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大陸為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在9月3日舉行了盛大閱兵式，並邀請了包括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等台灣人士前往觀禮，遭到藍綠一致批判，成為媒體熱議的焦點，台灣很多人可能根本不會注意到，今年是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70周年。
台灣民眾會對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如此冷淡，當然應歸咎於李登輝、陳水扁執政20年期間，力行分離主義及「去中國化」政策，竄改教科書，最終乾脆取消光復節放假所致。不過，馬英九上台七年多來，始終未恢復光復節為國定假日，也鮮少隆重慶祝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恐怕也脫不了干係。
李、扁否定光復，是不願承認光復後的台灣回到中國的懷抱。馬英九則為討好選民，凸顯「中華民國在地化」，也盡量切斷台灣與中國歷史的連結，2010年台灣光復65周年時他公開表示「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台灣」，即是明證。
不過，今年很不一樣，蔡英文早早就表態要維持台海現狀，接受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並以中華民國抗戰史捍衛者的姿態批判連戰，最近又表示要參加雙十慶典。為反制蔡英文對藍營的分化，並奪回「中華民國」的正統，馬英九最近馬不停蹄，出席了多場紀念抗戰勝利的活動，9月18日又在臉書寫下「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台灣光復」。
馬英九所言極是。若非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犧牲奮鬥贏得抗戰勝利，台灣不可能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也不可能回到中國的懷抱。在此大前提下，國共兩黨實在不必為究竟是8年抗戰或14年抗戰，抗戰究竟是國民黨或共產黨，是蔣介石或毛澤東所領導，而爭論不休。令人遺憾的是，從這次藍營批評連戰「敵我不分」，馬英九一再強調「抗戰是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是國民政府蔣委員長、蔣主席領導的」，顯示國民黨並未致力於化解抗戰史實的分歧。
其實，沒有人否認，1945年10月25日，接受日本投降的是中華民國政府派任來台的行政長官陳儀。只是，執政的國民黨這些年堅持「一中各表」、「一中即中華民國」，並拒不開啟政治對話，導致兩岸持續對峙分立，這不僅不利於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也無助於國民黨內部的團結，更無助於2016年大選選情。國民黨若想在台灣爭取「中國」的正統，又希望大陸「直面」「屹立於台灣的中華民國」，就必須加強兩岸同屬一中，兩岸同為中國人的論述，並盛大慶祝光復70周年，來彰顯台灣光復的歷史及現實意義。
綜觀古今中外，凡大國、強國莫有分裂分治者，只有國家完全統一，中國才能脫離西方反華勢力的牽制，台灣也才能真正光復。這正是抗日先賢周合源數十年前講「只有中國再統一，台灣才能真光復」的道理。
最後，隨著抗日老將、老兵的凋零，兩岸共用史料，同寫歷史的工作刻不容緩，抗戰勝利及台灣光復70年就是開始的良機。
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享譽全球的合唱團—奧地利國寶：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今年再度來台巡演。該團於1961年首次來台巡演，曾獲已逝第一夫人蔣宋美齡接見，至今來台演出超過30次，創下國際合唱團來台紀錄。合唱團員們歌聲甜美，穿著招牌水手服宛如一群小天使，每次只要演唱會場次一公布，門票立即秒殺完售。
此次邀請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來台演出的傳大藝術總經理周敦仁表示，以往合唱團多在北中南都會城市演出，近幾年在玉山銀行贊助下，安排去花東演出，成本比台北多，票房收入比台北少，但是，不管是團員或在地親子樂迷，都像中樂透般快樂。尤其是演後，安排團員旅遊，小朋友看到太平洋都好開心。
屹立不搖500年
周敦仁分析，創立於1498年的維也納少年合唱團能傳唱500多年，依然屹立不搖的最大原因，緣自於他們的勇於創新。
譬如，合唱團演唱的曲目非常廣泛，從中世紀音樂、現代音樂到實驗性音樂無所不包。巡演時主要演唱藝術歌曲和自行改編的樂曲，包含經典的史特勞斯和蘭納的圓舞曲與波爾卡舞曲。他們也錄製過日本卡通《哆啦A夢》的片頭曲，翻唱過披頭四、瑪丹娜、席琳狄翁、羅比威廉斯以及ABBA合唱團的暢銷曲，均大受歡迎。團員們也曾跨界拍電影，如德國1957年將維也納少年合唱團的故事改編成電影《野玫瑰》，上演時轟動全球，很多人是經由此電影認識合唱團。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最吸睛的湛藍色水手服，已是合唱團的時尚標誌。周敦仁透露，「這身制服也是卡通人物唐老鴨穿著的靈感來源。」合唱團原本只在皇宮、彌撒、私人聚會與國宴場合中獻唱，直至1921年，接任皇家教堂理事長的喬瑟夫．許尼特，將合唱團改為私人組織，更由於當時的資金入不敷出，因此團員1926年開始在教堂以外的地方舉辦音樂會。
