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制」台灣方案在本質上是要實現統一後台灣地區的長治久安，這是不可迴避的歷史使命和時代要求。這就需要基於既有「一國兩制」的政策構想，並參照港澳實踐的經驗啟示，推動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的有機銜接，建立起「一國兩制」下的新憲政秩序。

一、治理問題已成為今天思考台灣問題的重中之重。儘管當前台海局勢複雜嚴峻，但就台灣問題的本質而言，它屬於中國內政的本質從未有任何改變，但它也是中國政府如何對統一後的台灣進行治理的問題。事實上，兩岸統一的進程早已開啟，中國政府對台灣的治理是進行式，而非未來式。海峽兩岸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開始恢復民間往來，至此兩岸社會重新融合的進程就已開啟，這其實就是中國統一進程真正的開啟。近年來大陸對台海區域的海空巡航等動作，都是中國政府公開展示主權，以及強化對台治理的重要體現。中國大陸過去4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模式的巨大成就，客觀上也為治理台灣奠定了強勁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

二、「兩制」台灣方案在實踐中要防控三大風險。要確保統一後台灣社會的長治久安，就需要防範影響統一後台灣社會的相關風險與隱患，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主權缺位風險。台灣方案的核心元素包括強調「一個國家」，「兩制並存」等，其中「一個國家」是最為核心的基礎性元素，「兩制並存」是基於一個國家的根本前提。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過程來審視，稍有不慎就可能會面臨國家主權缺位的風險，這就需要做好統一前後銜接的制度安排，全面貫徹「愛國者治台」的理念，防範台灣方案實施中的主權缺位風險。

（二）「台獨」復燃風險。雖然在台灣方案中會就消除「台獨」因素做出必要規定，但事物是發展且持續變化的，尤其是統一後中央政府對台灣的管治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系列主客觀因素所導致的治理矛盾，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干擾，不能排除在統一後「台獨」思潮，或分裂勢力再度死灰復燃的可能性。我們應做好長期同「台獨」勢力鬥爭的思想與心理準備。

（三）外部介入風險。統一後外部勢力不會自動消停，仍然會以各種形式來干預台灣問題。以美國為例，可以預見的是，即便兩岸完成統一，美國會繼續打「台灣牌」。換言之，外部勢力仍然有可能在統一後的台灣生事，企圖從根本上破壞「一國兩制」下的穩定局面。

三、強化統一後治理台灣的三個維度。首先，連接維度。兩岸分隔已經75年，雙方的差異客觀存在，這是不容忽視的事實。兩岸統一後，大力推進海峽兩岸的連接至關重要，這種連接包括地理上的連接，也有制度及人心、利益的連接。其次，制度維度。制度是最好的防線，更是確保統一後台灣社會長治久安的良方。從國家治理角度出發，「一國兩制」的制度化、法律化是重點方向，要使中央政府對台灣的治理做到有法可依、有規可循。再次，風險維度。我們需要從風險與危機的視角出發，提高對台灣全面治理與管控的能力。

（作者係加拿大勞倫森大學研究生）

「兩制」台灣方案中，台灣司法是否應保持自主？若借鑒香港回歸後司法機關產生的一些問題，筆者認為，在不違背台灣既有審級的制度下，兩岸司法界應以特殊模式進行銜接整合。

香港回歸時，中國大陸為了尊重香港法制傳統，以及避免修法產生各種問題，所以對香港司法界親西方，甚至由西方法官繼續把持的狀況未加干涉。香港除了繼續使用英美法外，還允許聘僱外籍法官，甚至許多港英殖民時期的法律用詞，如「女皇陛下、總督、英國政府」等均未在文本中刪除。

尤其，香港2019年爆發「反修例」暴動後，香港部分法官對於有明顯犯行的暴徒「輕輕放下」，甚至以罪名「不成立」而無罪開釋，引發爭議。一直到2020年6月30日，中國大陸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國安法），同日以全國性法律形式納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三中，才以巧妙的「中央立法後併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形式，賦予特區政府維護國安及選任特定法官等權力，才逐漸平息外界對香港司法界「公然袒護暴徒」的質疑。

實施「兩制」台灣方案，台灣可保留「終審權」，但其司法權無須與大陸割裂。兩岸法制都遵行大陸法系（德、日），台灣從未有聘僱外國法官的傳統，兩岸法學交流也十分頻繁，兩岸司法機關的統合並不困難。只是若要修改台灣「審級制」的法院系統，將台灣的「終審權」賦予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或許過於直接，若採用類似「裁判憲法審查」的特殊救濟，則可給予台灣人民更多權利，也更有助於中國大陸在台灣建立正面形象。

台灣當前的法院制度為「三級三審」制，「兩制」允諾台灣可擁有終審權及司法自主權的主要內涵即「不派遣大陸法官」、「將終審權留在台灣司法系統」等。然而，司法救濟並非只有審級訴訟。台灣當前憲法訴訟法第59條提出：「…經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或該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憲法法院並非傳統的審級制法院，這個超審級制法院的救濟程序即德國憲法法院的「裁判憲法審查」（又稱憲法訴願），即終審判決確定後，仍可以要求憲法法院針對個案判決進行實質審查，該制度是一種特殊救濟，只有受不利判決的人民（政府機關則不得使用），才可請求對個案判決之法規進行違憲審查。

