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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 07 三月 2025

國民兩黨2016年大選候選人已正式出爐,未到最後時刻,勝敗總在未定之天。選舉越到後面,敏感度越高,影響勝敗的力道越大,行遠必自邇,未來的因素其實是從過去與現在開始積累的,不是未來某個時刻迸出來的,與候選人提出的議題及其論述密切相關。

客觀形勢與主觀意志交鋒

自1949年以來,台灣最大的問題都與對岸難分難解。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台灣被捲入兩岸關係的速度及廣度更與日俱增,迄今所有關係到人民福祉的問題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受其牽制與影響,而且都具有政治內涵。這些問題包括經濟發展、支撐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與產業政策息息相關的勞工政策、外貿、內外投資、歷史課綱、對外關係、租稅公平、股市、社會政策等等,只要說得出名目的大項目,大概都會牽扯到兩岸關係。

因此,台灣總統大選想要避開或淡化兩岸議題,聚焦或側重所謂的「內政問題」,就客觀形勢而言,是不明智且不現實的。然而,每位政治人物都有自己主觀的盤算與意志,常常會表現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偏執狂,相信自己會是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筆下最終勝出的偏執者。

綠營的偏執

蔡英文想藉2014九合一選舉結果之勢,徹底淡化兩岸議題,迴避且銷蝕上次令其挫敗之「九二共識」在此次選戰中的作用,將主軸轉移到「內政問題」。不過,兩岸議題有其客觀的重要性,任何候選人想不提,都是不可能的,也不務實。

蔡英文今年1月21日提出兩岸交流「三個有利、三個堅持」。「三個有利」是:必須有利於國家自由民主發展、區域和平安全穩定、兩岸互惠互利交往。「三個堅持」則為:堅持政府決策須充分民主和透明化、交流過程須多元參與和機會平等、交流成果須維護公益和社會共享。

明眼人一看便知,無論是「三個有利」或「三個堅持」,沒有對岸的配合,就是鏡花水月、緣木求魚。而要對岸配合,接受以「一個中國」為內涵的「九二共識」已為大陸高懸示眾、再三告誡的前提要件,舉世皆知。

就在今年3月,習近平發表了台灣若不接受「九二共識」,勢必造成「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談話。經數月,蔡英文招架不住,在赴美時大幅修改兩岸論述,目前停泊在以中華民國體制為內涵的「維持現狀」。

若依中華民國憲法,包含大陸地區的「一個中國」,接近「九二共識」,不過,有本質上的差異。究竟蔡最終會在選前接受「九二共識」,或是藉「九二共識」激起民眾反感,博取支持與選票,還有待觀察。依其迄今的發言、目前的情勢與趨勢,似乎以不接受的機率為高。這份偏執會為其帶來何種利益或傷害,只有看未來的結果,不過,是否要冒風險,選擇權在台灣人民。

藍營的迷茫

由於2014國民黨的大敗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有密切關係,令藍營對2016頓失兩岸關係的法寶。洪秀柱因緣際會,成為國民黨內唯一合格參選人後,便提出突破現狀的想法,凝聚成「一中同表」、簽署兩岸和平協定及相關論述。但此論一出,自我矛盾與無法自圓其說,造成黨內外爭議,原本與蔡分庭抗禮之勢立刻迅速且大幅衰退,不得不做出調整。

在7.19黨代表大會上,洪秀柱強調「我一定恪遵憲法,依循本黨政綱,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堅持台灣優先、民意為本、平等尊嚴,…讓全民共享兩岸的和平紅利」,而完全未提「一中各表」或「一中同表」。其所提「堅持台灣優先」,則有向綠營借箭的嫌疑。

7.19早報刊出洪辦發言人游梓翔透露了洪的演說會以「一個共識、三個內涵」為主題,一個共識是「九二共識」,三個內涵是「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捍衛中華民國反對台獨、兩岸應建立一個穩定長遠的和平協定」。

洪在7.19講話中也承諾「依循本黨政綱」。而7.19公布的黨綱相關部分則持續主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以及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交流。

洪本人及其兩岸關係的核心幕僚,曾多次表達對「一中各表」及「三不」路線的不滿,但其所提「一中同表」卻有兩邊不討好的問題。洪應該跳脫名詞之爭,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的事實」並主張開啟政治談判,保證能掐住小英的「維持現狀」,讓小英出盡糗態!

除兩岸議題之外,兩人對廢死、廢核、課綱等方面勢必會有激烈交鋒,其中課綱與兩岸密切相關。事實上,兩岸關係幾乎卡住台灣所有的重大議題,沒有合理可行的兩岸論述,就不可能有務實可行的內政論述!看來,兩岸關係依然是2016大選繞不過的必經之路!

(作者係政治大學國發所博士)

週五, 07 三月 2025

台灣海軍陸戰隊結訓時,都要經過一關最困難的訓練,叫做「天堂路」。

國民黨2016總統候選人洪秀柱的天堂路,看起來更艱難。

洪秀柱6月中就通過「防磚民調」,贏得初選,而國民黨卻選在7月19日全代會上才正式提名洪秀柱。

過去一個多月的時間,是洪秀柱最尷尬而脆弱的時期。因為她以極高民調贏得初選,成為綠營的勁敵與眼中釘。理論上,國民黨已經沒有變更候選人的可能與空間,卻又不早早正式提名,徒使綠營和政敵藉機對洪秀柱展開各種「潑髒水」攻擊。從捏造假學歷事件,到爆料她罹患乳癌,以及不斷地釋放謠言及假民調,說她不會獲得國民黨提名,綠營這些作法是想製造洪秀柱已經崩盤的假象,製造國民黨內的矛盾,打擊社會各界對洪秀柱的信心。

