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已經過了一年，年輕人從一群政治冷漠的群體走向政治舞台，對兩岸關係產生一定的衝擊，也引起兩岸重新思考台灣年輕世代的訴求。

台灣年輕世代不應該因太陽花學運被污名化或貼上「反中」的政治標籤，要看到青年在回歸現實生活後，對大陸態度的變化和發展。兩岸應該以務實、寬容與理性的方式，回應台灣青年對兩岸和平紅利的公平、合理分配的訴求。

 大陸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加強兩岸基層和青年交流」。3月29日適逢台灣青年節，TVBS「中國進行式」第200集節目公布「台灣青年西進大陸就業民調」結果：台灣20至49歲青壯年，有過半數認為，在大陸就業的薪水與發展較台灣好；三分之一的青年想西進大陸發展。該數據顯示，後太陽花時代，台灣青年對大陸觀感度的好轉，對兩岸就業創業領域合作的利益訴求，主要緣於以下兩點：

大陸為台灣青年到大陸就業創業營造良好的環境。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3月13日會見國民黨青工總會大陸參訪團一行時表示，「為台灣青年人施展才華、實現抱負提供更多舞台和機會，為他們來大陸就業創業營造寬鬆的環境」，表明大陸對台灣青年利益訴求的重視與回應。而大陸企業界更是積極作為，無論是去年12月，馬雲在「兩岸企業家台北峰會」上「向台灣企業家呼籲，要將機會交給年輕人」、「計畫成立一個基金，來幫助台灣年輕人前進大陸」的表態，還是今年3月再度赴台，帶豐厚「伴手禮」 投百億新台幣挺台灣青年創業。總之，大陸在政策、資金、人才、輿論等方面營造的良好環境，充分展現了大陸願意與台灣青年分享兩岸和平發展的成果。

台灣現實環境迫使青年人須向外尋找機遇。受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衝擊，以及台灣自身融入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步伐緩慢等因素，台灣經濟發展愈加困難。在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失業率高居不下、青年的薪資長期處於22k的狀態，人才外流現象明顯，台灣年輕人用「鬼島」表達對現狀的不滿。後太陽花時代，台灣年輕人的就業問題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而這樣的環境顯然削弱他們就業創業的積極性，迫使他們轉向更好的就業與創業條件的環境和機遇，大陸自然成為有吸引力的就業創業目的地。

總之，後太陽花時代，大陸官、民、企等各方面都在以包容的態度、務實的方式，積極回應台灣年輕世代對合理、公平分配兩岸和平發展成果的訴求。只有將台灣青年的就業創業發展利益納入兩岸利益共同體中，不斷拓展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合作空間，才能增進兩岸青年之間的心靈契合，拉近彼此的距離，共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所碩士班研究生）

 四年前第一批陸生來到台灣求學，今年這些第一批陸生即將畢業，不禁令人感到好奇，台灣的教育如何影響了他們，他們畢業後回到大陸又會如何看待台灣？

過去許多台灣媒體總會營造大陸人公民道德低劣，尤其在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後，更有媒體將個別案例加以放大，導致許多人對來台念書的陸生也產生刻板印象。

其實，在「三限六不」的政策下，來台唸書的陸生大多來自大陸的重點學校，可說是菁英中的菁英。我身邊就有許多陸生，無論是學位生或是交換生，教室第一排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在學習上充滿好奇，對於疑惑勇於發問，授課的老師也因此特別愛點他們發表意見，老師的教學熱忱都被他們給啟動了。

這種現象打破了過去對大陸人的印象。或許來的陸生都是菁英吧，真的不得不說他們特別認真、特別努力，台灣大學生反而不是如此，這也成為台灣社會擔憂的焦點。

不過，台灣學生也不是完全沒有優勢，台灣學生總是創意無限，這也是許多陸生想來台灣走一遭的原因。許多陸生認為台灣的「三限六不」實在很不友善，之所以會來，主要是因為這裡的文化氣氛及師資吸引了他們。

台灣同學在談及未來志向時，總都會提到未來想自行創業，比如說開個咖啡店，或是工作坊設計一些專案，對於政治或作上市公司老闆，反而望之卻步。這讓文創產業在台灣相當盛行，許多學生的科技產品獲得國際大獎，又有年輕人創意行銷將台灣舊有的店家轉型成功推向全世界，陸生也從中體驗到台灣學生的獨特思維。

第一批陸生在過去四年中，與台灣學生擦出許多不一樣的火花。台生欣賞陸生的努力用功，陸生看好台生的豐富創意，也許畢業後有些陸生會將台灣這套創意思維帶回大陸。不論如何，期許兩岸青年交流能日益頻繁，雙邊學生都能學習到多元價值。

3月30日柯文哲接受大陸媒體專訪時表達，「當今世界上並沒有人認為有兩個中國，所以『一個中國』不是問題」，大陸國台辦旋即給予肯定，為雙城論壇的續辦打開大門。台灣有人認為柯文哲未明言接受「九二共識」，大陸似無必要如此正面評價，甚有評論說，在這情況下，台灣統派將更難有生存空間。

今天台灣統派的情況有如1930年的共產黨。當時遭國民黨清黨的共產黨可以說是風雨飄搖，包括林彪在內的許多共產黨員對未來前景感到悲觀，他們內心的共同疑惑是「紅旗究竟還能打多久？」於是，毛澤東寫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判了林彪的悲觀主義思想。

統派應奮起振作

台灣的統派應該自我檢討，為何統一的主張經過了這麼多年，並未有所增長？大陸的對台政策從早期的強硬立場，轉為這幾年較為柔性的讓利互助，但台灣支持統一的民眾並沒有增加，反倒有逐漸衰退之勢。除了受到台獨教科書的影響，使得青年離開校園就是半個台獨，以及媒體有意壓縮統派發聲的空間以外，綜觀台灣統派團體，可以發現統派的年齡層偏高，在青年族群中少有統派的聲音；統派派系林立、彼此互動不多，各吹各的調，無法協同進攻或防守。