此類超審級制特殊救濟如由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進行，對於兩岸統合有諸多好處。首先此非司法必要程序，不影響台灣審級法院制度，與「保留終審權」並不衝突。第二，對於受不利判決的台灣人民而言，這是一種憲法基本權利的保護。第三，如由大陸最高人民法院等裁判機構進行審理，可讓大陸司法機關以柔軟的「救濟者」，而非強勢的「控制者」，與台灣司法進行整合銜接，可以弭平台灣法律界的牴觸與抗拒。

簡言之，轉個心態與方式，「兩制」台灣方案在司法領域，絕對可以取得較容易讓台灣人民接受的方式。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生）

2019年1月2日，中國大陸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雖隨即遭到民進黨當局拒絕，但國家完全統一才屬正常狀態。大陸具有統一的定力和底氣，故稱只要不踩紅線、不損及中國的核心利益，願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面對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基礎上，大陸倡議「兩制」台灣方案合乎辯證邏輯，畢竟解決台灣問題有不同於港澳回歸的特殊性。

長期干涉、介入台灣問題的外部勢力，因本身的霸權力量衰退，又不甘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乃在干涉成本、風險代價的評估下，提出所謂的「兩岸人民和平解決問題」。有媒體報導稱，馬斯克（Elon Musk）

認為中國必將統一台灣，並建議為台灣制定一個「合理的特別行政區」。上述發言引發大陸抗議，卻說明了台灣問題終局已被人意識到，鄧小平當年所說的「一國兩制」具合理性，能為各方所接受。

川普上台後，民進黨必然會向美國付出更高額的保護費，例如購買更多武器、繳交更高關稅、半導體產業鏈外移等，兩岸對抗成本升高的不合理性，以及「台獨」勢力所稱的「自由、民主、人權」、乃至守護「主權」的欺騙性勢將露出更大破綻。據此形勢，台灣方案就不能只是技術性作業，而應被視為歷史向前發展進步的必然表現。它應該是包括台灣民眾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人民民主，符合歷史公平正義，吸引台灣各界主動參與，並藉此突破兩岸對話的政治限制。

台灣方案一方面要能起到能融合兩岸的作用，使兩岸社會共享國家統一的好處，另一方面也要能將此兩岸共好的機遇，轉化為促進台灣社會更好，尤其可讓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台灣勞動者，感受到國家統一在物質利益及個人生涯上的獲得感、安定感、未來發展性及精神上的尊嚴。

目前台灣方案多以台灣財政總預算應合理分配，更能保障基層民眾與青年的生活福祉為考量，但也要看到當前台灣發展水平早已超過溫飽線，到了享受生活的階段，故應注意到馬斯洛心理學及資本私有制下的人身自由觀念，民眾心理變化與精神價值需要等方面。

設想方案若如馬斯克所言是「合理的特別行政區」，那麼「一國兩制」下的台灣地區就不該是以資本主義法權為最高制度規範。對台灣勞工階級來說，國家統一應該是回到中華民族的大家庭，真正有「出頭天」、成為社會主人翁的解放感。這點與民進黨所代表的台灣本土資產階級奪權、分離主義「倚美謀獨」截然不同。

台灣方案可以構想為一種邁向未來社會的特殊階段，可以通過改革、不斷發展，最終揚棄資本主義體制。同時，台灣工人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明文規定的領導階級，統一後，不僅可以恢復中國人的認同，還可藉著政治意識化的過程，打破資本主義抽象意識形態的統治，這是課題也是挑戰，或許也正是坐過34年7個月政治牢獄的林書揚前輩，生前撰文指出「一國兩制階段，連結融入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台灣工人階級尋求解放的唯一和必經的途徑」的真正意義。

（作者係勞動人權協會總幹事）

川普任命的美國國務院代理次卿畢提（Darren Beattie）曾質疑美國的對台政策，稱台灣「不可避免地」將屬於中國，「不值得花費任何成本來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應該達成一項偉大協議—我們同意承認這一現實，以換取中國在非洲及南極洲議題上做出重大讓步」。筆者相信，這絕對是川普政府對兩岸政策的選項之一，而民進黨政府堅拒談判，台灣最後極可能淪為桌上任人分贓的菜。

30年來的教改造成台灣沉淪與撕裂，身在教育界卻無力回天，一直令筆者痛心疾首，不希望台灣未來在「兩制」下繼續執行目前這種教育政策。限於篇幅，以下僅從四方面簡要言之。

起因：台灣是以漢民族為主的地區，300年來深受中華歷史文化教育的薰陶，所謂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本應是血脈中的天然基因。但西方勢力謀我中華之心從未消減，台灣地理位置又適當要衝，遂成為雙方勢力消長的關鍵籌碼。兩蔣之後，西方勢力從教育文化著手，進行價值觀的移植，口號響亮，卻內藏禍心。

