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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11月7日,才上台不到20天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了對中國極具軍事威脅性的言論,令中日關係變得格外緊張。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為了敦促高市認錯,援引了《論語》的話說:「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鳩山由紀夫和村山富市都是日本少有的秉持和平主義理念的前首相。鳩山曾公開承認日本侵華罪行,拒絕參拜靖國神社,卸任後還在2013年參觀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向中國人道歉,直至今日,仍在為中日友好奔走呼號。他對高市上任還不到一個月就任性胡來,自然看不下去。

所謂「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但如果是小人呢?那就如雞同鴨講。因為中國還有一句話叫「小人之過也,必文」,也作「小人之過必也文」。意即,小人犯了錯,還要巧言令色,百般否認,輕描淡寫,文過飾非,不肯正視問題。

高市就是如此。對她那「台灣有事,日本有可能武力干預」的錯誤言論,據說她本人私下也對其親信承認「說過頭了」,但在公開場合,就是不肯收回其錯誤言論,還說她的話符合歷屆日本政府對台海問題的一貫見解。這顯然是在狡辯。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既不符合村山富市政府的見解,也不符合鳩山由紀夫政府的見解,更嚴重違背了奠定中日關係基礎的四份政治文件,違背了日本政府對中國的莊嚴承諾,即便是她的精神導師安倍晉三,在任上也不敢在此問題上造次,只是下台後過過嘴癮而已,結果還是造成中日之間在政治、軍事和經貿關係的全面緊張,成為兩國關係的「麻煩製造者」。所以日本輿論認為,「高市首相的存在本身(倒有)可能成為日本的存亡危機」(2025.11.14日本《社會新聞報》)。

當然,只用「小人」來形容高市這類日本政客,可能還不夠貼切、全面。那麼,該怎樣定義高市其人其事呢?最近有網友扒出,30多年前高市早苗在日本國會辯論中,曾向時任首相的村山富市發難的視頻。視頻中,一襲紅衣的高市向村山質詢:「您憑什麼判斷日本侵略戰爭是錯誤的,並代表日本向中國道歉?」村山首相回答說:「當時的政府確實犯下巨大錯誤」,並強調殖民統治與侵略的歷史事實必須承認。

高市身為女性,怎麼會發出這樣的質詢?想想那場滅絕人性的侵略戰爭,數以千萬計的女性飽受日本軍人摧殘:慰安婦、性奴、活體實驗的「馬路大」、強姦虐殺等等,難道沒有一點對受害女性遭受苦難的感同身受?

但高市畢竟發出這樣的質問,而且還質問地理直氣壯。我們只能說,日本右翼勢力真是可怕,它能將一個看似正常的人異化成冷血的政治動物。

孟子云:「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也因此,鳩山前首相對這樣一個連日本侵略歷史罪惡都矢口否認的人,一個喪失本性的人,還講什麼「過則勿憚改」?

(作者係西安科技大學教授)

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日本存立論」,一直是自民黨激進右派成員的主張,其中關鍵是動用集體自衛權,將日本戰敗後絕少觸及的武力投射問題合法化,是繼1990年代PKO法案以來,日方以軟土深掘的方式擴張勢力。可是,戰後的冷戰時期,日本始終沒有放棄與中國大陸發展關係的努力,甚至搶在美國之前,率先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當時北京的國際空間擴大,對日本的存在難道沒有威脅嗎?

日本考慮的從來不是外來的威脅,而是自我的利益。當時與北京建交,開展中日關係是符合現實利益的,田中角榮的大膽外交出擊下場卻不好,最後因涉及美國商業弊案而醜聞纏身,美方惡整田中角榮的陽謀不脛而走。

半個世紀後,日本政界右派勢力認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海問題關係到日本存立。但仔細想想,該立場並非是想藉介入台海問題會對日本有利,而是想向美國立場大幅度傾斜,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日本境外出兵是美國戰後一直暗中鼓吹的立場,只是狡猾的日本政府知道,日本一般民眾不太能接受這種立場,所以始終在左閃右躲。

日方支援美軍介入台海捲入戰爭,首當其衝的必然是琉球。由於美軍在琉球的各種暴行與犯罪,讓琉球人對美軍極為反感與厭惡,幾十年來未曾減緩。

日本發動集體自衛權聽起來立場嚴正,但實行起來並不容易,廣島與長崎的存在就是反戰的具體象徵。日本過度介入台海必然面臨內部壓力,尤其,近年來日本內部的民生問題十分嚴重,米價高漲使日本人吃個米飯都感到壓力,政府還得設法補貼消費者購米,以穩定民生。另一方面,日銀升息亦顯示日本通膨問題嚴重。日本自己家裡就很多事了,若不先處理好內部問題,政治情勢不穩定,不可能有足夠底氣介入台海問題。