拋開一切情感因素，以純粹的戰略眼光來看，台灣統派如既無群眾，二無聲勢，那北京當局當然選擇與握有實權者進行談判，因為掌控住這些執政者，則台灣即使內部鬧得再凶，仍逃不出大陸這尊如來佛的手掌心，這就是現實的殘酷與無情。政治講的不是仁義道德，實力壓倒一切，台灣統派若不能擴大自身的群眾基礎及影響力，那就難以讓大陸正視他們的聲音。

不過，台灣統派倒也不必因此而懷憂喪志，統派雖然仍只是一顆顆微小的星星之火，但應該抱著星火燎原的雄心壯志，奮起振作。國共內戰後期，蘇聯對於中共的勝利始終抱持著懷疑的態度，蘇聯大使館甚至一路跟著國民政府，撤退到了廣州，但中共用實力證明了一切，蘇聯後來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就轉頭擁抱中共，這也是台灣統派該有的氣魄與自信。

深入群眾向下紮根

因此，台灣統派應該停止自怨自艾，認真思考我們該如何重整旗鼓？統派沒有青年，那我們該如何找到青年？統派應該在各自的領域中設法重回校園，設法重新與青年建立起連結。統派不乏大師級學者，可是，中生代與新生代統派學者在哪裡？統派大師們應該設法培訓新一代的統派學者，否則在校園與學界的統派斷層恐怕難以彌補，在後繼無人的情況下，將更難與獨派抗衡。

除白色恐怖受難者及勞工團體成員之外，統派多屬於知識分子、中產階級，這樣的階級屬性基本上就與群眾有所脫節，對於升斗小民的需求少有切身之痛，提出的訴求也難以呼應選民的需求。唯有深入群眾、向下紮根，了解人民的需求，與苦難的人民站在一起，並以兩岸和平發展為前提，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才有辦法重新找回群眾，開創屬於統派的根據地。

長期以來，有部分統派抱持著與國民黨合作的右傾機會主義，只是如今國民黨已經崩盤，在藍營票源萎縮的情況下，連帶拖累統派的選情。統派面對新的局勢，必須做些變革，拋掉各種外力協助的幻想，做好思想準備，進行戰鬥。這場鬥爭既需要建立輿論陣地，爭取話語權，也必須切切實實地走上街頭，與獨派進行抗爭。統派團體應如孫子兵法中所說的常山之蛇（率然）一般，「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彼此相互掩護與支援，才能發揮彼此的長處與效應。

統派要有信心，因為統派走在歷史正確的道路上，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歷史高潮即將來到。台灣現在身處的只是黎明前夕的黑暗，雖然看起來似乎特別的黑暗，但每一顆星星之火，只要在自己的領域中艱苦奮鬥，需要時互相協力，就能匯聚力量照耀黑暗中的一角，等待光明來到的那一刻。願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句話，與所有在台灣支持兩岸統一與中華民族復興的朋友們共勉之，屬於我們的偉大勝利已經不遠了，讓我們保持信念繼續奮戰下去！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今（2015）年4月7日是鄭南榕（1947-1989）為爭取100%言論自由，自焚26周年。

鄭南榕是我所尊敬的台大學長，從小生長在宜蘭，我則是宜蘭女婿，他從小住在羅東中興紙廠宿舍，我老丈人一生在該廠上班直到退休。鄭南榕台大比我高兩屆，他念哲學系，我念歷史系，但彼此並不認識，直到1984年3月他辦《自由時代》系列雜誌時，才交往密切，由於他堅持不解嚴就不出國，因此我有兩次秉持他的旨意，代表他到新加坡、香港和美國，與政論雜誌界同行打交道，兩次來回機票都是他買單的。

《自由時代》點滴

1968年時，大學二年級的鄭南榕轉學到台大哲學系就讀，在大學時期開始閱讀胡適、殷海光、李敖等自由派思想家的著作，並且在二年級時每周前往當時被軟禁、受到監視的殷海光家拜訪。就讀哲學系期間，鄭南榕主要研讀邏輯，同時也開始對於古典自由主義有所研究。這使得他之後稱自己為「行動思想家」，造就他強烈的自由主義色彩，追求100%言論自由成為他人生最高的目標。

1984年3月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周刊），李敖擔任總監，陳水扁擔任社長，林世煜當發行人，鄭南榕當總編輯。當時他一直想物色一位執行編輯，來分擔他的工作，他要我每周截稿日去幫忙，但因我時任台中一所私立高中教職，加上無獨家新聞來源和政壇秘辛，只好作罷。

經不起一再催促，我之後終於答應他每周完稿日北上幫忙，一方面幫忙看稿校稿，一方面籌劃出版叢書事宜。我與他有三年多的近距離接觸，每周完稿後，我就應邀與他回錦州街的私人住宅，頂樓加蓋的日式閣樓，借住一晚。隔天早晨一起床就有熱騰騰的早點招待，我見過鄭爸爸、鄭媽媽，就是從未見過葉菊蘭，因為她很早就出門上班去，當時她還在聯廣廣告公司擔任重要職位。鄭南榕從不叫我本名，不是史為鑑，就是Stone。記得張春男投奔中國大陸前夕，我倆還在閣樓抵足同眠、徹夜傾談，可是他絕不漏口風。

1985年6月1日香港《百姓雜誌》刊出陸鏗的「胡耀邦的訪問記」2萬多字 ，我拿到該文全文影印稿，偷偷地交給他，毫不遲疑，一周後《自由時代》用掉半本雜誌的篇幅，一次登完。這篇文章有助對中共總書記正面形象的塑造，對獨立運動卻沒有太大助益。

他並非不知道我一直被標示統派標籤，但仍要我每周北上幫他編輯「自由時代系列叢書」，甚至兩度為我出機票，到星、港、美國尋找密笈，直至1987年7月因籌組教師人權促進會我才離開。

