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的邊界之爭長達半世紀，兩國同是核武擁有國，因此在歷年的軍事衝突中，兩國高層相當克制，將衝突設定在傳統戰爭的框架。4月22日發生帕哈爾加姆（Pahalgam）恐怖攻擊事件後，印度揚言軍事報復，5月7日率先發動軍事攻擊，巴基斯坦在反擊的過程中聲稱擊落印度空軍5架優異的戰機。

對此，印巴兩國起先各說各話，但隨著時間推移，CNN、The Aviationist陸續公布了相關資料與照片後得知，此役巴國使用的戰機是中國大陸製造的裝備。該起事件為中國武器立下戰功，此戰役的影響絕非僅有印、巴兩國。

印、巴雙方的空軍實力

成立於1932年的印度空軍，目前使用超過1700架各型飛機，人數超過13萬人，以客觀資料來論，印度空軍操作性能優異的法製飆風戰機、幻象戰機、俄羅斯的蘇愷30戰機等。巴基斯坦空軍僅有700餘架飛機，人數僅35,000人，主力戰機包括美製的F-16戰機、中國製的梟龍戰機（JF-17）與殲十戰機、法國的幻象三型戰機等。

從兩國空軍的實力對比來論，印度空軍有壓倒性的優勢，但為何至今印度空軍已折損數架優異的法製戰機？為何印度空軍仍無法在此戰役中獲得絕對的空優？為何巴國空軍操作的中國製戰機能大放異彩？本文認為，空戰的勝利固然與其他軍種之間的協調有關，也和戰機飛官當下的判斷與平時扎實的訓練有關，但從軍事科技的角度來論，中國大陸製造的戰機與飛彈是印巴空戰中，巴國空軍獲勝的關鍵要素。

巴國空軍殲10C/E戰機

殲10戰機為「成都飛機工業集團」的產品，1998年試飛成功，2005年正式裝備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目前總產量已超過700架，除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使用外，巴基斯坦空軍為全球唯一的海外客戶，巴國空軍正式在2022年3月正式引進20架殲10C/E戰機（巴國最終將採購60架殲10C/E戰機），雖然巴國採購的殲10C/E戰機在數量上相當有限，但因戰機的優異設計，加上此次豐碩的戰果，估計未來殲10C/E戰機在國際軍武市場的機會有機會大幅成長。

殲10C/E戰機的機身長度為16.9公尺，機翼展為9.8公尺，機身高度為5.7公尺，最大飛行速度為1.8馬赫，作戰半徑為1240公里，最大航程為2950公里，配備一具WS-10B發動機，武器配備一門固定23mm雙機砲，機腹與機翼總共擁有11個武器掛架，能攜帶中國自製的短程、中程與中長程飛彈，也能攜帶傳統炸彈、火箭彈進行對地打擊，整體來說，殲10C/E戰機是一架多功能用途的戰機，為殲10戰機系列中的最新改良款，也是能和美國F-16戰機、瑞典JAS-39戰機、歐洲颱風戰機、日本F-2戰機相比的機種。

此次立下戰功的不單是巴國空軍的殲10C/E戰機，戰機上配備的主動掃描雷達（AESA）與霹靂15（PL-15）中程飛彈也是關鍵。中國大陸製的霹靂15飛彈，最大射程為200-300公里（衍生版），在射程大幅超越美製的AIM-120先進中程飛彈，然而因巴國空軍所使用的彈種為「外銷版」的霹靂15飛彈，據推測其最大射程仍有145公里，該射程同樣能勝任「視距外」空戰（Beyond Visual Range, BVR），此次巴國空軍透過殲10C/E戰機擊落印度空軍的飆風戰機，能視為殲10C/E戰機首次的實戰紀錄，而中程對空飛彈的性能更震驚各國。

在多年平時的訓練中，巴國軍方了解在軍事綜合能力無法和印度相比，從2011年以來，中國與巴基斯坦多次進行聯合空中訓練，演練的科目多以空戰、近距支援作戰、對地轟炸、跨軍種的聯合作戰、紅藍體系對抗等科目進行演練，藉以強化巴國的空軍實力。

結語

長期以來，中國大陸製造的武器因缺少實戰紀錄，外界只能從性能數據了解其武器的具體性能。雖然此次空戰非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所立下的戰果，但透過鄰國巴基斯坦的實戰表現，確認中國製的戰機、飛彈已具備世界主流武器的水平，也再次證明大陸改革開放40餘年以來，軍武的科技實力早已不容小覷。

值得一提的是，殲10系列戰機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主戰裝備，近年因解放軍持續以實戰化的標準要求進行空戰演練，足跡遍及台灣的西南/東南空域、第一島鏈空域等，持續升級的殲10戰機具備完整的空戰、對地與空中加油能力，在潛在的衝突想定中，殲10戰機終將擔任空權與海權爭奪的主力。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1894年7月，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侵略朝鮮，清軍兵敗，北洋水師覆滅。日本之後取代中國而獨霸亞洲，直至二戰結束，成為戰敗國。甲午戰爭130周年之際，北京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了「怒海丹心：甲午風雲人物墨蹟展」，展出在該時期關鍵人物的墨蹟170餘幅，讓參觀者緬懷歷史，激勵強國之心。

展覽分為四個主題。「朝堂風雲」單元展示了晚清核心人物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等人的書劄墨蹟，反映出清廷對日政策的搖擺，最終導致戰敗的結果。李鴻章是北洋水師的主要創建者和當時朝政的核心人物，他在戰前的奏疏中多次提及財政匱乏、軍備不足的問題，而求保守政策。戰爭爆發後，他的主和立場成為歷史罵名。以翁同龢為代表的主戰派在甲午戰後雖徒留悲催，但其墨蹟也讓人們感受到他們圖強救國的情懷。

「軍中搏命」單元展示了北洋將領丁汝昌的奏疏和鄧世昌的聯幅，既顯示他們抗敵的堅強意志，也是悲劇的寫照。甲午海戰中，鄧世昌、丁汝昌、左寶貴等英勇官兵犧牲了。丁汝昌的以身殉國凸顯清朝當時的內外困境。鄧世昌的手跡：「武將宣威自天而下、文臣紀盛如日之升」，令人感懷。劉永福、唐景崧、邱逢甲等保台失敗，戰後袁世凱、黎元洪等北洋軍人崛起，影響著民初的時局，他們的墨蹟反映著那個時代的動盪。

「覺醒求變」單元展示了甲午戰敗後，各界有志人士如張謇、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等的墨蹟，是那個時代強國求變風潮的寫照。康有為、梁啟超等帶領各省舉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台，且日後成為「戊戌變法」的推動者。張謇等創辦實業，工商救國；嚴復、吳汝綸等則辦學以啟民智。甲午戰敗、割地賠款的恥辱，刺激了中國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教育等人各方面全面變革。名人們的墨蹟是那個時代的反響。

「警示長照」單元展示了日方侵略人物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東鄉平八郎、樺山資紀等人的手跡，他們既是「明治維新」的核心人物，也是發動侵華戰爭的始作俑者。他們的手跡不僅凸顯其侵略野心，更昭示著人們勿忘歷史。

