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統一後，國旗、國號、國歌到底該如何決定，一直是一個重要問題，雖然大陸領導人不只一次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不過，雙方至今尚未取得「該如何談」的共識。

身為當年隨軍來台的第三代大陳義民，我個人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認同遠超過五星紅旗，而且考量到大陸人民曾經生活在中華民國的統治之下，而台灣人卻沒有當過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情況下，我也希望未來兩岸統一後，能回歸到1949年以前的情況。然而，考量到大陸已使用五星紅旗達65年之久，加上兩岸實力差距太大，這個願望恐怕難以實現。

有人認為可以依循「一國兩制」的模式，在兩岸統一後讓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作為台灣特別行政區的區旗留下來。也有人提議，乾脆兩岸都放棄現有的國旗、國號、國歌與憲法，另外採用一套雙方都能接受的新模式。這或許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不過，馬政府至今不願與北京展開政治協商，所以，在近期內很難想像兩岸能談出什麼結果。雖然如此，我個人認為，兩岸可以在旗號問題上先進行和解，而抗戰光榮勝利的歷史可以在這方面扮演積極作用。

兩年來，基於從事抗戰老兵口述歷史的工作經驗，讓我認為青天白日滿地紅所代表的意義，絕對不僅止於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而已，而是代表整體中華民族歷經鴉片戰爭以來百年國恥之後再度站起來，成為強國子民的圖騰象徵。

從抗戰勝利的那一刻開始，不只是炎黃子孫不分黨派地以這面國旗為榮，就連在香港、澳門、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越南、印尼與朝鮮半島的華人華僑，也都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慶祝同盟國的勝利。或許那時候的中華民國只是一個名義上的強國，難以與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提並論，但無論如何，那段歷史都代表著中華民族從廢墟中重新再起的轉折。

在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支持下，上有鐮刀斧頭圖騰，1945年4月30日飄揚於柏林國會大廈的蘇聯旗幟，於2000年正式成為俄國用於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旗。2007年5月7日通過的《勝利旗法》對鐮刀斧頭旗幟的歷史地位做了以下描述：「勝利旗是蘇聯人民和軍隊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戰勝納粹德國的官方象徵，是俄羅斯的國家遺產。它將被永久保存以供人參觀。」

當年用血肉築長城抵抗侵略者的中國軍民，同樣也舉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戰鬥，許多人更為保護這面國旗的尊嚴而犧牲生命，所以從這個意義來看，我認為大陸應該慎重考慮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制定為代表整個中華民族的「勝利旗」。

除蔣介石領導的中央軍，閻錫山的晉綏軍、馮玉祥的西北軍、龍雲的滇軍、楊森的川軍、李宗仁與白崇禧的桂軍等不同派系的國軍，在抗戰期間揮舞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與日本人戰鬥外，中共的8路軍與新4軍作為國民革命軍組成部分，同樣也站在該旗下保國守土。近年來中共公布的歷史照片，顯示包括周恩來、朱德、林彪、葉劍英與陳毅在內的共黨要人與軍事將領，在抗戰時都戴過上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國軍野戰小帽，這證明在面對敵人入侵時，無論是國軍，還是共軍，通通都是中國軍。

我曾看過一張照片，是1940年8月剛發動百團大戰的中共8路軍官兵，從日偽軍手裡收復娘子關的時候，跑在最前方的戰士笑容滿面地舉著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他與我平常在台灣見到的阿兵哥完全沒有兩樣。

身為九一八戰爭研究會名譽會長的張一波，最近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明確指出，他就是在中華民國的國旗下，聽著中華民國的國歌長大的。其父張傳倫是在抗戰中死於日本憲兵隊之手，所以他年僅13歲就成了8路軍的娃娃兵戰士。陳光輝與戚玉珊是我在台灣師範大學與師大附中的公民與國文老師，他們兩人都向我表示，當年教他們認識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三民主義》國歌的，都是新4軍宣傳隊的大哥哥與大姐姐。

早從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時代開始，中共就標榜自己是比國民黨更稱職的中山先生信徒。抗戰勝利後，已經與國民政府撕破臉的共產黨依舊堅持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甚至還有許多地方在1949年後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國旗，直至1951年。

今天國民黨政府藉由綁架中華民國法統與圖騰的方法，拒絕與大陸展開政治談判，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平常踐踏國旗，等到大陸官員訪台時，卻又舉起這面旗幟來挑撥兩岸人民相互對立，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為防止這面旗幟被利用來與大陸對抗，我認為，中共當局應該正視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歷史地位，於兩岸統一前，就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制定為「勝利旗」，以慰抗戰先烈之靈。

國民黨政府若還對國號及國旗有感情，也應及早與大陸進行談判，而爭取讓國旗成為全體中華民族的「勝利旗」，或許可作為一個開始。若馬政府沒有膽子做這樣的談判，在野的統派政黨或民間統派人士，也可以利用明年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日子來臨前，對大陸提出相關建議。基於兩岸人民對這面旗幟都存在歷史情感與記憶，我覺得這樣渺小的願望，可能會有實現的一天。

(作者係民間文史工作者)

毛鑄倫教授在《觀察》第11期發表的〈對近當代台灣史三個階段的理解〉是一篇理論與實際兼顧的歷史觀論述；尤其可貴的，是他生動地說明了歷史的複雜性與延續性，並沒有為了方便，把歷史發展做任意的切割、簡化；全文維持著學術性的理路，只在最後以「至盼」提出其個人對台獨、獨台分子能「防阻當前人為悲劇發生的天責」的期許。

筆者研究台灣史有年，對於該文中所劃分的台灣史三階段，雖沒有異議，但對其內容則有些不同的看法；順此將自身研究的心得寫出，作為續貂之作，敬請毛教授與廣大讀者不吝指教。

對第一階段論述的考察

個人以為「日本人在據台不滿十年，已經基本掌握住一個被外來高壓統治馴從的台灣庶民社會。而被歸納到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後續運動的台灣人爭取平等權利運動，其實反映了當時台灣人渴求日本身分〈認同〉的期望」這樣的描述，似乎偏離了史實，因為直到1915年還發生了讓我先民壯烈抗日的「噍吧哖事件」，此處所稱「據台不滿十年」根據為何？倘真如此，到1944年前後，台灣軍司令安藤利吉怎會對於已被馴從30年的先民，仍不放心呢？

其次，該文提及「非武裝抗日運動後續運動的台灣人爭取平等權利運動，其實反映了當時台灣人渴求日本身分〈認同〉的期望」根據為何？就史實言，當時最有力的台灣文化協會所強調的就是根據日本官方鄙視「台灣民度落伍」的說詞，而提倡台灣人的文化應該要進步，要西化，要作中日親美的橋樑──不是「日本化」；更絕不是作侵華者；就所知，直到1930年代，在我台人的媒體上還大力批判公學校教科書裡關於「桃太郎征伐鬼島」日本神話的新聞！

由上述兩方面，該文稱「這是日本深具信心的台灣治績，但卻是中國人拒絕理解與接受的關鍵點」，似有欠嚴謹。

對第二階段論述的沉思

在這部分，作者將兩蔣年代區分為第二階段早期與下半期：

「早期承受『盟友』美國的指令，必須徹底肅清島內左翼潛伏勢力，以保證美國的援助，不致重蹈1949年之前在大陸的覆轍，並且以示與盟友反共立場的堅決一致，以消解美方敏感的疑慮──國共和解，兩岸統一。」

「下半期，美國展開其軟硬兼施、多管齊下的對台政策。可以認為，它在及早布署一個在跟中國大陸發展建立『正常化』關係後，仍然不致與大陸和解統一的台灣。」

個人以為所言不虛，作者所提示的「美國從來不認為台灣可以脫離西太平洋海權霸權的掌控，而跟中國的陸權合作」正是其關鍵。

然而，個人覺得不應該疏漏了兩蔣時期至少進行了兩次維護主體性的重大努力。一次是70年代初，美國意圖以殖民帝國可擁有「剩餘主權」的方式引日本由琉球南下，填補美軍由越戰撤出後，在東南亞可能出現的骨牌效應；國府險險地在保釣巨潮中頂住了風浪。另一次是在1980年代前期，由於戰後日本在美國的保護下，與我貿易習於採取高姿態，國府多次要求為平衡貿易而展開談判，日人總是置之不理；因而，國府在1982年展開了一次禁止千餘項日貨進口的貿易報復；該次行動雖未成功，但實在是一次彰顯台灣主體性的行動。