鄭南榕對李敖執禮甚恭，我曾多次陪他去李敖敦化南路的家催稿，李敖的文章一個字都不能改，也不拿稿費，出刊後鄭會小心翼翼地把原稿珍藏。鄭有一次短期身陷囹圄，我見到李敖出面到雜誌社當貨真價實的總監，為穩定雜誌社的軍心士氣，李敖還自掏荷包為大家加薪。1985年4月李敖50大壽，鄭要每位同仁寫一段祝賀贈言，我寫了「伴君如伴虎」，祝賀李大師生日快樂，李敖的統派色彩早已是眾人皆知的事，反之，我從未在雜誌社見到陳水扁社長的身影。

替鄭南榕兩次出國考察

因計畫出版叢書，加以我廣收各種密笈、禁書，鄭南榕希望我跑一趟香港、美國，因此才有1984、1986年兩次「銜命」出國，尋覓密笈。

1984年暑假，我第一次去香港，除了逛遍各大小書店外，還與《九十年代》李怡、《百姓》胡菊人、《廣角鏡》李國強……等雜誌負責人餐敘，特別要感謝的是《讀賣新聞》駐港特派員戶張東夫，由於他的穿針引線，得以認識對岸的朋友（如《人民日報》駐香港特派員袁先生），還與內人到左派試片間觀看《西安事變》電影，返台後全部一五一十地向鄭報告。

同年10月發生江南（劉宜良）命案，起初鄭南榕對旅居美國的江南不瞭解，誤以為他是專門寫文章拍蔣經國馬屁的風派文人，因為當時台灣的報紙刻意「大題小作」，矮化醜化，為此我盡所能，一連在雜誌上大加報導（取材自外文雜誌、香港報章、大陸廣播等等），才逐漸引起各方注意。

1986年7月，我到舊金山，短暫脫隊代表鄭南榕，去向江南的遺孀崔蓉芝女士慰問並致意，隔天上午在她安排下，我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舊金山總領事館，還接受唐樹備總領事夫人在一家餐館熱情款待，雙方交談了一個上午，才又跟團到洛杉磯。回台北後，我詳盡地向鄭報告，鄭聽後，只提醒我不要再告訴第三人，連我內人都是幾年後才知悉。

該行後來又去了洛杉磯、芝加哥、華盛頓、紐約，結識了左右派的朋友，如蔡建仁、王義雄、紀欣、《美麗島週報》的胡忠信、《科學月刊》創辦人林孝信、《台灣與世界》的葉芸芸、中資色彩極濃的《中報》與俞國基、李旺台兩位餐敘，也見到甫自《美洲中國時報》失業的周天瑞學長，以及正在芝加哥大學深造的吳乃德等人。

鄭南榕自焚以明志

鄭南榕個性十分率性，在雜誌社最忙碌時，最愛找我外出吃飯聊天、喝咖啡，聊是非，鬆弛情緒，他還經常帶著臉圓滾滾、胖嘟嘟的女兒鄭竹梅在旁。因為我負責的工作較有彈性，竟成為他長期的座上賓。他可以和我談得很深入、很投機，但隨時打斷話題，請我離開他房間，他以雜誌社為家，裡邊長期擺著一套行軍床，也是唯一的吸菸室。大家都說他反覆無常，甚至有人造謠說他神經有問題，其實他很惜情，譬如第二次出國時，正逢黨外律師張德銘告他誹謗罪，國民黨落井下石，進行政治迫害，於是被拘留在台北看守所，他還不忘交代葉菊蘭，讓我順利成行，前往美國。 

1989年4月7日，誓言「國民黨只能抓到我的屍體，不能抓到我的人」的鄭南榕，終因國民黨的司法系統下達逮捕令，自焚於他創辦的《自由時代》雜誌社內。出殯前夕，我前往他的靈堂祭拜，大體經過火焚，十分淒厲，但其音容猶在眼前，我內心萬分不捨，眼淚不禁汩汩而下，然而想到他求仁而得仁，火化成仙，卻又感到可敬可佩！            

出版叢書全部遭查禁

由我一手策劃編輯的「自由時代系列叢書」共21本，查禁率100%，其中近半數以上都可歸類為統派書刊，而鄭南榕認為正符合100%言論自由的爭取，他義無反顧，支持到底。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4月17日是馬關割台120周年。遙想120年前5月29日日軍從澳底登陸，台灣先民揭竿而起，開啟了可歌可泣的乙未抗日保台之役。120年後，馬關割台變成台獨口中的「慶祝日」，乙未之役被後人遺忘，日本據台成為光榮美好的年代，若先民地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台灣錯亂的認同，根源於對歷史的顛倒與扭曲。事實上，今年除了是馬關割台、乙未抗日120周年，以及抗戰勝利、台灣光復70周年之外，還是台灣建省130周年。1884年中法戰爭，清廷開始重視台灣的地理戰略位置，遂於1885年將台灣單獨設省，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並調任劉銘傳為首任台灣巡撫，台灣建省的行政工作直至1887年正式完成。

台灣的近代化建設始於清朝，而非日據，況且兩個時期的建設在本質上完全相左。日本殖民地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將劉銘傳定位為台灣「資本主義開拓的先驅」；已故旅日政治經濟學家劉進慶認為清朝在台建設是「自主近代化，是農工全面的產業化，經濟整體的近代化」，而日本在台灣的「建設」與統治，則是「在社會制度上是壓迫，在經濟制度上是壓榨，在人際關係上是歧視」，完全是為了掠奪台灣資源，為殖民母國服務，其本質是「外在的、從屬的近代化，非工唯農的產業化，是差別、跛行的近代化」。

因為清廷官員在台的戮力建樹，使得台灣成為當時全中國最進步的省分，更是東亞地區的典範。這些光榮卻被當代台灣一筆勾銷，青年追念在台軍事掃蕩的後藤新平，感念為了剝削台灣資源而蓋嘉南大圳、卻讓台灣人只能吃番薯籤裹腹的八田與一。

台灣省的行政編制歷經兩次中斷，都與日本有關，一次是日本據台，另一次是李登輝凍省。李執政期間，在政治上推動獨台，在思想上讓皇民復辟，日本被形塑為文明與進步，而中國被蔑視為野蠻與落後。

