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聞客家土樓建築獨特、淵源深遠、風采非凡。近年來書刊、影視報導不少。但百聞不如一見，還是自己去看看吧。初秋之際，與老妻由台北飛往金門，徜徉一日，搭快艇抵達廈門已是夜分。
次日清晨，我們一團乘坐一輛大巴士向福建西南的龍岩市永定縣出發。車在廈門市區穿行好一陣。廈門市貌繁榮、商業發達，近年台海兩岸的貿易，使廈門更顯得欣欣向榮。我們沿九龍江而行，到了漳州。台灣早期的移民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此，這裡的稻田、果樹、房舍及百姓與台灣很相像。 車行約兩小時後，進入了起伏較大的丘陵地帶。山巒連綿、道路曲折、梯田遍山、黃花(油菜)盈野，美麗非凡。這就是閩西南客家人棲息的地區。
客家形成及五次遷移
當巴士在山道曲折繞行時，我追思起客家人南遷走過來的路。事實上，客家的南遷顯示中國幾個大動亂的時代。中國歷史上每當政治失規、貪污腐敗、民間困苦不堪時，總是農民起義頻繁、社會動盪；接著必然地引起外族入侵，百姓流離、民生塗炭。西晉永嘉之亂；唐末黃巢等農民起義；北宋金人入侵及其後蒙古入主中原；明末農民起義及滿清南下，以及近代清朝乾嘉始亂引發的太平天國、捻、回軍起義；及西方列強侵凌，這幾次巨大的社會動盪，使客家人幾度遷移。
首先在永嘉之亂時，原居中原的人民遷移到江南避難，這時到閩贛粵交界的人尚少。到了唐末亂起，大量的中原家族湧入閩贛粵區，以寧化、石壁為中心的山地。金兵占領中原、蒙古入主中原時，閩贛區的客家人口暴增。明末，客家人向周邊及四川遷徙。近代清末、民國初年的動亂延及閩贛粵區，客家人大批向台灣、雷州半島、海南島及海外遷徙。客家人不但在異鄉紮根發展，也將中原文化、技術傳播到各地。就以永定為例，現全縣人口為47萬，但在海外的親屬超過百萬。以前的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和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都是永定人。
近代永定革命歷史
中國近代自清朝乾嘉開始的大動盪時代，閩贛粵的客家居民受到極大的衝擊。太平天國早期在江西的征戰、石達開的脫離天王，孤軍遠征及太平天國天京失陷後，猶在此處奮戰數載。國共鬥爭中，毛澤東先在贛西井岡山建立其「鄉村包圍城市」根據地，後鑒於格局有限，遂向贛閩邊界發展，建立以瑞金、長汀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當時永定屬於蘇區的邊境，毛澤東曾率部由此附近南下攻占漳州，後毛在被貶落魄時也曾來此避難、省思，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巨作。中共建政後，任人大副委員長的張鼎丞就是由永定土樓走出的代表人物。
永定和贛閩蘇區的百姓為中共的革命做出極大的犧牲，飽受反圍剿、長征的戰火洗禮，親友喪生、家園破損，生民塗炭。據統計，永定就有4,000多名「烈士」長眠故土或魂遊異鄉。
土樓被誤為核武器而出名
我們在旅途的村落，開始見到一些土樓，有圓的、正方的、長方的、多角形的、橢圓的，還有半圓的，形形色色，各顯奇特。永定縣的客家土樓共有23,000多座，而其中大型的圓樓有360多座。據說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分析衛星照片時，發現中國福建西南山區有幾千個奇特的建築物，其中許多呈巨型蘑菇狀，有似核武器裝置。
情報人員認為事態嚴重，把報告打到雷根總統那裡。富於想像力的雷根大吃一驚，立刻下令徹查，派人假借遊覽攝影的名義前往閩西南山區。到那裡一見之下，才鬆了一口氣，但也為這些奇特莊嚴的建築驚訝不已。永定土樓遂名揚四海。
土樓之王—承啟樓
時近正午，我們抵達依山伴水、山巒錯落的高頭鎮高北村。這個村不太大，卻擠滿了來訪的遊客。因為這裡有幾十座土樓，其中最吸引人的乃是有號稱「圓樓之王」的「承啟樓」。
我們跟著村裡的導遊由坐北朝南的承啟樓大門進入其內。據傳江氏族人於明崇禎年間為該樓破土奠基 ，經過三代的修建，直到清康熙48年方才竣工。承啟樓直徑73米，外牆周長229米， 高16.4米。全樓為三圈一中心。外圈四層，每層設72個房間；第二圈兩層，每層設40個房間；第三圈為單層，設32個房間；三環主樓層層疊套，中心位置聳立著一座祖堂。全樓共有400個房間 ，三個大門， 兩口水井，規模宏大、莊重壯觀、氣宇軒昂、諧和雅致、古色古香。
承啟樓曾有住戶高達800餘人，現尚有300餘人居住在裡面。我們在土樓裡攀梯而上，到了頂層，沿環形廊道而行，每間房舍都是住家，擺滿家私。在頂層俯瞰，整個土樓內部一目了然。外圈所有的房舍均為木造，木材多為杉木；而內圈則為磚屋，頂部均用灰、黑、土色磚瓦。為了防火，建有隔間設施。底層的居民販賣許多當地土產、紀念品及土樓圖冊，還有算命、說書的老者。土樓裡有幾口水井，可見幾百年前選址建樓時，水源乃是重要考慮因素之一。成隊的遊客絡繹不絕，這土樓成了鬧市。
出了土樓後，我們圍繞四周走了一圈。見到土樓的外牆為夯土堆築，底部為石砌牆基。據說底層有一到兩米厚，上層漸薄。底層均為封閉、無窗。而上層則開有窗戶。這種經過壓實的黃土，摻加粘土，有的還加些白灰，即成為堅固、耐震、耐火、耐裂的上好土牆建材。導遊告訴我們，圓形的土樓乃是最好的防禦建築。客家人於亂世中離鄉遷此，面對兵災、械鬥、土匪，特別是近代自清季太平天國開始，民國時期國共長年爭戰於此，保家護口乃為其首要考慮。他指著土牆上的許多彈痕告訴我們，那都是當年蘇區紅軍與國民軍在反圍剿激戰中留下的歷史痕跡。
五雲樓、世澤樓、僑福樓
緊鄰承啟樓左側有一座長方形的世澤樓，兩樓相距不過十多米，樓頂屋簷方圓結合，形成奇特的一線天景觀。世澤樓建於明嘉靖44(1565)年，也是坐北朝南，長41.2米，寬40.8米；主牆厚1.6米；高四層，一、二層不開窗；一座大門，門上石刻楹聯為「世傳勿替家聲遠，澤本遺風椒衍長」。 我們轉去看百米之距的五雲樓。這個長方形的土樓建於明永樂年間(1403—1424年)，已經歷了約600年的滄桑歲月，是高頭鄉江氏家族中現存最古老的建築。這個土樓沒有石砌牆基，樓前牆體已向內傾斜1.5米，經過100多年卻穩而不倒，俗稱 「不倒樓」。
最後我們去參觀位於承啟樓右側的僑福樓。該樓又被稱為「博士樓」，是一個比較「新」的圓形土樓。建於1962年，內部為環形廊式，其祖堂為中西合璧。原有住戶現已大多遷居海外。
建築、風格、內涵不凡
土樓是中原古代建築、文化的標誌。從西漢開始的「塢壁」 (或稱塢堡、壁壘)原為軍事防禦的堡壘，到了東漢末年動亂時期成了民間自衛的建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北方遊牧民族紛紛入侵中原，漢人多建塢壁，以團結宗族，防禦胡人，並保持固有文化。客家人南遷，遂將塢壁的建築、風格、文化帶到新遷之地。換句話說，土樓乃是古代塢壁的演化。客家人建造土樓，不僅居住、禦敵，也保留了許多固有的風俗、文化。譬如：幾世代同堂群居的宗法社會、儒釋道宗教思想，以及慎宗追遠的習俗。
土樓的建築技術淵起於中原傳統的「生土夯築」(或生土版築)。由出土的西安半坡遺址可知，生土夯築的技術，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已在中原使用。其後商、周、秦、漢的建築都是夯土與木料配合，是以中國人稱建築為「土木」。這和西方建築主要為「石、磚」有明顯的區別。這個差別主要歸於「就地取材」，因為古埃及、兩河流域、以色列均缺乏森林，而有很好的岩石。古羅馬所在的義大利有很好的粘土，乃製磚的材料。中國的黃河流域為黃土沖積平原，岩石較少，也缺乏造好磚的粘土，倒是古代森林密佈。於是西方發展出巨石、細磚的建築工藝，而中國走上土木建築的道路。
永定的土樓就是引用了中原古代土木建築的方法，就地取材，用附近山上的黃土與杉木築成。在永定，現存最老的土樓是湖雷鎮下寨村的馥馨樓，建成於唐代宗大曆四(769)年，已有1200多年歷史，是一座長方形土樓，現雖僅剩殘垣破壁，但可以看出其建築與漢長城、洛陽漢代遺址是相似的夯土建築。看過土樓，才深感客家人保留中原古文化的真切。
尾聲
我們離開高北村，踏上回程。此行親見土樓，領略其非凡的建築、深厚的文化、獨特的風格，始知土樓真不愧為中華固有文化的精華之一，而客家人走過來的艱辛歷程，顯露我民族繼往開來、努力不懈的偉大精神。
