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5日將是尼邦（ 日本自稱是尼邦，即Nippon或 Nihon） 向中國與盟國無條件投降的80周年紀念日，這個日子是不能忘記的。日本已投降80年了，一向愛好和平，講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中國人，無需記恨日本，但日本到現在還沒有勇氣承認、悔改其二戰時的犯罪行為。曾為二戰時的罪行道歉的德國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說，一個不為其罪行懺悔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

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百廢待舉，但仍忝為二戰戰勝國五強之一，可見列強對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卻不屈不撓、抵禦外侮精神多麼敬重。日本無條件投降的8月15日是中國的勝利日，但也是國恥日，全體中國人都應記住這個日子。記住國恥是國家力爭上游的重要推力，它不僅是國家富強不可或缺的底色，更是普世價值。例如當今的美國、歐盟、中國等國之所以是文化、經濟和軍事大國，與其國民自傲「我是某國人」有著密切關係。

劉德華在台北唱「我是中國人」，唱出了全體中國及全球各地華人華僑的心聲。無論從種族、文化、歷史、法律哪個領域看，台海兩岸人民都是中國人，而「我是中國人」是兩岸和平統一的不二橋樑。劉家昌始終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台灣梅派傳人魏海敏與大陸京劇界經常交流，最近一次是2024年在維也納金色大廳的京劇演出。而抗日戰爭是中國現代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

中國人民頑強抵抗日寇侵略，浴血抗戰14年贏得勝利，讓日本俯首稱臣，向中國無條件投降。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約有500萬英勇將士為國捐軀，超過3000萬無辜人民流血犧牲，大量財產與文物被日本搶奪、破壞。日本戰後又非法占有了沖繩群島。

日本於竊據台灣時期，對台灣各種資源的掠奪與破壞為害至今，日本投降後又有為數不少的日本人改了漢姓留在台灣，並保留了所搜刮到的台灣财產，七八十年下來，這些人想必不少。

另外，日本在韓戰、越戰期間提供美國軍需與器材，又成為美國大兵休憩所在地，使日本累積了鉅額資本。當然日本人很勤勞，這些都讓日本在戰後的經濟與外貿得到快速成長，一度是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不過，因它一度對在日本駐守軍隊的美國說NO ，結果被一紙「廣場協議」打得外貿大幅度下滑，使其經濟成長幾乎停頓，長期陷落在所謂「失落的數十年」裡無以自拔，說此乃「天網恢恢」亦不為過。

日本投降後，由美國大軍進駐把守，美國如今在日本的主要軍事基地與軍港超過200個，日本因而成為一個附庸國家，至今猶未能得翻身，可謂咎由自取。

中國古語說 「天作孽猶可存，自作孽不可活」，西方古語也謂「上帝要消滅一個國家民族，會先讓它瘋狂」，如今日本又要狐假虎威，重整軍備，妄想在亞洲四處挑釁，難道它是忘了歷史教訓了嗎？ 這怎不令人為日本人民捏把冷汗。

（作者係旅美航天工程師）

台灣光復已近80年，台灣史學界從無到有，經歷了1950年代學術封閉與文化沙漠時代，60年代島內要求開放的呼聲，帶動了學術文化逐漸解嚴；先是開放1949年前大陸學者的著作，接著是西方與日本新史學的輸入。隨者1987年解嚴，大陸學者的著作大量湧入，台灣史學界與世界史學潮流接軌。尤其年鑑學派運用文化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典範，頗影響台灣明史研究的走向。

光復初期台灣在戰火劫餘之初百廢待舉。由於日據時期台灣唯一大學―台北帝國大學的史學科不收台灣人，史學界除少數日本教授外並無台灣學者。台灣的史學教研全靠大陸來台的歷史學者如夏德儀、沈剛伯、劉崇鋐、徐子明、郭廷以、李宗侗、姚從吾、方豪、張貴永等，加上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本土學者楊雲萍、陳荊和等，從零做起。首先成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後來陸續成立的台灣師大、政治大學、成功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暨南大學等大學的歷史系，都是請台大歷史系的教授協助創辦。台灣史學界的另一源頭是隨國府遷台，座落在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至於史學界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則是1950年代初台大創辦的《文史哲學報》及史語所復刊的《史語所集刊》，但這二學報基本上只收內稿，一般學者發表的學術期刊，則是《大陸雜誌》，因它園地公開，又是半月刊，作者與讀者較多，影響較大。

封閉的1950年代

1950年代國府遷台初期風雨飄搖，在恐共的氛圍中，對文化思想學術採高壓與封閉政策，將未隨國府來台學者的著作，尤其是批判社會的三十年代文學一律禁錮，不得持有與閱讀，否則就有牢獄之災。在明史論著方面，1949年以前批判明代黑暗面的史著，如吳晗的《朱元璋傳》、李文治的《晚明民變》、丁易的《明代特務政治》等均不再流通。當時台灣文史界幾乎無書可讀，人稱為「文化沙漠」。

大學上明史課，只能用孟森在北京大學用的老講義《明代史》，教學與研究範圍只限於政治史與史料考證。由於史料考證不涉思想與政治，比較安全而大為盛行，頗有清代文字獄威脅下的考證學風，意外地促成台灣史學界注重考證的篤實傳統。

1960-70年代逐漸解禁

1960年代中期，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出入境的人流、物流量加大，封閉的局面勢必無法維持。歐美日留學生回國漸多，尤其美國留學歸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帶回美國流行的理論與治學方法，對台灣學術文化界來說好似荒漠甘泉，人人搶讀，影響很大。當時美國史學界正流行史學社會科學化，這些歸國學者創辦的《思與言》與《食貨月刊》，介紹西方流行的史學及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為史學工作者所必讀。從此台灣史學界開始打破封閉局面，而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史學傳統接軌。

一、書刊解禁：文史界內部要求解禁的呼聲愈來愈強，最初有些出版社選擇一些較無忌諱的書刊，將作者姓名隱藏，改用本局編輯部發行。1965年李敖策劃出版《文星集刊》，有系統地刊印1949年前的大陸書籍，大為轟動，供不應求；於是其他出版社相繼跟進，如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人人文庫》，將1949年前大陸書刊，將作者改名發行，如陳寅恪改為「陳恪」，周予同改為「周大同」。1972年，連受忌諱甚深的吳晗《朱元璋傳》也以春晗之名，在坊間書肆祕密流通；甚至禁書丁易《明代特務政治》也因影射國民黨特務統治，而大受異議分子喜愛，而冒險印製在地下流通。當時學者與一般讀者求知若渴，市場需求殷切，在民間不斷挑戰下，禁書的高牆逐漸倒下；後來連讓人會有支持中共聯想的李自成、張獻忠研究―李文治《晚明民變》，也由食貨月刊社出版，至此1949年大陸出版書刊完全開禁。

同時，1960年代的美國，為適應中共崛起的東亞新局面，需要培養「中國通」，而於各大學成立東亞研究系所，大學圖書館也添置大量中國文史書刊。台灣出版社競相影印古書及1949年前大陸出版的學術期刊，外銷美國，賺取外匯。1950年代封閉的局面逐漸打開，台灣史學界從此與1949年切斷的中國學術傳統接軌。

