施思想教育，但取消已有很長時間。台灣的教育強調多元，課程內涵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相對隱晦，未來如何撥亂反正歷史課綱內容，須進一步探討，也須逐步緩行。

（二）在確保國家民族的立場下放寬歷史研究的尺度。民進黨執政期間在中研院設立台灣史研究所，成為新的史學龍頭；國史館派任獨派學者張炎憲主持，史觀頓時改變；2016年後該館檔案更明令限制中港澳學者申請閱覽。未來如何建立合乎歷史事實的中國近代史論述，需謹慎為之，且不能操之過急。

（三）在確保學生不踰矩的前提下調整高校管理。由於台灣廣設大學，加上少子化，學生只要不追求名校，升學的壓力不大，因此缺乏對學校規範及老師的敬畏。這種情況當然應全面整頓，但必須提出全盤規劃，以免造成教育環境洗牌，引起社會恐慌。

不管兩岸及國際局勢如何變化，兩岸終將統一的歷史大勢難以改變，吾人應預做準備，嚴肅對待台灣青年的史觀與國家認同問題。

（作者係湖北漢江師院台籍講師）

當前台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由於大氣候（美國「台灣牌」）與小氣候（賴清德執政）雙重影響，「支持統一」與「中國人」認同度呈現雙重低谷的現象，連「九二共識」都成為政治人物眼中的票房毒藥，更遑論「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不過，筆者認為台灣社會民意已進入鬆動期，「終局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end game）已然浮現，特別表現在「疑美論」的攀升，以及針對解放軍武器尖端科技的高度關注。

事實上，如此微妙的心理變化，與香港1997年正式回歸前有著類似的脈動。儘管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本質不同，前者乃國共內戰遺留之歷史問題，後者則為殖民統治結束、回歸祖國。但從史料可以發現，198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見，香港前途問題正式浮上檯面後，香港社會尤其是精英階層，提出了「維持現狀論」，並受到多數香港民意的支持。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意味著香港回歸祖國大勢底定，香港社會的「維持現狀論」開始動搖，進入「回歸過渡期」。而以知識界、媒體界、大學生為主要代表的「香港前途討論」，在客觀現實的作用下，自然由此展開。例如曾任民建聯主席的馬力及其團隊，以「辛維思」為筆名，撰寫了大量涉及政制改革，以及針對《基本法》（草案稿）的討論。《辛維思政論集》收錄了當時香港針對未來政制構想的12種方案，分別就「一國原則」、「兩制原則」與「港人治港原則」，圍繞在日後「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立法機關選舉方式」與「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關係」三方面提出各自的主張。這說明香港社會在確定「回歸」後，在輿論場出現了對「一國兩制香港方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積極議倫。更令人訝異的是，當時「香港回歸運動」的主體，竟是「香港兩大」（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會。

進一步探究，「香港回歸運動」絕非僅有單純的民族主義，還帶有積極進步價值的一面，「民主回歸」論即為其中的中流砥柱。「民主回歸」論者還關注到香港問題的解決，對於解決台灣問題具有示範意義，「台灣問題必定要一併解決」。

「民主回歸」論的核心要旨，莫過於倡議回歸是在面對殖民統治與穩態社會結構中，進行本土社會改革的契機。論者已看到當時港英政府「諮詢式民主」的虛偽性，從而強化了主張民主化的決心，也為結束殖民統治，開啟民主改革提供一扇窗。當《香港基本法》草案陸續通過，於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前，香港回歸的準備工作已有序開展，包括公務員平穩過渡，臨時立法會秘書處在深圳工作，以及香港新華社轉型為香港中聯辦等。

綜上所述，1982-1997年這段「香港回歸前史」，能看到台灣社會今天民心動盪與各種思潮、政治勢力拉扯的「既視感」。不同的是，美國因素的高度介入，使台灣問題解決的前景討論，被推到傾向「戰爭」的一端，使得台灣內部討論空間更加窄化。無論如何，「香港回歸前史」中的香港前途討論，是「兩制台灣方案」啟動的重要借鏡。簡言之，台灣需要的不是一場又一場的「兵推」，而是在「終局意識」下的前景大辯論。

（作者係時評作家）

台灣地方小，又有被日本殖民統治、國府遷台後高度仰賴美援的特殊歷史經驗；因此，在選擇未來歸屬的方向時，既容易出現外力介入，島內各主要政黨亦長期習於引入外力、借外國壯聲勢，也因此長期抗拒、汙衊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

