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是日本用侵略戰爭和兼併做手段，遂行對外擴張，其策略是暫時不與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強抗衡，而以兼併朝鮮作為過渡到中國東北的橋樑，進攻威海衛，奪取遼東半島及台灣澎湖各島，再稱霸東亞而發動的侵略戰爭。
列強乘隙蹈虛
中國傳統的宗藩觀念，中國與外藩間相互的權利義務關係：一方給予弭平內亂、抵禦外侮的保護；另一方則輸納貢品，承認和冊封每一位新藩王，但不過問外藩的內政、外交。中國是朝鮮的宗主國，負有善盡保護外藩的責任，使其免於內憂外患，其領土主權一旦遭遇侵犯，中國不能坐視不救，不然，就是未盡責任。
甲午戰爭前後，日、美、英、俄等列強都已乘隙蹈虛，插手於朝鮮事務，朝鮮成為列強在東亞區域矛盾的焦點。在外交上，列強之間的折衝樽俎，有慫恿和支持，有扺制和干涉，也有競爭和角逐，相互對立又互相利用，縱橫捭闔，爾虞我詐，各懷機心，這實際構成戰爭的重要部分。
中國當時的政策既在保有朝鮮藩屬，避免其為日俄勢力所囊括，弭亂以安定藩封，並防止日本藉故大舉生事。英國關注沙俄一直欲在太平洋尋找不凍港的行動，為防範沙俄南侵，要使朝鮮成為阻撓沙俄向中國南部沿海發展的屏障，不願積極干涉日本侵略朝鮮的活動。沙俄深恐朝鮮落入英、日之手，一方面在朝鮮力謀培養親俄勢力，另一方面又支持日本侵略朝鮮，反對中國助朝，分化英日，以便坐收漁利。美國為擴大在朝鮮的經濟利益，勾結日本，並為其開路。
日本整軍備戰
朝鮮是中國屬邦，日本侵略朝鮮的四個步驟是：先消極否認中國對朝鮮有宗主權；再積極片面承認朝鮮是自主之邦；又要求中國撤回在韓駐軍，迫使中國接受與日本共同保護朝鮮；復由中國確認朝鮮獨立自主，日本則兼併朝鮮。
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的權變策略是：以「壓」字訣對付朝鮮：強行派兵、改革內政、挾王劫政、擁朝自主；以「拖」字訣對付中國；以「穩」字訣對付沙俄：監視中國，支持朝鮮獨立，俾便兼併；以「拉」字訣對付英國：防俄南侵，維持朝鮮現狀。中國北洋大臣李鴻章則始終以「柔」、「忍」、「讓」三字，勸導朝鮮同日本與西洋各國通商交往。
鑑於中、英、俄皆是朝鮮利害關係最大的國家。日本準備同中國打仗，整軍備戰，組建現代化的戰爭動員體制，為戰爭作準備。戰爭融資主要是依賴政府公債，發行1億1600百萬日圓的，其中國庫存款2500萬，民間公募戰費9000萬，項目包括軍資獻納運動和義捐運動。報國會竭盡全力為日本發動戰爭募集資金，提倡日本國民應無官民朝野之別，同心同力，服務於國事。政府也利用各種管道和時機進行廣泛的宣傳動員，激起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
日本又不斷向中國和朝鮮派遣特務和間諜，竊取各方面的情報，對清軍內部瞭如指掌。並且關注英國綏靖政策的態度，因英國在遠東擁有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日本為取得英國的支持，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談判跨越了雙邊關係的範圍，1894年《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為對付第三國而取得互相諒解。英國為防止俄、法，需要拉攏日本，要求日本做出不與俄、法合作的承諾。
俄國與日本的利益衝突，互相對峙，矛盾最尖銳，都想奪取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稱霸遠東。俄國態度在：(1)戰爭以前，反對日本出兵朝鮮，一再敦促中日兩國同時撤兵；(2)戰爭爆發，雖然表示不干涉，但從未宣布中立，並密切注意事態發展；(3)中日交戰期間，俄國海軍、陸軍分道東來：一面想插足朝鮮，一面決定進入滿洲；希望中日停戰，雙方以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問題，以維持亞洲東北角的穩定。
清廷割地賠款
日本艦隊在牙山海戰，偷襲中獲利，海軍信心大增。平壤之戰，中國陸軍潰敗。中、日艦隊在黃海大東溝海戰後，日本海軍掌控制海權，全力西進，會戰威海衛，戰爭結果，中國戰敗，被迫簽訂1895年《馬關條約》，允許朝鮮獨立。割讓領土：遼東半島和台灣澎湖各島。巨額賠款：中國賠償日本軍費庫平銀2萬萬兩。
日本奪得遼東半島，威脅到沙俄在中國東北及在遠東太平洋航路的利益，遂聯合德、法兩國，勸告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改變了列強陣營之間在遠東的力量對比，俄為主，德、法為從。日本無計可施，只好再向中國強索「贖遼費」 (贖回遼東半島費)庫平銀3000萬兩，作為交換代價。中國總共賠款給日本庫平銀2萬萬3千萬兩，另得負擔威海衛保障占領費每年50萬兩，外加利息。巨額賠款令中國財政更加陷於困難，為籌措賠款而發行國內公債，亦無法滿足，因此不得不以海關收入做擔保，向英、德、法、俄等國銀行團舉借外債，支付賠款。
中國雖憑藉外力，索還遼東半島，然因此而給予外國利權報酬，損失極大。
日艦擊沉英籍商輪「高陞號」，中國後來發覺英國偏袒日本，與英國親善的外交氣氛急速轉化為「聯俄抗日」，沙俄趁機拉攏失意的中國，簽訂1896年《中俄禦敵互相援助密約》，予俄以中東鐵路的建造經營權，這實開啟西方列強以利權角逐中國的機會。
大國地位需以國力打造
日本戰勝中國，在外交上亦收穫巨大，有助於日本廢除與西方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東京嗣後陸續與15國重訂新約，撤銷治外法權、恢復關稅自主，更獲得貿易上最惠國待遇，使日本成為東亞區域第一個擺脫西方束縛的亞洲國家，完成明治維新以來首次得與歐美列強處於平等的地位。
當時東亞區域關係的主軸已悄然由北京轉移至東京。日本有計畫、有政策、有步驟地發動侵韓戰爭，先打敗中國，之後再在日俄戰爭戰勝俄國。這兩場勝利，都是以行動證明東京比北京更有實力，成為新的東亞區域代理人，這也是西方列強逐漸捨棄中國，而由日本取代中國在東亞區域的角色，使日本得以躋身於列強之列，成為大國。
大國並不只是地大物博、人多勢眾，必須以行動表現出來：政府廉能，官員不貪污愛錢，軍人不怕死，能打仗、打勝仗。國民身強體壯，民智開發，教育普及，重視公德教養，有愛心，愛國愛人，悲天憫人；有品格、品德和品味；素質高，富創造力。更重要的是走出國門，舉止文明，要讓人尊敬。
甲午戰爭的啟示：大國地位，不是乞討得來，而是由國力軍威打造和國民用行動表現出來的。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兼任教授）
台灣於清光緒年間因清廷戰敗而被割讓給日本，島民起而反抗，遭慘烈犧牲；經逾40載歲月，盧溝橋事變引起八年對日抗戰；厥後，又逢國、共內戰，國府遷台後的白色恐怖，而今，難能可貴的是，台灣從戒嚴到解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實施民主法治；海峽兩岸正邁向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回顧這段近代史實，昔日曾經遭受日本殖民統治及早期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台灣人，正可趁此時會，冷靜思索如何面對兩岸史冊的新篇章。
據史料記載，1894年，清光緒20年，歲次甲午，日本明治27年，朝鮮於3月間發生「東學黨之亂」，清廷及日本都派兵前往鎮壓而於7月間在黃海爆發衝突。日本聯合艦隊於9月間打敗了清廷北洋艦隊，乘勝攻下平壤，渡過鴨綠江占領旅順；其間，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在明治天皇主導的大本營作戰參謀會議上，提出乘機占領台灣的戰略構想。
翌年（1895）年2月，日軍進攻澎湖島，登陸馬公良文港。清廷只好指派北洋大臣李鴻章為全權代表，到日本本州下關，在「春帆樓」與伊藤博文談判，終於4月17日簽訂了《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及附屬島嶼割讓予日本。清廷又指派李鴻章兒子李經方來台，與日本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基隆金瓜石外海的「橫濱丸」日艦上辦理割台交接儀式。同年5月29日，日本依據馬關條約派遣近衛師團，從宜蘭澳底三貂角登陸；全台各地抗日義勇軍揭竿而起，一股澎湃的民族意識自台灣人民心中湧起。10月中旬，日軍分由陸路、水路直驅南下，目標台南府城。其中第四旅兵團沿水路從嘉義「布袋嘴」登陸，10月20日推進到筆者的家鄉蕭壠社（現屬台南市佳里區轄境），遭遇村民強烈抵抗，死傷數千人，相傳日軍少將司令員貞愛親王就在此役陣亡。兩天後，日軍進占台南府城。
翻閱距今兩甲子之前的悲壯史頁，島民浴血抗日的情境，無非由於先祖從福建追隨鄭成功渡過黑水溝來台定居，胼手胝足地拓荒創業有成，自然不甘願又要淪為異國殖民地；為了保衛鄉土，只好拼命抗拒日軍的接收。台灣百姓那種「願人人戰死而失台，絕不願拱手而讓台」的愛國情操，可謂表露無遺。誠如當時台灣仕紳透過巡撫唐景崧上書朝廷所云：「和議割台，全台震驚，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可歌可泣之情，令人動容！
1937年發生盧溝橋事變時，台灣遭受日本殖民統治已42載。在國府對日抗戰八年期間，台灣男丁遭日本政府強徵當兵而與國軍打仗，陣亡後有被入祀靖國神社者；如此敵友錯亂的歷史弔詭，誠屬人間悲劇！1945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光復而回歸祖國懷抱。可是，迄今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一直籠罩在台灣的上空；每到大型選舉，往往成為族群動員的題材。台灣社會的和諧，以及海峽兩岸關係的互動，都不免受到負面影響，值得各方省思化解。