(作者係石油開發管理學者、文史及旅遊專欄作家)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77週年的紀念日，1937年的這一天，侵華日軍占領南京之後隨即展開姦淫擄掠的大屠殺，接下來一個月，南京軍民大約30萬人被日軍殘酷的屠殺了。當年南京城裡城外，很長一段時間空氣中瀰漫著血腥味，無數民眾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佛光山星雲法師在大屠殺後與母親到南京城找父親，就親身目睹南京城到處是屍體。八年抗戰，一場又一場的戰役，中國人生命財產的損失無可估計，70多年過去了，日本方面到底記住多少歷史教訓呢？
對於南京大屠殺這件現代史上的慘案，第一個問題是有沒有大屠殺？第二個問題是屠殺人數多少？
首先談有否大屠殺，早些年日本方面還有人否認，特別是右翼人士，例如曾任國會議員與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甚至根本否認有此事，竟然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編造出來的謊言」！但隨著愈來愈多證據出土，日本人想否認也否認不了。其實這已經是非常明確，不需討論的問題。
其次是人數的問題，日本方面絕不承認30萬，只說10萬多之譜，甚或低於此數，然則歷史事實能夠否認得了嗎？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指出日軍佔領後六周內，被屠殺的平民與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此數尚不包括被日軍燒毀或丟入長江的屍體。還有過去統計的死亡人數，也忽略了南京城外被日軍屠殺的國軍人數，總死亡數絕對超過30萬人。
南京大屠殺的證據，若從中、日兩國以外的外國人來尋找，會更有說服力。先舉事發不久，由英國記者田伯烈所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What War Means﹕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就在1938年7月出版，書中歷數日軍在南京的殘酷暴行，包括屠殺、強姦、活埋等。
再舉一個外國人寫下的血淋淋的見證。1996年12月，已故德國西門子公司駐中國總代表拉貝在日本侵華軍隊發動南京大屠殺期間撰寫的日記，在美國紐約首次公開，為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提供證詞，這是戰後新出土的史料。
拉貝是德國納粹黨員，1908年至1938年以西門子公司駐中國總代表身分居住中國長達30年。南京大屠殺期間，他被推選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此機構為便於和日本人交涉，成員除了他，還有金陵大學的教授，以及鼓樓醫院的美國醫生，委員會在城裡設了一個難民區，供城裡受轟炸時非戰鬥人員避難。這個難民區保護的難民多達20萬人。
拉貝日記1937年12月14日記載：「開車經過市區，每經一、兩百米，就會壓過屍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屍首。我們在司法部大樓收容了大約一千名解除武裝的士兵，日本兵進來抓了四、五百人，綁著帶走了。我們推測他們被槍斃了，因為我們聽到許多機關槍聲」。12月24日記載：「我到放屍首的地下室，一個老百姓眼珠都燒出來了，整個頭給燒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頭上」。1938年1月14日記載：「真正的困難是在砲轟以後，也就是日本人攻陷南京以後才開始，日軍指揮部對部隊失去控制，日軍幾個星期之久到處搶劫，強姦了兩萬名婦女和女孩子，用殘忍的手法殺死千千萬萬無辜的平民」。1月17日：「我恐怕原來的估計錯得離譜，因為我曾經寫說南京城大約三分之一被日本燒光了，東城我沒有去仔細看過…(其實)一半以上的城是在廢墟中了」。
對於二戰，日本人真的有反省嗎？大屠殺死亡人數以外，更重要的事情是日本人從二戰當中做了徹底的反省沒有？還有，受害的中國人從當中記住教訓了嗎？
戰爭期間日本給中國帶來空前的災難，戰後因為「美日安保條約」，日本很快地站穩腳步，照理說它應該深深對中國致歉才是，然則日本沒有。以中學教科書為例，連一個「侵略」的字詞都不寫，偏偏要用「進出」，其心態可知。而最近在首相安倍晉三的強勢主導下，日本對中國提出的「防空識別區」採取對策，在在顯示日本人潛藏的野心。面對這樣的情勢，我們怎能掉以輕心？
77年過去了，長江的水依舊嗚嗚地流著，昔年血腥的江水已然不見，如今矗立在長江邊的「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裡，血跡斑斑陳列著那段慘史，誰知道哪天日本人會不會捲土重來再度侵華，加害者的日本人可以忘記歷史，受害的中國人可不能忘記歷史啊！
(作者係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下稱「紀念館」）位於南京市水西門大街418號，籌建於1983年9月，建成於1985年8月15日，建立在南京大屠殺江東門集體屠殺，以及遇難同胞遺骨叢葬地「萬人坑」遺址上。後經1995年、2005至2007年的兩次擴建，成為一座全面展示南京大屠殺特大慘案的紀念性遺址型歷史博物館，是國家一級博物館、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和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紀念館的設立與開放
1982年，日本文部省審查批准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公然把「侵略中國」改為「進入中國」，淡化和抹殺了侵華戰爭的性質，激起曾經受到侵華日軍嚴重傷害的南京人民的義憤。人們紛紛給南京市委、市政府寫信，要求就南京大屠殺事件進行建館立碑。鄧小平針對當時日本右翼勢力掀起否認侵華逆流，指示說：「岸信介（曾任日本首相）要搞滿洲建國之碑……我們就要到處搞日本侵略之碑，以教育廣大人民，教育子孫後代。」
1985年8月15日，紀念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40周年之際，紀念館正式落成並對公眾開放，成為中國大地上第一座抗日戰爭史紀念館。鄧小平親自於1985年2月3日為紀念館題寫館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紀念館一期工程主體建築由東南大學齊康教授義務設計，建有史料陳列廳、電影放映廳、鵝孵石墓地廣場、遇難同胞遺骨陳列室、浮雕、立雕等，榮獲「中國建築藝術優秀作品獎」和「中華百年建築經典」作品獎。
在建館的同時，還在全市南京大屠殺集體屠殺的遺址地─草鞋峽、燕子磯、中山碼頭等17處，豎立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並在全市所屬10個區、5個縣開展大普查，共查出健在的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倖存者、目睹者1,756人，建立了紀念館第一批歷史見證人的檔案。編輯出版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照片集》等歷史專著，填補了歷史的空白。一期工程建成後，紀念館先後被評定為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江蘇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省、市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紀念館的擴建與發展
在紀念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紀念館於1995年進行了二期工程擴建，相繼建成有標誌碑、「古城的災難」大型組合雕塑、「歷史證人的腳印」銅版路、遇難者名單牆、「萬人坑」遺址、改造展廳陳列等，被定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及全國文明單位。