民進黨三度執政有意篩選、改寫台灣的歷史論述，啟動「認知戰」，一邊「去中國化」，竭力否定歷史上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對開發台灣的正面意義，一邊用日本殖民的「功績」、「建設」取代、掩蓋傳統中華文化，以台獨海洋史觀擁抱西方及日本殖民，頌揚日本殖民所帶來的現代化，導致台灣民眾，特別是新生代，完全不知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在1896年日軍掃蕩台灣之際，多次在《時事新報》撰文，羞辱台灣人為「醜類」，他建議應「殲滅醜類，使其一人無存」，主張日本割台要的是台灣的土地，不是土地上的人。

台灣民眾也不太了解日本總督的殖民統治是集行政、立法、司法於一身的極權統治，根本不把台灣人當成國民。整個日據時代，台灣人與日本人做同樣的工作，薪水僅有日本人的六成；而且台灣人還得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大陸、南洋而犧牲奉獻。然而，現在台灣校園卻孕育出不少崇拜後藤新平、八田與一等殖民官員的學生。數十年來，全台許多日據時代留下的日式建築，包括神社，都被重建維護保存下來。民眾對日觀感普遍正面，這些無形中都推升了台灣人抗拒「一國兩制」的心理。

雖然日、台沒有外交關係，但雙方存在緊密的經貿來往，且日本三番兩次在國際場合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日本非常在乎台海兩岸之間的動向，原因出在從南海到台灣海峽或台灣東邊海域，是日本經濟與能源的航運命脈、經貿交通線，日本始終憂懼兩岸統一，其命脈、交通線可能會被切斷。再者，日本與美國是有安保合作的盟國，東京因應地緣政治的變化很大程度受到美國的驅策節制。

從李登輝、陳水扁到蔡英文，日本一直在台灣延伸觸角，而自民黨右派特別屬意「務實台獨工作者」賴清德。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時任副總統的賴清德是台灣唯一以「安倍親友」身分、獲外務省通融赴日參與家祭者。2023年台灣大選期間，賴清德因副總統身分不方便前往，自民黨大老麻生太郎還專程來台為賴清德加持。賴上任後，行政院先後聘請定居台南的前東京都區議員野崎孝男、日本自衛隊前統合幕僚長岩崎茂為政務顧問，在台灣行政中樞提供對大陸高層、軍力的分析。

鑒於日本勢力已滲透台灣內部，在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時，日本確實是個不可忽視的外部因素，其潛在影響力絕不亞於美國。兩岸有識之士務必要及早布局、部署，技巧縝密地排除或至少降低「日本因素」，而且要在台灣教育、媒體系統快速重塑以中國為主軸的歷史觀、地理觀。大陸尤應加強中日溝通，明確闡述「一國兩制」對東亞地區和平安全的意義，以爭取日本理解；並通過加強中日經濟合作，增進雙方的共同利益，減少日本干預台海的動機。另一方面，也要對日本可能的干涉行徑保持高度警戒，做好各種準備。。

美國總統川普在許多公開場合不斷宣稱：「關稅」是在我字典中最美的詞彙，是達成「美國優先」的政策工具，不僅可以促進外國企業移轉美國投資，增加民眾就業機會，而且能透過復興美國製造，削減對外貿易逆差。川普儘管知道關稅政策可能使經濟受到波及，或導致通貨膨脹再度升溫，卻認為可以讓失去的企業回流，讓貧困的社會轉為富有。

回顧這場「復興製造」運動，並非始於川普政府，而是源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歐巴馬政府提出「再工業化」政策，積極倡議「先進製造夥伴」計畫，利用高端科技製造促進產業升級；歷經川普第一任期主張透過減稅措施，配合關稅政策，脅迫製造回流投資；以及拜登政府宣誓「重建美國」，訂定《晶片法案》、《降低通膨法案》，提供高額經費補貼措施；至川普重返白宮堅持「以關稅促回流」來復興製造，重返製造「黃金時代」的憧憬，達成「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願景。

美國製造實力非弱不禁風

無庸置疑，二戰後全球製造業在「比較利益」下呈現高度專業分工，同時隨著製造供應鏈全球化不斷發展，跨國組裝為製造業廠商的常態營運模式。此一現象，使得美國許多廠商在調整成本或布局市場考量下加速外移，讓美國GDP的製造業產出占比，從1950年代的接近三成逐年下滑，2008年僅剩12.1%，至2024年不及一成的9.9%。

