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最先開始與軸心國日本作戰的國家，可惜由於戰後分屬於東西方集團的兩岸政府長期對峙，中國對二次大戰的貢獻刻意被世人淡化，所以在國際媒體的報導中，很少看到有關二次大戰中國戰場的報導。

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現代政治與歷史系教授羅納‧米特（Rana Mitter）去年9月出版了《被遺忘的盟友 (Forgotten Ally：China’s World War II, 1937 ~ 1945)》這本書，想要為中國在二次大戰的地位「平反」。他認為中國在二次大戰期間犧牲慘重，貢獻極大，但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就被西方盟國遺棄了。

該書裡記載，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表示，由於蔣委員長所領導的浴血抗戰牽制了大半的日軍，阻撓了日軍與德軍從東西兩面對蘇聯的夾擊，同時也牽制了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兵力部署，阻止日軍攻陷印度，與德軍會師中東，對同盟國的勝利貢獻很大，因此高度評價了中國在二次大戰同盟國的地位，也促成了列強廢除不平等條約和獲得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

書中表示，既然英、美都承認中國對二次大戰的巨大貢獻，為什麼在戰爭尚未結束就和蘇聯簽訂雅爾達密約，出賣中國，讓中國這個戰勝國一無所獲，反而縱容蘇聯肆無忌憚地掠奪中國東北的工業設備及資產，又阻撓了中國對日應索取的戰爭賠償，這算甚麼國際正義的維護者與並肩作戰的盟邦？

米特教授認為，國共內戰使中國錯失鞏固戰勝國國際地位的最佳時機，既沒機會參與盟軍佔領日本的行動，亦失去收復琉球的時機。由於國民政府對內忙著國共內戰，中共建政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接著韓戰爆發，台灣接受美國的協防，中國大陸從盟邦變成敵國，海峽兩岸都不再有資格與美國分享二次大戰勝利的成果。現在回首，那一場國共內戰帶給中華民族的傷害有多大，真是讓人不勝唏噓。

《紐約時報》去年10月18日刊出羅納‧米特教授的文章〈世界虧欠中國的戰爭債〉表示：「因為中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對同盟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巨大貢獻不但未被國際社會承認，更從未被轉化成為中國在該地區應有的政治影響力，對中國人而言，心中始終有著一種揮之不去的憤懣。如果因為美國曾在太平洋戰爭中擊敗日本是其長期滯留西太平洋的藉口，那麼中國對二次大戰的巨大貢獻，為何不能轉換成被人尊崇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日本有學者曾表示，二戰期間中國戰場的主要對手是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最後日本在華派遣軍投降的對象是同盟國「中印緬戰區最高統帥」的蔣委員長。現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中國大陸政府，若不願意正視蔣委員長領導抗日的這段歷史史實，日本否認侵華戰爭，又有何不可？甚至編纂出所謂「進出中國」… 這類否定歷史、荒誕不經的謊言。

2005年，胡錦濤以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的身分，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說：「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型戰役，給日軍以沈重打擊，…」。該講話肯定了國軍官兵在抗日戰爭期間，犧牲奮鬥的豐功偉績及所應得到的榮耀與尊崇，在台灣受到高度肯定。

在台灣長大的我們，從海內外公開發行的歷史文獻，當年參與抗日戰爭前輩們的口述歷史和著作中可瞭解，胡錦濤的講話與史實相符。這些國共兩黨合作，共赴國難，可歌可泣的悲壯歷史，應以非常公正的態度被忠實地記錄下來。兩岸政府更應該捐棄成見，誠實面對歷史，共修中國人民的抗日史實。

去年大陸社科院出版的暢銷書《蔣介石傳》，已開始以蔣介石的日記作為分析基礎，客觀評價蔣委員長在北伐及抗戰期間的歷史功績，讚揚了蔣委員長堅定不移，艱苦卓絕地領導全體中國人民的對日抗戰，凡此種種都是增進兩岸人民互信的重要舉措。

中國記錄抗日戰爭的影片並不多，但是由當時歐美媒體的報導，留置在兩岸政府以及民間的影像及照片，日本留下的記錄影片及戰後對於雙方參戰人員的訪談記錄等，應該可以編輯出一部完整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實》記錄片，通過真實影像的呈現，記述中國人民上個世紀那場「偉大衛國戰爭」的悲壯史詩。

兩岸若能統整對抗日戰爭的立場與史觀，可以邀請《發現》及《國家地理雜誌》，以二戰的中國戰場為主題製作一系列報導。通過他們在全球的播出，用影像闡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實》，讓全世界人瞭解中國在對抗法西斯侵略戰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尤其可以讓日本人民瞭解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凶殘本質與豺狼野心，徹底揭穿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教科書的卑劣行徑。

透過國際媒體公正客觀的報導，通過歷史史實的重現，一方面可以凸顯中國在二戰期間對亞洲及世界和平的貢獻，另一方面可以闡釋中國大陸和平崛起後，將會帶給亞洲一種穩定的力量，如此將有助兌現69年前中國應該得到的「區域政治影響力」。所有中國人都應該從這本書體會到自立自強的重要，以史為鑒，多一分警惕與反思。

（作者係東亞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今年9月3日是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通過的第一個法定抗戰勝利紀念日。該會通過這項決議，不僅要提醒全體中國人切莫忘記歷史，對未曾經歷過抗戰艱苦歲月的年輕一代進行歷史教育，同時，也昭告全世界：中國人民一直在堅守著二戰後的國際秩序。

中國八年對日抗戰，付出傷亡3,500萬人的巨大代價，物資損失無法統計。1945年8月15日，失道寡助的日本終於在同盟國的強大軍事壓力下走投無路，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次投降，把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的老本差不多賠光了。這個歷史教訓，對日本來說，應該是很深刻的。

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東方的主戰場，日軍大部分軍力都被牽制在中國戰場上。以1938年10月為例，日本陸軍總兵力94%分布在中國。再以1941年12月為例，日軍陸軍總兵力69%分駐於中國；太平洋戰場只占19.6%。到1945年，日軍51%的兵力在中國戰場上，49%的兵力在太平洋戰場上。中國人民以百折不撓的抗戰精神，支持了蘇聯的對德戰爭，使它有一個穩定的後方；又支持了美、英的太平洋戰場，大大減少了日軍對他們的壓力；又粉碎了日、德打通歐亞的企圖。

1942年秋和1943年春，盟國取得北非戰役和史達林格勒戰役的重大勝利，已可預計戰爭的勝利結果。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召開四國首腦會議，決定戰爭的最後進程及戰後的安排。美、英、中三國首腦開羅會議在前，蘇、美、英三國首腦會議接著在德黑蘭召開。

《開羅宣言》所確定的原則有兩點：第一是以強大的軍事壓力，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是迫使日本退出其以武力攫取之所有土地，包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使朝鮮獨立自由。這是當時美、英、中三大國首腦（實際上包括蘇聯首腦史達林的同意，是四大國首腦）關於二戰結局所作出的最重要決定。

1945年7月，蘇、美、英三國首腦在波茨坦開會，會後發表《波茨坦公告》，除決定對德處分措施外，還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明確開羅會議之條件必須實施，日本主權只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由盟國所決定的其他島嶼範圍之內；日本軍隊必須完全解除武裝，永久消除日本軍國主義，戰犯交付審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裝之工業。

1945年6月簽訂的《聯合國憲章》，中、蘇、美、英、法一起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聯合國憲章》，標誌著戰後國際基本格局的形成。

1972年中國大陸與日本發表建交公報，日本保證遵守《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這份建交公報是中日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政治基礎，表明戰時的文告在國際上發揮公認的國際法作用。