此外，這第二階段應該說明而未說明者有二：一是美援問題，許多論者把本階段國府的成就只當作是美蘇冷戰下的美援受益者；但是考察史實，二戰以來，美國曾多次以改訂平等新約要求國府進行種種配合；1946年11月更逼蔣介石簽下不平等的《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條約》；以上種種，以國際社會言，美國雖在1949年公開以白皮書對國府落井下石，但國際社會不可能遺忘美國背棄盟友吧。因而，個人認為本階段之美援台灣，不可僅視為台灣戰略地位重要而已，更是美國必須恢復其在國際社會的信用，甚至是國府當年忍受該約而承擔「賣國」惡名的一種應得的對價！

二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論述，在本階段中曾經產生一些對抗資本主義腐蝕的作用，使得台灣的經濟發展能夠在比較顧及社會再分配的形勢下進行──這應該也是兩蔣長期侷處海隅，仍能自認保持若干主體性的理由。

對第三階段論述的辨證

作者在第三階段中強調「美國是循此思考與設計，鍥而不捨地推動它的對台政策，形塑了近當代台灣史第二階段的蔣經國時期，以及蔣經國後的第三階段」、「它的核心原因，仍然是中國〈主權與利益〉與西太平洋霸權帝國主義的陸/海權之爭，在近120年的較量、攻防中的各種表象。」並由直指「存在於人們思考中抽象的或假設的『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從而揭出「本文所舉出的現今台灣史的第三階段，亦必然是暫時的。它正等待被顛覆、否定。」

個人以為，該文對於其所稱的「第三階段」出現之描述，確實是合於史實的；不過，一如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也應該另有些值得提出的主體性事件，讓作者做出「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之斷言。

這部分的史實，筆者認為應該是，帝國主義的海權論述曾經「改頭換面」地掩襲而來，成功地產生了讓我們落入被「偷樑換柱」卻難以覺察的情境──那是機遇，也是戰略設計。

其機遇，首先是深受「日本病毒」，未經「去殖民化」的人，在本期的民主制度下，得以伸張其在地的優勢；其次是列強的帝國主義，在戰後思想界，改以二分法包裝而發展出來的「現代化理論」，成功地構築為自由世界的社會科學各學門之內容；由長春藤級的著名學府散播到接受美援的各地學術中心。在台灣，1960年代這樣的學術權威開始建立；1980年代菁英學子隨著解嚴前後的無政府形態，蔑視所有傳統的權威；至1990年代逐漸出現如年輕學者姚人多之委身於強調「日本殖民權力那種愛好事實及真理的本質」之類的先進西方權威之下──在一向有著濃厚崇洋心理的學術界，新一代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幾乎都是這類的權威！也因此，當代台灣史才會出現離奇弔詭的「代表中國的國民黨蔣氏中華民國否定了日據台灣的1895~1945歷史；而繼任的藍、綠『民主化本土化政府』，則否定了原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情況。

需警惕的「台灣主體性」

最後，個人認為該文透過大戰史的認知而提出的「存在於人們思考中抽象的或假設的『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是一個很堅強的論點。因為確實大戰中很少「小國」能夠真正擁有其主體性；而今天最難堪的就是，從1980年代末，台灣年輕人遐想「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而完全沒有考量到：若沒有可以與自尊匹配的實力，自尊則可能是自苦的源頭。同時，實力不僅重要，在某些情況下，又是需要委屈若干自尊後獲得的。

尤其，在當今國際關係頗為緊繃，戰爭陰影已經相當巨大的情況下，李扁以來偏頗的本土化操作，和完全不考慮自身實力而匯成的「台灣主體性」，已被國際社會視為「麻煩製造者」，難怪毛教授要語重心長地說「存在於人們思考中抽象的或假設的『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

然而，面對這樣的「台灣主體性」似幻還真的現實，有識之士應及早理清該心理的端緒與發展脈絡，年輕學者們更應及早面對自身的心路歷程，而能求取更有意義的新出路。於是，毛教授在該文最後基於海權與陸權爭霸為背景，而強調其「台灣主體性其實從未出現過」做為其當頭棒喝的論述方式，應該就不是處理該問題的唯一途徑了吧。

（作者係台灣史民間學者）

 我1948年出身於嘉義縣一個極小的農村（那時嘉義縣、市並未分家），小學六年級全家遷居台北，從那時候到現在，我已經在大台北區連續居住了40多年。

每當朋友、學生和後輩知道我的成長背景，就會問：你怎麼會成為一個統派？我覺得這就是現在台灣社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台灣的過去，只用現在的觀點來看過去，所以才會覺得我是一個怪人。我自己就認為，我的成長歷程一直連續不斷，我會成為現在的我，再自然不過了。有問題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因為我一直在回頭了解過去，而他們把過去都拋棄了。

如果用同樣的觀點來看陳明忠的一生，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大概不只把他視為怪物，簡直就會把他看成是地球上無法理解、莫名其妙冒出來的生物了。

陳明忠1929年生於高雄岡山，成長於日據時代。根據現在的流行講法，台灣人都對日本人的統治感恩戴德，但他卻是一個堅決的抗日派；作為一個政治犯，他被國民黨關了21年，按照一般的邏輯，既然他反對國民黨，痛恨國民黨，那一定是獨派，但他卻是地地道道的統派。現在台灣人不能了解他，那絕對不是他的錯。像他這種人，其實還真不少，但自從出獄後，始終活在社會邊緣，幾乎被人忘掉，這是台灣社會的發展所造成的結果。

以陳明忠為代表而被遺忘的一群人，其實是光復初期台灣的一群年輕精英，而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他們消失於台灣的社會視野中長達40年，這也是歷史造成的。現在這一本《無悔─陳明忠回憶錄》清清楚楚地把過去台灣歷史的真相呈現在我們面前，可說是現在流行的台灣史觀的一面照妖鏡，把其中許多謊言一一拆穿。

在這篇簡短的文章中，我只想提出最重要的幾點。

第一是日本殖民統治的性質。陳明忠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他所以會成為一個堅決的抗日派，是因為在高雄中學讀書時，遭受日本同學極其野蠻的欺壓與歧視。他由此才理解到，他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作為大地主的兒子，他原本不愁吃穿，從此他睜開了眼睛，清楚地看到台灣農民如何受到日本殖民的剝削。他這段回憶，和現在流行的「日本殖有功論」是截然的對照。

第二是二二八的問題。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陳明忠正在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就讀，他全程參與，後來還加入謝雪紅的二七部隊，擔任突擊隊隊長，並在烏牛湳打了最後一仗。他清楚地告訴我們，二二八的性質不是外省人欺壓台灣人，而是國民反抗惡劣的統治者。二二八事件後，很多參與事件的台灣年輕精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企圖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國民黨政權，就說明了他們是站在全中國立場看問題和採取行動的。

第三是台獨的起源問題。陳明忠長期關押在監獄裡，接觸到一些台獨政治犯，出獄後長期留意台獨問題，終於發現了台獨起源的真相。首先他注意到，1960年以後，才有台獨政治犯，這就說明台獨的主張是後來出現的。從出現的時間和主要參與者的背景來看，台獨的主張是國民黨實行土地改革以後，心懷不滿的地主階級及其後代提出來的。台獨的力量先在日本結集，後來在美國大為發展，說明了這些地主階級的後代受到美、日的煽動。

第四是統獨問題。陳明忠第二次出獄後，聯合島內許多左派政治犯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並以互助會為基礎，發展各種統派組織。互助會本身是沒有省籍意識的，但如果去注意這些人的省籍，就會發現大半成員是本省人，這就說明統獨問題跟省籍問題完全沒有關係。實際上，只要看看現在的台灣社會，我們也會發現，大部分的外省人並不贊成統一。統獨問題是戰後美國長期影響台灣所造成的結果，而這種影響根本是按照美國分裂中國的陰謀來規畫的，這跟美國先在海外支持台獨力量，是完全一致的。

歸納以上，或許有人會以為，這是一本政論性的回憶錄，其實不是。陳明忠的個性非常鮮明，敘述非常生動，他講述的經歷很能吸引人。譬如，他提到新店軍人監獄，一位具有虐待狂的看守長如何折磨犯人：

「有一天，他又叫了一個人，吊起來打，手吊在鐵欄杆上，打他的肚子。陳棠梨大叫了一聲，看守就從地上撿起一塊抹布塞在他的嘴巴。這個虐待狂，我忍了很久了！我在第一房間直接看到，就用腳拍打地板，其他牢房的人聽到，就跟著鬧房，整片都（拍）打起來，砰砰砰，又大聲喊。獄方嚇壞了，以為是暴動。」