二、日本史學的影響：離台灣最近的日本，由於日據台灣的後殖民地經驗情結，是台灣學生留學的另一重要求學地區。日本留學生回國，除帶回日本學者的篤實學風外，也帶回日本學者關心中國史的論題及論述的方式，影響台灣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方向。為研讀日本學者的作品，日文幾乎成為所有史研所研究生的必修外國語文。在日本東洋史學界主流的社會史與經濟史研究，從農業、手工業、商業到鄉紳、地域社會及農民暴動相關論題，深深影響台灣的明史學界，甚至連論著題目的訂定風格也大受影響。

戰前日本史學界為吸取外來政權統治中原的歷史教訓，對「異民族」統治中國的「征服王朝」的歷史較為關注，對漢民族建立的明朝歷史較不注意。但戰後日本學界深切檢討，主張不能再以停滯論看待中國歷史。戰後，西嶋定生對江南棉紡織業的研究就發掘出其先進的一面，開啟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他們注重工商業中的手工工廠與批發商制及商業資本的研究，其論題與論點幾乎與大陸學者討論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完全同調；於是中日兩地學者有了對話的著力點。日本學者常引用大陸學者的論著，台灣學者則透過日本學者的著作，得以間接接觸大陸學者的著作。

三、中國大陸史學的傳入：大陸學者關於明清史的論著，尤其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相關論著，開始經由出國或外國朋友以夾帶的方式攜回，私下在學者間流傳。也因為物以稀為貴，當時閱讀這些珍貴的「禁書」，幾乎是「頂禮膜拜」，毫無批判地接受。

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

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政府專力於經濟建設，在文化方面的控制逐漸鬆動；戒嚴時期的學術文化監控政策也就逐漸非正式地開放。1980年代中期，大陸學者的著作或從香港流入，或為台灣出版社盜印，以繁體字重新排版在坊間書攤出售，甚至大學校園附近地攤開始出售大陸出版品。尤其1987年7月15日解嚴後，兩岸學術交流之門漸開，不僅坊間出現專賣大陸書刊的書店，而且大學圖書館也開始以「限制閱讀」的方式典藏大陸書籍。但實際上被「限制閱讀」的書籍並未以專櫃典藏，而與一般書籍並列於書架上；「限制」的規定如同虛設。

1999年教育部更撥專款給各大學添購大陸期刊，圖書館開始全面大量添置大陸書刊，大陸學者的文史論著日愈流行。而1990年代後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與電子資料庫《中國期刊網》的引進，更方便學者參考，過去最難取得的學術期刊論文也可在網上檢索免費下載；遂使得大陸學者論著成為台灣文史界參考書的主流。大陸書刊易於取得，促使台灣學者對大陸史學論著得以平常心視之，而能持較客觀態度，甚至以批判態度對待；從此兩岸學術交流漸漸走上正常軌道。

兩岸明史學界互動交流

最初經由香港或美國、日本，兩岸學者進行交流，尤其1985年香港大學趙令揚教授主辦的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是大規模交流的開始，許多明史研究同道從此建立長期友好關係。解嚴後，台灣學者除受邀參加大陸舉辦的學術會議外，「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也經常組團參加大陸明史研究會舉辦的研討會。1992年起，台灣開始邀請大陸學者來台參加明代研究的學術會議，明代研究會於1996年舉辦第一屆兩岸明史研討會，主題為政治學術史與社會經濟史的結合，以及地域社會研究的社會經濟史新取徑。1998年舉辦第二屆，主題為「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第三屆於2007年召開，主題為「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大陸學者到各大學歷史系教書、講學，如韋慶遠、馮爾康、張德信、陳支平、陳春聲、劉志偉、鄭振滿、范金民、夏維中、常建華、鈔曉鴻、錢茂偉、曹樹基、方志遠、張建民、陳鋒、卞利、陳寶良、莊國土等，其他來台短期訪問與參加學術會議的大陸學者更多。大陸各大學也邀請台灣明史學者去講學，或做演講或任客座教授，甚至任專任教授，如徐泓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邱澎生在上海交通大學、邱仲麟在山西大學、吳大昕在東北師大、陳啟鐘在閩南師大和龍岩學院、尤淑君在浙江大學、許富翔在吉林師大、劉伊芳在閩南師大、林秀姿在集美大學、吳彥儒在廣州華南商學院文學院等。

各大學紛紛選送研究生赴大陸接受專家指導、參加學術會議、收集資料或田野調查，對其論文寫作起了很好的作用。而大陸學者不少專書如傅衣凌、楊國楨、陳支平的《明史新編》就由雲龍出版社出版，不少學校採用為明史課程教科書。又如文津出版社的《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謝貴安《明實錄研究》）等。近年來台灣學者的專著與論文在大陸發表的也愈來愈多，有的收錄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台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有的在大學出版社和著名出版社出版，如徐泓〈《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編撰水平〉、《清代台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含明代）》、《明清社會史論集》和徐泓譯注，何炳棣著：《明清社會史論》；于志嘉《衛所、軍戶與軍役 ：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 》； 巫仁恕《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和《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邱仲麟與大陸學者安介生合編《邊界、邊地與邊民―明清時期北方邊塞地區部族分布與地理生態基礎研究》；邱澎生《蘇州商人團體與清代社會變遷》等。 

兩岸明史學者共同關心的研究主題。1979年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又經歷1980年代的文化熱，開放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出國講學交流及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引進外國學術著作。尤其1990年代後積極開放，大陸史學工作者的關心論題及解釋理論也大受境外影響，其論述方式日益接近世界其他地區學者。於是台灣的史學工作者不再只是參考大陸學者的著作，而是開展正常交流，並在論著中與大陸學者對話。近年來，兩岸明代研究學者發表的論文與專書，顯現許多共同關心的研究主題，如閩南歷史文化、資本主義萌芽到大分岔、江南市鎮、華南宗族、明初大移民、城市生活與文化、消費文化、法制等。陳支平與徐泓合編《閩南文化叢書》14種，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台灣明代史學界盛況

近20多年來，各大學歷史系與中研院引進青年學者投入明清史教學，除政治、經濟史外，近年又轉向社會與文化，各校增設地域社會、社會文化史方面的課程，而過去史學工作者較不注意的文人生活涉及的小說、文集史料及民間文獻、審判資料，卻成為學者研讀史料的主流。中研院也聘用許多優秀學者，並以研究助理與博士後的機制培養青年學子，組織跨機構的研究群，如「明清文化中的情、欲與禮教」和「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大力推動明清史研究；並與各大學合作利用電腦科技，建置資料庫與教學研究平台。

推動明代研究的學術團體，主要是「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和中研院的「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前者定期舉辦讀書會、演講會及新秀論文發表會，編印《明代研究》半年刊，至今已出版41期，是THCI核心期刊。該刊發表的明代研究論文頗能顯示明代研究的主流趨勢，最近還舉辦兩次反思明代研究發展方向的會議，也定期報導台灣明代研究學位文與研究論者，是瞭解台灣明代研究現況的最好途徑。後者於2009年成立，具備人力、物力與圖書設備的優勢，整合院內史語所、近史所、台史所和社科中心的研究人才和資源，進行跨學科的對話，產出許多優秀論著，並定期舉辦國內外學者的演講，定期編印《明清研究通訊》電子期刊，報導島內為主的明代研究動態，至今已出版105期。