（作者係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二次大戰期間，與中國友好的德國軍政界人士曾透過管道向蔣介石求助，希望蔣能夠讓美、英兩國領袖知道，德國內部正有人密謀推翻希特勒，希望西方國家能平等對待德國，不要重蹈凡爾賽條約的覆轍，這樣推翻希特勒的政變才可能得到德國人民的支持。

希特勒發動軍隊侵略波蘭後，德國內部就有人透過不同管道向西方傳達訊息，想爭取西方的支持，其中一個管道就是透過中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傳話，讓他們了解德國內部不完全是納粹黨人士，有不少人反戰。

早在二戰爆發前，中國與德國一直保持著低調但相當友好的關係，但隨著抗日戰爭擴大，德、義、日三國軸心形成，中國在國際外交上開始向西方國家靠攏，而蔣介石甚至一度成為德國反對派人士寄予希望的東方領袖。

德內部有親華與親日兩派

1990年代，研究戰時中德關係的大陸歷史學者馬振犢與戚如高認為，德國內部有親華派與親日派兩派人馬。德國國防部長柏龍白、經濟部長沙赫特(1877-1970)、外交部長紐賴特等為親華派，其中沙赫特曾親自向蔣介石派往歐洲的特使齊焌表達發動政變的意圖，柏龍白的親信克蘭（Hans Klein）也提過類似的看法，但這些人後來在德國政界都失勢了，而戈林、里賓特洛甫等親日派則多為納粹黨人士，他們在德國政界聲勢高漲。

大戰爆發前德國雖由納粹黨執政，但仍與中國有軍事合作關係。1936年，早年留學德國的齊焌，擔任軍事委員會總顧問處的秘書，在一份書面報告中說明，克蘭以經濟顧問的名義在兩國之間活動，促成中國以原料交換德國軍火，爭取德國軍事代表團駐華。克蘭告知德國政府願負擔軍事代表團的薪資與生活所需，但也歡迎中國政府另外給予津貼或招待。考慮到外部因素，克蘭希望德國在軍事國防上協助中國的事保持低調，對外只說有經濟與商務關係。

1937年中國全面展開抗日，1939年德國侵略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德兩國難以再合作。1941年10月25日，克蘭電告齊焌，桂永清做事不小心，與托馬思將軍通信遭德國當局查獲，差點惹出麻煩。托馬思拒絕再與桂永清有任何來往。

戰爭初期德內部已有人謀反

隨著德國發動對蘇聯攻擊，德國內部的反對勢力逐漸增加，齊焌奉蔣介石之命，經瑞士訪問柏林，與德國親華人士接觸。1941年7月15日，齊焌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報告，德國朝野暗中活動甚力，克蘭是其中一位；雖然秘密警察防範森嚴，但只要德國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公平待遇，他們就會推動政變。沙赫特認為在秋季發動政變比較合適，但必須在擊敗蘇聯之後。德國友人請齊焌向蔣介石轉達，希望蔣介石委託重要人士向美、英等國領袖傳達，並希望獲得美、英兩國的保證；為了安全，德國友人的囑託應嚴守秘密，以免在德友人橫遭不測。

齊焌又於同年11月13日向蔣介石報告，他曾兩度與克蘭、克蘭的律師愛爾哈特在瑞士晤談。愛爾哈特稱，德國反政府人士正在縝密進行政變事宜，以備將來有所作為。德國友人希望克蘭代表德方審慎尋覓國際路線，沙赫特、托馬思也請克蘭託蔣介石，與羅斯福、邱吉爾等人商談，取得諒解與聯絡。克蘭轉述了沙赫特的意見，由宋子文到瑞士與德方代表商談，德方代表表示，德軍實無戰勝的把握，必須及早設法改變政府，結束戰爭；此事只能面談，不能透過電報，否則德國友人性命休矣。

齊焌在柏林面見托馬思時，托馬思表示希望蔣介石幫忙聯絡，並獲得保證。齊焌也見到沙赫特，沙赫特表明他們都是愛國人士，他們信任蔣介石，希望蔣能告訴羅斯福與邱吉爾，德國內部有雄厚勢力推翻當前政府；盼望這件事情只在幾位領袖之間討論，對外嚴守秘密；現在準備行動的人不在少數，各方力量雄厚，直達納粹黨中的高級幹部，但不能一一相告，相信羅斯福與邱吉爾可以理解。

要無條件投降削弱反對勢力

當時德國內部反對勢力遍及社會各階層，連軍事情報局局長卡納利斯都曾向西方傳達謀反的訊息。1943年1月，美英卡薩布蘭加會議，羅斯福在未徵詢邱吉爾的意見下，片面主張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這打擊了德國推翻希特勒的勢力，他們擔心德國前途將受到威脅，只好拚死一戰，反而鞏固了希特勒的領導。

蔣介石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943年4月7日記載，齊焌電報說明德國在史達林格勒慘敗後民心動盪，密謀革命人士希望在1943年6月採取行動，推翻希特勒、徹底消滅納粹黨。齊焌向蔣介石建言，西方要求德國無條件投降過於苛求，可能會引起德國人憂慮，將淪為英、美的殖民地。蔣介石接受了齊焌的看法，也很同情德國內部的反抗勢力，請宋美齡向美國政府說明。

德國反對勢力推翻希特勒的行動一直到盟軍在諾曼地登陸，1944年7月20日，才發動，而且暗殺行動失敗了，株連甚廣。美、英兩國不僅未協助德國反對派，還在1945年2月對無力抵抗的德勒斯登日夜轟炸數天，烈炎焚城，造成很多無辜人民傷亡，蘇軍也攻占柏林大肆報復。在戰爭結束後，中國透過各種管道搶救德國的友華人士，提供金錢與政治方面的幫助，甚至讓克蘭歸化為中國國籍。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民進黨推動「去中國化」已有一段時間，從教育、文化到媒體宣傳，取得豐碩成果。從賴清德公然宣布中國大陸為「境外敵對勢力」、刪除漢人表述，強調二戰歐洲勝利，均可看見該黨構建「新台灣史」的論述逐漸升級。

從當年李登輝宣稱「22歲以前是日本人」，到現今中小學教科書盛讚日據時期的行政官員與各種建設，這種「抑漢揚日」論調的目的昭然若揭，但內容是否屬實，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

教科書的「台灣民族」構建

為切割兩岸血緣關係，民進黨在歷史教科書內加入「南島語族」、「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概念。民進黨初執政時，教科書內容「獨化」還不嚴重。康軒版本提及：台灣原住民在不同時期，有的從中國大陸，有的從南洋而來。直到約四百年前，大量漢人才逐漸移居台灣。

南一版本也說明兩岸從史前便血脈相連：舊石器時代的長濱、網形文化，一般認為與中國大陸系統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有關。…台灣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有的與中國華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有的與東南亞相關聯。

但現今教科書僅敘述「台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餘者皆刪除，強調台灣是該語族地理分佈的最北端，並配上一張圖把大陸與台灣完全劃開；講大坌坑文化時，也不再提及與大陸的關係。「教師手冊」中則直接寫明「台灣原住民人種屬於馬來人，語言屬南島語系。」這種說法無視多位學者認為南島語族本源於華南的論述，而著重於政治目的。