從這樣的敘述裡，可以看到陳明忠嫉惡如仇的個性。上面所歸納的他的見解，基本上是在這樣生動的敘述中表達出來的。即使不仔細體會陳明忠的政治見解，他所敘述自己一生的經歷仍然是很動人的，絕對值得一讀。

（作者係大學中文系教授、人間出版社社長）

1895年日本進入台灣時，台灣人從北到南紛紛起義抗日，展開了血淚斑斑的抗日史。在諸多抗日的故事裡，羅福星（1886-1914）的抗日有其特殊性。其一，羅福星生在印尼（原籍廣東鎮平），有著印荷的血統，在中國啟蒙、印尼接受西洋教育，是兩次到台灣的年輕人。其二，羅福星來台抗日正好在國民革命成功，顢頇的清朝政府被推翻之際，而且他所進行的抗日是有組織、有目標的。可惜他壯志未酬，29歲時就殉國了。

羅福星的抗日動機

羅福星19歲畢業於印尼巴城中華學校，次年隨祖父羅耀南到台灣入苗栗公學。1906年，不堪日本人長期苛虐台胞，舉家內渡回粵，路經廈門時加入同盟會。次年受知於丘逢甲，受聘為廣東視學兼廣州府中學堂監督。之後赴越南考察華僑教育，出任新加坡華僑中學校長。結識胡漢民、黃興、林時爽、趙聲等革命志士。

1908年冬，孫中山先生偕胡漢民至曼谷，羅福星特往晉見，提出抗日復台大計，並表示願效前驅。辛亥廣州舉義，隨黃興攻兩廣總督署，負重傷而脫臉，與胡漢民等走避香港、暹羅，復往巴達維亞，晤黃興，謀再舉。

一、不滿日本威權鎮台

羅福星兩次到台灣，第一次是1903年跟隨其祖父羅耀南來台，第二次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與幾位志士一起來台抗日。

第一次來台前，羅福星已經歷過荷蘭人殖民印尼的生活，來台後就讀的苗栗公學是1898年日本為教育漢人（平地）、番人（山胞）所成立的學校，教的課程有修身、國語、讀書、算術等。羅福星在學校結識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清楚認識了日本對台的作法。

日本進入台灣後即下達三個鎮台的原則：第一、用威權鎮壓島民；第二、盡量驅逐台民；第三、獎勵日本人遷居台灣。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1895年11月制定《台澎居民退去條例》，即兩年內，台民可以依自己意願決定去留，逾時未遷者，一律視為日本順民，一切依從日本法令，若有不服從者，則生殺大權全憑日本統治者。日本人認為，不肯離開台灣的就必須成為順民，被教育為日本奴才，同時嚴格執行台灣與大陸的「隔離」政策。

此外，日本人一直蔑視台灣人，把台胞視為未開化的二等國民，要用高壓手段。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曾說：「我們應該效法盎格魯克遜人開發美國大陸的辦法，把無知蒙昧的蠻民，盡予驅逐境外，由日本人掌握殖民地上的一切。」日本就是把台灣人視為「無知蒙昧的蠻民」，所以據台50年間，對台灣人毫無體恤與尊重，只有責罰與蔑視。

羅福興第一次來台就憂心，長期下來，台灣同胞可能會忘了自己的民族、國家，所以抗日首先要喚起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之後，他在革命宣言上寫道：

台灣亡於日本，於茲十有九年；今人民所蒙之害，譬之身體，不過剩其皮膚；四五年後即削其骨肉；八年後必至吸其骨髓矣！

哀哉！我台民尚不知日本意欲亡我民族，奪我財產，絕我生命也。諸君不解其中道理，甘受日本之苛政，不久將必至於失其家奪其財產，亡其身矣！

二、台胞受到極不公平待遇

日本人雖採同化政策，但對台灣的專制和嚴苛比起其他殖民國都來得嚴厲。1895年日本在台灣施行「軍政」，開始殖民統治，由台灣總督府統攬行政、立法、司法大權，「軍令」即成為治理台灣的法令來源，於是以對待土匪的六三法案來箝制台灣人的思想和作為，雖然後來改律令為「員警政治」，但是總督獨裁的專治政體一點也沒有改變。羅福星來台灣曾羅列十幾條苛政，細數日本人的種種酷政，例如：賦課繁重；不問民家有無男丁必得義務役人夫一人；特務橫行；為開發山林資源，迫使原住民的生存空間逐漸減少，日本員警還在山地作威作福；限制台灣人的薪資，一般台灣人只能賺得日本人的一半，而原住民的薪資只有日本人的四分之一。

羅福星在給其祖父信中說：「親自視察台灣社會，見現在之台民，日陷於困苦悲慘之境遇，凡百之事之辦理，皆受其苛刻；雖小事亦受其掣肘。吸取人民之膏血，使無立腳之地。日本人之鄙視本島人猶甚於禽獸。來台之日本人，日益增加，奪取本島人之產業，使其陷於貧困，台民之生活僅得度日而過；所有營業，賦課徵收無餘。今若不警醒，則將來之事，誠不可測。」

三、受到國民革命成功的鼓舞

武昌起義後，羅福星與黃興在巴城募集民兵2千餘人，軍抵蘇州，適逢南北議和成，奉令解散。旋銜中山先生之命，羅福星赴台組黨成立同盟會台灣分會於苗栗，以台北大稻埕大贏旅館為聯絡，組織抗日鬥爭。發表《大革命宣言》，號召台胞團結抗日，收復台灣。

1913年3月，羅福星企圖大舉抗日，事機洩露，潛逃淡水，不幸被捕。日人稱為「苗栗事件」。設臨時法庭，大興冤獄，株連數百餘人，被判死刑者20名，有期徒刑285名。羅福星在獄中以「中華民國孫逸仙救」八字為句首，撰寫《祝我民國詞》：

中土如斯更富強，

華民共祝著邊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

國本苞桑氣運昌；

孫真國手著先唐，

逸樂豐神久既彰；

仙客早貽靈妙藥，

救人千病一身當。

1914年3月3日，羅福星以首犯重罪，在台北刑務所（後來的台北監獄）慘遭絞刑，從容就義，年僅29歲。

日本人雖以土匪判了羅福星及其同志罪刑，但從以下幾位人物的生平，可知民族大義的旗幟已飄揚在台灣上空了。

羅福星曾到苗栗大湖吸收士紳葉水全，葉水全為了要瞭解羅福星抗日的真偽，特別請宗親漢學老師吳頌賢到大陸瞭解此事。吳頌賢在廣州找到同宗吳星輝，輾轉見到胡漢民，胡漢民竟說：「現我內事未靖，焉有動國外干戈之理。」吳頌賢很失望，但洪門領袖吳覺民對吳頌賢說：「建立組織是在建立機會，而且我們要宣傳民族大義，保留大民族的種子，否則日本如此處心積慮的推行皇民化政策，將來台灣人連祖先是誰都不知道了，這是我們的罪過啊。」之後吳覺民還親自來台協助結黨組織，苗栗事敗後，去印尼辦《天聲日報》。

其他如黃員敬，曾是乙未抗日的志士，聽說孫先生派羅福星來領導抗日，也毅然加入行列，並且號召不少鄉親參與抗日。

在日軍登陸時，組織義勇軍與台灣民主國正規軍聯合抵抗日軍的黃南球，在十八尖山失利以後即歸隱不問世事，但他在羅福星請求金援時，也慨然同意。而霧峰林祖密也看到人民受國民革命成功的鼓舞，興起抗日思潮，答應起義時會支援二萬民兵。

當時參與革命行列的積極態度，可從下列志士家譜表看出端倪。賴家是銅鑼望族，家族人丁旺盛，聽說賴聯輝武功高強在清末就享有名氣，1895年日本入侵也曾參與抗日活動，他的曾孫輩有20多位參加革命，後都被判五年以上徒刑。

謝德香是苗栗地方士紳望族，兄弟都是知識分子，一家七個兄弟，有案可查的是四位兄弟都參加革命黨，其中謝德香被判了死刑，其他的也被判九年、七年不等。。

羅福星在給其祖父的信上說：「所幸我黨於客歲派小生來到此地，振興已隔絕多年祖國之恩義，結合同胞之情誼，鼓舞台民之思想，增進祖國崇拜之意念。自受委於斯業，已由淺而做到其深。」（台灣日日新報大正3年2月28日）

羅福星抗日的影響

一、喚起民族意識

羅福星來台抗日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喚起台灣同胞的民族意識，他在給祖父的信上說：「吾客歲渡台以來，即任鼓吹本島人民不要忘記往日國籍。」