台灣的明代研究盛況亦可從國科會獎助的專題研究計畫知之，明清方面的項目約占人文處全部獎助的四成。而近年來獎助明代研究的計畫，多屬社會史、文化史、城市生活史與醫療史的範圍，以2018年為例，獲得科技部（國科會）資助的明代研究項目共28項：文學15項，史學9項，哲學3項，藝術1項，研究項目多樣化，以歷史學而論，社會史、思想文化史、航海史、宗教史和生活史均有。文學和哲學部分除文學史、思想史外，也有討論園林、出版和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化認同，頗與近年世界史學潮流相合。

台灣明代史學界面臨挑戰

但在光鮮的成就中，近年來台灣明代研究實則隱含危機。自從2018年政府大砍軍公教退休人員退休金，本是書市消費主力的軍公教人員不再買書，書市蕭條，出版社不願出版曲高和寡的專書，學術性著作大為減少。以2018年為例，出版明代研究學者專書只有15本，其中首次出版的明史論著只有三種。學術期刊比較不受市場制約，出版的論文數量差強人意，但也反映文學、史學、哲學、藝術文物學在學界發展也瀕臨危機。

在少子化和經濟窘困的影響下，公私立大學均大量裁減文史哲課時與教師，尤其中國通史和中國現代史由必選改為選修，進而只占通識課程的一小部分，導致歷史教師大量裁減。如當年明清史教師隊伍最強大的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全系教師由16人減至10人，有明清史專長的任學教師也由4人減至1人，教學與研究發展大受打擊。

在台灣攻讀學位要求較嚴格，取得碩士學程至少4年，延長到6年的大有人在；博士費時更久。加上近年來台灣經濟情況不佳，政府投入文教經費大減，而且分配不均，大部分院校尤其是私立院校經費緊縮，裁減教師員額，遂使得研究所畢業的博、碩士生出路受阻，畢業等於失業。許多文史哲研究所瀕臨停止招生的地步，還能招生的院校報到人數也在驟減中。

每年產出的明代研究的博碩士論文數量也大為減少。2018年全台中國文學研究所產出了45篇碩士論文中，明代飲食文化2篇、性別和家庭史4篇、生活史2篇，與傳統制度史或人物史相關的3篇。

尤其，近年來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氛圍大變，各方面都在「去中國化」，不但中學歷史課綱大幅減少中國史的份量，連課名也由中國史改為東亞史。而大學歷史系也開始跟進，已有某國立大學歷史系將必修的基礎課中國通史取消，改授東亞史。如此一來，學生的中國史基礎知識大為薄弱，不但大學本科生進階的明代史教學困難重重，研究生的培養也會更加困難。而且在「去中國化」氛圍中，中國史教研相關的學術活動，爭取資源的機會渺茫，明代學會舉辦《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近30位境外學者，教育部竟然分文不給補助，同時對只邀請一位國外學者的台灣史會議300萬元。最近暨大舉辦兩天的《明清研究的厚植與反思研討會》，也只取得區區7萬元的補助。

今天台灣的明代研究與教學困難如此之大，前途實在堪憂。我們只能自求多福，號召現在崗位上的同道師生艱苦奮鬥，在研究與教學上更加努力，以優良教研成果，爭取更多支持。此外，只能祈求外在環境改變，當政者幡然覺悟改變「去中國化」政策，重新走回復興中華的道路上了。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史籍文獻不乏關於五帝夏商周歷史的敘述，但晚清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對那段歷史的質疑論頗盛行。甲骨文的出土明確了商代的史證，近年來夏代時期的考古工作也成果豐碩，展示在位於洛陽市偃師區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中。

文獻上的夏代

史書對夏代歷史敘述如下：

1.大禹治水，劃定九州，九州（即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的領域和山川形勢，在《史記－夏本紀》中有詳細的敘述。

2.禹都陽城：《史記－夏本紀》記載，「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是說舜要禪讓給禹，禹意讓予舜的兒子商均，而避居陽城，但諸侯歸心禹，禹遂即位，國號「夏后」，姓姒氏。

3.禹會塗山：《左傳－哀公七年》記載：「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為國。」玉、帛是先秦禮制中敬獻給神靈和尊崇者的禮物。

4.禹征三苗：《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5.鈞台之享：《左傳－昭公四年》記載「夏啟有鈞台之享」，說是禹在會稽去世後，他的兒子啟自取王位，改禪讓為世襲，並在陽翟（今河南禹州市）築鈞台以會諸侯，從而確立了他的天下共主地位。鈞台之享標誌夏朝的開始。

6.后羿代夏：《左傳－襄公四年》記載，「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離騷》也提及太康盤於游田，不恤民事，導致國家衰弱。東夷有窮氏后羿原居於鉏（今河南滑縣），後來西遷於窮石（今洛陽），並且進入到夏的統治階層，贏得太康的信任，最終太康政權旁落，被后羿逐出朝廷，不得返國。

7.夏商更迭：《史記－殷本紀》的記載，「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有夏一代，歷14世17王，400多年。夏自孔甲開始衰落。夏的興衰，和東夷族密切相關，既有會盟通婚之好，也有殺伐之惡。夏的命運繫於夷人進退東西之勢，期間幾度遷都、興衰都和東夷密切相關。商湯也因與東夷結下景亳之盟，最終在鳴條之戰，打敗夏桀，代夏為商。

二里頭遺址發現

1959年，考古學家徐旭生前往豫西晉南，調查夏墟，發現並考察了王城崗、石羊關、谷水河、閻砦、二里頭等主要遺址。徐旭生認為「在當時，二里頭遺址實為一大都會」。這一觀點決定了此後20年夏文化的探索方向，並開啟了二里頭、王城崗等遺址的發掘。

1962年，徐旭生等專家認為，二里頭晚期文化層相當於商湯建都的階段，是夏代晚期的遺存。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逐步清晰起來。徐旭生是通過田野考古來探索夏文化的首創者。

考古上的夏代

與文獻上的夏代的相當時期，距今4000年前，有長江流域的後石家河文化遺址，淮河流域的禹會村遺址，黃河流域的王城崗、瓦店、古城寨，新砦、二裡頭和屍鄉溝等遺址。青海柳灣、長寧遺址等地發現的洪水遺跡，說明當時的洪水不僅存在於二里頭周圍，且波及至整個黃河流域。

2002-2005年間，登封市告城鎮八方村東側的王城崗發現三座龍山文化晚期的城址，面積達34.8萬平方米。城址東側發現有戰國時期的陽城遺址，帶有「陽城」戳記的陶器。王城崗城址被認定就是禹都陽城。