只收男童學員
團員們世界巡演的過程也曾被拍成電影《絲路：時光之旅》。導演寇特．弗東(Curt Faudon)在超過一年的時間裡，跟隨並記錄男童們在維也納的生活、巡演時的狀況、工作和遊戲、台上台下等；還有團員和來自中亞、中國和印度藝術家見面與合作的實況。電影原聲帶則由團員們以阿拉伯文、中文、波斯語、法語、日語、拉丁文、馬拉地語、毛利語、薩沃芬蘭語、塔吉克語、維吾爾語、烏爾都語、烏茲別克語和德語演唱。
很多人問，少年團員們出國巡演，如何兼顧學業？其實，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保有自己的學校，目前約有400名年齡介於3至18歲的孩童及青少年在學接受教育。合唱團從幼稚園開始與維也納市合作，提供完整教育。10歲時，優秀且潛力十足的男童獲選加入合唱團，並進入文法學校就讀。所有的男童會被分配到不同的巡演合唱團。學術課程則以小組方式上課。
曾有人納悶，為何學校男女兼收，合唱團卻無女團員？周敦仁解釋，一切都是受限團名「VIENNA BOYS’CHOIR」，「團名有BOYS，如果要加入女團員，就要改團名。」
台灣跨世代回憶
合唱團學校提供多種課外活動，例如各式運動項目、各種類型的音樂會、歌劇、舞臺劇、音樂劇、電影等。學校也鼓勵團員創造自己的藝術計畫，有些人參加樂團，有些人則是創作幽默短劇或是影片。所有合唱團的男童，以兩人或三人為一組，居住於設備齊全的寄宿學校。
2010年，合唱團學校為8至12歲的男女童增設了國中部，並與維也納的音樂學校聯合規劃獨特的課程，幫助青年歌手找到自己的聲音、發現及發展自己的才能，並為年輕歌手準備進入大學和職業生涯。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校友成為專業音樂家、指揮、歌手或樂師，幾乎所有的學生都繼續演唱。
目前合唱團約有100名團員，年齡介於10至14歲之間，來自30多個不同的國家，分成海頓團、莫札特團、舒伯特團與布魯克納團於世界各地巡演，四團每年共約舉辦300場音樂會，悅耳的歌聲散佈給全球50多萬觀眾聆賞，今年訪台則由海頓團擔綱。帶來的曲目包括舒伯特的《鱒魚》，奧芬巴赫的《船歌》，約翰‧史特勞斯的圓舞曲、波卡舞曲、進行曲以及世界各地的民謠，包括獻唱台灣歌曲。維也納少年合唱團來台超過半世紀，黃鶯般的歌聲已成為台灣跨世代的童年回憶。
今年8月及9月，台灣山水畫家白宗仁分別在北京及山東舉辦了兩次畫展，均獲好評。
8月10日，「水墨‧潑流—白宗仁水墨畫展」在北京恭王府安善堂開幕。據悉，這是恭王府首次為台灣畫家舉辦個人畫展，也是恭王府藝術係列展之一。
此次展覽白宗仁展出近10年來創作的代表性作品31幅，包括台灣山林之美、渾厚山水、巨幅山水、潑流山水四個系列。其作品被大陸藝評家評為「筆墨豐富、形式多樣、意境清新、皴法多變，體現出畫家深厚的學理基礎和勇於探索的精神」。白宗仁在開幕式上表示，台灣雖小，但有其特色與風格，他期待台灣與大陸在文化藝術方面能夠多加相互學習。
白宗仁1985年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曾師歐豪年、江兆申、李奇茂、江明賢等。2008至2011年就讀中國藝術研院美術研究所，為張曉淩院長指導的博士生。2011年以《張大千晚年在台灣繪畫藝術研究》論文，獲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並獲中國藝術研究院頒發優秀論文獎，同時贏得中央美院博導邵大箴教授極高的評價。這樣的背景，使得白宗仁在兩岸水墨畫家之間顯得獨樹一幟。
白宗仁作品筆墨豐富，一方面充分展現其深厚的學理基礎，另一方面從張大千再出發，以一種集大成的觀念來開創自己的風格，將傳統所學，以現代的觀點展現，以深厚的筆墨根基，揉合傳統與現代。曾獲青年書畫比賽大專組第一名、藝文競賽國畫組第二名、2005年中國文藝獎章國畫創作獎，參加中國第10屆、第11屆、第12屆全國美展、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美術作品展覽等。2010年與中國美協主席劉大為、國家畫院院長楊曉陽等八位畫家，聯手創作「新富春山居圖」，是兩岸代表性山水畫名家。
9月底，白宗仁結束了北京恭王府的水墨畫展後不久，又再次登陸山東，參加了山東濰坊魯台會展中心台灣文化藝術館舉辦的「台灣名家瀚墨雅集書畫藝術展」。歐豪年、白宗仁、顏聖哲、李轂摩等十位台灣書畫家均親臨畫展現場，與各界書畫愛好者共同探討書畫創作的心得，欣賞中國書畫的獨特魅力。
白宗仁在山東展出作品18幅，包括大陸風光和台灣美景。台灣著名風景和建築，如《太魯閣》、《合歡山》、《日月潭》、《國父紀念館》都被白宗仁以恬靜而優雅的筆觸留在畫紙上，而他筆下的大陸風景《春江山水》、《雲霽歸舟》、《濤激清水》、《碧潭秋寺》更為雄渾壯闊，體現出他厚重而有靈性的風格。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下稱台北女青）位於交通便利的火車站附近，榮獲文化總會頒定為「女性文化地標」，彰顯出一代代女青志工與會員們，堅毅的生命力與無私的奉獻，60多年來持續的推展社會服務，關懷弱勢族群，從最早的衡陽路辦公室、開封街日式平房、青島西路平房，到目前青島西路女青大樓基地，女人勇於挑戰世俗，在地深耕的事蹟，在台灣土地上留下深刻的印記！
基督教女青年會(YWCA)是國際性非營利婦女組織，1855年源起於倫敦，以「建構一個充分包容的世界，促進公義、和平、健康、人性尊嚴、自由以及環境保育」為願景；台北女青1949年成立，是台灣第一個國際性的婦女團體，致力於以國際視野發展在地服務。
