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權原本是民意防衛機制，用以矯正民選公職人員的失德、失職。而曾在立法院享有8年多數優勢的民進黨，不甘2024大選後居於少數，竟以「下架賣台舔共立委」為由發動大罷免，且結合側翼網軍操控輿論、司法檢調「辦藍不辦綠」，企圖清除異己、重返完全執政。這種只論政治立場、不論政績的無差別罷免在野黨立委，使台灣的民主再次留下惡例。尤其，中選會6月20日一宣布7月26日為罷免投票日，賴清德兩天後即展開「團結國家十講」，擺明他正是帶頭鬥爭的主謀。

面對這一場民進黨的「敗選續戰」，台灣民眾不僅受夠了「罷團」近三個月來在街頭、捷運站前的叫囂，綠媒無底線地抹紅藍委，現在還得為要不要去投票，以及如何圈選罷免票困擾不安。如還需重選立委，恐怕更會增加選民對選罷制度的不解甚至厭煩。

所幸，綠營的猖狂、司法的雙標，已引起人民普遍反彈，更促成在野大團結。盧秀燕在戰鬥藍趙少康6月21日主辦的「反惡罷造勢大會」上指出，「這是官逼民反，人民唯有出來投不同意票，才能阻止賴清德和柯建銘胡作非為、民進黨用政治追殺人民。」其言有理，選民這次「不同意罷免」，正是為了反對民進黨一黨專政，反對賴清德一人獨裁。

中選會表示，通過罷免者自8月1日起即被解除職務，這表示，自8月1日起，立法院就極可能綠大於藍或大於藍白，那不僅會讓過去一年多來藍白聯手通過的「選罷法」、「憲法訴訟法」和「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等可能全數被推翻，還會迅速通過大法官人事同意權，好讓憲法法庭及早審議內政部提交的「撤銷中華統一促黨、復康聯盟黨聲請案」，進一步迫害偏統的政黨。

簡言之，「不同意罷免」非僅為保住24名藍委的生存，也非僅為讓國民黨保有立院最大黨的地位，而是防止民進黨在沒有制衡的力量下，打著「抗中保台」旗幟恣意妄為，抹紅一切異議聲音，侵害言論自由，並人為阻攔兩岸民間交流合作、兩岸關係融合發展。

事實上，從6月初有數百名文化界名人出席北京「兩岸文化峰會」、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帶團訪問大陸企業界、6月中旬網紅館長直播訪陸行程、馬英九出席「海峽論壇」，證明陸委會對民眾的警告不僅未收效，兩岸民間交流反而愈加頻繁、深化。

另外，從蕭美琴日前接受外媒專訪時呼籲北京政府「應與台灣的民選領袖展開對話，才能真正改善兩岸關係」，又首次提到「台灣是一個獨立的社會」（而非「國家」），令人不免猜疑，這或許是賴清德繼5月提出「公司併購論」後，想再次對大陸釋放訊息。他這麼做必有不得不然的壓力，但他清楚表達了：兩岸政策必須由他當家的民進黨所壟斷。

其實，台灣朝野政黨團結，社會和諧多元，才是賴政府改善兩岸關係，甚至開啟兩岸對話的本錢，這可從不以仇恨值動員大罷免，開放兩岸觀光交流政策，停止任由外部勢力介入台海問題等做起。

鄧小平在1980年代初（早於1990年德國統一之前）就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所以說，「一國兩制」並非兩德統一之後的經驗總結，但德國統一初期出現的經濟動盪，以及西德的不堪重負，均反襯出「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德國統一是以西德吸納或吞併東德的方式來實現的，在兩德統一後的最初幾年裡，用於體制改造的支出大量增加，急劇的制度變更又使得社會產生大震盪，經濟衰退、失業嚴重、通脹加速、社會秩序混亂隨之而來。在經過一段過渡時期後，這些不利的影響才逐漸消失，統一的正面積極效應才逐漸顯現出來。

與德國吸納或吞併式統一模式相比，「港澳模式」的「一國兩制」通過「兩制並存、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減少了香港、澳門回歸後，因制度差異而可能產生的碰撞，從而避免了社會動盪。從政治實踐來看，「一國兩制」與「德國模式」 相比較，不僅風險小，而且成本低，其優點是顯而易見的。

「一國兩制」本身不是目的，它是為早日實現國家統一，以及保持統一後的穩定與繁榮而做出的一種制度設計。在實現統一後，通過「一國兩制」的安排，讓兩種不同性質的制度在幾十年（至少50年）內並存互動、自然融合。至於將來（特別是50年之後）的制度狀況，則取決於兩種制度的自我演化過程，抑或兩者相互影響並逐步共同演變為一種新的體制，那是一個自然的歷史演化過程，不是人為強制的結果。

「一國兩制」是未來兩岸實現統一的模式選擇，只不過其模式內容與「港澳模式」必然有所差異，以更體現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大陸方面一再表示，在台灣的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也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的意見及建議。不過，不可否認，截至目前為止，「一國兩制」在台灣仍然遭到排斥，主要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台灣不願意跟大陸統一。「一國兩制」是基於統一目的而設計出來的制度安排；如果一方沒有統一的意願，另一方提出再好的統一方案也會被拒絕，這是「一國兩制」遭排斥的最大原因。台灣民眾缺乏統一意願的因素複雜多元，其中以不承認「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最為凸出。因此，「一國兩制」要順利並成功地運用於台灣，需要同時妥善解決兩岸之間的主權爭議。

二是「一國兩制」在台灣被意識形態化。台灣當局長期以來的誤導宣傳，使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產生刻板印象和種種誤解，認為「一國兩制」是「吞併台灣」、「矮化台灣」的統一方案。所以，唯有把意識形態化了的「一國兩制」還原為原始意義上的「一國兩制」後，台灣民眾才能以客觀、冷靜、中立的態度來審視「一國兩制」，也才會發現「一國兩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澳門從殖民到回歸是近現代國際關係的產物，在實行「一國兩制」15年後，保持穩定並日益繁榮，亦為世人稱道。有感於「小澳門，大影響」，拙文擬對「澳門價值」作一探討，並就其對世界共同體的意義略述淺見。

曾聞澳門無非東方賭城。居住數月，敬神於宮廟，駐足於教堂，流連古老街巷，感歎今日奢華，發現澳門諸多鮮為人知的美麗和可貴。比如，有族群區隔，但無族群仇恨；有文化差異，但無文化衝突；有宗教分野，但無宗教紛爭；有社會矛盾，但無社會對立。更以「一國兩制」之設計，不僅當今善治，亦為未來廣布空間。何以如此？蓋因歷經480年東西交流、中外融合，而漸成之澳門價值所致也。因此，所謂「澳門價值」，可以「包容、共生」四字概括之。