隨著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在國內外的影響不斷擴大，來館參觀的人流量逐年增加，特別是紀念館於2004年率先實行免費開放後，每年觀眾人數達到100萬人次以上。為了解決日益增長的觀眾量與狹小展覽空間之間的矛盾，也為了便於新徵文物史料的展示，紀念館於2005年至2007年進行了第三期擴建工程，新館於200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70周年之際，正式落成並對外開放。
紀念館新館由華南理工大學何鏡堂院士主持設計，他將新老展館巧妙地融為一體，生動地展現了「從歷史走向未來」的建館主旨。新建雕塑廣場、集會廣場、史料陳列廳、「萬人坑」遺址的改建、祭場、冥思廳、和平公園及館藏交流區域等，體現戰爭、殺戮、和平三個概念。
基本陳列《人類的浩劫》，展示了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史實；專題展覽《勝利1945》，展示了1874年至1945年間日本侵華70年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典禮、華北、華南及台灣受降典禮，以及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史料。
史料陳列廳共展出3,500多幅歷史照片，3,300餘件歷史文物實物，140餘部歷史影像、影視片資料，25名日本老兵的證詞，14,000萬名遇難者和倖存者等歷史證人的個性化檔案資料，並根據歷史記錄資料和照片，復原了10多處歷史實景。特別是2007年4月，紀念館在擴建施工時，新發現的23具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遺骸，也被原貌地復位在展廳負二層陳列展出。
國家公祭的設立與影響
2014年2月27日，第12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7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決定》，「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國家舉行公祭活動，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
設立國家公祭日的「決定」公布以後，得到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和堅決支持，也得到世界愛好和平國家和人民的廣泛回應與支持。輿論認為，公祭活動具有內在向心力和氛圍感染力，它將會進一步凝聚中國人民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激發中國人民為實現中國夢而奮發努力的熱情，堅定中國人民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事業的立場和信心。
紀念館過去舉辦了「南京各界人士就擬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日專家座談會」、《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讀本》新書發表會、《二戰中的國際大屠殺與民眾受難》展覽開幕式、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南京國際和平學校普及「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讀本」、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口述史資料公佈等活動。今年12月13日，還將在紀念館舉行首次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活動。
紀念館的活動與研究
紀念館建館29年來，累計接待國內外觀眾4,000多萬人次。韓國前總理姜英勳、日本國前首相村山富市、海部俊樹等外國元首和政要都曾到館參觀。來自日本的中日協會植樹訪華團、「銘心會」訪華團、神戶「心連心會」、長崎日中友好希望之翼等團體，以及東京、名古屋、京都、廣島、長崎等地的學校，也多次組團來館參觀，舉行和平友好活動。
為讓更多人瞭解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紀念館多年來先後多次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地，以及美國舊金山、日本名古屋、義大利佛羅倫斯、丹麥奧爾胡斯等30多個國外城市舉辦巡迴展覽，宣傳南京大屠殺史實，外展觀眾達150萬人次。紀念館還與美國、法國、俄羅斯、波蘭、韓國、日本等國的二戰歷史類型博物館、紀念館，建立了館際合作關係，推動南京大屠殺史的對外交流和影響。
從1995年起，紀念館先後成立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研究會」和「南京國際和平研究所」等學術研究機構，致力於南京大屠殺史的學術研究，並開展一系列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交流會、座談會等，並出版《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和《南京大屠殺史研究與文獻》等研究成果。隨著研究不斷深入，大屠殺的相關文學、影視作品也越來越多，僅在紀念館展出的國內外影視作品就有《南京！南京！》、《拉貝日記》等24部。
多年來，紀念館開辦眾多宣傳南京大屠殺史的教育活動。譬如，從1994年起，在全國率先舉辦悼念遇難同胞儀式，每年12月13日在南京全城拉響防空警報，警示人們莫忘歷史；又如，從1997年開始，在全國率先舉辦和平集會，發表中國第一份南京〈和平宣言〉，在大學開展和平學講座、出版和平學教材，成立南京國際和平學校等。
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永遠不能忘記的沉痛歷史。傳承歷史的目的即是為了傳播歷史真相，也是為了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如今，紀念館已成為國內外觀眾、特別是南京人民，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重要場所。在對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對外宣傳和平和歷史文化的交流中，紀念館已經成為展示和擴大南京現代化新形象的重要陣地和視窗。
（作者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
繼去年台北捷運信義線通車後，今年11月，松山線也通車了。經過多年發展，便利搭乘、車廂乾淨的捷運，已是大台北都會區主要的交通工具。可是你知道嗎？構思台北地區捷運系統的，竟是已故行政院長孫運璿於1960年代末期任交通部長時所提出，直到1987年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才正式成立。
孫運璿（1913-2006）祖籍山東、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台灣光復後被派任來台，曾先後擔任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交通部部長、經濟部部長與行政院院長，有「永遠的行政院長」之稱。
為彰顯孫運璿的典範精神，其生前居住長達26年的寓所、坐落台北博愛特區、城南植物園後方的台北市定古蹟，歷經8年的籌畫與整建，終於以「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面貌對外開放。
孫運璿生前對台灣的貢獻，直至今日依然備受推崇。
孫運璿被派任來台之初，5個月內搶修恢復80%的電力，粉碎日本技師撤台時「三個月後台灣將一片黑暗」的斷言。在台電服務近20年間，推動農村電氣化工程，讓農村供電普及率達99%。
助經濟轉型 為科技奠基