林佳龍是復辟皇民的接班人，他說重豎台中神社鳥居是要「重拾城市光榮感」。但是，台灣的光榮並非始於日本，更非日本帶來的，建於130年前的「台灣省」說明了一切。台灣官方不紀念乙未之役，淡化台灣光復，也忘了建省130周年。自己的歷史自己救！

（作者係專欄作家）

5月24日是胡秋原先生逝世11周年紀念。我追隨胡先生40餘年，藉此文回憶幾件事。

《中華雜誌》創辦緣由

1962年胡秋原先生鑒於「中西文化論戰」中，對方無禮的態度，而自己又無一刊物回答，遂想出一本雜誌。胡先生立法院的同事陸京士委員素來對胡先生敬重，想為他出資辦一刊物，5月間借辦陳奇發行的《世界評論》雜誌，以台北市重慶南路該雜誌辦公室暫作為編輯部，時有周棄子、劉孚坤等人前來幫忙。當時新聞、雜誌登記有嚴格管制。之後聽說對方要高價買《世界評論》登記權，胡先生才結束借辦該刊物。對於對方的攻擊，他只能出版如《此風不可長》等書及小冊子答覆及反擊。

胡先生一位同學沈雲階是企業家，表示願意幫胡先生辦雜誌，胡先生計算每月印刷費只需3,000元，同鄉經濟部次長王撫洲答應為胡先生拉廣告，《中華雜誌》籌備會就在經濟部舉行，錢江潮和我都參與了，現倖存的也只有他和我兩人。這時胡先生開始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1963年在申請出版《中華雜誌》時，主管機關一開始打算「不准」，後來有人說，胡秋原沒有錢，至多兩個月就會關門，何必不准。就這樣，《中華雜誌》創刊號在1963年8月誕生了。胡先生以「人格尊嚴、學問尊嚴、民族尊嚴」為宗旨勉勵國人；在思想上超越傳統主義、西化主義、俄化主義而前進，以求民族大團結，創造中國人新文化，重建中國人的新中國為基本觀念。

《中華雜誌》初期每卷封面都是胡先生和我二人設計。每期要目都會在《中央日報》刊登，《中華雜誌》由新亞書報社代為發行，每期廣告刊出，一早書報攤商就在書店前等著要拿雜誌。胡先生對時政常提出建言和批評，由於他是出於維護中華民族利益，亦出於希望政府力爭上游的善意，故為政府所諒解。《中華》有一期社論寫「秘書長應該做的是什麼」，對剛剛上任的新任秘書長張寶樹建言。

台灣政府常用《中華雜誌》的文章，有時整本連封面縮小印刷空投到大陸。大陸消息報常轉載《中華雜誌》的文章，連圖書館也出現過《中華雜誌》。

我在《中華雜誌》從創刊到停刊的30年漫長歲月裡，目睹胡先生為這本雜誌所付出的心血。他的經濟並不寬裕，常將立法院的薪水拿來付印刷費，雖遭遇種種暗中破壞，從不氣餒，雜誌也從不脫期。《中華雜誌》針對海峽兩岸關係、國際形勢，島內統獨爭議，發表了許多精闢的評論和建議。在我心中《中華雜誌》至今猶存，它指引著我們向前進。

重視言論自由 堅定抗日  

胡先生在立法院提過幾個重要法案和質詢：如1955年3月5日成舍我、胡秋原共同提出龔德柏案質詢：要求保障人權及言論自由。1958年8月26日胡秋原和成舍我共同提議廢除出版法。1960年9月14日胡秋原、成舍我共同提出雷震案質詢，要求公開審判。

政府遷台後為了避免得罪日本，一直壓制反日運動。1971年與日本斷交，為了喚起國人對日帝侵華暴行的覺醒，胡先生每年7月7日自費舉辦七七抗戰演講會。第一次是在耕莘文教院舉行，邀請了當年英雄將士講述對日抗戰的偉大壯烈，艱苦卓絕的奮鬥事蹟。當天民眾擠滿禮堂，反應熱烈，而有關單位則在四周監視，氣氛緊張。《中華雜誌》辦了十幾年七七抗戰紀念會。後由中國統一聯盟接辦。

1972年釣魚台事件發生，胡先生欲撰寫社論聲援，事為國防部曹敏所聞，勸胡先生不要發表社論，胡先生與其溝通後，說對愛國運動不可壓迫，當局最後接受胡先生的主張，釣魚台運動才能在台灣澎湃發展。胡先生呼籲政府保衛釣魚台主權，連續幾期刊出保釣文章，其中繆寄虎從法國寄來一文，義正嚴詞反駁美國國務院之言。雜誌並刊出多篇文章駁斥日帝欲強占釣魚台的謊言霸道，並呼籲中共應向美、日抗議，台灣於是掀起一場前所未有的民族主義運動。同年12月胡先生應留美學界邀請，參加華府保釣大會。赴美前馬樹禮到胡府，關切胡先生美國之行。胡先生先在華府演講，隨後又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中國之前途」為題發表演講，鼓勵留美學界發起愛國運動。

1972年一群青年學者批判現代詩，引起鄉土文學論戰，有人說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後遭國民黨人圍攻。胡先生本其一貫文藝自由的立場，撐起「保護保存鄉土文學」的大傘，繼之有鄭學稼、徐復觀二位也為鄉土文學論戰辯護，保護了鄉土文學論戰中的一群青年朋友。

1980年6月端午節是胡秋原先生70大壽，朋友晚輩在台北市實踐堂舉辦祝壽演講會。一樓展覽胡先生近50年的著作和各期《中華雜誌》，吸引了很多人參觀。當天出席的貴賓有倪文亞、劉闊才、黃少谷、楊亮功、劉濟、劉贊同、傅江清、蕭先蔭、鄭學稼、朱介凡、查良釗、陸京士、任卓宣、張研田、劉先雲、成舍我、陶百川、劉紹唐、林衡道、趙自齊、端木愷、沈雲龍、鄭彥棻、楊雲萍、查良鑑、楚崧秋、董大成、余紀忠等等。實踐堂樓上樓下爆滿，走廊也站滿人。