一次大戰期間,沙俄封建王朝覆滅,正是因俄國一方面與法國結盟,與德國打了一場莫名其妙的仗;另一方面俄國內部長期民生凋敝,豪奢貴族壓迫人民,加上政府驅使人民為沙俄送死,造成軍心渙散,人民揭竿而起。這個歷史教訓提醒人們,一個國家的內部民生問題,可決定該國的生死存亡。高市首要關切的應該是日本民生問題與經濟發展,而不是如何介入台海。

台海問題應該由兩岸人民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而非倚靠外部勢力介入。日本介入台海問題,所考慮的不是台灣利益,甚至與日本存立沒有關係,因為日本存立問題早在半個世紀前就不存在了,現在卻成了出兵境外的藉口,當然會引起很多疑慮。

戰後日本失去北方四島,日本領土主權被蘇聯侵入,日本早就有事了,日本可曾出兵收回失土?沒有。事關自身主權都不願意出兵,卻要積極介入與日本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台海問題,怎不令人感到奇怪?這也就讓人難免猜測,這次只是高市早苗以右派立場,向美國表達效忠罷了!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拋出「台灣有事」的錯誤言論,踩踏中方紅線,激化中日矛盾以來,大多數評論集中在其玩弄詞語、拒絕改錯,日本試圖重走軍國主義之路方面。本文提出,高市的詞語之辯等只是表像,真相暗藏三個目的。

三個目的,一是向美國「請纓」,要承擔遏止中國發展的地區角色,二是鼓勵「台獨」勢力就「周邊問題」繼續鬧事,來「牽制中國」。三是滿足日本政治的「內向性」需要。

事態仍在激化中

11月7日,高市拋出「台灣有事危及日本存亡」的言論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除了在詞語之辯上作文章外,還採取了一系列激化矛盾的行動。如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宣布,將在與那國島部署中程導彈,如前首相麻生太郎公開出面力挺「高市沒有錯」,如日本軍方在事先接到中方演習資訊的情況下,蓄意導致「雷達照射」事件發生。形成了日本決策層在「存亡危機事態」上,拒絕撤回錯誤言論,立場一致的局面。

在12月4日美國發表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SS)後,日本右翼勢力再度猖獗。12月7日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之日。根據日本媒體報導,親高市早苗的前防衛大臣,借美國舉行紀念太平洋戰爭紀念日之際,發表高論稱:「珍珠港事件是美國的陰謀」。12月16日,在日本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在野黨議員就「存亡危機事態」涉及台灣問題、中日關係,輪番抨擊及質詢高市,要求執政黨「承認言論錯誤」,遭到高市和小泉進次郎聯手抵制與拒絕。會議直播三度「消聲」,出現朝野對立的態勢。

日本右翼的三個目的

日本右翼的第一個目的是向美國「請纓」。高市的競選口號是宣稱「日本又回來了」。她與前首相安倍晉三有師承關係,但自己又缺乏特殊世家背景,使得她的執政具有強烈右翼色彩。日本右翼與美國的關係可追溯至1960年日美安保體制的確立。其後,日本外交政策的大方向就被框定在美國的世界戰略和東亞戰略中,今天依然是這種狀況。美國研究日本的著名學者傅高義很含蓄地說過,在美國看來,日本外交「很聽話而且能做事」。

日本向美國「請纓」,宣稱「周邊有事」就是信號。最早可追溯到小布希政府時期,當時美國忙於伊拉克戰爭,又要防止亞洲國家出現擔心美國降低對亞洲的承諾,懷疑美國減少對亞洲的關注度,於是美國在西太平洋「重用盟友日本」,讓日本在亞洲的軍事問題和地區安全政策方面發揮作用。對應的是在西太平洋,降低中國在美國主導地區的外交地位。在這種背景下,2003年6月6日,日本國會參議院正式通過「有事三法案」,日本國內及國際社會一致認為這標誌著日本國家防衛戰略的根本轉折。當時的首相小泉純一郎稱之為「劃時代的大事」。日本右翼甚至認為,「有事法則」的意義超過1960年的日美安保體制。

安倍晉三時期推出「印太戰略」,就「周邊事態」升級,製造釣魚台事件等,到拜登政府和川普一期,都有進一步「放日本出籠」,讓日本在亞洲「發揮地區穩定作用」的例子,在此不贅述。要點在於美國戰略上「顧頭不顧尾」之日,日本就認為是「機會降臨」之時。對「有事三法案」的歷史溯源,這次向美國「請纓」,也是日本自以為機會來臨。2001年4月1日,小布希時期,中美兩國軍機在南海靠近海南島上空,發生一起空中相撞事故。這次雷達照射事件,發生在中日戰機之間。日本的挑釁是明顯的、猖狂的。中方通過各種方式,表明了中國對日本在對外戰略取向上的堅決回擊。