日本一些右翼人士常常抱怨日本不是一個正常國家，日本的地位是戰勝國強加的，日本要建設一個新國家。不錯，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是戰勝國共同底定的，但戰後國際秩序本應由戰勝國共同建立，否定這一點，公正嗎？難道要戰敗國來建立他們所想要的國際秩序嗎？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人類走向光明的轉捩點。如果當時德、日、義法西斯獲勝，中國將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追求的「大東亞共榮圈」的一部分；蘇聯是否能完整存在；波蘭、匈牙利、法國等國可否保持國家獨立，都要打一個大問號。

不過，二戰後，戰勝國中的一些國家，從冷戰需求出發，逐漸改變《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立場，開始扶持日本，以蘇聯、中國為敵國。今天遠東和日本的局勢，在一定意義上，是美國等國家養癰遺患的結果。紀念戰勝紀念日，當年的戰勝國應該重新審視日本是否嚴格落實開羅、波茨坦兩個會議的精神，抑制再起戰爭的所有可能因素。否則，世界還將不安寧。

維護二戰後國際新格局，是關乎維護二戰勝利成果的大問題，決不可以小視。德國作為二戰的戰敗國，在維護二戰成果上做出了應有的努力。日本卻反其道而行之，不僅不承認戰時慰安婦制度，不承認對亞洲國家的侵略，不承認南京大屠殺，還擴張軍備、大力培養間諜體制、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為修改《和平條約》邁出重要一步。

改善中日邦交，首要正視歷史。當前中日關係出現波折，主要原因是由於日本政府「購島」、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解禁集體自衛權等一系列事件，嚴重違背了中日之間簽訂的政治性文件的原則精神。要使中日關係正常化，我們更要抓住正視歷史和正確認識歷史這一條不放。只有這樣，中日兩國關係才有可能正常地向前發展。

在迎來第一個抗戰勝利紀念日前夕，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劉源俊，原籍上海市青浦區，1946年生於雲南昆明。1966年自台灣大學物理學系畢業，1972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參與發起《科學月刊》並參加保釣運動；學成毅然回台從事科學教育工作。在東吳大學物理學系任教40多年，曾擔任東吳大學校長(1996.8-2004.7)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校長(2006.1-2008.1)，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副主任(1990.10-1993.7)。

劉教授長年關心教育與文化發展，曾四度受邀參加「全國教育會議」(1988、1994、2003、2011)，對於教改問題有深刻、獨到見解，並勇於建言。現為東吳大學名譽教授、台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董事長、童軍總會羅浮暨青年委員會主委、臺灣釣魚臺光復會理事長。

劉教授經常就教育、科學、保釣等領域發表專文及評論，正準備出版《樹人篇：教育與文化理念》、《固本篇：基礎教育析評》、《木長篇：高等教育省思》、《流遠篇：科學發展與教育》等書。

問：1970年代，美國的學術環境及待遇都比較優厚，留學生滯美定居者頗多，您為何學成立即回台任教？

劉源俊答：我1962年從基隆中學保送進台大物理系。當時成績好的學生多以物理學為第一志願，主要是受到1957年10月兩件事的影響：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李政道及楊振寧兩位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尤其是後一事件讓全球華人青年都受到激勵。

然而到大二發現師資極為貧乏；還好當時讀書風氣盛，坊間又有許多翻印的原文書可自修。大三時深感教育需要人來從事，又認識到物理師資匱乏的原因在於優秀校友出國後不回國，於是立志將來一定要投身科學教育。同班同學林孝信積極召集同屆同學籌辦《中學生科學週刊》，也有相當影響。

1967年赴美留學，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物理博士。正值美國學生反越戰運動，哥大的學潮鬧得很兇。到美國的第一年，遇到多方面的衝擊──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社會的，但不久我就決定，寧願做「傻瓜」，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服務。1972年獲得博士學位時，不少同學認為台灣時局不穩，勸我留在美國觀望。但一來我志向已定，二來我是民族主義者，不願為美國人服務，於是束裝回台任教迄今。

問：《科學月刊》為海外保釣運動重要的聯絡網，一本雜誌是如何介入保釣運動的？《科學月刊》出刊至今已44年，有哪些成績？

答：留美期間強烈感受到留學生在思想上的分歧。1969年3月，當時在芝加哥大學就學的林孝信提議辦《科學月刊》，一是想為台灣的科學教育做點事，二是希望藉實際做一件事溝通留學生。最初有11位發起人，林孝信在芝加哥負責聯絡中心及總編輯，曹亮吉協助，李怡嚴回台灣負責發行，我則是物理科召集人及紐約地區聯絡人。1970年1月，《科學月刊》成功在台灣創刊，幾十年下來，撰稿人及聯絡人達200多人。

1970年11月，《科學月刊》費城聯絡人胡卜凱收到胡秋原先生出版的《中華雜誌》11月號，當期刊有王曉波〈保衛釣魚台〉一文，於是與友人共同發起保釣運動。當時胡卜凱問林孝信能否將每月一期的《工作通報討論號》拿來討論釣魚台問題，大家都支持。海外保釣就藉此聯絡網，快速串聯各地留學生展開保釣行動，其中包括兩次大遊行。我曾在〈科學月刊與保釣運動〉文中，記錄了這段時期的發展。

保釣運動使許多海外《科學月刊》成員無暇顧及編物。幸好李怡嚴等人在台灣接棒，《科學月刊》乃得以存續。另方面，國內有關單位難以理解何以保釣在美國突然「火」起來，於是主觀認定有中共滲透、煽動，甚至懷疑林孝信創辦《科學月刊》的動機，這對《科學月刊》的發展造成重大影響。林孝信後來護照被吊銷，十幾年不得回台。

我在1972年回台進東吳大學教書後不久，就接下《科學月刊》的「攤子」，從1973年起，一直以幫林孝信「守業」的心情，以及「救火」的態度，數任總編輯或社長，前後約20年，該刊物終於穩定了下來。2006年我又出任主辦《科學月刊》的台北市科學出版基金會董事長至今。

論及《科學月刊》的成績，簡言之，目前在台灣發行超過40年的民辦月刊屈指可數，而唯獨《科學月刊》屬科學類；它凝聚了一群理科的「清流識士」，不隨波逐流；它是台灣科學教育的代表刊物，其中文章全屬國人自撰自編。

問：您回台後便進東吳任教，後轉校務行政工作，曾任校長八年，去年退休獲聘名譽教授。請談談您在教育工作上的體會，又您在東吳大學校長任內，有哪些突破性的貢獻？

答：東吳大學是台灣第五所大學，也是第一所私立大學，由大陸來台校友復校。它重視中西融貫，超然於政治之外，難能可貴的是董事會不干預校務。當初我偶然得知東吳大學成立理學院，冒昧向端木愷校長毛遂自薦獲聘。後來我親見30多位博士來到東吳任教又離去，我則抱著「士不可不弘毅」的理念留了下來。我在此體會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莫如教育而得天下之英才」，的確教出一些在各方面的傑出人才。

我一向以科學教育為職志，未料1996年前任校長章孝慈驟然病逝，經同仁「遴選」，我居然在這一所以法商為主的大學擔任校長。我秉持端木校長「踏實辦學」的理念，努力完成他未竟的志向。我常說，檢驗一所大學辦學良窳的判準，可以濃縮成四個英文字TREE：Tradition傳統深厚、Reputation聲譽良好、Ecology生態卓越、Education教育完整，他們是我「百年樹人」的方針。

在東吳校長任內，以下幾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花六年的時間，以「雙贏」的方式，解決了東吳與台北市府間的校地訴訟案。二是建設城中校區使成一精緻的校園。三是在千禧年東吳創校100周年時，與大陸蘇州大學協同舉辦校慶。四是在1997年及2003年舉辦兩屆關於釣魚台列嶼問題的學術研討會。五是1999年創始「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這是台灣最早出現的超馬比賽，後來成為國際認可的金牌賽事。六是為避免政商汙染校園，我任內從不邀請政治人物來校。李登輝、陳水扁前總統到東吳參加活動時，「劉校長另有行程不在校。」（笑）