過程：1998年行政院院會通過的「教育改革行動方案」，迄今仍是台灣教育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但卻與台灣社會格格不入。因此，從92到108（2003到2019年），每一個新課綱都在怨聲載道中推動，卻把窒礙難行之處全丟給學校自行解決，執政當局則掩耳盜鈴、粉飾太平。

影響：學習歷程和多元入學讓窮人難以翻身；減少基礎學科教學時數，讓國英數理化程度全面下滑等等。更因刻意扭曲中華歷史文化，讓兩岸產生極大鴻溝。教育團體皆認知，教改是因符合政治利益而無法撼動。近日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內部文件曝光，許多補助項目都與108課綱的議題相關，更進一步佐證教改有西方勢力介入，難怪完全不顧台灣孩子的前途。

解決：一、要建立以中華文化為核心的教育理念：1949年來台者，包括儒釋道領袖人物及文化菁英，學養豐富，歷經劫難後見識高遠。眼見大陸發動文革，遂扛下復興中華文化的重任，重建五四運動後殘破的傳統文化教育。如今台灣使用繁體字，能直接閱讀古文；原本的國文教育又包含語文、文學、文化，淵博深刻，種種成就得來不易。必須廢除108課綱，重整教材內容，文、史、哲三管齊下，清理西方思維的遺毒，發揚台灣的中華文化優勢。

二、重整公民教育：教改把原屬於道德教育的公民科改頭換面，打造成性平、人權、民粹等理念發展的溫床。學生學到如何爭權利，卻未學到如何負責任。品德淪喪造成校園多霸凌、社會多詐欺、世代多隔閡，使識者痛心。

三、以學生為本：培養學生競爭力，提供基礎學科合理時數，以完成重要單元的學習，銜接大學專業。勿用口號碎片化的知識，虛無化能力，破壞台灣原本低廉公平的教育，圖利私校，崩解公校，摧毀職校，窮人翻不了身，階級世襲。

教育為立國根本，絕對不容輕忽。難為之處，必須「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否則禍起蕭牆，為時已晚。

（作者係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秘書長）

學者多說國家的要素有四─人民、土地、政府、主權。但筆者認為，國家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土地與文化三者；政府與主權則屬其「上層結構」，依時勢而推移。

民眾認同的中國是經歷數十個朝代的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只不過是建立在其上的政權名稱。目前兩個政權在台灣海峽兩岸分治對峙，以致人民身分有別；但兩者的法定領土互相重疊，文化大同小異。顯而易見，兩岸和合則兩利，相抗則兩害。

中華民國政權雖然被對岸政權視為「前朝」，卻仍然有效統治著台澎金馬地區。其邦交國雖然只剩12個，其經濟實力、文化包容力（特別是在宗教方面）及對眾多華人的吸引力都不容小覷。其治內誠然存在「台獨」之害，但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這一逆流終究會消退。可是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肯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就會把一些人驅往「台獨」。

其實兩岸政權擁有共同的元素：中文名稱都包含「中華」一詞；英文名稱都包含Republic of China。更重要的是，骨子裡行的都是中華文化。兩岸知識人當致力以中華文化為綱，促使兩個政權和解，而避免兵戎相見。仔細想一想：「中華」的概念大於「中國」，「中華民族」的概念大於「中國」。

致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從中華傳統文化裡吸取精華。「致中和」是傳統儒家的高明主張，「大同」是中國傳統政治的理想。《論語》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此且作一引申：統一有好的與壞的之別─「好的統一」和而不同，「壞的統一」則同而不和。筆者認為，主張「統一」不如提倡「和成」─寓意互補相成。「統一」是政治人的口號，「和成」才是知識人的心懷。

欲達「和成」須先「共和」。「共和」本是中國古詞，意為和平共治。「共和」應先從「和通」做起，文化就是和通兩岸的鎖鑰。孫文所說「發揚中國固有優良傳統，採擷西方文化精華」，當是民族復興的不二法門。兩岸過去已經通郵、通網、通商業；通歌，通影，通表演；通航、通婚、通人才。未來更應致力「文化大三通」：通文字、通學問、通思想。

從現用名稱來看，兩岸政權對Republic有「民國」與「共和國」不同譯法，但對China則同用「中華」一詞。既有此大同，就存在和解的基礎。雙方有必要各讓一步，但也都需要有「下台階」。且在此提出兩岸和成的綱領─締建「中華共和國」。

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似可拋棄「人民」這個標記，另方面中華民國也將「民國」改為「共和國」。至於英文國名，則宜沿用《聯合國憲章》裡的Republic of China，順理成章。「共和」一詞不止代表「為民之國」，更標舉兩岸實行不同制度卻相安相成的高義。具體設計非本文所能及，至少雙方應共組代表團，進入聯合國與各種國際組織。