社區婦女再教育
「教育母親，就是教育整個家庭與下一代」，早在1950年代開辦的「母親會」，推展家庭主婦再教育；1975年組織「愛心服務隊」志工團體，協助活動推展，最盛時期，擴及40個社區據點，幫助1800名婦女培力增能；1999年更名「社區生活學苑」，持續帶動婦女學習，至今28個社區近千名婦女仍參與其中。
在觀念保守、資訊封閉的年代，台北女青是許多家庭主婦吸收新知、紓解壓力的地方，成員間濃厚的情誼，在彼此生命的轉折處，相互支持鼓舞，激發克服困境的能量。「感覺自己一直在進步，不但心胸更開闊，也更看重自己，更有膽識和自信！」，社區姊妹們經常如此分享內心的感受。
跨世代社會教育預防推廣
台北女青重視女性的相關議題，建構幼兒到長者的學習、交流與服務平台，透過講座、研討會、工作坊、課程與活動推廣，教化人心，提升現代公民素養。
針對職業婦女托兒的需求，經營YWCA幼兒園、景美非營利幼兒園與新北市政府員工幼兒園；推展兒童青少年營會，透過探索體驗，培養孩童良好的品格與問題解決能力，並提供新移民、單親及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免費參與，增強弱勢孩童正向能量。
每年徵訓上百位大專志工，透過營會服務學習，增強領導力；1999年至今共舉辦8屆年輕女性培訓活動，參加學員超過千人，其中近百位傑出學員曾參加國際性的會議及訓練。
開辦「樂齡服務站」老人活動據點，推廣健康促進與社會參與，每周兩次熱食共餐服務，讓居家獨處的長者，享受到營養美味的餐食與溫馨的用餐氛圍。
頭城YWCA聽濤營，則針對營友與社區民眾推廣環境教育，增強自然保育觀念與行動。
弱勢扶助與婚暴保護輔導
除運用團體工作方法從事社會關懷外，台北女青近年來也開展了弱勢族群個案服務工作，並聚焦在婚暴保護與輔導工作。
2009年承辦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協助單親、低收入或特殊境遇婦女與家庭，獲得經濟補助，並連接社會資源，增強其脫離困境的能力，改善生活品質，預防並化解社會問題的發生；2011年起陸續承辦台北市與新北市婚暴保護服務工作，每年輔導上千名個案脫離受暴困境。並提供施暴個案輔導服務，致力家庭關係修復與重建。
台北女青透過倡議、活動及服務推廣，增強女性改變生命和在地環境的力量，期盼每位女性在面對自己切身與社區問題的處理上，扮演有力領導、參與決策與引領改變的角色，發揮影響力，改變生命，改變世界。
67年來，台北女青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價值，創造了無數激勵人心的生命故事；台北女青將繼續關懷社會，在地深耕，為追求一個充分包容、環境永續的美好世界努力不懈！
（作者係台北女青副總幹事）
近年來，解放軍發展出一套不同於美軍的「陸軍火力戰」戰術，在不依靠空中支援的情況下，以遠程的火箭炮進行綿密的精確打擊，摧毀敵方前沿及其後方的目標，藉以達到其「戰略決勝」的目的。
今年巴黎航展，中國大陸展示了一個將會顛覆戰爭型態的陸戰猛虎「遠程火箭炮」，遊戲的改變者 (Game Changer)。神鷹-400 (SY-400) 是射程達400公里的遠程火箭炮精確對地打擊武器系統，打擊目標包括了機場、港口、重要交通樞紐、集結的部隊、裝甲集群、工事掩體內的火炮及導彈發射陣地等重要軍事目標。
神鷹-400火箭炮戰鬥部配屬的彈種極多，可根據不同的戰術目標，配備高爆穿甲彈、燃燒彈、雲爆彈、子母彈或是反裝甲末敏彈等多種不同的彈頭，一次齊射可覆蓋面積相當於四個足球場這麼大。波斯灣戰爭期間，美軍曾經以反裝甲末敏彈擊毀了成百上千輛伊拉克坦克及裝甲車，戰果輝煌，是裝甲集群的剋星。
神鷹-400遠程火箭炮可以搭配的BP-12A短程戰術導彈，組成一組精確對地打擊武器系統，投射重磅鑽地彈或電磁脈衝彈(EMP)，貫穿地表下數層由厚重鋼筋水泥防護的敵方指揮中心、油料庫及彈藥庫等地下設施。
神鷹-400火箭炮的彈頭還可攜帶小型無人機，在飛抵目標區上空後，釋出小型反輻射無人攻擊機，搜尋、追蹤敵雷達信號後進行攻擊。
新型的遠程火箭炮採用了慣性導航+全球定位系統的複合制導，射擊精度大為提高。之前中國大陸無法獲得美軍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的軍用碼；現在神鷹-400火箭彈採用自製軍用規格的北斗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通過彈道修正，大幅強化了火箭炮兵遠程打擊的精確度，命中精度達到了與導彈接近的誤差範圍，但是，製造成本遠低於導彈。
火箭炮擔綱空地一體作戰
解放軍空地一體戰將會整合太空衛星，平流層高空飛艇或滯留氣球，無人攻擊機，紅旗-九或S-400廣域防空導彈系統，遠程火箭炮精確打擊系統。其中以「平流層高空飛艇」扮演的角色尤其值得人們關注。
平流層高空飛艇滯空時間長，酬載量大，可裝設雷達，光電偵測設備。作為一個高效能的監測及通訊平台，可以長期、全天候監控半徑超過300公里的空中、地面、水面及水下活動，是戰區空地一體戰中C4ISR（指、管、通、資、情、監、偵）的組成要件。
長射程火箭炮的機動性高，打擊火力強，隱蔽性好，可偽裝成貨櫃車混雜在一般車陣中，讓敵方的偵測系統難以辨識，又不需要特別布置的發射場地，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對敵目標發起迅雷不及掩耳的「飽和攻擊」後，迅速轉移陣地，進入新的攻擊位置。