因此,洪秀柱雖然終於被國民黨提名了,但她面臨的考驗還很多,處境艱難。

團結綠營 vs. 分裂藍營

蔡英文當選總統後,民進黨人人都有巨大的好處可以分配,所以自動就位,為蔡英文搖旗吶喊。而國民黨內許多派系和陣營的利益不但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比如國民黨中南部的許多派系,為了吸取資源,早已跟陳菊和賴清德合作。他們認為國民黨既然不可能贏,當然要為自己找出路。更因為地方派系習以資源分配作為從政的軸心,本來就沒有太多中心思想與理念。所以誰的聲勢大,就倒向誰,是標準的「西瓜派」。

國民黨過去不乏帶槍投靠的案例,比如民進黨前嘉義縣長陳明文,和現任縣長張花冠,過去都是國民黨大派系。國民黨內不同派系有不同的利益角度,勇於內鬥,卻無法跟民進黨鬥。民進黨一向擅長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裂解國民黨。這一次更處心積慮操作王金平。眾所周知,王金平真正的目標是要國民黨提名他續任不分區立委,以繼續連任立法院長。但他已經連任三屆不分區了,而且也74歲了,難道不能退休,好世代交替?

國民黨不願意獨厚他,讓他繼續當不分區立委。王金平於是使出渾身解數,製造各種狀況與噪音,意圖敲山震虎,讓國民黨知道,我雖然連區域立委都不敢選,但卻可以搗蛋,讓洪秀柱痛苦不堪。

宋楚瑜又來了

選總統的時間到了,宋主席又來了。依據宋主席的親信、親民黨副祕書長劉文雄的說法,宋主席參選定了,只剩下宣布的時間還沒決定。

宋楚瑜的人生劇本,其反反覆覆,實在讓人一言難盡。

宋主席和親信長年批判國民黨不遺餘力,對民進黨和獨派則友好合作。宋楚瑜參選,用自己篤定落選的打法,以其行政幹練的形象,大罵洪秀柱,小罵或不罵蔡英文,讓蔡英文表演雍容大度的格局,洪秀柱就會腹背受敵,選得倍加艱辛。那對蔡英文的選情,當然是錦上添花。

民進黨的操作是,以宋楚瑜來打壓洪秀柱的聲勢和民調,再配合綠色媒體,以無止盡的假新聞和栽贓攻勢,利用宋楚瑜打壓洪秀柱。

年輕人是台獨的沃土

台獨的教科書已經使用了20年,受台獨教科書教育長大的年輕人,認為台灣與中國本來就是一邊一國,中國人當然是外國人,而民進黨的台獨主張,怎麼看都無比親切。許多年輕人心中的文化母國其實是日本,國民黨的「我們是中國人」主張,則被譏為「外星人」,或「宗教信仰」。投給國民黨的年輕人,在同儕中,會被認為是異類。這是國民黨在年輕人選票逐步衰敗的主要原因。

藍綠媒體不成比例

每天有無數的政論節目播出,但絕大多數都是無限期、無條件地支持獨派和民進黨的。有哪個節目會批判蔡英文?不管有沒有證據,一切的錯都是馬英九、洪秀柱和國民黨的錯。

當悲慘的粉塵爆炸發生,竟然有人踩踏傷亡者做政治操作,賺取政治利益。洪秀柱明明是為傷者祈福,卻被說成「微笑默哀」,讓她被網民痛罵。

國民黨的執政是包袱

一個新北市八仙樂園的粉塵爆炸案,造成498人燒燙傷,至少七人罹難。這其實是廠商違法,朱立倫並沒有過失,但朱立倫仍然焦頭爛額,民進黨支持者更製造各種謠言,分化栽贓。

理論上國民黨是執政者,但這個執政,執得很虛。不只是天災與執政的人禍難測,執政的效率與績效, 每一天都備受考驗,更有「馬英九的官」卻執行「民進黨政策」的問題。去年連勝文選情一度好轉,但幾波食安風暴,立刻使連勝文選情長洩千里, 無可挽救。

洪秀柱需要提升格局

洪秀柱從政壇B咖,一夕之間成為A咖,更要帶領衰落中的國民黨免於沉淪。這樣的重擔,很可能遠遠超過洪秀柱所能負荷。洪秀柱不論格局和眼界,執行力和用人之能,都必須要在短期內以光速提升,否則以處境之艱險,洪秀柱實在是以卵擊石。

蔡英文已經準備了5年,民進黨全黨團結,又有媒體優勢。洪秀柱是國民黨候選人,也確實是國民黨唯一有一點點機會,可以擊垮蔡英文的人。

洪秀柱唯一可以依賴的,不是黨機器,不是大勢,而是指出正確的道路,感動人民,得到民心。

(作者係時事評論員)

週五, 07 三月 2025

7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隨後日本降使陸續在湖南芷江、東京灣美國戰艦「密蘇里」號、南京、重慶、北京等地簽下降書,鄭重地向中國及二戰其他同盟國投降。70年前日本投降的照片、影片及全球報導,因科技及網路的發達,70年後格外鮮活地重現在世人眼前。

可是,日本作為一個二戰的戰敗國,不像德國,在過去的70年中,從未向被侵略的亞洲國家正式道歉,從不承認慰安婦是被迫的,而且,首相及閣員一再參拜供奉著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把「侵略」改成中性字眼「進出」,並侵占了中國的領土釣魚台。

尤其,70年後的7月16日,日本眾議院不顧民意反對,通過安保法案,不久後如再經參議院通過,日本就可以集體自衛權之名出兵海外,與美軍聯手遏制中國大陸,甚至介入戰爭。

日本對二戰缺乏反省,並靠著美國的扶植使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固然可恨可恥,但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曾經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台灣,居然有人裡應外合,在此抗戰勝利屆滿70周年之際,行徑更加囂張。

今年4月,台中市長林佳龍提出要修復台中公園神社的鳥居,並要將該日據時代建築物作為台中的新地標。7月初,台南市政府舉辦了美軍空襲台南,造成房屋倒塌的照片展,並站在日本的立場,稱之為「終戰紀念展覽」。當然,最令人錯愕的,莫過於7月下旬李登輝在訪日期間數度公然稱「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沒有日本的統治就沒有台灣的近代化,台灣感謝日本」,並很高興安倍推動安保法,相信「日本可以領導世界」。

李登輝在日本「喪權辱國」的發言,不僅嚴重羞辱了台灣抗日先烈先賢,也因意圖出賣釣魚台國土,而有觸犯刑法「外患罪」之嫌。只是,這樣一個年邁的媚日台獨分子,早已露出他欺騙世人的真面目,為什麼還有許多不分藍綠的政治人物至今不敢與其劃清界線,並且有不少追隨者?