包容、共生

包容，就是我知道你與我不同，但我尊重你的存在，包括尊重你的民族感情、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意識形態、典章規範、飲食服飾、日常習俗、行為方式等等，不歧視，更不會干涉，彼此友好相處，良性互動。正因為包容，葡人與華人比鄰而居，相安無事；天主與佛祖各佑萬民，從不相爭；南歐風情與嶺南文化交相輝映，各領風騷；精英與平民豐儉由己，自得其樂。

共生，就是同處濠鏡內，皆為澳門人。不分居澳早晚，不分種族膚色，不分中外語言，都有在此地生存、打拼，世代繁衍的權利。我不與你爭，你不與我鬥，各依民約與法律，或獨自經營，或攜手合作，諸業互補，成果分享，共同造就澳門之過去與今天。正因為共生，澳門歷經風雨，但未聞族群械鬥，未見社會動盪，即便澳葡當局失策之舉，也能以澳門模式解決，不致失控而影響彼此生存。就一般市民而言，彼此早已互為你我生活的一部分，故能守望一方水土，同撐一片雲天。

「澳門價值」有三成因

澳門之有「澳門價值」，主要有以下三個因素。

一是知天命而勤謀生。澳門太小，幾無資源可言，勢難稱雄，卻是任憑落地生根者自食其力的一塊淨土；歷代移澳居民多因戰亂和貧窮而來此地討海、搵生活，鮮有開疆拓土、獨步天下的宏願和霸氣，唯秉勤苦勞作，安身立命，徐圖發展；地處珠江口西岸，水淺且淤，航運及貿易受制，經濟增長端看機遇與韌力；大航海和殖民時代，葡萄牙曾一度輝煌，工業革命後對世界野心不再，其治澳亦深受葡國文化與政治的影響。或許正因如此，在澳門，歷來不具爭第一、當老大的文化基因與社會氛圍。只要平安殷實，彼此相宜，當老二有何不可？當老三、老四也無所謂，何須爭搶？重要的是相互依存，共同謀生。

二是順時勢而立根本。世界大勢，無人可逆，惟通變以應之。葡人東來，以蠶食方式侵佔澳門，但明清兩朝始終堅持在澳門行使主權，雙方有鬥有和，鬥而不破，和則妥協，以致出現三百年華洋共處分治的特殊模式。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葡人對澳門的殖民管治勉強建立，但雙方接觸、談判歷經百餘年而未間斷,在博奕中顧及對方關切，在風浪中維繫澳門的近現代進程。進入1970年代後，中葡雙方順勢而為，協力確保平穩過渡，順利回歸，從而奠定澳門實行「一國兩制」，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礎。

三是明規矩而享和諧。四百多年來，移民相繼來澳，因當局行殖民統治難以向上流動，而個人或家族又勢單力薄，為養家立業，鄰居、街坊、同鄉、同宗、同業間互愛互助漸成傳統，各類成文或不成文的規矩，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思維與言行。加之天主教、佛教、道教等宗教與民俗信仰普遍且虔誠，培育了澳門人與人為善、見事相幫的特質。總體而言，澳門是一個平和包容、沒有敵意的社會。即以中葡這對矛盾為例，當然有紛爭、有對抗，但也有折衷補台。特別是澳門社團之多，用星河燦爛形容之也不為過。它們訂定章程，或扶貧濟弱，或互助合作，平日裡相互幫襯，困厄時共度時艱，體現了和諧共生的氛圍。

上述三因相輔相成，日久天長修一果，澳門漸成一共存協力同成長的命運共同體，而這正是澳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最為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基礎，也是澳門未來發展最為重要的資產。

「澳門價值」有三大啟示

當今國際關係正經歷自世界體系建立以來最為深刻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等多種力量崛起，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面臨氣候變異、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太空爭奪、恐怖主義氾濫、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等嚴重問題，全球化發展致各國利益融合日益加深。這些問題需要全人類共同應對，但由於各國各地區歷史、文化、民族、宗教、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不同，無論過去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軍國主義，還是今天的霸權主義、單邊主義、自由主義都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決問題，甚至帶來動盪、仇恨和戰火。國際關係向何處去？人類道路怎麼走？澳門價值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這就是循包容、共生的理念和路徑，走向世界命運共同體。為此，筆者提出三個思考方向供參考。

第一，從權力政治到權利政治。西方國際政治理論中有一派強調權力政治，認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是權力鬥爭。此論既被眾多西方政治家奉為寶典，也是數百年國際關係的真實寫照。只講權力，不講權利，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遺產。時至今日，應創新國際政治理論，突出權利政治，強調國際關係的核心是權利保障與協調。世界各國，無論大小強弱，無論何種社會制度、發展道路，都有其應有的權利，其中既包括各自的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也包括平等參與地區和國際事務的權利。這些權利不應被忽視，更不可被剝奪。從權利而不是從權力出發，相互包容，共存共生，必能走向命運共同體。

第二，從集團政治到協商政治。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不乏若干國家結成集團進行權力鬥爭的先例。它們糾結成夥，制定遊戲規則，掌控話語權，輪番上演戰爭與分贓的劇本，攫取和維護集團利益及對世界事務的主導。如今日仍沿用舊思維、老做法，欲以個別集團和盟國體系掌控全球事務，甚至決定他國命運，悖逆國際社會現實，不得人心，也窒礙難行。全球化背景下種類繁多的問題，應由這個地球上的所有國家共同應對，協商解決。規矩由大家定，方案由大家議，執行由大家做，風險由大家擔，成果由大家享，以合作共贏推動人類進步。

第三，從強權政治到國際民主。資本主義體系建立後的國際關係史，在一定意義上，是一部強權政治史。誰的肌肉發達，誰的拳頭大，誰就是老大。這是叢林條款，而不是民主法則。在全球化、多極化的今天，國際社會民主化應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徑和重要目標。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同處一個世界，唯有國際民主才能建設命運共同體。在這方面，從中國古代「和而不同」理念、「天下大同」理想，到澳門包容、共生的價值和「一國兩制」的實踐，當可汲取豐富的思想營養。

（作者係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澳門辦事處主任）

4月16日，大陸國務院正式印發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畫》（簡稱水十條）備受矚目，這是繼大氣十條出台後，大陸針對環境治理拋出的又一枚重磅炸彈。它不僅指明了治水的規劃與目標，而且表明政府治水的決心與戰略。

鐵腕治污新亮點

大陸改革開放30餘年來，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發展的是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1980年代水污染相關法規出台，1990年代又制定了「三河三湖」政策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治水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1世紀以來，政府將治水寫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綱要，已有近百件涉及治水的全國性環境法律法規先後出台，也取得不錯的成效，但是政府主導的政策趨向，仍讓治水步履蹣跚、舉步維艱。