另外，「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概念表示清朝治台初期，以渡台禁令限制移民，女性家屬不得同往，因此推斷漢人開拓者皆與原住民女性通婚，血緣已與中國相異。這顯然是配合林媽利的論調，認為台灣漢人多有平埔族血統，唯此種觀念古籍均未提及，應是配合台獨理論中的「台灣民族」論。

台灣尹章義教授及廈門大學陳孔立教授均有專文駁斥此說。尹章義收集大量台灣族譜，統計後發現當時台灣漢人與原住民通婚相當罕見，尤其平埔族為母系社會，女子嫁人後土地財產會隨漢人而去，族內不會輕易同意。陳孔立則以清代史料說明，台灣男女比例差距不大，渡台禁令維持的時間不長，雍正甚至下令漢人不得與原住民通婚，來否定相關論述。

刻意抑漢揚日

從李登輝時代《認識台灣》的本土教材提出時，尹章義就質疑日本時期的篇幅過大，且技術官僚如後藤新平、八田與一等，在日本學者眼中表現平平，卻在台灣教科書裡被讚譽有加。台灣許介鱗教授也認為，該教材對日本殖民統治給了過多正面評價。

日本據台50年間殺害台灣民眾甚多，從《警察沿革志》中逐案統計，至少殺害百姓16萬餘，還不包括三鶯走廊、桃園台地、雲林等地日軍的屠殺與憲兵的鎮壓，但歷史教科書中絲毫未提。1915年夏天領導「西來庵事件」抗日的余清芳，在教師手冊補充資料中說明余曾擔任日本警員，獲罪被開除，才利用宗教迷信抗日。賽德克族1930年10月發動的「霧社事件」，則補充原住民攻入學校，襲擊警局、官舍，搶奪武器，殺害百餘日本人，甚至誤殺兩位台人，日本才以軍隊鎮壓。

「備課手冊」中引用《臺灣民報》，以原住民立場控訴鄭成功開拓期間屠殺族民；謝國興、吳密察兩位教授親往台南，宣傳劉永福被日軍包圍後化妝逃亡的故事，並添加「阿婆浪港」典故。過去定位為「捨生取義」的漢人吳鳳，被重新定位為「欺騙原住民者」。除醜化鄭成功與清代人物外，過去敘述三國及隋代以來的兩岸交流關係盡皆刪去不提。對清代統治的敘述也不友善，說康熙原本打算放棄台灣，施琅力爭後勉強保留，卻不積極建設。台灣因清廷統治不力，發生眾多民變械鬥，各種陋習與衛生問題都到日本據台後才獲解決。後期對台灣的建設，也著眼於歐洲列強開始侵略，才不得已因應，這就是所謂的「多元史觀」。

台灣人是否具有日本國籍？

雖然《馬關條約》中提到：明治30年（1897）5月8日前，未退出台灣總督府所管轄地方之住民，視為日本帝國臣民。但事實上，日本總督府對待台灣民眾明顯採取差別待遇，無論是教育、就業或是稅制上。直至1937年4月1日，日本宣布開始「皇民化運動」後，態度才有改變。

1940年2月11日，總督府頒布「台灣戶口規則修改」，規定「台灣人民改日本姓名辦法」，並於11月25日實施。官方理由是「化育台灣人為日本人」，改姓名以戶為單位，採「許可制」，其條件有二：一是需要國語（日語）家庭。二是須有皇國民（日本人）資質涵養且富於公共精神。1941年12月28日，總督府頒布「理蕃政策大綱」，目標是「理蕃以教化蕃人，謀其生活安定，使受一視同仁之聖德」，對原住民進行「教化」。

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徵兵， 1944年9月1日頒布「徵兵令」，「無分本島人或高砂族一律」。戰爭末期眼見局勢不利，日本國會通過「改善本島人際遇大綱」，準備任用台灣人擔任正式文官，給予5席眾議院代表。1952年2月，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判定「廢除台灣人日本國籍」。因此，可以認定，台灣人是依照1940年2月11日總督頒布的「台人改日本姓名辦法」，經總督府許可，歸化為日本人。原住民則是在1941年12月28日總督府第二次「理蕃政策大綱」，依一視同仁之原則，被視為日本臣民。

法理上，台灣是在1945年4月1日才因總督府頒布「改善本島人際遇大綱」及「徵兵令」，才被正式編入「日本國」，地位等同琉球群島。時間極其短暫，且已經在太平洋戰爭開啟後，才有目的地實施。

台灣菁英赴大陸參加抗戰

李友邦是二戰期間，台灣人前往大陸參加抗日戰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年輕時加入「台灣文化協會」，參加抗日社會運動。在黃埔軍校畢業後，被派往主持由兩廣省工作委員會所領導的「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1926年，李友邦返回台灣，在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趙港等人的幫忙下募得資金，且動員了王萬德在內的一批青年到大陸參加工作。

在國共合作抗日的情況下，「台灣義勇隊」的成立取得國民政府的同意，並撥下資源，而共產黨也在人員及經費方面給予資助，甚至派員協助籌畫和組織。「台灣義勇隊」後來合併了丘念台的「東區服務隊」，曾參加過服務隊的鍾浩東後在基隆中學擔任校長。這一些到大陸參與抗戰的台灣菁英並非少數，像史明等人當時也曾前往延安抗戰大學求學，並參與過相關活動。他們不願意接受皇民思想，認同中國為祖國。

總之，民進黨因其政治上的需求，以「去中國化」政策刻意操弄歷史，愚弄民眾；甚至為鞏固政權討好美國，製造兩岸矛盾，令人扼腕嘆息！

（作者係廣西玉林師院台籍教師）

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裡指出，歷史是「絕對精神」的實在化，因此，二戰歷史也有其一定的客觀性，不能以政治需要為由，而對其加以主觀性的論述，更不容任意扭曲二戰歷史真相、抹黑甚至否定二戰勝利的成果。

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類影響至巨，因為它是「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戰爭」。在政治意涵上，「反法西斯」指反抗德國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以及義大利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肆虐，也指反抗日本軍國主義在亞州的霸凌、尤其是對中國的罪惡侵略。在地緣上，二戰分為歐洲戰場、亞洲戰場及太平洋戰場三大部分，正好分成東、西兩個半球大戰區。在軍事上，二戰是德、義、日「軸心國」以軍國主義對外進行侵略，同時也是中、美、英、法、蘇「同盟國」為了衛國護民，以「反法西斯」之名，與「軸心國」進行的殊死性軍事鬥爭。

歐戰打了6年（1939－1945），今年5月8日歐戰終戰滿80周年，這是歐洲各國英雄的人民，在刻苦奮戰與重大犧牲下，最終打敗德國納粹與義大利法西斯的光榮又偉大的正義戰爭，對今日歐洲各國而言，紀念/慶祝歐戰勝利80周年既合理又正當。