地處江漢平原的三苗集團都邑性遺址的石家河古城衰落後，繼之而起的後石家河文化面貌產生突變，應是與南漸的中原王灣三期文化交融的結果。這個變化應是「禹征三苗」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文化上的具體表現。江漢地區的文化也隨之進入中原，為二里頭文化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經1983年以來的發掘證實，偃師商城是一座商代早期二里崗文化時期的遺址，史稱「西亳」，始建年代約西元前1600-1550年間。偃師商城距二里頭遺址僅6公里，其崛起時間與二里頭遺址第四期晚段年代相當，兩座都城的興廢標誌著夏商文化的分界，見證了夏商更替的史實。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禮器和儀仗類的牙璋、璧戚、圭、琮、戈、鉞、刀、柄形和鈴舌等，裝飾品類的圓箍形器、環、墜飾、尖狀飾、管和月牙形器等，顯示王權的儀仗用器，特別是銅、玉禮器尤為凸顯，這些和宮城、大型宮殿建築群的出現大抵同步。這些說明來自東方大汶口的龍山文化、南方後石家河文化和西北的陶寺、石峁文化在二里頭遺址完成整合。

夏商周的斷代工程

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上有多種刻紋，只是未見到可識別的文字。有鑒於中國古史有確切年代記載只能上溯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始年，即西周的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國家在1990年代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以證實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三代具體年代，為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及早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目前，可確定的時間是夏約西元前2070至前1600年、商前期至盤庚遷殷前約前1600至前1300年，商後期至紂前1300至前1046年，西周前1046至前771年。

出土的甲骨文顯示，商王世代和《史記－殷本紀》所記載的高度一致，可證明《史記》所述的夏商前的歷史應有其本。近年河姆渡、良渚、陶寺、石峁、三星堆的重大考古成果，正揭示出中華早期多元一體文明的起源。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退休教授）

1977年暑假，筆者首次到北京，就應邀在文化部大禮堂做有關台灣問題的報告，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兩岸能否統一、何時統一。筆者當時回答說，祖國統一是必然的，但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最重要的就是社會民生問題。

當時中國的個體經營還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必須予以割除，但台灣有成千上萬的攤販，如果予以割除，就會危及其生計，必然會遭到頑強的抵抗，因此必須表明，統一後，台灣的經濟體制將會保留。另外，台灣實行地方自治，有各種各樣的地方選舉，也必須予以保留。

1981年「葉九條」發表前，筆者受國務院邀請回國，在北京鐵獅子胡同孫中山先生的故居，與日後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的骨幹，進行了一個星期的交流討論。當時筆者提出了幾點看法：(1)與國民黨對等談判，理由是國民黨是執政黨，同時其黨員85%為台籍；(2)統一後，台灣應改為特別行政區，給予台灣高度自治，大陸不派官員到台灣，一切由台灣同胞自己拿主意。

同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簡稱「 葉九條」）的劃時代文件。之後在這個基礎上，鄧小平總結為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葉九條」 中的第6條言「台灣地方財政遇困難時，可以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治台《一綱四目》中的一條，原本是一番好意，卻遭到台灣當局諷刺「大陸那麼窮，哪有可能做到？」

「一國兩制」 本是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但始終被台灣當局汙名化，因此在台灣鮮少有人就此議題公開討論。但在香港、澳門，尤其是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煥發了極大活力，取得了輝煌成果。為此，習近平在2019年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之際，鄭重倡議「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並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的共同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習近平的倡議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指明了道路。筆者認為，應盡快創造條件，召開兩岸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1949年成立前，曾召開各政黨的政治協商會議。台灣應盡快凝聚社會共識，讓「國家統一委員會」重新運作，恢復《國統綱領》、矯正錯誤的歷史課綱、停止「去中國化」的政策措施；大陸方面則可停止軍事演習威懾「台獨」。

大陸應積極推薦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事務，中國外交部港澳台司可考慮任用台灣人士，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也可考慮聘請台灣人士擔任顧問，台籍人士更應該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擔任代表及委員。

習近平表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兩岸雙方應該本著對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凝聚智慧，發揮創意，聚同化異，爭取早日解決政治對立，實現台海持久和平，達成國家統一願景，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在祥和、安寧、繁榮、尊嚴的共同家園中生活成長。

（作者係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名譽會長）

筆者曾提出將中央－地方單一制、社會主義民族自治制度、港澳一國兩制及台灣統一方案四者，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多體制的「四重聯盟」。

近年來國際形勢快速變異發展，民主制度面對由內而外的各種新挑戰，包括民粹主義對美國與歐洲大陸的衝擊，導致川普重新上台；歐盟各國領導人也不斷換血、迎接新挑戰；新興民主國家內部也出現「非自由民主」、「民選的獨裁」與「民選式威權」等特殊的制度變貌。台灣2024年5月後的治理型態則是「雙重少數執政」與「行政權-立法權零和對抗」，造成政治對立與行政怠惰。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重新反思中國統一與兩岸統合方案，應思考以下各項課題。

第一、中國統一方案必須衡量歷史傳承、兩岸情勢與中國自身的發展條件與文化底蘊，選擇一套符合「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建構。此外，當前許多經歷民主改革與政治轉型的非西方國家，在憲政體制的變革過程中，承受著不斷挫敗的沈痛教訓，也應引以為鑑。

第二、民主與民粹乃一線之隔，美國目前正陷入民粹主義與反智陷阱中，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建制風潮」，甚至否定過去的民主論述，改由領導人憑個人直覺與隨機智慧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台灣同樣因民粹與反智而陷入空前的困境，憲政主義、分權制衡的自由民主機制備受挑戰，而制度主義的韌性也面臨艱鉅考驗。

第三、在制度選擇上，學術界與實務界已有例證認定，美國式的「總統制」對民主與法治不利。同樣的，在實施「半總統制」的經驗中，無論是法國的「左右共治」、烏克蘭的「府會對立」，乃至台灣的「少數全拿」，都對民主穩定、權責相符、治理績效造成負面影響。基於此，在憲政體制的規劃與改革任務上，必須依據自身條件與實踐經驗做細緻的檢討，進而尋思最符合當前需要的政治制度。

第四、在反腐倡廉與改善吏治方面，兩岸發展的方向逐漸趨同。大陸成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與台灣的監察院任務相符、職權相當，但二者實施成效卻有落差。台灣政黨酬庸風氣濃厚，過度重視「政治正確」，用人唯親，而非選用賢能，結果朋黨之治與裙帶關係取代了賢能政治的考量。美式民主體制經常出現的分贓制至今仍然猖獗。兩岸應以此為戒，整肅貪瀆，重建廉能之治。

第五、在各國統合的經驗上，無論是南北越、東西德、加拿大魁北克、芬蘭歐蘭群島或丹麥格陵蘭島等，在邁向統一的道路中有各自不同的歷史背景、制度安排與適應過程，值得參考反思。但對兩岸而言，以下基本原則必須重視：

（一）應堅持單一制原則，而非採取聯邦制或邦聯制。1995年依據「代頓協議」（Dayton Agreement）建立的「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就是「協商民主體制」失敗的例證。

（二）應保留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和五院制度。此制度已實施近一個世紀之久，有其客觀的實踐價值與象徵意義。