羅福星領導的抗日起義失敗後，日本總督府特別在苗栗設立「苗栗臨時法庭」專審此案，有400多人被判不同徒刑。一些沒判刑的志士也矢志不與日本人為伍，例如被譽為台灣秋瑾的張佑妹，在革命失敗後嫁給湖口的陳家，在省公路邊開了一家麵食店，生意很好，但她從不賣麵給日本人。日本人對她莫可奈何，只得找些莫須有的罪名，罰她錢，或抓去警局訓話。

被判七年的謝集香也恨透日本人。他出獄後，發誓不再看到日本人，為避免有妻兒的後顧之憂，他索性不結婚，帶了幾箱書，獨自隱居在大湖的深山裏，自己開個園圃，也免費教鄉間孩子讀漢書。光復後謝集香才悄然走出深山，回到老家，看到家道已經凋零，正擬再回深山時，恰好苗栗忠烈祠的管理員去世，縣政府請他去繼任該職。他接受了這個職務，從此每天為忠魂上香，閒時吟詠詩書，神交古人；或低杯淺酌冥思故友。1950年孤寂而終。

黃阿書志士出獄後，因為不想和日本人打交道，帶著妻兒躲到台東深山，過著簡樸自足的半隱居生活。許多志士的故事無法一一在此介紹，總之，誓不事賊的意識深深埋在志士們的心裡。

二、改變日本人的對台政策

羅福星被處死後，苗栗事件還沒有落幕，一些受國民革命成功鼓舞的志士在南部發起西來庵噍吧年事件(1915年)，日人對台灣人的勇敢抗日感到恐慌，不僅殺了抗日分子，也不人道地屠殺了很多當地居民。武裝抗日到此結束，台灣人抗日進入政治社會運動的時代。

羅福星苗栗事件受到台灣人的關注，使愛鄉愛國運動得以繼續，而日本人也於1915年換了安東貞美為台灣總督，從此改採懷柔政策，以較為人道的方式對待台灣同胞。

羅福星留下歷史教訓

時勢造英雄，英雄改變時勢。我忝為烈士之後，對於先祖父羅福星的大愛精神由衷敬佩，每讀到他的「彈丸如雨砲如雷，喇叭聲聲戰鼓催。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屍回」詩句，就對一位連屍體都不需要馬革裹回的精神，肅然起敬。讀到「青年尚武奮精神，睥睨東天肯讓人。三州區區原少弱，莫怕日本大和魂」，更受到無比的鼓舞。

以史為鑑，我們要愛國家愛民族，才不會受到外族的欺侮，我們要團結一致、壯大自己的國家實力，才會受到他國的尊敬。

（作者係羅福興孫女、退休大學教師）

生命中存有一腔執著：想以海軍專業的角度，來深入研析我大清帝國建立新海軍的背景、動機、計畫和成效。除文字外，我還希望有適當的圖片相對應。但百年前的老照片解析度差，實在很難一窺全貌，因此想到以電腦構圖方式模擬與製圖。我很幸運地遇見了吳欲賢先生，他也愛海軍艦船，對電腦3D製圖有藝術家的狂熱、工程師的嚴謹和精準。我們這兩把火炬，就這樣點燃了起來。

為真實表達1871年班北洋海軍同學的事蹟，我排除了太多自我揣想的長篇小說、與易流為意識形態的論述，選擇了以史詩的方式，撰寫那一段百年多前的歷史。我寫作的同時，吳欲賢也開始作圖，他獨自完成了甲午海戰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艦船的全部圖檔。

歷經五年，我終於今年7月完成出版了《甲午海戰之1871年班》這兩本套書，我也因此對甲午海戰的百年爭議有比較清楚的認識，願在此與讀者分享。

北洋海軍建軍

大清政府鑒於鴉片戰爭之痛後，又受日本1874年入侵台灣恆春，1878年獲得扶桑、比叡二艦後，又積極侵擾朝鮮之刺激，開始推動海軍建軍計畫，急於建立一支強而有力、現代化的海軍艦隊。而歐洲海上列強對大清帝國的建海軍及購艦計畫是既想賺中國人的錢，又怕大清海軍強大起來變成對手，因此反應不一。

清廷分三階段購艦。第一階段向世界海軍科技最強的英國購艦：超勇、揚威(1880~1881)，但後來發現超勇、揚威是鐵包木的軍艦，其火力、耐波性、戰場倖存率較低，無法滿足作戰需求。

第二階段向最有誠意輸出的德國購艦:定遠、鎮遠(1881~1885)、濟遠(1883~1885)。德國勝出的原因是其最具誠意配合大清需求提供新式戰艦，雖然其競爭者英法等國對德國的造艦技術水平提出諸多批評，但基於建立一支可恃的海上戰力的理念，清廷決定了此造艦合約的歸屬。

第三階段分向英、德購艦：致遠、靖遠(1886~1887英造)、經遠、來遠(1886~1887德造)。有了上一階段合約失敗的經驗，此次英國放下身段，提供同型艦中最佳的設計。英國設計以速度及精巧配置見長。德國以裝甲及結構強韌見長。最後清政府決定各購兩艘，但火砲仍選擇德國克魯伯砲，以統一構型，並利後續零附件籌補。出廠比較，英造艦果然有較快的速度(18.5/16節)與較多的之火力配置。1888至1894黃海海戰爆發六年間未購入新艦，僅有自製之平遠、廣甲、乙、丙四艦加入艦隊，惟多屬小型艦，火力較弱。

另一方面，日本受1881-1888年間大清海軍建軍計畫的影響，開始大力投資海軍建軍，1890-1894年間共增建七艘新艦。由於該階段國際海軍造艦科技發展快速，大馬力之推進系統與速射砲相繼推出，日本於該階段購入的新艦，不論在速度或火砲戰力上皆大幅提升，「清滯而日進」形成兩國海軍戰力的差距。日本政府認為當時為與大清決戰之最佳契機，若錯過恐永無機會。故於1894年發動戰爭，海陸併進，一舉殲滅大清北洋艦隊。而清廷僅於1880-1890年間執行了10年質優之建軍計畫，之後就停滯不前，造成甲午戰敗及中華民族百年創傷，實為今日執政者的殷鑑。

艦隊管帶(艦長)素質高

北洋艦隊艦長中有70%以上的艦長曾赴英、法、德等國深造或訓練，素質不比當今艦長差，簡單介紹如下：

提督丁汝昌55歲，艦隊資歷12年。

定遠軍艦艦齡6年，管帶劉步蟾40歲，船政一期、英國見習2年、德國監造2年。

鎮遠軍艦艦齡6年，管帶林泰曾40歲，船政一期、英國高士堡大學就讀、皇家海軍艦隊見習共3年。

濟遠軍艦艦齡6年，管帶方伯謙39歲，船政一期、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皇家海軍艦隊見習共3年。

致遠軍艦艦齡4年，管帶鄧世昌42歲，船政一期、兩次赴歐洲接艦。

靖遠軍艦艦齡4年，管帶葉祖珪39歲，船政一期、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皇家海軍艦隊見習共3年。

經遠軍艦艦齡4年，管帶林永昇38歲，船政一期、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畢業、皇家海軍艦隊見習共3年。

來遠軍艦艦齡4年，管帶邱寶仁40歲，船政一期、歐洲接艦。

超勇軍艦艦齡10年，管帶黃建勳39歲，船政一期、法、英留學及英國皇家海軍艦隊見習3年。

揚威軍艦艦齡10年，管帶林履中39歲，船政三期、英國高士堡大學畢業、德國接艦。

中日甲午黃海海戰

大清自定遠、鎮遠、濟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返國後，海軍戰力增強，有10年的時光未再受歐洲列強來至海上的侵凌。可惜1890年後未能持續穩定建軍，造成戰力逐漸趨於劣勢，遂被日本趁機攻擊，令人扼腕。

日本艦隊之作戰計畫是一以第一游擊隊四艦一組運用其艦船運動速度、速射砲火力發揚之特點，構成局部優勢圍擊北洋艦隊外圍及落單之艦艇；二以松島嚴島橋立三艦為主，運用其口徑較大之320mm之大砲，擊破具305mm大砲之定遠、鎮遠二艦。上述作戰計畫於海戰中驗證結果如下:

一、第一游擊隊之成效甚佳，北洋艦隊共有超勇、揚威、致遠、經遠四艦，先後被日本第一游擊隊圍攻重損後沉沒。

二、以松島、嚴島、橋立三艦為主之主力對決成效不佳，松島主砲置於艦尾，嚴島、橋立主砲置於艦艏。該三艦的320mm主砲皆非速射砲，由於射速太慢，另由於艦體較小砲太大，砲轉向一側欲射擊時，艦體會像一邊傾斜，因此不易瞄準；黃海海戰中松島僅發射4發，嚴島僅發射5發，橋立僅發射5發，其中僅一發命中對方，成效不佳。在同為非速射砲之狀況下，定遠及鎮遠二艦之305mm火砲精確度與發射速度皆優於日本三艦，定遠、鎮遠由午後12時50分與日艦血戰，尤其是15時30分致遠沉後，形成日方五艦圍攻定遠、鎮遠二艦之狀況，雖主甲板以上建物損毀甚鉅，但砲隊人員仍能持續發揚火力；17時松島艦後段主砲段遭鎮遠艦擊中，現場人員損傷近百員，戰力大損，至17時45分被迫撤退並轉移旗艦。以主力對決而論，北洋定遠、鎮遠二艦守住戰陣，有如海上長城般挺立，戰的是可圈可點。

因為超勇、揚威是最早採購收的軍艦，結構是鐵包木(木架構外蒙一層鐵皮)，中彈後易著火且不易控制。另外，兩艦的火砲是第一代後膛砲，砲發射後必須人力復座，射速慢，遇見日本最新銳、擁有大量120釐米速射砲的第一游擊四艦，如同以一把毛瑟步槍與四挺機槍對戰一般，火力比例懸殊，力戰後沉沒，是非常悲壯的。

北洋艦隊覆滅

北洋海軍於黃海海戰僅是中傷，戰力並未被擊垮，最後是受制於指令「虎不離山」--要保存實力不得出港。清廷決以外交斡旋解決爭端，惟朝廷官僚文嘻武戲，在基地及本土防衛上並未積極備戰，處處受制。以人數及武器數量而論，當時大清陸上部隊人員與火砲數量遠超過日本，但旅順淪陷，劉公島基地又被突破。大清陸軍各自為政，心存觀望、敷衍、自保，對命令不能貫徹、畏戰、懼戰態度又極為嚴重，等基地四周岸砲陣地被日軍登陸占領後，海軍艦隊反被自己岸砲轟殲於港內，造成無可挽回之浩劫。

史料所述丁汝昌、劉步蟬是服鴉片自盡，雖正面，但服鴉片自盡，總令人觀感不佳，後遇專家轉劉步蟬家人的口述歷史，才解開此謎。原來在海戰前，北洋艦隊全面發配自殺藥丸給每一位官兵，以防被俘之屈辱，此藥丸含有高濃度鴉片成分。自殺藥丸由官兵隨攜在身，由於昔時藥包防水效果不佳，受汗水、濕氣滲染影響藥效減弱，致服用者痛苦輾轉難去，劉步蟬最後命其手下行劍助其成仁，其剛烈之情令人敬佩，惟後人論述時未知因只談果，造成艦隊官兵愛用鴉片之錯誤印象，於此特為之澄清。

應以歷史為鑑

歷史是一面鏡子，願《甲午海戰之1871年班》如一面明徹的鏡子，可使我們真實體認到戰敗的悲愴、國家人民被欺凌的苦難、進而深想：今日的我們是否已脫離文嘻、武戲的官僚輪迴？政府的官箴、武德與軍民的共識、努力，是否已成熟到足以確保國家與人民的安全，以及維護西太平洋的和平？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華民族，需要何樣、何種的海權來自衛？我們規劃、準備好了嗎？如果尚未，讓我們真誠反省、勇敢改進！

（作者係海軍官校1972年班，曾任兩棲艦隊副艦隊長、飛彈驅逐艦長）

勒龐（Gustave Le Bon）生於1841-1931年，是一個法國人，而「太陽花」則是2014年3-4月發生在台灣的事件，兩者風馬牛不相及，為什麼會把它們放在一起呢？

因為台灣有人讚揚「太陽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高度民主成熟的運動；有人讚揚它體現了台灣「高素質的公民社會」，「50萬人上街，秩序井然，主持人一宣布散場，半小時內現場清空，連一包垃圾都沒留下」。大陸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多元參與、動員效率高的「新社會運動」。我的看法則不同，因為「太陽花」讓我感到「似曾相識」，於是想起了《烏合之眾》這本書，想起了其作者勒龐。是他，早在1895年，似乎就已經描繪了「太陽花」的輪廓與圖像。

從眾心理

所謂「從眾心理」，就是個體受到群體的影響而改變自己的行為。勒龐稱之為「群體精神統一性的心理學規律」，個體情願把群體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這就造成了一些重要後果，如教條主義、偏執、人多勢眾不可戰勝的感覺，以及責任意識的放棄。「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

「太陽花」是從眾心理的充分體現。許多參加者並不知道什麼是「服貿」，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反服貿。有的是「本身無所謂，旁邊人去了於是大家都一起去」；「絕大多數都回答，我不知道服貿是什麼東東、但大家要反，我就跟著反」；「近兩年反馬、反國民黨、反中是潮流，不反一下就不潮了」；從台南北上的學生說：「反正放假、有車有吃有喝，就來台北逛逛」；甚至有人說：「不用上課了，去立法院鬥地主通宵打波去？走啊弟兄們」。據調查，一般民眾，有80.9%表示對服貿協議不了解或一知半解，許多學生是通過歪曲事實的「懶人包」來了解服貿的。

在從眾心理的影響下，正如勒龐所說：「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太陽花」的參與者說：「如果不去現場打卡（報到），會覺得跟不上流行，在朋友間很沒面子」；「我反黑箱服貿，可是未必反服貿。然而這樣的言論，在目前學校同儕間，已經不僅是一個不同意見，而是一個奇人異說，只要在網路上和主流意見稍有不同，大量無情的訕笑和貼標籤就隨之而來」；「凡是有反反服貿、不支持學運的言論都會Ｋ得滿頭包」。因此，參與者認識到，反服貿真理，已經使得自己懂得閉上嘴吧，形成寒蟬效應。這說明在「太陽花」之下，人們只能把「反服貿」當作「絕對真理」而全盤接受，其他想法只能是「絕對謬誤」，給予一概拒絕。「太陽花」的言行證實了勒龐的一個觀點：「個人可以接受矛盾，進行討論，群體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群體的道德

勒龐對群體的感情和道德觀有如下的描述：衝動、易變、急躁；易受暗示和輕信；情緒的誇張與單純；偏執、專橫和保守；放棄責任意識，「不會受到懲罰」等等。

媒體報導了「太陽花」的「急躁」和「衝動」：「是因為張慶忠的作法引起全民共怒，而由他們登高一呼，開始抗爭」。「得知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委張慶忠在30秒內趁亂將服貿送出委員會，所有人都氣炸了。當晚，一群朋友相聚，即著手討論進一步的行動」。

「拆卸門板、打破玻璃、掀翻桌椅、扯下窗簾、破壞天花板且又行竊」；「大門口的防護鐵絲網被用老虎鉗剪斷、玻璃被砸碎、房門被拆、辦公室內文件亂丟、天花板掉落」；「拆除立法院匾額，撞傷警衛，破壞主席台、議場的辦公桌椅，侵入私人抽屜領域，牆上塗鴉等破壞行為，嗣再倒掛國旗，場內喝酒慶祝，玩親親、自拍等遊戲，已逾越法律非暴力的範圍」。

此外，「封鎖立法院四周出入口與街道，公然盤查車輛，不准任何立法委員與行政院官員離開」；「自認有權任意占路癱瘓交通，圍人限制自由」；「幾百暴民把忠孝東路、林森南路口堵住，幾十路公車被迫開門下客，十餘萬用路人被迫改道，或在暴民的狂吼及辱罵中冒險通過」；「暴民圍堵立法院，趴上立委座車的引擎蓋、跳上車頂、踹凹車門、砸破車窗。綠委蕭美琴在圍困中被嚇得花容失色，大罵：這就是我們要的民主嗎？」

「太陽花」也表現出易變的特點：它的訴求有如下變化：「第一天沖進立法院議場之後，學生們所拉起的布條是七成五台灣人民要求逐條審查；接著轉為要求退回服貿，捍衛民主；再來轉為先立法，再審查，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與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學者提出的《兩岸協議締結條例草案》通過立法作為運動首要的目標。3.23學生攻占行政院之後，運動的訴求再加上譴責國家暴力。到了3.30在凱達格蘭大道的集結，林飛帆與陳為廷英雄式的出場（夾道民眾歡呼選總統）」。