日本右翼的第二個目的是鼓勵「台獨」勢力在「周邊」鬧事。日本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主要目的就是為「台獨」提供理論依據。為此不惜歪曲歷史。《開羅宣言》中文版的表述是「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英文版也明確強調「日本從中國竊取的一切領土(that 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都要歸還中國,但比中文版多了all(一切)。日文版譯自英文版,表述為「日本從清國人竊取之一切領土歸還中華民國」(日本が清國から盜取したすべての地域を中華民國には返還することにある),也強調了「一切」。可見台灣歸還中國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但日本在文件中稱中國為「清國人」,一是想為滿人復國埋下伏筆;二是有意影射民國時期日本對中國人稱為「支那人」,可聯繫到日本將中國領土歸還給中華民國。這是後來美日炮製中國政府不承認的《舊金山和約》,拋出「台灣地位未定」的前因。李登輝的「兩國論」、民進黨的「中華民國在台灣」是其後果。

這次高市宣稱日本無權決定台灣地位等,是將「台灣地位未定」再次炒冷飯,鼓勵「台獨」分裂勢力借台灣問題生事鬧事。

日本右翼的第三個目的是日本政治的「內向性」需要,激進外交為穩定日本右翼政權服務。這主要是指:

(一)當前亞太地區極大的不確定性,是美國的地緣戰略、經濟困境及社會問題引起的。如2024年下半年開始,美國大選出現戲劇性變化,拜登退選,最終川普二度上台執政。

(二)與美國關係密切的日、韓兩國,受到美國大選結果的影響,韓國發生政黨輪替,尹錫悅被彈劾下台後,李在明當選總統,修改半島政策。日本自民黨經過激戰,最終依舊掌權,但一年左右就換了兩次首相,讓人回想起日本曾經出現的「十年九相」的政治動盪局面。

(三)朝野對立,加上日本右翼掌權後對外政策的極端化,導致日本政治的內向性需求升高。高市「台灣有事」挑釁的後面,不排除通過激化政爭,穩定自民黨基本盤的謀劃。

(作者係上海台灣研究會研究員)

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中日關係近日緊張,源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的不當言論與後續動作,使得中日的結構性矛盾再度凸顯。面對這樣的衝突,台灣「倚外謀獨」者似乎見獵心喜,但這樣的形勢是否真的對台灣有利,還是反而讓台灣無端捲入中美日角力?台灣當局應該權衡輕重,站穩自己的定位,才能行穩致遠、安居樂業。

高市發言引發的爭議內涵

11月7日,在國會的答詢中,高市早苗表示,如果台灣有事、出現使用武力情況,可能構成「存亡危機事態」。這不僅表示日本可能動用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而且將以武力介入台海局勢。對中國大陸來說,這不僅是日本改變「非戰憲法」的性質,同時將台灣視為非「中國的一部分」,挑戰二次大戰後的國際秩序,所以採取強烈的反制動作。

雖然高市在後續的國會答詢中回覆,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理解與尊重這一立場,沒有絲毫改變。可是她認為自己只是陳述存亡危機事態,在政治與法律上站得住腳,堅持不收回當初的說法,這讓大陸無法接受,關係繼續緊張。

基本上,高市當局認為這涉及日本的戰略主動權,不能因他國抗議就軟弱;更重要的是,她是右翼少數的自民黨總裁,在國會需要組織聯盟才能執政,如果在這個敏感議題示弱,鬆動基本盤,將兵敗如山倒;加上她的民意調查支持度也沒下滑,因此她乾脆順勢走符合自己心意的右翼路線。

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說,高市這種說法顯示了日本軍國主義有復辟傾向,她頑固不收回言論的態度,尤其所言涉及中國最核心利益的台灣議題,存在干涉內政的問題,當然必須強烈反擊。政治及外交動作、歷史法理的澄清、文旅等經濟利益的抵制、軍事演習的警告等,在在顯示大陸對於日本不滿的情緒。

台灣的法理地位早已確定

高市早苗說,日本依據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已放棄所有權利,沒有立場認定台灣的法律地位。表面上看,這是不想捲入台灣法律地位糾紛,但實際上卻可能隱含使用《舊金山和約》,來認定「台灣地位未定論」,為存亡危機事態留下了干預台灣議題的戰略空間。可是,台灣的法律地位早已經確定,不存在由誰認定的問題。

1943年11月的《開羅宣言》寫明日本必須將台灣歸還中國。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強調,《開羅宣言》條件必須實施。最重要的是,1945年9月的《日本投降書》,明確接受《波茨坦公告》所有條款。換言之,《日本投降書》經由《波茨坦公告》承接《開羅宣言》,無條件將台灣歸還中國。這樣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戰爭結束文件,就像《馬關條約》能將台灣割給日本,《日本投降書》當然必須將台灣還給中國。