問：私立大學經費來源主要依賴學費及對外募款，您任東吳大學校長時年年有盈餘，對比近年來不少私校因經費困難無以為繼，您在開源節流方面有何特殊之處？

答：我做校長時的社會大環境當然跟現今有相當差異，但辦學總歸要懂得開源節流。我不是會募款的人。東吳大學主要收入來源是學生的學費，在我任內，東吳的學生註冊率從1996年的91%，一下子升到約97%（一直維持至今）；教師人數從361人增加到420人，其中博士也從182人增加到283人。我認為辦學做出口碑，優秀教師會來，學生也會進來。

另外在開源方面，我們將部分夜間部的學程轉為「正規部」，另一些則轉為「進修學士班」。該轉型在1997年定案，次年開始施行。

我接任時，東吳大學的淨營運資金約5億，卸任時增加達10億多；校務基金也多了2億多，而且學校也還清貸款。這些資金於是能支應後來在外雙溪校區的建設。

在節流方面，我與同仁們審議預算常「挑燈夜戰」，精打細算，杜絕虛浮浪費。當然該用的錢必須用，用在刀口上。

問：您長期關注教育問題，多次尖銳批判教改政策的荒腔走板，被部分媒體歸類為大砲型學者。您曾參與教改那些部分？對未來教育的走向有何看法？

答：我參與教育改革及批評教改有30年了，這要分為兩段：前10年參與，後20年批判。前10年曾參加《大學法》(1994)、《師資培育法》(1994)、《教師法》(1995)的修法、立法，參加改進大學通識教育的專案，也曾參與整合完成《大學入學制度改革建議書──大學多元入學方案》(1992)。

在《大學法》修法過程中，我曾力爭「大學校長應由遴選委員會產生」。後來證明，在政黨輪替之際，唯獨大學校長的任命不隨之受影響。《師範教育法》改為《師資培育法》，也是我最先提議的。

1994年則是教改的轉捩年。4月10日有「教改大遊行」，同年9月行政院請李遠哲主持「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我在參加第一次會議後就宣布辭去委員。理由大略如下：一、行政院缺乏誠意，沒編列特別預算，也沒到立法院報告；二、該會組織結構上大有問題，例如委員兼執行秘書兼發言人；三、教改會裡安排了好些與教育無關的政治人物和官員；四、教改會明顯排斥師範體系的人參加，且重理工輕文哲。

當時我撰文跟李遠哲辯論，李要廢高職全部改成高中；我則主張高級中等教育必須分流。我也反對廣設大學。之後，林清江、曾志朗主導「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要以「十項基本能力」取代五育，課程、教材與評量「以生活為中心」，還強行在四年內完成「九年一貫」。最後當然成為「九年不一貫」的失敗教改。

現在看得清楚，當時的教改是要為改而改，或為政治服務。我一貫從儒家觀點看教改：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欲速則不達；本不立則道不生。

2003年，時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要推「12年國教」，胎死腹中。馬英九總統的第二任期內，又推「12年國教」。其實，我們根本沒有實施「12年國教」的條件，硬推行就是製造問題。當年行政院推「大學追求學術卓越」案，我說：「拙劣的過程，不可能產生卓越的結果」。教育部廣設大學碩士班博士班，我說：「浪費許多寶貴的資源，教出無數沒用的學子。」

《大學法》(2005)與《師資培育法》(2006)大翻修的結果是，教育部益形專制。現在是「教育行政人當家，人家行政當教育。」在少子化浪潮下，可預見在未來10年，高中、大學將面臨「關校潮」。也因為課程設計不當，學生程度愈來愈差。更嚴重的是學子缺了文化認同。公立學校已經偏離教育正途，未來培育人才的功能，可能要依賴民間興學了。

問：您曾說「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我是正派」，而這是胡秋原先生說過的話。請您談談與胡先生的淵源，以及《中華雜誌》對您的影響。另外，也請談談您對中華文化的看法？

答：第一次與胡先生見面是在海外保釣期間，他來哥大演講。1972年我回台後拜訪胡先生，於是忝為《中華雜誌》的一員，我們曾每個月在胡先生家聚會一次。

胡先生強調三大尊嚴──民族尊嚴、學問尊嚴、人格尊嚴。影響我一生的人士，除父母親外，我從端木校長及李崇道先生學到做事，而於識士風骨、學問態度與歷史政治認識，則得到胡先生教益甚多。我對科學本質的認識，是受胡先生的〈科學甲乙丙〉一文啟發的。

我高中時開始對儒家思想產生興趣，後來在工作中印證，深切體會儒家思想正是「行的學問」。我體會到現代科學精神與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發表〈說科學與儒學〉一文，說未來中華文化的發展，應該是儒學與科學攜手並進。另一篇文章〈說發展科學與民主須以中華文化為基礎〉中提議，兼顧音意而將science譯為「學-驗-思」，將democracy譯為「集謀-共和-制」，期望擷取西方文化精華補強中華文化，進而締造優良現代新文化。用兩句話概括，就是「問學實驗達通思，集謀共和立良制。」

問：自1996年保釣運動風雲再起，您先擔任「中華保釣協會」理事長，後更成立「臺灣釣魚臺光復會」，在保釣策略思考上有何轉變？光復會成立以來舉辦過哪些活動？未來有何計畫？同時，您認為民間及政府應如何帶領釣運前進？

答：保釣運動自1972年沉寂後，直到1996年兩岸三地的聯合保釣行動，才將保釣帶入新格局。2008年，我應邀發起中華保釣協會，並被選為理事長。

2010年美國宣布「重返亞洲」，明顯是為了圍堵中國崛起，東亞國際局勢也產生巨變。2012年日本上演將釣魚台「國有化」的鬧劇後，台灣當局雖於2013年4月與日本簽署了漁業協議，卻無助於收復釣魚台列嶼。保釣事業「任重而道遠」，為此我思考許久，釣運若要持續，需要一個更具代表性與行動力的超黨派組織，更要讓年輕一代接棒。因此，2013年邀請老中青各界保釣人士成立「臺灣釣魚臺光復會」。從團體名稱即表明釣魚台列嶼屬於台灣，目前被美、日霸佔，所以要「光復」失土。這與1970年代的保釣相較，包涵了更積極的概念。

在成立之初，光復會就決定將「論述與行動並重」作為組織的核心理念。目前有兩項持續性的工作：出版《光復釣魚臺叢書》，去年已出版第一輯，第二輯預定在年底前出刊；還有，今年4月底舉辦了第一屆《光復釣魚臺行動論壇》，明年3月底將續辦第二屆。

我早在2003年的《第二屆釣魚台列嶼問題研討會‧代序》中寫道：「海峽兩岸，中華民族；攜手同心，畛疆是固。」從歷史與地理看，釣魚台明顯地屬於台灣，所以大陸不可能越過台灣而取得釣魚台；另方面，台灣實力不足，必須靠大陸做後盾，才能光復釣魚台。海峽兩岸聯手保釣，乃是未來必須走的一條路，也是光復會的明確主張。兩岸民間保釣已有多年的合作基礎，未來應該要推升至兩岸政府之間的合作。

自2008年海基會及海協會兩會恢復協商以來，至今已舉行10次高層會談，共簽署以下21項協議，為兩岸三通直航及經貿交流合作建立了明確規範。

ECFA執行至今成效如何？台灣出口競爭力是否因此有所提升？

依據ECFA早期收穫產品清單，大陸同意納入關稅減讓貨品539項，台灣減讓貨品267項，透過雙方之關稅減讓，台灣出口產業取得領先對手，進入大陸市場之優勢。

一、出口：依大陸海關統計，2013年及2014年1月至6月，台灣出口至大陸ECFA早收清單貨品已適用優惠關稅貨值，總計分別約為113.1億及58.1億美元，2014年1月至6月較去年同期約成長12.7%；另廠商節省關稅分別約為6.9億及3.6億美元，2014年1月至6月較去年同期約成長14.7%。