在此若要認為美國製造業已「弱不禁風」，或許言過其實。也就是說，以產出的份額比較，美國仍然是全球僅次於中國的第二製造大國，領先第三的日本與第四的德國。因此，近年來美國會推動「復興製造」作為其重要政策，其背後目的乃是希望增加美國本土製造業的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削減對外貿易逆差，進而建立美國的產業自主。

復興製造是理想主義實驗

不過，在美國歷任總統的努力下，復興製造其實淪為與實際狀況嚴重脫節的「理想主義」實驗，未必能讓美國重返製造的「黃金時代」。

誠如許多學者專家指出，美國製造業並未衰落，而是其就業正在減少，加上美國政府推動再工業化政策，或促進製造回流本土策略，似乎忽略了內部頗嚴重的缺陷。也就是說，美國試圖透過關稅脅迫企業重建本土供應體系，卻又未能掌握復興製造所需要配合的條件，反而可能導致生產成本飆升，甚至削弱整體利益。

美國勞動條件與土地成本超過新興國家，雖透過關稅提高了進口壁壘，或採補貼增加投資誘因，卻忽略了關稅政策的頻繁調整，以及無視補貼措施的常態限制，在無形中，讓營運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增加，生產商更難以進行長期投資規劃。

此外，高關稅極易引發物價上漲，造成市場需求受抑，高補貼則會造成財政負擔，導致經濟成長受阻。

此意味著，近年來美國政府所推動的復興製造運動，其實是陷入一種浪漫的「懷舊情境」，透過有色眼鏡眷戀過去時代的景象，沒有反映全球產業正朝向自動化、高科技發展。此一現象，與中國1980年代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促進製造崛起的過程中，未透過關稅壁壘保護，而採取「以開放促發展」，可看出其產業政策的差異。

應師法中國製造發展經驗

也就是說，中國改革開放後，採取積極引進外資，配合經費補貼、優惠稅收、廉價土地等多元措施，藉此促進外資技術移轉，落實產業供應鏈在地化。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透過長期、穩定的產業發展政策，例如：從歷次「五年發展規劃」至「中國製造2025計畫」，無不提供清晰的發展藍圖，降低企業投資的風險。這些可以持續與預期的政策，卻又是近年來美國政府推動復興製造政策最缺陷的關鍵因素。

很顯然地，美國必須捨棄製造業的「懷舊情境」，同時掌握製造業面對全球化及科技化風起雲湧的背景下，未來競爭將會是朝向資本、科技密集、自動化與智慧化潮流的發展。此外，無法忽略的是，美國民間的創新活力雖然領先全球，但聯邦政府卻逐年削減研究發展方面的支出，此與中國政府大幅增加研發投入，呈現頗鮮明的對比。美國此一發展格局，讓美國在電動車、機器人、新綠能、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先進材料等領域，失去了領先優勢。

畢竟，美國具有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若要落實復興製造業，不應該僅僅採取以「美國優先」的關稅政策，或貿易制裁措施，試圖脅迫外國企業將生產基地移轉至美國，而應該透過「系統性」、「鏈結性」的發展，配合增加科技研發的投入，同時刺激本土需求，利用國內市場普及，形塑良性循環，來建立壯大製造業基礎的競爭環境。只有如此，美國才能推動製造業回流，達成製造業在美國生根發展的願景。這些挑戰將考驗著美國川普政府的智慧與選擇。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中國大陸製造業正面臨產能過剩的挑戰，從2010年代的鐵鋼、石炭等重工業擴展至當前的電動車（EV）、太陽能電池與半導體等綠色和高科技產業。產能過剩不僅引發國際批評，更對大陸經濟造成深遠的影響。然而，在激烈競爭中，部分企業憑藉技術創新與市場開拓脫穎而出，顯示大陸製造業在危機中尋求突破的潛力。

產能過剩的結構性根源

大陸製造業的產能過剩問題並非單純的市場失衡，而是多重結構性因素交織的結果。首先，供給面受到財政與金融政策的深遠影響。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大陸政府推出4兆元的經濟刺激計畫，資金大量流入基礎建設與房地產，間接推高製造業投資。2010-2020年間，一般公共預算成長率從20%降至約5%，但政府性基金預算保持10%以上的年均成長，2020年財政支出總額成長率高達15%，遠超名目GDP的5%。低實質利率環境進一步刺激企業過度投資，設備稼動率從2014年的78%，下降至2022年的70%。

其次，企業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加劇了供給過剩。2010年代初，鐵鋼業中小企業數量激增，從2000年的約5千家增至2015年的近1萬家，導致粗製濫造的「地條鋼」問題嚴重。類似的現象在電動車產業重演，2023年的統計顯示，大陸電動車企業數量超過200家，遠超市場需求，部分企業因技術或資金不足面臨淘汰。