演講會由錢江潮主持，邀請沈雲龍、成舍我、林衡道、卜大中、陳映真、曾祥鐸等人主講，他們對胡先生的學問、人格、思想做了深入中肯的介紹與評論，有助於一般大眾對胡先生進一步的了解。講演結束後，在全場與會者起立鼓掌聲中，胡秋原夫婦步上講台與大家見面。胡先生充滿感情地說：「沒想到會有這麼多貴賓蒞臨，這將使我此後在著作上更加起勁，以答謝各界的盛情。」

兩岸破冰第一人

1988年8月胡先生到美國檢查身體，隨即在舊金山召開記者會，說明他將在9月到大陸一行。美國和東南亞華文報紙都刊登了此一消息，當天也有中央社記者在場。胡先生記者會後來信問我台灣有沒有報導，我說一點消息都沒有。胡先生指示我們，把《中華雜誌》發表過有關和平統一的文章編印成書，書名為《民主統一與國家再建》，其中有批評中共及鄧小平的文章，照樣帶到大陸，他們也沒有刁難。9月號《中華雜誌》發表胡先生即將赴大陸文章，9月1日胡先生來信，要我轉送國民黨高層人士：秘書長李煥（送原文）、立法院院長倪文亞、副院長劉闊才、梁肅戎、林棟、鄧勵豪諸委員，我加以複印，蓋上胡先生印章，交立法院收發科代送。此信說明他以個人身分赴大陸，將和有關人士交換意見，觀察大陸建設，訪友和尋找寫作資料，回台後會向政府報告，作決策參考。

9月10日梁肅戎委員打電話到美國，勸胡先生停止大陸之行。胡先生說：「你們為什麼不早講，我明天就起程，一切安排好了。不去，不是貽笑天下嗎？」我們都很納悶，為什麼8月在舊金山開記者會時，有關單位不重視，臨行前才勸胡先生停止大陸之行？

胡先生在大陸訪問期間，見到大陸國家主席李先念、周恩來遺孀鄧穎超，以及上海書記江澤民等中共領導人，暢談對中國和兩岸的看法。又到上海同濟、復旦等大學演講，所講的都是《中華雜誌》刊登過的文章內容。大陸媒體密集報導胡先生的所行所言，震撼全大陸。到甘肅省敦煌時，遭李登輝在國民黨中常會提案，開除黨籍，並放話威脅胡先生，不准他回台。此舉影響到了胡先生剩餘的大陸行程。

胡先生到上海時，中共當局派了一位重要人士來見胡先生，胡先生寫了一份說帖交給他帶回北京，主旨有四點：一、言論自由是中國傳統，宜逐步開放。二、共產之名使很多人害怕，不妨改一名稱。三、「人民共和國」是史達林對其殖民地之稱，意思重覆，實不如中華民國正大堂皇。四、世界文字莫不有正楷與速寫字體兩種，速寫體則因人而異，希望大陸能做得讓全國多數人心悅誠服，萬眾歸心。胡秋原夫婦回台時，中國統一聯盟發動了大批盟員到桃園機場歡迎。

胡先生貢獻一生心血給苦難的中國，他寫出五千萬字巨著，《中華雜誌》也發行了30年，對知識分子影響重大。除寫文章辦雜誌，胡先生也為兩岸和平統一呼籲奔走，對兩岸的貢獻將永留青史。

(作者係《中華雜誌》資深編委)

從社仔移居到天母地區的平埔族原住民發現了溫泉，稱為八芝蘭；以慈諴宮（媽祖廟）為中心發展的八芝蘭新市街，後發展為遠近馳名的士林夜市；被譽為「台灣教育發祥地」的芝山巖，曾是殺戮戰場。

2025年5月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宣布，輝達總部將落腳於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簡稱北士科）的原新光人壽的「AI水岸智慧園區」。北士科是屬於北投區南側洲美一帶的科學園區，洲美舊稱洲尾，在1990年劃歸北投前，屬於士林區管轄。在該月底的端午節，洲美的屈原宮在雙溪所辦的龍舟比賽，地點便是在該園區所居雙溪和磺溪交會處。

雙溪上游的芝山巖，除了是士林的教育發祥地，也是軍事重地。附近除有軍情局、國安局，還有紀念情報頭子戴笠的雨農、雨聲路名、橋名和校名。而鄰近的故宮博物院、東吳大學一帶，則有國學大師錢穆、幽默大師林語堂、畫家張大千的故居。士林地區可謂地靈人傑，激起筆者探訪它的前世與今生。

清代先民的拓墾

雙溪發源於大屯火山群擎天崗附近，原於（頂）八仙附近注入基隆河（今於洲美注入處有遊艇碼頭）。乾隆年間（1736-1795），來自福建漳州的移民以祖籍的名勝「芝山」名為芝山巖（岩），並在芝山巖上興建了奉祀開漳聖王的惠濟宮；後殿則建起奉祀觀音佛祖的芝山巖、以及奉祀文昌帝君的文昌祠，道光7年（1827），士紳潘定民於文昌祠設館教書。而士林舊稱「八芝蘭」其地名淵源的三角埔，在芝山巖北方約2公里處，位居磺溪上游，鄰近草山（今陽明山）即今天母地區的三玉里、天玉里、天母里及天山里一帶。乾隆19年（1754）台北大地震，凱達格蘭平埔族所居的社仔「陷為巨浸」，被迫舉族遷居三角埔。但也因禍得福，發現了硫磺和溫泉，後者平埔族語為八芝蘭（Pattsiran）。

據同治10年（1871）陳培桂修《淡水廳志》記載該溫泉：「番井沸泉：在芝蘭堡，其源自三角埔山下。一線如溝，深尺許，多沙，流泉騰沸，冬煖夏涼。」該井後被業戶潘宗勝及農民開闢為番仔井圳，「灌溉田一百餘甲，無水租」。這口百年古井湧泉如今在位居天母東路新光三越斜對面的天和公園裡。1931年，宣稱日本天照大神與台灣的天上聖母（媽祖）是同一個神的不同表現，而創立「天母教」的中治稔郎獲得三角埔湧出的溫泉權利，命名為天母溫泉。此後「天母」成為此地的代稱。