孫運璿在將近20年的部長與行政首長任內，正是台灣處於動盪的飄搖年代。1969年，孫運璿任經濟部長，從1971年開始，台灣陸續遭遇退出聯合國、與日本斷交、第一次石油危機等挫折，孫運璿一方面照顧農業，一方面加速發展工業、拓展外銷，是台灣經濟重要的推手，並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研製積體電路，為台灣科技產業奠下重要基礎。
1978年，孫運璿出任行政院長，台灣雖然內外考驗依然嚴峻，包括與美國斷交、二次石油危機等，孫運璿仍戮力推動國家建設，引進外人投資證券市場，全面開放觀光，帶領社會邁向均富、安和及樂利。
1984年，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因公務過勞而腦溢血，導致半身不遂，不得不離開公職。揮別政壇後，孫運璿以堅強的毅力忍受痛楚，努力復健，並仍關心國事，盡力推動社會公益事業。
孫運璿於1980年遷入重慶南路、植物園旁寓所，直至2006年辭世，在此居住長達26年。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認為，孫運璿對於推動台灣經濟建設、拓展對外經貿、奠定民生福祉多所貢獻，其人風範結合寓所特色，指定為市定古蹟。而經台北市文化局整修活化後的故居，委託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經營管理，並以「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對外開放。
洋館呈現政經發展
紀念館佔地約866坪。建築物本身前洋後和，前棟入住時已改建，後棟則保留日式重簷木造宿舍原貌，品質良好。
孫運璿大女兒孫璐西回憶，當時房舍久無人居住，原本的日式建築被白蟻蛀空，入住前只好將毀損的部分拆除，另外重建一處西式建築，與剩餘的日式和館整合，也就是現在看到的和洋共存形式。
重新開放的紀念館分為洋館、和館、新館及戶外庭園四大部分。洋館一樓部分，以孫運璿的角度，透過現代化的展示手法，帶出台灣的政經發展歷程與重大外交事項，比如運用紙喇叭的技術，營造孫運璿與部屬上山下海的工作景況；以超短焦投影，重現公文與手稿字跡；透過電子書，揭示孫運璿當年一篇篇的講稿或文章。
在現代科技之外，另有許多孫運璿的部屬或朋友留下珍貴的口述影像；也複製了熱情感人的民眾來信；還有一幅幅泛黃的照片，也都回到牆上訴說過往。
洋館二樓的特展空間，則以科技、人文為主題，將不定期更換展覽內容。開幕首展「創新科技‧美好未來」，以互動裝置展現未來5至10年的生活概念。
居家照流露家庭真情
和館部分，則透過孫運璿與家人的照片、文物，呈現孫運璿家庭與生活的完整面貌。在此，以寓所原有的家庭擺設與衣物，帶出孫運璿與妻子兒女之間的相處點滴，以及當時物資維艱的生活情景，例如縫紉機、修補的衣褲、夫人的旗袍與情書、家書等等。甚至晚年中風後坐的輪椅，為自我練習和醫護人員共打的橋牌，都一併在和館空間展示。
另外，為了讓紀念館的營運更加完備，由基金會募款全新打造的新館，則作為支援陳列展示之外的服務空間，比如在此規畫舉辦各式科技、藝術及人文、生活講座與教育推廣課程。新館一樓有「藝文小客廳」(Sun's Salon)，參觀民眾可在此休憩，喝咖啡、享用輕食，不論是在室內，或是到戶外庭園享用咖啡，都相當舒適自然。
一如孫璐西所說，孫運璿來台初期，因為家裡窮，沒錢購置房產，後來服公職，也打消買房的念頭，還對妻子說「服公職等於把個人交給國家」。紀念館見證孫運璿無私的操守，孫璐西感性地感謝所有協助紀念館成立的人，當初要變成名人故居，家人只有一個要求，就是「希望故居吸引人，能永續經營下去」。
(作者係文化工作者)
「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
地點：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6巷10號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10點～下午5點（週一休館）
洽詢電話：（02）2311—2940
收費：門票50元，10人以上團體、學生、中正區居民優待票40元
我的祖先來自廣東省饒平縣，何時遷居來台灣已不可考，原來世居桃園龍潭，到了曾祖父時，舉家遷移到台中潭子的栗林村定居。父親呂石堆生於1914年8月，是祖父的第三個子女。當時家族的景況不錯，在潭子地方上是具有聲望的大戶人家，也是家族的興盛時期。
1922年，父親進入潭子公學校就讀，14歲畢業，隔年同時考上台中一中與台中師範學校。當時考上師範學校的，在潭子鄉只有父親一人，在豐原鎮則有兩位，另外一位是後來也在白色恐怖中受難、坐了25年牢的江漢津。父親最後選擇進入免學費的台中師範學校就讀。
1930年，父親就讀師範學校三年級時，祖母陳萬里因病去世，父親哀痛不已，從他在這之後的作品裡面，可以見到17歲喪母的相關描述。而就在這個時期，父親所遭遇的幾件事，可以說明他早年思想形成與轉變的過程。
當時父親時常到台中市政府對面的「柵邊」書店閱讀《中央公論》、《改造》、《資本主義的詭計》、《貧乏物語》等書刊。在台中師範學校時期，他在課業及音樂成績上表現優異，唯獨在校操行成績，一直是乙等。
父親20歲時升讀演習科後，經常去找住在社口的堂姊夫林寶煙話家常。林寶煙是日本法政大學的畢業生，當時他是「赤色救援會」豐原地方班的委員之一，經常在社口地方上的廟口演講，常常因此被日警拘禁。父親的堂姊，也就是林寶煙的夫人，曾多次訓斥父親，說自己有一個這樣的丈夫已經受夠了，不想看見自己的弟弟也步上丈夫的後塵。但是父親不為所動，可見當時父親的思想上多少受到林寶煙的影響。
由於操行成績不佳，父親被分發到交通不便的新竹娥媚山腳下的娥媚公學校任教，月薪45元，當時五個鴨蛋大約1角錢。娥媚是客家族居住的地方，雖然我們也是客家族，但是父親不會講客家話，日常生活上有些不方便。同年，父親開始寫作。1935年1月日本文學評論刊登父親的成名作品《牛車》，因受到好評，在台灣文壇開始小有名氣。取名「赫若」，是希望能成為一位赫赫有名的年輕人。
1940年3月父親教滿公學校教職六年便離職，到日本學習聲樂，在下八圭祐聲樂研究所研習，並受到著名女聲樂家長板好子教授的個人指導，先後在日本「歐文社」、「東京室塚劇團」等地工作，並隨團在東京「日比谷劇場」、「日本劇場」、「東寶劇場」演出，生活十分忙碌，也十分辛苦。1942年5月因身體健康欠佳，坐最後一班輪船「富士丸」返台。回到台灣後，父親展開另一頁文學與音樂的生涯，他加入《台灣文學》，擔任「台灣文藝家協會」小說部理事。
1943年11月父親30歲，參加「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以短篇小說〈財子壽〉獲得第一回「台灣文學賞」，隔年3月小說專集《清秋》由台北清水書店出版，是當時台灣文學界唯一出版的小說集。那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文壇兩大陣營，有父親加入熱愛台灣本土的《台灣文學》，以及由皇民文學的代表人物、日人西川滿所主持的《文藝台灣》。後者曾經批評父親的作品欠缺「皇民意識」，父親顯然不同意，在日記中記載「希望寫更具有民族性的作品」。為此父親閱讀了《浮生六記》、《桃花扇》、《紅樓夢》、《北京好日》（京華煙雲）等屬於自己民族的作品。
1945年8月15日，二戰結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了50年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台灣人民無不歡欣鼓舞，展開熱烈慶祝，父親也陶醉於興奮歡樂中，並開始改用中文撰文。父親在台灣光復後，先後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並且應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邀請，擔任音樂老師，隨後又擔任北一女音樂老師。
然而，正當台灣人還陶醉在光復歡樂的餘溫中，國民黨政府卻處處顯示出無能腐敗，民眾生活逐漸困苦，也開始不滿國民政府的統治。
1946年1月，父親加入具有左傾色彩的《人民導報》，擔任記者，當時的社長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難的宋斐如。同年6月在國民政府的壓力下，《人民導報》編輯部改組，父親與王添燈等人退出《人民報導》，與蘇新、王白淵等人在台北創辦週刊《自由報》。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發。1948年父親擔任《光明報》主編，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已溢於言表，隨即投入地下工作組織，停筆不再寫作，在台北經營「大安印版所」，印製地下黨的機關刊物。