這些不因為中國代表盟軍接收台灣,台灣就不是中國的,變成盟軍的。接收只是執行戰爭結果的一個儀式,主權歸屬在《日本投降書》中已確定。若台灣地位未定,當時的相關國際法文書就應該有國際託管等文字。因此,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根本沒必要處理台灣地位問題。退一萬步言,即使台獨論者認為,和約的第二條只寫日本放棄台灣權利,但中華民國與日本在1952年簽署的《中日和平條約》,或中日1972年簽訂的《中日聯合聲明》、以及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都確認了台灣歸還中國。

台灣應正視國際現實利益

相對於中日之間近期的衝突,中美因雙方競合博弈,而處於相對和緩的狀態。在最近一次的中美元首通話中,習近平告訴川普,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川普也表示理解台灣對中國的重要。這凸顯美國現階段不願意因為台灣議題,影響與中國的經貿、稀土、芬太尼等問題的處理。

至於中日矛盾的部分,即使有美日同盟關係,美國並沒有全面力挺日本。包括大陸戰機雷達照射日本戰機的羅生門事件,美國也只很克制地說,此舉不利地區和平穩定。強調日本是重要盟友時,也說與中國有良好的工作關係。換言之,美國為了避免放出錯誤信號,讓日本右翼敢採取激進行為。同時,美國戰爭部長說,美國不打算遏制中國增長,也無意改變台海現狀。顯見高市早苗若想要川普支援她對抗中國,或是台灣想「倚外謀獨」,利用中日矛盾、中美競爭,遂行台獨意圖,根本是緣木求魚。

既然日本在二戰結束後已將台灣歸還中國,美國與日本的正式官方又都表示,無意改變台海現狀,尊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國際法上,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乃至於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1952年簽署的《中日和平條約》,再到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及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台灣都無法否認「台灣已歸還中國」的法理邏輯、現實環境,因此,應當好好思考自己的正確定位。

更重要的是,美國、日本只會考量如何讓自身利益最大化,不願意與中國大陸正面衝突;相對的,台灣應立足「兩岸同屬中國」的法理,處理兩岸自1949年以來的政治對立,解決兩岸的內部矛盾,維持台海穩定,這才符合台灣當前的現實利益。

(作者係南開大學台灣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日本鐵娘子」高市早苗一席「台灣有事」論述,徹底展現了她強悍的一面,只可惜,她面對的是國力已晉升為「G2」、美國及歐洲爭迎的中國,造成她的外交、軍事連番踢到鐵板。

高市早苗崇拜前英相柴契爾夫人,作風同樣強悍,素被封為「日本鐵娘子」。她在國會的一番「台灣有事」論述,像是在向中國挑釁、宣戰。再者,日本是內閣制國家,首相在國會答詢有正式紀錄,等同政策宣示與執行方針。

中國大陸這次若不堅持要高市撤回不當發言,將來右翼性格的執政者就可能自以為可以出兵介入台海。在大陸連續出招反制下,高市在外交、軍事上都已開始落居下風。

習川、川高通話氣勢翻轉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朝鮮半島更貼近日本,南北韓時有齟齬、摩擦,對峙更尖銳。但從來沒有日本政治人物敢對南北韓的對立或軍事緊張,以「韓國有事」為由,得「行使集體自衛權」。這是因為朝鮮民族強悍,沒有人敢美化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也沒有「韓獨」、「朝獨」或親日勢力作內應。高市敢搬弄「台灣有事」,恐怕是認定台灣棋子既好用又是「囊中物」吧。果然,迄今全球只有賴清德大啖壽司、推銷日本進口水產品,呼應、支持高市。

日本右翼繼續力挺高市,像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就認為:高市具體說明了一貫立場,被中國說幾句還好啦。但與經貿實務有關的經團聯會長筒井義信,就急著要率領商界人士、企業高層去中國溝通、緩和情勢。

高市陣營與大陸針鋒相對,互不相讓,但11月24日習川通話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習近平表示,台灣回歸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重要的組成部分,中美應共同維護,川普回應美方理解台灣對中國的重要性。翌日上午,川普也與高市通話;但高市對內容三緘其口。川普通話的先後順序,讓日方頗為忐忑。事後日媒《週刊文春》披露,川普對高市措辭嚴厲,要她「別插手台灣問題」。高市此後氣勢翻轉。

議員做球,高市逐次退縮

11月26日,高市在與在野四黨領袖舉行黨魁討論會時,就台灣議題表示,與台灣「維持著非政府間的實務關係」,日本「已在《舊金山和約》放棄所有權利及權限,沒有立場認定台灣的法律地位。」而就立憲民主黨代表野田家彥詢問「存亡危機事態」的認定,她回答將根據實際的具體情況、綜合所有資訊來判斷。野田事後稱,「可視為實質上的撤回(對台發言)」。可見日本朝野並不清楚大陸的立場與堅持,高市不講「中日聯合聲明」,卻提台海兩岸都未受邀參加、俄羅斯拒簽、違反《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基本原則的《舊金山和約》,那剛好是妄圖炒作「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根源。