1995年1月30日北京發表「江八點」對台政策方針，曾經提及：「一百年前，日本帝國主義以戰爭的手段，強行攫取了台灣與澎湖列島，使台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了半世紀之久，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屈辱的一頁。50年前，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台灣與澎湖列島重歸中國版圖，台灣同胞從此擺脫了殖民統治的枷鎖。」
2000年5月20日，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北京發表聲明，指出：「1945年以來，我們始終不渝地支持台灣同胞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鬥爭；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時，中國共產黨公開聲明反對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台灣同胞。」
台灣人在兩岸互動的過程中，於此見其微妙的歷史情境。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於今年6月25日抵台訪問，這是兩岸分隔65年以來相關事務官方負責人首次完成互訪，至此搭起了政治對話的橋樑，同時人們也期待「馬習會」的好夢成真。猶憶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於2月中旬訪問南京，在中山陵公開演說提及中華民國國號，這也是雙方化敵為友的破冰象徵。
張志軍於5月22日在北京會見台灣企業家參訪團時，指出：「最近島內雖然發生了一些情況，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格局、大趨勢，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我們會繼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時也會更深入地了解台灣方方面面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想法與看法。」台灣人民樂見大陸涉台官員深入了解台灣民情，爭取台灣民心，落實「兩岸一家親」的美事。
回首來時路，台灣人當年遭受日軍「蕭壠大屠殺」，這跟後來「南京大屠殺」，可謂為相似的受害情境。如今，適逢甲午戰爭120週年，台灣人豈不該從那歷史記憶當中，理性地探索台灣藍綠與海峽兩岸的相互理解、彼此疼惜之道？
（作者係律師、總統府國策顧問）
從日據到兩岸分治
120年前清廷因甲午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此一歷史轉折，使台灣自納入中國版圖後第一次與大陸分離，而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對日抗戰勝利後，台灣雖然光復重返中國懷抱，但國共內戰及冷戰格局再次影響台海情勢，形成兩岸分治的現狀。近年來，兩岸關係趨於和緩，雙方經貿、文化、社會交流日趨熱絡，民族分裂的悲劇似乎終結有望。
但就在晚近中國大陸逐漸崛起的同時，台灣的分離主義更形高漲，更明目張膽地標舉反華或反中旗幟，年輕世代高喊「我主張台獨」，高比率的台灣年輕人不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兩岸關係和緩的表面，暗藏極端對立的危機。2014年3至4月在台北爆發的太陽花事件，表面上是反服貿的學生運動，事實上是一場幾近政變的反中大集結。此可由集結現場出現「推翻中華民國殖民體制，終結四百年外來政權」這類的標語，以及學生演講中傳播台獨思想等現象可為印證。他們反對的對象，已不只是國民黨或中共政權，而是包括了歷史文化民族整體的中國。
換言之，當前兩岸分治的問題，已不純為中國歷史上分裂時代的翻版。因為中國歷史上分裂的政權，無論胡漢，皆競以「中國」自居而未嘗自外於中華；但當前台灣的分離主義，則是要從中國歷史文化與中華民族群體的脈絡中分離出去。何以致此？至少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120年前甲午戰敗使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歷史，至今仍在發酵─台灣有些人仍懷抱著日本皇民意識，而不願為中華同胞，甚至藉由執政機器改造了中小學社會科（歷史、地理、公民）課本。已有人分析：主導太陽花事件反華、反中的學生，正是這個近20年改造工程的產物。如此刻意型塑的「去中國化」中小學教育，不但影響了當代台灣政治、社會、文化的走向與國家民族認同，也成為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變數。
分裂時期的中國意識
「中國」一詞濫觴於商朝的「中商」觀念，迨至西周始正式出現，且與「華夏」並稱，可說是周人繼承夏、商的歷史文化、土地人民、政治權威、天下觀念，並以特定人文精神為內涵所創衍而成。《史記》所記述的「中國」至少有下列涵意：相對邊緣的核心中樞、仁義禮樂教化的文明之國、天下一統之國、四方往來互動的中央之國等。秦漢以後同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政權並存時代的「中國」意識，既有其一貫性亦有獨特性，可分四個階段略述：
（一）三國時代「中國」約有三義：代表舊有一統的中國、相對於四方邊族之歷史文化的中國、代表位於中原的曹魏政權。
（二）東晉南北朝時代「中國」稱號情境趨於雜異：（1）邊族入主中原以「中國」自居，除了是華化的結果，也因其與西、北其他民族互動，更強化其「中國」身分；（2）南朝亦自稱「中國」：自認為中國歷史文化民族的傳承者，以維持其「中國身分」，並以此身分與南海、東海、西北等外邦往來。其對外關係越活躍，越能強化其中國身分，而使原為邊緣的江南轉化為具有核心地位意義的「中國」；（3）「中國」代表歷史文化民族的總體。
（三）五代十國「中國」稱號狹義化：以「中國」表述歷史文化民族的總體，或指中原地區及其所在的五代政權。
（四）兩宋遼金時期「中國」具多重詞義：（1）指中原地區；（2）北宋繼承唐朝及五代的政權立於中原而為中國──相對於其他區域政權而以「中國」自居，並以此身分與四方外邦往來；（3）金朝取代北宋立於中原而自為中國──相對於日本外邦及南宋、吐蕃、西夏、蒙古而自稱為「中國」，並與南宋分庭抗禮；（4）南宋偏安江左仍自稱「中國」──延續宋朝社稷和漢人政統，並以中國身分與南海外邦、西南蠻夷往來互動；此外，亦強調其以仁義禮樂教化立國而為中國，以超克其不在中原的限囿；（5）泛指古來延續政統的國體與傳承禮樂道統的文化體系，各分裂政權無論宋、遼、夏、金，皆須面對並傳承的歷史文化遺產。
綜上所述，「中國」一貫詞義約為：（1）代表天命所在的執政中心，亦即國體或政權；（2）代表具有道統意識之歷史文化民族的整體；（3）代表在天下結構中，與四方往來互動的中心或主體。
分裂時代南北政權「中國」身分的取得，條件不同。入主中原的邊族，享有傳統政治地理區位與華夏化的過程，而自為中國。南遷的漢人政權要維持其中國身分則需有以下條件：強烈的主觀意志、有效的統治與功能、傳承中國歷史文化與認同的成員與空間、有足夠的對外關係伸展她的中國身分等。南朝、南宋莫不如此。
分裂時代南北並存的二個「中國」，其實是共處於同一歷史文化傳統的政治關係體內，此關係體自然也名曰「中國」；南北政權在此關係體中往來互動，並各以中國身分發展對外關係。此至關重要，因為同一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同時具有對外的中國身分，即使分裂時代南北分立，卻無損整體中國的保障，也是後來分裂合為一體的基礎。
中國意識與中華民族發展
比較歷史上分裂時代的「中國」，當前兩岸分治的局勢已遠為複雜艱危，前述二種保障條件都已脆弱不堪。
就前者而言，同一的歷史文化傳統，在近代以降遭逢西方文明的優勢而受到重挫，稍早之前大陸並未善加珍惜；晚近，台灣分離主義者則利用執政機器和大眾傳媒，刻意塑造「去中國化」的歷史文化論述與教育內容。
就後者而言，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以後，更難在國際上以中國身分伸展其對外關係，並陷於歷史文化和國家民族認同的困境；「中國」一詞也日漸窄化為大陸在國際上代表中國政府、獨霸中國身分的代稱，「中國」代表「歷史文化民族總體」的意涵則被忽視甚至遺忘。長此以往，要終結民族分裂的苦難路途，只怕愈來愈遠。
為中華民族長遠發展計，上述情況應受兩岸識者的重視並加以改善。其一、近代以降，西方所主導的現代世界體系，已取代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結構，兩岸皆應思：如何奠立「中國」在此現代世界體系中，為一主體而非附庸的定位，以確保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尊嚴？又如何在分治現狀下，共同朝此目標，合理務實地處理兩岸關係。
其二、中國特有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固為中華民族所傳承，亦為世界文明的重要遺產，兩岸皆有義務延續中國文化以貢獻世界文明，或代表中國文化對全球性重大問題發言，以貢獻全體人類。
其三、以歷史上分裂時代的經驗為鑑，兩岸皆應致力強化歷史文化民族總體的中國意識，並都能保有發展對外關係的中國身分，以鞏固整體中國的基礎，謀求終結民族分裂與對抗的悲劇，進而邁向前兩項目標的實踐，開拓新的歷史里程。