二戰亞洲戰場的終戰，是歐戰結束3個月後的事（日本昭和天皇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東亞戰爭前後打了8年（1937－1945），最為可歌可泣的是，中國經過8年浴血抗戰取得最後勝利，徹底改變中國受列強侵凌與壓迫的歷史，台灣由此重新回到祖國懷抱，中華民族從此解放。

德國納粹黨、義大利法西斯黨及日本軍國主義，是人類史上最極權、最獨裁、最凶殘的政治軍事侵略者，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犧牲最慘重的一次世界性戰爭。歷史事件的傷痛與教訓要永遠記得，正確理解二戰的歷史意義，堅持正確的二戰史觀，是療愈傷痛、求取教訓的邏輯法門，吾人也才能在戰爭與和平中間做出最佳選擇。

評習近平的紀念二戰文章

中國大陸對待二戰結束80周年，今年有兩項重要活動：一是習近平先應邀前往莫斯科出席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閱兵慶典，二是將在北京舉行抗戰勝利80周年閱兵大典。為論述中蘇兩國人民如何在二戰期間，肩並肩地在困苦艱難環境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重大犧牲與衛國奉獻，這次習近平特以國家主席身分署名，在《俄羅斯報》發表題為《以史為鑑 共創未來》文章，清楚地表述中國大陸如何對待二戰史觀。

習在文章中使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國民政府重慶時期使用「全民抗戰」，外電一律稱作「中國對日抗戰」。既然是全民抗戰，人不分軍民，地不分南北，政無論黨派，全力以赴，連國共為了民族存亡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都停止內戰，中國工農紅軍甚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表示一致對外，抗戰到底。民進黨政府嗆聲「中華人民共和國沒辦法打一場還沒出生的戰爭」只是去中/反共的政治囈語，了無意義。

習說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時，中、俄兩國人民並肩作戰、相互支援，確是事實。習以蘇聯援華航空隊為例在南京、武漢、重慶等地「鷹擊長空」阻擊日寇有史為證。在烽火歲月，蘇聯向中國提供大批武器裝備和戰略物資，甚至在大漠戈壁開闢出一條國際「生命線」。習的文章係針對二戰中的中、蘇兩國合力反法西斯戰爭而發，故未提到美國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如何飛越喜馬拉亞山脈運送戰略物資，與中國空軍並肩作戰抗日之事。

習在文章中特別強調「要堅持正確二戰史觀」，此指中國與蘇聯分別作為二戰中，亞洲和歐洲兩個主要戰場，進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所發揮的「中流砥柱」作用，原因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軍民傷亡最大，蘇聯紅軍為保家衛國犧牲也極為巨大與慘烈。這完全是歷史事實，不容歪曲與否定。說真的，沒有中國在亞洲戰場以空間換取時間艱苦地全力對日抗戰，迫使日本軍國主義以更大的兵力壓制中國外，客觀上也相對地解除蘇聯的東顧之憂，有利於蘇聯全力在西戰場抗擊納粹德國的入侵。試想沒有中蘇聯手在歐亞大陸進行世界性的反法西斯、反日本軍國主義的超級戰爭，一旦軸心國打破歐亞地緣臨界點，完全掌控歐亞大陸，二戰最終結局將被改寫。因此「同盟國」最後戰勝「軸心國」，最終取得二戰的全面勝利，期間中蘇兩國為反法西斯主義與反日本軍國主義所做的犧牲與努力，起著深層的內在作用。

習近平在文章最後提到「今年也是台灣光復80周年」，說明台灣回歸中國是中國對日抗戰勝利的結果。習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確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具有歷史根據與法理效力，強調必須確認與不容挑戰，這是告訴全世界「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民族分裂主義，包括任何形式的「台獨」，都不允許操弄「台灣問題」，而且「中國終將統一，也必將統一」。

習近平在莫斯科發表的文章，對中蘇兩國努力反法西斯，以及中國對日本侵華戰爭所付出的重大犧牲，並取得最後勝利是實事求是地回顧歷史，也是對待二戰史觀的客觀表述。

評賴清德台北紀念歐戰勝利

無獨有偶，賴清德忽然於5月8日，於普丁將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紀念蘇聯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的前夕，在台北賓館舉行「歐戰勝利80周年紀念茶會」。

賴清德如此匆忙紀念歐戰勝利，似乎忘了1945年5月8-9日這個時間點，亞州戰場正陷於日本皇軍為最後一搏，對中國人民進行瘋狂殺戮，而當時的台灣正被日本殖民者當成「南進基地」，有數萬台灣人民被迫穿上日本皇軍軍服，開赴南洋為「大日本帝國」賣命死在沙場。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賴清德，已將「去殖民化」去勢。

更為可議的是紀念與講話的地點「台北賓館」在歷史意義上，被人理解為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殖民統治台灣的「大本營」－總督官邸，請問賴清德閣下，你以總統身分不在「中山堂」，反而在當年日本的總督官邸，隔空大談紀念歐洲戰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不覺得講話的地點與所談的事項，出現邏輯矛盾與滑稽諷刺嗎？

其次，賴的講話有關二戰部分如此指出：「80年前納粹代表向同盟國投降，象徵二戰歐陸戰場告終，隨著同盟國把精力轉往太平洋戰場，在3個月後，太平洋戰場也宣告結束。」令人驚異的是，在二戰亞洲戰場中因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而出現的「中國對日8年抗戰」一事，居然賴半語隻字不提，難道當時在亞洲對日抗擊最力，且最為艱苦的不是中國嗎？今天賴清德能在離歐洲萬里之遙的台北紀念歐戰勝利，難道不是因為當年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光復失土台灣嗎？凡此這些，令人遺憾地看到賴清德只因民進黨的「去中/脫中」，有意識地不願面對國家一脈相承的歷史，全盤否定中國對日抗戰在二戰亞洲戰場上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  

這種只紀念「歐戰」，卻無視甚至否定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在亞洲戰場，為反侵略而進行偉大的對日抗戰，這不是客觀對待二戰史觀的正當態度，連帶地也呈現出，這位「務實台獨工作者」不是歷史主義者，而是政治民族分裂主義者。他的「務實」從只紀念歐戰勝利看來，在動機上，是想由「脫中入北」進一步能「脫中入歐」；在時機上，是想藉此搶奪二戰的「話語權」。然而，所有的這些「政治務實」，都會最終被「歷史理性」所否定。

（作者係中山大學名譽教授）

重溫「一國兩制」提議生態

自從2019年1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了名為「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的講話（以下稱「習五點」），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後，「兩制」的「台灣方案」變成重大的兩岸課題，雖然在台灣內部類似的討論一直處於不利的政治氛圍下，但「台灣方案」仍然不時得聞。

其實，以現今的大勢而言，這是關乎台灣每個人的身家性命無可避免的大事，因此不斷引導、教育大家去思考，去建議「台灣方案」，才是對台灣前途負責的行為。然而，要回答台灣究竟要什麼，北京能同意什麼，必須首先思考1981年「葉九條」和「習五點」產生的生態背景是否雷同，為什麼中共中央從規劃「一國兩制」，改為協商「台灣方案」。