二、進口：依台灣海關統計，2013年及2014年1月至6月，台灣自大陸進口ECFA早收清單貨品已適用優惠關稅貨值，總計分別約為15.9億及9.7億美元，2014年1月至6月較去年同期約成長28.8%。另廠商節省關稅分別約為6,405萬及4,052萬美元，2014年1月至6月較去年同期約成長34.6%。

美國自從戰略重心轉向亞洲，採亞洲再平衡政策以來，與日本在東海的第一島鏈海域大玩戰略權謀，使得日本公然將中國領土釣魚台收為版圖，美國竟以《美日安保條約》維護之，中國亦不多讓，劃東海識別區，故東海海域已成僵局；美日乃移師南海，以為過去多年中國在南海失去島嶼更多，又沒有像保衛釣魚台的群眾運動，欺中國對南海「尚無覺醒之男兒」，故在此發力。

自2010 年美國務卿希拉蕊公然宣稱南海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以來，討論南海問題的文章甚多，但筆者以為尚缺全面的戰略思路，故願以拙文，簡論南海問題的幾個面向及解決之道。

南海問題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島嶼被大量侵占，資源被侵略者大量開發的問題。主要為越南與菲律賓所侵占，尤其越南為主要的侵占國，占領了29個島礁，而且對整個南海地區野心極大，非法開採油氣井最多，多年來並因此成為石油出口國，賺取大量外匯。

二、南海掌控的問題。此又分兩部分。一為掌控南海本身的問題，一為掌控南海之戰略地位的問題。南海是全球最重要的海路通道之一；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歐非中東與東亞海路以此相 交通。南海有此重要之戰略地位，必成列強爭相控制之地；美日全力爭奪中國此固有海疆也是當然之事，問題是中國大陸如何保衛，其要點是必須有強悍的意志，高明的謀略，用兵的決心，缺一則敗。

三、南海資源開發的問題。南海是中國的領海，南海資源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的資源，不得被任何其他國家或公司財團或個人侵占。唯有在主權明確的情況下，才有可能談共同開發；不然，誰是投資人？在誰的領海上開發？越開發，只有海域越污染，失去的島嶼領海越不可能收回；今日南海危局之所以如此困難，證明過去南海政策確有所不足。

四、自由航行的問題。美國在宣傳其南海政策，批評中國大陸時，有一主要論點是：它要維護國際航行的自由；言下之意，如南海是中國的領海，那麼此一世界最重要之航道即將失去航行的自由。中國若想要收回失去的島嶼領海，就要維護南海海域真正的正義和平，保證航行自由。美國為了其自身的戰略利益，支持侵略南海島嶼資源的菲律賓、越南，老牌軍國主義者日本與南海無關，也來攪局，誠可笑也，然亦國際戰略的真理。

五、保衛南海與兩岸統一。美國長期利用日本為其東亞的馬前卒，以對付中國大陸，並拉台灣入夥。自東海、南海風波再起以來，台灣的曖昧表現更顯出統一問題的本質是民族主義及戰略問題。因此，未來中國大陸如未能在處理東海、南海的爭端上表現得強而有力，壓倒日本、越南等國，則台灣恐不保矣。

收回失去的島礁最為重要，尤其南海遍佈島礁，失去島礁，越、菲等國可到處以島礁為領土應用200浬經濟區，則南海盡失。日本在太平洋沖之鳥礁填海擴土，用200 浬經濟區以增加其海域控制，即為此理。南海島礁若不能全部收回，也必須震撼性地收回主要島嶼，確定南海主權；若為一時權宜再搞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中國海疆則將一去不返，失去一寸容易，奪回半分萬難。

中國大陸應對海權發展的攔路虎、馬前卒打手，北為日本，南為越南。中國多年來，似乎仍顧念越為社會主義國家，盡量厚待鄰國，或以為其可為屏障，這就大錯，越南狼子野心，想進一步併吞整個南海，這就是中國南方海域最直接、最大的敵人，它隨時可與他國結盟對付中國，任何保證，信誓旦旦，全為鬼話。中國大陸必須下定決心盡快收復被侵占的島礁，消滅其力量，方為上策，任何姑息的想法均為養虎遺患。

（作者係旅美工程師、政治評論員）

隨著美國高調介入南海爭端，以及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中國周邊海域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形勢。中國大陸目前主張以政治外交方式解決海洋爭端，採取不進入爭端法律解決機制的立場，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大陸放棄對爭端法律解決機制的複雜性做進一步思考。由於台灣從歷史、地理上與南海及東海爭端密切相關，兩岸學界不妨大膽探索海峽兩岸在此一問題上的合作，該合作也可能會為兩岸政治關係的合情合理安排，找到一條新的路徑。

兩岸應在仲裁案上合作

今年3月30日菲律賓針對中國，向國際仲裁法庭正式提交訴狀；在東海爭端上，日本政府堅持「尖閣列嶼不存在主權爭議」的立場，因此不會主動進入爭端法律解決機制，但一些學者和政治人物持續建議日本政府應該主動運用法律手段解決東海爭端。倘若未來日本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態度轉變，宣稱「日本雖然實際佔有該島，但仍願意承認該島存在領土爭議，並將其提交國際仲裁或國際司法解決，既然中國認為對相關島嶼擁有主權具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那麼請中國應訴」，中國大陸是否應訴將是一大問題。

中國大陸當然可依《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條做出過保留為由而拒絕應訴，但對該條款保留的隨時可撤銷性，將對中國在國際輿論上造成相當的壓力。況且《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評注》認為，爭端中任何一方都可以將爭端提交相關法庭而無需另一方同意；而且，即使爭端一方不參與仲裁程式（不提交答辯狀和不出庭辯護），依《公約》附件7規定，也不影響仲裁庭的成立、仲裁程序的推進，乃至最後的裁決結果。因此，中國大陸有必要未雨綢繆，做好相關法律準備。

就南海爭端而言，現在中國大陸政府面對最主要的法理挑戰是九段線的解釋。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吳士存教授認為，「沒有九段線，就不能設想我們對南海主張依據的是什麼」。 而九段線主要來源乃至唯一來源，是上個世紀40年代國民政府提出的十一段線。但十一段線究竟是什麼線？是國界線？是領海基線？還是其他國際法意義上的線？國民政府1948年公布《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時並未解釋，1949年至今台灣當局也未闡述。然而，台北握有當年國民政府劃線的各種原始資料，這些資料有些已公開，有些則未公開。那些尚未公開的資料中，也許有當年中國政府對劃線的定性。

可以設想，未來若北京代表中國與相關聲索國在爭端法律解決機制中闡述自己的觀點時，台灣積極合作（或兩岸人員共組訴訟團），給予強有力的史料支援，將有利於中國勝訴；但若台北拋出否定北京主張的史料，那將造成嚴重衝擊。

東海爭端主要體現為中日兩國在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領土歸屬，以及海域劃界上的爭執。現在中日兩國在釣魚台1895年前是否是無主地，以及是否屬於1895年《馬關條約》中清政府割讓日本的台灣的附屬島嶼上，存在不同觀點。在這兩點上，中國大陸學者已經用豐富史料對日方相關證據進行批駁。可以想見，一旦該案進入國際法律程式，日方也將依其以往一貫的邏輯進行反辯。但有一點日本學界可能較難爭辯，即日本現在的領土範圍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依國際法原則，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後，該公告第8條有關「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的其他小島之內」對日本即產生法律效力，而「吾人所決定」則一直未真正共同實施過，所以日本的領土除四大島是確定的之外，「其他小島」到底是哪些島，在法律上一直未定。