另外，「翼龍」這類「察、打一體」無人攻擊機，將在解放軍空地一體戰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在火箭炮對敵進行多批次飽和攻擊後，無人機將滯留在戰場上空，進行長時間全天候的監測，並掃蕩殘餘敵軍。
大面積覆蓋封鎖特定海域
解放軍遠程火箭炮可對特定海域，進行大面積射擊，阻止敵方艦隊的進入、滯留或是進行兩棲登陸船團的集結。遠程火箭炮亦可進行水下布雷，投放微型智能水雷或迷你魚雷( LCAW )，攻擊敵方潛艇。
如果遠程火箭炮能夠打殘、打瞎敵方艦艇，就可以嚇阻敵方的入侵或阻擋其對島上守軍的增援，有效封鎖某些特定海域。
解放軍將會結合空地一體的C4ISR及遠程精確對地打擊武器系統，對400公里範圍的敵方目標進行打擊。一旦台海發生軍事衝突，勢必得面對解放軍遠程火箭炮突如其來的飽和攻擊，將考驗台灣防務部門長期以來對防衛作戰所做的若干想定，值得台灣防務部門重視。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李登輝在總統及國民黨主席任內對兩岸定位有怎麼樣的轉折？
蔣經國於1979年4月提出「三不」（不通航、不通商、不通郵）政策，1982年4月國民黨12全通過《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1987年11月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就任總統。
李登輝執政初期，自身權力不穩，維持了國民黨的國家統一政策和一個中國立場，多次公開表示 「中國應該統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沒有兩個中國政策」。
1988年7月，中國國民黨13全通過《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大陸政策》案；1989年6月政府開放海峽兩岸間接通話（報）及改進郵寄信件手續。
1990年10月，李登輝邀集朝野各黨及社會各界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統會），研商制訂《國家統一綱領》。1991年1月底，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正式成立，成為統籌處理大陸事務的法定機關。同年3月14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國統會提交的《國家統一綱領》，其中第一條即是「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同年5月1日，政府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92年7月，立法院通過《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將兩岸關係定位為「一國兩區」。同年8月1日，國統會在第八次會議上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指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李登輝在逐步鞏固其地位後，開始背離一個中國原則，並採取了一系列分離主義步驟，對台獨分子及其活動採取姑息縱容的態度；推動修憲；推動「重返聯合國」活動；推動「去中國化」的教改；修改中小學教科書，抹殺年輕一代的國家民族意識。
1995年6月，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問美國，在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公開鼓吹「中華民國在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導致1995年7月、8月、11月和1996年3月，大陸方面在台灣海峽和台灣附近海域進行四次軍事演習，展現了反分裂的決心。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的專訪時表示，「自1991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個中國內部關係。」該主張已把兩岸視為兩國，徹底背棄了一個中國原則。8月及9月間，大陸接連舉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演習，結果包括美國、日本、歐盟等130多個國家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李登輝政府也被迫表示不會依照「兩國論」修改憲法和相關法律。
隨著大陸通過強化軍事力量、加強海上巡航、促進資源開發、增進溝通協商等多種舉措維護中國南海的主權，大陸是否會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再次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歸納起來，大陸未來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主要取決於內外兩種因素。
相關國及美日紛紛反對
在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相關國家和地區紛紛做出推測，認為大陸還將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其推測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兩點：