從「和平統一」到「一國兩制」

每年元旦，北京當局都會紀念1979年以「人大常委會」名義發布《告台灣同胞書》的紀念會，也都提及「一國兩制」，因為《告台灣同胞書》的核心內容是推動「和平統一」，而「和平統一」是為了配合國家的「四個現代化」。

和平統一的原則和目標是「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方法是「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範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其次是「由於長期隔絕，大陸和台灣的同胞互不了解，…我們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

然而，當年台灣當局並未能審時度勢，1979年1月3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宣稱，「絕不能信、絕不能上當」，4月4日正式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另一個關鍵態勢是中美關係。中美自1979年建交後，美國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卡特政府向台灣軍售也沒有停止。而共和黨人雷根在競選時，聲稱要與台灣重建官方關係。所以1981年6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對美國一定要有最壞情況的打算。不要怕中美關係倒退，更不要怕停滯。…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我們不能含糊其辭。」

依據上述資料，和平統一是為國家實現「四化」的重要轉變，而推動和平統一的依據是中國國民黨治理的台灣「一貫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以及「每一個中國人，不論是生活在台灣的還是生活在大陸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諉的責任。」方法是開啟兩岸「官方談判、啟動兩岸民間交流」；但蔣經國不信任中共，美國又多方阻撓兩岸統一，所以「和平統一」並未能立即開創兩岸的形勢。

直到1981年4月2日，國民黨十二大通過決議稱，將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作為國民黨奮鬥的目標，才算與北京的提議間接接軌；而堅持反共的雷根時代中美關係也並未倒退。前者代表中國國民黨的政治路線從反共轉向統一，代表國共從政黨互鬥轉為中國發展相向而行。後者代表中國的外在形勢，並未因外國領導人的更動而波動。所以，中共中央決定發表「葉九條」，以便通過進一步在和平解決台灣回歸祖國方面，採取更具體實際的步驟，體現中共和中國政府的誠意和善意，並配合這場圍繞售台武器而展開的對美外交鬥爭。「葉九條」後，中美雙方於1982年8月17日簽署了「八一七」公報。

綜合而言，「一國兩制」是以堅持「一中」為前提，以兩岸「和平統一」為路經，以統一而不全面治理為構想，是在國家政權完全統一後，以中央承諾主動「讓權」的方法，確立國家完全「永久統一」的事實。

「一國兩制」邁向「台灣方案」

「一國兩制」從上世紀由鄧小平提出以來，儘管後來有了香港、澳門的實踐例證，但在台灣一直未被視為中國統一的方案。從一開始，中國國民黨就教育民眾這是「中共對台的統戰策略」，所以台灣對「一國兩制」一直是「陰謀」地存在，從未被理性地認識與研究。其實，所謂「陰謀」已承認此一政策的正確性，因為如果不包含「正確」內容，又如何能有「統戰」效果。換言之，主張國家統一的中國國民黨知道「一國兩制」的合理性，只是與中共鬥爭失敗的陰影，以及居小的現實，使之喪失面對中共正確策略的信心。只能醜化和扭曲「一國兩制」，以便為「被統」找借口。

其後的台灣掌權政客則根本否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一國兩制」的探究更無從談起，甚至在台灣淪為票房毒藥。既是如此，為什麼習近平在其講話依然倡議「兩制」台灣方案呢？

首先是強調大陸對兩岸關係的主動權和主導權。對「和平統一」的強大信心，也直接向台灣同胞明示台獨的「死刑」，兩岸只有「國家統一」這條不可逆的單行道。2019年的中國早已翻天覆地，無論國家的綜合實力，國際地位均大大不同於以往；在此情形下，若非外力介入，中國的完全統一根本無需用武。換言之，此時的中共已牢牢把握了兩岸關係的走向。台灣已不是兩岸關係的平等玩家，只有在「台灣方案」裡有一定的角色。

其次是彰顯大陸對台「長治久安」的努力。有鑒於香港曾在境外反中勢力的蠱惑下發生動亂，凸顯了中央給予式的「一國兩制」仍欠缺由下而上，「民主協商」的過程，成為有心人士挑撥矛盾的口實。因此，未來的台灣方案若能吸收台灣各界的合理建議，不僅可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而且統一後的「一國兩制」必將更符合台灣同胞的意願，「一國兩制」作為創新制度的安排也愈加完備，更易於實施。從而統一真正有利於兩岸同胞福祉的承諾，達成「長治久安」的效果。

其三是經由「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增進兩岸人民的真正認識與理解。兩岸雖早已開放交流，但真正往來的民眾依然不多，台灣只有1/3的民眾去過大陸，大陸同胞受限於台灣當局的種種刁難，能赴台者更少。彼此仍處於過去的印象、媒體的塑造，並不真正了解對方，十分不利於和平統一。如果「台灣方案」的提議得以推動，則彼此的真正認識與理解必不可缺，從而可大大促進兩岸交流，在兩岸人民之間形成正循環的互動。這為兩岸當局的正常交往提供了機會，特別有助於台灣人民睜眼看世界，明眼看自己，則兩岸的看法、想法才有機會有意義地交流。

對「台灣方案」的思考

許多人思考「台灣方案」，都是在想台灣要保留什麼，北京應該或可以讓什麼，其實以當下來推論，此類的思考很難齊全，因為我們很難決定統一的時機、方式以及外在的環境。如果讓「台灣方案」從個別的項目抽身，轉而在原則上確立「台灣方案」的可持續性，才能顯示出「台灣方案」與「港澳模式」的真正不同。「台灣方案」必須依下述的原則思考其制度的調適。

首先「台灣方案」目的是在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鯰魚效應」的角色，而不是50年「變不變」的過渡性角色。中國人的自我惕勵是「生於憂患」、「國無外患者國恆亡」，所以統一後，「台灣方案」是中國式現代化所必須的，而不再表現為對台灣的優惠、寬大或示好。既有「鯰魚效應」的要求，台灣應當長期維持不同於社會主義大陸的不同，才能相互比較，截長補短，共同進步。

其次，為了「台灣方案」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鯰魚」，台灣必須更精確地維護「一個中國」原則。統一後的「一個中國」原則就是十分清晰的政權統一，因此台灣愈維護「一國」，「兩制」的運作也就會愈順暢。大致而言，區分的原則有四：主權是一國，治權是兩制；政權是一國，行政是兩制；權力是一國，權利是兩制；政治是一國，經、文是兩制。統一後，台灣愈尊重「一國」，則「兩制」的「鯰魚效應」也愈大，則台灣的自主性也愈凸顯。

其三是「台灣方案」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鯰魚」，台灣就必須借助中華文化的優越性與現今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就，徹底治癒「戀殖症」（迷戀西方帝國的殖民）。「戀殖症」是兩岸中國人因近代中國史所造成，然而中國大陸經過70餘年的不懈努力和持續奮鬥，終於可以立足在已有的成就上平視世界、平視西方。要對自己有自信，才能對決台灣問題展現不凡的戰略定力。統一後，台灣若依然強調西方自由民主那一套，則完全無法展現一國之內良性競爭的意義，台灣必須總結出一條有中華文化特色的資本主義，才能發揮其「鯰魚效應」的效果。

