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華西南隅的下崁庄因有河運、陸運之便，吸引日、台合資在此選址設立新式製糖工廠，採收甘蔗原料範圍涵蓋大台北地區，光復後雖關閉，仍帶動當地其他產業興起。居北萬華於1867年重建的清水巖祖師廟，不但深具歷史特色，同時也見證了台灣重要的歷史事件。兩者皆已被列為台北市定古蹟。

離台北市萬華區龍山寺約 12 分鐘的腳程，鄰近《中國時報》（簡稱中時，1968年前稱《徵信新聞》）大樓的糖廍里大理街上，有一「台北製糖所文化園區」（舊稱「糖廍文化園區」）。園區內有昔日製糖所時代碩果僅存的三棟倉庫，其中B棟倉庫由萬座曉劇場租用；而由紅磚堆砌之M型屋頂的A棟倉庫，則設置了「糖倉開門」常設展，介紹台北製糖所的歷史故事及萬華產業發展軌跡。

先民在萬華開糖廍製糖

清代，台北製糖所所在的艋舺（今萬華）下崁庄（今西藏路以北），及鄰近的加蚋仔庄（今西藏路以南、中華路以西至新店溪岸，包含青年公園） 溪埔地適合種甘蔗，先民便在此開廍製糖。其他還包括萬華對岸的三重埔（今三重區）、和尚洲（今新北蘆洲）、新庄（今新莊區）、江仔翠庄（今板橋區江子翠）、龜崙蘭溪洲（今永和區頂溪）；大嵙崁溪（今大漢溪）流域之浮洲的「番仔園庄」（今板橋區番子園）、樹林的溪州（今樹林火車站附近）、對岸土城的員林（今土城區員林里一帶）、頂埔（今頂埔里一帶）等，甚至在基隆河流域，也有先民開糖廍製糖的蹤影。

日據初期，因下崁庄「其地在新店溪與大嵙崁溪之合流點，可藉水利之便，運搬甘蔗，位置甚佳，且與鐵道（今台鐵西部幹線縱貫鐵路）連絡，地盤鞏固，用水無缺，助於艋舺方面一帶市街之繁榮」；加上「其（甘蔗）原料皆得由水便運搬之，故較之陸運，其所須賃價，為稍廉；又為此以不須開築（機關車用）鐵道，較之中南部各製糖會社，尚有稍少資本以得經營之利。」日本人與板橋林本源家第四代便看準此優勢條件，1910年在此設立「台北製糖株式會社」台北製糖所，開始興建日壓700公噸的新式製糖工場，1912年正式開工。為確保甘蔗原料的供應，除了建造戎克船（中國古代帆船）50餘艘，並由香港訂造小艇，作為運搬甘蔗之用。

除此，還鋪設手押台車軌道。除了從製糖所興建木橋（今華江橋上游約200公尺處）跨越新店溪到對岸的江仔翠後，連接今板橋、土城、中和、林口等地的原料採集區；也從三重埔的堆蔗碼頭─橋頭，鋪設軌道抵達新莊一帶。因該軌道可至樹林、桃園，也肩負從淡水河對岸的大稻埕到上述地方的旅客貨物之連絡輸送。上頁的《台北製糖所運輸系統地景模型》呈現跨新店溪的木棧橋一側可以開啟，讓航行中的戎克船通過，橋旁有簡易泊船卸蔗碼頭等建設，取水陸運接駁之便，來進行原料的運輸。

1916年，在台灣南部擁有8座製糖工廠的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希望將製糖事業擴展至北部，遂與台北製糖株式會社合併，更名為「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台北製糖所」。次年率先裝置全台首創的甘蔗細裂機（Cane Shredder），1920年開始用碳酸法製造「耕地白糖」。1919年萬華車站搬遷至今康定路底後，台北製糖所與萬華車站之間，舖設1067公厘軌距鐵路，製糖所使用的器材及砂糖，均由萬華站進出。

1940年為配合太平洋戰爭的需要，日本人利用榨甘蔗後的蔗渣，新建甘蔗板工廠，作為建材用及造紙用紙漿原料。由於台北製糖所屢創新技術，提高產糖量與品質的貢獻，次年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遂併購台北製糖所。1944年台北製糖所因轉製軍用燃料而關閉。

台灣光復後糖廠由台糖公司接收，不久即停止製糖，作為倉儲使用，但附近以糖業剩餘產能為中心的相關產業，如化工、食品加工、紙業等中小型工廠仍然盛行。1950年代，《徵信新聞》利用糖廠煙囪旁的台糖倉庫展開報業，吸引了周邊印刷產業的聚集。後來台糖開始變賣土地予中時、台電，並與台北市政府合建國宅、台糖員工住宅，僅剩3棟倉庫作為貨物轉運站。2003年，台北市政府指定該3棟倉庫與倉庫前的古鐵道月台為市定古蹟，並於2011年正式成立糖廍文化園區，當地社區居民暱稱為「甘蔗公園」。此後陸續舉辦艋舺甘蔗祭、糖廍音樂節、艋舺青少年種子營等活動。

古色古香的清水巖祖師廟

位在康定路和長沙街交會處的艋舺清水巖祖師廟，座東朝西，為兩進兩廊兩護龍的建築形制。由於同安籍移民所在的八甲庄北部一帶為安溪籍移民，故該廟和其他唐山過台灣至大台北境內的新店大坪林、三峽、淡水拓墾的安溪籍移民一樣，供奉福建安溪移民的守護神一清水祖師。多尊祖師中以「落鼻祖師」最出名，相傳每逢天災地變，祖師的鼻子便會自行掉落以示警。據同治年間（1862-1874）成書的《淡水廳志》紀載，該廟為「泉州安溪分派，乾隆年間（1736-1795）捐建，嘉慶22年（1817）重修，咸豐3年（1853）分類（頂下郊拼）燬，同治6年（1867）重建。」至光緒初年才竣工，光緒帝賜匾《功資拯濟》，高懸廟裡中殿永存。

清水巖祖師廟，不但深具歷史特色，同時見證了「清法戰爭」、以抗日保台名義成立的「台灣民主國」遊行等台灣重要歷史事件。在日據時期，更曾作為老松國小、龍山國小、中山女高、成功高中、艋舺幼稚園、總督府圖書館（現為台灣圖書館）等文教機構。「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於1914年11月在艋舺清水祖師廟內，設置臨時事務所，籌備開館事宜。1908年，中山女高的前身─台灣總督府國（日）語學校第三附屬女學校由士林遷往艋舺，校舍借用艋舺公學校（今老松國小）的教室，宿舍則設於祖師廟中。至1915年，附屬女學校正式遷入新校地的西門町後菜園（內江街）期間，女學生的住校生活受到祖師廟各種楹聯的影響，其後在後菜園出現模仿楹聯的「壁書」張貼在宿舍內各處，內容除了修身養性的名言錦句外，也有日常的實用教訓、有趣的笑話等，後來更擴增學生自創的佳句、宣導事項，成為隨處可見的風景。

1940年清水巖祖師廟後殿毀損，1985年因建停車場，在後殿遺址挖出許多同治年間的文物；而之前因長沙街拓寬工程，被局部拆除的右護龍部分重建完成，兩者共同展示說明祖師廟的前世今生。