然而，此新里程的開拓工程，其實艱辛無比；兩岸有共同的阻難待克服，也各有大山要攀越。從現代世界體系到全球化的浪潮席捲以來，現代化的工程尚未全部就緒，後現代的理性與價值解構已經來襲；兩岸皆難脫離「全盤西化」的幽靈宰制，維繫文化傳統的力道卻愈趨薄弱。
大陸方面較過去重視傳統文化的價值，但仍忌諱台灣在國際上具有中國身分。在台灣，中國歷史不在小學課程已久，不少中學歷史課本甚至將「中國」視為外國；歷史教學只是冰山一角，反映出歷史文化總體的中國意識基礎，正在台灣崩解。台灣分離主義者為遂其政治目的，不惜摧毀中國歷史文化的傳承和溫柔敦厚的台灣民風。
回顧甲午，反思中華民族的前途，若缺少「歷史文化民族總體的中國」意識，終是惘然！這是文化千秋問題，絕不只是政治、軍事問題。
（作者係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120年前的甲午戰爭，對於中國人而言，留下不可言喻的苦楚，往事不堪回首，凡是愛國者皆視此役為中國的奇恥大辱，無時無刻不希望去日本而後快。
日本打醒中國的春秋大夢
但回首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若是換個角度回顧，日本這一槍的確徹底打醒了仍在做著春秋大夢的中國。如此說日本是「棒喝」中國的菩薩，雖有些許不妥，因為中國為這一敗戰所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過巨大。尤有甚者，後遺症迄今猶存，從曾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如今仍遺留著不少動輒親日，懷念日本統治的論點，即可略知一二。不過全體中國人若將日本當作是對沈睡中的中國「醍醐灌頂」，也有些許道理存在。
19世紀中國打了兩次大敗仗，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中國首敗於來自西方的大英帝國，這是近代中國與西方的首次大戰，不同民族、不同膚色，戰敗原因或許情有可原；第二次1894年，中日決戰，中土頓時成為魚肉，任日本人宰割。這次同屬亞洲，向來素為中國鄙視的大和民族竟然一舉殲滅清朝的海、陸兩軍，導致台灣割讓。推委塞責的藉口瞬間消失，更為不堪的是，不久前的日本，在1850年代還如同中國，亦遭受外國勢力的入侵，最後迫使它不得不採取開國政策，是為「明治維新」。
可是當日本人民全體奮勇向前，急起直追西方之際，從1840至1894年，中國卻白白浪費近一甲子的歲月，幾乎滿朝文武與人民仍選擇沈醉於天朝大夢，例如中國首位駐外大使郭嵩濤於1877年出使英國之際，竟屢遭鄉人謾罵，守舊派更視之為名教罪人，彼時中國人多麼昧於時勢，可見一斑！
有人說，歷史總會重覆一次，可是細究中日1894年以來兩國的戰爭史，恐怕已遠遠超過此數。雙方交戰的結果，敗的一方總是在中國（二次大戰若非美國及時參戰與援助，恐怕戰局也不樂觀），真叫人情何以堪！難道中國總要遭相同石頭絆倒兩次？
有一個故事如此傳頌，對於甲午戰爭，現代中日學生有著不同的思維：中國學生會記誦戰爭過程究竟為何，如何時、何地、何人，雙方死傷人數，我方需賠款多少等記憶性的問題，以備將來考試之用。可是日本的學子則是思考下一次的中日戰爭可能發生於何時？何地？因何原因？最重要的是，一旦打仗，日本應如何面對中國的抵抗？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若是里仁為美，俗語道：以友為師，可以正德行。二個民族互通有無，尤其近現代日本的物質與科技文明已為亞洲的典範，值得效法與學習；若是以鄰為壑，俗諺又說：以敵為師，可以明不足，更可知鑑戒。日本因軍國主義、殖民主義與皇民化運動，給亞洲人民帶來的苦難，中華民族豈可一日忘卻？而由此所延伸的當代日本，如安倍晉三首相為掩蓋二戰的罪行，所採取的諸多擦脂抹粉舉動，又豈能不戒慎恐懼地加以痛斥，以防死灰復燃，而今安倍內閣集體自衛權的實施，不也更加證實了亞洲民族對日本的憂懼，絕對有正當的理由。
俗語說得好，危機也是轉機，挑戰也是機會。中華民族面對百年以來，日本不斷的刺激與挑釁，本民族必須有正確的回應，方能永續發展於世上。這就如同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所謂的「挑戰與回應」理論，舉凡古今中外的民族，凡是無法成功接受挑戰者，終將退出歷史舞台，成為歷史的名詞，這種例子所在多有。當然如同英國文學家紀伯倫所說，「透過回憶，可以相聚」。藉由歷史的記憶，得以令後代子孫遙想中華民族先祖先賢，如何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如何面對日本無情的打擊，仍然挺起腰桿，奮力向前。透過甲午沈思，國人更應思考為何19世紀之前，向來以中國文化馬首是瞻的蕞爾小國，竟能在1894年一舉打垮清帝國，再於1904年的日俄戰爭，痛擊俄國，最終成為東亞強權，與歐美列強並駕齊驅？
日本現代化成功之道
甲午戰爭的喪權辱國、九一八事變、五三慘案等中日歷史事件，雖然讓中華民族痛徹心扉，但沈思是為了從挫敗中奮勇直追；反省是為了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若不如此，慘痛經驗必將重演，更徒令日本軍國主義者宰割。反思與回顧近代日本成功崛起於東亞，陸續擊退中、俄等大國，後來居上於西方列強，絕非僥倖，實在良有以也！
思索日本現代化成功之道，有人認為是地理位置之故，因為列強在19世紀後半進入東亞之際，主要爭奪的目標集中在中國，所以孤懸亞洲太平洋一隅的日本，乃得以躲過西方的覬覦，將傷害減至最低。同時也拜海外孤島之賜，讓日本有更寬廣的洞察力，感受到外力入侵的急迫性，有效力地推展維新運動於全國，最後達成明治維新。另有人則從潮流與政治上切入，認為日本乃是一個能識時務的民族，他們掌握世界歷史順之昌，逆之亡的啟示，選擇不故步自封，與時俱進，在下級武士的擁護下，積極進行尊王攘夷、大政奉還，大力推動開國政策，以圖大和民族之生存與復興。
上述日本成為近代強國的理由，皆有其一定的說服力，不過，筆者認為日本之所以能成功的另一項重要因素，乃源自於大和民族的人生價值觀，即以「價值取向」（goal orientation）的生命觀，而不是「地位取向」（status orientation）的民族。何謂價值取向？簡言之，人生最後的定位不在於名利地位之高低，而取決於個人為社會與國家貢獻為何，在日本人的判斷中，即便是一位工匠，若能盡忠職守，仍能為社會所稱譽和認同，不必汲汲營營想要成為工部尚書。試看明治維新的主要角色，如坂本龍馬、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幾乎個個都是以追求國家富強為職志，以小我成全大我的價值取向。這豈不是孫中山先生再三強調，應該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的人生態度。而依中山先生的主張，即便是努力做人生的小事，而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不也是值得讚許的價值取向？
反觀地位取向乃是奠基於個人功名利祿的判斷，中國官場上所謂的五日京兆，是為最佳註解。試看清末的自強運動，同樣為回應西方嚴峻的衝擊，但幾乎所有的主角人物皆將個人利益凌駕於國家之上，做巡撫者希望榮登總督，做總督的則冀圖受皇朝拔擢為內閣大學士，再兼軍機處，如此一來光宗耀祖，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價值觀決定民族的未來
面對國家未來的競爭，兩種價值觀，哪一種能有助於民族的永續發展，不問可知，高下立判。反省是為了將來，我們深信，以中華民族的國土、資源與人口，只要發展策略朝正確的道路邁進，中國的復興與崛起，中國夢的實現，皆屬必然的歷史法則，毋庸置疑。而在中國興盛之路的過程中，舉凡經濟、軍事乃至政治制度等形而下的諸多層次，若欲追趕歐美，甚至超越日本，指日可待。但觀乎百年來中國所不足的，乃在人心一切唯利是圖，個人地位的追求遠甚於對國家民族長治久安的終極關懷，這才令有志之士深以為憂。
平心而論，面對甲午之戰，無論正反面，端視中華民族如何面對日本的挑戰與回應。是菩薩，因為它打醒了睡獅，也打開了中國一個世紀以後的復興之路；是惡魔，因它對中華民族和亞洲其他民族所帶來的傷痛，又豈是時間所能撫平！苦難當使民族偉大，與其生氣不如爭氣，甲午沈思，中國豈能不反躬自省？唯有自我省思，我民族方能歷久彌新而不墜，也唯有如此，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夢，才有實現之日。
（作者係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郁慕明，1940年生，上海市人，父親郁元英，出身上海藥商世家，家中開設有郁良心堂。少時因家中兄弟姊妹眾多，郁慕明年紀最小排行第十七，因此被稱為郁十七郎。8歲時隨父親來台經商，因國共內戰無法回到上海，就留在台灣。
高中就讀師大附中，大學畢業於國防醫學院藥學系，之後進入生物形態研究所取得碩士。1971年赴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解剖學系進修，之後在國防醫學院任教，教授解剖學。
1980年獲得十大傑出青年，1981年當選台北市議員，1986年當選立法委員，1989年參加新國民黨連線的創立。1993年退出中國國民黨，與趙少康、李勝峰、王建煊、陳癸淼等人創立新黨。曾任新黨立法院黨團召集人、新黨全委會召集人、秘書長等職。2003年當選新黨主席，2005年、2007年、2009年及2011年四度連任。現任新黨黨主席、亞洲醫藥網董事長。
問：請問郁主席，作為創立新黨的七人之一，又是近10年來支撐新黨的大家長，您一路走來，有何感觸？