1949年5月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全省籠罩在一片緊張恐怖的氣氛中，不久保密局逮捕散發地下刊物的《光明報》。身為《光明報》的主編，父親的處境已出現危機，因而結束大安印版所。同年底，由大陸撤退來台的蔣介石政權為鞏固台灣作為反共的最後一塊堡壘，對不滿政府的異議份子大肆搜捕。1950年代終於發生台灣白色恐怖，社會上知名人士相繼被捕。當時已受到有關當局密切注意的父親，開始潛入地下，在石碇山區從事地下工作時，不幸被毒蛇咬傷，而命喪鹿窟。
大約是在母親產前的一個星期，一個晚飯後的夜晚，父親帶著疲憊的身體，來到舅舅家，經過一番閒談、小睡片刻後，在凌晨天空尚是一片黑暗之際，父親起身離去。臨行時，父親向舅舅拿了一個卡其色的背包，形色匆匆地消失在黎明前的夜色中，留下傷心的母親。這是母親見到父親的最後一面，從此天人永隔。
父親離開後的一星期，最小的弟弟出生。情治單位後來知道呂石堆就是呂赫若之後，對錯失一舉逮捕父親的機會感到惋惜，於是把怨氣全出在舅舅家。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將舅舅和分別在北一女及成功中學就讀的大姊、大哥都一併逮捕，三星期後，才被釋回。
舅舅在保安司令部居留期間，與台大醫院的醫師許強同房，許強後來也犧牲在馬場町刑場。有一次，舅舅好奇地問許強，「您是台大醫院的內科主任，是名醫，為何你會加入地下組織？」許醫師回答說，「沒錯，我是醫師，我每天在醫院醫治病患，是一種救人的行為，但是在門診中一天能救多少人？我投入地下組織的活動，是設想著要救更多人民的。」
牢房裡的早餐是很稀的稀飯和一小盤花生米。由於人數眾多，根本不夠分配。在牢房中備受難友尊敬的許強對舅舅說，「你是藥劑師，最會調劑，花生米由你來分配最好。」當舅舅把許醫師應得的、僅有幾顆花生米送到他面前時，許醫師對舅舅說，「將死的人吃不吃這幾粒花生米已經無所謂，而你要走的路還很漫長，要多保重身體。」說完，把花生米送給舅舅。小小幾粒花生米，就可以顯示出許強崇高的人格，舅舅一生念念不忘。
因為父親的事，家族已經多人受牽連，外祖母唯恐父親留下來的手稿及書籍會帶來二次傷害。在外祖母的一聲令下，大哥和我就在家前面荔枝園中挖了坑，把父親所留下來的手稿及書籍全部埋掉。埋好後，還在上面潑了幾桶水。父親的手稿及未發表的作品從此化為塵土。之後，偶而好奇地向長輩問起父親，長輩們便會用很不高興的口氣斥責，警告我們不許再問，即便在外面也不可以說父親是誰。從此，父親的名字「呂石堆」成為一個禁忌，有了身分證以後，父親欄底下也寫著「行蹤不明」。
父親生前從事文學、音樂、戲劇、教師、編輯、記者等工作，對台灣文化貢獻不遺餘力，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美譽，不幸受到白色恐怖傷害，英年早逝，去世時只有37歲。在熾熱又亮麗的「才子」光環下，父親走完他的人生，卻留給家屬寒冷又黑暗如「冬夜」般的生活。我後來得知與父親同行的很多人，最後走到馬場町刑場的槍口下。我認為，父親選擇的道路終究是對的，只是，我希望這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作者係呂赫若的公子）
11月16日，中華成棒代表隊參加第一屆21U世界盃棒球錦標賽，在冠軍戰擊敗宿敵日本，獲得史上首座國際棒總認證的成棒冠軍。觀看這一場比賽，讓我忍不住又想起自己成長的過程與棒球的淵源。
1960年代，馳名中外的台東紅葉少棒隊初試啼聲，在縣長杯少棒賽脫穎而出，獲得冠軍獎盃。1968年8月25日，紅葉少棒隊以7比0擊敗剛奪得第22屆世界少棒冠軍的日本和歌山調布隊，這是第一場在台灣電視上轉播的棒球賽，「紅葉神話」也因此確立。伴隨著70、80年代的台灣經濟起飛，這顆重約145公克，球圍約23公分的棒球，帶領台灣進入瘋狂的棒球民族主義年代。
時間到了1990年，台灣首季職棒聯賽開打，統一獅以4比3擊敗了兄弟象隊，中華職棒的記憶，從此伴隨每一個台灣人的成長。目前排名世界第四的中華棒球代表隊，更是每逢國際賽事期間，每個人飯後剔牙、閒聊嗑瓜子的重要話題。但就如同國足的「黑哨」，台灣職業棒球運動發展的過程中，發生過許多次假球案，重傷球迷的心，加上大企業多半不願意經營賠本事業，使得台灣的棒球運動發展，只能透過如王建民、陳金鋒、彭政閔等球星的個人魅力作為號召手段，難以再創榮景。
還記得，我讀國小的時候職棒開打，每天早上到學校，在教室的某一個角落，總會聚集著一票同學，拿著民生報（2006年停刊），口沫橫飛地討論前一天兄弟象的投手是以何種球路克敵制勝，哪個守備最為精彩等等，總要等到老師大聲要大家回到位子上坐好，才欲罷不能地解散專屬棒球迷的「早請示」。
進入國中，由於職棒比賽多在晚間開打，而學校又要求學生要留校夜自習，因此，班上總有許多人，不論夏天或者是冬天，總要穿著一件長袖的外套，原因就是得把收音機藏起來，透過袖子拉出一條耳機，撐著頭假裝專心念書，以掩飾耳朵塞著耳機，而心早已飛到了棒球場內，隨著賽況而起伏，這是我們這些學生球迷的「晚彙報」。下課後，我們總要捲起課本為棒，再揉幾張廢紙為球，就在走廊打了起來。若我有機會拍「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那主角，應該不是人，而是棒球。
1997年，發生了台灣第一次的假球案，之後，我們不再提跟棒球有關事，這種心情就跟哈利波特裡，許多人絕口不提「佛地魔」三個字一樣，我想是恐懼。長久以來，內化在心裡的某一樣東西，消失殆盡。馬克思說，「人們所奮鬥爭取的一切，都跟他們的利益有關。」我們的利益就是棒球。
拉拉雜雜寫了一堆，只是要說明棒球在台灣人心裡的神聖地位。而在大陸呢？當我看到10月份《中國青年報》對於北京猛虎隊王偉的專訪後，我無限感慨，而日前又看到《人民日報》〈中國棒球為何缺乏觀眾〉，更讓我動起執筆的念頭。
因緣際會下，有幸藉由天津市台辦所舉辦的兩岸青年交流活動，我數次走訪天津雄獅隊的訓練基地。我承認，第一次見到侯鳳連本人的時候，我的上下兩排牙齒因顫抖而科科作響，充滿了怨恨，更充滿了無限的敬佩。誰叫他率領國家代表隊擊敗中華台北，贏得大型國際賽事中對中華台北的第一勝。2010年侯鳳連接受專訪時提到「每項事業的成功都要有鋪路石，只要中國棒球能越來越好，我甘願當鋪路石。」就是這種情懷，我感到在海峽的那一邊，也有許多人熱愛棒球。
事實上，大陸的訓練場地、硬體條件都遠遠不如台灣，更遑論與美、日等棒球強權相提並論，簡陋且量少的觀眾席，更透露了缺乏關注的無奈。作為一個棒球迷，以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推動者，我想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是資金。憑藉著政府的力量單方面參與是不足的。台灣在棒球運動的發展上是成功的，即使政府力量有限，甚至扯後腿，但大型企業或中小企業願意投注大量的資金於其中，不在乎虧本與否，使得棒球運動發展成為一種企業的「社會責任」。有大型的企業參與，才能有足夠的資金，才可能有良好的訓練場地、完備的比賽環境，更重要的，讓長期受辛苦訓練的球員，待遇符合大環境，這些球員除了比賽勝負的責任外，更要成為球迷的精神食糧。投資在球員身上，不僅能讓球員夠無後顧之憂地投入訓練與比賽，更能使棒球員成為社會上人人敬重的角色。大陸形象好、有社會責任的企業，應該拿出資金來支持棒球運動。
第二是棒球運動職業化。棒球運動除競技外，更必須要能夠提供國民娛樂。職業球員除了要有舞台發揮其能力外，更可以透過商業化的模式，以「表演」的性質提供娛樂。在有了固定人數的球迷基礎後，棒球的職業化即能吸引更多球迷參與活動，同時也對母企業的發展提供能見度以及廣告效益。以大陸的市場而言，將棒球運動職業化基本上有利無弊，更可以讓企業的經營多角化，負擔起「娛樂」大眾的社會責任。