結語

總之，「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不能只是想台灣要什麼、北京給什麼，把港澳享有的權利複製一遍，做些個別增減，而是必須從台灣在中國社會主義強國的道路上，所能及所應發揮什麼樣的新作用，去思考「一國兩制」，才是有建設意義、有積極意義的探究方向。

（作者係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來，網紅經濟盛行，網紅或網路影音創作者的獲利來源，因跨越不同國家或地區而備受矚目，其獲利的課稅議題值得探討。

網路影音創作者使用社交媒體賺取收入的方式很多，包括贊助社群媒體文章、數位產品下載健身或餐點計畫、播客、聯盟行銷等，其中YouTuber的主要收入來自廣告商。當觀眾點選影片中的廣告，頻道擁有者就會收到小額款項，觀賞影片的觀眾越多，頻道點擊次數越多，網路影音創作者收入就越多，但其收入多數國家均對其課稅。

歐美國家對網紅成本扣抵

網路影音創作者，其工作可能需要各式各樣的支出，包括：電腦、智慧型手機、相機和其他拍攝設備、編輯軟體、商標和版權費、訂閱圖片、廣告和行銷費用、家庭辦公室空間和用品、旅遊、里程費，只要這些支出是網路創造者工作上「一般且必要」的支出，便可扣抵稅額。但如果國稅局認定網路影音創作者的創作內容為業餘愛好，該當事人上開支出就不能扣抵稅額。可見，確認網路影音創作者的副業是興趣或生意很重要，因為這決定當事人的支出是否可以扣稅。

1.與網紅收入相關的營業費用。在美國和歐洲，YouTubers可以扣除一般且必要的營業費用，包括設備（如攝影機和麥克風）、軟體和行銷費用，但是，具體扣除規則和限制因國家而異。例如，在美國，內地稅務局允許的扣除範圍較廣，只要被認為是業務所必需，特別是在美國，網路創作者有權要求報銷升級設備或租用拍攝地點的費用。

2.家庭辦公室費用的扣除。在美國，如果YouTubers使用家中部分空間來開業，可申請家庭辦公室費用扣除，這涵蓋部分租金、水電費和其相關費用。例如，將公寓一小部分用作家庭辦公室，則YouTubers家庭支出的30%可作為家庭辦公室費用扣除。但在歐洲，有些國家允許類似扣除（例如荷蘭、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奧地利、愛爾蘭、比利時、葡萄牙、希臘、波蘭和法國），而其他國家對於家庭辦公室空間的租金、水電費和相關費用的列支則有較嚴格的要求。

3.非居民網紅的預扣稅。非居民網紅的扣稅方式亦存在明顯差異，在美國，YouTubers要求所有網路影音創作者提交稅務身分資訊，無論他們身在何處。舉例，若YouTuber在平台賺得1000元，其中100元來自美國，另外900元來自台灣，美國依網紅的國籍（稅務身分）課不同的稅，從美國觀眾賺取的收益，預扣稅率介於0%-30％之間，因台美尚未正式簽署租稅協定，台灣適用最高稅率30%，如果某位網紅沒有美國公民身分，其賺取的美國收入100元會被扣30%，即30元；但如果YouTubers不願提供稅務身分資訊，就會被美國按全球性收入1000元的24%，課以240元的懲罰性稅款。但在歐洲，兩國之間稅務條約會降低兩國網紅的預扣稅率，具體稅率則視兩國之間的租稅協定而異。

 4.專業服務支出扣抵。美國和歐洲的稅務機關都允許YouTubers可從網路創作所得，扣抵與網路創作相關的支出，但可扣減的項目、扣稅方式及整體申報要求等具體細節，則因不同國家而有所差異。例如美國和歐洲皆允許YouTubers扣除專業服務，例如法律顧問費和會計師費用，但根據各地稅法，費用扣除範圍有所不同。在美國，網路創作者可將網路、電話使用費、門票、軟體和付費訂閱費用扣抵部分稅金。但歐洲則不一定。

未成年YouTuber稅率

美國網路創作者，可以用獨立承包商身分，為其所推廣的公司工作，獨立承包商被視為自僱人士。自僱人士，既是僱主也是員工，因此必須支付自雇稅項，自雇稅的總稅率15.3%，其中12.4%用於社會保障，2.9%用於聯邦醫療保險。網路媒體創作者若收到贈品，例如免費產品、旅遊券等作為報酬，則視為收入，需就贈品或旅遊券的價值繳稅，但若收到的產品總價值低於$100美元，則無需列入報稅。美國加州的稅金隨網紅年所得而逐漸增加。例如年收入在 66,842-92,788美元之間的網紅，需支付1,648美元+超出部分的6%。

在英國，YouTubers每年的網路創作收入超過1,000英鎊時，便必須辦理報稅。在法國自，2017年9月起，規定在法國境內或境外設立並提供網路影音視聽內容存取，無論是串流服務(如Netflix)，或視訊分享網站(如YouTube)的業者，均須按銷售價格、或存取權、或廣告商或贊助廠商支付金額的2%繳納稅款。在印度，由於YouTuber沒有年齡限制，因此未成年人也可以從網路社交媒體平台獲得收入。

台灣應爭取較低扣繳稅

台灣網路創作包括平台廣告分潤、付費訂閱、販售周邊商品、通告活動、廣告連結點擊獎金、廣告業配、平台支薪及直播打賞、電商導購及直播帶貨等八大類，根據來源所得認定原則，只要提供勞務地點在台灣境內，或該影片拍攝由台灣境內的個人協助完成者，都算是台灣來源所得。美國主要是針對網紅的美國來源所得課稅，若為網紅的台灣境內所得，仍由台灣課稅，不會有重複課稅的問題，但由於台灣目前尚未與美國簽署台美租稅協定，因此適用扣繳課稅0％-30％（依各國租稅協定）的最高扣繳稅率30％，建議台灣將來簽署台美租稅協定時，務必要爭取較低的扣繳稅。

（作者係廣東海洋大學台籍教授）

從經濟思想史的宏大視角，去審視川普所奉行的重商主義作法時，不難發現，這無疑是一種對經濟思想進步潮流的背離與倒退。重商主義作為一種古老的經濟思潮，其誕生遠早於自由市場經濟主義，而自由市場經濟主義的開山鼻祖亞當史密斯正是在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構建起全新的經濟理論體系，為經濟思想的發展開闢了新時代。

重商主義有其局限性

重商主義是早期資本主義發展時期的一種經濟思想，它盛行於15至17世紀的歐洲。在那個時代，國家的財富被簡單地等同於金銀貨幣的積累，重商主義者認為，一個國家的繁榮主要取決於其對外貿易中所獲得的金銀財富，因此他們主張國家應通過貿易順差來增加金銀儲備。為實現這一目標，重商主義國家採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對本國的出口商品給予補貼，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甚至通過國家權力直接干預經濟活動，限制外國商品的進入，以保護本國的產業和商人。這種經濟思想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於歐洲國家積累原始資本、推動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重商主義的局限性也逐漸暴露出來。