此次提出的新目標、新舉措、新理念，將政府、市場和公眾三方有機結合起來，共同推動水污染治理，是大陸鐵腕治污下的新常態。

（一）新目標。區別以往時期的治水目標，水十條規劃貼近現實，層次分明。在空間上，包含一系列治水工作：污染水體減少，工業水生態環境改善，飲用水安全保障，水開採嚴格控制，水生態系統恢復等；在時間上，實現三個階段跨越：從2020年全國水環境品質得到階段性改善，到2030年水環境治理總體改善，到本世紀中葉生態環境品質全面改善。

除了總體目標之外，還有主要指標。例如到2020年，七大重點流域水質優良比例總體達到70%以上等；到2030年，七大重點流域水質優良比例總體達到75%以上等。

（二）新舉措。水十條共計10條35款76項，238個具體措施，這些舉措堪稱從水源地管到水龍頭，其中包括65項針對水環境品質改善的措施，55項修復保護水生態的措施，48項防範環境隱患的措施，70項綜合措施。

這些措施中，有的是繼續執行原有的政策，如全面控制污染排放，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節約保護水資源，嚴格環境執法監管，切實加強水環境管理；有的是為適應現實新創的舉措，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全力保障水生態環境安全，明確和落實各方責任，強化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新舊舉措的結合，將會推進水污染治理目標的實現。

（三）新理念。以往政策的結果以政府為導向，水十條打破這一固有路徑，將市場、公眾充分調動起來，搭建三方平台。

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促進多元融資，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推行綠色信貸，實施跨界水環境補償。另一方面，強化公眾參與和社會監督。每年國家公布水環境狀況最差、最好的十個城市，提供水污染防治法規培訓和諮詢。治水不僅是政府的主要責任，而且市場和公眾都要充分擔責。

環境治理將推向新高度

水十條的出台對於大陸的環境戰略、治國戰略具有推動作用。具體來看，水十條將會推進以下三方面：

（一）社會新共治。水十條提出「政府統領、企業施治、市場驅動、公眾參與」的社會共治新模式。政府做好頂層設計，協調各方，充分發揮「領頭羊」的角色；企業作為治理污染的主體，主動承擔；公眾積極參與到社會，行使監督權利。各方面環環相扣，層層遞進，讓整個社會共同參與環境治理。

（二）市場新氣象。水十條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最終利於激發市場活力，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一方面，使得企業治污成本內部化，調整其產業結構，迴圈發展；另一方面，莫過於對環保產業，專用設備製造業，綜合技術服務業等產業的拉動，給其發展提供良好的契機，而這會間接使得相關領域的研究進一步，提供大量工作機會，從而解決一些社會問題。

（三）節水新生活。水十條強調公眾參與度，同時水安全關係到每個人的利益。未來一段時間內，鋼鐵、化工、造紙等污染行業會退出城區，污水處理設施不再離每個人遙遠，普遍使用節水器具，優先採用再生水，多用水要加價，飲水安全會被全程監督等等。政府及企業將會被全面動員，節水不僅是一種習慣，也應該是一種生活狀態。

總而言之，水十條是大陸在環境問題上貫徹18大及其全會精神的最好闡釋。其牽一髮而動全身，將會使得市民生活呈現一種新的樣態。尤其引入市場運作，形成了共同驅動的治水新思路。習政府下的鐵腕治污究竟效果如何，還需拭目以待。

（作者係中央黨校政治學系碩士研究生）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主旨演講中，提出設立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專案，提供投融資支援。這隨即被外媒熱炒，加上早先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下簡稱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以及準備設立的上海合作組織銀行，被稱為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

馬歇爾計畫的利弊

二戰後，美國躍升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而歐洲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大蕭條的摧殘，長時間陷入蕭條，恢復乏力。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演說時提出援助歐洲經濟復興方案，故名「馬歇爾計畫」。該計畫於同年7月正式啟動，整整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在這期間，美國牽頭西歐諸國成立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參與國接受美國提供的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援助共計130億美元。

馬歇爾計畫一舉三得：一是幫助絕大多數參與國的經濟恢復到戰前水準；在接下來20多年的時間裡，整個西歐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國民經濟欣欣向榮，這與馬歇爾計畫不無關係。二是美國價值觀和管理經驗被歐洲諸國接納了；該計畫也使得西歐各國在經濟管理上，系統地學習和適應了美國的經驗，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成功的典範。三是馬歇爾計畫也被認為是促成歐洲一體化的重要因素；該計畫弱化了西歐諸國之間長期存在的貿易關稅壁壘，使西歐諸國的經濟聯繫日趨緊密並最終一體化。

馬歇爾計畫被人詬病的是，美國企業借該計畫占領歐洲市場，輸出「美元霸權」。而這也正是「一帶一路」戰略所忌諱的地方。反過來看，「美元霸權」，是美國綜合國力的體現。不過，「一帶一路」的戰略絕不拘泥於此，它不僅具有馬歇爾計畫的基因，更具有世界物流互聯網計畫的雛形和內涵。

建立世界物流互聯網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獨占鰲頭，具有雛形大國的所有特徵，出台「一帶一路」戰略，既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必然，又是時代使命的呼喚。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地域廣闊、物資豐富，更重要的是產能過剩。中國擁有接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約占美國廣義貨幣供給的35%，亟需找到投資管道。更重要的是，中國有意幫助相關國家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共同構建區域貿易新體系。

亞投行籌建工作已取得重要進展，絲綢之路基金也宣布設立，「一帶一路」建設進入務實合作階段。根據媒體公開資料：金磚銀行註冊資金1,000億美元，啟動資本500億美元，還將正式建立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基金；亞投行註冊資本是500億美元，絲路基金為400億美元。中國在這些金融機構的出資額占較大比例，勢必對原有的國際金融秩序造成一定衝擊，「一帶一路」戰略具有馬歇爾計畫的大部分基因，被西方驚呼和質疑為中國版馬歇爾計畫在所難免。

如果「一帶一路」戰略成功實施，其意義和影響將遠遠超過馬歇爾計畫。當代虛擬的互聯網路，將所有的文字、影像、視頻通過數位化集結成資訊高速公路，改變了整個世界的基因和生存模式。毫不誇張地說，「一帶一路」將構建海陸空一體化的物流高速公路，給人類帶來一個全新的實體「互聯網」。形成以後，虛擬的地球村將會是實質的地球村，不僅能在網路上連成一體，在現實世界中也可以最快的速度實現。

「一帶一路」不僅具有馬歇爾計畫的三大作用，而且更強：一是帶動「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經濟發展或起飛，幫助歐洲國家恢復。多數參與國經濟處於發展過程，經濟發展長期走不上正軌，在參與「一帶一路」戰略的過程，中國不僅給予資金支持，也給予物力和財力上的支援，幫助其發展。二是中國的成功經驗和本國資源要素相結合，可塑造經濟成長的模式；也就是說，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會將巨大的人力支援、管理技術、建設技術等傳入所在國，必將重塑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三是構成物流互聯網路體系，提高物流效率，降低成本，構建物流互聯網，打造真正的地球村。