未來展望

龍山寺的主體建築已毀於二戰美軍空襲，但龍山寺一帶已發展為商圈，吸引不少國內外遊客的朝聖和造訪。對比之下，祖師廟和「台北製糖所文化園區」則顯得冷冷清清。當局應多向遊客介紹具有歷史和文教意義的祖師廟，並讓其親訪「台北製糖所文化園區」，知道台北有糖廠的存在。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在全球老齡化和少子化浪潮的衝擊下，台灣急於穩固產業和護理系統的勞動力支撐結構，但台灣依賴的藍領移工和「新南向」僑生，暴露出一個殘酷的現實。原本名義上為教育與合作交流設計的「3＋4僑生專班」，如今在結構上可能與「失聯移工」問題交織，成為另一種人口剝削的新機制。這不僅是移工政策的偏差，更是對教育公平與人權保障的根本挑戰。

從教育政策轉向勞動輸出

2014年，為應對台灣高職與私立科技大學招生困難，啟動了「3＋4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招收16-22歲的東南亞學生來台，先讀完3年高職，再進入合作的私立科技大學讀4年，總共留學7年。制度初衷是吸引東南亞青年來台學習技職技能，以期未來能夠留在台灣，支撐本地產業的勞動力需求。然而，這一計畫在十年間逐漸偏離初衷。

從招生口號「來台讀書、練中文、學技能、賺錢」開始，教育與勞動之間的界線便模糊不清。學生們在中文能力尚未成熟時，便被安排進行勞動密集型實習，甚至被學校推向服務業和製造業的生產線，如房務、端盤、焊接作業、半導體測試等基礎勞務。他們表面上是學生，實際上卻成了「穿著校服的學工」。學生們的回饋揭示了語言教學、實習配套和教育支持系統的嚴重缺乏，學校因財務和招生壓力，更注重招募僑生，而非課程設計和人道關懷。這種制度性安排本質上是一種以教育為幌子的勞動力輸入策略。

移工潮與失聯風暴

根據勞動部的統計，截至2025年初，失聯移工人數已達到9萬多人，其中製造業超過5萬人，照護工逾4萬人。移工失聯的結構性問題由來已久。高額仲介費用（通常達15-20萬元）讓許多移工一抵台便陷入沉重債務。此外，雇主對勞動轉換的壟斷與嚴格限制，使得移工難以擺脫壓迫性的雇主。對照護移工來說，長期缺乏工時保障與休假制度成為他們失聯的另一大誘因。非法加班與工時造假更是普遍的現象，凸顯出台灣勞動環境中對人權與法律的忽視。

「3+4僑生專班」原本旨在培養國際人才，但卻意外重蹈了移工制度的覆轍。許多僑生在校期間只接受簡單的基礎課程，大部分時間被安排到企業實習。這些實習看起來合法，帳面上的工時與加班費皆合規，但學生每月工時往往超過250小時，加班也常常超過100小時。學校與企業之間密切合作，通過樣板工時與虛假報表來規避法令監督。

這種制度安排不僅嚴重削弱了教育功能，也使得學生的「學習者」身分逐漸被「勞動力」取代。尤其是語言能力有限的僑生，經常被派往需要高度溝通的服務業，不僅難以適應，還常常被企業要求更換，如物品般被隨意處理，學生的尊嚴和選擇權形同虛設。

「學工」與「移工」的交織

學工制度備受爭議主要在於其高度複製了移工制度的問題。從移工在電子工廠過度勞累，到僑生在餐飲實習中通過YouTube學習烘焙技巧，都反映出教育功能的邊緣化和勞動實踐的主導地位。一旦社會將藍領勞動者的功能性視角（如補充人力、照顧老人、支持餐飲業）內化為政策邏輯，便很容易用「培養」之名包裝剝削的現實。這不僅侵害了學生的權益，還成為多方共謀下的利益交換場域。學校通過高註冊率獲得政府補助以維持運營，企業則通過學生勞力降低成本，政府則以「留才」為名對外宣示國際友善的形象。最終，唯一的受害者是這些年輕的東南亞學生，他們在異鄉陷入語言、勞動、學業三重困境，身心俱疲，卻難以發聲。

過去台灣曾因勞工人權問題被國際點名為「人口販運高風險地區」，後雖因國際壓力有所改善，但現今的僑生專班制度正逐步重現舊日陰影。語言門檻僅限於初級華語，使學生難以理解合同內容和法律權利；實習實為正式工作，加班費以「生活津貼」形式發放，規避基本工資法規；專業教學不落實，教師敷衍了事；監管單位事前審查能力有限，事後處理緩不濟急，整體監管機制鬆散，且無法及時回應問題。

這些因素使得整個學工制度陷入一種既非真正教育、也非合法勞動的模糊地帶，學生缺乏勞動保障，也得不到教育實質收益，進退兩難。若制度不改革，不僅會失去國際學生對台灣的信任，還會危及台灣教育體系的公信力。僑生實習制度並非單一個案，而是牽涉教育、勞動、移民政策交織下的結構性矛盾。唯有正視問題，才能建立一個兼顧人權、教育和經濟發展的制度設計。

政策轉向的三項關鍵建議

要真正解決學工化、移工失聯及教育資源錯配等結構性問題，以下三點是迫在眉睫的改革方向。首先，應回歸教育的本質，制度化改革語言和課程設計。應建立多層次的中文課程，將入學標準分為語言學習期和正式技職教育期，避免學生在「聽不懂」的情況下，被迫接受低效學習或參與實習。

其次，應提升實習門檻，強化實務技術訓練的監督和法律保障。主管機關應明確規範實習時數的上限和工資標準，杜絕廠商或學校利用「樣板工時」規避監察機制。實習應由教育部主責監督，而非由僑委會單獨處理。

最後，落實退場機制與獎懲制度，引導學校轉型為教育本位。私校應建立學生流失率、教學評鑒和畢業成果等指標，作為是否繼續招收僑生的依據，避免為生存而無限制地擴張專班的招生規模。

結語

在全球競爭優秀青年人才的背景下，台灣也在積極應對人口紅利即將消退的未來。然而，「留才」不能通過剝削實現，「補工」也不應以教育為幌子，台灣必須從制度設計、價值態度和執行機制上，徹底擺脫「人力市場工具化」的心態，轉向以人為本、教育為本、尊嚴為本的全面思維。否則不僅留不住人才，也留不住希望。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候選人）

量子科技正成為全球科技競賽的焦點，其計算、通信與感測潛力將重塑經濟與安全格局。美國長期領跑量子科學，中國大陸與歐盟投資快速成長形成新動態。透過聯邦資金、人才培育與供應鏈安全，美國可鞏固定位。本文引用麥肯錫2023與2024年的《量子科技監測》報告、2025年(今年)2月量子通信報告，以及微軟總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4月28日發表的文章，探討美國在量子領域的策略路徑。

量子科技的革命性潛力

量子科技利用量子力學原理，提供了超越傳統的計算能力。微軟報告顯示，成熟的量子電腦計算力可超越當今所有電腦總和，應用於化學、藥物研發與能源。麥肯錫2024年報告預測，量子計算2035年前可創造1.3兆美元的價值，2040年市場規模1060億美元，其中量子計算占900億，量子通信149億。今年2月的報告顯示，2023年量子通信市場10億。

今年2月，微軟馬約拉納（Majorana）量子晶片突破減少退相干問題，穩定性提升了50%。微軟與 Quantinuum 2024年的糾錯能力提升800倍。麥肯錫2024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量子專利1589項，美國占40%（636項）、中國大陸45%（715項）。2024年專利成長12%。全球量子投資2023年達17.1億美元新創融資，公共投資420億美元，成長50%。美、中與歐盟策略各異，影響技術格局。