「太陽花」還表現出輕信。服貿「開放什麼都搞不清楚，就跟著大家一起高喊中國要買下台灣」。很多參與者輕信「服貿協議是黑箱作業」、「開放大陸勞工來台就業衝擊台灣百萬勞工」等五大謠言。媒體報導「在現場問一名學生，為什麼要反服貿？才18歲的她回說，服貿通過會有很多大陸人來搶飯碗。追問她，搶哪個行業的飯碗？她說不知道。再問她，學生占據立法院，讓政府議事停擺，對嗎？她說是政府不對在先。政府哪裡不對？她就只會搖頭不再答話」。這正如勒龐所說的：「把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一個人編造的奇蹟，立刻就會被所有的人接受」。

「太陽花」還表現出偏執、專橫、保守：「在街頭，他們任意霸占道路，從不覺得有需要依法申請；他們隨意攻擊官署，還宣稱只是路過；他們恣意羞辱人民選出的立委，干擾他們人身與行動自由！在網路上，只准許一種聲音存在，只要出現不同意見者，立即群聚圍剿，甚至進行人肉搜索、癱瘓特定網站，只求消除不同的聲音！相對照他們所一再倡言的審議式民主，真的是絕大諷刺」。「這場運動還充斥著濃濃的排他主義。只要反服貿就是愛台；只要支持服貿或不反服貿，就是賣台。尤有甚者，一股無人譴責的排外種族主義氛圍無聲瀰散」。「對於某些意見不同的評論者，不僅進行言辭圍剿，還口出髒話。只要在網路上和主流意見稍有不同，大量無情的訕笑和貼標籤就隨之而來」。「身為10A總裁的彭淮南先生認為簽服貿是好的，消息一出，曾任金管會或經建會高層的人士馬上跳出來，直言彭總裁說錯了。為何他們如此確定別人是錯的，而自己一定就是對的？」。學生們還專橫地提出：「馬、江道歉下台」、「服貿重啟談判」、「停止兩岸協議」等，顯示出「高傲，毫無妥協餘地」。這和勒龐所說的，如果有人做出最輕微的反駁，「立刻就會招來怒吼和粗野地叫駡」、「專橫和偏執是一切類型的群體共性」十分相似。

那麼，他們為什麼敢於做出這樣違法的行動呢？勒龐指出：「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這樣做的誘惑，他也很容易抵制這種誘惑。但是在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孤立的個人在生活中滿足這種本能是很危險的，但是當他加入一個不負責任的群體時，因為很清楚不會受到懲罰，他便會徹底放縱這種本能」。「太陽花」的參與者似乎都有一種共識：「群體為國家和民族而犯罪不是犯罪」。不僅是他們，台灣還有不少人支持他們，似乎「人多勢眾」不可戰勝，大家都可以「放棄責任意識」。

領袖人物

勒龐對群體的領袖人物也有所描述，這裡只舉幾個事例：

他說：群體的領袖「具有支配群體大腦的能力」，他們能夠讓群眾相信，「他們看到了自己並沒有看到的事情」。又說：「群眾在服從他們時，要比服從政府溫馴得多」。

「太陽花」的領袖們可以讓群眾相信他們看到了服貿的「黑箱」，相信他們提到的「反黑箱」完全是正確的；讓群眾相信他們提出「退回服貿」等主張都是正確的。讓群眾相信他們能夠「代表台灣人民」，可以成為「這個國家的總指揮」。他們聲稱運動中的一切所做所為（當然包括違法行為），都是依循所謂「公民不服從」的法理，相信他們是在挽救憲政和民主，不但不應當受到懲罰，還應該被當作英雄受到歌頌。

勒龐所說的群體領袖「說服的手法」，似乎在「太陽花」得到完全的證實。他指出，群體領袖影響民眾的三種手段是：斷言法、重複法和傳染法。「做出簡潔有力的斷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證據」，「一個斷言越是簡單，證據和證明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

「太陽花」提出「斷言」，諸如「反服貿」、「反黑箱」、「退回服貿」、「守護台灣」、「公民站出來」、「馬江道歉下台」、「服貿重啟談判」、「停止兩岸協議」、「民主與專制的對決」、「愛台灣」、「台灣魂」、「反馬」、「反中」等等，而且一再重複，讓它傳染到廣大民眾之中，這樣，它就成為「台灣人民的聲音」了。

社會運動需要吸取教訓

好了，有關勒龐與「太陽花」的類比，就寫到這裡吧。從以上類比，可以看出「太陽花」與勒龐100多年前的描述確有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當然時代不同了，二者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有人願意把「太陽花」與勒龐的描述不同之處進行比較，說明「太陽花」的進步，那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勒龐的《烏合之眾》並不完美，它的意義在於「發現問題的功能，而非解決問題的功能」。把它與「太陽花」相比，也只能發現一些問題，並不能為解決這些問題開出藥方。

應當指出，我寫這篇文章絕對不是有意貶低「太陽花」、貶低台灣的社會運動（或稱公民運動），而是找到了一面鏡子，可以照出「太陽花」並不完美的一面，讓大家看到它的不足。我認為台灣的社會運動，從紅衫軍、白衫軍直至這次黑衫軍，一路走來，需要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即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現在還處在初級階段，還存在不少問題，而民粹主義的色彩可能是它的「硬傷」。

關心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人們，應當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才能讓它一路走好。千萬不要聽信一些別有用心的政客，把它吹捧為「台灣高度民主成熟的運動」、「高素質的公民社會」，那是把大家美好的理想低俗化了，那是對公民運動的褻瀆，那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捧殺」。

（作者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備受外界關注的台北市長選戰，藍綠陣營參選人民調歷經相持不下，到各有勝負，幾度峰迴路轉，看得民眾頭昏眼花，究竟最後誰會勝出，讓雙方支持者都只能屏息以待。畢竟對藍綠陣營而言，台北市長選戰關係著2016總統大選，一旦誰能贏得這場前哨戰，對日後的總統大選將具有關鍵的影響力。

打著在野大聯盟旗號的柯文哲，在和民進黨推出的姚文智進行最後民調PK勝出後，氣勢如虹，民調支持度一路攀升，尤其《自由時報》7月2日公布的民調數字，柯文哲支持度為43.69%，國民黨參選人連勝文的支持度則只有23.83%，柯大勝連近20個百分點。這個結果雖讓不少人質疑其真實性，但雙方民調有段差距卻是事實，如何縮短差距，迎頭趕上，甚至扭轉局面來個「逆轉勝」，確實是連陣營的當務之急。

連勝文的選情之所以會持續低迷，欲振乏力，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藍軍內部的整合問題。馬英九執政不力，確實讓藍軍支持者失望，甚至痛罵，但對不少鐵桿藍軍而言，就算馬英九做得再爛，還是有一定的形象，至少在個人道德操守層次上比較沒有爭議，因此在去年9月「馬王之爭」時，連勝文脫口而出的「現在又不是大明王朝」，不但讓不少深藍民眾難以接受，甚至也因此傳出馬連二人種下心結的說法。不少媒體至今仍不忘炒作此一議題，想藉此凸顯國民黨中央不滿連勝文，甚至還有意加以杯葛的印象。

不過，這種炒作其實是缺乏邏輯的，因為對馬英九而言，他身為黨主席，就算再不滿連勝文，台北市長選舉失敗，黨主席難辭其咎，甚至還可能必須面對辭掉黨主席的風險。況且，一旦台北市淪陷，2016年的總統大選，國民黨就算是推出最強的朱立倫應戰，也一定會陷入左支右絀、南北夾擊的困境，國民黨恐怕將面臨政權再次輪替的苦果，這對馬英九來說更是難以承受的結果，畢竟國民黨政權從他手中再度被輪替，這對愛名重名的馬英九而言情何以堪！

也宣布參選台北市長的沈富雄，一度民調支持度高達15%，但始終未能突破20%，因此最近也傳出沈富雄自言「高估自己實力」，讓外界聯想沈富雄是否已有退選的打算，讓選情回歸兩雄對決的局面。如果沈富雄真的退選，對連陣營自然是「利多」，畢竟沈大老搶的都是藍軍的「堵爛票」，一旦沈退選，如果再加上連勝文的後續努力，就有希望將這些屬於深藍的選票重新爭取回歸。

連勝文這場選戰所以會打得如此辛苦，其中藍軍的「堵爛票」是重要因素。對這些人來說，他們根本不可能去挺綠，所以柯文哲這種「墨綠」本質的所謂在野大聯盟，根本騙不了他們，但既然不爽連，也不會投柯，沈富雄的出馬，無疑提供他們一個情緒發洩的疏洪道。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綠營全力操作的「階級戰」。連勝文的家世背景，對民進黨來說根本就是一座「彈藥庫」，可以提供源源不絕的火力支援，任何問題都可以牽扯到連勝文的「階級」，只要將問題歸因是連勝文的豪門家世，一切的指責和攻擊就得到合理化。從柯文哲陣營最近猛攻連勝文的幾個話題，包括石油論、社子島開發炒地皮、招待外國友人的高貴便當，藉以影射連戰當年的500元便當，在在顯示柯文哲陣營採用大量的「階級戰」戰術。