其一，南海主權爭端不斷升級。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是釣魚台主權爭端升級，照此類推，南海主權爭端升級也將刺激大陸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
其二，大陸維護海洋主權的實力不斷增強。大陸維護海洋主權的實力不斷增強是大陸劃設東海和南海防空識別區的基礎，這既包括軍事實力的增強，也包括大陸經濟和政治實力的增強。
在做出推測後，這些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表明反對態度，意在迫使大陸放棄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為達到目的，他們一方面加緊侵占中國南海主權，另一方面還借助東協、美國、日本等向大陸施壓，渲染大陸此舉對南海航行安全的潛在「威脅」，向國際社會拋售「中國威脅論」。
美日等域外大國為遏制大陸發展，也打著維護公海航行自由的旗號，反對大陸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之前在大陸宣布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美國國務卿凱瑞隨即表態，「識別區不應該實施，中國應該避免採取類似的單邊行動，尤其不應在南海這樣做。」馬英九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也表示，「未來會向中國大陸反映，不要在南海設立類似的防空識別區」。
大陸始終保持一致性立場
針對中國大陸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的問題，2014年2月1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中國作為主權國家完全有權根據自身面臨的空中安全形勢，採取包括劃設防空識別區在內的任何措施，維護國家安全，任何人都不能說三道四。總體看，中方並未感受到來自東協國家的空中安全威脅，對與南海周邊國家的關係和南海地區總體形勢感到樂觀。」
2015年5月7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再次就這個問題做出回應，「中國擁有劃設防空識別區的權利，要不要劃設防空識別區取決於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脅和威脅程度，還需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
10月18日，習近平在赴英國國事訪問前夕，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談到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中國在南海採取的有關行動，是維護自身領土主權的正當反應；對本國領土範圍外的土地提出主權要求，那是擴張主義，中國從未那麼做過，不應當受到懷疑和指責。他又表示，中國不願看到南海生亂，更不會主動製造混亂；當前，中國正積極努力同東盟國家在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框架下，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
從大陸官方最早的表態至今已有近兩年，其態度保持了一致性，主要有三點。其一，聲明行為的自主性。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是中國大陸的權利，中國大陸具有行為自主性，不受外部因素干涉。其二，保留選擇的空間。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尤其建立在中國大陸對空中安全威脅程度的評估，這實際上也在警告相關國家不要加劇局勢緊張。其三，表明暫時不會劃設。目前大陸官方認為和東盟國家關係良好，因此暫時不會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
內部因素
從內部因素來看，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主要取決於，中國大陸的實力和南海爭端的處理能力。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並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對劃設的南海防空識別區進行有效管治，如果不能對劃設的南海防空識別區進行有效管治，那麼劃設行為本身僅具有形式意義。因此，要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必須要有足夠實力對南海防空識別區進行有效管治。
管治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管治辦法，即針對各種情況的處理辦法；二是管治能力，這主要考驗的是大陸空中軍事實力。與東海防空識別區相比，南海防空識別區將對大陸空中管治能力和南海爭端處理能力提出更大的挑戰。這是因為：其一，東海防空識別區核心是釣魚台主權問題，而南海防空識別區核心是南海島礁主權問題，同時還涉及南海航行問題，南海島礁數量眾多，複雜程度遠大於東海釣魚台。