和成之路欲速則不達。吾人應先促成兩岸各領域、各團體及早會商，進一步則從協同保衛領土著手，如保衛釣魚台、保衛南海。使命維艱，識士們共勉之！

（作者係東吳大學名譽教授）

由於川普再度當選美國總統，台灣海峽的兩岸關係出現了和平解決的機遇期。這是因為以下幾點原因。

一、川普極端重視實際利益，關心的是貿易逆差或順差，對意識形態鬥爭沒有興趣。簡言之，他不會以維護民主自由作為捍衛台灣的理論根據。這與歷任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對美國而言，台灣是否民主已失去重要性。

二、川普不喜歡戰爭，他一心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第一任期，他促成了以色列與五個阿拉伯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即《亞布拉罕協定》，他認為他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促使日本為他推動此事，但失敗了。這一任，他會致力於俄烏停火及和平解決巴以衝突，以此爭取和平獎。因此，如果亞洲某地發生軍事衝突，他可能會發動制裁，但不會軍事參與。

三、為削減財政赤字和債務負擔，川普設立政府效率部，委託世界首富馬斯克負責。馬斯克多次表示，美國正處在破產邊緣，他計畫將聯邦政府的400多個機構減少到99個。目前馬斯克疾風驟雨式的行動已引起「深層政府」抵制。因此，川普團隊跟建制派之間的鬥爭，將使得美國把注意力集中於國內。

四、在美國歷屆總統的保護承諾下，台灣只能聽令於美國，幾乎沒有自主權，既不能選擇獨立，也不能跟大陸和解。

五，中國大陸已經擁有武裝統一台灣的軍力。

上述五點是說，由於美國國內政治的巨大轉變，它已經不是兩岸和解的障礙。同理，它也不是大陸武統的障礙。因此，台灣必須消除依賴美國的心理，考慮自身的前途，採取主動，做出最佳選擇。為了避免戰爭，台灣沒有獨立的選項，那是因為大陸2005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台灣若宣布獨立，幾乎毫無懸念，大陸方面必然會採取軍事行動。一旦爆發軍事衝突，那麼結局只有一個，台灣的經濟將無可避免地遭到重創，基本上非常自由的環境也將消失。

如果要選擇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台灣方面不應被動等待，寄望大陸不採取軍事行動。台灣最好的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積極尋求跟大陸舉行談判。一說談判大家就會想到「一國兩制」，一想到「一國兩制」就會想到香港，一想到香港就會想到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事件，然後就排拒「一國兩制」，嘴巴上可能說準備和談，實際上則抵制和談。

川普第一任時向中國發動了貿易戰和科技戰，同時歐美諸國還聯合抵制新疆棉、積極支持香港獨立運動（「反送中」是獨立運動的一部分）。我們無從得知哪些活動是如何配合歐美諸國的，但確知的是那一輪的猛攻失敗了。過去兩年，西方唱衰中國的言論不斷，可是實際上，來到2025年，中國在軍事、科技、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向前邁進。必須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會垮掉，中國的實力會越來越強大。台灣當局需要的是一種辯證思維，那就是，不主動尋求談判與和解，則最後必然是一國一制，主動尋求談判和解，則能夠保持「一國兩制」。到底「兩制」的實際內容如何，將由雙方共同決定，在此過程中，台灣有充分的話語權。       

（作者係旅美政治評論員）

隨著川普重返白宮，美國對烏克蘭的態度出現重大轉變。與拜登政府時期堅定支持基輔的立場不同，川普對繼續援助烏克蘭表現出明顯的猶豫，甚至要求烏克蘭在不利的條件下與俄羅斯談判，這種立場讓北約盟國感到擔憂。

美國長期是歐洲安全的主要支柱，但川普強調「美國優先」，試圖將烏克蘭問題歸類為歐洲自身的責任，而非美國的核心利益。在筆者看來，川普在處理俄烏戰爭時，背後的盤算主要圍繞在幾個核心考量：美國內部政治、與俄羅斯的戰略互動、削減軍事承諾以集中資源應對中國大陸，以及重塑美國的全球角色。這些考量不僅影響烏克蘭的命運，也可能對台灣的外交與安全環境產生深遠影響。 

降低對烏援助換取戰略利益

川普過去對烏克蘭的態度一直帶有交易性。如他認為美國不應該無條件支持烏克蘭，而應讓歐洲國家承擔更多責任。因此，川普在第二任期內可能會大幅削減甚至中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迫使基輔在不利的條件下與俄羅斯談判，以快速結束戰爭，從近期來看，川普確實也這樣做了。 

川普這樣的作法可能來自以下幾個戰略考量。

一、內政優先，迎合「美國優先」的選民：川普的支持者普遍反對無限制的海外軍事援助，認為應該將資源用於美國國內。他可能會利用削減對烏克蘭的援助，作為強化自身民粹政治的手段，吸引更多反對「全球干預」的選民支持。 

二、與俄羅斯談判，轉向對付中國：川普或許認為，俄羅斯對美國的直接威脅不如中國，因此可能透過讓步換取普丁的「合作」，使美俄關係緩和，進而集中精力應對中國。若這種策略成形，台灣問題就會變得更加敏感，因為美國可能減少對台支持，來換取中國在其他議題上的讓步。 