「一帶一路」不僅會給世界經濟帶來革命性的轉變，也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提升作用：一是中國經濟戰略可以轉型，由出口商品轉為出口基建，為過剩產能尋找多贏的出口，給中國經濟轉型留出足夠的空間。二是配合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和國家戰略性，金磚銀行、亞投行、絲路基金等卓然而出，彌補當前國際金融秩序的不足。三是新型區域貿易體系將增強中國經濟的國際貿易競爭力，破解困擾交易成本的障礙。

「一帶一路」面臨考驗

不過，與馬歇爾計畫相比，「一帶一路」面臨更大挑戰。

一是需要處理好參與各國的專案立項、銜接、協調等工作，也需要處理相互信任的問題。「一帶一路」戰略涉及沿線諸國，不同的政治生態、法律生態及人文風俗，外交、政治等問題需要協調。如何處理和緩解周邊國家的抵制與疑慮情緒，也是一大考驗。尤其，「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有一定的市場，隨著「一帶一路」的實施，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敵意有可能不減反增。如何取得互信，任重道遠。

二是面臨未成熟市場經濟的主權政治風險。即使立項銜接協調成功，「一帶一路」仍面臨新興市場國家的主權風險。這些國家的市場機制尚未充分建立、政治制度尚不穩定，投資於這些國家的風險，無疑遠超過當初馬歇爾計畫投資於西歐國家的風險。

三是如何統籌管理投融資金，平衡成本收益。馬歇爾計畫具體運作是美國出資成立經濟合作發展基金，由基金出錢支付各國進口貨物價款，進口商則用本幣向基金支付貨款，所支付的貨款並不歸還美國，而是計入該國政府在基金的帳戶，以供該國進一步擴大投資。據相關分析估計，「一帶一路」總投資可能高達8兆美元，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如何進行籌投資管理，是「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重大課題。另外，基礎設施投資的一大特點是收益率偏低，如何處理收益和資金成本的關係，也將是一大挑戰。

四是新興金融機構如何處理與原有國際金融機構的關係。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的衝突無法避免，如何處理及與其合作，將考驗新型金融機構的管理能力。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要獲得進一步發展，難免會與美國產生利益衝突，如何進一步增強戰略互信，是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大考驗。

五是如何處理經濟轉型和基建出口之間的關係。當前中國改革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帶一路」有利於緩解國內經濟轉型的壓力，但是，若因此而放緩國內改革，無疑將傷害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如何平衡國內改革和推進基建出口，是不容迴避的一大挑戰。

六是如何協調和處理人民幣國際化與原有國際金融秩序的衝突與矛盾。亞投行、金磚銀行、絲路基金等新型金融機構的成立，對人民幣國際化來說如虎添翼，但也會與原有的國際金融秩序有所抵觸。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資本專案管理、匯率形成機制、利率市場化和國內金融機構改革，以及人民幣國際清算體系、融資與使用規則等將交織在一起，問題和矛盾將更加突出，考驗將再上一層。

（董鵬係卡斯塔集團戰略研究員，薛大龍係北京國軟工程諮詢公司總經理）

今年是中國全面抗日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山艦打撈重光18周年。我們在此時節接受北京華夏將軍書畫院及湖北省武漢市江夏區的邀請，於3月25日，由陳廷寵上將率領台灣退役將領前往武漢，與大陸的退役將領進行書畫文化交流，特具意義。

中山艦始末

中山艦原名永豐艦， 1910年由清政府向日本訂購，1913年加入北洋海軍第一艦隊。1922年6月，粵系軍閥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先生蒙難廣州期間，由蔣介石隨護登艦避難，指揮平叛長達50餘天。1925年中山先生去世後，為紀念他而將永豐艦易名為中山艦。1938年10月24日，在湖北武昌金口鎮長江流域巡防時，被六架日本飛機炸沉於金口鎮長江水域，艦長薩師俊等25名官兵以身殉國。

在中山艦25年的服役中，先後經歷了護法運動、孫中山廣州蒙難、中山艦事件、武漢保衛戰四大歷史事件，它不僅記載著中山先生經歷磨難、矢志救國的坎坷歷程，同時也體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梁、抗擊侵略、英勇獻身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

1977年1月28日，中山艦在湖北省武漢市金口鎮附近長江水域緩緩浮出水；1988年5月3日，開始打撈中山艦，從艦上取出調壓器、炮彈、鋼板、銅扣件、欄杆和鋼繩，以及燒焦的船板等物，共有5,000多件；1999年12月，在武昌白沙洲湖北造船廠，建立中山艦博物館，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以中山艦命名的一座專題性紀念博物館，而且艦首及艦尾都分別掛著中華民國國旗與國民黨黨旗，大陸已逐漸還原抗戰史實，可義正辭嚴要求日本承認侵華事實了。

以書畫表示勿忘國恥

26日上午10點正，「勿忘國恥   圓夢中華」書畫展在中山艦博物館舉行開幕儀式。

典禮在莊嚴隆重的氣氛中進行，先由陳廷寵上將致詞，再由曾任北京軍區司令的李新良上將宣布開幕，兩岸百名退役將領的130多幅書法及國畫作品高掛在展廳。這些作品以丹青筆墨的藝術形式，反應中國人民不畏列強、英勇抗日的八年抗戰歷程，以及中山艦服役25年的輝煌歷史。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遲浩田上將為書畫展題寫「勿忘國恥，圓夢中華」，並為中山艦題詞「一代名艦，千古流芳」。

下午接著在中山艦博物館現場揮毫，我寫了一幅張學良在拜謁鄭成功祠所作之詩句：「孽子孤臣一仔儒，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台灣入版圖！」

晚餐後移師酒店繼續揮毫，我又寫了一幅書法如下；「海峽息鼓和平現，兩岸百將樂相見，炎黃子孫血脈連，中華民族億萬年！」

武漢玉帛之旅

28日本團前往江夏區規劃館參觀。江夏區位於武漢市南部，原名為武昌縣，距武漢市區20公里，全區戶籍人口64萬，常住人口85萬，是服務武漢、面向全國的汽車新城和現代製造業基地。江夏區大手筆規劃新城，打出「尋楚天首縣之根、鑄南部新城之魂、圓未來江夏之夢」的口號，地方官員為建設新江夏付出心力，上下一心，由30年來的進步發展經驗，我預見他們只會成功、不會失敗！

下午接著去紅樓，鄂軍督都府，也就是熊秉坤武昌起義開第一槍的地方，推翻滿清後，改為軍政府所在地。之後便趨往黃鶴樓，黃鶴樓與岳陽樓各領風騷，但黃鶴樓還是比較雄偉！

3月29日是青年節，我們懷著緬懷先烈及懷古的心情進行了一趟三國文化之旅，坐著船遊楚河，並到「楚河漢街」一遊。該街是武漢中央文化區專案重要內容，兼具旅遊、商業、商務、居住功能的世界級文化旅遊項目。