其二，東海防空識別區主要涉及中日之間的爭端，至多還涉及美國和台灣；南海防空識別區不僅牽涉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和印尼這些直接當事國，而且還牽涉東協其他國家和美國、日本、印度等間接相關國家，衝突的複雜和激烈程度更大。
其三，南海防空識別區將比東海防空識別區面積更大，與大陸陸地本土的距離更遠，管治難度將更大，管治成本將更高。
其四，相較於東海防空識別區，在南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上，台灣與大陸保持默契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這既因為台灣實際控制著南沙太平島，南海防空識別區很可能覆蓋太平島，又因為島內綠營勢力重新活躍，反對兩岸合作的聲音越來越強。
外部因素
從外部因素來看，是否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主要取決於威脅程度。一方面，南海主權爭端正在不斷升級。在與大陸有南海島礁主權爭端的南海周邊國家中，越南和菲律賓不斷加劇與大陸爭端的激烈程度，在侵占中國的南海島礁上修築工事、增強防衛，並且非法干擾大陸正常巡護南海和開發南海資源，抓捕大陸漁民。
南海周邊國家還借助東協框架增強行動的協同性，並積極將美國、日本等域外大國引入南海主權爭端，通過南海主權爭端國際化、擴大化和複雜化，以遏制大陸發展。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域外大國趁機插手南海問題，對他們來說，並非意在幫助南海周邊國家爭奪南海主權，而是意在借助南海主權爭端遏制大陸發展。
另一方面，目前大陸認為南海主權爭端形勢可控。雖然南海主權爭端不斷在升級，但尚未發展到不可控的地步。這就意味著，如果南海周邊國家未來繼續做出加劇南海主權爭端的舉動，可能會影響大陸對南海局勢和對大陸國家安全威脅程度的判斷，從而決定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因此，外部因素越刺激大陸，可能越會加速大陸劃設南海防空識別區的決定。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1974年3月29日陝西省西楊村，因鑿井而意外地發現秦皇陵兵馬俑，村長楊培彥因此聞名中外。然而，以《古史辨》揚名的史學家顧頡剛，卻早在1947年出版的《秦始皇》（南京勝利出版公司出版）一書中，就斷言墓葬裡藏有兵馬俑，不知是巧合？還是顧頡剛具有預言功力？
《秦始皇》一書第五章第二節「阿房宮與陵墓」中，顧頡剛寫道：「始皇的陵墓在驪山，在初併天下的那年，始皇就已開始了這個工程。他派人在驪山下，掘穿了三個墓道，做了ㄧ個極大的墓穴。裡邊建築得有宮室，宮室裏裝滿了奇怪的貴重的東西。史書裡還說墓裡有『百官』，這也許是早已預備好了百官俑，也許是說墓裡有百官治事的地方。墓的上頂，用天文做裝飾，墓的下層，也作成了山川地理的形勢，百川江河大海差不多都有了模型，用水銀灌在裡邊，作為永不涸乾的水。另外，他又用人魚的膏，作成龐大的燭，可以燃燒很長的時候不息。始皇是希望長生不死的。但他如果萬一死了，他還希望可以在這裡享受宮室之美，百官之奉，和奇異珍寶的占有。而且這裡上有天文，下具地理，他雖在墓裡，也好像還作著皇帝ㄧ樣。他又在墓道的通口，都設著機弩。如果有人想穿越墓道，機弩的矢就發了，可以把這人射死。這樣，可以保證，在他死後，沒有人能夠進墓裡對他或他的東西有所損害。」
這段文字是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改寫的：「（秦始皇）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宫觀百官竒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己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西漢史家司馬遷在《史記》裡，並未提及秦皇陵中藏有成千上萬的兵馬俑，而顧頡剛可是早在兵馬俑被發現之前27年出版《秦始皇》一書時，就斷言兵馬俑的存在，可惜該書1971年由台北勝利出版公司重新再版不久，就因顧頡剛身陷「匪區」而進了《查禁圖書目錄》，因此，在台灣流傳不廣，也鮮為人知。顧頡剛稱之為「百官俑」而不叫「兵馬俑」，只有這點不同罷了。
西楊村村長楊培彥有發現功勞，顧頡剛卻有預言功力。這些似乎印證了一句話：「真正通達的歷史家，具有預測人類未來的能力！」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一）
日本著名的地理學家林子平(1738~1793)，於日本天明五年（清乾隆50年）亦即1785年所自繪和出版的日本《三國通覽圖說》的附圖「琉球三省並三十六島之圖」（下稱琉球三省圖）中，把釣魚台的顏色圖成與中國相同的紛紅色，與琉球的淡茶色顯然不同，證明日人認定釣魚台是中國的版圖。
《三國通覽圖說》及其五張「附圖」，首次出版於1785年，這是曾任京都大學教授的井上清在東京大學圖書館看過的，它長54.8公分，寬78.3公分，在其中央題為「琉璃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嶋之圖」，在其左下方小小地署名「仙台林子平圖」。
這一張地圖是彩色的，從東北角日本鹿兒島灣附近，至其南邊的吐葛剌列島用灰綠色；由鬼島以南，奄美大島、琉球本島以至宮古、八重島群島等原來的琉球王國用淡茶色；西方自山東省到廣東省的中國大陸，用淡紅色；台灣和「澎湖三十六島」則用黃色。