12月3日,參議院公民黨議員竹內真二念了一遍「中日聯合聲明」裡,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及對台立場的條文,詢問高市對台立場有無改變?高市答稱「我國政府有關台灣的基本立場與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一致。這個立場沒有任何改變」。同月16日,也是在參議院答詢,高市表示:除了美國之外,可能被納入集體自衛權行使要件中「與日本具有密切關係的他國」範圍者「相當有限」;至於台灣是否屬於適用對象,她說「將依個別具體情況加以判斷」。

就像這樣,高市在其他議員的做球下一次次後縮、修正,但對大陸最在意的「台灣有事」部分,她就是不肯撤回。她知道如果撤回,對支持她的右翼無法交代,會動搖其政權基礎;不撤回,就一直留給國際社會追究的把柄。

高市遭眾盟國冷淡對待

目前種種跡象顯示,俄烏衝突已接近尾聲,俄羅斯或可勻出空間來關注亞洲。11月高市「舌禍」一出,俄羅斯高官就主動站隊中國大陸,陸續砲轟高市。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警告,任何一方都不應質疑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的領土歸屬;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長紹伊古說,高市奉行歷史修正主義政策、竭力討好美國、與美國是「附庸關係」;外交部發言人扎哈洛娃更表示,高市之言「喚起亞洲國家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痛苦歷史記憶」。

12月初,中共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莫斯科與紹伊古進行第20輪戰略安全磋商,就日本問題達成共識。日本單獨應對大陸已難招架,若加上俄國從北方夾擊,日本鐵定吃不消。

日本殷切期盼盟友群集的G7國家聲援,結果川普在中日之間保持中立、平衡。而歐洲大國,法國總統馬克宏12月3-5日赴中國第四度國事訪問,兩國簽署諸多能源、農業合作項目;接著德國外長瓦德富8-9日訪中,為總理梅爾茨年初訪問鋪路;王毅還在與瓦德富會談時,特意就台灣問題全面闡述歷史事實和法理經緯:台灣自古就是中國領土,從《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人民政府取代國府、聯合國2758號決議到《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台灣的地位已被「七重鎖定」。他並批評日本現任領導人竟然想借台灣生事!英國首相施凱爾也預定訪中。

南韓總統李在明日前才說了「南韓不會選邊站」、「偏袒任何一方,只會加劇衝突的因素」。未料12月9日高市在眾議院答詢中說,竹島(韓國稱獨島,現由韓國實際控制,北朝鮮亦主張擁有主權)是日本固有領土。南韓國總統府立即反駁,兩國嫌隙再起。

也就是說,日本此時在東北鄰國中、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常、歐盟大國裡都吃不開,二戰後長時間八面玲瓏的外交突然間煙消霧散,高市處境孤立。

小泉炒作火控雷達照射

高市早就表明要提升國防支出,挑起中日緊張關係後,她也利用這種氛圍,在綿延的西南島嶼加快擴建軍事據點;下令自民黨研議修改「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以便可出口具殺傷性、攻擊性的武器。只是,這仍追不上現實情況的變化,近日大陸海警船巡航釣魚台的頻率增加,12月初還驅離了非法進入領海的日籍漁船。

12月6日下午,在宮古島東側海域演訓的大陸航母「遼寧號」,其艦載殲-15戰機兩次雷達間歇照射日本F-15戰機。7日凌晨兩點,日本防衛相小泉進次郎召開緊急記者會,嚷嚷中國沒通知日本,就在該地演習且用火控雷達照射日機、很危險云云,當天早上高市也高調說了同樣的話。但9日大陸公布其軍艦以中、英語國際廣播宣布演訓時間、區域,以及日方「照月號」驅逐艦回覆收到訊息的錄音。證明小泉在炒作、佯裝不知情,還派F-15衝闖演訓區窺探,卻反遭中方性能較強的搜索雷達警告照射。小泉這才改口知情,但硬抝不夠詳細。

「遼寧號」演訓完,罕見首次轉航向東北方。隨即可攜帶核彈的兩架俄羅斯圖-95轟炸機由日本海,經對馬海峽,與兩架大陸轟-6K轟炸機會合後,從琉球與宮古島之間,也朝東北方展開長距離共同飛行,航線與「遼寧號」重疊,直至四國外海的太平洋,全程如「U」字型繞飛日本,途中還有8架大陸的殲-16戰機伴飛。東京認為這是在「對日本示威」,而中俄表示這是在展現維護和平的能力,不針對第三國。