（三）新台幣、軍隊、對外關係等制度安排應透過兩岸民主協商擬定方案，逐步予以落實。

（四）在兩岸政治協商過程中，應廣納各界民意代表、政黨與社團參與，但不應有國際勢力與外國人士介入。這不僅牽涉國格問題，也是兩岸統合的基本原則。

（作者係中流基金會董事長）

兩岸關係隨著中美博弈激化，尤其是川普政府上台後不可預測性大增，更顯得撲朔迷離。加上民進黨無法接受「兩岸一中」，繼續拉高「抗中保台」基調，導致台海緊張風險疊加。

不過，中國大陸迄今未放棄「和平統一」的主軸，對於和統下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存有希望，因此台灣民眾不必用有色眼光看待「兩制」台灣方案，而應改用盤活「兩岸」存量、培育「兩制」增量、提升「統一」質量，來看待「兩制」台灣方案，思考台灣前途、尋求台灣最大利益。

台灣方案的「盤活兩岸存量」就是強化「五個充分」，也就是「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的利益和感情；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培育兩制增量」是和平統一後，台灣經濟將以大陸市場為廣闊腹地，發展空間更大，台灣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而且台灣永保太平，民眾安居樂業；有台灣與大陸合作為依靠，台灣民眾的民生福祉會更好，發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杆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台灣不需增加國防預算高達GDP的10％，繳交幾乎等於現有總預算額度的保護費，看著「護國神山」高科技產業被搬離台灣，而且委曲地將自己推到中美衝突的前線。

至於「提升統一質量」，可從大陸現階段希望爭取台灣民心的「兩岸融合發展」談起，因為融合發展就是「一加一大於二」，兩岸統一的價值也是如此。大陸主張兩岸融合發展既要著眼大局大勢，又要注重落實落細；要加強兩岸交流合作，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把工作做到廣大台灣民眾的心裡，增進台灣民眾對民族、對國家的認知和感情。

同時，兩岸融合發展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對於台灣民眾一視同仁，像為大陸百姓服務那樣造福台灣民眾；要把這些措施落實到位，還要聽取台灣民眾的呼聲，研究還可以推出哪些惠台利民的政策措施，只要能做到的，都要盡力去做。這些正是提升兩岸統一品質與數量的作法，體現中國人幫助中國人的真諦。

若想讓兩岸和平發展走向制度化安排的下一步進程，可探索在一個國家尋求統一的前提下，借鑒「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後功能主義」（Post-Functionalism）的理論思維，從經濟到政治層面，逐漸消弭阻礙，有序地進行整合，積累社會精英與普羅大眾在推進過程中的獲益。換言之，在凝聚愈來愈大的支持與認同進程中，可從「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政治同盟」（Political Union），到達政治經濟乃至社會及文化等統一，亦即兩岸完全統一，共創兩岸人民的美好生活。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灣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2024年9月29日，我在訪問抗戰老兵唐藩松時意外得知，他自17歲離家後一直未曾回過故鄉，心頭有萬千思緒揮之不去。於是決定幫他完成這個82年的心願。一個月的時間裡，辦好所有返鄉手續，踏上全程陪同其六天五夜「百歲老兵尋根祭祖」行程。

唐藩松返鄉消息轟動了湖南瀏陽，包括湖南衛視、瀏陽電視台等近30家大陸媒體，都報導了「台灣百歲老兵尋根祭祖」活動。

漫長人生，遙望家鄉青山

唐藩松1925年4月生於瀏陽縣北星橋唐家灣，兄弟姐妹共12人，他排行第11。其祖父唐能悠創立私塾，設館課徒，讓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薰陶。1942年，17歲的唐藩松投筆從戎，編入國民革命軍37軍60師179 團，這個團前身是上海抗日勁旅19路軍改編，後一直在湖南與日軍周旋。

1944年秋天日軍南侵，爆發了「長衡會戰」，唐藩松隨隊參加常寧狙擊戰，與日軍奮戰一個月之久，後涉河突圍脫險。1945年10月部隊改隸為第99軍60師；次年7月又整編為第69師60旅，12月在蘇北宿遷縣峰山等地區被共產黨軍隊打敗，師長戴之奇自戕，唐藩松在突圍時褲管被打兩個洞，幸未傷及皮肉。1947年5月第60旅整編第75師，12月又整編第51師41旅。1948年8月1日，唐藩松奉調師部直屬工兵營，擔任中尉書記。次年4月，工兵營被撤銷，與部隊失去聯絡，遂與幾位同袍輾轉逃到衡陽，剛好99軍在衡陽招收失散官兵，唐藩松拿著經歷證件前往報到，被編入該92師275團2營擔任中尉書記。隨後跟著部隊到台灣。

1951年7月1日，政幹班改制為「政工幹部學校」，唐藩松任該校第一大隊書記，同年8月1日奉調陸軍供應司令部經理署人事室少校參謀；1961年奉調司令部人事編訓處；1964年調兵工署任中校行政參謀官；1965年又調回經理署任中校人事參謀官。1972年6月1日以中校軍階自願退伍，一個月後受雇中山科學研究院第一研究所，1988年12月該所改制為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1990年65歲屆齡退休，因無兒無女，居住在軍人退伍宿舍。

尋親啟事引發熱心回應

1980年代，唐藩松與家鄉侄子有過短暫的書信往來，寄回幾筆錢讓侄兒修繕祖父祖母及父母墳墓。後來搬家時將家鄉通信地址弄丟了，對親人的樣貌和對故土的懷念，只能埋在心裡。漫長的82年中，他對「回家」二字心中滿是忐忑。

我問他想不想回家時，他慌張地搖手：「算了，當個野鬼算了。」為了不讓老人留有遺憾，我在微信朋友圈裡發出「百歲老兵唐藩松先生尋根祭祖」啟事，詳細介紹了他的名字（字華曜）、出生年月、籍貫、家族成員等資訊，迅速引起眾多熱心朋友的回應和轉發，很快就幫他找到大陸的親侄孫。通過查對族譜、確定身分，唐老先生與其兄唐茂松(字華旦)的孫子唐立新進行視頻對話，唐氏晚輩們表示非常歡迎老人回家看看。確認老人的身體狀況後，我著手申請辦理護照、台胞證，訂購機票。2024年10月30日，我開啟了陪同湘籍百歲老兵的返鄉之旅。

當晚7時45分飛機抵達長沙黃花機場，唐茂松的孫女唐放芝、孫子唐立新姐弟倆，以及唐家其他親人手捧鮮花前來迎接。9點40分親人們將老人迎回家鄉鎮頭鎮，酒店扯出「熱烈歡迎唐藩松爺爺回家探親」的橫幅，好幾束瀏陽煙花在前坪如箭一樣衝向空中，如火樹銀花喜迎親人歸來。

唐氏嫡親兄弟姊妹後代百多位後人從四面八方趕來，輪番和老人握手認親。「回家了，真的很高興」，嘴上一直念叨著的唐老先生臉上滿是喜悅。在外省工作的侄外孫女施克容特意請假，驅車近千公里趕回家。她說：「老人家一百歲了還能從台灣回來，我在深圳有什麼理由不回？」白髮老奶奶楊耀蓮（唐藩松四姐唐玉珍的女兒）精神煥發，大笑著說：「誰能想到我80多歲了還能有舅舅？」