郁慕明答：新黨成立後走過了一段輝煌的時期，但它有先天性的缺陷。當初創立新黨的原因，是因為新黨的發起人看出李登輝背叛中華民國、背叛憲法、背叛國民黨，所以不願意留在國民黨內助紂為虐。很多國民黨的支持者當時不能諒解，認為我們背叛了國民黨的栽培，但之後的一系列發展，證明李登輝才是出賣國民黨、違憲違法的人。所以，當李登輝離開國民黨後，新黨當初出走的理由看起來似乎鬆動了，許多新黨的支持者認為新黨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許多人也因此又回到國民黨，這是21年來新黨起伏的原因。
可是事實是如此嗎？李登輝雖然在2001年離開了國民黨，但他危害國家的影響至今還在。在李登輝執政12年的期間，他推動了「憲改、政改、教改、經改、金改」這五改，到現在，全民都還在承擔不利的後果，也還在禍延子孫。所以新黨雖然有先天上的缺陷，但仍有一批看清楚問題真相的選民，到今天都還在支持新黨，希望新黨能繼續存在。
也因此，身為創立新黨七人之一的我，才在12年前接下黨主席的擔子，希望能讓支持者知道，新黨到今天都沒有改變，會繼續為了孫中山先生說的「和平、奮鬥、救中國」而持續努力，希望兩岸走向和平統一。新黨一路走來堅持這個理念，堅持自己是堂堂正正中國人的立場，堅持正確的民族認同，持續推動中華民族復興，所以新黨的黨證印有「中國人的政黨」，這是台灣其他政黨看不到的標幟。
這12年來我感觸最深的，就是隨著時代的改變，現在大多數台灣民眾的國家觀念淡薄了，再加上個人私利作祟，導致國不像國、民不像民。但無論如何，我個人以為，由於新黨的成立及存在，延遲了李登輝推動台獨的時程，也讓台灣的政治圈仍然保存了一股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是非黑白分明，清新的力量。新黨過去以「最亂的時代，最好的選擇」為口號，其實台灣政治如今更加黑暗混亂，人們還是需要最好的選擇，而新黨就是動盪社會中的穩定力量。
問：那您認為新黨的成立及存在，到目前為止對於台灣政治產生了什麼樣的意義及影響呢？
答：新黨過去有一句口號叫「三黨不過半，國泰又民安」，因為兩黨政治的最大問題是，兩黨為了執政、為了政黨輪替，會不斷地相互攻擊，社會永遠不得安寧，誰上台，在野的就用盡一切手斷攻擊它，玩你上我下、我上你下這種遊戲。只要我下了，就把上台的人攻擊地體無完膚。台灣需要有第三股勢力，而這股勢力是以小市民為主，能夠說出小市民的心聲，這就是新黨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什麼是「小市民的心聲」？今天的學運，不代表小市民的心聲。小市民代表的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軍公教工農，這些沒有辦法說話的小市民，需要有政黨來幫他們發聲。今天一堆人說他們的行為代表「公民意識」，但「公民意識」可以破壞現有的民主法治基礎嗎？「公民意識」可以消滅政府及公權力的存在嗎？我認為新黨可以代表小市民正義的力量，也正因為台灣社會這樣的價值與意義仍然存在，所以新黨必須繼續扮演這個小市民政黨的角色，到議會去推動台灣民主的未來。
問：請問您對新黨的未來有何構想與規劃？今年年底的選舉看起來情勢對新黨相當有利，您打算如何布局呢？您認為今年底的選舉，選民為何應該投新黨的市議員候選人一票？
答：任何事情都應該以法治為基礎，前陣子一些非法的「占領」、「路過」，對於台灣的政治改革沒有任何幫助。人們對政府有再多的意見，都應該遵守議會政治的規則，到議場內去表達。新黨積極參加市議員的選舉，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到議會中替小市民發聲，並且制衡藍綠。只要國民黨講的對，新黨就支持國民黨；民進黨講的對，新黨就支持民進黨，這才可以制止一些所謂的「公民」，用各種違法暴力手段，造成社會動盪不安。
台灣的大黨利用單一選區兩票制扼殺小黨，創造了看似兩黨制的政黨政治，結果選民對於藍綠都不滿意，甚至認為藍綠惡鬥，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很多人說「藍綠對立」，其實藍綠哪有對立？藍綠只有在統獨議題上看似對立，其他許多地方都是互相合作的，藍綠只有分贓，哪來對立？很多人說要「跳脫藍綠」，其實應該說是跳脫兩黨政治，跳脫國民黨與民進黨霸占所有的政治利益。人民如果對這兩黨執政都不滿意，就應該思考讓第三個政黨，作一個關鍵的力量，來發揚公平正義。
所以當議會、國會有了幾席新黨的關鍵席次，別人不敢說的話讓新黨來說，這才能改變台灣的政治。假如選民認為自己不是國民黨，就是民進黨，無法有一個中間的力量出來，平衡當今台灣政治的蹺蹺板，那台灣政治的亂象恐怕就無法改變。所以新黨說「我們不要執政權，只要發言權」，讓民意機構中能有代表正直小市民的新黨，才能夠真正制衡藍綠，也才有助於台灣民主政治的推進。
這樣的主軸抓到以後，我們希望年底的選舉，選民能看清楚藍綠分贓的結構問題，讓新黨在議會多占一些席次，讓我們的力量得到社會多一點的肯定，將來就可以再擴散、再影響，讓更多的新黨人進入議會、進入立法院，去為小市民發聲，當那個關鍵的力量，這才能讓台灣民主政治一步一步地走向光明。
問：新黨日前提名多位年輕人參選市議員，為何新黨會想讓沒有太多社會經驗的年輕人參選，而您又是如何訓練出這些年輕人的呢？
答：兩年前我跟王炳忠等年輕人說：台灣會有一場革命，當時說的時候相信的人不多，結果今年3.18學生占領立法院，證實了我的預言。只是這些學生們聲稱，他們是「為民主不服從、為台灣勇敢承擔」，結果他們到底承擔了什麼？他們出庭應訊的時候，不是不敢承認破壞公物，就是說是看到別人進去才跟著進去，那裡有什麼勇敢承擔？既然林飛帆、陳為廷二人在臉書上都表明主張台獨，為何不敢說要為台獨犧牲？如果他們敢承認是「為革命不服從，為台獨勇敢犧牲」，社會大眾至少還會看得起他們一點。事實證明，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靠立委當門神、靠律師撐腰、靠老台獨出頭，他們不過是一群「軟弱的鬥爭世代」。這種暴力破壞法治的模式，對社會及政治改革毫無幫助，也不是青年參與政治的正確方式。
當前社會確實有呼聲要求「世代交替」，希望有新人、年輕人出來，帶領台灣的政治走出新的氣象。不過，社會要的不是違法亂紀的年輕人，而是有正確的國家觀念，敢於站出來說真話的青年。所以這一兩年來，新黨不斷地尋找優秀的青年進行培訓。我只要一有空，就會與他們一起討論最近的新聞，針對時事交換意見，一同釐清歷史的脈絡與邏輯思維，這些訓練是為了貫徹政治理想，堅定意志力，為台灣社會培養出一批「中道的穩健世代」，所以年底新黨的競選主軸就是「迎接新時代，布局新世代，展現新氣象」。
年輕人如果關心國事，認為對社會有責任，那就不應該只是表現在街頭上，不是到處去占領政府、去暴力抗爭，而是走入體制，進入議會去辯論、去表決、去修法，透過民主的方式來參與及改變政治。基此，新黨年底會推出幾位優秀專業的年輕人，到新北市參與市議員的選舉，為的就是告訴所有的青年，這才是正確的從政道路。如果社會大眾認為台灣的政治需要改變，就請給這些新世代一個機會，讓新人進入議場為你發聲。
問：除了年底推出年輕人參選外，新黨這兩年暑假還舉辦「中華兒女文史體驗營」，您也每年都親自帶團，您認為這些營隊對年輕人產生了何種效應？
答：李登輝的教改扭曲了台灣人的國家民族觀念，導致許多年輕人對歷史有了不正確的認識，也因而對大陸不瞭解，對祖先留下來的文明資產近乎無感。因此我決定親自帶著年輕人到大陸去走走看看，讓他們看到一些學校不教的「中華民國固有疆域」。
過去兩岸都舉辦了許多不同類型的青年交流活動，目的是希望透過交流來建立認同感，但我認為不是單單去旅遊就能夠產生，所以中華兒女文史體驗營主要是參訪大陸各個重要歷史景點，讓學生能了解過去的歷史，從而認識中華文化。我相信任何年輕人只要去大陸看過後，都會對大陸有較清楚的認識，比較不會被錯誤的媒體所誤導，或僅憑網路上的幾句謠言就隨意胡說。
中華兒女文史體驗營每一團都有隨團老師，在沿途跟同學們講解過去的歷史故事，許多景點與抗戰、國共內戰有關，讓青年可以清楚兩岸問題是如何形成的，行程中還安排有座談會，讓大家可以討論旅途上的心得。新黨願意提供一個平台，讓年輕人以中華兒女的身分到大陸去走走，親眼看看今天的大陸到底是怎麼一個樣子。我希望經過這樣一趟深度的民族之旅後，年輕人能認識自己的祖先，也認清時局，更有深度地去看待兩岸問題與國際形勢。
問：您過去曾經是反共愛國聯盟的成員，如今卻積極支持兩岸和平發展及交流合作，您的心路歷程是什麼？
答：我過去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大陸正在搞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我因為反對共產黨搞那種階級鬥爭，破壞中國傳統倫理及文化，所以參加了反共愛國聯盟。但如今時代背景已經不同了，今天的共產黨不再是當年成天搞階級鬥爭的共產黨，同時也重拾中華文化的道統，推動及陸續實現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實業計畫中的許多項目，既然它是往對國家人民有利的方向走，我當然應該鼓勵它繼續向好的方向邁進。
同樣的，台灣過去致力於經濟發展，蔣經國總統完成十大建設，讓台灣經濟起飛，得到全民一致的支持。但李登輝執政時期開始的「去中國化」，不僅有增無減，還越演越烈，過去中華文化的倫理道德學校都不教了。從學運年輕人對於馬英九總統等政治人物的各種羞辱，讓人看了不禁以為是文革在台灣重現，我當然反對這種無所不用其極，鬥爭對手，破壞中華文化的行為。
況且，現今的台獨勢力還想引入國際勢力來對抗大陸，將台灣置於美日對抗大陸的第一線，迫使兩岸中國人繼續對立，甚至兵戎相見，讓台灣人民身陷戰爭的危險，以達成將台灣分離出去的野心，這點我當然堅決反對，也會盡力，不讓他們的陰謀得逞。
問：您長期從事兩岸交流，對於目前大陸對台的工作有何看法與建議？
答：我認為大陸當前的對台工作應該「縮小」與「擴大」，什麼叫「縮小」，什麼又是「擴大」呢？