再者，在土地公有制下，地方政府以低價提供工業用地，吸引企業投資。2010-2020年間，商業與住宅用地價格分別上漲約300%與200%，而工業用地價格幾乎未變。此外，地方政府為追求經濟成長與就業，傾向補貼虧損的國有企業。2010至2015年間，國有企業稅前利潤率從6%降至3%，但補貼使其延緩退出市場，導致不採算企業長期存續，進一步惡化產能過剩。

最後，需求面的疲軟則加劇了問題。2021年起，房地產市場進入調整期，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在三線城市下跌幅度達10%，一線城市勉強持平。逆資產效應重創消費者信心，2023年的調查顯示，超過60%的家戶傾向增加儲蓄，選擇消費的比例僅約10%，消費意願低迷持續抑制內需。

新興產業的崛起與挑戰

儘管產能過剩的問題嚴峻，大陸新興產業在全球市場中仍展現出強勁競爭力。電動車、太陽能電池與半導體等產業快速發展，部分企業成為行業龍頭。2019-2023年間，製造業整體研發費用年均成長率達45%，遠超銷售成長的20%。大陸的研發投入在全球名列前茅，2022年製造業研發費用（以購買力平價計算）達1500億美元，超越美國的1200億美元，日本與德國則分別為500億與400億美元。GDP占比方面，大陸製造業研發費用從2010年的1.5%增至2023年的2.25%，已略高於美國的2.0%，並逐漸縮小與日本（2.5%）的差距。

技術進步也反映在專利申請上。2022年，大陸在外國的專利申請數達19.8萬件，雖低於美國的25萬件，但已超越德國的15萬件，接近日本的20萬件。電動車領域的比亞迪（BYD）與寧德時代（CATL）等企業，憑藉著電池技術與成本優勢，2024年全球市占率分別達到20%與15%。然而，價格戰導致企業利潤承壓，2019-2024年製造業的整體經常利益幾乎無成長，部分業種利潤率從5%降至2%，顯示過度競爭的負面效應。

國際壓力與政策困境

大陸的產能過剩問題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美國前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與現任部長貝森特（Dominic Bessent）批評大陸以低價出口產品，引發全球通縮風險與不公平競爭。2023年大陸出口價格指數下跌5%，數量指數卻成長10%，顯示低價策略的普遍應用。與2010年代不同，對於綠色與高科技產業的過剩問題，大陸政府認為只是暫時的現象，未來需求將吸收過剩產能。

然而，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加劇挑戰。美國的「川普關稅」政策使大陸出口面臨更高壁壘，2024年對美出口額下降15%，占總出口比重從20%降至17%。若外需持續萎縮，內需又未能有效提振，產能過剩的壓力將進一步加劇。2025年調查顯示，國內經濟學家認為政府主導的企業重組難度較2010年代高，部分原因是綠色產業受到環境的影響較小，難以環境問題為由推動產能削減。

未來從內捲到健康競爭

大陸政府近年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概念，聚焦人型機器人、人工智慧、氫能與電動垂直離着陸機等未來產業。2023年，工業信息部明確將6G、量子信息與先進半導體列為重點發展領域，但這些產業同樣面臨生產過剩風險。例如，2024年太陽能電池產能達500吉瓦，遠超全球需求的200吉瓦。過度投資與企業蜂擁進入可能重蹈鐵鋼業的覆轍。

2025年2月，習近平主席與民營企業領袖的座談會顯示政府對民營企業的重視，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與習近平的互動被視為政策轉向的信號。過去「國進民退」的傾向可能改變，民營企業的活力有望促進市場的新陳代謝。若能避免「內捲」式價格戰，建立健康的競爭環境，大陸製造業就有望孕育出更多具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反之，若過剩問題持續，企業利潤萎縮與GDP通縮指數連續兩年下跌（2023-2024年分別為-2%與-1%），則可能導致大陸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大陸的製造業在產能過剩的結構性困境中，展現出新興產業的強大潛力，研發投入與技術進步更為產業注入了活力。未來，大陸政府需在政策支持與市場調節之間取得平衡，促進民營企業發展，避免內捲競爭，方能實現可持續的成長。這不僅關乎大陸經濟的未來，也對全球產業鏈與日本企業的策略制定具有深遠影響。透過結構性改革與國際合作，大陸製造業有望在危機中找到新生的契機，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支柱。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