7月23日晚闖入教育部長辦公室的數十名「抗議」學生,可能沒有人弄得清楚課綱微調的內容,但其幕後組織動員的民進黨及台聯黨人則很清楚地反對「日本統治」改回為「日本殖民統治」,「接收」台灣改回為「光復」台灣,「慰安婦」改為「婦女被強迫做慰安婦」。這批人如此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目的,不只是要全面醜化國民黨,爭取選票,更想聯合日本及其主子美國對抗中國大陸,使台灣「擺脫一個中國的束縛」。

只是,歷史不能改寫,日本殖民壓榨台灣的真相歷歷在目,不容抵賴。而且,今日的中國早已不再是70年前的中國,絕不會坐視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分割國家的主權和領土,阻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70年過去了,台灣人民不論有多少悲情意識,都應該放下曾經被殖民的複雜情結,認清及掌握自己的優勢,在瞬息萬變的世界形勢下,認真務實地為子孫選擇一條有光明前景的道路。

週四, 06 三月 2025

7月20日上午,安徽省利辛縣舉行李奇茂美術館奠基暨捐贈簽約儀式。國際著名水墨畫大師李奇茂和夫人張光正女士,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賴永海,亳州市委常委,亳州市文化旅遊局局長懷穎,利辛縣委,以及台灣、北京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山東等地書畫界、企業界人士和李奇茂親屬及利辛縣各界群眾500多人,參加了李奇茂在大陸的第四個美術館奠基暨捐贈簽約儀式。

利辛縣李奇茂美術館座落在利辛縣城鳳鳴湖公園,計畫總投資近3000萬元,總建築面積近6000平方米,含書畫展廳、收藏品展廳及相關配套設施。該館建成後必將成為利辛文化的新亮點、藝術的新名片、展示的新平台。

李奇茂是安徽省利辛縣西潘樓鎮人,出生於1925年3月22日。年輕時赴台,歷任復興崗學院教授、國立藝術學院教授、美術系主任、韓國橝國大學教授、美國波特蘭中國研究院董事長、聖荷西大學教授、北加州大學教授等。美國聖荷西大學設立「李奇茂教授藝術基金會」、舊金山市訂每年11月29日為「李奇茂日」,成為台灣獲此榮譽第一人。李奇茂以水墨畫出名,在全球各地舉辦過數百場展覽。

李奇茂在美術館奠基暨捐贈簽約儀式上說,我是在利辛縣西潘樓李張莊出生,在利辛縣這個土地上長大,這裡的水把我養大,這裡的兄弟姐妹照顧我長大,雖然我到過世界很多地方,但是我的心永遠在利辛,永遠感到做一個中國人的驕傲、做一個安徽人的驕傲。雖然我在海外遊蕩多年,現已白髮蒼蒼,可是我永遠是安徽利辛縣的一份子。今天家鄉給我建美術館,我認為它是全縣160多萬人民的美術館。

李奇茂還表示,這個美術館建成後,將捐贈一批精品字畫和文物,讓利辛「李奇茂美術館」成為全中國乃至世界一流的美術館。李奇茂在儀式上,同利辛縣人民政府簽訂了字畫和文物捐贈協議。簽字儀式後,李奇茂夫婦及市、縣領導、出席來賓共同為李奇茂美術館奠基。

週四, 06 三月 2025

藝術跟生活有什麼關係?香港當代藝術跟台灣民眾生活又有什麼相干?今年「香港周」節目之一,由香港藝術館與台北當代藝術館首次合作的「以藝術之名—香港當代藝術展」即透過香港藝術與台灣社會對話。

香港周由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主辦、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協辦,標榜沒有固定模式,每年由不同藝術團體主動提案,呈現香港當代藝術多元面貌。今年邁入第四屆的香港周,以「繼往開來,活在當下」為主題,節目包括「以藝術之名—香港當代藝術展」在內的三個大型展覽,涵蓋當代藝術、文學和建築;另有三個表演節目,由戲劇至舞蹈,以至音樂,以及一場藝術論壇。

房價高是港台共同心聲

「以藝術之名—香港當代藝術展」即日起於台北當代館展至10月11日,展出香港八位藝術家從香港社會文化和個人生活體驗出發,創作的13組裝置藝術,表現港台兩地或異或同的生存感受和社會經驗。

比如文晶瑩的作品「食左我隻居?」,便是有感港台兩地同屬寸土寸金,想要擁有一間屋談何容易。文晶瑩將展區化成地產鋪並一分為二,一邊擺放幾百個「金磚」砌成的金字塔,但「金磚」並非用真金所鑄,是用金色卡紙包裹着白米,紙上寫有「樓房是必需品,不是金磚」;另一邊展區提供紙磚卡紙給參觀者填寫,為了買房和付房貸放棄了什麼,例如夢想、陪伴家人時間等等。展畢,這些「金磚」將免費送給參觀民眾。

另外兩個展覽為「香港年度作家展」及「築.跡香港建築展」,將於9月10日起至25日在松山文創園區登場。

由香港出版總會策畫的「香港年度作家展」,第一次聯合展出劉以鬯、西西、梁秉鈞(也斯)、陳冠中、董啟章和李歐梵等六位「香港年度作家」的作品,展現他們不同創作時期的文學風采。策展人之一林晏綾指出,這次除展出董啟章和李歐梵的親筆手稿,也爭取到西西為《猿猴志》親手縫製的猿猴娃娃,顯出作家繽紛的創作世界和心路歷程。