美國的量子領導基礎

美國量子領導源於聯邦投資與私部門創新。2018年，川普政府通過《國家量子計畫法案》，成立國家量子協調辦公室。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NSTC）今年的報告顯示，2019-2022年聯邦資金從4.56億增至10.41億，2023年9.32億，今年預算9.98億。

美國的發展仰賴國防部、能源部與國家科學基金會。國防部2023年資助50個量子項目；能源部資助5個量子中心，總額3億；國家科學基金會補助36.8萬跨學科STEM學生。麥肯錫2024年的報告顯示，美國2023量子新創投資占全球62%，達10.6億美元，2024升至65%（11.2億）。布拉德史密斯建議重新授權《國家量子計畫法案》，資助量子飛躍挑戰研究所（2023年200個項目，1.5億）與國家量子計畫中心，吸引12億私部門投資。

中國大陸的量子發展

中國大陸將量子科技列為國家戰略，融入「十四五」計畫。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ITIF）2024年的報告顯示，2023年中國大陸量子研究政府支出達到150億，占全球36%，超過歐盟的70億與美國的18億。自2000年，公共研發支出成長16倍，2023年總額占全球26%。2023年，中國大陸公開專利占全球45%，達715項，超越美國的40%。

中國大陸投入基礎設施，如國家量子資訊科學實驗室（10億）、北京—上海量子通訊骨幹網（100億）。2023年中國電信投資4.3億成立量子資訊科技公司，2024年新增3個量子實驗室。2023年中國大陸量子相關學位畢業生占全球30%，達11萬人。美國則採分散資金分配，注重基礎研究。

歐盟與其他地區量子動態

歐盟視量子科技為數位轉型的核心。2023年歐盟量子研究支出70億，占全球17%。德國慕尼黑量子谷吸引5億歐元投資，創造1000個職位；荷蘭代爾夫特量子中心2023年資助約50個新創（Quantum Delta NL數據）。麥肯錫2024年的報告顯示，歐盟2023年新創投資占全球10%，達1.7億歐元。2024年歐盟持續推進「量子旗艦計畫」，追加20億歐元，總投資約100億歐元。

其他地區如日本（2023年投資5億美元）、南韓（10億美元）與澳洲（約3億美元）亦積極參與。日本2023年量子專利占全球5%，南韓2024年資助100個研究項目。這些動態顯示量子競賽的全球化趨勢。

量子領域的三大關鍵行動

麥肯錫2024年報告顯示，量子科技創造2兆美元價值，2023年公共投資420億美元，成長50%。布拉德史密斯提出資金、人才與供應鏈策略：

一、強化公共與私人投資協同。麥肯錫2024年報告顯示，2023年美國聯邦研發支出9.32億，德國20億。史密斯建議重新授權《國家量子計畫法案》，資助量子飛躍挑戰研究所（2023年200個項目）與國家量子計畫中心（3億）。

二、擴大量子人才培育。麥肯錫2024年報告顯示，2023年全球量子學位畢業生36.7萬人，需求與人才比例3:1，美國每百萬人200名，落後歐盟（303名）。195所大學量子課程增加8.3%。史密斯呼籲借鏡1958年《國家防禦教育法案》，國家科學基金會2024年「Q-12教育計畫」覆蓋6000所學校，資助1200名研究生。

三、建立創新集群以強化供應鏈。麥肯錫2024年報告顯示，慕尼黑量子谷2023年吸引5.5億歐元投資。史密斯建議降低稀釋製冷機對外國的依賴，2024年需求成長25%。美國「量子中心」2024年吸引2.5億美元，科羅拉多州集群創造500個職位。2024年晶片製造投資60億美元，10%適用量子技術。

結語

量子科技將定義未來，而美、中與歐盟的競爭態勢將決定全球領導地位。麥肯錫2024年報告與史密斯今年的文章顯示，強化投資、人才培育與創新是關鍵。因此，量子領域的未來領導者，取決於各國在技術突破與策略布局上的持續努力。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聯合打擊戰機(JSF)的標案失利後，美國波音公司的發展策略是以現有機種做修改、縮短研發時程、搶攻戰機市場、鞏固客源、出售產品籌措資金、研發各型無人機、參加美國海軍FA-XX標案等。雖然，JSF標案由洛馬公司X-35(F-35)得標，但波音公司卻因禍得福，在有人戰機和無人戰機領域均有所突破。

波音公司的發展策略

1997年波音公司收購麥道公司，二者正式合併。原來麥道公司F-15、F-18系列，便轉由波音公司的軍用機部門管轄。當時，由於F-14機隊操作成本昂貴、後勤維修不易，美國海軍陷入預算吃緊的窘況。在美國國會要求下，美國海軍宣布F/A-18E/F (由F/A-18C/D修改而成)以高性價比(C/P)替換F-14，成為美國航艦主力機種。2006年9月，F-14機隊全數除役。F/A-18E/F量產服役之後，美國海軍、澳洲空軍相繼採購，評價甚高。而EA-18G的強大性能，更獲得美國海軍讚賞。

自2008年開始，全球性金融風暴一再衝擊各國財政，間接影響到JSF標案的採購數量。尤其，歐元區各國的倒債效應，法國、德國居於歐元區的主導地位，財政快速惡化；而義大利、希臘等旅遊業國家，更是情況窘迫。JSF單價上漲的隱憂，讓原先各會員國的支持態度也轉趨保守，甚至出現抵制的聲音。以下將順序介紹JSF標案前後，波音公司推出的各型機種。

EA-18G Growler

EA-18G咆哮者是由F/A-18F雙座型改裝而成，電戰系統和EA-6B通用，整體性能則遠超過EA-6B。EA-18G有11個外掛點，可攜帶電戰莢艙和空對空飛彈進行超音速飛行，也能和超級大黃蜂共用90%以上的零件，維修方便。

EA-18G配備電戰干擾莢艙和衛星通訊系統，能有效干擾甚至摧毀敵方電子設備。EA-18G翼尖的飛彈改為高頻雷達接收器，翼尖接收器的資料處理器則設置在機內；機砲取消後，剩餘空間安裝低頻通訊裝備。駕駛艙採用先進任務電腦和顯示器，並配備了聯合頭盔瞄準系統；可允許後座飛行員獨立控制飛機的感測器和武器系統；使用數位地圖，前方與後方駕駛座的顯示器可提供警告。EA-18G咆哮者可發射AIM-9X、AIM-120C等空對空飛彈，和HARM、JSOW、JDAM、SLAM-ER等空對地武器。

F/A-18E/F Block III

2024年3月，美國海軍通過增列預算，要求波音公司再交付17架F/A-18E/F Block3超級大黃蜂國際通用型。該機型配備2具F-414EPE增益型發動機（推力增加20%）、單一全幅多功能顯示器、360度圓周球形預警系統、機背適形油箱、封閉式武器吊艙等，性能優異。

FA-XX

2010年，波音公司參加美國海軍FA-XX標案。FA-XX兼具匿蹤和航艦起降性能，依照波音公司的流程，FA-XX可能是有人戰機或無人戰機，將替換現役F/A-18E/F。歷經15年的延宕，美國海軍將於近日決標。目前，競標對手為諾格公司，得標呼聲頗高。

FA-XX有二種構型：第一種為下方菱形進氣口搭配後掠翼；第二種則為上方包覆式進氣口搭配三角翼。上述構型皆具備流線圓滑外型、匿蹤噴嘴和內置彈艙，無垂直尾翼和突出物。當然，取消垂直尾翼對操控性有顯著影響，FA-XX操控性可能遜於現役戰機。不過，藉由強大的匿蹤性能和電子反制措施，FA-XX可完成任務並安全返航，航程/作戰半徑將優於現役戰機。FA-XX的內置彈艙可攜帶各種彈藥，並可指揮、遙控無人戰機協同作戰。