此外，從福州到琉球本島的那覇，畫了北面航線與南面航線的兩條路線，其南邊航線從東而西有花瓶嶼、彭隹（佳）山、釣魚台、黃尾山這些島嶼，皆與中國大陸同為淡紅色。北邊航線的島嶼，其顏色也與中國大陸完全一樣。
從這一張地圖的顏色，毫無疑問地，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地理學家林子平斷定，釣魚台諸島為中國的領土，這不是文章，實沒有再作「文章」的餘地。
京都大學圖書館的谷村文庫，有兩種「琉球三省圖」的江戶時代的彩色抄本。雖然沒有說明，但一看就知道它是林子平圖的摹寫。不過用的顏色有一些不同。另外，京都大學國史（日本史）研究室還有一種「琉球三省圖」的抄本。
而且，《三國通覽圖說》早在1832年，已經由德國研究東方問題的學者克拉布羅特（Heinrich Klaproth)譯成德文出版，其附圖也使用與原版同樣的顏色。由此可見，西方人也知道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
日本人把釣魚島、尖閣群島（尖頭諸嶼）和黃尾嶼總稱為「尖閣列島」，係於1900年由黑岩恒所取名。但「尖閣群島」和「尖頭諸嶼」的名稱，乃日本海軍翻譯英國海軍的Pinnacle Island而來的。Pinnacle原指基督教堂尖塔形的屋頂而言。因釣魚島東邊列岩中心岩礁的形狀是尖尖的，日本海軍即將其譯為「尖閣群島」或「尖頭諸嶼」。
（二）
日本政府一直處心積慮欲併吞這些島嶼。1885年9月23日，沖繩縣令西村捨三之第315號呈內務公文內容，告訴我們以下事實：
(1)為什麼內務省「密令」沖繩縣調查福州、琉球間之無人島？為什麼不敢公然和正式命令？
(2)文裡提到要在這些島嶼建立「國標」，即建設其為日本領土國標的問題，這到底是沖繩縣提出的，還是內務省提出的？
這兩個問題互有關連。從公文的內容來看，擬建立國標事係由內務省所提出。內務省（內務卿為軍國主義者山縣有朋）從軍事的觀點，非常重視琉球，並欲佔有其以西的島嶼，故命令沖繩縣做各種調查。惟事關國際關係，日本與清廷正在嚴重對立之時，如公然和正式命令，可能引起麻煩和爭議，因此只有「密令」。
(3)接到這個「密令」的沖繩縣，不敢以「久米赤島」等為日本領土，並將其屬於沖繩縣，因為這些島嶼，或許是《中山傳信録》（1719年清國使節徐葆光的著作）所記載釣魚島等島嶼。若是，這些島嶼，「不但已為清國所詳悉，並且各有其名稱，而為航海琉球之目標」。換句話說，這些島嶼也許是清廷的領土，所以不宜像無人地大東島那樣，做實地調查並樹立國標。
接到沖繩縣令以上呈報的山縣內務卿，還是想將其據為日本領土，為擬將此提出「太政官會議」（相當於今日之內閣會議），遂於10月9日與外務卿井上馨協議。
其文說，即使「久米赤島」等島為《中山傳信録》所說的島嶼，這些島嶼只是清國船「用於取其針路方向，並毫無其屬於清國之證據」，至於其名稱，彼與我所稱各異」而已，何況「其接近沖繩所轄宮古、八重山等之無人島嶼」，故擬做實地調查並樹立國標。對此，井上馨外務卿作了如下回答：
「有關沖繩縣擬在分散於沖繩縣與福州間之無人島，久米赤島外二島做實地調查並樹立國標一亊，以本月九日甲第八十三號商議之意，仔細考慮結果，上開島嶼接近清國之界。與前此完成調查之大東島比較，其範圍又小，尤其清國已經有其島名，近來清國報紙等，且在刊登我政府佔據台灣附近屬於清國島嶼之傳聞，対我國猜疑，並頻頻促請政府注意，此時若突然公然建立國標等，將引起清國之懷疑，故當前只擬令其做實地調查，詳細報告港灣之形狀及有無開拓土地產物之可能，至於建立國標，著手開墾，當俟他日之機會。
又前此調查之大東島事及此次之調查，不宜刋於官報及報紙，請留意。以上奉答並表拙官之管見。」
外務卿井上馨顯然不同意馬上在釣魚台等島嶼建立國標，因為生怕清廷懷疑日本具有侵占清國領土釣魚台等島嶼的野心。這等於說，釣魚台等島嶼如果是日本的領土，日本外交部長井上馨根本不必這樣小心翼翼，擔心清廷的態度，看清廷的臉色。
（三）
何況，日本政府於1891年，將小笠原群島南南西之三個無人島畫為日本領土時，其內務省曾與外務省協議，說明這些島嶼的位置，將要取的島名，取得外務省同意之後，經過內閣會議通過，並於1891年9月9日，以第190號勅令公布於政府公報（正式名稱為官報），公告其位置、名稱及其管轄官廳，同時在報紙上公開報導（《日本外交文書》第二四卷「版圖關係雜件」，《新聞集成明治編年史》）。
又，日本政府於1905年，將朝鮮鬱陵島附近之「無人島」畫為日本領土，將其命名「竹島」時，也都經過上述手續，是公開的行動（但韓國認為日本侵占其領土，現在且派警察駐紮該島，日本告到國際法院，但韓國不理）。
但是至今，日本政府於釣魚台等島嶼，卻未曾以任何方式公告過其緯度、經度、名稱及其管轄官廳。這等於說，日本從未正式把釣魚台等島嶼正式畫為日本的領土，即釣魚台等島嶼不是日本的領土。
不錯，1985年日本內閣曾經通過「魚釣」（釣魚台）、「久場」兩島為日本領土，並指令沖繩縣在該島上建立屬於沖繩縣管轄的標柱，但這兩種措施都從未公開過和公告過，迨至1952年3月在《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卷才正式公開。
而且，沖繩縣從未在釣魚台等島嶼上建立過任何標柱，直至據說「尖閣列島」海底有非常多的石油以後，日本人為爭取釣魚台主權，才於1969年5月5日在釣魚台建立標柱。但從法理觀點來說，這不是日本的國家行為。
（四）
1970年9月10日，琉球縣政府說，這個地區「於1895年1月14日經內閣會議決定，1896年4月1日，根據第13號勅令定為日本領土，屬於沖繩縣八重山石垣村。」但這完全不是事實。「明治29（1896）年勅令第13號」從未提到釣魚台等島嶼。該項勅令第一條規定，除那霸、首里區的區域外，全沖繩縣分為五郡，沒有提到所謂「魚釣島」和「久場島」。