清乾隆51年(1786)漳州人林爽文策動全台反清復明的天地會武裝抗清。八芝蘭一帶的漳州人也響應，賴水、郭穩等「樹立大旗，招匪千餘人」，當清軍攻八芝蘭時，「殺賊五十餘名。義民血戰，餘賊逃散，奪回大旗四桿、馬一匹。」事後，由居民募款將死難勇士、鄉民安葬於芝山巖，稱為「大墓公」。加上咸豐年間（1851-1861）的漳泉械鬥，無法辨認或無眷屬的死者又合葬於此。經此械鬥後，士林神農宮附近一帶芝蘭舊街的房屋焚毀。當地仕紳潘永清等提議至靠近劍潭的基隆河畔建立「芝蘭新街」，重建家園；而居民奉祀天上聖母的慈諴宮（1796創建）也在光緒（1874-1895）初年，在今士林市場範圍的中心點建立。

因芝蘭新街當地讀書風氣興盛，科考人才輩出，遂別稱「士林」，有「士子如林」的涵義。清光緒6年（1880）年，從桃園移居八芝蘭的學者陳登元替士林慈諴宮正殿左右楹柱題寫對聯，落款曰：「檢選縣正堂丙子（1876）科舉人陳登元傳並書」。光緒16年，陳登元到北京參加恩科會試，成為唯一應殿試獲得進士及第的士林學子。榮歸故鄉後，適逢台灣巡撫劉銘傳開設西學堂，延攬其為漢文科教習。

乙未保台的努力

光緒20年（1894）中日爆發甲午戰爭，陳登元乃響應另一進士丘逢甲「台人守衛台土」的號召，一道創辦義軍，自己用「良」字作為軍隊的符號。在八芝蘭自募鄉勇近千人，於是，丘逢甲向台灣巡撫唐景崧推薦陳登元為「良」字統領，成為儒將。澎湖淪陷後，台灣全島震動，陳登元率良字兩營和丘逢甲的軍隊，分防桃園外海的南崁港等處，除了保衛鄉里，也可兼顧台北省城的後路。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有志之士結合組織台灣民主國，奉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並設議院，延攬板橋林家的林維源為議長，陳登元為議員。林維源知事不可為，堅辭不就。陳登元見林維源不出也辭職，後隨著唐景崧、丘逢甲內渡中國內地。

日軍占領台北不到一個月後，根據逃往廈門的大稻埕、艋舺、八芝蘭、板橋等處五、六百口難民所述：「倭人淫虐不堪，無夜無明，縱令兵丁至百姓人家，見有婦女之流，即恣行無禮，即十三、四歲童子，亦必按倒輪姦」。之後，日本人看中士林的文風，硬在芝山巖惠濟宮內建設台灣「國（日）語傳習所」，以推行奴化教育。

1896年元旦，北部義首陳秋菊及新竹義首胡嘉猷所率義軍進襲台北城。士林、板橋、錫口（今松山）、金包里（今金山）等地也趁機響應。在士林一帶蜂起的數百義民，進攻了芝山巖，殺害學務部員楫取道明等6人。事後，日人特在芝山巖上撰書立「學務官僚遭難之碑」。後基於此地為「台灣教育發祥地」，祭場應神格化，1930年建立芝山巖社。

殖產興業和光復後的發展

士林街因地處基隆河（今士林市場外的基河路是當初之舊河道）汽船和帆船河運的便利，又接往北投、淡水的鐵路及大道（今文林路），利於運輸，從清代開始就提供了重要的轉運功能。加上街分東西南北、店屋整齊排列，設施可說冠於全台北。來自大台北地區周邊區域如社子（仔）、金山、野柳等的小販，帶著農產品及魚貨聚集在此士林街的市場進行批發。

另外，要運往艋舺及大稻埕（即今萬華區與大同區一帶）的貨物都在此處轉運。1959年士林商場建成後，有些腦筋轉得快的小販，白天賣菜，晚間收攤後兼賣小吃或雜貨賺錢，不少人隨之跟進，於是夜市的範圍愈擴愈大，演變成國際知名的士林夜市商圈。

1918年日本商人發起籌組「台灣製紙株式會社」，因士林街所在「所需的清水豐富，加上在士林驛（火車站）附近」。隔年在基隆河畔，現今的士林福德路一帶，興建了全台首座機械紙板廠，廠房以紅磚砌造。1939年，紙廠附近興建了連結士林街和社子間三跨距式吊橋。1997年通車的台北捷運劍潭站的外觀，即是以士林吊橋的模樣為藍本而設計的。吊橋興建期間，正是日殖民者實施皇民化時期，嚴禁台灣本地方言，只能說日語，傳統民俗也受到限制。士林的民間團體便以祝賀日本「海軍記念日」為名，每年5月27日中午到傍晚，在吊橋附近的基隆河舉行龍舟競技會，兩岸均有眾多觀覽者。

1951年美軍顧問團進駐台灣，台灣銀行分別於陽明山山仔后的文化大學周邊，以及天母的台北美國學校原址興建美軍眷舍，再加上美國學校（原址設於輝達總部預定地的磺溪對岸）、日僑學校的移入，這一帶逐漸成為中西文化匯流的據點，更促使天母成為充滿國際特色的商圈。

1950年蔣介石以日據時期士林山子腳的園藝試驗場作為其官邸，2009年修復完成以「蔣中正、宋美齡士林官邸」之名對外開放。蔣經國1986年以中國青年救國團創團主任身分，在劍潭成立了青年活動中心，其銅像至今仍在中心內。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紅樓夢》是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屢屢被改編為戲曲、戲劇、電影、話劇等各種藝術門類搬演。江蘇大劇院於2021年將之演繹成舞劇，迄今巡演海內外各大城市、逾300場。該劇6月19日首度來台，在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大劇院連演四天，場場爆滿，佳評如潮。

4場6千張票銷售一空

江蘇大劇院這次來台演出，在未廣為宣傳情況下，4場6千多張票銷售一空。很多人在臉書票券交易版「求票」，說「只要有票，任何日期、任何價位、任何位置都可以」、「只求圓一個夢就好」，由此可見舞迷們是多麼期待欣賞這場藝術盛宴。