重商主義的最根本問題，在於它將經濟活動的重心放在對金銀等貨幣財富的追求上，而忽視了財富的本質和經濟的內在發展規律。它把經濟看作是一個零和遊戲，認為一個國家的財富增加，必然意味著其他國家的財富減少，這種觀點嚴重限制了國際貿易的自由發展，阻礙了各國之間經濟的相互交流與合作。在重商主義的指導下，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往往充滿競爭與對抗，貿易摩擦不斷，這不僅不利於全球經濟的整體發展，也對各國自身的經濟繁榮造成負面影響。此外，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這種過度的干預，限制了市場的自由競爭，扭曲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使得經濟發展缺乏活力和創新能力。

自由市場經濟主義出現

正當重商主義的局限性日益凸顯之時，亞當史密斯對重商主義做了深刻的批判，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起自由市場經濟主義的理論體系。他認為財富的本質在於勞動和生產，而不是金銀貨幣的積累。他強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自由競爭能引導資源流向最有效率的生產領域，從而實現經濟的自然發展和繁榮。史密斯的經濟理論主張，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讓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發揮主導作用，這一理論的出現為經濟思想的發展注入新活力，也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導。

自由市場經濟主義的出現，使得經濟活動更加自由、開放和高效，促進了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在自由市場經濟主義的指導下，各國通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實現了經濟的互利共贏，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凱恩斯主義、供給學派

然而，在自由市場經濟主義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新的挑戰和問題。1930年代的大蕭條，使得自由市場經濟主義受到嚴重的質疑。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市場機制的自我調節能力似乎失效了，經濟陷入長期衰退和失業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它強調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節，主張通過政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刺激總需求，以實現經濟的復甦和穩定增長。「凱恩斯主義」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危機的衝擊，為經濟的復甦和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然而，政府干預過度導致的效率低下、通貨膨脹等問題。在「凱恩斯主義」遭遇發展瓶頸之時，「供給學派」應運而生，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理論，為當時陷入困境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決方案。「供給學派」強調從供給端入手，通過減稅、減少政府干預等措施，激發企業的生產積極性，提高經濟的供給能力和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供給學派」的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凱恩斯主義」的不足，為經濟思想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此可見，自由市場經濟主義恰似一把精準的鑰匙，能夠解開重商主義所帶來的諸多難題。它以市場機制為核心，強調自由競爭、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自然發展，為經濟的繁榮和進步開闢了更為廣闊的道路。自由市場經濟主義的理論不僅在理論上具有深刻的科學性和合理性，而且在實踐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推動了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繁榮。

川普破壞貿易自由化全球化

然而，川普重拾重商主義的作法，顯然與經濟思想發展的潮流背道而馳。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日益緊密，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川普的重商主義政策，如對進口商品加徵高額關稅、限制國際貿易等，不僅破壞了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和全球化進程，也對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造成嚴重的損害。這種倒退性的作法，不僅違背了經濟思想發展的規律，也違背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是注定要失敗的。

經濟思想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探索和進步的過程，各種理論流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鑑和啟示。然而，我們不能盲目地回歸到過時的經濟思想中去，而應該在繼承和發揚優秀經濟思想的基礎上，不斷創新發展，以適應時代變化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應該倡導自由貿易、開放合作的經濟理念，推動全球經濟的共同發展和繁榮。只有這樣，才能在經濟思想的天空中，繼續書寫屬於人類的輝煌篇章，為子孫後代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作者係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前副會長、財經專欄作家）

美國總統川普重返白宮後，揮舞公平交易旗幟，除了特別聚焦中國持續加徵關稅之外，逕自對與美貿易順差國家祭出「對等關稅」，同時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要求這些國家於暫緩實施對等關稅90天期間中提出相關措施，形塑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而讓「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自由貿易功能蕩然無存。

美中兩國關稅戰火不斷升溫，造成國際經濟動盪不安。儘管美中雙方於5月12日達成協議，在未來90天期間相互降低高額關稅，為「川習對話」創造良好的氛圍；然而此一期間，卻又同時促進了許多國家遵循WTO自由貿易的精神，積極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議，或參與「多邊」區域經濟組織，尋求對外貿易在排除美國市場下能獲致豁免或較低關稅。其中，亞太區域為因應美國貿易壁壘正在加速整合。

亞太區域經濟正加速整合

這些亞太區域經濟情勢，除了在川普取得勝選前，2022年11月「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升級3.0版，推動中小微型企業與經濟技術合作、貿易便捷化和消費者保護等談判，以及2024年10月「東協—中日韓(10＋3)」再度召開領袖峰會，且在聯合聲明中指出，已經結束實質談判，待各國完成法律審核、內部程序工作後，安排於2025年內簽署升級協議文書之外，讓台灣無法輕忽的發展，包括：

今年3月30日，中、日、韓三國經貿部長舉行第13輪會議，此為2017年4月13日第12輪會議後因新冠疫情中斷迄今的第一次會議。在會議上，三國針對加強產業、能源貿易合作，以及區域與多邊合作等交換意見，於聯合聲明中達成在WTO、「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CEP）、「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等架構上，共同推動深化數位及綠色經濟交流，促進產業供應鏈、泛黃海經濟技術合作，創造企業良好營運環境，以加速完成簽署全面性、高水準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協議》（CJKFTA）。

歐盟尋求連結亞太區域經濟

此外，4月中旬歐盟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Gertrud vonder Leyen）指出，歐盟正在評估國際貿易戰略，尋求更均衡的對外貿易政策，除了重啟過去尚未完成的FTA談判及展開新興貿易伙伴的FTA談判，例如最近進行與泰國、馬來西亞的FTA談判之外，積極連結區域經濟組織。其中，特別期待與《全面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CPTPP）的合作，研商訂定數位標準，加速發展數位經濟，共同對抗美國保護主義，減輕單一市場依賴，進而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以降低川普政府關稅的衝擊。

亦即面對美國採取單邊主義構築貿易壁壘，強勢執行關稅政策之下，卻又促進許多國家與美國進行關稅周旋的同時，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甚至形塑「非美」(non-US)合作，「對抗美國」的思維不斷暈染，從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議至參與多邊區域經濟組織，藉此減少關稅所造成的損害。

依據2023年「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資料統計，中日韓三國人口15.9億人、國內生產總值（GDP）全球占比22.7%；東協10國人口6.7億人、GDP占比3.5%；CPTPP既有11國與2024年加入之英國共計人口5.2億人、GDP占比11.4%；歐盟27國人口4.9億人、GDP占比18.9%。上述四大區域經濟組織扣除重疊國家人口全球占比達到四成，GDP占比則超過55%以上。

東亞市場占台灣出口六成

由於地理位置的相鄰，或是產業結構之互補，在上述四大區域中，除了歐盟市場，皆與台灣建立頗密切的貿易關係。此外，這些區域內部存在蓬勃的製造生產活動，以及儲藏豐富的原料礦物，長期主導許多製造業供應鏈，堪稱全球極重要、具有成長潛力的市場。若從2024年的資料統計加以觀察，與台灣對外貿易息息相關的中日韓三國占台灣出口比重42.4%、東協10國18.5%，共計六成，可以發現其端倪。