接著是「三級棒球」的發展，包括少棒、青少棒及青棒。學校可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台灣為例，「棒球名校」是許多棒球迷心中的「聖地」，比如說穀保家商、西苑中學、美和中學等等，學校投入大量的資源發展棒球運動，提供了成棒發展的良好基礎。另一方面，雖然日本令人討厭，但其以社區聯盟為形式推廣棒球的方式，值得效法，這方面台灣做得不好，看來也只能期待大陸來發展了。然而，在這一點上，跟棒球運動職業化是相輔相成的。若小球員在日後能以打棒球為職業，或者是成為教練、行銷管理相關人才，都是中國大陸棒球發展之福。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在政策面上必須提供支持。政策上是多方面的，比如說參與職棒的企業能夠免稅，或提供發展棒球的學校更多資源，使棒球能夠成為更多人關注的運動。相較於其他運動，棒球的規則較為繁瑣，或許不是太好入門的一項運動，但只要推廣政策出台，這些都不是阻力。透過政府的力量，很快的，這將會成為一項主流運動。
為何大陸非發展職業棒球運動不可？的確，如果大家不愛看，那大可不發展；如果經濟效益不夠，那大可不發展；如果缺乏資金，那大可不發展。但站在一個棒球迷、也站在一個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大陸非得發展職業棒球運動不可。
常聽人說：「海峽兩岸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共同的歷史記憶。」當中國大陸棒球運動發展到一個階段後，海峽兩岸棒球大聯盟的日子也就不遠了。我總想著，在若干年後的奧運會，或者是世界棒球經典賽上，海峽兩岸的球員穿著同一套球衣，兩岸球迷聽著棒球電視主播說著：「全國熱愛棒球的各位球迷朋友，海峽兩岸的球迷同胞，大家好，歡迎大家一起收看今天這場重要的比賽，替中華民族奮戰的球員加油！」這就是海峽兩岸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至此，此生無憾。
（作者係棒球迷、統運青年工作者）
九合一選前打得火熱，結果出爐也引起一片譁然，藍綠政治版圖的消長成為關注焦點，而在這之中，年輕世代被認為是影響這次成敗的關鍵。
年輕人過去一向不太關心政治，不過現在網路媒體迅速擴大，年輕人可以輕易地透過網路平台發表意見、相互交流，甚至集結活動，這不但使整個政治環境變動，青年投票也受到影響。
年輕人普遍對整個大環境感到失望。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呂同學就表示，自己戶籍在桃園，投票當天雖然會回家，不過不會去投票，因為桃園那邊的選情並沒有很激烈，想也知道原來的人會連任，不差我這一票。然而，結果卻與其想法相左，以上屆選舉結果來看，吳志揚僅贏鄭文燦49,559票，也因此這一次80,000名首投族就成為決定性關鍵。外界認為，吳志揚似乎低估了首投青年及網路世代的影響，再加上大環境對執政黨不利，才導致最終敗選。
這次最受關注的台北市，也被泛藍人士認為輸在青年及網路世代。柯文哲勝選當晚就指出，這次選戰是由網路來主導的，網路上的市民發揮了極大的力量，他也在這場選戰中見識到網路世代的強大。
長庚大學化材系黃同學表示，投票是人民應該做的事情，因此這次特別趕回台北。對於網路對選舉的影響，他認為，自己時常會在社群平台上關注一些選舉新聞，雖然不見得會受影響，但能加深他對候選人的認識。他最後還補充，柯文哲這在網路宣傳上，的確贏過連勝文許多，這對年輕人有很大的影響。
另外，這次競選連任失敗的台中市市長胡志強也表示，應該了解年輕人怎麼去看世界，而不要一昧地認為年輕人的想法都是情緒的、不理性的，大人更應該去了解自己與年輕世代的想法為何不同。胡志強也提到，這次國民黨的大敗顯示，國民黨與民意早已脫節，國民黨不了解年輕人在想什麼，執政者未來應該多想想哪些是還沒有做的。
選前外界熱議「板塊說」，選後卻發現那已變成過時的東西。無論是柯文哲的「網路世代說」也好，胡志強的「青年世代說」也罷，過去的藍綠與地緣等勢力的說法，似乎已不再適用。執政者及各政黨應該敞開心胸傾聽他們的心聲，這樣才能獲得年輕人的青睞。
今年12月20日是澳門回歸中國屆滿15周年的日子。在此刻檢討及前瞻澳台關係，別具意義。
澳台關係是單一制國家內兩個地區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像聯邦制國家內州與州之間的關係，也不是像諸如廣州與上海、江西省與湖北省那種普通的地區間關係，而是一種特殊的地區間關係。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結束了葡萄牙在澳門400多年的管治。台灣駐澳門的機構面臨著與一個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殊地區的關係。台灣方面當時將澳門從「外國地區」定位為「有別於大陸其他地區的區域」，制定了《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並於1999年12月27日將其駐澳機構改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中心」，將其隸屬關係從外交部轉移到陸委會，等於正式承認台灣與澳門關係是兩岸關係中的一個特殊部分。
2000年3月18日，台灣民進黨政權上台執政，澳門特別行政區秉承中方宣布的處理澳門與台灣關係七項基本原則和政策，即「澳門錢七條」，與台駐澳機構繼續打交道，構建雙方在新世紀的澳台關係。總的說來，澳門回歸15年來，澳台關係順利發展有幾條經驗值得總結，也是對澳台關係未來發展的有益啟示。
經驗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在澳門政權回歸的前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澳門特區籌委會主任委員錢其琛，於1999年1月中旬，宣布了處理1999年後澳門涉台問題的基本政策，即「澳門錢七條」，它是在「香港錢七條」的基礎上制定的，但有三項不同之處：
第一，增加「台灣居民進出澳門的現行進出境方式不變」。「九九」後，台灣居民可以持有效的身分證或出生證進出澳門。
第二，對澳門專業界別的表述與香港不同。這與《澳門基本法》中的規定相一致。
第三，台灣在香港及澳門的機構都可繼續留存，但澳門比香港的規定多了「以適當名稱」的字眼，明確指出台灣駐澳機構必須改名。北京希望兩岸能進行實質性的對話，澳門因其獨特的條件可發揮獨特的作用，以促進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
經驗二：雙方採取「低調、務實、靈活」的手段。在澳台民間往來方面，對澳台兩地的民間往來，台灣同胞和澳門同胞的正當利益予以維護，在回歸後允許台灣居民繼續使用台灣居民身分證免簽進入澳門，而不是像回歸前傳聞的要使用「台胞證」，這一舉措使很多台灣居民打消疑慮，對到澳門旅遊和經澳門轉機大陸增強了信心。
在吸引台資方面，澳門特區政府對台商投資給予了鼓勵，除享有「投資居留」的權益外，還進一步制定和完善了吸引台灣資本、技術和遊客的政策措施，保障在澳門的台灣機構、人員和各類資本的合法權益和進出自由。
在支持人才方面，澳門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台灣培養出來的人才，承認台灣的高等學歷，提升和任命了許多畢業於台灣高等院校的公務員任局長、廳長、處長，使得澳門青年赴台升學的趨勢繼續擴大，對有利於雙方的 澳台通航協議」的續約談判予以支持和協助，使其順利續約。
台灣方面在制定澳台關係的政策上採取了務實面對的態度，在「兩岸關係條例」的基礎上擬定「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將港澳地區的政治定位，由「海外地區」改為「有別於大陸其他地區之特別區域」，所涉港澳事務由有關部門統一管理。
同時，順應中方要求，在澳門回歸後，台灣將留存在澳門的機構更名為「台北經濟文化中心」，減少了其官方性質，並將其隸屬關係轉移，為澳台民間交流提供相關服務。台灣方面從維護自身利益，以及維繫和發展台澳關係出發，正視澳門回歸並實行「一國兩制」的事實，低調、務實、靈活地採取一系列有助於澳台民間交流、交往的舉措，推動了澳台關係的發展。
經驗三：高度重視加強澳台兩地交流。回歸後，澳門推出更具前瞻性的政策，深化澳台間經濟、文化、新聞、教育等各領域互動。澳門現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就任後更加強了澳門與台灣在經貿、文化，尤其是旅遊方面的交流合作。同時鼓勵和支持澳門在對台文化、經貿等各個領域進行更多的研究與調查。