所謂縮小，是指對台工作應該縮小為對台獨分子的工作，也就是對一批專門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堅持要搞台灣獨立運動、分裂國家領土的人。大陸應該將這些人與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區隔開來，如此對台工作才會更有效地的開展。
至於擴大，指的是對台工作不應該只侷限於對台灣人工作而已，大陸應該把對台工作擴大為對全球華人的工作。因為如果只限於「對台」，等於自我設限，把本來重要性沒那麼高的台灣問題擴大化，也讓國際勢力對兩岸問題指指點點。倘若今天不再設限於對台工作，而是讓全球華人都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並且以作為中國人為榮，願意更積極參與中華民族的復興，台灣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人一併包含在內，那台灣問題自然解決。
過去在台灣支持統一的朋友被稱為「統派」，其實這個名詞並不正確，我認為應該稱為「民族派」才對，因為我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以復興中華文化、民族大義為優先，所以是民族派，不能單單以統派來稱呼。民族派也不該只侷限於台灣，而是應該與全球華人的民族派團結在一起，一起追求中華民族的復興。我相信，當兩岸中國人與全球華人結合起來，一起發展、一起進步，等各種客觀條件成熟時，兩岸統一就必定能水到渠成了。
最近台灣九合一選情出現「國衰民旺」態勢，民進黨地方執政席次的增加似成定局。民進黨選情好轉，讓重新出任黨主席、占有黨內2016年總統大選初選有利地位的蔡英文有點忘乎所以，過度沾沾自喜，竟然對大陸的兩岸政策，尤其是大陸對民進黨的政治立場做出戰略誤判。
蔡英文7月2日在接受媒體專訪時的談話充分顯示：一方面她無意調整「台獨黨綱」，認為兩岸關係的建構不一定要從「台獨黨綱」著手，至於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怎麼進一步處理看看再說；另一方面則稱，大陸最怕「押錯寶」，只要民進黨打好今年11月九合一選舉，「連大陸都會朝民進黨方向來調整；如果他們覺得2016年最有可能贏的是民進黨的話，他們會自動去創造那個條件」、「大陸一調整，美國人就沒有什麼好講的」。
蔡英文此一經過深思熟慮的重要政治言論，很快引起外界關注。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在第一時間再次明確表示，大陸反對台獨分裂圖謀的立場是堅定的、不可動搖的，不會有任何妥協，這可謂是就蔡英文對大陸政策錯誤研判的當頭一棒。
觀察蔡英文這一有關大陸對台、對民進黨政策判斷的重要論述，語言不清、立論不足，顯示蔡英文主席不是一個政治家，更不是一個戰略家。若台灣老百姓未來將大位交給這樣的人，將是台灣的又一悲劇。主要問題在於，蔡英文顯然對大陸的對台政策，尤其是對民進黨的政策，缺乏基本的認識，更別說有深刻的瞭解。大陸雖然關注台灣選舉，但從不會在台灣選舉中押寶，也沒有必要押寶，權力更替是台灣內部的事務，大陸關注的只是執政者的政治立場與兩岸政策，尤其更不會因台灣地方選舉版圖的變化，改變對台的基本政策。
1997年，民進黨曾在地方大選中大贏國民黨，一舉獲得13個縣市的執政權，實現了所謂的「地方包圍中央」，隨後民進黨也獲得執政權，但大陸對台政策並沒有改變，對民進黨的政策並未朝著民進黨期待的方向轉變，反對與遏制台獨，仍是大陸堅定不移的基本立場。以此類推，即使今年底，民進黨贏得地方選舉，大陸雖然會重視台灣政治結構的變化，但也不會與堅持台獨主張與立場的民進黨進行黨際之間的互動，怎麼可能會朝著民進黨的方向調整政策？
蔡英文的論述顯示她對大陸的認識水準不足。蔡英文誤判的原因之一，是近兩年來民進黨人士與大陸的互動增多，民進黨也開始較為正面地看待甚至參與兩岸交流。二是民進黨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參訪高雄時與民進黨籍市長陳菊的座談，視為大陸對民進黨政策立場的調整。三是民進黨地方選情形勢顯著好轉，讓蔡英文對民進黨未來發展出現過於樂觀的情緒，認為勝選大陸就會在政治上向民進黨妥協。顯然，這均是蔡英文不瞭解大陸的表現，透露出她的政治幼稚病。
大陸對台政策的核心與底線非常清楚，反對任何形勢的台獨分裂活動，堅定維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一中框架」，堅持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民進黨不放棄台獨主張，甚至連黨內及台灣社會日益普遍呼籲「凍結台獨黨綱」也不願調整，大陸是絕對不會與民進黨進行正常的政黨互動與往來的。
民進黨或蔡英文不能把大陸與民進黨個人的交往、交流視為黨際交流。民進黨連基本的「九二共識」都不承認，大陸與民進黨沒有任何可以實現互動的基本條件。這樣的民進黨即使取得執政權，大陸也不會改變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的基本立場。而且，民進黨上台，在沒有「九二共識」這一政治基礎的情況下，兩岸兩會協商將宣告中斷，兩岸關係必然倒退，兩岸合作必然會受到影響，民進黨屆時需要承擔所有可能帶來的政治及經濟後果。
不過，我們必須警惕，蔡英文這一誘導性的兩岸論述誤判，在台灣還是有市場的。我們已看到台灣出現一些類似的言論，認為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主張有趨同之勢，民進黨上台執政後兩岸關係形勢相差不會太大，即好也好不到那裡去，壞也壞不到那裡去。這是嚴重的誤判，是錯誤的引導。
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主張差異很大，國民黨執政與民進黨執政下的兩岸關係大不相同，甚至有天壤之別。國民黨明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儘管與大陸的期待有一定距離），積極務實推進兩岸經濟合作與兩岸人民交流，但民進黨堅持兩岸「一邊一國」的台獨主張與立場，拒不承諾「九二共識」、「逢中必反」，反對ECFA，抵制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阻力與破壞者。如果這樣的民進黨上台執政，兩岸關係必會倒退，必將陷入僵局，這對台灣是福是禍，需要台灣民眾做出冷靜的、客觀的、理性思考與判斷。
(作者係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
2014年7月20日，民進黨全代會議上凍獨派與台獨派展開激烈的攻防，最終由於民進黨領袖、特別是蔡英文主席在凍獨議題上的立場偏向保守，使黨內凍獨聲浪不敵獨派的強力反制。
民進黨內的務實派與台獨派的衝突是長期的，雖然此舉並不代表務實派被徹底打敗，但確實將造成民進黨在兩岸議題上陷入更艱難的困境。
首先，蔡英文在凍獨議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壓制及漠視態度，給予外界對民進黨頑固堅持其台獨論述及立場，產生不良形象及觀感。這與蔡英文自2012年總統大選中敗選以來，嘗試改變外界對民進黨及她個人印象的努力格格不入。
長期以來，由於民進黨存在台獨黨綱，以及執政八年時期所採取的分裂主義路線，曾使台海局勢動盪不安，外界也視民進黨為影響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性力量」及「不穩定因素」。
蔡英文在2012年敗選的關鍵就在於她拒絕承認「九二共識」，此後，蔡英文及民進黨皆視大陸政策為民進黨重返執政的最後一哩路，並在不同場合表態將務實處理兩岸政策。然從民進黨此次處理凍獨議題的作法，以及蔡英文最近對兩岸議題的諸多談話來觀察，蔡英文仍然採取緊抱台獨教義派的作法，無疑使外界對蔡英文的兩岸政策相當失望。
其次，蔡英文不願處理「凍獨案」，顯然是從政治利益計算的角度來看待兩岸議題，這也會使大陸對她充滿不信任。
蔡英文或許認為國民黨執政表現不佳，民進黨根本不需要調整兩岸政策即可重返執政。或許蔡英文本身就是台獨基本教義派，根本沒有凍獨或廢獨的意念與打算。
另一種可能則是蔡英文沒有能力來處理兩岸政策。民進黨內部派系眾多，政治博弈複雜，加上蔡英文個人魄力又不足，或許即使她想處理台獨議題，也無計可施。
無論是蔡英文沒有意願或是沒有能力處理凍獨議題，都使外界、特別是大陸對蔡英文處理兩岸議題不再抱持信心，與其打交道的意願也自然大為降低，這當然會損及民共交流互動。
最後，民進黨一直強調台獨是自己的家務事，與中國大陸並無任何關聯。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認知。民進黨既是台獨黨綱的始作俑者，當然有義務、有責任去處理好這個問題。而且，台獨黨綱已嚴重威脅台海和平、兩岸互動，如果民進黨不處理，終將影響台海區域的和平穩定，也從而使國際社會不安心。
大陸一向將反對台獨分裂路線，視為對台政策的最重要一環。即使兩岸關係當今處在和平發展期，大陸方面也從未放棄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因此，民進黨若不在台獨問題上做出實質性、根本性的調整，要想改善民共關係，恐將遙遙無期。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所副所長)
據WTO統計，截至2013年7月31日，全球向世貿組織通報的區域性貿易協定多達575個，其中生效的有379個，平均每一個世貿組織成員參與了13項區域性優惠貿易安排。
趨勢與特點
1、一體化的進展