因此，日本外務省於1972年3月8日有關尖閣列島的「見解」，「尖閣列島，自明治18年(1885)以來，政府再三實地調查，慎重確認其為無人島，而且沒有清國統治所及之痕跡，爾後於明治28年(1895)1月14日，內閣會議決定在該地建設標柱⋯」，完全是一種官話，根本不足為信，其意圖竊取釣魚台，再明顯不過了。
由以上所述各節，證明釣魚台是中國人的領土，不是日本人的領土，是被日本人竊取的。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東西斷不能予以合法化，因此日本之宣稱擁有釣魚台列嶼，在國際法上，自始就是無效的。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講座教授、中正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
居蜜是一位傑出的華裔女性、開國元勳居正的後人、兩岸之間的文化使者，也是文獻保存的推動者，她的奉獻，使民國的歷史得以重現光芒。
在美國政壇嶄露頭角的華裔人士屈指可數，美國國會圖書館前亞洲部學術研究主任居蜜，在美國政府高層工作35年之久，2007年獲頒特殊貢獻成就獎。
居蜜是國民黨元老、辛亥武昌起義指揮者之一居正的孫女。畢業於北一女、台大圖書館系，擁有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曾在加州擔任大學教授；在國會圖書館任內，出版了多本有關中國文化和民國歷史的著作。
居蜜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她在大學期間，曾經到過澳洲國立圖書館工作一年；大學畢業時，哈佛大學提供全額獎學金，那時哈佛漢學中心主持人是費正清，她在哈佛待了七年。
1977年，美國國會圖書館違反「平等就業機會法」，拒絕居蜜的求職面試，經由華盛頓特區聯邦法院的判決之後，居蜜取得了國會圖書館亞洲部研究員的職位，創下台灣女性在美國爭取工作權勝利的紀錄。
邱彰律師去年為此事申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邀請居蜜來台，進行口述歷史；今年6月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特展「她在歷史的背後中」，居蜜的故事被列為美籍華裔女性奮鬥史上成功的案例之一。
1979年，中國大陸和美國建交後，居蜜是美國第一批派往南京大學的訪問學者，由於居正生前在南京的口碑很好，居蜜在南京受到禮遇；南京大學張憲文教授帶她參觀蔣介石時期的總統府，也是清代的兩江總督府；張憲文建議居蜜，將家裡收藏的居正文物，捐給南京總統府。
居蜜說，居正遺留的史料有八千多件，對於研究辛亥革命和民國歷史具有重要價值。居氏一家在抗日戰爭之後的50多年裡，一直妥善地保管這批史料。到了1990年代，她的母親徐萱女士將全部文獻帶到美國，交給居蜜保存。
2002年，居蜜到南京、上海等地，捐贈部分居正的遺物、文獻和收藏文物，並親自參加捐贈儀式。捐贈文物包括居正與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等人的往來函牘，于右任親筆書寫的對聯和扇面，國民政府司法院的重要文件，以及清朝乾隆年間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等。
2004年前後，居蜜又將家裡收藏的居正文物捐給南京總統府，文獻則捐給上海圖書館，並要求總統府、圖書館等單位，必須將文物和文獻編輯出版，以便提供學術研究、展覽之用。據說，上海圖書館在2002年，收了居蜜捐贈的「圖錄」（包括居正的日記、手稿、通函，和1929年入獄的信函）之後，將在今年底出版《上海圖書館庋藏居正家藏手稿彙編》九冊。
2010年到2012年間，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中華書局、南京大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居蜜編著的《1904年美國聖路易士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三冊、《 居正與辛亥革命：居氏家藏手稿彙編 》、《 居正與近代中國：居氏家藏手稿釋讀 》。
2012年9月18日，《 居正與近代中國》新書發表會在台北舉行，由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主持，南京大學副校長楊忠特別前來參加。他在致詞時表示《居正與近代中國 》一書，對於研究居正的生平和思想、辛亥革命史、中華民國史和近代法制史、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
居蜜認為，台灣的強勢本在文化，可是台灣當局近20幾年卻把自己的強勢「搞」弱了。儘管大陸在民國史方面是一片空白，可是大陸當局願意花錢，做文物、文獻的蒐集、整理、出版工作，以填補這片空白。她建議，兩岸在整理古籍、史料時，還應該要注重史料的意義、解說和詮釋。
目前，山東大學正在研究居正建構的司法體系；居蜜也與北京中國社科院合作編輯乾隆年間（1795年以前）的善本書及詮釋、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等方面的叢書，預計明年初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