經驗四：堅持「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崔世安將於2014年12月20日就任第四任行政長官。他已表示將繼續不斷改善社會民生，拓展區域經濟合作，使澳門經濟保持高增長、低失業態勢。
當前，兩岸關係雖然面臨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但和平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隨著台海形勢的發展，港澳台之間的交流將出現範圍更廣、活動更頻、層次更高的新局面，港澳在兩岸交流中的作用將日益突出，而澳台關係作為兩岸關係的一個特殊部分，通過澳台雙方的密切交流與合作，澳門可以繼續扮演兩岸關係中的橋樑和仲介。
（作者係法學博士，《求是》雜誌社編輯）
今年以來，台灣、香港都不平靜。先看台灣，歷經反服貿學運、張顯耀案件、「習馬會」破局、馬英九聲援香港「占中」、國台辦強勢回應一系列事件，兩岸關係進入「冷靜期」。表面看，推進「一國兩制」進程受阻，連台灣似乎也從「占中」事件中找到抗拒「一國兩制」的理由。但是香港、台灣種種紛擾，真的是「一國兩制」造成嗎？事實並非如此。
近年來，香港、台灣社會發展停滯，青年看不到希望，草根階層受到擠壓，社會焦慮情緒不斷累積，在尋找爆發點。對特區政府不滿、對普選方式不滿、對大陸不滿，歸根結底是對現實不滿。
21世紀資本主義困境
香港、台灣社會發展停滯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但從本質上講，都是21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困境的縮影。凡涉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性、資本的逐利性、兩種制度孰優孰劣等問題，往往讓人聯想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認為這僅存在於形而上的理論範疇。但是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大資料、雲計算的出現，讓我們有能力用事實驗證理論，並將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典型的例子是《21世紀資本論》，這是最近在歐美備受追捧的一本書，作者皮凱提通過分析工業革命以來，20多個國家國民財富分配的大量資料，得出的核心結論是：在非戰爭時期，資本增長的速度，始終高於國民財富增長的速度。這一方面印證了資本逐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昭示在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下，亟欲膨脹的資本會給社會中下階層帶來巨大的擠壓。皮凱提指出，正是這一規律導致整個社會根源性的不平等。現在西方媒體都關注「占中」，似乎忘記了它正是仿效當年「占領華爾街」運動而起，是青年人對前途感到無望，為表達不滿，而進行的街頭抗爭。
目前，經濟學家聲稱全球經濟正在從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中緩慢復甦，但事實上復甦的範圍僅限於美國，歐洲和日本仍然欲振乏力。即便在美國，貧富分化也越來越成為無法回避的社會問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葉倫近日表示，美國的貧富差距正處於近百年來最嚴重的時期。每一次爆發經濟危機，都會加劇資本市場的弱肉強食，導致強者愈強，不斷坐大，最終將控制力從經濟層面延伸到政治層面。其結果是，資本財團通過行政、立法機構而影響法律、政策（尤其是稅收）制定，進一步確立對社會的全方位掌控，導致這種強者通吃、貧富分化的局面進一步固化、加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指出，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已經踏上收入水準回歸19世紀的道路，而且正在向『世襲資本主義』回歸」。1990年代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近乎完美，今年卻發表名為《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文章，指出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難以克服結構性矛盾，包括兩黨制導致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兩極分化、互相否決，制衡制度演變為惡性均衡，利益集團侵蝕政府運作等等。
這一立場的轉變反映了911事件以來世界發展的大趨勢，西方國家議會僵局難以打破，政府軟弱無力，分權與制衡所產生的低效率，既無法有效應對地震、颶風等自然災害，也無法反制金融危機、恐怖襲擊等人為災害，這與中國政府在此類危機中的處置、動員能力形成鮮明對比。
「一國兩制」香港實踐
「一國兩制」是在一個國家內部，同時給兩種制度提供發展平台，賦予其自我展示、和平競爭的機會。香港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財團資本經過多年發展實現了高度集中聚合。迄今香港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不到10%，房價奇高，同時抬高人工成本，多數工農業企業因無法負擔經營成本關門大吉；而零售、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則大多被以李家為首的四大家族控制，以至香港有「李家的城」之稱。這造成兩方面後果，一方面經濟生態多樣性被破壞，社會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年輕人就業及自主創業空間狹窄、生活成本高昂，感到壓力大、沒前途；另一方面類似自由行等經濟蛋糕，好處基本上被財團拿走，普通民眾所獲寥寥無幾，卻要承受擁擠、物價提升的弊端。這都是港人不滿情緒的主要原因。
香港社會有其特殊性，1970至90年代是東方之珠最輝煌的時期，作為中國廣大內地與西方世界的貿易中轉站，香港地位得天獨厚，但是從根本上講，這種特殊優越性根植於東西方交流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的情況，不可能永遠持續。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這種狀況持續了幾十年，以至於香港人視之為天經地義。
1990年代後，隨著大陸全面開放，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迅速崛起，香港地位相對下降。很多民眾將其歸咎為回歸祖國，因為他們最直觀的感受是「回歸之前，蒸蒸日上；回歸之後，每況愈下」，甚至有人喊出「港獨」。這都是沒有意識到過去的繁榮，來自於極特殊的歷史條件，現在的相對衰落，只不過是回歸常態。
同樣是因對社會不滿而發起的占領運動，「占領華爾街」的年輕人認為問題出在金融寡頭、資本家身上，「占中」則把矛頭指向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從目前來看，「占中」勢力除打民主牌，依靠空洞的「道義至高點」博取大眾同情之外，毫無優勢可言。由於長期阻塞交通、妨礙經濟民生，香港社會對其僅有的同情心已被消耗殆盡。
近期觀之，「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中遭遇到挑戰，但是從長遠來看，「占中」等事件未必是壞事，真理不辯不明，制度設計也要在實踐中經歷各種考驗，方能獲得生命力，並最終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一國兩制」與兩岸關係
今年以來，兩岸關係發展遭遇瓶頸，「先經後政」變成「只經不政」，由於政治交流不暢、互信脆弱，反過來，又影響了經貿交流合作的深入發展。兩岸交流「先易後難」，難就難在政治上無法實現突破，「一中兩憲」、「一中三憲」等理論有創意，說都說得通，行都行不動；理論上可行，實踐上不可行。