F-47 NGAD

F-47具備低風阻、流線化、上翹小前翼和主翼、匿蹤進氣口、內置彈艙等特色，將成為全球空優戰機的標竿。F-47除了空優任務外，還兼任戰場管理者的角色，可指揮、遙控無人戰機協同作戰。未來F-47將包含先進發動機、多重武裝、戰場管理系統、AI人工智慧輔助、高度生存性等項目。川普曾透露，F-47技術驗證機已進行多次試飛，預計在他這一任期內完成首架原型機。據傳，洛馬公司將升級現役F-35A軟/硬體，宣稱具備NGAD八成性能，並以NGAD單價打對折競標，結果尚難定論。

結語

近日，印度、巴基斯坦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多架印度飆風、俄製戰轟機、以色列製無人機等，遭巴基斯坦霹靂15E型（PL-15E）擊落。據傳，雙方派出上百架戰轟機和早期預警機應戰，交戰距離高達150公里，為視距外作戰（BVR）的經典範例。此外，巴基斯坦也成功攔截印度飆風發射的風暴之影；JF-17雷電戰機則發射CM-400AKG空對地飛彈，摧毀印度旁遮普省亞當普爾空軍基地的S-400防空系統。

雖然，印度飆風配備Spectra整合電戰系統，被法國達梭公司（Dassault）稱為「歐洲最先進的空戰自衛系統」，可在敵方雷達鎖定之初就發出警告，並自動進行電子反制或釋放干擾絲、熱焰彈等。但是，在巴基斯坦施以地面雷達、防空系統、早期預警機、戰轟機的全方位偵測、開火、中繼導引、雙脈衝發動機末端點火加速等手段壓制下，仍有3架印度飆風遭擊落。台海情勢嚴峻，以台灣空軍現有的戰機武器裝備來看，極可能陷入劣勢，因此台當局可能會繼續向美採購相關先進產品。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的邊界之爭長達半世紀，兩國同是核武擁有國，因此在歷年的軍事衝突中，兩國高層相當克制，將衝突設定在傳統戰爭的框架。4月22日發生帕哈爾加姆（Pahalgam）恐怖攻擊事件後，印度揚言軍事報復，5月7日率先發動軍事攻擊，巴基斯坦在反擊的過程中聲稱擊落印度空軍5架優異的戰機。

對此，印巴兩國起先各說各話，但隨著時間推移，CNN、The Aviationist陸續公布了相關資料與照片後得知，此役巴國使用的戰機是中國大陸製造的裝備。該起事件為中國武器立下戰功，此戰役的影響絕非僅有印、巴兩國。

印、巴雙方的空軍實力

成立於1932年的印度空軍，目前使用超過1700架各型飛機，人數超過13萬人，以客觀資料來論，印度空軍操作性能優異的法製飆風戰機、幻象戰機、俄羅斯的蘇愷30戰機等。巴基斯坦空軍僅有700餘架飛機，人數僅35,000人，主力戰機包括美製的F-16戰機、中國製的梟龍戰機（JF-17）與殲十戰機、法國的幻象三型戰機等。

從兩國空軍的實力對比來論，印度空軍有壓倒性的優勢，但為何至今印度空軍已折損數架優異的法製戰機？為何印度空軍仍無法在此戰役中獲得絕對的空優？為何巴國空軍操作的中國製戰機能大放異彩？本文認為，空戰的勝利固然與其他軍種之間的協調有關，也和戰機飛官當下的判斷與平時扎實的訓練有關，但從軍事科技的角度來論，中國大陸製造的戰機與飛彈是印巴空戰中，巴國空軍獲勝的關鍵要素。

巴國空軍殲10C/E戰機

殲10戰機為「成都飛機工業集團」的產品，1998年試飛成功，2005年正式裝備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目前總產量已超過700架，除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使用外，巴基斯坦空軍為全球唯一的海外客戶，巴國空軍正式在2022年3月正式引進20架殲10C/E戰機（巴國最終將採購60架殲10C/E戰機），雖然巴國採購的殲10C/E戰機在數量上相當有限，但因戰機的優異設計，加上此次豐碩的戰果，估計未來殲10C/E戰機在國際軍武市場的機會有機會大幅成長。

殲10C/E戰機的機身長度為16.9公尺，機翼展為9.8公尺，機身高度為5.7公尺，最大飛行速度為1.8馬赫，作戰半徑為1240公里，最大航程為2950公里，配備一具WS-10B發動機，武器配備一門固定23mm雙機砲，機腹與機翼總共擁有11個武器掛架，能攜帶中國自製的短程、中程與中長程飛彈，也能攜帶傳統炸彈、火箭彈進行對地打擊，整體來說，殲10C/E戰機是一架多功能用途的戰機，為殲10戰機系列中的最新改良款，也是能和美國F-16戰機、瑞典JAS-39戰機、歐洲颱風戰機、日本F-2戰機相比的機種。

此次立下戰功的不單是巴國空軍的殲10C/E戰機，戰機上配備的主動掃描雷達（AESA）與霹靂15（PL-15）中程飛彈也是關鍵。中國大陸製的霹靂15飛彈，最大射程為200-300公里（衍生版），在射程大幅超越美製的AIM-120先進中程飛彈，然而因巴國空軍所使用的彈種為「外銷版」的霹靂15飛彈，據推測其最大射程仍有145公里，該射程同樣能勝任「視距外」空戰（Beyond Visual Range, BVR），此次巴國空軍透過殲10C/E戰機擊落印度空軍的飆風戰機，能視為殲10C/E戰機首次的實戰紀錄，而中程對空飛彈的性能更震驚各國。

在多年平時的訓練中，巴國軍方了解在軍事綜合能力無法和印度相比，從2011年以來，中國與巴基斯坦多次進行聯合空中訓練，演練的科目多以空戰、近距支援作戰、對地轟炸、跨軍種的聯合作戰、紅藍體系對抗等科目進行演練，藉以強化巴國的空軍實力。

結語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製造的武器因缺少實戰紀錄，外界只能從性能數據了解其武器的具體性能。雖然此次空戰非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所立下的戰果，但透過鄰國巴基斯坦的實戰表現，確認中國製的戰機、飛彈已具備世界主流武器的水平，也再次證明大陸改革開放40餘年以來，軍武的科技實力早已不容小覷。

值得一提的是，殲10系列戰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主戰裝備，近年因解放軍持續以實戰化的標準要求進行空戰演練，足跡遍及台灣的西南/東南空域、第一島鏈空域等，持續升級的殲10戰機具備完整的空戰、對地與空中加油能力，在潛在的衝突想定中，殲10戰機終將擔任空權與海權爭奪的主力。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1894年7月，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侵略朝鮮，清軍兵敗，北洋水師覆滅。日本之後取代中國而獨霸亞洲，直至二戰結束，成為戰敗國。甲午戰爭130周年之際，北京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了「怒海丹心：甲午風雲人物墨蹟展」，展出在該時期關鍵人物的墨蹟170餘幅，讓參觀者緬懷歷史，激勵強國之心。