從公告上下文看，「吾人」是指「合眾國」、「中華民國」、「大不列顛」的國民，所以中國人民不同意釣魚台是「其他小島」之一，日本就不能擁有該島主權。台灣有學者已經指出這點，並認為「一個真正的對日和約必須在中國統一後，或兩岸合起來與日本共同簽署一個和平條約，才算完成法理程式」。 當然，這裡有個問題須商榷，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理論上已經繼承了當年中華民國政府在波茨坦公告中的權利，尤其1972年中日建交時，日本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那麼，中國大陸在這一點上為什麼還需要台灣方面的合作？問題可能在於：日本在未來的國際司法（仲裁）程式中，或許會針對公告中的 Republic of China問題及「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中方認為從地理、歷史等角度看，釣魚台都屬於台灣）上做文章。兩岸若合作，可降低日方找到「法律漏洞」的可能。

此外，在有關琉球（沖繩）的地位上，兩岸官方立場有所不同，兩岸的合作也會使日本在處理釣魚台與琉球的法律關係上遇到更多的挑戰。

可以海洋合作作為突破口

有學者提出，還是要等兩岸政治定位問題解決後，兩岸才可能在法律機制上合作處理海洋爭端問題，但這其實是個路徑選擇和蛋、雞孰先的問題。筆者以為，兩岸等政治關係確定後再進行有關解決海洋爭端的合作，恐遠水難滅近火，對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不利；反之，兩岸以海洋合作為突破口，倒有可能為實現「兩岸政治關係合情合理的安排」找到一條路徑。因為當一個事件僅有兩個當事方（大陸和台灣）時，在現代「國家」概念的影響下，雙方處理政治關係時容易以零和心態看待對方，對抗感較強，從而不易達成共識；而當在一個事件中兩岸共同對抗另一個或數個當事方時，則可能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在合作中傾向「合情合理」地考慮雙方政治關係裡的難題。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高於一切的目標下，一些原來的對抗情緒可以釋懷，一些原本難以實施的政策可以獲得更多的政治正當性與道義支撐。

在南海及東海爭端法律解決機制中，如上文所述，大陸方面可能要面對國民政府和後來台灣當局行為的法律效力問題。

對台灣而言，在一個主權國家只能有一個中央政府的國際法剛性原則下，在海洋爭端法律解決的機制中，「中國」只能以一個訴訟主體出現的情況下，如何善意理解大陸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維護海洋權益的努力十分重要。

至於台灣綠營中不少人也強調對南海及東海擁有領土主權，但他們不能只要權利，而不要「中國」，因為這至少在法律技術層面上就難以成立：主張南海及東海相關島嶼與海域是固有疆域，只能從中國歷史中找到有關歷史性權利的依據；主張東海大陸架依自然延伸原則劃界，就地理而言，只能從中國大陸開始自然延伸。

總之，兩岸各方在爭取海洋權益上，必須正視法律機制的規範性要求——這些規範又觸及了敏感的兩岸政治問題，而尋求兩岸政治關係安排，本質上也是尋求一種法理關係安排。

以最大限度爭取兩岸共同利益為導向，以解決涉外海洋法律問題為契機，兩岸不無可能在「協同合作」中探索出一條建構合情合理政治關係的新路徑，而在探索出新路徑的同時，也將更好地維護中國海洋權益。當然，這也有可能帶來新的風險，使局面更加複雜紛亂，可以說，機遇與挑戰並存，這將考驗兩岸中國人的政治膽魄與智慧。

（作者係大陸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南海諸島爭議愈演愈烈，其緣起蓋因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三國分別於2009年5月13日前提出大陸架外界線申報的要求，引發南海爭議國各方的抗議。爭議各方可分為有效管轄主張與歷史性權利主張兩種。目前爭議各方因就日本在二戰前對西沙和南沙群島的控制，以及戰後依據《舊金山和約》（以下簡稱《和約》）的規定放棄此兩群島的研究不足，故無法瞭解南海諸島爭議的來龍去脈。筆者認為有必要根據歷史和國際法做出充分的說明。

南海諸島爭議的來由

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南沙群島主權之所以成為今日的問題，並釀成爭端，與20世紀上半葉，日本、法國等外國殖民主義勢力侵略南沙群島的歷史有密切的聯繫。日本於1895年占據台灣、澎湖群島後，復於1910年代染指東、西沙群島，1930年代末出兵將東、西、南三群島用武力兼併，並納入台灣管轄。然而，依據1951年9月8日《和約》的規定：日本放棄其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所有權利、權利名義和主張。該條約於1952年4月28日生效。由1910年至1952年，其間曾發生過：

(1)1925年，法國軍艦首次入侵西沙群島。1931年12月4日，統治越南的法國殖民者聲稱對西沙群島擁有「先有權」。1933年，法國殖民者派炮艦阿勒特號和一艘測量船侵占了南威島等9個南沙島礁，製造了「九小島事件」。該事件引起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強烈抗議，於是1938年發生了中法對於西沙群島領有權的爭執。

(2)1939年3月30日，日本將法國人驅逐出南沙，取而代之。 日本武力占據南沙群島後，將其納入版圖，改為新南群島，隸屬台灣南部的高雄縣治。

(3)日本在《和約》中放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該約生效日（1952.4.28）是為「關鍵日期」（基準日）。

《和約》在第2章第2條第6款中明確寫有：「日本放棄對於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切權利、權利名義和要求。」但卻沒有寫明，日本放棄的權利由哪個國家收回或繼承，這為南海諸島埋下爭端的種子。

對南海諸島的有效管治

1909年5月15日清朝粵督張人駿派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前往西沙群島巡行，共發現甘泉、珊瑚、深航等14個島嶼，各為勒石豎旗命名。以後西沙群島歸由廣東省崖縣管理。1945年12月8日，國民政府在西沙群島豎立台灣省接收木標。次年1月7日，中國對外宣布接收西沙群島，法國表示異議。1946年7月，中國行政院決定將三群島改由廣東省政府管轄。1947年12月1日，中國政府將南海諸島劃歸廣東省政府管轄。1949年6月6日，成立海南特別行政長官公署，南海諸島改隸海南特別行政區。1950年5月8日，國民黨軍由西沙撤回台灣。1958年，中國大陸政府發表領海聲明，明確宣告南海諸島是中國的領土。

中國政府二戰後派出軍艦、官員，將南海歸入廣東省管轄。在國際法上，這種行為就是行使主權的表示。當時，周邊的國家沒有提出異議。直至今天，南海諸島仍在中國政府的有效管轄中。

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宣示

早在1934年12月21日，中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就做出審定中國南海各島嶼中、英島名的決議。1935年1月出版的《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會刊》第一期，刊登《中國南海各島嶼華英名對照表》，公布了132個島礁名稱，將南海諸島分成四部分：東沙島（今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今中沙群島）和團沙群島（今南沙群島），最南至曾母灘。此為中國首次將南沙群島納入版圖。

1948年初，內政部公開發行《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以上的島礁命名和出版官方地圖，即為中國政府對南海諸島宣示主權的表現。

英、美對南沙群島的立場

1951年舊金山和會有51國參加，48票對3票否決蘇聯、捷克、波蘭提出的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西沙群島及更南島嶼主權的提案，最後日本與48國簽約。《和約》第2章第2條第2款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第6款規定：「日本放棄對於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英、美等國最初的意圖是，關於這些島嶼的地位留待多邊條約生效後，在日本與台灣當局的雙邊條約中加以確定。但越南和菲律賓兩國卻利用《和約》中這一不明確之處，為其占領南沙群島及其水域的「合法」依據。而越南更一再聲稱法國在二戰後，將南沙和西沙群島移交給了越南。例如，1956年5月29日，越南駐菲律賓公使高大寶在菲律賓宿務省接見記者時稱，南沙群島是法國殖民政府轄區的一部分，越南獨立後，法國將南沙群島的主權移交給了越南。其後，越南又在多種場合重申這一主張。對此，中國政府都予以嚴詞駁斥。