由於經濟體量小、市場狹窄，台灣是「淺碟經濟」，對外依存度高，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台灣經濟就像汪洋中的一葉小舟，很難獨善其身。正如上文所述，當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停滯的時候，資本的膨脹將對社會中下階層造成擠壓，激化社會矛盾。
雖然馬英九每次施政報告都說「拼經濟」，要讓民眾「有感」，但是民眾感受到的是生活日漸艱難，大學生畢業即淪為22K，在這種背景下爆發的反服貿學運，與其說是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焦慮，更多是青年族群對社會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在此情況下，馬英九當局面對民意，只有退縮，沒有引導；面對綠營杯葛無能為力，導致服貿、貨貿卡關，兩岸關係停擺。
事實上，兩岸關係深入發展對台灣是挑戰更是機遇，而台灣疑慮重重，畏首畏尾，原因在於自信不足。
當前，大陸與台灣社會發展勢頭迥異，兩岸之間各方面優劣對比正在發生歷史性轉變。今年以來，台灣先後經歷反服貿學運、政務官內鬥、高雄氣爆、黑心豬油事件、「馬習會」破局，馬英九在極低的民意支持度之下，無力領導台灣走出困局，整個社會沒有方向。而今年大陸強力反腐，立信於民；召開18屆四中全會，確立「依法治國」方略；主辦APEC會議，強力塑造在亞太乃至全球的影響力。
事實上，兩岸關係發展與「一國兩制」互為表裡，其動力就在於兩岸雙方取長補短、良性互動，為同一個目標攜手共進。中共18屆四中全會強調「運用法律手段，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無疑是劃清底線之舉。台灣與其反彈、迴避，不如積極思考、正面回應，通過與大陸連接，融入亞洲區域經濟整合進程，以免落入邊陲資本主義的陷阱。
（作者係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研究員）
由香港泛民陣營和學聯等組織發起的「占中」群體中出現魚龍混雜和暴力的情形，香港部分泛民主派議員目前援引《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告狀，要求聯合國去信中國大陸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在2017年實行普選制度，亦即港人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
此舉引起國際社會和中央有關部門高度關注。有評論家認為，香港雖然已回歸17年了，但年輕一代，尤其是知識菁英，至今還缺乏對祖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這是導致近年出現大小規模的反政府(實質上是反中央)示威和抗爭活動的原因。
有人把這些反政府抗爭視為「港獨」的一種表現，筆者不太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根據最具權威性的《奧本海國際法》第三章第四節《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土地和人民擁有排他性的主權，也就是屬地和屬人權威。按照有關定義，中央政府作為一國之主，對於國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具有行使最高權威的權力。因此，「港獨」在香港這塊中國的土地上，已經沒有任何空間，所謂「港獨」，只是個假命題。
至於香港在回歸前簽署加入的《人權公約》，北京政府完全可以運用國際法中《獨立與屬地和屬人權威》的定義，對回歸後的香港實施「屬地和屬人權威」，即對香港回歸前簽署加入的《人權公約》實行國內管轄，也就是將它納入《基本法》的框架內。而人大釋法或人大決議就是實施「屬地和屬人權威」，亦即實行國內管轄的體現。這種權利是國際法所允許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委員應該很清楚。然而，為什麼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人挑戰北京這種屬地和屬人的權威呢？又為什麼有人把它解釋為「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矛盾呢？
據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從事研究工作七年多來的經驗，結合對大陸社會的仔細觀察，發現大陸和香港之間就「兩制」而言，其界限已愈來愈模糊。特別是隨著近年大陸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社會管理階層特別是公務員素質和效率快速提高，「兩制」的差別愈來愈小，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制度愈來愈趨同。
嚴格說來，「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復存在，但是，香港人和大陸人在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方面還是有區別的。特別是知識菁英階層，在文化認同和價值認同方面，與大陸的差異尤為明顯，畢竟香港經歷過英國156年的殖民統治。我把這種文化和價值認同方面的差異，歸結為「殖民化」和「中國化」的矛盾，而且認為，這才是當前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事實上，類似這種「殖民化」與「中國化」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在1945年後台灣回歸祖國時也曾出現過。
台灣於1895年割讓給日本，經日本50年殖民統治，台灣的語言文化、價值系統乃至政治制度架構，已完全實現了日本化。特別是二戰爆發後，日本政府為適應戰時需要，對台灣等殖民地推行「皇民化」政策，甚至強行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姓。
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台灣之後，也經歷過「中國化」與「皇民化」的激烈衝突。鑒於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國民黨政權以鐵腕方式去「皇民化」，從語言文化(推行中國語教育和講國語)、價值認同到政府管治系統，都強力推行「中國化」政策。結果短短幾年內完成了由「皇民化」走向「中國化」的轉變。及至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雙邊和約》，把台灣人的日本國籍轉變為中國國籍，從此，從國內法到國際法，台灣實現了真正的回歸中國。其方式雖然有些粗糙，並過度使用強制力，但從解決殖民統治遺留下來的社會深層矛盾、特別是以「中國化」去「皇民化」的角度來看，效果無疑是顯著的。
目前香港社會的政府架構和公務員系統，仍以「殖民化」的價值判斷為準繩，公務員升遷、教職員工考核皆以「殖民化」的價值作為標準，這種在價值取向上崇尚「殖民化」和「去中國化」，必然導致年輕一代缺乏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甚至產生抵觸和排斥，且隨時可能爆發為一種反政府和對中央政府的消極抗爭。其結果將導致香港公務員和政府系統的管治效力愈來愈低，社會分化日益明顯，也愈來愈缺乏國際競爭力。
香港的「殖民化」與「中國化」這一深層的矛盾，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可以預言，整個社會將長期陷入內耗，並且日漸沉淪。解決之道在於加強「中國化」和「去殖民化」。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所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