三、削減軍費支出，減少對盟友的承諾：川普一向認為美國不應該為全球安全買單，他可能會透過削減對烏克蘭的軍援，進一步推動北約國家加強自身防禦，減少美國在歐洲的負擔。這種趨勢如果延續，未來美國可能對台、日、韓等亞洲盟友提出類似要求，要求他們自行承擔更多防衛責任。 

對台安全承諾的變數增加

川普處理俄烏戰爭的方式，可能會為台灣帶來幾個重要影響。 

一、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不再穩固。如果美國為了自身戰略利益放棄烏克蘭，那麼類似的邏輯是否適用於台灣，這是許多外交與軍事專家關注的問題。川普可能會根據自身利益來決定對台政策，而不是基於長期的承諾。這意味著，如果美中關係緩和，川普或會認為美國應該降低對台軍事介入的風險，選擇減少對台軍售，甚至鼓勵台灣與大陸進行談判。 

二、台灣外交策略需要更加靈活與多元。有鑑於美國對盟友的支持可能不如以往可靠，台灣不能過度依賴美國。應該重啟與大陸的對話，另外應該加強與日、韓等第一島鏈國家的合作，建立更廣泛的國際支持網絡。同時，也應該在國際經貿、科技合作等領域發展更多夥伴關係，以減少在戰略安全上的單一依賴。 

三、印太戰略的變數增加。若川普削減對烏克蘭的支持，而將戰略重心轉向印太，那麼美國可能會要求台、日、韓承擔更多軍事與安全責任。然而，這也可能意味著，美國將外交和安全問題視為談判籌碼，可能增加與大陸交易的可能性。因此，台灣需未雨綢繆，避免成為美中外交博弈中的籌碼。 

結語

川普的外交風格本質上是交易性質，而非基於長期戰略價值。這種模式可能導致美國外交政策出現短期化、不可預測的特徵，使傳統盟友關係變得不穩定。許多國際學者對此表示憂慮，如著名政治學者布雷默（Ian Bremmer）就認為，川普的作法不僅削弱美國在歐洲的領導地位，還可能讓俄羅斯取得更大的戰略優勢，進一步威脅歐洲安全。

川普的外交政策風格向來以交易性為主，他可能認為俄烏戰爭是可以用談判「解決」的問題，但忽略了這場戰爭的本質是俄羅斯試圖改變歐洲安全秩序。如果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減弱，北約內部可能會出現更深的裂痕，導致歐洲國家不得不自行加大軍備開支，甚至考慮建立自主的防禦機制。這不僅會改變美歐關係，也可能讓中國等其他大國重新評估美國對盟友的承諾。對台灣而言，這意味著需要重新評估外交戰略，避免將所有賭注壓在美國的支持上，而應該透過提升自我防衛能力、擴展國際夥伴關係，並與大陸和解對話，來確保自身安全與國際空間。 

烏克蘭的遭遇給了台灣一個警示：國際政治中沒有絕對可靠的盟友，只有永恆的國家利益，在川普2.0時代更是如此。

（作者係立法院助理、奔騰思潮筆者）

2月12日，川普先後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話，隨即川普團隊分別與俄、烏協商停戰事宜。澤倫斯基稱他不會接受在烏缺席的狀況下美俄達成的和平協議，但2月18日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和俄國外長拉夫羅夫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會談近4小時，澤倫斯基並不在場。

拉夫羅夫在會談後表示，雙方同意加速任命新的大使人選，兩國高階外交官員盡快開會。盧比歐也說欠缺外交接觸，烏克蘭就不可能達到和平。2月19日，川普還通過社交媒體發文稱，澤倫斯基最好盡快行動，否則他的國家將不復存在。

歐盟擔心美俄達成「骯髒的交易」，讓歐盟邊緣化，最終澤倫斯基和烏克蘭淪為棄子的命運。川普不希望歐洲在談判中扮演重要角色，卻希望他們能在戰後區域穩定上買單。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美國已要求歐洲盟友提供詳細提案，說明他們可以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維和部隊和安全計畫，作為結束俄烏戰爭後安全保障的一部分。

對於烏克蘭迎合北約東擴，無論是基於民族情感或地緣政治、戰略緩衝要塞來說，俄羅斯都必然會發動一場報復性戰爭。誠如芝加哥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論斷：烏克蘭不應在親俄或親美中作單一選擇，一旦失去戰略平衡，恐引火上身。以下說明俄烏戰爭爆發的原因及其影響。

首先，俄烏戰爭起源於地緣政治及戰略緩衝區失去均勢。若澤倫斯基選擇維持烏克蘭力求在美歐、北約組織及俄羅斯之間尋求平衡戰略，運用外交途徑協商，與俄國和平談判及理性處理烏東的俄裔問題，俄羅斯即無出兵的理由與必要。但烏克蘭扮演了北約東擴六次的馬前卒，自然陷入戰爭風險中，澤倫斯基不僅未採取避險策略，反而一面倒向美歐及北約，俄羅斯選擇烏克蘭尚未加入北約前，就迅雷不及掩耳地發動了戰爭。支持澤氏者稱他為民族英雄，反對者批判他不具地緣政治觀，最終無端將國家捲入戰爭。