築跡展覽看香港建造史

建築是一門與限制共舞的創意藝術,香港在華洋文化的交融下,成就了無數別具特色的建築設計。首次在台展出的「築‧跡─香港建築展」,透過香港建築的演變,描繪香港歷史發展。

展覽有三大亮點。第一,展出過去50年由「香港建築師學會年獎」評選出來的得獎作品,包括歌德復興式風格的聖安德烈教堂、具有古典義大利建築特色的雷生春,以及曾獲「20世紀十大建築成就獎」之一的香港國際機場這些知名建築景點。第二,展出由香港全民票選出的10項最愛百年建築,如天星碼頭、鐘樓、九龍城寨等,這些建築不僅代表香港百年來的成長印記,也凝聚了不同階層民眾的情感。第三,展出近30名現代香港青年建築師的創意作品,與參觀者一同探索香港建築未來的創意及可能性。

今年三個表演藝術節目別具匠心。音樂節目由香港作曲家羅永暉創作的意境音樂劇場《落花無言》,以敦煌文化為創作背景及音樂演奏為主軸,透過表演者的內在力量,表達對生命的深刻體會。

城市當代舞蹈團將演出譽滿國際的藏族編舞家桑吉加編創的《那一年‧這一天》,澎湃及韻律獨特的肢體語彙,配合電子音樂與互動錄像,交織出充滿爆發力的作品。

共同探討表演藝術前景

戲劇方面由香港知名戲劇大師鍾景輝與門生陳國邦,演出中英劇團改編暢銷小說《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的《相約星期二》舞台劇,演繹罹患漸涷症的教授與學生之間面對死亡、人生、家庭、愛及寬恕等人生課題的精采交鋒,令戲迷期待。

香港周去年吸引12萬人次參觀,為打破去年參觀人數,今年主要表演場地移師至台北藝術大學及台灣藝術大學,讓觀眾在欣賞藝術的同時,也可感受到傳承的重要性。同時,聆聽藝術家對當下生活及社會環境的回應,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毛俊輝、曹誠淵與羅永暉,便將在表演藝術論壇上與觀眾分享他們對表演藝術的未來發展與藝術培訓的看法,並與台灣藝術界知名人士王安祈、張曉雄及陳念舟進行交流。

毛俊輝說,香港周是有機的、屬於大家的,除了將香港的文化藝術成果向台灣觀眾展示,更重要是加強兩地的合作交流,透過與不同單位的相互往來,呈現香港豐富多元的面貌。

(作者係文化工作者)

週四, 06 三月 2025

在此提出幾點對中國共產黨政治改良的建議,但提出前,首先談談必須要進行政治改良的兩個原因。

第一,在《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一文中,馬克思闡述道:「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國家應該由無產階級專政(這裡的過渡時期並非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對於馬克思來說是同義詞)。」英國蘭切斯特大學易寇藤教授(Terry Eagleton)在其著作《為什麼馬克思是對的》(Why Marx was Right)中指出,馬克思口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指一種激進的民主制度(radical democracy);馬克思認為真正的民主(full democracy)不但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同時也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必要元素。從理論上來說,中國共產黨進行政治民主化,才符合馬克思的想法。

第二,腐敗問題固然是中國社會的洪水猛獸,貧富差距也日益成為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孔夫子早在幾千年前就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蘇聯解體也是一個教訓。它們為今天的中國指明一條正確的道路——政治改良。但我認為,不動搖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政治改良成功的關鍵,原因有二。

第一,政治改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和監督;第二,共產黨可以確保政治改良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防止資本主義勢力在改良過程中死灰復燃。在不動搖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前提下進行政治改良,可能嗎?答案是肯定的。西方大部分國家都屬聯邦制,相對於中央集權國家,例如就法國而言,地方政府享有更多財政上和行政上的自治權。在不全盤照搬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中國如何取聯邦制之精華,去聯邦制之糟粕呢?其突破口就在於中央政府的選舉方式。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聯邦制選出來的總統、總理和國會議員都是資本寡頭的代言人。美國無黨派的總統參選人納德(Ralph Nader)就說過:美國不存在兩個政黨,只存在大企業政黨的兩個代言人。所以,我們要的不是資本主義聯邦制,而是社會主義聯邦制。這兩者究竟有什麼區別呢?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當沒有中央政府,全憑個體之間的自覺合作。但是在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央政府是必要的,而且應該由無產階級主導,代表無產階級的中共自然當之無愧。既然摒棄資本主義聯邦制的資本寡頭壟斷政治和民意的糟粕,它又有哪些精華值得中國學習呢?

首先,它提供了中央和地方分權的例子。雖然西方的中央和地方分權僅局限於財政、行政、教育等,但我們何不更進一步,把中央和地方的選舉權區分開來呢?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正統性,中央政府可以由共產黨內部選舉產生;而為了保證工人階級的主導性,地方政府則可以由全民直接選舉產生。

蘇聯從1917年10月革命開始,就實現了全民選舉,是最先賦予婦女選舉權的國家之一。從10月革命到蘇聯解體,全民選舉在蘇聯持續了幾十年,一直安然無事。當然,蘇聯成員國內部所有政黨的意識形態都是比較接近的(至少不反對社會主義),正如同資本主義國家政黨的意識形態也是十分接近的(至少不能反對資本主義)。中國可以學習蘇聯這點,也就是說,只有不反對社會主義的政黨才能參加地方政府的選舉。