展覽分為四個主題。「朝堂風雲」單元展示了晚清核心人物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等人的書劄墨蹟，反映出清廷對日政策的搖擺，最終導致戰敗的結果。李鴻章是北洋水師的主要創建者和當時朝政的核心人物，他在戰前的奏疏中多次提及財政匱乏、軍備不足的問題，而求保守政策。戰爭爆發後，他的主和立場成為歷史罵名。以翁同龢為代表的主戰派在甲午戰後雖徒留悲催，但其墨蹟也讓人們感受到他們圖強救國的情懷。

「軍中搏命」單元展示了北洋將領丁汝昌的奏疏和鄧世昌的聯幅，既顯示他們抗敵的堅強意志，也是悲劇的寫照。甲午海戰中，鄧世昌、丁汝昌、左寶貴等英勇官兵犧牲了。丁汝昌的以身殉國凸顯清朝當時的內外困境。鄧世昌的手跡：「武將宣威自天而下、文臣紀盛如日之升」，令人感懷。劉永福、唐景崧、邱逢甲等保台失敗，戰後袁世凱、黎元洪等北洋軍人崛起，影響著民初的時局，他們的墨蹟反映著那個時代的動盪。

「覺醒求變」單元展示了甲午戰敗後，各界有志人士如張謇、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等的墨蹟，是那個時代強國求變風潮的寫照。康有為、梁啟超等帶領各省舉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台，且日後成為「戊戌變法」的推動者。張謇等創辦實業，工商救國；嚴復、吳汝綸等則辦學以啟民智。甲午戰敗、割地賠款的恥辱，刺激了中國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教育等人各方面全面變革。名人們的墨蹟是那個時代的反響。

「警示長照」單元展示了日方侵略人物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東鄉平八郎、樺山資紀等人的手跡，他們既是「明治維新」的核心人物，也是發動侵華戰爭的始作俑者。他們的手跡不僅凸顯其侵略野心，更昭示著人們勿忘歷史。

（作者係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二次大戰期間，與中國友好的德國軍政界人士曾透過管道向蔣介石求助，希望蔣能夠讓美、英兩國領袖知道，德國內部正有人密謀推翻希特勒，希望西方國家能平等對待德國，不要重蹈凡爾賽條約的覆轍，這樣推翻希特勒的政變才可能得到德國人民的支持。

希特勒發動軍隊侵略波蘭後，德國內部就有人透過不同管道向西方傳達訊息，想爭取西方的支持，其中一個管道就是透過中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傳話，讓他們了解德國內部不完全是納粹黨人士，有不少人反戰。

早在二戰爆發前，中國與德國一直保持著低調但相當友好的關係，但隨著抗日戰爭擴大，德、義、日三國軸心形成，中國在國際外交上開始向西方國家靠攏，而蔣介石甚至一度成為德國反對派人士寄予希望的東方領袖。

德內部有親華與親日兩派

1990年代，研究戰時中德關係的大陸歷史學者馬振犢與戚如高認為，德國內部有親華派與親日派兩派人馬。德國國防部長柏龍白、經濟部長沙赫特(1877-1970)、外交部長紐賴特等為親華派，其中沙赫特曾親自向蔣介石派往歐洲的特使齊焌表達發動政變的意圖，柏龍白的親信克蘭（Hans Klein）也提過類似的看法，但這些人後來在德國政界都失勢了，而戈林、里賓特洛甫等親日派則多為納粹黨人士，他們在德國政界聲勢高漲。

大戰爆發前德國雖由納粹黨執政，但仍與中國有軍事合作關係。1936年，早年留學德國的齊焌，擔任軍事委員會總顧問處的秘書，在一份書面報告中說明，克蘭以經濟顧問的名義在兩國之間活動，促成中國以原料交換德國軍火，爭取德國軍事代表團駐華。克蘭告知德國政府願負擔軍事代表團的薪資與生活所需，但也歡迎中國政府另外給予津貼或招待。考慮到外部因素，克蘭希望德國在軍事國防上協助中國的事保持低調，對外只說有經濟與商務關係。

1937年中國全面展開抗日，1939年德國侵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德兩國難以再合作。1941年10月25日，克蘭電告齊焌，桂永清做事不小心，與托馬思將軍通信遭德國當局查獲，差點惹出麻煩。托馬思拒絕再與桂永清有任何來往。

戰爭初期德內部已有人謀反

隨著德國發動對蘇聯攻擊，德國內部的反對勢力逐漸增加，齊焌奉蔣介石之命，經瑞士訪問柏林，與德國親華人士接觸。1941年7月15日，齊焌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報告，德國朝野暗中活動甚力，克蘭是其中一位；雖然秘密警察防範森嚴，但只要德國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公平待遇，他們就會推動政變。沙赫特認為在秋季發動政變比較合適，但必須在擊敗蘇聯之後。德國友人請齊焌向蔣介石轉達，希望蔣介石委託重要人士向美、英等國領袖傳達，並希望獲得美、英兩國的保證；為了安全，德國友人的囑託應嚴守秘密，以免在德友人橫遭不測。

齊焌又於同年11月13日向蔣介石報告，他曾兩度與克蘭、克蘭的律師愛爾哈特在瑞士晤談。愛爾哈特稱，德國反政府人士正在縝密進行政變事宜，以備將來有所作為。德國友人希望克蘭代表德方審慎尋覓國際路線，沙赫特、托馬思也請克蘭託蔣介石，與羅斯福、邱吉爾等人商談，取得諒解與聯絡。克蘭轉述了沙赫特的意見，由宋子文到瑞士與德方代表商談，德方代表表示，德軍實無戰勝的把握，必須及早設法改變政府，結束戰爭；此事只能面談，不能透過電報，否則德國友人性命休矣。

齊焌在柏林面見托馬思時，托馬思表示希望蔣介石幫忙聯絡，並獲得保證。齊焌也見到沙赫特，沙赫特表明他們都是愛國人士，他們信任蔣介石，希望蔣能告訴羅斯福與邱吉爾，德國內部有雄厚勢力推翻當前政府；盼望這件事情只在幾位領袖之間討論，對外嚴守秘密；現在準備行動的人不在少數，各方力量雄厚，直達納粹黨中的高級幹部，但不能一一相告，相信羅斯福與邱吉爾可以理解。

要無條件投降削弱反對勢力

當時德國內部反對勢力遍及社會各階層，連軍事情報局局長卡納利斯都曾向西方傳達謀反的訊息。1943年1月，美英卡薩布蘭加會議，羅斯福在未徵詢邱吉爾的意見下，片面主張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這打擊了德國推翻希特勒的勢力，他們擔心德國前途將受到威脅，只好拚死一戰，反而鞏固了希特勒的領導。

蔣介石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3年4月7日記載，齊焌電報說明德國在史達林格勒慘敗後民心動盪，密謀革命人士希望在1943年6月採取行動，推翻希特勒、徹底消滅納粹黨。齊焌向蔣介石建言，西方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過於苛求，可能會引起德國人憂慮，將淪為英、美的殖民地。蔣介石接受了齊焌的看法，也很同情德國內部的反抗勢力，請宋美齡向美國政府說明。

德國反對勢力推翻希特勒的行動一直到盟軍在諾曼地登陸，1944年7月20日，才發動，而且暗殺行動失敗了，株連甚廣。美、英兩國不僅未協助德國反對派，還在1945年2月對無力抵抗的德勒斯登日夜轟炸數天，烈炎焚城，造成很多無辜人民傷亡，蘇軍也攻占柏林大肆報復。在戰爭結束後，中國透過各種管道搶救德國的友華人士，提供金錢與政治方面的幫助，甚至讓克蘭歸化為中國國籍。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民進黨推動「去中國化」已有一段時間，從教育、文化到媒體宣傳，取得豐碩成果。從賴清德公然宣布中國大陸為「境外敵對勢力」、刪除漢人表述，強調二戰歐洲勝利，均可看見該黨構建「新台灣史」的論述逐漸升級。