連勝文近四年前為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輔選時挨的那一槍，雖然命大過關；但如今他要參選台北市長，他的「住豪宅、娶美女、有錢人、做大官」說法就不脛而走，讓不少人質疑：憑什麼讓他一個人獨享這些好康？其實這種說法本質就是「階級論」的代名詞，國民黨一位議員就表示，這也正是連勝文何以至今仍然陷入苦戰的主因，未來能否有效消除外界這種負面觀感，才是連勝文最後反敗為勝的關鍵。

反觀柯文哲雖然出口成「髒」，但媒體卻總吃他這一套，只要滿足口腔期的期待，也就讓柯文哲四兩撥千金地輕鬆過關。而柯文哲雖然號稱政治素人，但在政治操作上卻無疑是箇中老手，像日前自爆和前內政部長李鴻源聯絡，想借重李鴻源的專業聊聊，竟然被監聽，金溥聰還為此打電話給李鴻源一事，結果真相卻被李鴻源踢爆，金溥聰根本沒有打電話給他，也沒有監聽之事。但這種事情未見媒體強力報導，只是輕描淡寫一下就沒事了，好像是誤會一場。如果此事發生在連勝文身上，肯定要鬧上好幾天。

至於近日媒體名嘴姚立明加入柯文哲陣營一事，有人認為它成功強化了柯文哲的「在野大聯盟」跨藍綠色彩，但其效應正如一位國民黨議員質疑的：還有人會認為姚立明是藍軍嗎？媒體喜歡用姚立明曾任新黨立委的歷史，甚至舉上次台北市大安區立委補選為例。但事實上，那年姚立明根本是以無黨籍參選，只是新黨策反不成，找不到人，只好推薦姚立明。其實姚立明的政黨色彩一如沈富雄的現況，綠營肯定沒有人會認為沈富雄還是民進黨。因此，所謂藍綠色彩只是柯陣營的自我美化罷了。不過，姚立明的加入，或許可以說明一件事，就是柯文哲擔心陣營內部已被民進黨各派系進駐，姚立明加入，不論能否達成假平衡；至少也不要讓自己被民進黨全部架空。

(作者係媒體工作者)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實現兩岸統一的基本方針。和平統一就是兩岸雙方以和平方式，平等協商、共議統一；而「一國兩制」指的是兩岸在一個國家下，實行兩種制度。
    大陸自1979年開始推動和平統一時，就認識到要實現和平統一，就要考慮台灣歷史和現實的情況，尤其是要考慮1949年以來兩岸實行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實際情況，為了不在社會制度問題上進行爭執而影響統一，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兩岸統一後，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主張。
   「一國兩制」 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既實現國家統一、維護國家主權，又尊重歷史和現實，照顧各方利益。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面：
   一是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台灣和大陸都各自保持現行的制度，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或併吞誰。在此前提下，台灣可保持自己的特性，現有的社會形態不變，現行各種制度如政治體制、政黨政治、選舉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法律制度、新聞制度等都不變，簡言之，台灣民眾的生活現狀不會改變。
   二是台灣與大陸均享有高度自治。兩岸統一後，台灣享有的自治權，將遠遠高於港澳兩地當前所享有的自治權。大陸方面曾主動提出：統一後，台灣擁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人事自主，繼續保留軍隊，繼續發行貨幣，繼續作為一個單獨關稅區。台灣還可享有外事權，與外國簽訂經濟、文化協定，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
   三是兩岸統一後，大陸不派任何官員到台灣的機構任職，也不派軍隊和行政人員來，不會向台灣收一分錢稅。同時，由台灣人民選派的代表可以參與全中國事務的管理。
   台灣方面對於大陸提出的「一國兩制」，先是以冷漠待之；1997年及1999年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後，已走向分離路線的李登輝政府則開始竭盡一切所能詆毀「一國兩制」，導致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產生疑慮。不過，綜上可知，兩岸若以「一國兩制」作為實現和平統一的模式，台灣民眾不僅不會失去現有的生活方式，還可以與大陸同胞一起成為中國這個大家庭的主人，共享大國國民的榮譽，也可進一步提升自身的福祉。
   當然，兩岸統一後的「兩制」內涵，需要通過兩岸站在平等地位談判協商，解決所有需要解決的問題，對統一後的所有事項作出安排，最後再以慎重的法律協議確定下來，給予充分的法律保障。
   為使「兩制」符合台灣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及福祉，凡是支持兩岸走向和平統一的人，都應該花時間研究「一國兩制」的方針及發展，並勇於表示意見、提出建議，以期台灣內部及早對此達成共識。

7月1日，日本政府在臨時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這表示即使自身未受到攻擊，日本也可以為阻止針對他國的攻擊而行使武力。日本內閣決定修改憲法解釋之後，就會著手制訂相關法律修正案，以便將來為運送日本僑民的美軍船艦護航，或攔截射向美國的導彈時，有法律依據。

為解禁集體自衛權找藉口

近期以來，面對大陸的崛起，日本可謂動作頻頻，包括在5月底6月初的香格里拉會談，日本首相安倍試圖將中國大陸塑造成「麻煩製造者」，其目的並非為了區域和平，而是為解禁集體自衛權尋找理由和藉口。安倍還透過區域和平的相關議題，積極拉攏亞洲鄰國的支持，放大日本在國際間的話語權，這對鞏固其個人在日本國內的政治地位有相當助益，同時也可提振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氛圍，而這亦能間接便利主政者的施政，讓諸多提振經濟的政策獲得支持。

日本的這些動作，很明顯地受到美國的支持，因為美國也亟欲在亞洲圍堵中國，而首要的盟軍就是日本。不過，日本雖獲美國的支持，卻不一定會得到周邊鄰國的認同。日前，包括韓國、中國大陸在內的鄰國，甚至日本國內，都有反對聲浪。反對解禁的日本民眾數度聚集在位於東京的首相官邸前，大喊「堅決反對修改憲法解釋」、「不需要集體自衛權」。

在此之前，安倍對日本媒體說，中國大陸在南海、東海和釣魚台的行動，令亞洲各國擔憂。他還進一步闡述其對華的「先包圍後改善」外交思路。他說，要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首要強化日美同盟關係。其次要強化與東南亞聯盟各國的合作，使東南亞成為日本發展的據點，合作範圍包括經濟、文化、安全保障和能源。日本要提升與印度和澳洲的合作關係，美日韓安保協商也將常態化。

其實，安倍上台伊始即安排赴訪越南、泰國和印尼等亞洲多個國家，該外交行程體現了日本希望與東盟國家強化關係，以對在東北亞、東南亞地區積極謀求海洋權益的中國大陸，形成制衡之勢。

甘作美國鷹犬  東亞警戒

以上安倍的言論和舉措在在表明，日本正積極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試圖通過拉攏亞洲的其他國家，聯手制衡中國大陸。而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政策，以及他在釣魚台主權爭端中的強硬表態，顯示日本在外交上試圖突破戰後「持守和平」的框框，在軍事上開始掙脫「專守防衛、不作軍事大國」等《和平憲法》規範下的政策束縛，將戰略由防守轉向進攻的態勢。筆者認為，安倍的「先包圍後改善」及「積極和平主義」政策，目的乃是謀求利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和目前中日釣魚台的緊張局勢，以使日本在軍事和外交上悄然崛起，實現向正常的大國轉型，重溫往昔大和民族作為東亞龍頭老大的舊夢。

日本試圖將自身武裝成軍事大國，其目的並非想當東方王道的干城，而是要作美國控制東亞地區的鷹犬，這點可從美國在亞洲所採取的一系列強化東亞安全的舉措，如加強美日安保合作、公開宣布《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台，以及對朝鮮的軍事崛起施加壓力等行動中看得出來。

就美國而言，要在東亞維持主導地位，第一是要穩定目前的局勢，而朝鮮發展核武引起東亞局勢動盪，這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第二是要防範中國大陸作為軍事大國的崛起，以免引起不均衡的區域衝突和緊張。為達此目的，美國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扶持日本作為軍事大國，使之與中、朝勢力抗衡。事實上，日本的復興和軍事崛起的確也構成對中國發展的巨大障礙。