遊子歸鄉，祭拜祖先

次日清晨，唐老先生從酒店出發，前往父母和爺爺奶奶墓前祭拜。早在入伍前，他的父母已離世。祭文道：「爸爸！自您於1941年辭世至今已近83年。臨終之日兒外出廣西，未能隨侍在側，親視含殮，撫棺致哀，不孝至極，終生莫贖…」。不顧年事已高，他在父母墳前來了一個顫顫巍巍的跪拜，並放聲大哭，惹得旁人紛紛側身掩淚。

當日中午從路口通往唐立新家的小路兩旁張燈結綵，高高拱門上掛著「熱烈歡迎唐藩松爺爺回家」，寫滿祝福語的氣球將氛圍烘托到了極點。在鞭炮聲中，親人們隆重迎回了這位離家82年的遊子。午餐過後，唐老先生特意去看望久病臥床的94歲堂弟唐蒼松(字華晤)。分別那年他17歲，堂弟12歲，相似的容顏，血濃於水的親情讓兩兄弟緊握的手久久不願鬆開。

11月1日上午，家族宗親將唐老先生帶到小時候的老屋。老屋雖已拆除，但房子周圍原先有幾口池塘、水井在什麼地方，他都能清晰地指認。午時回到唐立新家，路口拱門上的字換成了「熱烈慶祝唐藩松爺爺百歲壽誕」，數十條祝福彩幅在風中飄揚，晚輩們特意為他提早準備了壽宴，施克容還為他買了一套喜慶唐裝。院子裡擺著一個十層高的大蛋糕，最上層是個百歲壽桃。滿桌的瀏陽蒸菜一道又一道被夾到他的碗中，吃的還是從前那個味。

為了歡迎唐老先生回鄉尋親祭祖，當地紀念館館長、民革瀏陽市工委代表送上一條繡有老人名字的夏布圍巾作為禮物，並送他一本《走進瀏陽抗戰老兵》。我的老朋友瀏陽菊花石雕傳承人周賢耀特意雕刻了一方菊花石硯台，贈送給老人作為生日禮物。六世同堂、把酒言歡的盛景，定格在一張張以唐老先生為中心的全家福照片中。

唐人萬壽園給老戰友獻花

11月2日，陪同唐老先生來到「長沙唐人萬壽園」抗戰主題陵園，祭奠抗戰英烈。陵園內安葬了200餘位抗戰老兵及其家屬，唐老親筆題寫花籃綬帶：「忠義長存」。這兒有與他同為第37軍的兩位先烈林雲德、吳介凡，唐老先生到他們的墓前敬禮、獻花籃，嘴上說：「親愛的老戰友，我來看你們了，你們的付出大家不會忘記。」他希望自己將來也可以在抗戰主題陵園「歸隊」，他的五哥唐中勝犧牲在江西抗日戰場，「希望哥哥的遺骸也能葬到這裡，以後永遠在一起。」

11月3日上午9時，我陪唐老先生來到「抗戰老兵遺物博物館(籌)」參觀，創辦人孫春龍向他講解：一封家書、一顆彈頭、一枚勳章、兩塊銀元、一件血衣、一支鋼筆，這兒通過收集和展示抗戰老兵們的紀念物，記錄抗戰歷史，傳承抗戰精神。

當天上午11時，我陪唐老先生看望在長沙37軍60師的老戰友羅華松。他們共同回憶了當年的軍營生活，當回憶到長沙「文夕大火」時，他倆背誦了當時流傳的一副對聯：「治績云何，兩大方案一把火；中心何忍，三個人頭萬古冤」，橫批是「張惶失措」。這副藏頭聯宣洩了輿論對張治中推卸「文夕大火」責任和對大火案審結的不滿。兩位抗戰老兵緊緊握住對方的雙手，讓見證這一場景的志願者非常動容。

下午，唐老先生參觀了「杜甫江閣」和「天心閣」。抗日戰爭圖書館、抗日戰爭紀念網和長沙市抗戰文化研究會，向唐藩松贈送了抗戰勝利純銀紀念幣，並為他製作手模和採集手印。「湖南老兵之家」唐梅清代表湖南唐氏宗親，贈送他一套《中華唐氏通譜•湖南卷》。

離開長沙前夜，唐老先生寫下「探親感言」，書寫工謹，家國胸懷與民族氣節皆躍於字裡行間。

11月4日清晨，長沙黃花機場內(登機前)，唐放芝為唐老先生點了一碗「長沙米粉」，細心地服侍著老人吃下，貼在老人耳邊說「明年您一定還要回來！」當老人坐上輪椅，被空服小姐推進安檢的那一刻，唐放芝放聲大哭。唐老先生揮手告別時說了「後會有期」，想必心中充滿無盡的酸楚，這一走將「君問歸期未有期」。當天下午4:30，我們平安抵達桃園機場，晚上7點我把老人平安送到家。

（作者係《湖南文獻》秘書兼編委）

現在台灣旅客前往英國旅行十分便利，但大多數人恐怕都不曉得，30多年前促成台灣通航英國的功臣是當時的駐英代表戴瑞明。戴瑞明2024年底出版了回憶錄，揭露當年與英國談判通航的秘辛。

1980年代台灣經濟實力漸增，台灣與英國的貿易量超過香港、大陸之和，台灣赴英留學與旅遊的人數大增，英航認為有利可圖，透過英國國會議員遊說駐英代表處介入協調。1991年華航及長榮航空與英航談判，但始終沒有進展。

高齡近90的戴瑞明說，英國運輸部1990年4月同意英航及維金航空載運客貨班機自香港延伸到台北。華航早在1988年即與英航取得飛航協議，但大陸反對漆有國旗的華航飛倫敦，華航不肯讓，長榮也難有著力點。

台英通航事涉政治敏感

戴瑞明回憶，英方顧慮1997年香港回歸前開闢倫敦－台北直航會橫生枝節。他在1991年5月與華航、長榮代表和英航談判時，華航主張英航先與華航交換航權，長榮與英國交通部及英航談判時也持同樣論點。戴瑞明隨後拜託英國國會議員及執政的保守黨兩位副主席議員艾諾德爵士（Sir Thomas Arnold MP）與史佩綬爵士（Sir James Spicer MP），遊說英國運輸部、外務部及貿工部採取行動。保守黨議員穆爾（The RT. Hon John Moore MP）曾任運輸部長，在幕後幫了大忙，他曾訪問台灣，知道台灣的經貿實力，認為台英通航有利可圖。

戴瑞明與英國交通部、貿易工業部、英航溝通後，發現英方想法與華航南轅北轍。英方主張法、德兩大國先與台灣通航，大陸或許會勉強同意英航經香港飛台北，這代表英國十分顧忌北京的壓力。戴瑞明判斷英航迫切希望通航，只是有所顧忌，就改弦更張，建議英方與北京溝通後再來與台灣談判。不久後，英國外務部遠東司司長戴維斯親訪北京，與大陸當局就此事溝通。