從當年李登輝宣稱「22歲以前是日本人」，到現今中小學教科書盛讚日據時期的行政官員與各種建設，這種「抑漢揚日」論調的目的昭然若揭，但內容是否屬實，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

教科書的「台灣民族」構建

為切割兩岸血緣關係，民進黨在歷史教科書內加入「南島語族」、「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概念。民進黨初執政時，教科書內容「獨化」還不嚴重。康軒版本提及：台灣原住民在不同時期，有的從中國大陸，有的從南洋而來。直到約四百年前，大量漢人才逐漸移居台灣。

南一版本也說明兩岸從史前便血脈相連：舊石器時代的長濱、網形文化，一般認為與中國大陸系統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有關。…台灣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有的與中國華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有的與東南亞相關聯。

但現今教科書僅敘述「台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餘者皆刪除，強調台灣是該語族地理分佈的最北端，並配上一張圖把大陸與台灣完全劃開；講大坌坑文化時，也不再提及與大陸的關係。「教師手冊」中則直接寫明「台灣原住民人種屬於馬來人，語言屬南島語系。」這種說法無視多位學者認為南島語族本源於華南的論述，而著重於政治目的。

另外，「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概念表示清朝治台初期，以渡台禁令限制移民，女性家屬不得同往，因此推斷漢人開拓者皆與原住民女性通婚，血緣已與中國相異。這顯然是配合林媽利的論調，認為台灣漢人多有平埔族血統，唯此種觀念古籍均未提及，應是配合台獨理論中的「台灣民族」論。

台灣尹章義教授及廈門大學陳孔立教授均有專文駁斥此說。尹章義收集大量台灣族譜，統計後發現當時台灣漢人與原住民通婚相當罕見，尤其平埔族為母系社會，女子嫁人後土地財產會隨漢人而去，族內不會輕易同意。陳孔立則以清代史料說明，台灣男女比例差距不大，渡台禁令維持的時間不長，雍正甚至下令漢人不得與原住民通婚，來否定相關論述。

刻意抑漢揚日

從李登輝時代《認識台灣》的本土教材提出時，尹章義就質疑日本時期的篇幅過大，且技術官僚如後藤新平、八田與一等，在日本學者眼中表現平平，卻在台灣教科書裡被讚譽有加。台灣許介鱗教授也認為，該教材對日本殖民統治給了過多正面評價。

日本據台50年間殺害台灣民眾甚多，從《警察沿革志》中逐案統計，至少殺害百姓16萬餘，還不包括三鶯走廊、桃園台地、雲林等地日軍的屠殺與憲兵的鎮壓，但歷史教科書中絲毫未提。1915年夏天領導「西來庵事件」抗日的余清芳，在教師手冊補充資料中說明余曾擔任日本警員，獲罪被開除，才利用宗教迷信抗日。賽德克族1930年10月發動的「霧社事件」，則補充原住民攻入學校，襲擊警局、官舍，搶奪武器，殺害百餘日本人，甚至誤殺兩位台人，日本才以軍隊鎮壓。

「備課手冊」中引用《臺灣民報》，以原住民立場控訴鄭成功開拓期間屠殺族民；謝國興、吳密察兩位教授親往台南，宣傳劉永福被日軍包圍後化妝逃亡的故事，並添加「阿婆浪港」典故。過去定位為「捨生取義」的漢人吳鳳，被重新定位為「欺騙原住民者」。除醜化鄭成功與清代人物外，過去敘述三國及隋代以來的兩岸交流關係盡皆刪去不提。對清代統治的敘述也不友善，說康熙原本打算放棄台灣，施琅力爭後勉強保留，卻不積極建設。台灣因清廷統治不力，發生眾多民變械鬥，各種陋習與衛生問題都到日本據台後才獲解決。後期對台灣的建設，也著眼於歐洲列強開始侵略，才不得已因應，這就是所謂的「多元史觀」。

台灣人是否具有日本國籍？

雖然《馬關條約》中提到：明治30年（1897）5月8日前，未退出台灣總督府所管轄地方之住民，視為日本帝國臣民。但事實上，日本總督府對待台灣民眾明顯採取差別待遇，無論是教育、就業或是稅制上。直至1937年4月1日，日本宣布開始「皇民化運動」後，態度才有改變。

1940年2月11日，總督府頒布「台灣戶口規則修改」，規定「台灣人民改日本姓名辦法」，並於11月25日實施。官方理由是「化育台灣人為日本人」，改姓名以戶為單位，採「許可制」，其條件有二：一是需要國語（日語）家庭。二是須有皇國民（日本人）資質涵養且富於公共精神。1941年12月28日，總督府頒布「理蕃政策大綱」，目標是「理蕃以教化蕃人，謀其生活安定，使受一視同仁之聖德」，對原住民進行「教化」。

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徵兵， 1944年9月1日頒布「徵兵令」，「無分本島人或高砂族一律」。戰爭末期眼見局勢不利，日本國會通過「改善本島人際遇大綱」，準備任用台灣人擔任正式文官，給予5席眾議院代表。1952年2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判定「廢除台灣人日本國籍」。因此，可以認定，台灣人是依照1940年2月11日總督頒布的「台人改日本姓名辦法」，經總督府許可，歸化為日本人。原住民則是在1941年12月28日總督府第二次「理蕃政策大綱」，依一視同仁之原則，被視為日本臣民。

法理上，台灣是在1945年4月1日才因總督府頒布「改善本島人際遇大綱」及「徵兵令」，才被正式編入「日本國」，地位等同琉球群島。時間極其短暫，且已經在太平洋戰爭開啟後，才有目的地實施。

台灣菁英赴大陸參加抗戰

李友邦是二戰期間，台灣人前往大陸參加抗日戰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年輕時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參加抗日社會運動。在黃埔軍校畢業後，被派往主持由兩廣省工作委員會所領導的「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1926年，李友邦返回台灣，在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趙港等人的幫忙下募得資金，且動員了王萬德在內的一批青年到大陸參加工作。

在國共合作抗日的情況下，「台灣義勇隊」的成立取得國民政府的同意，並撥下資源，而共產黨也在人員及經費方面給予資助，甚至派員協助籌畫和組織。「台灣義勇隊」後來合併了丘念台的「東區服務隊」，曾參加過服務隊的鍾浩東後在基隆中學擔任校長。這一些到大陸參與抗戰的台灣菁英並非少數，像史明等人當時也曾前往延安抗戰大學求學，並參與過相關活動。他們不願意接受皇民思想，認同中國為祖國。

總之，民進黨因其政治上的需求，以「去中國化」政策刻意操弄歷史，愚弄民眾；甚至為鞏固政權討好美國，製造兩岸矛盾，令人扼腕嘆息！

（作者係廣西玉林師院台籍教師）

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裡指出，歷史是「絕對精神」的實在化，因此，二戰歷史也有其一定的客觀性，不能以政治需要為由，而對其加以主觀性的論述，更不容任意扭曲二戰歷史真相、抹黑甚至否定二戰勝利的成果。