每晚演出訂7點半開演，北藝中心特別於6點50分開放入場，7點整安排12金釵插花的暖場畫面供觀眾拍照。還不到進場時間，大劇院入口處已排起長長人龍，原來人手一本節目冊，排隊等著蓋上演出紀念章；不僅如此，巨大的宣傳海報前更是聚攏人潮，耐心依序至展板前拍照打卡。仔細一看，人群中有不少年輕女孩穿著美美的漢服，來赴這場紅樓之約，也有許多舞蹈系的老師帶著全班學生來欣賞。

6月21日，早早進入劇場等待開演的觀眾難掩興奮心情，其中包括國民黨秘書長黃健庭、陳怜燕夫婦，名廣播節目主持人尹乃菁，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石靜文、《觀察》雜誌發行人紀欣等，陳怜燕更興奮地告訴筆者：「我在無錫大劇院看過一次，太好看了，這次是第二刷」。

青年藝術家舞出新紅學

江蘇大劇院原創舞劇《紅樓夢》以賈寶玉與林黛玉、薛寶釵的愛情為主線。在尊重原著的原則下，由富有想像力、力求創新精神的青年藝術家，為其注入現代審美觀和意義。因其獨特的藝術魅力，於2023年獲得大陸舞蹈界最高獎項「荷花獎」。

綜觀這部舞劇，由黎星、李超兩位青年藝術家共同執導，崔磊及李宜橙兩位青年聯手編劇，主演班底皆為「90後」舞蹈界新生代傑出代表。敘事上，採取傳統章回體小說特色，分為〈入府〉、〈幻境〉、〈含酸〉、〈省親〉、〈遊園〉、〈葬花〉、〈元宵〉、〈丟玉〉、〈沖喜〉、〈團圓〉、〈花葬〉、〈歸彼大荒〉12個舞段，舞出賈寶玉與12金釵的聚散情緣。除了黛玉入賈府、元妃省親、劉姥姥逛大觀園、黛玉焚稿等知名劇情在舞台一一呈現外，編導群還以年輕人的視角重新解構了經典文學，創新加入12金釵合體新場面〈團圓〉、〈花葬〉，縱情舞出12金釵的綻放和凋謝。

原創舞劇《紅樓夢》用肢體書寫新紅學，沒有任何台詞，觀眾卻都能看懂每一個角色的性格。例如王熙鳳的「手指」，懲戒下人的指尖，銳如刀；讚美時伸出的蘭花指，暗藏心機。黛玉〈葬花〉時，以水袖為筆，在空中勾勒出花瓣紛飛的景象，結合現代舞地面動作與古典舞技巧，展現出角色對生命的感悟與隱憂。〈花葬〉舞段，12金釵褪去鮮艷華服、放下長髮，以撕扯翻滾的現代舞姿演繹女性的覺醒，傳遞出每一個人物的心思變化。

謝幕歡呼迴盪劇院內外

服裝、燈光、布景、音樂等也都很有看點。層層疊疊的幕布，不斷起落的帷幔，既實又虛。最後12金釵以椅背為碑，腳不著地，整個舞台佈滿白花，更是將光影用到極限。音樂以民族音樂為基礎，融入西洋管弦樂，即便年輕觀眾未讀過原著，都能感受到超過經典的榮華似水的藝術情意。

舞劇《紅樓夢》將一部120回的章回體小說，濃縮成130分鐘的演出，每一幕場景都令人目不轉睛，讓人心有所感。當布幕落下、大燈亮起時，觀眾情不自禁地報以熱烈掌聲，全體舞者一次又一次地謝幕、返場、再謝幕，再返場、再謝幕，歡呼聲迴盪劇場內外，至少持續十幾分鐘。這真是一場再次認識古典名著《紅樓夢》的難忘演出，也是一個令人難忘的，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傲的夜晚。

北京首都博物館和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等14家文物機構，日前展出了從西元前5800年希臘新石器至西元前1世紀希臘化時期的珍品，顯示了古希臘的歷史和其燦爛的文明。

愛琴文明

西元前7000年，希臘先民就已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生產。西元前3000年，希臘文明出現基克拉澤斯文化。基克拉澤斯群島位於歐洲和小亞細亞之間的愛琴海中部，緊鄰克里特島和希臘本土，雖然其藝術風格、墓葬形制受到來自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明和邁錫尼文明的影響，但仍有獨特的特徵，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之後有米諾斯文明，亦稱克里特文明，是希臘最早的青銅文明，時間跨度為西元前3000-1100年。依據希臘神話，國王米諾斯是海洋的統治者，島上有牛頭人身怪「米諾牛」。留存至今的米諾斯王宮遺址見證了昔日的輝煌，這些宮殿是政治和宗教中心。出土的記錄在泥板上的線形文字A傳達了當時高度的生產力和商品交易發展，說明王宮的行政運轉系統。這些宮殿在西元前1700年時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巨型建築，成為米諾斯文明巔峰時期的代表性成就。火山爆發等自然災害，內部統治不穩定，以及外來的邁錫尼勢力入侵，結束了米諾斯文明。

19世紀後半葉，德國商人謝里曼受到《荷馬史詩》的啟發，在土耳其和希臘多地展開調查，發現特洛伊遺址，揭開了邁錫尼文明的面紗。西元前1600-1100年的邁錫尼文明以宮殿、城牆和貴族墓葬著稱，留存的藝術品顯示出高超的工藝水準，成為希臘青銅器文明的代表。墓葬出土大量的金銀首飾、黃金面具、青銅武器、餐具和祭祀用品，以及用琥珀、青金石和彩陶製成的奢侈品，說明貴族的財富和權力。線形文字B（希臘語的一種早期形態）泥板文書的破譯，讓後人瞭解到那時國家的組織形式和行政運作方式。