結語

高市團隊搞不好外交、軍事,連內政也出現破綻。神戶學院大學法學教授上脇博之又出手了,檢舉以高市擔任代表的「自民黨奈良支部」,以及小泉擔任代表的「自民黨神奈川縣第11選區支部」,近年都自日本企業收受了超過《政治資金規正法》規定的全年上限捐款,涉嫌違法。金額雖然不大,但對他們二人而言總是一個污點。

高市早苗的蜜月期似乎已提前結束,棘手的問題一一浮現,其首相位子會越來越難坐了。

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日本於二戰後無條件投降,由戰勝國全權處置,原是萬劫不復的命運,孰料杜魯門因冷戰與韓戰,以日本為反共前哨而反敵為友,蔣介石又因打內戰對日「以德報怨」,使日本得以復興,極右勢力未被清除,根既未除,久而蠢蠢欲動,忘了自己是戰敗國,還想擠入戰勝國的五常,更想修改和平憲法,放棄非核三原則,軍國主義更有死灰復燃之勢。極右派的高市早苗當上首相後,忘形之餘,口出狂言,被北京當頭棒喝,喚醒歷史記憶,原形畢露矣!

蔣介石為何對日以德報怨?

日帝霸占東北六年,搶劫掠奪、肆意殘殺;731部隊以活體解剖、細菌戰肆虐東北父老婦孺,慘不忍睹;又侵華八年,淞滬血戰、南京屠城,東南半壁江山淪為人間鍊獄,死傷以數千萬計,財產損失更難以估算。日寇侵華之罪行罄竹難書,戰後記憶猶新,而當時最高領袖蔣介石委員長居然對日以德報怨,不索賠之外,還特赦甲級戰犯、侵華軍統帥岡村寧次。此猶不足,更自動放棄戰勝國占領日本的權利,將訓練好的一個師臨時取消赴日,轉往東北打內戰。

更有進者,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不提琉球被日本侵奪之事實也就罷了,羅斯福總統在黑海軍艦上,當被記者問起戰後中南半島的安排時,羅說:法國殖民統治不宜繼續,但當地尚無穩定的政治勢力,曾問蔣委員長要不要越南,蔣說「不要」,為何不要?怕雲南的龍雲近水樓台先得月也。戰後蔣介石果然趁盧漢大軍入越南受降之際,命杜聿明將龍雲綁架到重慶,加以軟禁,幸得陳納德之助,得以脫身。於此可見,蔣介石於勝利之後,不去懲罰罪大惡極的日本軍國主義,而心心念念排除異己,以消滅共匪為急務!

所謂「以德報怨」,不是什麼中國人寬大為懷的美德,儒家倫理只有「以直報怨」,並無「以德報怨」。蔣何德何能可報日寇窮凶惡極之怨?說白了,就是全心穩固其國內的政軍權力,以統一軍令、政令為名,儘快解決地方勢力,消滅戰前未能消滅的共軍,哪管得了在戰後為中國在國際上爭取最大利益?吾人點評歷史人物,自應直話直說、據實評說。

蔣介石無心與共產黨合作   

蔣介石於慶祝抗戰勝利之際,既已有美國的支持,又以外蒙獨立與東北利權為代價,與蘇聯簽訂友好條約,以孤立中共。他以為在國際上搞定美、蘇後,就可以放手清除國內宿敵,然而中國百姓經過慘烈的抗戰,窮愁潦倒,厭惡內戰,而當時美國希望中國強大且親美,若打內戰,只有削弱國力,如何強大?故力推國共和談,組織聯合政府。但當時的蔣委員長意氣風發,奢言最多幾個月內可以消滅共軍,絕不樂意和談,但迫於美方壓力,不得不和談。但蔣有美國反共勢力「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的支持,有恃無恐,處處為難,故意破壞,故雖以馬歇爾之尊,和談不成,內戰爆發。結果呢?蔣要消滅朱毛,反而幾被朱毛消滅。

老蔣敗退台灣後,歸罪於共匪叛亂、歸罪於美國主和、歸罪於蘇聯助共。至今媒體人趙少康仍一再說蘇聯將東北交給中共,所以國軍一敗塗地,而在坐諸多名嘴無人能置喙。事實是:固然有些日軍武器落入共軍手中,但蘇聯將大量關東軍的武器正式移交給蔣政府,而且國軍在東北是先勝後敗的。當戰局急轉直下時,美國大使留在南京,與共軍談判,而史達林居然要毛澤東劃江而治,蘇聯大使更一直跟國民政府撤退到廣州。名嘴史盲如此,是非不明,何其可悲!