對《舊金山和約》的解釋

台、澎是條約割讓的領土，南海諸島是武力兼併所得，日本必須將台、澎歸還中國，是根據同盟國在《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必須放棄西沙、南沙群島，是出於英國的主張。1939年日本曾將南沙、東沙、西沙群島歸台灣管轄。日本與中國政府談判放棄台、澎及南海三群島，明示這些領土與中國有關連，否則不必在和約中提及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

在《和約》及《中（中華民國）日和約》簽訂之前，只有中國管轄及實際控制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並制定了官方地圖。法國並沒有在南沙群島占領任何一座島礁，亦無任何官方地圖顯示南沙群島屬於法國統治的越南，而越南亦未實際占領任何西沙或南沙群島的島礁。

法國、菲律賓、越南都是在《和約》及《中日和約》生效日期（「關鍵日期」）之後才提出對南沙群島的領土主張，故不應成為有效的主張。無論從「先占」或承接日本放棄領土或持續領有的觀點來看，中國都是擁有南沙群島最充分主權的國家，因為中國在日本放棄台灣及南海諸島之先，已取得該領土。

法國在《和約》生效後還出兵佔領西沙群島若干島嶼，嚴重違反《和約》精神。直至1954年5月，法國在奠邊府戰役失敗後才離開越南，他們所占的島礁不能片面移轉給越南，因這些島嶼已由日本在《和約》中「放棄」、並由中國「先占」取得和有效控制。

在《和約》生效後，法國沒有再占領南沙群島任何一座島礁，因此無從產生法國將其占領的南沙群島移轉給越南的問題。法國曾於1953年9月表示，南沙群島屬於法國海外領土部管轄的領土，而不屬於越南。從而可知，越南提出繼承法國在南沙群島的主權這一主張，在國際法上無效。1970年代侵占南沙群島的菲律賓，以及1980年代侵占南沙群島的馬來西亞，更無權領有南沙群島的島礁，因為他們都不是「關鍵日期」以前的爭端國。

中國自1945年12月起即陸續完成對西沙、南沙群島的占領和行政管理，並派官治理。從1945年日本投降到《和約》簽署、生效直至今天，中國對這兩座島嶼的主權一直有效存在。根據「先占」及「保持占有」的國際法，中國對南海諸島擁有最充分的主權。

具歷史性的權利依據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先民便從廣東的徐聞、合浦（今屬廣西）港口出發，前往南海活動，進行開發，而且南海諸島中的許多島嶼最早就是由中國先民發現、命名和開發的。據李長傅《南洋華僑史》稱，早在唐代以前，就有華人在南洋一帶開疆闢土，休養生息。當地人稱他們為「唐人」，可見華人移植南洋，至遲為始於唐代。宋人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番志》，元人汪大淵的《島夷志略》，明代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嚴從簡的《殊域周諮錄》等著作，對唐宋元明以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都有記述。鄭和下西洋時，華人在東南亞的勢力已甚盛。《鄭和航海圖》提到的七洲、石塘，即今之西沙群島；石星石塘即今之東沙群島。

根據以上史料記載，南海諸島在唐代就已被列入中國版圖，即「悉歸職方」。明代也將南海諸島納入行政管轄。鄭和七下西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巡視南海，也就是今天國際法意義上的宣示主權。至於明代與東南亞各國之間（包括東亞的朝鮮和琉球），則建立起一種前所未有的朝貢貿易體系和宗藩關係。以上史實是中國擁有南海諸島歷史性權利的最有力證明。

對南海爭議的應對措施

針對美日等國加大力度介入南海事務，以及島嶼爭議問題日趨緊張的局面，有學者建議中國應分層次地對待南海紛爭。即對於涉及領土主權歸屬的問題應該堅持雙邊談判原則，反對外來勢力干預和國際化趨勢；對於涉及南海地區公共安全的議題，如海洋環境保護、反恐、打擊海盜等問題，應積極考慮地區合作的可行性，利用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發出自己的倡議。此外，還可以考慮提議由中國和東盟共同建立有關討論南海非傳統安全或公共安全問題的論壇等等。

然而，筆者認為，中國在外交上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做兩手準備。同時需進一步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堅持在維護「主權在我」的前提下，討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問題。為此，筆者認為當前應該首先破解將東盟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談判南海問題的困局。先與權益爭議較小的印尼完成海疆劃界，通過合作或適度的讓步與汶萊等小國達成諒解，集中力量解決與越南的爭議糾紛。

在這一主要矛盾短時期無法解決的條件下，中國大陸可在已被越南開發的其他爭議島嶼或區域重新設定開發專案，以「先開發、後合作」的方式推動「共同開發」，爭取與越南共謀南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必要時還必須做好「亮劍」的準備。也即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基於此，筆者認為，面對美國大力介入南海問題及日趨緊張的局勢，學者有必要仔細研究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及其外交政策，以及二戰後美日等國對東南亞各國採取的立場和外交政策，同時還有必要研究其他類似解決海域爭端的國際法案例及外交實踐，為有效解決南海問題提供參考。

此外，中國大陸除需提出嚴正抗議和交涉之外，應採取更多有效和積極的措施來維護領土和主權，首先是要加強國內法的立法措施，特別是要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來指導國內立法程序，以便日後進一步宣示對這些區域的領有權時有法可依。從而使中國在應對複雜的邊界領土主權爭端時，做到有理、有利、有據。

另一方面，兩岸的中國人必須攜手合作，加強對南海諸島的實際管轄，包括護航護漁、發展島礁建設等等，使中國對這些島嶼的領有權落到實處。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真正落實「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

釣魚台及其附屬島嶼是台灣的附屬島嶼，早已有國際普遍接受的命名。8月1日，日本安倍政府挑釁地公然再替釣魚台的五個島嶼命名，引發海峽兩岸外交部的強烈抗議，同聲譴責日本這種非法命名的行徑。許多人都對中日關係的現狀感到憂慮，雙邊關係可能處於關係正常化以來最困難的時期，這對現在和未來的友好合作影響很大。

在處理歷史遺留的領土和領海爭議問題時，中國主張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通過對話和平解決。但自從2012年9月10日，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以來，東京在釣魚台領土問題上已衝破北京能夠忍讓的尊嚴底線：銷毀外交部文件檔案、否認有擱置爭議的共識、不承認釣魚台爭端的存在。

日本的歷史教育是失敗的，使戰後出生的領導人任意銷毀外交部文件檔案，既不尊重歷史真相，亦不記取歷史教訓，更缺乏良知的道德勇氣。日本文部科學相下村博文正式宣佈，已經對編寫初高中教科書指南進行修改，把釣魚島和獨島明確表述為日本「固有領土」。日本官員說，新的教科書將從2016年4月開始，在初中的社會學科和高中的地理、歷史等課程中應用。此舉進一步加劇了二戰期間遭受日本侵略，以及與日本有領土爭端的中韓兩國不滿。

日本不承認二戰戰敗，稱「投降」為「終戰」；稱「降書」 為「終戰詔書」；稱「戰敗紀念日」為「終戰紀念日」。

8月15日是日本二戰戰敗69周年紀念日，在東京武道館舉辦「全國戰歿者追悼式」。首相安倍晉三率部分內閣成員、近80名超黨派國會議員和司法官員代表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領袖集體赴會，天皇、皇后也照例列席，構成日本最高規格的儀式。出席儀式的尚有各國駐日使節，以及戰歿者遺屬等共約6,000人。

安倍於2013年12月下旬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使得中日緊張關係加劇，並招致中韓兩國的抗議，以及美國政府公開表示「失望」。安倍今年為要出席11月在北京舉行的APEC，與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會談，需要營造合適的氣氛，故今年戰敗紀念日以不參拜靖國神社，來表示推進改善中日關係的意願。