筆會兼參觀，為這次武漢玉帛之旅畫下圓滿的句點！

(作者係退役陸軍中將、退役將官社會服務總會長)

70年前(1945)，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我從大陸回到闊別八載的彰化老家。當時，全島掀起學國語的熱潮。從大學教授到小學生，「ㄅㄆㄇㄈ」，「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聲朗朗激情豪邁，抒發著恢復中國籍、不再是日本殖民地二等公民的祖國情。

當時，誰多懂幾句國語，誰就是老師。我在大陸讀過八年中文，竟然也進入彰化女中，濫竽充數當了一名語文教員。但我比外省來的老師有優勢，能用河洛方言講解，還是蠻受歡迎的。我至今還能背出三、四年級十多名學生的芳名，不知她們是否有將當年回歸的祖國情，傳遞給子孫後代？

當年我聽到過一個小故事。說是日本戰敗時，有女生見日本教師失聲痛哭，便回家問阿公：伊們講是「亡國」了？阿公大笑說，憨孩子你被「阿本仔」洗腦騙了，是我們中國人打贏了。我們的祖先都是從唐山來的，都是「正港」中國人……。

聽說當今也有少年家，不知台灣人都是中國人。這不會是歷史在重演吧？

救台灣先救祖國

「救台灣先救祖國」是新北市蘆洲人抗日英雄李友邦將軍留給我們的名言。李將軍是黃埔二期生，上世紀30年代，因參加「台灣文化協會」遭迫害，逃到大陸。1939年在浙江省金華，組建台灣義勇隊，帶領台灣人抵抗日軍侵華，為收復台灣而戰。李將軍光復後回台，1947年2.28被捕，白色恐怖遭冤殺。他是台灣祖國派的一面旗幟。

台灣光復那年春天，我年近18，遵父囑投筆從戎，參加台灣義勇隊，成為一名少尉隊員。家父鄭水河與李友邦將軍等前輩一樣，都因在台灣從事愛國活動受迫害而去大陸，是台灣義勇隊的中校主任。回眸歷史，當年我選擇追隨李友邦總隊長，當一名「救台灣先救祖國」的祖國派，倍感榮耀。

祖國派愛國更愛台

台灣光復前一個多月(1945年9月3日)，台灣義勇隊副總隊長張士德上校（原名張克敏、台中豐原人），從重慶乘美國軍機飛到台北，升起第一面中國國旗，我隨後奉命從廈門乘船赴台給他當幫手。我見到許多台灣文化協會的鄉親與張上校聯繫，組建了社會服務隊，幫忙維持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接管前的無政府混亂社會秩序。張士德任命了陳逸松律師（東京帝大畢業、曾任台北市議會議員）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後陳逸松陪同張士德分赴台北、淡水、三芝、宜蘭、羅東、新竹、台中等地，所到之處獅陣鑼鼓喧天，許多熱血活躍青年或社會中堅分子加入三青團。

我曾代張士德參加新北市新店社會服務隊的成立大會，受到熱情的夾道歡迎。還應邀到建國中學、台北婦女會等學校、社團演講，講從清廷衰敗、台灣遭日本割據，到抗戰勝利、台灣光復的歷史；也宣講李友邦將軍關於台灣與大陸唇齒相依、榮辱與共的理念。我見證了當年絕大多數台灣鄉親都有一顆愛國心，也參加了台灣社會服務工作，卻有不少人在2.28事件和白色恐怖中，與李友邦將軍一樣，遭到迫害。

當今中國大陸和平發展，各方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滾滾向前。中國大陸的GDP已與美國並駕齊驅，正領航亞洲共同體，共圓亞洲夢。亞洲都是命運共同體，兩岸豈能不是共同體？豈能繼續對抗、對立？只有兩岸中國人攜手團結起來，才能讓寶島更美麗。

家破人亡悲劇不能重演

1945年我奉命趕赴台北前，先回彰化探親。到了西門町，只見廢墟一片，外嬤的厝被美軍機炸平。舅舅被徵召未回，外嬤孤苦伶仃回到刺桐腳，無人看顧。我再奔和美七張犁阿公家，發現二叔、三叔也被徵召未回，阿嬤病亡，阿公靠到鎮上賣旗仔冰餬口。後來得知二叔戰死在海南島，連骨灰都無歸台，二嬸改嫁……。

日帝發動侵華戰爭，給兩岸平民百姓帶來沉重災難，傷亡3,500萬。當年全島10多萬男丁遭徵召，有多少客死他鄉魂不歸？有多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海各一方？

聞當今台灣尚有人為日帝殖民唱讚歌，相信深受殖民苦難的多數鄉親，絕不可能認同。

今日兩岸和平來之不易，千萬別再引發地動山搖。家破人亡的戰亂悲劇絕不能重演！

謹以此小文紀念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告慰千百萬先烈先民在天之靈！

（作者現名鄭堅，彰化人，1946年考取公費生赴廈門大學就學後留在大陸，曾任全國台聯副會長）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兩岸都準備舉辦紀念活動。第一個民間紀念活動是3月18日在美國華府五角大廈舉辦的「國家記憶展」。開幕式上，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針對展出的二戰時期中美並肩抗日的歷史照片說：「難能可貴」，然後突然話鋒一轉說：「過去70年來作為美國堅定的同盟，日本展現了對區域與世界和平、繁榮和安全的承諾，顯示日本已不再是展覽會照片中那個時代的日本。」

筆者願在此指出，作為美國軍方最高參謀首長講前述那段話，只看到冷戰、後冷戰時期的日本在戰略地位上對美國的利益，根本沒看到日本的國族本質沒有改變。鄧普西上將，你最後那句話說錯了，你沒有你的老前輩麥克阿瑟元帥的洞見，今日的日本正回頭面向「二戰時的日本」向前邁進。

誠如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所說，「現象」會變，「絕對精神」不移。日本的「絕對精神」是「大和魂」。因它的不移，致使戰後日本的右翼思想及軍國主義遺緒並未因「無條件投降」而散滅；相反的，更加勢升聚興。日本戰後政治右傾化的心理基礎就是前述軍國主義的遺緒，此不但使右翼政團登上政治舞台，並使得安倍兩次執政。

日本最大右翼國族主義政團是「日本會議」，成員包括日本各界右翼保守勢力，全國有228個支部，會員高達35,000人以上，安倍第二次內閣改組後，19位新閣員中就有15位是「日本會議」的成員。「日本會議」要求修改「和平憲法」，主張恢復日本為「正常國家」。安倍加入「日本會議」多年，是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最大代表，第一次上台時便通過〈新教育基本法〉，要求學校掛國旗、唱國歌。第二次上台後更大力主張去除「自虐史觀」，宣傳「皇國史觀」，推動軍事國家化。請看安倍第二次上台後如何走向「二戰時的日本」：