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影響至巨，因為它是「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戰爭」。在政治意涵上，「反法西斯」指反抗德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以及義大利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肆虐，也指反抗日本軍國主義在亞州的霸凌、尤其是對中國的罪惡侵略。在地緣上，二戰分為歐洲戰場、亞洲戰場及太平洋戰場三大部分，正好分成東、西兩個半球大戰區。在軍事上，二戰是德、義、日「軸心國」以軍國主義對外進行侵略，同時也是中、美、英、法、蘇「同盟國」為了衛國護民，以「反法西斯」之名，與「軸心國」進行的殊死性軍事鬥爭。

歐戰打了6年（1939－1945），今年5月8日歐戰終戰滿80周年，這是歐洲各國英雄的人民，在刻苦奮戰與重大犧牲下，最終打敗德國納粹與義大利法西斯的光榮又偉大的正義戰爭，對今日歐洲各國而言，紀念/慶祝歐戰勝利80周年既合理又正當。

二戰亞洲戰場的終戰，是歐戰結束3個月後的事（日本昭和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東亞戰爭前後打了8年（1937－1945），最為可歌可泣的是，中國經過8年浴血抗戰取得最後勝利，徹底改變中國受列強侵凌與壓迫的歷史，台灣由此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中華民族從此解放。

德國納粹黨、義大利法西斯黨及日本軍國主義，是人類史上最極權、最獨裁、最凶殘的政治軍事侵略者，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犧牲最慘重的一次世界性戰爭。歷史事件的傷痛與教訓要永遠記得，正確理解二戰的歷史意義，堅持正確的二戰史觀，是療愈傷痛、求取教訓的邏輯法門，吾人也才能在戰爭與和平中間做出最佳選擇。

評習近平的紀念二戰文章

中國大陸對待二戰結束80周年，今年有兩項重要活動：一是習近平先應邀前往莫斯科出席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閱兵慶典，二是將在北京舉行抗戰勝利80周年閱兵大典。為論述中蘇兩國人民如何在二戰期間，肩並肩地在困苦艱難環境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重大犧牲與衛國奉獻，這次習近平特以國家主席身分署名，在《俄羅斯報》發表題為《以史為鑑 共創未來》文章，清楚地表述中國大陸如何對待二戰史觀。

習在文章中使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國民政府重慶時期使用「全民抗戰」，外電一律稱作「中國對日抗戰」。既然是全民抗戰，人不分軍民，地不分南北，政無論黨派，全力以赴，連國共為了民族存亡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都停止內戰，中國工農紅軍甚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表示一致對外，抗戰到底。民進黨政府嗆聲「中華人民共和國沒辦法打一場還沒出生的戰爭」只是去中/反共的政治囈語，了無意義。

習說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時，中、俄兩國人民並肩作戰、相互支援，確是事實。習以蘇聯援華航空隊為例在南京、武漢、重慶等地「鷹擊長空」阻擊日寇有史為證。在烽火歲月，蘇聯向中國提供大批武器裝備和戰略物資，甚至在大漠戈壁開闢出一條國際「生命線」。習的文章係針對二戰中的中、蘇兩國合力反法西斯戰爭而發，故未提到美國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如何飛越喜馬拉亞山脈運送戰略物資，與中國空軍並肩作戰抗日之事。

習在文章中特別強調「要堅持正確二戰史觀」，此指中國與蘇聯分別作為二戰中，亞洲和歐洲兩個主要戰場，進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所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原因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軍民傷亡最大，蘇聯紅軍為保家衛國犧牲也極為巨大與慘烈。這完全是歷史事實，不容歪曲與否定。說真的，沒有中國在亞洲戰場以空間換取時間艱苦地全力對日抗戰，迫使日本軍國主義以更大的兵力壓制中國外，客觀上也相對地解除蘇聯的東顧之憂，有利於蘇聯全力在西戰場抗擊納粹德國的入侵。試想沒有中蘇聯手在歐亞大陸進行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反日本軍國主義的超級戰爭，一旦軸心國打破歐亞地緣臨界點，完全掌控歐亞大陸，二戰最終結局將被改寫。因此「同盟國」最後戰勝「軸心國」，最終取得二戰的全面勝利，期間中蘇兩國為反法西斯主義與反日本軍國主義所做的犧牲與努力，起著深層的內在作用。

習近平在文章最後提到「今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說明台灣回歸中國是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的結果。習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確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具有歷史根據與法理效力，強調必須確認與不容挑戰，這是告訴全世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民族分裂主義，包括任何形式的「台獨」，都不允許操弄「台灣問題」，而且「中國終將統一，也必將統一」。

習近平在莫斯科發表的文章，對中蘇兩國努力反法西斯，以及中國對日本侵華戰爭所付出的重大犧牲，並取得最後勝利是實事求是地回顧歷史，也是對待二戰史觀的客觀表述。

評賴清德台北紀念歐戰勝利

無獨有偶，賴清德忽然於5月8日，於普丁將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紀念蘇聯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的前夕，在台北賓館舉行「歐戰勝利80周年紀念茶會」。

賴清德如此匆忙紀念歐戰勝利，似乎忘了1945年5月8-9日這個時間點，亞州戰場正陷於日本皇軍為最後一搏，對中國人民進行瘋狂殺戮，而當時的台灣正被日本殖民者當成「南進基地」，有數萬台灣人民被迫穿上日本皇軍軍服，開赴南洋為「大日本帝國」賣命死在沙場。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賴清德，已將「去殖民化」去勢。

更為可議的是紀念與講話的地點「台北賓館」在歷史意義上，被人理解為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殖民統治台灣的「大本營」－總督官邸，請問賴清德閣下，你以總統身分不在「中山堂」，反而在當年日本的總督官邸，隔空大談紀念歐洲戰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不覺得講話的地點與所談的事項，出現邏輯矛盾與滑稽諷刺嗎？

其次，賴的講話有關二戰部分如此指出：「80年前納粹代表向同盟國投降，象徵二戰歐陸戰場告終，隨著同盟國把精力轉往太平洋戰場，在3個月後，太平洋戰場也宣告結束。」令人驚異的是，在二戰亞洲戰場中因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而出現的「中國對日8年抗戰」一事，居然賴半語隻字不提，難道當時在亞洲對日抗擊最力，且最為艱苦的不是中國嗎？今天賴清德能在離歐洲萬里之遙的台北紀念歐戰勝利，難道不是因為當年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光復失土台灣嗎？凡此這些，令人遺憾地看到賴清德只因民進黨的「去中/脫中」，有意識地不願面對國家一脈相承的歷史，全盤否定中國對日抗戰在二戰亞洲戰場上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  

這種只紀念「歐戰」，卻無視甚至否定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在亞洲戰場，為反侵略而進行偉大的對日抗戰，這不是客觀對待二戰史觀的正當態度，連帶地也呈現出，這位「務實台獨工作者」不是歷史主義者，而是政治民族分裂主義者。他的「務實」從只紀念歐戰勝利看來，在動機上，是想由「脫中入北」進一步能「脫中入歐」；在時機上，是想藉此搶奪二戰的「話語權」。然而，所有的這些「政治務實」，都會最終被「歷史理性」所否定。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

重溫「一國兩制」提議生態

自從2019年1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了名為「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的講話（以下稱「習五點」），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後，「兩制」的「台灣方案」變成重大的兩岸課題，雖然在台灣內部類似的討論一直處於不利的政治氛圍下，但「台灣方案」仍然不時得聞。

其實，以現今的大勢而言，這是關乎台灣每個人的身家性命無可避免的大事，因此不斷引導、教育大家去思考，去建議「台灣方案」，才是對台灣前途負責的行為。然而，要回答台灣究竟要什麼，北京能同意什麼，必須首先思考1981年「葉九條」和「習五點」產生的生態背景是否雷同，為什麼中共中央從規劃「一國兩制」，改為協商「台灣方案」。