日本竟敢否認南京大屠殺     

當年甲午戰敗,日本要求割地賠款,極為嚴苛;日本侵華,滔天罪行,居然毫不歸罪,還要以德報怨,日人自亦不以為罪,不認錯、不道歉本可預期。日本極右復起,年年參拜靖國神社,斷然否認南京大屠殺。極右政客安倍晉三之後,又有高市早苗。南京大屠殺,中外文證、圖證歷歷在目,更何況日軍當時毫不掩飾,自拍殺戮情景,應是奉命殘殺,想以屠城挫折中國人抵抗之意志。罪證俱在,而今年12月13日正值南京屠城88周年,而日本仍然缺乏勇氣承認罪行,甚至質疑殉難30萬人之數字,是按事後南京至少消失30萬軍民的估計,如此說,豈不等於否認希特勒曾屠殺猶太人600萬?

多年前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經多年考察、訪問、研究,寫成英文版《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引起國際注意,竟遭日本右派群起攻擊,最後張女士因多年鑽研慘無人道的史事,深受刺激,患了抑鬱症而舉槍自殺了。

中國政府先貿然以德報怨,後又顧全戰後中日友好關係,多所隱忍,孰料高市竟自討沒趣,而其防長又好詭辯,反而欲蓋彌彰。然而,中國已今非昔比,豈可容忍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干預中國內政的狂妄?台灣光復80年後,日本竟然仍把台灣視為其殖民地,更欲以軍事威脅中國,難怪王毅說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重話,北京絕無可能輕易罷手,並借此防止日本軍國主義之再起,更藉機喚醒世人對日本凶狠殘暴的歷史記憶。

杜魯門為何化敵為友

日本降伏後,美國銜偷襲珍珠港之恨,最初要嚴懲日本,不僅銷其武備,而且限縮其經濟,止於餬口而已。孰料戰後冷戰突起,更有朝鮮戰爭,日本驟然成為反共之前哨,杜魯門立即翻轉對日政策,棄懲罰而大事扶植,日本經濟得以再起,軍國餘孽亦因而未能清除。老美既已軍事占領日本,並不在意日本認罪不認罪,參拜不參拜靖國神社。

有云「德國認罪,日本不認罪」,並非民族性有異,實因德國納粹勢力被徹底根除,而日本因美國變計,法西斯幽魂不散,餘毒未去。如今日本軍方竟有人說,偷襲珍珠港乃因美國霸凌之故,不悟日本於1931年侵占中國的東三省,悍然破壞50餘國(包括日本在內)於1928年所簽訂的「非戰公約」,國際聯盟竟束手無策,美國僅以不承認了事。至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中國全面抗戰,美國仍輸送物資給日本,直到日軍劍指東南亞,美國才實施對日禁運。

日本橫行霸道,居然反指美國霸凌!美國人當作何想?珍珠港每年紀念亡靈如儀,聽到日方的顛倒黑白言論,軍號哀聲繞耳之際,能不為海底亡魂而憤怒?是知日本戰敗80年來從未反省,到這一代的日本人仍然史盲,仍然偏頗!

然而,日本極右派雖不知悔過,躍躍欲試,但依然是被關在籠子裡的老虎,所謂「美日同盟」絕非對等關係,仍是被美軍看管的非正常國家,雖有意排脫美國拴住的繩索,但並不樂觀。川普上台後,對日予取予求,東京的日子並不好過。高市在川普面前如小鳥依人,極盡諂媚之能事,而其本國的民調居高不下,略知其國民在美國人面前毫無尊嚴可言。

高市之流以為有美國大山可靠,可以挑釁中國,不悟華府戰略已經退縮。華府已知北京軍事崛起,西太平洋已無勝算,而高市茫然不知,挑釁之後又不肯認錯。當遼寧號航母在日本近海演訓示警,日機介入干擾,被遼寧戰機雷達照射後,更倒打一耙,指責中國,以詭辯混肴視聽,哪知華府沉默多日 ,最後輕描淡寫了事。川普更明言中、日都是他的朋友,日美同盟云乎哉?高市狂言惹禍,代價不輕,日本終必清醒,中國利劍出鞘,而日本的武士刀早已生鏽,無可奈何花落去也!

結語

西班牙裔著名哲學家桑塔亞納(George Santayana)曾斷言「不習歷史,錯誤勢必重演」,史盲者應有所戒懼。奈何高市早苗不認真讀史,不吸取歷史教訓,不知戒懼,其國將伊於胡底?

更不可解者,台灣的親日派刻意遺忘被殖民的悲慘往事,竟為高市喝彩,其心可誅。二戰後許多新興國家都曾是列強的殖民地,無不嫉殖民者如仇,歌頌殖民者,唯此一島,絕無僅有!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2025年的兩岸語文界,出了一樁讓人哭笑不得的「奇案」。幾天前,向來嚴肅堪稱大陸語文界「天花板」的《咬文嚼字》雜誌,照例公布了年度十大流行語。在一眾像「韌性」這種宏大詞彙,或是「蘇超」這類圈內黑話之間,第十名顯得格外突兀,卻又鮮活得冒泡「從從容容、游刃有餘,匆匆忙忙、連滾帶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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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不是出自魯迅,也不是哪部爆款大陸戲劇的台詞,而是來自海峽這頭,我們再熟悉不過的「扶龍王」,被戲稱為「台版恰吉」的王世堅。這事說來魔幻。當年他在台北市議會指著柯文哲鼻子罵的那段質詢,經過網路演算法的拆解和重組,甚至配上電音後,竟然穿透了厚厚的政治高牆,在對岸年輕人心中引發了一場關於「理想與現實」的靈魂共振。