(1) 2013年冬季他在紐約演講時毫不諱言說：「如果大家想稱我為『右翼軍國主義者』的話，那就請便吧！」

(2) 2014年新年元旦他在致詞中強調「奪回『強大日本』的戰鬥才剛開始」。

(3)2014年4月正式廢除「武器輸出三原則」。

(4)2014年7月1日變更憲法解釋而解禁「集體自衛權」，同時打破了憲法「專守防衛」的限制。

(5) 2014年8月發表《國防白皮書》，不承認中國劃設的東海防空識別區。

(6)2014年10月右翼政團集體參拜靖國神社，並為日本侵華戰爭翻案，美化日本侵略戰爭為解放亞洲、追求東亞共榮之「正義戰爭」，批評美國對日「東京大審判」為「非法」，乃戰勝國對戰敗國的「不正義審判」。

(7)今年(2015)1月日本正式宣布成為美國F-35戰機國際組裝與維修基地之一，同時東京大學也宣布該校可做服務於軍事之研究。

(8)3月25日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橫濱舉行「出雲號」交船儀式，並宣布兩年後將有另一艘跟出雲號同型級戰艦服役。目前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海軍國。

(9) 4月6日文部省公布中學新教科書明記釣魚台為「固有領土」，並扭曲南京大屠殺為「南京事件」。

(10) 4月7日公開為日本最大戰艦「大和號」遭美軍擊沉70周年舉行追悼儀式。

(11) 4月公布2015年度「防衛預算」比2014成長2%，達49801億日圓新高。這些一連串的事實有目共睹，只有美國(假裝)看不見，季辛吉接受《讀賣新聞》採訪時居然表示，日本對自身及國際安保應承擔及發揮更多責任與作用，還希望日本盡快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日本的執意，美國的縱容，將使日本快步走向「二戰時的日本」。

從甲午戰爭到二戰侵華，日本對中國所造成的危害與災難罄竹難書。這種因侵略中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與歷史錯誤，日本不知反省，也不願面對歷史真相，反而扭曲事實，竄改歷史，這對於我偉大的民族抗日戰爭是褻瀆，對於因抗戰而死難的全體將士同胞是污辱，對於今日兩岸中國人民也是一種諷刺。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歷史的錯誤或許可以原諒，但歷史的教訓不能、也不應遺忘。大陸已公訂每年9月3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台灣不要只紀念二二八而忘記七七，須知沒有七七抗戰，哪有台灣光復？

今年適逢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又是台灣光復70周年，兩岸除了要共同反對日本扭曲歷史，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之外，更應共同紀念偉大的抗日民族戰爭的勝利，以防止第二次甲午戰爭的可能到來。

(作者係中山大學及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柴松林，1934年出生於遼北。政治大學統計系畢業後，留學法國，獲得巴黎國立高等研究院經濟社會學博士。回國後，在政治大學、交通大學任教，專精統計學、經濟學和社會學。

1980年參與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以下稱消基會）的創辦，並擔任首任董事長(1980-1985)。1985年擔任《新環境》雜誌社社長，後改制新環境基金會，擔任董事長(1987-1993)。1992年結合宗教和民間團體領袖，聯合發起乾淨選舉救台灣運動，擔任乾淨選舉促進會理事長。之後任中國人權協會第10至11屆理事長（1995-1999）、中央選委會委員、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委員、《聯合報》、《經濟日報》、《中國時報》及《民生報》主筆、《人間福報》總主筆及社長等，中國統計學報社社長。

現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副召集人、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台灣社區一家協進會理事長、台灣觀光學院董事長。

柴松林被喻為「台灣最有影響力的人」、「台灣的良心」；兩度獲得美國民主基金會頒贈的「傑出民主人士獎」；2011年獲吳尊賢基金會「社會服務獎」；2014年獲行政院頒發「消費者保護終身貢獻獎」，並獲「第六屆星雲真善美傳播獎」。

問：您是一位知名的統計學家及經濟學家，請問您當初怎麼會用統計數字來分析社會現象？又為何走上社會運動的道路？

柴松林答：我是台灣人口普查、勞動力調查等統計制度的設計人，統計學是我的本行，我擔任中國統計學報社長，統計顧問達30餘年，我出版的統計學方面的書至今還是教科書。

我自幼就愛從統計數字洞察背後代表的社會意義及原因。我們可以透過數字知道社會是什麼樣子，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和預測未來，數字也應該是政府、企業或個人做決策的依據。我曾從性別統計100：110（女、男），演繹出女性地位仍然較低的兩性平權問題；從公務員請假的統計，看出婦女肩負家庭、子女、職業的負擔超重；從健保統計骨折醫療費用太高，解讀出老年人衛浴設備防滑設計不良，樓梯台階過窄容易傾倒等問題。

我一向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保持「不曲解真理，不迎合權貴」的原則，運用自己的專業、所知，為社會服務，讓大眾受益。抱持這個理念，我於教學、研究等本業之餘，很自然地就一步步走入社會運動。

問：您的大名與消費者保護運動及環保運動劃上等號，請問您為什麼會在1980年代挺身而出，喚醒消費者意識及環保意識？

答：1979年台灣發生兩件重大社會新聞，一是多氯聯苯中毒事件，有2000多人受害，接著又有假酒事件，一位名教授喝了假酒而眼睛失明。當時在大學教書的我，為了喚醒國人的消費者意識，與一批熱心人士、學者專家在1980年成立消基會，我被推舉為董事長。經由消基會的努力，《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平交易法》先後立法，政府也成立了消保會，消費者權益受到較大的重視與保障。不過，台灣至今仍有食安問題，我感到很難過，因為消基會當初就是因食油問題而成立，隔了30年食油問題依然存在。我認為，這主要是地方政府的檢驗及抽查制度做得太馬虎，又太容易向企業低頭所造成的。

我在1970年代就開始關心環境問題。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台灣土地被嚴重污染，食品生產各種問題接踵而來；後來又有建商要大興高爾夫球場，提出了200多個申請案，我帶頭反對，呼籲環境生態保護的重要。當時我們想成立一個協會或基金會，但政府不准，我們就先申請了《新環境》月刊，在雜誌上揭發各種環保問題，得到社會廣大迴響。後經我一位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的學生幫忙，於1987年，以100萬元成立了「新環境基金會」，我出任創會董事長。

《新環境》倡議用再生紙，也是台灣第一本用再生紙印刷的刊物。新環境基金會也倡導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觀念，發動評鑑全台公共廁所，引起政府正視公廁的衛生問題，我們又推動了垃圾不落地、廚餘回收等，帶動環保新觀念。

問：您推動的社會運動都引起社會極大的迴響，請問您認為一個運動成敗的關鍵是什麼？另外，以您的知名度，早可以參選民代或作官，請問您為什麼拒絕當官？

答：議題選擇很重要，必須是公眾關心的問題，例如消基會一開始就選定食品作為議題，選擇的食品又必須是一般人吃得起的，而不是燕窩那種一般人吃不起的食品。選定議題後，還要等待適當的時機。