把中央和地方的選舉權區分開來,有三個至關重要的好處。其一,地方政府由民眾選舉,接受民眾監督,可以從根本上打擊腐敗的問題。其二,地方政府要對選民負責,所以它們會更加注重民生和社會不公的問題,杜絕地方政府陽奉陰違;其三,即使地方政府出錯,也不會牽連中央政府,更不會危及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可是一箭三鵰:既杜絕腐敗問題,又解決社會不公,還能加強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與正統性。

有人也許會疑惑道:中央政府放權以後,會不會讓中央政府逐漸邊緣化呢?當然不會。中央政府不過賦予地方政府部分獨立的行政權和財政權,國家最重要的國防、外交、財政和國家安全等部門仍然掌握在中央政府手裡,怎麼可能邊緣化呢?放棄一部分權力,同時也意味著少了一份責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最後,我認為社會主義聯邦制可以融入更多社會主義的元素,從而體現無產階級當政的優勢,增強普通民眾的歸屬感。例如,地方政府不要完全學習西方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反而應該搞「行政、人大、法院、工會、監察」五權分立。行政領袖,也就是省長,由該省的民眾直接選出;人大代表也應當由民眾直接選出;法官由人大任命;工會則由無產階級—包括教師、工人、農民、軍人、教授和公務員—自由組織。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要定期撥款給工會,工會可以用這些錢來辦自己的媒體,替被欠薪和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工人追討,給代表工會參選省長和人大代表的候選人捐款和拉票,甚至可以為失業的工人解決住房需要,幫助他們尋找新的工作等等;監察部門則可以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

(作者係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學生)

週四, 06 三月 2025

有水不知無水之苦,無水苦境對水卻有著過度的渴望。這是當代社會主義體制與資本主義體制經歷長期演進之後的寫照:經歷幾千年集體主義的中國,引進西方市場經濟之後,對個人自由主義有著過高的憧憬;於此同時,承繼並發揚傳統西方資本主義的美國,在運行200多年後的金融資本主義下,逐漸產生了「異化」現象,對著集體主義的治理也有著深厚的迷思。

最近,曾經來台研習的大陸研究生,透過電子郵件,要我釐清公民意識概念及其間的關係。針對此請求,我簡單解說如下。

所謂「公民意識」,乃近代西方個人自由主義的產物。因為現象的主體是意識,顯然是立基於個人的認知。認知什麼呢?認知個人在外在生存網絡中的身分定位;Michael A. Singer在《不受限制的靈魂》(The Untethered Soul: the Journey Beyond Yourself, 2007)書中指出:意識其實是感受你腦中的「事實模型」,而非事實本身。外在的網絡又是什麼特性呢? 以公民意識而言,就是公民網絡。

首先,我們應瞭解:民與人是不同的。民者,根據孫文的解說,是有團體、有組織的眾人,換句話說,就是「具有群性的個人」;缺乏群性的個人不是民。儘管如此,在個人自由主義的體系中,到底個人是否具有群性屬於心理狀態,很難驗證和規範,再加上,個人自由在西方的價值體系中被認定是天賦的權利,不受侵害。但是,米勒(Stewart Mill)在《論自由》(On Liberty)一書中又明確定義,個人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限。因此,群性的規範只能限定在公共領域,也就是說,民的群性只能限定為公民身分,不能擴大至個人的私領域,個人隱私權應受保障。

然而,心性很難以法律或體制加以規範,只能規範心性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所以,公民意識就超越了公民社會或公民體制的範疇;但是,沒有公民意識,就不會有合理運行的公民社會或公民體制。關於公民意識,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它是公民個人與社會之間自我調解的理性,亦即公民社會維護個人自由的潛力。當代公民社會,一方面基於個人化精神,獨立於國家之外運作,另一方面,又要形成集體認同和集體意識,這種二元統合的社會機能就是公民意識。因為弔詭,所以體制的建構相當不易,非一蹴可及。

由此可以進一步瞭解,公民意識或公民社會的形成,必須經歷長時間的公民教育及公民體制的實踐經驗,才有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或傳統威權體制國家,在推動民主化時,常常都陷入混亂而失敗的原因。台灣及菲律賓的民主化就是失敗的明顯例子。

相對來說,這與東方集體主義的概念是有其差異的;集體主義的主體是社會群體,而個人是附屬於群體當中,群體意識是主軸,但群體意識並非上天所賦予的天性,它的形成,是因為有個體的存在,所以群體意識必須重視個人的生存與發展;這就是中國民本思想中「民貴君輕,社稷次之」的真諦。換言之,集體主義就是重視個人生存與發展的群體、允許個人身分設定的群體。然而,可讓個人有身分定位的集體,顯然又需要有強制性的群體秩序和規範。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由於自然界對生存的威脅促成了個人的群性需求,這種人與自然的鬥爭形塑了以權力為本質的秩序。自然而然地,集體秩序就會以權力來規範,這就是孫文在「民權主義」所說的「神權和君權」。西方從君權轉型到民權是經歷過「思想層次的反省和批判」;從根本改變其生存意義,重新做群性與人性的身分定位,進而才能採取向君權體系奪權的革命行動。顯然,思維決定行為,沒有革命性的思想變革,就不會有革命性的行動及革命性的體制變革。曾有人說,傳統集體主義的社會不適合實行個人自由主義的民主體制,聽起來甚為刺耳。終究,制度的演進無法擺脫時間、空間對人的長期影響;思想的變革很難一蹴可及,制度又是思想的產物,因而制度轉移不但不易,且有相當程度的風險。

但是,另一方面來看,再好的體制,一旦運行產生異化,也將崩壞,這也是這一世紀以來,資本主義造成西方民主體制快速異化,令許多西方有識之士擔心,甚至恐慌,反而積極探尋東方集體主義價值的「可引用性」。事實上,個人自由主義社會及集體主義社會都是政治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所定義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就是社會體系光譜的兩個極端,在現實社會中是不存在的。現實的社會都是「個人與群性的共生和融合」,也就是個人意識中存有群性;群性的體制中融入人性。