日本一直都有與中國爭東亞龍頭老大的野心，自上個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日本就地區安全與中國的崛起產生了分歧和矛盾，從而加快了它在美國的卵翼下謀求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步伐；同時，日本用於防衛的軍備預算也大幅升高，成為目前世界上第二位的軍備大國；當美國發動對伊戰爭之際，日本也主動積極地要求派遣自衛隊參戰。日本這些舉動大大增加了中國大陸及東亞國家對其軍事動向的警惕，特別是二戰時期深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東亞國家，對於日本實施周邊事態法案、確認「日之丸」及「君之代」的法律地位、將自衛隊升格為正規軍，以及通過《有事三法》等象徵軍國主義還魂的舉措，產生疑慮和關切。

有鑑於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將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對亞洲、太平洋各地區人民所犯的戰爭罪行及其戰後責任反覆陳述，目的是要幫助日本當局對過去的戰爭罪行做出深刻的反省，以便起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警戒作用；同時也是為了幫助日本與亞洲各國建立起相互尊重和信賴的關係，爭取成為東亞王道的干城，而不再做傷害東亞人民的鷹犬。

記得數年前，中國發射遠程導彈摧毀一顆廢棄的氣象衛星，此舉令西方世界震驚之餘，日美兩個軍事盟國大肆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賴斯稱，該舉措是一次「使我們震驚的測試」。日本極右政要中川昭一則進一步將它說成是「瞄準日本的實驗」。去年底，中國大陸的遼寧號航母戰鬥群開赴南海例行軍演，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翼政客再度大肆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有政客甚至提出所謂「日本淪陷論」，叫嚷日本如不及時制衡中國的軍事擴張，未來將「淪為中國的一個省」。日本右翼政客的叫囂聲，目的是要煽動日本政府和日本國民，日本必須劍拔弩張地應付中國的崛起。難道中日甲午戰爭的歷史，真的如某些觀察家所說會「再度重演」嗎？要解答這一問題，必須從中日兩國的歷史和文化，進行深入的分析解剖。

大陸得做好思想準備

從近現代的歷史來看，日本的確是一個造成中國「創巨痛深」的國家，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中日兩國同受西方列強的欺凌，之後日本經維新變法而崛起。可悲的是，它的崛起不僅未成為中國之福，反成為中國「三千年來未有之大禍」的根源。日本人的可怕兼可惡，就在於他們將西方列強套在自己身上的繩索解開後，反而將繩索套在中國身上。明治時代的許多軍閥、政客乃至思想家都一致認為，日本的富強需要以中國貧弱為基礎，它的民族優越感需要以中華民族受虐受辱為代價，它的國內危機需要到中國來解決，它的國際地位需要犧牲中國來滿足。不能否認，時下的日本存在著一些右翼勢力，他們經常重溫往日「大日本帝國稱雄東亞」的舊夢，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重振雄風，面對鄰邦中國大陸日益崛起，他們從心理上產生出一種莫名的恐懼，妄圖聯合世界上的一切反華勢力，來遏阻、圍堵正在崛起的中國。

無論渲染「日本淪陷論」、「中國軍事威脅論」、抑或「中國反西方文明論」，目的都是為了扼殺中國大陸的崛起，不希望中國超越日本。在這些右翼人士的眼裡，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對日本的威脅，中國的優越意味著日本的受辱，中國的富強意味著日本的貧弱。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近代日本的崛起，就是靠犧牲中國來達到目的的。      

基於這種心理和認知，日本右翼人士認為，在中日國力此消彼長之際，必然會產生一次大規模的較量，兩個甲子前的中日關係就是如此。中國的當政者和有識之士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否則可能無法因應突然而來的變局。

(作者係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在今年大陸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鄒建平建議在各地舉辦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系列活動。在國際社會中，通常各國都紀念重大戰爭勝利，以緬懷歷史和凝聚民心，例如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英法美等國紀念二戰勝利，我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等。而我國對歷史上一次失敗的戰爭進行紀念，其原因絕不僅僅是「兩個甲子」的時間巧合所能囊括。在筆者看來，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主要有如下原因：

在歷史學中，一般將鴉片戰爭視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在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下，清王朝雖然也被動做出回應，例如開啟洋務運動，但並非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改革主要停留在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層面，其基本的改革指導思想是「中體西用」，專制皇權體制不容改變，其合法性也並未受到根本性質疑。

作為歷史轉折

然而，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對清王朝及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衝擊卻是根本性的。其一，清王朝的合法性受到根本的衝擊。清王朝不僅被擁有先進工業文明的西方國家打敗，連歷史上向來向中國學習的「小日本」，也打敗了以「天朝上國」自居的清王朝，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這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合法性。

其二，清王朝和中國社會各階層有了空前的民族危機感。這危機感催生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救亡圖存」的意志，這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和思想觀念的變遷產生重要影響。

其三，中國人民走上探索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道路。改革自此不僅停留在西方先進技術層面，而且擴展到政治體制領域，康梁掀起的「戊戌維新」就試圖模仿日本「明治維新」，通過學習西方君主立憲政體實現國家富強。此後，清末新政和預備立憲、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紛紛拉開，中國人民走上了艱難探索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道路。

可見，在中國近代史上，甲午戰爭具有重大轉折性意義，這種轉折性意義甚至比兩次鴉片戰爭更為重大，它對近代中國歷史和思想觀念都產生了根本的影響，因此歷史學者蕭功秦稱其為「中國劇變的基本分界線」。

作為歷史教訓

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是中華民族歷史記憶中永遠抹不去的創傷，「割地賠款」踐踏了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創傷的背後實際上隱含的是對歷史教訓的反思，為什麼中國會慘敗？

「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天皇當時並無實權，實權主要掌握在幕府手中裡，與中國同時期，日本也遭到西方國家侵略。在內憂外患之下，日本開啟「明治維新」，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各個方面改革國家，制度的改革帶來了日本國家能力的整體提升，日本迅速躋身工業化強國。然而，對於有著兩千多年專制皇權統治歷史的中國來說，即便兩次鴉片戰爭戰敗，清王朝也僅僅在技術上學習西方，並沒有改變「天朝上國」的固有觀念。因此，清王朝並沒有像日本那樣進行全面改革。即便出現康梁「戊戌維新」，也因為保守勢力的強大和改革本身的激進性而失敗，等到清末統治者意識到改革的重要性，開啟新政和預備立憲時，已錯過了改革最好的時機，其統治的合法性已經不復存在，改革無濟於事。

兩個國家同樣面對西方國家的侵略，選擇了不同的回應方式，不同的制度選擇導致了不同的結果，國家實力的差距在甲午戰爭中全面地浮現出來。這是從新制度主義範式得出的教訓，即不失時機地進行制度創新至為重要。除此種解釋路徑之外，還可以從其他很多方面分析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

由於甲午戰爭涉及國家興衰這一重大問題，因此它是常說常新，可以不斷挖掘的話題。在中國人民百年來一直追求民族復興的背景下，作為歷史教訓的甲午戰爭會持續為人們所關注，尤其在習近平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背景下，作為歷史教訓的甲午戰爭，既是中華民族心靈的創傷，又是中華民族自省和進步的動力。

作為現實回應

甲午戰爭之後，中日之間發生過更大規模的戰爭。與甲午戰爭不同的是，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抗戰，最終贏得勝利，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得以挽回。但是二戰以後，由於兩個國家之間歷經兩次大戰，加上地緣上比較近，存在主權爭端，並且在國際政治和經濟中激烈競爭，中日關係發展並不順利。

尤其自民黨安倍政府再度上台以來，日本國內右翼化，日本政府頻頻挑釁中國，中日關係急劇惡化。具體來看：其一，中日在釣魚台主權上的爭端加劇，日美聯合在釣魚台主權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企圖迫使中國承認現狀。其二，安倍政府無視侵略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歷史，不僅不反思侵略罪行，還參拜靖國神社，這嚴重傷害了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亞洲國家人民的感情。其三，日本拉攏、聯合和煽動美國及東南亞國家，在東海和南海主權爭端中向中國施壓，企圖既迫使中國承認日本的主張，又包圍遏制中國的發展。其四，安倍政府修改和平憲法，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系列右翼化和軍國主義化的行為，不得不引發中國的警覺。

在日本頻頻挑釁中國和中日關係惡化的背景下，2014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9月3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7月7日習近平主席出席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紀念儀式並發表講話，這些都是對日本「右翼化」的有力回應。同樣，海內外各地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系列活動，也是對日本「右翼化」和挑釁中國有力的現實回應，其意在一方面警告日本，中國人民會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告誡國人，勿忘國恥，警鐘長鳴。

（作者係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