其次，社會運動一定要設立清楚的、能達成的階段性目標。例如當年我看到食品罐頭上只寫「營養豐富、老少咸宜」，都沒有標示有效日期及內容物，我就主張所有食品罐頭必須標示日期及內容物、質量等，結果在短時間內，就被大家認識，後來政府制定了《商品標示法》，這個目標就達成了。設置階段性目標的好處有兩個，一是對內，它可以鼓舞工作人員及志工的士氣，他們看到事情有成效，產生自我成就感，就會願意繼續付出。二是對外，團體可在短時間內打響知名度，例如消基會成立一年，知名度就達85%，自然可喚起社會大眾的關心和支持。

另外，士不必為己，我不戀棧位子，在階段性目標達成後，或任期屆滿後，我就瀟灑離開，以免別人上不來。而我自己可以轉換跑道，開拓其他少有人見到、卻亟需關注的領域。這樣看來，一個人的品格、操守、毅力，可能比能力更為重要。

我很年輕的時候就立志不加入政黨、不做官。我會鼓勵我的學生去做官，因為可以有權力和資源，發揮更大的力量，為民造福。但我不懂為官的藝術，也不喜歡討好阿諛的政治生態，就不必委屈自己了。另外，我一直認為經由獨立的、非營利目的的民間組織，反而可以在金權政治橫行下監督、制衡政府。

問：您曾於1992年發起「乾淨選舉救台灣運動」，您覺得該運動對遏制賄選有幫助嗎？台灣選舉目前還有問題嗎？

答：我當時認為賄選為害社會甚大，所以結合了宗教團體，宣傳反賄選。這個運動曾經搞得轟轟烈烈，也確實產生不小的效果，賄選情況逐年減少。但2007年後，我發現賄選已不再是台灣選舉的最大問題。賄選現在只在縣市議員等較基層的選舉中仍經常發生。縣市長、立法委員及總統選舉則有其他更大的問題，例如政策買票、政黨對立。從中央選委會公布的投票結果可以清楚看到，宣傳乾淨選舉已經沒有用，選民的政黨傾向及候選人的政策買票，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大於一切。

政策買票對社會產生不良的影響，一是頻頻開空頭支票，根本不能兌現。二是有些政策如果兌現，可能會產生嚴重問題，導致全民受害。我想只有當政黨不再對立，選民更為理性時，才能逐步化解這些問題。

問：您曾經擔任過人權協會理事長，自2010年至今又擔任總統府人權委員會副召集人，請問您怎麼看台灣的人權狀況？

答：我關心人權問題歷史悠久。1988年杭立武先生來找我，一起成立人權協會，我擔任了兩任理事長，又在那段時間兼任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理事長。

總統府人權委員會召集人是副總統，成員是各院的副院長及相關團體的代表，執行工作則多半交給法務部。委員會每年會發布人權報告書，督促必要的立法修法，以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規定。另外，我們會研討重大的人權事件，例如外勞、死刑存廢、受刑人待遇、醫療與性別問題等。

我個人認為政府還是管太多，例如要成立民間團體必須經政府核准，法律也詳細規定理事人數、任期等等，這些都違背了人民的結社權。我主張民間團體採登記制，基金會不一定要永續經營，錢花完或任務達成就可以結束。台灣至今沒有政黨法，所以成立政黨反而採登記制。

問：在從事社會運動的過程中，您經歷過打壓或阻力嗎？請問您怎麼克服困難，堅持至今？

答：剛開始推動消費者保護運動時，我被指為經濟發展的阻礙者，批評政府的異議分子，經常遭受打壓與政治抹黑。有兩種人特別反對我，第一種是國民黨的死忠份子，他們不清楚我們做的其實是在幫助政府。第二種人是商人，我記得王又曾在跑去美國之前兩天還在罵我。但我從來沒被逮捕過，應該有人在暗中保護我吧。

不過，我在擔任消基會董事長時，遭到政治大學解聘；轉到交通大學任教。還好我的牽手薄慶容工作穩定、收入尚佳，很支持我，讓我沒有後顧之憂，得以始終堅持立場。

問：近年來您專注在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及社區一家協會的工作，請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兩個團體主要的工作？

答：第一社會基金會是亞洲最大的智能不足兒童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目前全台有9個分支機構，師資有400名之多，學生600多名，可以彌補特殊教育的不足，它還有居家、團體、家庭輔導教育等多種服務。由於它是一個花錢的單位，每年需要募集兩億元以上的經費，沒人願意做，我過去累積的信用對籌募經費多少有些幫助，就連續做了35年董事長。

至於社區一家協進會，我個人以為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團體。都市化與工商業的發達使現代人有嚴重的疏離感，台灣2004年總統大選之後，抗議活動不斷，家人、同事之間互相猜忌，族群之間敵意日增，社會極不和諧。當時我和好友周俊吉討論這個問題，希望能喚醒社區意識，降低人與人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產生的矛盾。周先生立即承諾捐一億元，分五年支付。我們先設置了一個評選委員會，挑選出幾個對營造和諧家園有創意的活動給予補助，我們補助過小孩子照顧社區老人活動，也幫助一些社區建立社區活動中心。2004年至2014年的10年間，我們平均每年補助90個社區活動，受益社區達一千多個單位；現已進入第三期，每期經費以一億元為度。

問：最近幾年您針對台灣少子化及人口老化的問題，作了多場精彩的演講，請問您認為應該如何看待人口老化的問題？您對中老年人又有何建議？

答：長壽是人類在科學醫學進步到一定程度才能達到的目標；老化既是人生必經之路，我們只能坦然面對，並預作準備。

40年前我就引進「人口革命」這個觀念到台灣。以前出生率及死亡率差不多，現在出生率及死亡率均降低，社會自然會老化。禮運大同篇說「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指的是一個理想狀況，也可稱之為「人口紅利」。例如，日本在二次大戰後復原很快，結婚率及出生率均高，當時出生的孩子要扶養的老人少，現在不一樣了。大陸1980年以前一年生3,000萬人，之後一年只生1,000萬人，每個人要養的老人很多，負擔自然沉重。

其實，一個國家應該有多少人口是可以設計的，這就是人口計畫。我記得60年前台灣就有學者主張，以台灣的土地及資源，最多只應該有600萬人口。

人老後，家庭功能減少了，錢又不夠用，個性自然變得膽小謹慎，這通常是因個人準備不足。我們要記得，老人還是人。一個人退休後的需求，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生活需求，這可以用政府的老人年金來解決。第二是維持退休以前的生活水準，這需要由工作單位為員工準備好足夠的退休金。第三是要過有尊嚴的生活，這就需要在退休之前懂得儲蓄或理財，才能讓自己在退休後滿足一些願望；例如出國旅遊。另外，任何人最終都是一個人，必須提早學習如何獨處，不要依賴兒女。