不過，安倍內閣部分閣員和議員今年仍集體參拜了靖國神社。這有三個目的：基於政治需要；受政治灌輸錯誤史觀的影響，不想反思；積極備戰，根本想恢復日本軍國主義。安倍今年雖未親自赴靖國神社，但透過代理人自民黨總裁特別助理荻生田光一，代替他以自費向靖國神社捐獻「玉串料」（祭祀費），並在捐獻賬本上註明「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

日本人身穿二戰時期的舊軍服、揮舞日軍旭日旗，前往象徵殖民暴行的靖國神社參拜，反映出日本領導人、政府和部分政客絕口不提侵略和反省，已造成錯誤的史觀。中國大陸、朝鮮和韓國政府對日本不提戰爭責任，強烈憤慨，並嚴厲譴責。尤其，中日摩擦和對立朝多個領域擴散，外交、安全關係緊張，貿易、投資減少，國民感情惡化，釣魚台爭端繼續陷於僵局。

日本政治精英中，對釣魚台政策也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分歧，溫和派建議執政者：「釣魚台爭議牽一髮動全身，處理方式必須格外謹慎。」

其實，釣魚台問題十分複雜，關係中日間歷史問題、領土主權問題的鬥爭，實質上是亞太地區主導權的鬥爭，也是亞太區域秩序重組的鬥爭，是長期、複雜甚至激烈的權力鬥爭，這也關係日本眾議院年底改選，牽涉政黨轉換的問題，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更替或競爭，國內政治影響外交政策，以及美國在釣魚台列嶼問題上偏袒日本，但這與美國支持南海周邊小國向中國叫板不同，較難獲得亞洲國家的認同。

安倍內閣一方面企圖通過強化美日同盟及與周邊國家安全合作，共同對中國實施多邊遏制；另一方面，落實新安全戰略和防衛政策，對華強硬對抗，爭取亞太地緣戰略主導的地位。

在東亞力量對比發生逆轉，以及日本政治右傾加速發展的背景下，2014年日本經濟創造政策將面對政府債務、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培養永續增長型支柱產業、處理福島核洩漏等許多難題。自2014年4月起，日本消費稅稅率從5%提高到8%，此舉短期內勢必影響私人消費，日本經濟是否真正能夠走出「停滯的20年」，將是對安倍內閣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二戰後，為與蘇聯對抗，西方國家大規模向落後國家、地區推行西方民主制度，尤其是競爭性的選舉民主。雖然落後國家和地區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但與其並存的是政治失序、經濟無效、社會分裂甚至是國家失敗，民主很難有效運行。最終，有效性的缺失致使民主喪失合法性，威權政體紛紛上台。在20世紀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雖然民主化理論更加關注民主化的複雜性，但其競爭性選舉中心主義的本質並未改變，這給很多落後國家和地區製造了發展誤區。民主化理論存在很多缺陷和問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忽視了落後國家、地區的內部分裂問題。由於分裂的存在，現實中的邏輯不是競選帶來民主，而是競選導致黨爭，黨爭加劇分裂，在分裂與黨爭中，民主難以鞏固或實現優質。

泰國：階層分裂與民主化

泰國社會極端分裂，主要表現為：一是城市和農村之間、上層和下層之間的政治觀念和參與能力存在較大的差別，公民缺乏民主的基本共識；二是城市和農村之間、上層和下層之間貧富差距巨大，不同階層之間利益訴求不同，相互衝突。

在分裂背景下，簡單模仿西方競爭性選舉民主的結果是：一方面，社會分裂衍生出政黨分裂。政黨政治的主流不是妥協、合作和議會政治，而是衝突、對峙和街頭政治，政黨政治演變為惡性黨爭，造成為反對而反對，只要為泰黨贊成，民主黨就反對，只要民主黨贊成，為泰黨就反對；另一方面，政黨分裂（黨爭）反過來加劇社會分裂，造成階層之間的對抗，社會分裂和黨爭陷入惡性循環。

衝突初期，民主制度往往被輕易地僭越，政治精英和公民都普遍接受、縱容甚至支持自身及他人僭越代議制民主和法治的行為。衝突後期，當衝突不可調和、國家秩序喪失時，擁有軍人干政傳統的泰國軍方，便會趁機以維持秩序為名發動軍事政變，終結文人政府和民主。自1932年民主化以來，泰國民主就陷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至今尚未實現鞏固。

階層分裂背景下的泰國民主化經驗顯示：其一，杭廷頓的經典民主化理論存在缺陷，中產階級並非一定支持民主，泰國中產階級就是街頭政治的主力和反民主的先鋒。其二，民主化並未給泰國帶來西方民主體制下的良好治理績效，而是政治失序、經濟無效、社會分裂甚至是國家失敗，泰國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

埃及：教俗分裂與民主化

1980年埃及通過公民投票修改憲法，規定總統可以連選連任，這為穆巴拉克長期執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穆巴拉克在任30年（1981-2011），5次當選總統，他所領導的民族民主黨一黨獨大，依據西方競爭性選舉和政黨輪替界定的民主標準，其屬於典型的威權政體。

在穆巴拉克統治時期，鑒於他的強權統治，埃及各政黨和政治勢力之間、宗教和世俗勢力之間、文人和軍人之間、階級和階層之間等的分裂被壓制下來，尚能維持基本的政治秩序。

2010年底開始，以突尼西亞反本阿里政權為開端，在西方的一片讚揚聲中，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國家，紛紛進入被稱為「阿拉伯之春」的新一波民主化浪潮。西方為此更加堅信自由民主，因為最不可能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阿拉伯世界都開啟了民主化。

然而，確立西方民主制度並非那麼簡單。隨著埃及公民社會的強大，公民社會以反政府街頭政治方式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也以同樣方式威脅新的民主政體。原先依靠穆巴拉克強權鎮壓下的各種分裂因素，在民主社會中暴露出來，尤其是宗教與世俗勢力之間的分裂。在選舉民主下，擁有宗教背景的穆斯林兄弟會上台，這激起世俗勢力不滿，因此以軍人政變將其推翻。公民社會中既有世俗勢力，又有宗教勢力，穆斯林兄弟會被推翻必然引發宗教勢力不滿，街頭政治和無休止的分裂、對抗隨即開始，這給軍人干政提供了藉口。正如俄羅斯上院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馬爾格洛夫所說，「埃及在跳政治探戈，向前邁一步，向後退兩步。」在這種極端分裂背景下，民主何以可能？

烏克蘭：民族分裂與民主化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成為西方國家和俄羅斯爭奪的對象，以及較量的「前線」。在烏克蘭政治社會中，主要存在兩大政治和社會勢力，即以亞努科維奇為首的親俄勢力及其支持者，以及以季莫申科為首的親西方勢力及其支持者。亞努科維奇被西方視為親俄總統，親西方的前總理波洛申科則遭到迫害入獄。在這種政治和社會分裂下，西方積極支持反對派及其支持者的反政府街頭騷動，最終以政變的方式，迫使亞努科維奇下台。然而，亞努科維奇下台並沒有換來烏克蘭社會恢復穩定，反而是持續政治無序和社會混亂的開端，隨即觸發民族分裂。

亞努科維奇是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州人，該州主要以俄羅斯族為主，亞努科維奇本人也是俄羅斯族。由於亞努科維奇是被政變推翻，烏克蘭東部以俄羅斯族為主的各州，便開始對抗烏克蘭新中央政府，其訴求也不單單是恢復亞努科維奇總統，或不承認新中央政府那麼簡單，而是以克里米亞公民投票為開端，通過民主的方式，紛紛要求脫離烏克蘭而加入俄羅斯。在民族分裂的背景下，烏克蘭的國家能力又不足，難以有效鎮壓分裂勢力，更難以對抗俄羅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陷入分裂。即便烏克蘭中央政府宣佈不承認這些州（自治共和國）的獨立，也開始鎮壓分裂勢力，但烏克蘭已陷入動盪和衝突。複雜的民族分裂背景下，民主的結果是烏克蘭的國家分裂。