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截至2013年1月，亞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從2002年的36個增至109個，另有148個自由貿易協定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兩者相加達257個，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區。在亞洲257個簽署生效以及正在談判的FTA中，「東盟+6」的FTA多達179個，占亞洲FTA總數的70%。
當前全球正在協商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美歐跨大西洋貿易投資夥伴關係（TTI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RCEP)、中日韓自由貿易區（CJKFTA），其中三個在亞太地區，並由該地區主要經濟體構成。該三大組織的進展成為影響亞太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1)TPP：以美國為主導的TPP目前有12個成員，經濟總量（GDP之和）達到26.45兆美元（2011年），大大超過同期歐盟的17.58兆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近四成，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一，可能形成世界範圍內經濟總量最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目前韓國也在積極與美國進行協商，希望在TPP結束談判之前能夠加入。
(2)RCEP：如果談判成功，將成為涵蓋人口最多的區域貿易協定。2011年16個RCEP成員涵蓋約34億人口，GDP總和達20兆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3，貿易規模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為36.69%，出口與進口占世界比重分別達到29.01%和28.34%，超過TPP與歐盟。
(3) CJKFTA：中日韓三國為東亞最重要經濟體，三國GDP占東亞GDP的90%，占亞洲的70%，2012年三國GDP合計達到14.3兆美元，約占全球GDP的20%。三國都是全球貿易大國，2012年三國進出口總額約為5.4兆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量的35%。三國經濟規模在全球僅次於歐盟和北美，一旦CJKFTA建成，將是一個人口超過15億的大市場，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起來的自由貿易區。
2、一體化的特點
當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與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有很大區別，其影響遠遠超過以往，以致對多邊貿易自由化體制（WTO）形成威脅，其特點有：
（1）全球FTA呈現出大國卡位或爭奪特點。其中，美國力推的TPP和TTIP兩洋經貿框架，試圖建立一個新的連接橫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經濟貿易框架，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全球戰略意圖，將40 個經濟體（包括韓國）聚合於兩洋經貿框架之內，相當於建立了一個以美國為核心、聯繫東西兩翼， GDP總量超過43.902 兆美元，全球占比63%的超大經濟集團，以美國為主導力量的全球經貿新格局也將基本形成。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使得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以大國為核心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集團競爭全面展開。
（2）在全球價值鏈貿易模式下，商品貿易、投資、服務貿易的關聯度加強，在新規則的構建中，除TPP和TTIP外，美國2012年提出的雙邊投資協定範本（BIT），美國、歐盟、日本等國2012年啟動的多邊服務貿易協定（TISA）也體現了國際貿易投資的新規則，將形成新的國際貿易體系。
TPP宣導建立高水準的貿易協定，其中新規則包括兩類：一是新議題及水準議題，包括管制的一致性、國有企業的競爭中立原則、電子商務和中小企業等；二是對現有深度一體化協定中，已經涉及的內容如智慧財產權、原產地規則及環境保護等提出新標準。2013年12月新加坡TPP部長會議對協議簽署取得實質性進展。所有成員對TPP寄予厚望，認為它的開創性標準可以成為新的貿易規則。
TTIP新規則包括兩方面：一是對於美國和歐盟本身的經濟關係，如管制協調；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層面，其他經濟體進入歐美市場也需要受這些新規則的約束。
BIT投資新規則包括構建對投資者進行高水準保護的規則、創立更有力的勞工和環境保護條款、對金融審慎例外安排進行明確界定，保護美國作為東道國的權益。
TISA新規則包括：範圍廣泛的綜合協議，不預先排除任何部門或供應模式；增加世貿組織所通過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之外的附加規則，擬將國民待遇由GATS中選擇性的承諾變為橫向普適性的承諾，自動將新出現的服務部門鎖定在自由化範圍內；建立一些新興領域的管制規則，如國際海運、電信服務、電子商務、電腦相關報務、跨境資料轉移、運輸和快遞。特別是關注網路在服務業的應用趨勢，強調制定適當的條款來支援通過電子管道所進行的服務貿易；同時，加強對國有企業行為的規範。
TPP、TTIP、TISA等協定標準的制定，不僅是為了形成協定本身，而是要引領21世紀的貿易投資標準，在協定範圍和深度上，都超過WTO規則。
新貿易規則回應了全球價值鏈發展對制度的需求，可能改變全球價值鏈格局。全球價值鏈形成了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聯繫的紐帶，中間產品貿易增多，全球生產由跨國投資驅動，服務貿易對生產網路的運轉發揮重要作用。新規則對貨物貿易、投資、服務貿易規則加以整合，並對所涉及的新問題進行規範：如全球價值鏈生產中的原產地規則、管制的協調、電子商務、中小企業發展等，以形成適應21世紀全球生產貿易的新一代規則。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柏格斯坦(Fred Bergsten)認為，TPP與TTIP二者加在一起，可能會帶來歷史上最大程度的貿易自由化，成為21世紀全球貿易規則的範本。
（3）「邊境外」議題延伸至「邊境內」，影響各經濟體內部規制改革：以對亞太經濟格局影響最大的TPP為例，TPP目前對於未來亞太區域可能產生的影響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是對自由貿易規則的較大改變與創新，從傳統的「邊境外」議題轉移到「邊境內」議題，比如在勞工、環境標準、金融服務、合作能力與建設、國營企業、反貪腐、技術標準等方面的嚴苛要求和高標準的制度安排。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經濟體之間的密切聯繫使得這些標準一旦在TPP內實行，將迫使非協議成員為了維持以往的經濟聯繫與增長，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價且提高相關標準。
二是TPP在區域內部要建立新的製造鏈與供應鏈，便於商品生產與服務能夠及時有效的進行，再結合TPP可能會實施的嚴格原產地規則，比如在TPP區域內部建立「追溯到紗」的紡織品供應鏈，則意味著已經在東亞建立起來的紡織品生產網路，將面臨損失生產訂單與損失出口市場的雙重打擊。這類排他性的規則，對非協定成員的貿易投資衝擊要遠高於簡單的關稅減免。加入TPP意味著成員要改變自身內部的規制，因此對兩岸來說，是否加入TPP，不僅僅是選擇問題，還是能力問題。
對兩岸的影響與應對
1、對兩岸經濟的影響
三大區域經濟一體化安排涵蓋了亞太地區主要經濟體，其實現將對兩岸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經全球貿易分析專案(GTAP）模型測算，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對兩岸都帶來不同程度的挑戰。我們提供兩組模擬預測（表1-4）以供分析。
第一組類比顯示（表1-2），TPP的實現，兩岸均將遭受負面影響，大陸福利損失31.4億美元，GDP下降0.23％，損失超過台灣。
第二組類比顯示（表3-4），三大區域合作組織同時實現，由於大陸在其中兩個，台灣損失會遠超過大陸，福利損失為39.13億美元，GDP下降2.53%。
台灣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對外部市場依賴極大，沒有大陸市場，台灣經濟將發生重大危機，沒有國際市場，不僅台灣經濟會發生危機，台灣在大陸的經貿活動也會發生危機。兩岸之間雖有ECFA保障，但如果大陸在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中出現被動，ECFA將會受到衝擊，台灣的區域地位也將隨之下降。
2、ECFA是應對的重要策略
兩岸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的路徑有多種選擇，兩岸各界對此存在不同看法，這裡僅就兩岸經貿關係與ECFA做一簡單論述。