戴瑞明隨即與時任交通部長的簡又新溝通，二人都認為台灣飛英航線應保留多家指定，這可以使華航有營運機會；先設法達成我方與英國的協議，再決定何時直航，至於如何對外宣布由駐英代表處與英國交通部、外務部等部會磋商。

爭取業者權益多家指定

戴瑞明表示，戴維斯訪問北京後，北京向英方表明，不得由英航和華航交換航權。由於當時與英、法航權談判，是以爭取多家指定為原則，受班次與容量的限制，通航初期採分配航線方式，長榮選擇了英國，華航則選擇法國。後為顧及英國立場，由長榮直接與英航就航權談判，英航則設立子公司「英亞航」（British Asia Airways），推動雙方交換航權，至此台英航線終於出現曙光。

1991年12月6日，戴瑞明與英國運輸部國際航空署司長費爾德（Michael Fielder）及主管科長布萊步女士（MS Frances Blaber）餐敘晤談通航。費爾德告訴戴瑞明，談判航權由英航與外國航空公司談判，取得協議後，雙方航空公司會向對方民航局申請飛航營運許可，獲准後即可開航，當時外務部受香港問題困擾，希望我方低調處理。英方同意我方多家指定，但不同意有官方色彩。

1992年1月26日，長榮航空與英航再次就技術問題交換意見。為避免引起大陸關切，4月15日的第二次會談在維也納舉行。我方由交通部民航局企畫組組長沈運曾與航政司、外交部條法司、長榮航空組成代表團，與英航會談。

保持彈性確保簽約順利

戴瑞明指出，沈運曾代表台北市航空運輸商業同業公會（下稱航空公會），與英航政府暨商務部門主管艾勃頓簽署會談紀錄，完成通航協定草簽。雙方同意多家航空公司營運航線。每周由倫敦或曼徹斯特飛至台北或高雄，各飛三個班次。通航草約簽訂後，英方發現航空公會有政府機構的性質，不同意英航與公會簽約。我方被迫撤回有關政府以公會名義談判航約的記錄文字，改以公會「會員」授權公會代表「全體會員」與英航簽約，以符合公會為民間機構的性質。

1992年7月13日，航空公會理事長烏鉞與英航代表艾勃頓簽署通航協定，同英航準備10月26日開航，長榮12月2日開航。不料，好事多磨，就在此時韓國與台斷交，台韓自同年9月15日斷航。北京表示台英通航牽涉國家主權，絕非單純商業關係的民間交易行為。同年10月27日，戴瑞明找長榮研商，決定先由長榮直飛英國。他再找費爾德商量，費爾德告訴他，英國政府會在短期內核發營運許可，並決定由「英亞航」從倫敦經香港飛台北。

避免政治話題低調通航

1992年底台灣正舉行第二屆立委選舉，為避免成為政治話題，影響通航，戴瑞明希望英方在選後宣布通航。1993年1月22日下午3點（台北為當天晚間11點），英方宣布英亞航與長榮航空1993年3月通航。英國政府聲明，該航線是由英亞航與航空公會簽定，英亞航與長榮飛機都不會有國旗及戴有官方意涵的標幟。為了降低敏感，台灣外交部1月27日才發表通航聲明。戴瑞明說，台英通航為台灣與法國、德國通航起了示範作用，之後不到一年時間，台灣完成打通西歐大國的航線。

1993年3月29日下午6點30分，長榮航空第061次班機搭載179位旅客，經曼谷、維也納首航倫敦，3月30日上午抵達倫敦蓋威克機場。3月29日晚上10點，英亞航班機搭載239位旅客經香港首航台北，於30日下午1點25分抵達桃園機場，完成台英首航互飛。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2024年12月27日，中國076型兩棲攻擊艦（Type 076 amphibious assault ship）―四川號（舷號31）下水，頓時成為全球最受矚目的軍事焦點。事實上，在此之前，包括美國智庫在內的中西方軍事專家即很關注該款兩棲攻擊艦，原因在於076型兩棲攻擊艦對中國大陸具有相當重要的科技與軍事意涵。

首先，就科技而言，076型兩棲攻擊艦是中國軍事科技進步神速的重要表徵，其科技進展可從以下三方面論之。

其一，科技創新。不同於中國的075型兩棲攻擊艦，或美國的美利堅級兩棲攻擊(America-class)與黃蜂級兩棲攻擊艦(Wasp-class )，抑或是法國的西北風級兩棲攻擊艦(Classe Mistral)，076型是一款配備電磁彈射器(electromagnetic catapult)的兩棲攻擊艦，故其不只是大陸海軍首款裝配電磁彈射器的兩棲攻擊艦，也是全球首款具有彈射艦載戰鬥機與艦載無人戰鬥機的兩棲攻擊艦，從而顯現出中國研製大型兩棲作戰艦艇的科技創新與趕超美國的重大成就。

其二，作戰功能殊異的雙艦島設計。目前美國的黃蜂級與美利堅級兩棲攻擊艦、法國的西北風級兩棲攻擊艦與中國075型兩棲攻擊艦，均採用單艦島設計，然076型卻是一款採取雙艦島布局的兩棲攻擊艦。如此雙艦島設計，展現出076型是一款既有指揮兩棲作戰能力，且擁有控管航空作戰的兩棲攻擊艦。此外，就076型兩棲攻擊艦的艦島外型觀之，其擁有用一體化綜合桅杆的設計，然此既顯現出076型兩棲攻擊艦雷達電子裝備領先全球同類型戰艦之處，更凸顯出該款兩棲攻擊艦的艦島注重隱身方面的設計。

其三，技術先進的發動機。依據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推估，076型兩棲攻擊艦的艦長約為260公尺，艦寬52公尺，比美國級兩棲攻擊艦(257公尺，艦寬32公尺)更大，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兩棲攻擊艦。然相較於歐美日等先進工業大國，中國大陸是工業後進國家，長期以來發動機技術處於相對落後的狀態。如今，配備兩台燃氣輪機與六台柴油發動機的076型兩棲攻擊艦完工，充分展現出大陸已擁有研製世界最先進船舶發動機的科技實力。

其次，就軍事而論。076型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兩棲攻擊艦，也是全球首款配備電磁彈射器的兩棲攻擊艦，如此軍備不只對中國具有相當深刻的科技意涵，且還擁有極為重大的軍事意涵，可由以下四大面向論之：

第一，兩棲戰力之提升。中國現役075型兩棲攻擊艦的滿載排水量高達4萬噸，據此，該款兩棲攻擊艦除需要1,000名操作官兵外，還能搭載1,200名全副武裝的戰鬥兵員，緊急時最多可搭載1,800名士兵，且在搭載上千名戰鬥兵員之際，075型兩棲攻擊艦至少還可搭載2艘726A型登陸艇、45輛戰車，以及直-8、直-9、直-18、直-20、卡-28和卡-31等各型直升機30架。就目前全球的兩棲攻擊艦而言，075型兩棲攻擊艦只比美軍現役之美國級(America-class)、胡蜂級(Wasp-class)等兩款的噸位略輕一些，堪稱世界噸位第三大的兩棲攻擊艦。然076型的滿載排水量卻更大，可能逼近五萬噸。噸位越大運載力也就越強，因此，076型將擁有比075型更強的兩棲作戰能力。