任何社會一旦逐漸邁入兩個極端,都會產生異化,都不是人類之福。這也就是日本SONY公司前總裁出井伸之所說的:社會主義美國及資本主義中國,這兩種型態都是原來體制的異化之後,試圖尋求共生或融合之策,成功與否,只能拭目以待。這種趨勢又印證了中國道家所說的「物極必反」;共生與融合或許將成為未來體制生存與發展之道。

(作者係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週四, 06 三月 2025

現代婦女基金會28年來,持續為弱勢婦幼爭取更安全的明天,希望有一天,婦女不再受傷、寶貝不再哭泣…

現代婦女基金會原是為協助婦女適應現代社會的變遷成立的,沒想到當時來到本會求助的,卻是許多身心受創的受暴婦女,她們在暴力的侵襲、心理的恐懼和經濟的匱乏下,求助無門。在婦女保護意識仍混沌荒蕪的1970年代,沒有法律保障,也沒有協助的系統,家暴、性侵害案件人人避諱,受害者還需面對社會無情的指責,二度、三度傷害接踵而來,卻是不能說的秘密。於是我們開始投入婦幼安全的保護工作,一面接受個案求助,一面進行法律制度的建立。

扶助受暴媽媽及孩子

「要不是妳們不離不棄,我跟三個孩子,恐怕早已不在世上了。」曾是受暴媽媽的小恩說。當時小恩的案件通報進來,社工不時去電關心,並希望提供協助,但全被小恩拒絕,甚至被臭罵一頓。

「一次家暴後,我帶著孩子無處可去,他又威脅要傷害我娘家的親人,我很猶豫要不要離開、要不要接受現代婦女基金會幫助,我真的很怕被前夫知道了會讓我的生活更慘。但社工從未放棄,不管我拒絕幾次,妳們都很有耐心不間斷與我聯繫;五年後我才卸下心防,告訴社工我的處境…。」於是社工和小恩討論安全計畫,討論著如何自我保護的方法,並安排了緊急庇護,幫助小恩和孩子找到暫時居住的地方,也協助聲請保護令,讓夫家不敢再騷擾和傷害小恩。

小恩說,她從來沒和人提起,因為她不知道該怎麼講、該跟誰說,只是想盡辦法遮掩身上的傷痕,甚至在炎熱的夏天外出也只敢穿長袖、戴著墨鏡,就怕被別人知道。「現在的我帶著三個孩子過得很好,有了屬於自己的安心小窩,我和孩子不再需要擔心碗盤飛來飛去。現代婦女基金會就是我的娘家,我親愛的社工,就像我的媽媽一樣,當我受到任何的苦、在我難過時,我知道有妳們在我身後,挺我、讓我勇往直前,不再害怕!」

讓孩子同時擁有父母的愛

五歲的小魚,有陣子發現爸媽說話好凶、好大聲,好多次她嚇得緊抱媽媽的腿說:「你們不要這樣…」接下來只剩下孩子嚎啕大哭與父母無聲的冷戰。常常,媽媽問她:「以後爸爸媽媽不住在一起,你要不要跟媽媽住?」爸爸也會說:「因為你不乖,所以媽媽不愛你、不要你了!」後來爸爸把小魚帶走,從此她再也沒有看過媽媽。小魚變得好乖好沉默,她想,只要不吵著去盪鞦韆,爸爸媽媽就會像以前一樣和好、一樣愛我…。

當父母爭執的焦點在婚姻議題上,子女便成為婚姻、訴訟中的籌碼,父母無力顧及孩子的想法,因此孩子的聲音、權益經常在訴訟過程中被忽略。因應《家事事件法》通過,現代婦女基金會在台北、士林、新竹及台中地方法院設置家事服務中心,針對離婚議題且有子女的家事事件當事人、一般家事案件的當事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與家屬,提供相關司法及社政服務。服務項目包含:情緒支持、離婚及調解前準備、親職教育及陪同出庭等,一方面在離婚及調解前說明程序,提供情緒支持與陪伴,協助當事人及子女做好出庭前的準備;另一方面我們也提供親職教育、相關諮詢輔導及福利資源,幫助當事人以合作父母的觀念擬訂子女照顧計畫,保障孩子能被雙方妥善照顧。

全方位捍衛婦幼安全

過去,家庭暴力被視為家務事,無法可管;性侵害被害人想驗傷卻被醫院拒於門外,公平正義無法伸張。多年來我們邀集民間團體,陸續完成婦幼人身安全相關重大法規的立法與修正,包括刑法第77條修正案、訂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法,幫助無數性別暴力受害者得到司法正義與協助,也讓台灣的婦女人權跨出一大步。

現代婦女基金會持續推動的「弱勢婦幼扶助計畫」,每年幫助近8千名受虐媽媽和孩子遠離家暴傷害,也協助遭受性侵害的被害者走向復原之路,期待更多人加入我們,為弱勢婦幼的權益努力。

(作者係現代婦女基金會企劃宣傳部主任)

週四, 06 三月 2025

這一切都從2010年10月開始,我到行政院婦權基金會參加了一場「北歐社會福利」座談會,主講人之一是一位年輕的芬蘭女性人類學家Taru Salmenkari。

許多年來,北歐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台灣都被引為標竿,公共論述造成「北歐各國政府做到了從搖籃到墳墓無微不至的照顧」印象。基金會事後公佈的座談摘要也明白寫道:「社會福利制度會照顧老人」。但是我卻在演講中聽到了一些不同的訊息,北歐福利制度似乎不若傳說中的完善。

事後我與Taru保持聯繫,她認為我們對北歐的印象停留在景氣較佳的80年代,但社會現實早已改變。她說她的祖父母生於二次大戰以前,生活艱辛,但以依賴福利為耻;父母生於戰後,社會主義當道,福利不斷增加,他們也理所當然認為政府應提供所有服務,安然享用社會福利;但到了她這一代,已經面臨財源困窘,求職不易的困境,朋友們多半在短期工作之間流浪,對社會福利的前景也不抱太大期望。