當時還建有城牆保護的大型城堡，內有宮殿、神龕、作坊和居住區。國王通過稅收、徵兵控制大片土地，任命官員管理各地區。邁錫尼人的主神常與獅子、羚羊或飛鳥等野生動物在一起，表明對自然的主宰力。邁錫尼人崇拜的神靈還有宙斯、赫拉等，他們後被併入奧林波斯主神中。自西元前1200年起，邁錫尼文明逐漸衰落，直至前10世紀徹底消亡。

「古風時代」城邦興起

在邁錫尼文明後，希臘進入一段沉寂時期，文字消失，被稱為「黑暗時代」。因為相傳是盲人詩人荷馬（Homer）生活的年代，所以也稱「荷馬時代」。《荷馬史詩》相傳是由荷馬創作的兩部長篇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統稱，標誌著西方文學的開端。《伊利亞特》敘述希臘人遠征特洛伊的故事，《奧德賽》延續《伊利亞特》的情節，講述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結束後回家途中，因激怒海神遭遇海難全軍覆滅，在大海中漂流10年，最終回到故鄉，向其妻追求者復仇的故事。人們普遍認為《荷馬史詩》創作於西元前9-8世紀，但邁錫尼時代的英雄卻出現在史詩的情節中。

「黑暗時代」之後是「古風時代」（約西元前8-6世紀）。在該時期希臘人開始殖民活動，範圍包括地中海和黑海周邊，同時希臘城邦逐步形成。各地的富商越來越多，其土地、牲畜、戰利品及通過貿易賺取的收入，催生出一個貴族階層，並形成城邦。古風時期也是造型藝術的形成期，期間東方文化通過貿易對希臘藝術產生影響，形成其獨特的風格。這時期希臘人發展出幾何藝術風格，主要指陶器繪畫上帶著清晰且結構分明的水平飾帶，由回文、十字、圓形等圖案組成，達到很高的藝術成就。

古典時代

希臘的古典時代從西元前5世紀初開始至前420年。西元前480年希臘打敗波斯艦隊，隨後是雅典的興起，以及雅典與斯巴達兩大軍事同盟間的伯羅奔尼薩戰爭。在此時期，希臘人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空前成就。雅典人建立起古代民主制度，宏偉的神廟、公共建築及戲劇等方面均成就非凡。歷史學的希羅多德，醫學的希波克拉底、哲學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在人類歷史上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希臘人的神靈具有超自然力量，又有和人一樣的喜怒哀樂。神靈體系以「奧林波斯12神」為主，構成多彩的神話世界。

競賽是古希臘人的基本理念，在奧林匹亞舉辦的賽會，源於對守護神宙斯的紀念，比賽項目眾多，是現代奧運會的雛形。

馬其頓位於希臘的東北部，西元前337年，腓力二世召集各城邦在柯林斯集會，停止希臘人的內部爭鬥，一致對抗波斯。西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亞歷山大即位後，率領希臘聯軍打敗波斯帝國。到西元前323年病逝時，亞歷山大建立起一個地跨歐亞非洲的大帝國，宣告了這些地區希臘化時代的來臨，藝術科學得到廣泛的傳播，東西文化加速交流，為世界歷史開啟了新的篇章。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在抗日勝利與台灣光復80周年之際，台北政軍人士與昔日侵略者一同舉行了台海兵棋推演，形成罕見的歷史奇觀。

日本迄今未對侵略戰爭反省、道歉過，甚至不停地宣傳戰後的東京大審不符合正義。在當前特殊的台海環境下，台灣讓日本軍方直接介入，不僅不能保障台海和平，甚至可能會升高兩岸的政治疑慮。

台北的兵棋推演上，有美國與日本的退伍將領參與，共同高舉「反共保台」旗幟，其實是東施效顰汪精衛。1938年中國還在與日軍奮戰之際，汪精衛卻忙著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在汪精衛發表的《艷電》中，他說明甘為漢奸的理由之一，是想與日本共同防共。台灣現在有人要為汪精衛翻案，大概也是以為只要反共就可以合理化一切的荒謬行為。

國共內戰使兩岸分隔對峙，冷戰隨之興起，日本與撤退來台的國府簽訂了和約，同時在美國的主導下恢復與國府的邦交。但沒想到，日本基於國家利益，搶先在美國之前與北京建立關係，放棄台北。1952年的《中日和約》提到「應適用於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其實就隱含著還有台灣當局沒有控制的地區，顯示日本早就準備承認北京當局，只是在冷戰初期礙於美國的壓力，一直等到尼克森1972年2月訪問大陸後才動手。

隨著大陸改革開放後國力大增，亞太政治形勢改變，日本又馬上與美國一同轉向，將北京視為潛在敵人至今。日本從二戰前到二戰後的外交演變，充分反映出該國的投機本質，而短視的台北卻以為可在台海問題上拉攏日本對抗大陸，並爭取台灣獨立的空間。

面對抗戰勝利80周年，台灣官方未有任何積極紀念活動，反倒忙著拆除全省各地的蔣介石銅像，還與美、日合作搞兵棋推演。這種特殊現象顯示，台灣許多勢力想遺忘或抹除國共內戰的歷史脈絡，更妄想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兩岸關係錯綜複雜，台灣又出現與昔日侵略者合作的奇特現象，這必然使得兩岸關係更加嚴峻難解。日本有形的軍事物質力量，不見得能強化台灣的防衛力量，但對兩岸政治互信方面的傷害卻無比巨大。

蔣介石生前曾秘密與日本二戰軍人合作，但他們只限於提供參謀作業意見及作戰計畫研擬，這次兵推卻是模擬日軍如何介入台海情勢，意義完全不同。中美曾經共同抗日，今日卻與以前的侵略者雜處一室，明著是以台海安全為口號，但加入了日本退役將領，其中的政治陰謀也就不證自明了。

自國府遷台以來，台美之間的軍事活動已是常態，北京政府當然不滿，也已一再提出警告。現在再加入日本軍方勢力介入台海，似乎是台灣刻意想要營造出美、日、台軍事同盟的印象，讓北京更加猜忌台灣的意圖與動向，這發生在抗日戰爭勝利與光復台灣80周年的此刻，更顯得荒謬與不可思議。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