從「和平統一」到「一國兩制」

每年元旦，北京當局都會紀念1979年以「人大常委會」名義發布《告台灣同胞書》的紀念會，也都提及「一國兩制」，因為《告台灣同胞書》的核心內容是推動「和平統一」，而「和平統一」是為了配合國家的「四個現代化」。

和平統一的原則和目標是「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方法是「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其次是「由於長期隔絕，大陸和台灣的同胞互不了解，…我們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

然而，當年台灣當局並未能審時度勢，1979年1月3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宣稱，「絕不能信、絕不能上當」，4月4日正式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另一個關鍵態勢是中美關係。中美自1979年建交後，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卡特政府向台灣軍售也沒有停止。而共和黨人雷根在競選時，聲稱要與台灣重建官方關係。所以1981年6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我們不能含糊其辭。」

依據上述資料，和平統一是為國家實現「四化」的重要轉變，而推動和平統一的依據是中國國民黨治理的台灣「一貫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以及「每一個中國人，不論是生活在台灣的還是生活在大陸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諉的責任。」方法是開啟兩岸「官方談判、啟動兩岸民間交流」；但蔣經國不信任中共，美國又多方阻撓兩岸統一，所以「和平統一」並未能立即開創兩岸的形勢。

直到1981年4月2日，國民黨十二大通過決議稱，將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作為國民黨奮鬥的目標，才算與北京的提議間接接軌；而堅持反共的雷根時代中美關係也並未倒退。前者代表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路線從反共轉向統一，代表國共從政黨互鬥轉為中國發展相向而行。後者代表中國的外在形勢，並未因外國領導人的更動而波動。所以，中共中央決定發表「葉九條」，以便通過進一步在和平解決台灣回歸祖國方面，採取更具體實際的步驟，體現中共和中國政府的誠意和善意，並配合這場圍繞售台武器而展開的對美外交鬥爭。「葉九條」後，中美雙方於1982年8月17日簽署了「八一七」公報。

綜合而言，「一國兩制」是以堅持「一中」為前提，以兩岸「和平統一」為路經，以統一而不全面治理為構想，是在國家政權完全統一後，以中央承諾主動「讓權」的方法，確立國家完全「永久統一」的事實。

「一國兩制」邁向「台灣方案」

「一國兩制」從上世紀由鄧小平提出以來，儘管後來有了香港、澳門的實踐例證，但在台灣一直未被視為中國統一的方案。從一開始，中國國民黨就教育民眾這是「中共對台的統戰策略」，所以台灣對「一國兩制」一直是「陰謀」地存在，從未被理性地認識與研究。其實，所謂「陰謀」已承認此一政策的正確性，因為如果不包含「正確」內容，又如何能有「統戰」效果。換言之，主張國家統一的中國國民黨知道「一國兩制」的合理性，只是與中共鬥爭失敗的陰影，以及居小的現實，使之喪失面對中共正確策略的信心。只能醜化和扭曲「一國兩制」，以便為「被統」找借口。

其後的台灣掌權政客則根本否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一國兩制」的探究更無從談起，甚至在台灣淪為票房毒藥。既是如此，為什麼習近平在其講話依然倡議「兩制」台灣方案呢？

首先是強調大陸對兩岸關係的主動權和主導權。對「和平統一」的強大信心，也直接向台灣同胞明示台獨的「死刑」，兩岸只有「國家統一」這條不可逆的單行道。2019年的中國早已翻天覆地，無論國家的綜合實力，國際地位均大大不同於以往；在此情形下，若非外力介入，中國的完全統一根本無需用武。換言之，此時的中共已牢牢把握了兩岸關係的走向。台灣已不是兩岸關係的平等玩家，只有在「台灣方案」裡有一定的角色。

其次是彰顯大陸對台「長治久安」的努力。有鑒於香港曾在境外反中勢力的蠱惑下發生動亂，凸顯了中央給予式的「一國兩制」仍欠缺由下而上，「民主協商」的過程，成為有心人士挑撥矛盾的口實。因此，未來的台灣方案若能吸收台灣各界的合理建議，不僅可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而且統一後的「一國兩制」必將更符合台灣同胞的意願，「一國兩制」作為創新制度的安排也愈加完備，更易於實施。從而統一真正有利於兩岸同胞福祉的承諾，達成「長治久安」的效果。

其三是經由「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增進兩岸人民的真正認識與理解。兩岸雖早已開放交流，但真正往來的民眾依然不多，台灣只有1/3的民眾去過大陸，大陸同胞受限於台灣當局的種種刁難，能赴台者更少。彼此仍處於過去的印象、媒體的塑造，並不真正了解對方，十分不利於和平統一。如果「台灣方案」的提議得以推動，則彼此的真正認識與理解必不可缺，從而可大大促進兩岸交流，在兩岸人民之間形成正循環的互動。這為兩岸當局的正常交往提供了機會，特別有助於台灣人民睜眼看世界，明眼看自己，則兩岸的看法、想法才有機會有意義地交流。

對「台灣方案」的思考

許多人思考「台灣方案」，都是在想台灣要保留什麼，北京應該或可以讓什麼，其實以當下來推論，此類的思考很難齊全，因為我們很難決定統一的時機、方式以及外在的環境。如果讓「台灣方案」從個別的項目抽身，轉而在原則上確立「台灣方案」的可持續性，才能顯示出「台灣方案」與「港澳模式」的真正不同。「台灣方案」必須依下述的原則思考其制度的調適。

首先「台灣方案」目的是在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鯰魚效應」的角色，而不是50年「變不變」的過渡性角色。中國人的自我惕勵是「生於憂患」、「國無外患者國恆亡」，所以統一後，「台灣方案」是中國式現代化所必須的，而不再表現為對台灣的優惠、寬大或示好。既有「鯰魚效應」的要求，台灣應當長期維持不同於社會主義大陸的不同，才能相互比較，截長補短，共同進步。

其次，為了「台灣方案」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鯰魚」，台灣必須更精確地維護「一個中國」原則。統一後的「一個中國」原則就是十分清晰的政權統一，因此台灣愈維護「一國」，「兩制」的運作也就會愈順暢。大致而言，區分的原則有四：主權是一國，治權是兩制；政權是一國，行政是兩制；權力是一國，權利是兩制；政治是一國，經、文是兩制。統一後，台灣愈尊重「一國」，則「兩制」的「鯰魚效應」也愈大，則台灣的自主性也愈凸顯。

其三是「台灣方案」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鯰魚」，台灣就必須借助中華文化的優越性與現今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就，徹底治癒「戀殖症」（迷戀西方帝國的殖民）。「戀殖症」是兩岸中國人因近代中國史所造成，然而中國大陸經過70餘年的不懈努力和持續奮鬥，終於可以立足在已有的成就上平視世界、平視西方。要對自己有自信，才能對決台灣問題展現不凡的戰略定力。統一後，台灣若依然強調西方自由民主那一套，則完全無法展現一國之內良性競爭的意義，台灣必須總結出一條有中華文化特色的資本主義，才能發揮其「鯰魚效應」的效果。

結語

總之，「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不能只是想台灣要什麼、北京給什麼，把港澳享有的權利複製一遍，做些個別增減，而是必須從台灣在中國社會主義強國的道路上，所能及所應發揮什麼樣的新作用，去思考「一國兩制」，才是有建設意義、有積極意義的探究方向。

（作者係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