（1）兩岸經貿合作位於全球價值鏈與東亞生產網路的製造端。例如，全球10大電子代工企業的前6位中，有5個為台商，全球10大代工企業排第一位的離岸生產地均為中國大陸；再如，2005-2011年大陸台商貿易出口方式70%為加工貿易，雖呈下降趨勢，但沒有實質變化。
因此，國際生產分工和區域生產網路格局變化對兩岸經貿合作會產生深刻影響，而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正是造成變局的重要動因。兩岸經貿合作要準備應對變局，突破制約瓶頸，尋求新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兩岸要深刻認識兩岸經貿合作在國際生產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在各自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以發展的眼光掌握各自的長遠競爭優勢，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視野中，尋求最好的經貿合作方式。
未來影響兩岸經貿合作前景的主要因素有：
第一，國際經濟形勢，即價值鏈上下游的形勢。目前世界經濟穩定復甦的態勢基本確立，但要持續增長難度還很大；
第二，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趨勢對區域生產網路的重組。目前大國間的較量還存在很多變數，貿易替代和格局改變還需要深入研究；
第三，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方向。第三次國際產業轉移仍會沿著其固有發展規律繼續進行，但是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已經開始，並有其獨特之處：①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動力之一源自大陸的產業升級與科技創新；②大陸龐大的內銷市場與生產能力將吸納全球產業集聚；③服務業加速跨境轉移將成為產業轉移的主要組成部分；④形成以「大陸為核心、亞太為腹地」的亞太生產與運營體系；
第四，大陸市場化改革與經濟結構調整雖然過程艱難，但時間最終會使大陸成為世界經濟和亞太經濟中最有實力的大經濟體之一。
目前由國際生產分工和東亞生產網路主導的兩岸經貿合作，正面臨考驗和挑戰，但未來無論可能發生何種變化，對台灣來說，與大陸的經濟關係是任何經濟體所無法替代的。
（2）ECFA作為兩岸雙邊經濟一體化協議，試圖通過減少貿易投資障礙，提高便利化程度，開放雙方市場，拓寬和加深兩岸經貿合作的廣度和深度，進而共同提高國際競爭力。ECFA對兩岸經貿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更給台灣搶占大陸市場提供了先機。
但是，目前ECFA只是兩岸全面經濟合作協定的階段性成果，協定的最終完成，還要看後期單項協議的簽署和實施，然而，兩岸僅在2012年8月9日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而開闢服務業市場重要契機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雖於2013年6月21日簽署，卻在台灣立法機構受到阻礙，遲遲未能通過，致使服貿協議前景岌岌可危，也拖累《海峽兩岸貨物貿易協議》的協商進展。
儘管ECFA設計了獨特的早期收穫大單，但覆蓋面有限，若後續不能商簽單項協議，其效益會受到限制，還將嚴重影響台灣未來商簽區域合作協定的信譽。
當前兩岸經貿合作還存在很多障礙，其中最大的障礙是互信問題。雖然經貿往來不應以政治分歧干擾，但實踐中完全去政治化也很難做到，雙方內部都有阻力和不可控制力。為此，對兩岸在經濟問題上，諸如ECFA及其單項協議上的爭議，首先應給予經濟上的判斷和協商，避免過多引入政治歧見，特別要盡量避免在經濟平台上公開政治論戰。
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使兩岸共同面臨挑戰，該問題的長期性和複雜性，非靠急功近利所能解決，為避免格局變更的損失和應對新世紀國際競爭的加劇，兩岸不僅要有造福民生的包容心，更要有突破僵局的新思維。
（作者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本文發表於第23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2014年7月1日，日本安倍內閣放鬆了「和平憲法」有關向海外派兵的限制，解除了行使集體自衛權及援助受攻擊友邦的禁令。按照日本右翼勢力的說辭，這是走向「正常國家」的必要環節，但實際上卻是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某種徵兆。對此，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右翼勢力已成為推動日本走向政治右傾和滑向危險境地的支持者。鑒於該勢力在日本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我們有必要系統分析其在日本的發展狀況。
長期活躍於日本政壇
與歐美國家相比，日本右翼勢力類似於這些國家的極右翼勢力，主要係由極端民族主義者構成，他們秉持國粹主義的理念，主張日本至上和天皇至上。自1881年首個右翼團體「玄洋社」成立以來，日本右翼勢力的擴張活動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以二戰結束為時間界限，右翼勢力在1945年以前，日本瘋狂擴張和侵略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無論是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還是偷襲珍珠港事件，都存在著日本右翼勢力的活動身影。
二戰結束後，日本右翼勢力曾一度被取締而銷聲匿跡。但在冷戰國際背景下，出於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需要，美國的縱容導致日本大量右翼團體在1950年代初期死灰復燃，這也為日本右翼勢力重返政治舞台提供了基礎。
經過戰後幾十年的發展，目前右翼勢力在日本的影響力不容忽視。據日本警廳統計，在2000年大約有900多個右翼團體，成員大約有10萬餘人。這些團體和成員往往公開活動，尋找一切機會對外發聲，通常被稱為「顯性右翼」。整體而言，在政壇活躍的日本右翼勢力，人數雖然不多，但影響力極大，成為近年日本制定對外政策的「源動力」。近二十多年來，由於日本經濟長期處於低迷狀態，造成政壇不斷右傾化和整體走向保守態勢。對此，日本右翼勢力抓住社會大眾不滿現狀的普遍心態，以成為「正常國家」為藉口，企圖將整個國家帶上軍事擴張的老路。比如為挑動日本的民族主義情緒，2012年石原慎太郎等右翼分子發起「購島」行動之後，儘管遭到中國大陸的激烈反制，但日本政府仍以種種藉口將釣魚台「國有化」。
不甘心失敗和試圖打破戰後秩序，成為日本右翼勢力頻頻製造各種危險言論和刻意挑撥周邊關係的根本原因。尤其在2010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總量超越日本之後，日本右翼勢力不斷渲染由此產生的「威脅」，刻意引導日本社會大眾在涉華事務方面的某種焦慮，並幻想採取激烈措施，再次打斷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進程。對此，我們應看到當前日本的安倍政府和右翼勢力持相似的觀點，即企圖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重溫軍國主義的舊夢，並希望製造衝突或爭端，來盡可能阻止中國大陸的崛起。
散布多種奇談怪論
對於日本右翼勢力的認知，僅僅關注那些活躍在政壇的極端分子是遠遠不夠的，而應注意到這一群體背後的支持者，即所謂「隱性右翼」。有資料顯示，除了那些極端活躍的「顯性右翼」分子外，目前日本還存在著500多萬的潛在支持者，散布在學界、新聞界、企業界、軍界和政界等諸多領域裡，他們成為日本右翼勢力能夠發揮影響力的社會基礎。正是在上述社會力量的支持下，日本右翼勢力在歷史觀、戰爭觀和國際觀上形成了一整套說辭。
首先，在歷史觀上，故意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比如對於曾經犯下滔天罪行的南京大屠殺，日本右翼勢力不僅缺乏認真懺悔罪行的誠意，故意轉移輿論關注的視線，甚至以學術名義在國際社會混淆視聽。例如，2000年1月23日的日本大阪國際和平中心，舉辦了所謂「20世紀最大的謊言──南京大屠殺徹底檢證集會」，而主辦方就是名叫「日本輿論之會」的右翼組織。再如對於摧殘人性的慰安婦事件，日本政府和右翼勢力故意遮遮掩掩，始終不願意承認當年日軍的強徵行為，反而辯稱是隨軍女性的自願行為。這種言論不僅引起當年受害者的極大憤慨，也成為日本缺乏反省對外侵略史的罪證，這正是日本始終無法得到原諒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戰爭觀上，刻意美化侵略戰爭。儘管當年日本曾先後對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發動了一系列侵華戰爭，並侵略了朝鮮半島、前蘇聯、東南亞地區，但日本右翼勢力卻極力掩蓋曾經犯下的戰爭罪行，並拒絕對慘遭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亞洲人民做出正式道歉。此外，日本右翼勢力大肆宣傳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反過來將日本描繪成戰爭的受害者。比如在日本右翼編纂的教科書上，故意將當年對周邊地區的「侵略」寫成「進出」，「占領軍」寫成「進駐軍」。再如，對安倍晉三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解釋為紀念國家英雄的「正常」活動。究其原因，在美國的包庇縱容下，日本右翼勢力在二戰後不僅沒有得到徹底清算，反而在政壇上發揮著重要影響力。比如在岸信介擔任首相時期，日本右翼勢力就得到長足發展。