然而，令人擔憂的是，面對美國的關稅衝擊，政府除了宣稱要與美國進行關稅談判，透過對美採取零關稅、大投資、大採購，尋求取得較低的關稅，同時研擬《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國土安全韌性特別條例》草案，針對遭受直接衝擊的相關產業損害，以及間接波及的台電、勞保及健保虧損，採取補助或減稅措施，甚至在違背現實下，提出目前占台灣出口比重高達31.3%的「脫中入北」政策之外，似乎束手無策。

很顯然地，一旦與台灣具有地緣關係及貿易密切的「東協」—「中日韓」區域貿易達成零關稅或低關稅共識，台灣就極可能淪為國際經濟「孤兒」。此一情勢，對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衝擊不容小覷。在此同時，面對全球化邁向終結，區域化取而代之，加上國際政治現實，台灣在短期內不易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議，或參與多邊區域經濟組織，唯有採取更前瞻、更靈活的戰略，始能在全球新格局中爭取生機，在大國博弈新秩序下找到支點，藉此突破困境，別無他途。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美中之間的貿易戰短期雖有緩和，但實質關稅仍在，無論對貿易或經濟成長均有負面衝擊。不少國內外機構均下修今明兩年的全球經濟成長預測。美中皆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對象，對經濟預測實不宜過度樂觀。

雖然美國與中國大陸於5月12日發布的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雙方將在初始的90天暫時大幅降低對彼此進口品的關稅稅率。其中，美國對大多數大陸進口品徵收合計的145%關稅稅率在5月14日前降至30%；大陸對美國商品徵收的125%關稅稅率則降至10%，藉此緩和貿易緊張局勢，並爭取額外90天來解決彼此的分歧。然而，川普仍放話表示，由於部分徵稅措施只是暫停而非全部取消，若沒有進一步進展，這些徵稅措施可能會在90天後再次上調。

美對中的實質關稅並不低

持平而論，目前美國對中國大陸所課徵的實質關稅仍然遠高於其他國家，若加上解放日前就實施的關稅，關稅總額仍維持在40%；而中國大陸對美國商品徵收的關稅總額將維持在25%左右。況且，雙方協議能不能更長久的維持下去，又是另一個問題。誠如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中國問題專家肯尼迪（Scott Kennedy）所言：「美中貿易談判將會像坐雲霄飛車一樣，市場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但我們還遠沒有擺脫困境。」

進一步言之，川普推動「對等關稅」不僅瓦解了長年以來，彼此間所建立的互利、互惠與互信經貿架構，對於全球貿易交流，更是帶來無法預測的負面影響。聯合國（UN）與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機構「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ITC）」的執行長警告，美國總統川普的大規模關稅行動及所引起的反制措施，恐對開發中國家帶來「災難性」的衝擊；全球貿易可能因此萎縮3%至7%，全球GDP則可能下滑0.7%，而開發中國家將受到最嚴重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評估，全球貿易緊張迅速升溫，和極高的政策不確定性，預期將嚴重打擊全球經濟活動，將今（2025）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從3.3%大幅下修至2.8%。

美國第一季經濟出現萎縮

眾所周知，貿易戰是七傷拳，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美國第一季GDP負0.3%，為2022 年以來第一次出現萎縮。主要歸咎於企業在加徵關稅前搶著囤貨，首季進口年增41.3%，創5來最大增幅。相形之下，出口僅年增1.8%。再者，消費支出縮手，Q1消費者支出年增1.8%，遠不及去年Q4的年增4%也是主因。此外，美國4月「標普全球」（S&P Global）最新公布的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調查顯示，經季節調整後的指數為50.2，與3月持平，低於初值的50.7，連續第4個月維持在代表擴張與收縮分界線50以上，顯示製造業僅呈現微幅擴張。

由於新增工作機會成長乏力、產出持續下滑，整體動能顯得疲弱。儘管國內需求支撐了訂單表現，但關稅不確定性的升高，拖累了出口銷售明顯下滑。IMF將今年的成長預測由2.7%大砍至1.8%，估計明年再放緩至1.7%，遠低於前次預測的2.1%。此調整透露出，美國可能出現更廣泛的金融不穩定，包括對國際貨幣體系的破壞。顯示在川普祭出一連串關稅措施的威脅下，消費者、經濟學家與企業領袖對於經濟衰退的擔憂加劇。

中國經濟復甦恐受衝擊

2025年第1季度，中國大陸的GDP達到318,75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5.4%。這一增速與去年第4季度持平。但4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已出現16個月來最大降幅，新訂單更是劇減，顯示對未來的隱憂。在房地產方面，儘管銷售端出現邊際改善跡象，但在新開工、施工、資金面全面收縮下，市場仍未出現復甦態式。

如前所述，美對中關稅降至30%還是不低，而且高於川普第一任時對中的25%關稅，結果不僅壓縮了企業的毛利率，且關稅影響將在第2季浮現。各方對中國大陸GDP受關稅影響程度，因設算基礎不同，結果也有差異，惟多數機構認為，美國對中加徵高額關稅將造成中國出口大幅下降與GDP成長放緩。不少機構預測今年經濟成長率將落在3.5%-4.2%間，低於大陸官方的5%目標。如摩根士丹利最新報告表示，隨著關稅衝擊、房地產走弱以及持續的低物價，大陸經濟增速可能從第2季開始再度走弱，名目GDP成長率下滑至4%以下。未來除非祭出相當力度的貨幣及財政政策支持，才能達成5%年成長目標。

台灣經濟難置身事外

中、美兩國都是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對象，台灣經濟實難以置身事外。受關稅戰影響，國內外機構不約而同地下修今年經濟成長預期。中經院指出，在樂觀情境下，今年經濟成長率可達2.85%，中性情境下降至1.66%；若面臨全球經濟衰退或滯脹等極端情境，成長率恐滑落至僅0.16%。台經院亦將全年成長預測下修至2.91%。摩根士丹利預估，由於川普高關稅政策對出口依賴度高的台灣形成強烈逆風，將台灣今年GDP的成長預測下調至2.2%，明年也由2.5%下修至2.0%。台灣對大陸及香港地區出口占總體比重，從2020年的43.9%下滑至2024年的31.7%，減幅達12.2%，但該地區仍為最大出口市場。依據主計總處過往的估計，大陸經濟成長率每下滑1%，將拖累台灣GDP約0.27%。儘管當前敏感度可能略有下降，但陸港澳占出口比重仍近三成，對其依賴性不容忽視。

持平而論，中、美兩國關稅初步向下調整，不僅標誌著雙邊貿易摩擦的重大轉向，也可能為下一階段的談判鋪平道路，也有可能為年底前的「川習會」創造良好氛圍。但關稅的不確性定對全球貿易、經濟與景氣的壓力不容忽視。從企業成本上升、投資縮手、消費信心下滑到貿易秩序混亂，乃至國際制度碎片化與經濟風險升高。這些現象皆證明「關稅戰爭」並非零和遊戲，而是損人不利己的雙輸局面。建議賴政府對未來經濟預測應審慎以對，不宜過度樂觀。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