其次，俄烏戰爭屬於典型的代理人戰爭。戰爭爆發後，美國協助烏克蘭，無論是軍事奧援、經濟貸款或人道援助一應俱全；並號召歐盟、北約及友好國家，運用國際多邊框架經濟制裁及金融封鎖俄羅斯，但美國及北約也同時宣稱不會出兵協防烏克蘭，也因烏克蘭尚未加入北約，無法擁有受集體安全保障的權利。美國想藉由「以烏制俄」、「以烏耗俄」的策略，自身不必陷入戰爭，即可達到削弱俄羅斯國力的目的。同樣的，在東亞地區把此種策略援引至兩岸，運用印太戰略圍堵中國，達成「以台制華」、「以台耗中」的目標，阻礙中國大陸和平崛起。換言之，美國無論是拉攏烏克蘭或台灣，皆從屬於典型的代理人戰爭類型。

復次，從顏色革命到代理人戰爭，烏克蘭渴求「脫俄入歐」、加入北約，寧為美國及北約的抗俄先鋒，最終被一步步推向戰爭陷阱。當美國政黨輪替、川普宣稱上台後要在24小時內結束戰爭，烏克蘭就從棋子淪為棄子。儘管北約2024年7月宣布，烏克蘭正走在「不可逆轉的歐洲—大西洋一體化道路上，包括北約成員的資格」。然北約聯盟內部對烏克蘭加入仍有分歧，美國和德國尚未支持向烏克蘭發出邀請。

再者，烏克蘭悲慘的命運在於過度依賴及相信美國。當美國政黨輪替、政權更迭，新政府往往會改變其國際戰略及國家利益的界定。川普要求烏克蘭以5千億美元的稀土礦物等天然資源，作為美國大量軍援的報償。川普向澤倫斯基提議，美國對該些稀土礦要擁有50%的權利，若俄烏達成停戰協議，美軍將會在礦產地點部署以提供安全保護。

相對於拜登政府不斷提供烏克蘭軍事援助、武器及軍事融資、對俄金融制裁，尤其是軍事援助高達近千億美元，而川普對烏克蘭的支持極其有限。2024年4月20日，美國眾議院通過幾項援外法案，其中包含總額高達610億美元的烏克蘭援助案；但對烏援助案遲遲未通過。儘管拜登政府已清除法案最大的障礙，但援烏的軍備資源正開始逐漸減少。足見將國家安全依賴他國有多麼大的政治風險。

最後，俄烏戰爭導致台灣民眾產生「疑美論」。台灣各政黨在國族認同上存在明顯差異性，藍營支持簽署兩岸和平協議，但卻非執政黨，僅能倡議之。「疑美論」顯示，台灣民眾並不相信一旦兩岸爆發戰爭，美國會為台灣與中國大陸打一場仗，且台灣民眾見識到俄烏戰爭其實是一場「代理人戰爭」，美國與北約運用軍事援助、金融制裁及貿易禁運處罰俄羅斯，但卻未直接軍事協防烏克蘭。

俄烏戰爭後，台灣民眾憂心「台灣烏克蘭化」，烏克蘭效應發酵，加上兩岸關係惡化、武統聲浪升高，引起台灣人心惶惶。台灣當局若能回歸「九二共識」，恢復兩岸對話及協商，應可營造出和平穩定的架構。就此而論，兩岸應努力建構金門為兩岸和平試驗區及緩衝地帶，同時興建金廈大橋為兩岸和平之橋。金門是台灣最接近大陸的地方，也是兩岸最早的交流地，金門若能成為兩岸緩衝區、和平試驗區，台灣則可扮演中美溝通及合作的橋樑。與其充當美國印太戰略的「馬前卒」，台灣當局還不如倡議「和中友美」，以避免陷台灣人民於戰爭邊緣。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兼澄正書院主任）

川普曾言俄烏戰爭是歐洲人的事，也就是它與美國的利益關聯不大，還要美國出錢支助，完全不符合川普的路數。易言之，川普有意大幅更改拜登前政府對烏克蘭的政策，其牽涉層面甚廣，甚至影響到美中台的三邊關係。

川普這次是玩真的

日前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會議上明確表態，讓烏克蘭回到2014年前的國界不切實際，川普政府還堅持要求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提高至GDP的5%，目前只有波蘭達標，其他國家必須加緊努力。此意味著，烏國必須割地求和，同時美方也不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此乃與俄方長期的立場相符，但拜登政府曾承諾，烏克蘭加入北約只是時間的問題，並支持烏國的領土完整。