Taru改變了我對北歐社會福利的想像,也開啟了進一步探究的興趣,開始更認真研讀有關的研究,因此認識了芬蘭偉斯屈萊大學(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的Teppo Kröger教授,他於2011初正好來台客座,我請他到銀領協會演講,了解北歐和芬蘭的長期照顧制度(以下稱長照)。

北歐的長照概況

北歐五國(瑞典、丹麥、芬蘭、挪威、冰島)地廣人稀,最大國瑞典人口不到1,000萬,最小冰島32萬。雖然五國文化相近,互動頻繁,卻各有不同的語言和政經系統,不過人口快速高齡化則是共同的現象,高齡人口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相對而言,也得到比較全面的照顧,成為全球典範。瑞典65歲以上人口已超過總人口20%,芬蘭緊接在後。北歐為人稱道的社會福利制度,主要精神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只要是公民或居民都有平等權利享受國家提供的各項服務,財源來自於高稅收。

自從1970年代起,五國公部門正式肩負起了照顧老年居民的責任,但實際上,大部分的照顧工作仍落在家人身上。中央政府的角色在於立法、提供資訊及部分經費補助,所有的服務和決策則是由地方政府自主決定。

照顧的類型可分為機構式與居家式照顧兩類,機構式占10%,各國仍以家人為主要照顧者(占照顧比例之60-70%),家人雖然沒有法律責任,但社會仍期望家人照顧。這個現象存在已久,到了1990 年代才受到注意,家人照顧者可以得到休假和津貼,而在外就業的照顧者也可以申請長照假以及現金給付。

隨著高齡人口的快速成長,特別是超高齡者照顧需求的增加,所有國家都面臨共同的考驗:如何降低需求、同時提升服務的質與量。目前可以看到的整體趨勢是:(1)去機構化,延後入住機構的時間,加強居家服務;       (2)市場化,政府除自行提供服務外,也採購民間服務,對營利與非營利組織採用同樣採購標準與程序;(3)將家庭照顧納入正式照顧體系;(4)照顧資源從普遍照顧高齡者移向集中於最老最弱者。

經過Kröger教授啟蒙後,銀領協會組成研究小組討論世界各國的長照發展,並請到與Kröger教授同校的Taina Rantanen教授來演講,偉斯屈萊大學是芬蘭老年學研究及體育教學的重鎮,進入體育學院就讀比申請進入醫學院還要困難,可見芬蘭是如何重視體能訓練。而體育學院和老年研究緊密結合,設有老年學研究中心,特別專注於從小到大的健康發展和老年體能訓練,更引起我們的興趣,於是有了訪問該校的念頭。

經過數年的蹉跎和籌劃,我們終於在2015年5月成行,此行我們不只有機會向老年學研究者直接請益,也參訪了服務機構,分享心得,體驗服務者的熱情與高效能。回程到赫爾辛基的國家政策研究中心,討論政策理念。芬蘭人通常給人沉默、冷靜的印象,這次參訪卻讓我們充分感受到他們的熱情、認真、專業和友善。只是我的年輕友人Taru說:「芬蘭人很有意思,我們勇於面對問題,努力尋求解決之道。只是問題總是揮之不去。」

芬蘭長照現況

國立健康與福利研究院隸屬於社會事務與健康部,三分之二經費來自中央政府,其他則接受芬蘭研究院、歐盟、科技與創新基金的補助,並向業者提供收費的諮商服務。成員有1,100人,來自24國,四分之一以上有博士學位,七成以上為女性,共分為六個部門:福利、健康、傳染病、健康保護、照顧系統、政府服務。我們參訪的是福利部門之下從事政策研究的老化、失能及生活功能組。

1970和80年代,在中央政府控制下,芬蘭地方政府提供全國齊一標準的老年照顧服務,服務普及率被列為國際榜首。1991年經濟歷經嚴重衰退,失業率高達18.9%,中央政府預算緊縮,對地方的補助減少,1993年福利政策大轉彎,地方政府獲得更大的自主性,可以自行決定預算的配置,各地產生了不同的照顧方案。為使全國照顧品質一致化,中央政府分別於2000、2008、2013年制訂品質方針,規範地方的照顧服務,但無強制性。為因應人口快速老化並維持照顧品質,於2013實施「老人生活功能支持及社會、健康照顧服務法」(以下簡稱老服法),對象為63歲以上的人口(法定退休年齡為63-65歲)。

老服法有兩大目標,針對63歲以上的所有人口,其目標設定在維持有品質的生活、健康、生活功能、獨立生活的能力,以及提高其參與規劃、組織地方性照顧服務的可能性。針對其中需要使用照顧服務的人口,則是經由個人需求評估,提高其獲得時間充分、高品質服務的可能性;在家裡接受服務;並且在使用服務時可以享有更多自主性。

照顧服務趨勢與理念

根據2001年至2012年的統計,不論機構、居家或支援性服務(如送餐、交通等)等照顧服務的總量都呈現下降的趨勢,唯獨領取津貼的非正式(家人)照顧大量增加。此外,在所有類型照顧中,失智病人的數量持續增加,也使得照顧的負擔加重。

地方政府負責規劃及分配照顧服務,至於服務的提供者則轉向民間、公私混合的方向,並且呈現公部門漸減、私部門漸增的趨勢。以經費來源而言,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務經費來自地方稅收、中央補助款以及私人付費購買,民間提供的服務(私營)經費來自私人付費購買、地方政府購買、地方政府發放的服務費、社會保險補貼。社會保險由政府提供,通常由僱主為員工購買,是員工福利的一部分,私人保險在芬蘭所占比例很少,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買得起。