再次，在國際觀上，日本不安於現存的國際秩序。自20世紀70年代起，中國大陸經濟崛起之後，日本右翼勢力試圖以反對「和平憲法」和雅爾達體制的方式，擺脫美國束縛而轉變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此種企圖在上個世紀冷戰結束前後達到高潮。但在當時美國的刻意打壓下，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進入了長期低迷，使得以反美來恢復徹底自主的設想變得不切實際。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快速發展，日本右翼勢力又將「反華」作為改變現狀的突破口，試圖在挑起對華爭端中趁機擺脫種種束縛。像故意製造的釣魚台主權爭端上，除了日本右翼勢力與台獨分子相互支持外，日本右翼政府極力避免兩岸出現聯手保釣，而採取刻意分化的方式破壞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其根本目的在於不願看到中國大陸的真正強大。
「甲午美夢」難再現
1894年的甲午戰爭，造就了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當年，滿清政府在日本明治政府的勒索下被迫割地賠款，並陷入了日趨嚴重的內憂外患中，而日本卻在右翼勢力的推動下，走上了一條對外大肆擴張和窮兵黷武的不歸路。世事滄桑轉瞬間，輪回兩個甲子之後，2014年再次進入農曆的甲午年。在這一特殊意義的年分，中日兩國的態度卻是完全不同的。中國大陸盡力維持亞太地區和平秩序的同時，作為二戰徹底失敗者的日本則不願意接受曾被打敗的歷史事實，反而處心積慮地希望改變目前的東亞格局，重現「甲午美夢」。
與此同時，日本樂意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在遏制中國大陸崛起上發揮著急先鋒的作用。日本右翼勢力更將此作為重返「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契機，不惜故意製造潛在危機和領土爭端來激化中日矛盾，以「甲午神奇」來掙脫「戰後體制」的種種限制。對此，我們應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企圖和野心，在以實際行動堅決反對日本惡劣行徑的同時，也應注意團結日本國內堅持和平立場的社會大眾，並積極支援代表理性聲音的日本左翼勢力的復興、發展和壯大。通過這種外部遏阻和內部牽制的作法，我們才可能使日本在政治右傾的過程中不至於出現極端冒險的行為，從而有助於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局勢。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跟日本施展的「圍堵中國」戰略，一直是東亞國際政經角力的大戲碼，今年7月炎夏，這鬥爭交鋒得更火熱。過去被美、日用「威脅論」抹黑的中國大陸，在拓展經貿關係上大有斬獲，而戰後打著「和平國家」、「經濟立國」招牌的日本，則從國內到對外頻頻推升軍事動作，加大「圍堵中國」的力度，反而形成了好戰日本vs.經貿中國的新態勢。
日本漸失和平形象
日本政府為全面配合美國重返亞洲及重新軍事部署，又想拉攏北約組織 (NATO)，成立了國家安全會議 (NSC)、國安局；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連續兩年調高國防預算，購買美製武器；用「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替代「武器輸出三原則」，出口武器裝備零件。在政策執行方面，則由安倍晉三首相帶隊，外相岸田文雄、防衛相小野寺五典和國安局長谷內正太郎等人連番出訪，跟各國訂定經濟或軍事協定、進行情報合作。
截至7月底，安倍總共出訪高達47國，這種特別的「首腦外交」含有建構「包圍中國網」的目的。曾有日本媒體稱讚「除了中國與韓國，所有東亞國家都是親日的」。安倍還多次在別國的國會或國際會議上，如布魯塞爾召開的北約理事會、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批評中國。
7月1日，安倍的臨時內閣會議躍過民主程序，逕自決定變更憲法解釋，打開67年來日本憲法禁止動用的集體自衛權。
1945年制訂的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主權國家擁有單獨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在美蘇冷戰體制下，兩陣營分別成立了北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集體自衛權便多次成為軍事大國軍事介入他國的藉口。也就是說，如果美國或「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國家」要求日本參加戰鬥，不管國際法上有無正當性，日本都可出兵，甚至政府「解釋」符合條件，日本就可發動先制攻擊了。
中韓經貿關係大幅突破
當日本針對中國連續在國際出招之際，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3日率領80多位領導階層官員及200多家大企業，到韓國首爾進行兩天國是訪問，與朴槿惠總統會談，發表聯合聲明，達成「年底前完成中韓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的共識，並簽署外交、金融、環保等12項合作。長久以來，大陸領導人都是先去北朝鮮、再去南韓，南韓總統是先到日本、再到中國。這次習近平未與金正恩會談，朴槿惠也尚未見安倍，就先舉行了習朴會，象徵中韓經貿關係大幅突破。
日本媒體先前就對朴槿惠遲遲不見安倍有所批評。習朴會既成，日媒不反省日韓關係倒退的真正因素，只一味地指稱習近平訪韓是中國在「分化」美日韓。
安倍為反制中韓，向敵對的北朝鮮示好，解除對北朝鮮的部分經濟制裁。然而，北朝鮮不可掌控，數日後又接連試射導彈，遭日本抗議。中韓經貿擴大交流、合作，安倍空洞地討好北朝鮮，實效是小巫見大巫。
習近平剛返回北京，7月6日又迎來德國總理梅克爾第7度訪問大陸，同行還有德意志銀行、空中巴士、漢莎航空等大企業的領袖70多人。中國有廣大的市場，德國有科技、工藝和資金，且是歐盟最具實力的國家，互相互補需求，尤其當前美、日聯手在亞洲壓制中國發展，美國國安局竊聽梅克爾通訊的怨懟未消，日前再爆德國情報局人員遭美國收買、洩密醜聞，種種事端發展，更催化了中德關係，三天下來，兩國簽訂了價值20餘億歐元的交易契約。
安倍赴澳洲、拉美
7月8日安倍跑到澳洲，在眾參兩院演講，並與總理阿博特簽署《日澳經濟夥伴協議》和《防務設備和技術轉讓協議》，後者顯然是安倍希望「聯澳制中」。7月17日，日本國安會議決定向美國出口飛彈零件（最初的是F-35戰機零件），並與英國共同研究戰鬥機上的導彈感知器技術。此跡象顯示，日本現階段想先打入美國、英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5個英語國家合組的「五眼」（Five Eyes）情報聯盟系統，監視全世界，分享秘密資訊。其中美、澳、英3國，已經或即將跟日本定期舉行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的「2+2」會議。
7月中旬，習近平出訪中南美洲，15-16日出席在巴西舉行的金磚五國（BRICS）領袖第6次會談。之後接續訪問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所到之處簽署的都是跨國、連接兩洋鐵路，以及投資、貿易、金融、能源、農業、基礎建設等合作事項。
相對的，7月16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中亞吉爾吉斯斯坦舉行的「日本與中亞五國外長對話」，發表了一份「牽制中國」的《聯合聲明》。7月25日習近平剛返回北京，安倍就跑到中南美，訪問墨西哥、千里達‧托巴哥、哥倫比亞、智利、巴西五國。習近平走到哪，安倍就跟到哪，問題是，他能超越中國大陸先種下的巨大經貿影響力？
日本圍堵是畫餅充飢
如果不受「威脅論」之類的偏見干擾，客觀看待大陸領導人與外國領導人的會談、聯合聲明及所簽署的文件，可以發現，中國大陸認真地在執行經貿外交，不涉及軍事、不針對別的國家。反觀日本，無論出訪或邀訪，安倍及其幕僚都在汲汲營營於「針對中國」的外交，推銷符合美日利益的安全觀，離間中國與周邊鄰國的關係。表面上，美日似乎獲得部分國家的認同，但那是很空泛、脆弱的。美日若非心虛，歐巴馬何必在習近平出席金磚五國會議的緊湊行程中，突然要求電話會談？而習近平出訪拉美，安倍也立即後腳跟進（非洲也有類似情形）？
尤其，安倍為了推升日本的影響力，在東南亞慷慨經援贈巡邏艦、援建水力發電廠等，留下不少承諾，但要落實之際，日方便開始刁難而延宕，讓受援國家「空等待」，累積不滿。東南亞國家跟大陸的經貿往來日益密切，且規模大於日本，鑒於韓、德、拉美的經驗，只要大陸專心在經貿外交、培養人脈、援助開發上保持優勢，那麼日本的「圍堵中國」戰略只能畫餅充飢。
(作者係本刊主筆、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