另一方面，川普政府還有意向烏克蘭索回拜登政府所提供的近3千億美元的支援，並建議以烏國稀土來折抵。美國財政部長班森特（Scott Bessent）已前往烏克蘭協商，想以書面協議，確保美國能獲得烏克蘭的稀土資源及能源開發權。由此可見，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政策，正從單純的軍事支持轉向更務實的經濟合作，再度顯現川普只重價格、不重價值的立場。此外，近期美俄雙方剛完成囚犯交換，使兩國關係趨向緩和，這可能為俄烏戰爭談判鋪平道路。

2月12日川普證實已與普丁通過電話，雙方均認為應阻止俄烏衝突，並立刻展開談判。隨後，川普與澤倫斯基分享了他與普丁的對話內容。對於歐盟是否可上談判桌，川普支吾其詞，可見川普根本沒有把歐洲國家放在眼裡。依照美俄兩國的共識，烏克蘭與歐盟似乎只能被動地接受美俄談判的結果。對此，歐洲聯盟委員會與英、法、德等7個歐洲國家外長發布聯合聲明，強調烏克蘭與歐盟必須參加談判。

其實，關於俄烏戰爭，美國與歐洲國家的立場已產生變化。歐洲國家一直認為，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至少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是安全顧慮與難民問題，再者是原則問題，俄侵烏破壞國際規則必須加以制裁。拜登政府接受歐方的這兩大觀點，但川普不但有意將戰爭丟包給歐洲，同時還期盼與俄國交好，以便「聯俄制中」。川普的發言人就稱，與全球領導人保持良好外交關係是必要的。

對此，北約秘書長呂特只能說烏克蘭協議必須是一個和平與堅實的協議，否則會影響到歐洲及北約的集體安全，還會讓中國受到鼓舞，使其更加大膽地推進自己的行動。如此硬將兩岸問題牽扯其中以壯大聲勢，可見歐洲國家的無奈。

美國干涉德國內政

尤有進者，美國副總統范斯2月14日在第61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演說，提出歐洲當前面臨的最大威脅來自內部，而非外部勢力如俄、中。他指出，歐洲在網路言論自由方面的限制，以及封鎖部分社群媒體，來防堵不實資訊的作法，正侵蝕著自身的民主價值，再加上未能有效應對非法移民問題，美國也沒什麼能幫忙的。更勁爆的是，范斯稱禁止代表民粹主義政黨的政客參與政治是錯誤的，當政治領導人代表眾多選民時，我們就有義務傾聽。基於納粹的慘痛經驗，德國各政黨都不願與德國及極右政黨AfD合作，而范斯卻與馬斯克同調，雙雙支持AfD，與德國主流民意對抗。尤其德國將在2月23日舉行大選，范斯這番言論自然會產生相當的影響。

在范斯發表20分鐘的演說時，會場一片沉默，隨後多名歐洲政客對其言論表示譴責。由此可見，川普政府是來真的，完全翻轉了傳統歐洲的價值觀與美歐關係，影響深遠。

對世局的影響

范斯稱川普重返白宮如同新警長上任，並呼籲歐洲在自我防衛上承擔更多責任，以便美國能專注於印太地區的安全挑戰，再度顯現中國才是美國的主要關切。美國態度的轉變將對全球局勢，尤其是烏克蘭戰爭、歐洲安全格局、台海問題，以及美國自身的全球影響力產生深遠影響。

美國是烏克蘭最大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國，如果縮減支持，可能導致烏軍無法有效抵抗俄軍進攻，甚至失去更多領土。而且，歐洲的軍工產能與政治共識仍然不足，難以完全取代美國的角色。而東歐的波蘭及波羅的海國家希望維持對烏援助，但部分中歐國家（如匈牙利、斯洛伐克）則可能支持談判，這將導致北約內部的矛盾加劇。相對的，依照俄國媒體的報導，此乃俄羅斯的耐力戰策略奏效，可能會進一步強化軍事行動或擴大戰略目標。俄羅斯若在烏克蘭獲得更多戰略利益，中國或許會認為美國在全球安全問題上的承諾減弱，影響其對台灣問題的戰略判斷。

小結

綜上所述，若美方停止支援烏克蘭，那歐洲的支持將會顯得蒼白無力，甚至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尤其，川普還為格陵蘭與丹麥發生爭執，更讓歐洲國家感到無奈。一直以來，歐盟強調價值共同體，如今落此下場，不禁令人嘆息！

再者，台灣、日本與韓國等，可能會質疑美國是否真能履行其安全承諾，進而加快軍事現代化，甚至發展自己的防禦戰略。另一方面，如果美國縮減對烏克蘭的援助，可能會將更多資源投入印太地區，例如加強與日本、菲律賓、澳洲的軍事合作，以維持在亞太的影響力，甚至可能改變全球戰略重心。總之，川普如此攪和世局，各方人人自危，都在抱團取暖，自求多福，台灣當然不能置身事外，與大陸緩和關係才是正辦。