綜合上述，對落後國家、地區來說，在分裂的背景下，需要注意民主化理論的誤區。這並不是否定民主的價值，而是意在揭示民主化的複雜性，以及告誡謹慎對待民主化理論。一方面，如果民主化導致國家分裂、政治無序或者經濟無效，那麼這絕對不是落後國家和地區所要追求的民主化；另一方面，除了重視競爭性選舉之外，還要關注民主的支持性條件（「民主條件論」 和「民主序列論」等所研究的複雜性民主化問題），例如國家秩序、政府權威、法治等，只有這些問題得到解決，才可能實現鞏固和優質的民主。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在國際舞台上，每一種雙邊關係都有其特殊性。中國大陸與韓國關係的特殊性在於，它在兩國內政、外交中的地位、它所拉動的巨大經貿利益、它對兩國社會民生的廣泛影響，似乎與建交時間的長短無關，與兩國的幅員大小無關。

在建交僅僅22年的時間裡，中韓關係穩定發展，波瀾不驚，鮮有重大抵牾。借助緊密相連的地理優勢、產業的互補優勢及社會文化的交融優勢，兩國關係全面發展，不斷深化，對東亞地區的戰略格局、經濟整合產生了非同尋常的影響。

等待升級的中韓關係

世人眼裡，中國大陸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追求著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韓國已是一個中等強國，韓國人懷著的夢想是實現朝鮮半島統一，在21世紀中葉成為擁有8000萬人口的世界第七大經濟體。雖然對於重視大國關係的中國大陸而言，中韓關係只是一種中等強國關係；對於始終維繫著韓美同盟關係的韓國而言，中韓關係的經貿文化意義大於戰略安全意義，但是這樣一種被淹沒在中、美、日大國博弈中的雙邊關係，卻悄悄沒聲息地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建交以來，兩國貿易額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速，2013年雙邊貿易額已達到2742億美元，超過韓美、韓日貿易額的總和，2015年更是有望突破3,000億美元。目前，中國大陸已成為韓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國，第一大出口和進口市場，韓國已取代日本成為中國大陸最大進口來源地，並在中國大陸市場佔有率第一次超過日本。

但是，中韓關係有別於其他雙邊關係的，不僅僅在經貿領域，更在於文化與社會層面的相互影響。由於中韓經濟關係緊密而繁榮，地緣政治關係乾淨而簡單，尤其是兩國之間不存在嚴重的領土爭端和歷史問題，相反的，都因歷史原因而共同對日本不信任甚至抱有仇恨，這使得兩國文化融合度超過所有亞洲國家，兩國人民相互的好感度和寬容度維持較高水準。

中國人除了在前些年諸如「端午節申遺」等文化議題上對韓國人稍有不滿外，始終保持著對韓國電子產品、韓國文娛明星和韓國影視劇的高度熱情，韓流在大陸的存在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娛樂現象，中國人對韓國保持著大不同於對日本的好感度。而根據韓國的民調，有62%的韓國民眾認為朴槿惠上台後，中韓關係變好了；高達70%的民眾認為未來中韓關係會更好。首爾的智庫「牙山政策研究院」在其民調中也發現，61%的韓國人把中國視為合作夥伴，而不是競爭對手。

韓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也體現在留學生人數中，韓國已成為中國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2013年來華留學的35.6萬外籍留學生中，韓國留學生就占了7萬多人，在北京大學的留學生裡，25%的留學生來自韓國。

在如此規模的經貿交流和人文交流基礎上，中韓關係進入了一個等待升級的階段。2014年7月初，習近平主席專程訪韓，提出兩國關係發展的方向，即兩國可以在政治安全合作、地區和國際事務的合作做出努力。

兩國關係的地緣政治意涵

中韓關係是中國大陸開展對中等強國外交的重要目標，是突破充滿敵意的美日同盟和中日關係的緩衝地帶，在中、美、日、韓的合縱連橫中，緊密的中韓關係具有平衡功能。對韓國來說，中國大陸在朝鮮問題上的重要影響和對日歷史問題上的協同作用，再加上大陸市場對韓國的巨大吸引力，都需要一種緊密的中韓關係。當然，在目前中朝關係和美韓關係都沒有重大改變的情況下，中韓關係的發展仍然存在一定的戰略局限。

東亞戰略格局素來複雜難解，在中國大陸崛起和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等因素的作用下，變得更加微妙而緊繃。在美國的東亞同盟體系中，最新的不穩定因素便是日本軍國主義有恃無恐地蔓延和韓國日益接近體系外的中國，兩者間存在因果關係。安倍晉三上台後，日本表現出日益右傾的趨勢，一方面繼續無視歷史問題，另一方面力圖突破和平憲法的框架，在地區和全球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韓日關係在這種形勢下出現了歷史性轉折，所謂美國東亞同盟體系中的准盟友關係，正在向敵對方向轉化。

正如老話所說，「朋友的朋友不一定是朋友」，日本在獨島問題、慰安婦問題、解禁集體自衛權問題上的妄言妄行，在韓國國內激起了巨大的批評聲浪，韓日關係被認為充滿負能量，日本一旦成為軍事大國，將會在領土問題、歷史問題和朝鮮半島重新統一問題上成為重大阻礙。韓國不願意與日本關係出現惡化，朴槿惠年初也表示希望日本成為「共同開啟東北亞和平與繁榮的重要鄰邦」，但韓日在國家利益層面上的矛盾，已開始超越與美國的盟國關係所帶來的友好合作利益。中韓關係的緊密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聯合對抗日本軍國主義重新抬頭的意涵，也包含某種對美國放縱日本的責備。

今年1月14日，韓國《中央日報》發文認為，如果今後美國繼續對日本的狂妄言行採取不明朗甚至放任的態度，則以韓國為首的美國之亞洲友邦會主動或被動地與中國大陸靠近。

台灣將如何面對中韓FTA？

今年7月初，習近平主席率領規模空前的代表團訪韓，兩國領導人達成了爭取年底完成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共識。這將是中國所簽署最高水準、最大規模的FTA。中國大陸目前對外簽署的12個FTA中，絕大部分集中在環太平洋地區，一旦中韓FTA簽成，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東亞的重要盟國結成經貿合作夥伴關係，不僅可以加快中日韓FTA的談判進程，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TPP對中國「合圍」的壓力。

從韓國的角度來看，儘管軍事安全上要靠韓美同盟，但韓國對中國大陸經濟的依賴度超過美國，韓國對華出口超過其對外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FTA不僅有助韓國企業擴展在中國市場的版圖，更能提升韓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因此韓國也是急於促成兩國的FTA。

中韓FTA無疑將是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大事件，必然會對亞太國家與地區產生各種複雜的影響。由於台韓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品有近九成相同或類似，中韓FTA也在台灣引起高度關注。根據台灣經濟部評估，約有近四分之一出口至大陸的工業產品將受韓國的威脅，總產值接近400億美元，涉及面板、石化、鋼鐵等多個產業。其實，去年6月朴槿惠率經濟代表團訪華時已催促大陸盡快完成FTA談判，大陸方面考慮到對台灣經濟的可能衝擊，沒有立即回應，而是希望讓兩岸ECFA先行，留出時間差給兩岸服貿、貨貿協議，以期最大程度地保護台灣經濟和兩岸經貿。

很可惜，這項優於韓國的有利因素卻因兩岸服貿在台灣立法院擱淺，而大大地弱化了。對於中韓將突破3,000億美元貿易總額、台韓在大陸存在激烈競爭的關係，以及台灣四成出口市場在大陸等事實而言，無視此等規模的中韓經貿關係對區域的影響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