2000到2013年間,公私營的長照機構從照顧20,000多人大幅降低到10,000多人,而照顧住宅則大量增加,從5,000多人使用提高到30,000人。入住長照機構者需繳納個人收入的85%,只留15%零用金可以自由支配,但所有生活、醫療費用都由地方政府負擔。而照顧住宅的使用者需自付租金、醫療(可由社會保險金貼補)、購買服務,所有支出加起來可能超過養老金收入的85%。這樣的轉變從個人的角度看,已經不再是由政府提供統一標準的所有服務,而是可以有更為多元(源)選擇,但個人和家庭也得負起更多管理責任和照顧責任,在非正式照顧者中,配偶占了最大多數。

台灣和日本都有婦運團體強烈反對家庭照顧津貼的發放,認為這樣做會強化女性在家裡的照顧角色,無法外出工作。芬蘭社會對這個轉變的討論不多,普遍表現接納的態度。年長婦女原本就沒有在外就業,照顧津貼不無小補,只是就業的照顧者會有蠟燭兩頭燒的窘境,需要更多支持。再者,芬蘭政府對正式(受薪)照顧者訂有嚴格的標準,至少要受訓三年,對於非正式照顧者卻完全沒有訓練,也是不足之處,但他們可以得到居家照顧服務者到家裡指導和協助,每月可以休假三天。

芬蘭有將近百萬人口63歲以上,已經領取或可以領取退休年金,政府一方面採用逐年調高年金的方式(越晚退休者年金越高),增加延後退休的誘因,提高勞動參與率,同時,這百萬人中有近九成仍然健康有活力,可以成為非正式的照顧者(事實上老年配偶互相照顧的情況也極為普遍),而被政府視為可貴的人力資源,如何普遍提升他們的福祉和幸福感也成為研究的主題(例如,運動、健康、寂寞、活動空間、住宅等)。所以,如何增加服務,提升年輕老人的活力與功能,延後失能的時程,甚至發展照顧他人的能力,都成為政策考量的重點,而非僅著眼於已經失能者的長期照顧。政策規劃過程需要細緻思考,而且顧及到性別和年齡的差異。

社區型照顧住宅

人在老化的過程中,因為健康問題,逐漸需要別人協助,或預期未來的需要升高;也可能原來居住的房子離醫院或超市太遠,鄰居未必能夠幫忙;或周圍環境已不符需要,感覺孤單或不安全,甚或擔心政府的公共照顧服務無法落實到位等等因素,因此,自己原來的住家變成不再實用,而選擇搬到社區型公寓,待更衰弱或是因為中風及其他疾病無法自理生活時,又要搬到療養院,變成年齡越大越常在搬動,這對年長者是很辛苦與不安的。

芬蘭在十年前開始思考如何改善這現象,讓長者盡量能住在自己的家裡終老,發展社區型照顧住宅是其中一個成功的模式,就是期望提供漸老者一個安全、互助、社交友善、彼此支援,具備整合服務的集合式住宅。在這裡老人有安全與良好支援的環境,不必擔心被遺棄;又有情況相似的鄰居朋友,不會覺得孤獨;更有一些朋友可互動、互助,維持適度的社交生活;需要時更可方便得到整合性的服務,如居家清潔,到府復健護理等。

(作者係台北市社會局前局長,台北市YWCA董事)

週四, 06 三月 2025

蜚聲國際、聞名中外的武俠大師金庸,其所著武俠小說系列在所有華人社會已成為共同的語言。不但小說暢銷,歷久不衰,成了老少咸宜的精神糧食; 由小說改編的電影、連續劇,迄今仍一再重拍,歷久彌新。金庸老當益壯,還在其故鄉浙江大學絃歌不輟,莘莘學子望風影從,古今中外恐不出第二人。

然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金庸的第一本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第56頁第2回江南七怪,竟出現了一個似小非小的錯誤:

包惜弱兀自心神不定問道;「這封信是什麼法寶?怎地做官的見了,竟怕成這個樣子。」 顏烈笑道:「本來我又管不著他們,這些做官的自己沒用。趙擴手下盡用這些膿包,江山不失 ,是無天理了。」包惜弱道「趙擴,那是誰?」顏烈道「那就是當今的寧宗皇帝。」包惜弱吃了一驚,忙道「小聲,聖上的名字,怎可隨便亂叫?」

金庸大師博學多聞、學問深邃,卻犯了正規大學史學系學生皆知的常識,才會出現此一似小非小的錯誤。

按南宋寧宗皇帝,本名叫趙擴,在位29年(西元1195-1224),還未駕崩以前,大家只知他的四個年號:慶元(1195-1200)、或嘉泰(1201-1204)、或開禧(1205-1207) 、或嘉定(1208-1224)。

宋寧宗是趙擴的廟號,不是年號,也非名字,名字要避諱,廟號、年號則不必,廟號必須是皇帝駕崩後才出現,是繼位皇帝所取。寧宗二字是他兒子理宗在為其辦喪事期間,召集大臣議事,並將已故皇帝靈位送進宗廟時才確定的。質言之,國人和趙擴生前都不知道他死後叫寧宗,不敢直呼其名,多稱其年號,同代的人包括包惜弱,或金國的完顏烈,當然亦不可能預知。

然而,瑕不掩瑜,金庸文采足以掩蓋此一小錯誤;自然出版社也未曾查覺,於是就一錯再錯,而且一版再版,卻從未修正 ,這亦無可厚非。

總之,上面完顏烈的對話,應改為「那就是當今的慶元皇帝」,才符邏輯和事理。

*補注:《射鵰英雄傳》台灣在戒嚴時期,先以地下版方式出版, 改名為《萍蹤俠影錄》,1986年遠景、遠流出版社始正式發行地上版,改為《大漠英雄傳》,直到1987年解嚴之後,才堂堂正正改回原書名《射鵰英雄傳》,真是受盡波折、好事多磨。上述錯誤誤用多年,直到筆者去函出版社,2003年新修訂版才做更正,將寧宗改為慶元。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