（作者係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

2025年是農曆的蛇年。在中國傳統觀念中，蛇年象徵諸事順遂，但實際的國際局勢卻未必如此，種種跡象令人不安。

歐洲極右民粹勢力興起

1972年，法國律師勒朋（Jean Louis Marie Le Pen）建立了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主張回歸傳統社會價值，反對墮胎合法化及同性婚姻。最令人關注者為該黨具有種族歧視的色彩，主張禁止非歐洲國家的移民及難民進入法國。

由於該黨的主張激進，多年來始終未獲得法國民眾廣泛的支持，直到1986年才首次取得國會席次，之後迅速發展。勒朋在2002年參加法國總統選舉，居然在初選中以第二高票成功進入第二輪選舉。雖在第二輪投票中落敗，仍使得該黨一舉成為法國的第三大黨，僅次於人民運動聯盟與社會黨，從此成為法國政壇主要勢力之一。

2015年，勒朋之女瑪琳勒朋接任黨魁，更改黨名為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把黨的路線略為轉移，以反移民、反歐盟及反伊斯蘭為基調。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瑪琳勒朋以第二名的得票率進入第二輪投票，是該黨2002年後再度進入第二輪投票。但在第二輪投票中敗給馬克宏。2022年瑪琳勒朋再度問鼎總統選舉，並且聲勢浩大，在第二輪投票中竟然獲得41.46%的得票率。極右民粹政黨興起，令法國民主人士憂心不已。

受到法國極右政黨興起的鼓舞，義大利的右派民粹主義政黨－「義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也在2022年的國會選舉中，組成右派聯盟，贏得國會多數，使義大利兄弟黨主席梅洛尼成為義大利的首位女性總理。

德國的極右勢力也逐步擴大。2023年6月，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東部圖林根的松訥貝格地區決選中勝出，該黨候選人塞塞爾曼成為德國首位極右派地區的首長。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另類選擇黨獲得16%的得票率，位列第二，僅次於基民基社黨聯盟30%的得票率，超越德國現任總理蕭茲的社民黨。雖然基民黨主席梅爾茨是目前最熱門的總理人選，但另類選擇黨總理候選人韋德爾公開表示，另類選擇黨已準備與基民黨合作，以「藍黑聯盟」（AfD和& CDU）在德國實現真正的政治改變。雖然韋德爾目前不可能出任總理，但卻獲得全球首富馬斯克的大力支持。尤其，基民黨1月29日在另類選擇黨的支持下，通過加強移民管制政策的提案。基民黨與另類選擇黨的合作將使得德國的政局發展充滿變數。

法國、德國和義大利是歐盟的核心支柱，對歐盟的走向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三國的極右派民粹勢力興起顯示，歐洲選民對現狀極為不滿。不論此一現象何以出現，如果不慎侵蝕到歐洲原本的社會秩序，恐將使歐洲動盪不安。

川普執政擾亂國際秩序

美國總統川普的競選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他若能落實競選時所宣稱的政策與作為，或許確實能使美國再次強大，但卻會使現有的國際秩序大亂。川普2月4日簽署行政命令退出幾個聯合國機構，包括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世界衛生組織。另外也宣布將退出各國為執行《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在2015年簽訂的《巴黎協定》。國際場域少了美國的參與，運作機制必將重整。

在雙邊經貿關係方面，美國首先宣布對墨西哥與加拿大進口商品加徵25%關稅，對中國大陸商品加徵10%關稅。稍後又宣布對所有進口鋼鐵和鋁材加徵25%關稅，適用於所有國家。如此一來，勢將引起全球關稅大戰，使各國數十年來建立的貿易自由化機制毀於一旦，國際經濟秩序也必將重新組合。在新秩序建立前，勢必會出現一段或長或短的動盪不安階段。

在地緣政治方面，川普宣稱將收回巴拿馬運河的經營權，向丹麥購買格陵蘭，將加拿大併入美國，接管加薩地區。雖然實現的可能性不高，但也顯示川普有意改變國際現狀。美國國務卿盧比歐2月2日前往巴拿馬與穆里諾總統會談後，雖然沒有收回巴拿馬運河，但成功逼使穆里諾於2月6日宣布退出「一帶一路」，顯示美國對中國大陸這些年來在拉丁美洲的發展做出反制，今後也必將持續對拉丁美洲的權力均衡產生影響。

由於川普一向排斥外來移民，就任後，立即遣返大量拉丁美洲在美國的非法移民。這些移民的母國政府因為無法抗拒美國而勉為其難地接收，但這不僅會減少僑匯，也勢必對當地經濟社會秩序造成衝擊，甚至可能造成動亂。

強大不等於偉大

川普各項作為或許會使美國重振其製造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但是，這些成果都是靠欺壓其他國家取得。川普既沒有濟弱扶貧的精神，對世界和平也沒有貢獻，如此的自我強大並不等於偉大。

所幸在以美國為核心的經濟圈外，以原始「金磚五國」為核心的經濟圈逐步興起，可以對世界經濟發揮平衡作用。尤其是中國大陸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以長遠的眼光穩中求進，是當今最有能力應對國際變局的一股力量，或許能在即將到來的亂局中發揮安定的作用。

（作者係退休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