第二，彌補當前中美在航空母艦戰力的落差。076型可以彈射艦載戰鬥機與艦載無人戰鬥機，兼具登陸與航空作戰能力，中國海軍可藉由建造數艘該款兩棲攻擊艦，用以彌補中美航空母艦戰力的落差，而在短期內建立起一支可與美國在印太地區一較長短的海基航空作戰武力。

第三，強化反介入與區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 A2AD)的戰略武力。076型兼具兩棲與航空作戰，可以彌補與美國航空母艦戰力的落差。據此，076型兩棲攻擊艦就不只擁有戰術價值，更是一款可以執行中國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戰略性武力。

第四，更具彈性的軍事作戰運用。基於076型是一款兼具兩棲與航空作戰性能之兩棲攻擊艦，因此，中國未來在處理海外軍事衝突，將擁有作戰工具的彈性選擇，而可以將076型兩棲攻擊用於處理低強度軍事衝突，至於遼寧號、山東號與福建號等航空母艦則可專用於高強度的軍事衝突。

最後，無論是071型大型登陸艦或是075型兩棲攻擊艦，台灣都是中國大陸建構此等軍備之最大標的。如今，076型兩棲攻擊艦的下水，更加彰顯大陸在必要時會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與意圖，台灣對此絕對不可等閒視之。

（作者係台大政治學博士）

美國對戰術快艇的研發有相當豐富的經驗。過去，小至海豹部隊專用的硬式橡皮艇(RHIB)、硬殼突擊艇，大到海軍的飛馬級水翼飛彈快艇，都是代表性產物。而本文主角的M80短劍快艇(M80 Stiletto)，採用全新設計理念，是新世代戰術快艇的代表作。

研發規格

M80是由美國海洋工程承包商M船公司(M Ship Company)研發，是美國國防部部隊轉型辦公室的實驗快艇，全長27公尺、全寬12公尺、舷高5公尺、吃水深度1公尺、排水量60噸、航程約800公里。M80是五船體的全新設計，前方駕駛艙和後方任務艙結合，可將船體縮小並降低雷達截面反射值(RCS)，並具備寬敞的內載空間，也設置有停機坪，可起降無人直升機等載具。

M80駕駛艙視野寬廣，斜向風檔可降低風阻，駕駛艙後方可加裝電子監控和指管通訊系統。任務艙有側門和尾閘門，側門可讓人員進出，尾閘門可讓硬式橡皮艇進出。因此，M80可執行多種任務，如運輸任務、巡邏任務、偵察任務等。由於吃水極淺，M80可航行於湖泊、淺灘和沼澤地區，利於執行任務。其轉彎能力極佳，即使進行360°轉圈時，航速降低僅10%。

動力系統

M80配置4具Caterpillar C32柴油引擎和螺旋槳，每具引擎可輸出動力1652hp (1232kW)，最大航速超過50節、甚至可達60節，約時速110公里，和挪威盾牌級飛彈快艇(Skjold)相當，是當今最快的戰術快艇。

M80的碳纖維環氧化船體，可減輕空重、並增加結構強度，但製造成本相對增加。M80特殊的五船體設計，雙M洞口結合底部排水通道，可吸納空氣和舷波，以產生渦流和空氣浮力。因此，M80航行時可藉由空氣抬升，以降低水阻力並增加航速。

M80是專為在海岸和近岸淺水區域而設計的產物。獨特的五船體設計，浮力很大、阻力很低。同時，M80航行造成的V形波(穿越水面產生的V形水波，又稱Kelvin Wake )並不明顯，可有效隱蔽行蹤，美國軍方也暱稱M80為「蝙蝠船」。不過，據照片顯示M80高速航行時，仍在水面激起大量浪花泡沫。

電子監控和指管通訊系統

M80駕駛艙後方可加裝電子監控和指管通訊系統，如電視/紅外線光電球、無線電、水面雷達、高頻/超高頻通訊天線、衛星天線等，可在白天/夜間環境使用。平時，M80可進行巡邏追蹤任務，如監視人蛇集團走私、毒梟的運毒作業等。戰時，M80也具備網路中心作戰性能，可使用資料鏈傳輸進行區域協防。

武裝配備

M80的用途極廣，船體預留許多空間，可依照任務需求改裝。充當人員突擊艇時，可一次搭載3名船員和12名海豹隊員；也可配置小口徑武器，進行小區域的掃蕩作戰。目前，駕駛艙前方可配置1座機砲遙控武器站(RWS)，左右兩側各配置1座遙控機槍塔。此外，艇身後方也可配置機槍塔。任務艙除了搭載人員物資，也可搭載無人水面/水下載具。任務艙上方是停機坪，無人直升機起飛後，可由艇上人員遙控操作並監視。目前，M80已完成無人飛行載具彈射起飛、捕捉網攔截等測試。

M80適合的無人載具

(1)MQ-8A/B火力偵察兵無人直升機。MQ-8是美國海軍委託諾格公司(Northrop Grumman)設計的無人直升機，2006年問世。早期MQ-8A/B體型小，僅1.4噸，用途是近距離觀測敵情或無線電中繼作業；後續的MQ-8C則以貝爾 407直升機(Bell 407)為載台改裝成無人直升機，續航力和載重也提升許多，可提供長達12小時的滯空盤旋。

目前，MQ-8C飛行時數為1500多個小時，超過700架次。在阿富汗戰爭中，被用來偵測即造爆裂物(IED)，並和MH-60海鷹直升機協同作戰。後續，諾格公司將會繼續生產MQ-8C，美國海軍的訂購數量是38架，部署在瀕海戰鬥艦(LCS)上。較早期的MQ-8B則不會汰除，會繼續在第五及第七艦隊的瀕海戰鬥艦上操作。

(2)藍鰭金槍魚公司的沙鯊微型自動潛水器(Bluefin SandShark Micro-AUVs)。沙鯊是由藍鰭金槍魚公司旗下的機器人分公司(Bluefin Robotics)所研發，專門提供美國海軍和海豹部隊使用。先前，共有10個沙鯊原型機，已交付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DARPA)，並由海軍機構和研究機構進行實驗測試。2016年9月，美國海軍的年度海軍技術演習(ANTX 2016)，於美國羅德島州紐波特的納拉甘西特灣舉行。在演習期間，由潛艇發射的藍鰭金鎗魚-21(Bluefin-21)水下潛航器，成功發射多具沙鯊。這些沙鯊從藍鰭金鎗魚-21接收目標影像和訊息，並和黑翼無人機通訊，以執行情報任務。

目前，沙鯊可進行多種軍事任務，包括搜集情報、監視和偵察作業、反潛戰、水雷反制對策、港口安全、快速環境評估、通訊中繼作業、移動聲納和誘餌、偵測未爆彈等。沙鯊還適用於非軍事用途，例如沿海調查、海洋學、水文學、研究開發、有效負載研究、海洋教育等。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