問：據我所知，您很早就展開了兩岸交流，請問您何時第一次去大陸訪問，這些年來對大陸的印象如何？

答：我第一次去大陸是1989年8月，當時中國人權協會杭立武理事長想派一個訪問團去大陸，因我無黨無派，就派我作團長。我們在北京待了一個星期，與中國社科院的院長、副院長，北大、中國人民大學及清華大學法學院的教授交流，討論如何展開兩岸交流的問題，當時我們都認為兩邊政府直接談判並不恰當，就建議兩岸由民間設立團體來協商。

第二次去大陸是1990年。那一年，大陸國務院成立人口普查指導小組，邀請我當該小組的顧問。我1980年在台灣就根據聯合國的人口普查標準，設計出一套人口普查的模式。那一次我在北京停留了一個半月，最後也幫他們寫了一份報告。之後，我經常去大陸演講，近年則經常帶著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的老師去交流。

大陸這些年來的經濟發展建設蓬勃，有目共睹。但有幾點我不太滿意。第一是很多城市感覺不協調，不太像是同一個文化的人居住的城市。例如北京中央電視台的建築很突兀，上海高樓太多、太擁擠，小城市也是如此。第二是我看到大陸官員大小事都要管，例如省長、大小官員都要負責招商，這當然容易造成大小官都貪腐的問題，也確實需要好好整頓一下。

問：近年來兩岸關係有不少進展，但台灣民眾對統一仍有抗拒，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答：台灣有不少人支持獨立，卻不知道獨立絕對不可行。一是兩岸的問題是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聯合國不可能插手。二是《台灣關係法》只是美國的國內法，也只表示要維持台海兩岸和平，根本沒說要保護台灣。三是大陸十年前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如台灣要獨立，首先得面對該法。獨立叫得再大聲，也沒辦法解決兩岸問題。

當然，台灣不少人對統一有所疑懼。我以為這有三個理由。第一，國民黨長期的反共教育把共產主義與暴力、階級鬥爭劃上等號，使大家對共產主義印象不好。第二，民進黨不斷醜化國民黨，說它是外來政權，在台灣不具有統治的正當性，造成一般人也同樣這樣看待大陸政府。第三，民進黨反覆利用、大肆喧嚷一些過去的悲劇，如2.28事件，製造族群仇恨，其實當時也有外省人被殺害，只是他們沒有眷屬，死了也沒有人知道；對於綠營這種不斷的重覆操弄，國民黨政府只是道歉，真相未明，有著極大的關係。

台灣民眾的這幾種心理癥結不化解，統一恐怕還有得等。總之，教育極為重要，我們必須扭轉年輕人的國家認同，才能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日本自衛隊預定於7月，參加在澳大利亞東部昆士蘭州舉行的美澳聯合軍演，三國總參加人數約為3萬人，屆時登陸和空降作戰、海上警備活動、實彈射擊等訓練，戰鬥機也會登場。這是日本自衛隊第一次參加代號「護符軍刀」的大規模演習。

美澳從2005年開始，每隔2年就在澳大利亞舉行軍演，今年是第6次。之前，日本自衛隊曾以觀察員身分參加，這次日本要派出負責西南諸島防禦和奪島作戰的陸上自衛隊西部普通科連隊參與，該連隊是日本正在組建中的「水陸機動團」的核心。

美日合作改變同盟形態

4月7、8兩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首次訪問日本，與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舉行會談，討論《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下稱《防衛指針》）的修訂，進一步擴大日本自衛隊的角色，包括准許自衛隊在美國受到攻擊的情況下支援美軍。自衛隊配合美軍，後方支援日本周邊，包括專屬經濟區在內的公海及其上空範圍的非戰鬥地區，搜索救助和檢查船舶。卡特表示，即將完成的指針會改變美日雙邊同盟的形態，並有助於應對來自亞太和全球的挑戰。中谷元則表示，這是更加牢固美日同盟的歷史性舉措。

卡特還指稱，中國的國防預算不透明，網路駭客竊資，以及最近在東海釣魚台、南海九段線、南沙群島等地的舉措都引起猜疑；美國將會以更多、最先進的軍備，包括部署最新的航母和海軍P-8偵察機、B-2和B-52遠程轟炸機、兩艘帶有神盾(Aegis)導彈防禦系統的戰艦，以及新型隱形轟炸機等保障亞太地區的安全。

3月下旬，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高村正彥到華府發表演講，說明安保法制框架，表示「安倍政府將從根本上重塑日本防衛體制，推進法制建設，使得自衛隊可以為日本和世界和平充分發揮作用」；他還強調新安保法制和新《防衛指針》，可將美軍和日本自衛隊的合作範圍擴及全球。高村也附和卡特說，日本支持美國的「再平衡戰略」。日本抨擊中國在增強軍備方面「不透明」，卻不捫心自問，日本的「部分軍事預算」包裹在「購買石油費用」中，這樣隱藏軍事預算，算透明嗎？

美日侵犯我釣魚台主權

美日修改《防衛指針》，把美軍和日本自衛隊的集體自衛權擴至全球，這在國際法上絕非集體自衛權的行使，而是美日防衛合作的無限擴大，侵犯了中國釣魚台的領土主權。

《防衛指針》是引導美日防衛合作的分工指南，係1978年在東西方冷戰局勢中制定的。隨著東西方冷戰結束，國際局勢發生變化，1997年首次做了修改，把防衛合作視野重點縮小在日本周邊。而今，伴隨中國軍事崛起和活躍的海洋軍事活動，朝鮮開發核武器、彈道飛彈等，日本周邊環境惡劣，安倍內閣於2014年7月決定解禁集體自衛權後，日本偏重地緣的防衛戰略也隨之改變，美日防衛合作的分工就出現了重疊部分，故需要重新劃分合作職責。

安倍本來希望2014年11月先通過美日修改《防衛指針》，構成外部環境，再來促成國內立法。另一方面，安倍說服了執政團隊裡的公明黨同意修訂1999年《自衛隊法》及相關法律，現正緊鑼密鼓地促進國會審議，爭取在2015年夏天以前通過。

歐巴馬於2014年訪問東京時，曾經表示《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適用於釣魚台防衛，但是先前的《防衛指針》對此語意義含糊。4月27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安保磋商會議上，美日兩國的國防與外交部長決定把釣魚台列嶼等離島納入美日安保合作之中。在這些島嶼「有事」的時候，美日將聯合遏制中國。

美日這種行徑等於非法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不過，美日必須認清，現在可不同於以往，中國對釣魚台也有實際控制權。另外，美國其實並不希望被捲入中日之間的衝突，估算華府不會為防衛釣魚台而與北京發生武裝衝突。

為共同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台灣不應再默不吭聲，息事寧人，必須奮發有為，提出嚴正抗議。

（作者係本刊主筆，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