這不僅是一次網路迷因(Meme)的勝利,更像是一場在演算法時代,兩岸情緒在「去政治化」後,一場奇妙的擦槍走火。

當質詢變成「鬼畜神曲」

王世堅大概做夢也沒想到,自己2017年對台北市政質詢的痛心疾首,過了海峽,會被解讀成當代青年的「生存聖經」。

把時間倒回到當年的質詢台,王世堅用他招牌的誇張肢體和頓挫語調,恨鐵不成鋼地吼出:「本來應該從從容容、游刃有餘,現在是匆匆忙忙、連滾帶爬!」這原本是充滿火藥味的政治攻防,但到了抖音、B站(Bilibili)這些大神的手裡,語境卻變了。演算法無情地剝離了「柯文哲」和「市政」這些背景資訊。剩下的有什麼?只有王世堅那張極具辨識度的臉、近乎嘶吼卻自帶節奏的魔性嗓音,以及這16個字帶來的強烈畫面感。

大陸的音樂博主敏銳地嗅到了素材的味道,反手就把它改編成了一首叫《沒出息》的電音神曲。在「動次打次」的強烈鼓點裡,王世堅的咆哮不再是罵人,而變成了一種對生活的吶喊。

這是一場「美麗的誤讀」。大陸網友壓根不在乎他罵的是誰,也不在乎他是藍是綠。他們只看到一個激動揮手的大叔,彷彿在替無數個在北上廣深地鐵裡擠成沙丁魚、在KPI考核前焦頭爛額的「打工人」,喊出了內心最真實的崩潰。原本的攻擊性被消解了,只剩下純粹的情緒宣洩,爽快淋漓。

演算法時代的「文化走私」

在這現象的背後,其實藏著兩岸交流的一條新路子,可以戲稱為「演算法時代的文化走私」。

過去兩岸交流,要麼靠官方論壇,要麼靠大資本推動的影視劇,規矩多、門檻高。但現在不一樣了,一個梗、一句話,不需要繁瑣審批,瞬間就能跨海。從之前「科目三」在台灣夜市遍地開花,到如今「王世堅語錄」登上大陸流行語榜單,這種流動是雙向的、草根的,完全靠內容本身的感染力在野蠻生長。更有趣的是,這種交流自帶「去政治化」濾鏡。

大陸年輕人喜歡王世堅,甚至跟著台灣網友親切地叫他「恰吉」,或許兩岸青年同胞並不是認同他的政治主張,而是喜歡他那種「真性情」。他在議會拉小提琴、送奇怪禮物、願賭服輸去跳海的種種「事蹟」,被大陸網友考古挖出來,拼湊成一個可愛、甚至帶點悲劇色彩的喜劇人物。在這裡,政治立場被暫時懸置了。大家欣賞的是一個「有趣的靈魂」。

這或許證明了,儘管台海局勢波譎雲詭,但在民間最底層,人與人之間對於幽默、對於真誠、對於生活苦澀的共情,依然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

語言學裡的生存美學

《咬文嚼字》說評選堅持社會學與語言學雙標竿。別說,王世堅這句「金句」還真有點東西。你看,「從從容容」對「匆匆忙忙」,AABB式的疊詞讀起來朗朗上口;「游刃有餘」對「連滾帶爬」,成語對上俗語,莊諧並重。這種對仗工整的句式,讀起來簡直像傳統說書或戲曲裡的「定場詩」。

當這種帶點古典韻味的修辭結構,被用來描述現代人狼狽不堪的生活時,產生了一種巨大的反差張力。這就像是用最華麗的駢文在寫檢討書,是一種「一本正經的荒謬感」。

大陸網友在「二創」時,把這句話變成了萬能模版:「考研前以為能從從容容、游刃有餘,進考場後發現只能匆匆忙忙、連滾帶爬」;「入職時以為是精緻白領,專案上線前成了連滾帶爬的社畜」。這16個字成了一個精準的容器,裝載了當代年輕人所有的焦慮與自嘲。

在「連滾帶爬」中確認彼此

2025年的兩岸青年交流,正透過這16個字,完成一次隔空的擁抱。這是一個有趣的悖論:政治試圖劃清界線,但文化與情感卻總是像水一樣,尋找縫隙滲透彼此。王世堅可能從未想過,他會以這種方式「西進大陸」,不是用政治口號,而是用他那特有的、略帶荒謬的激情,治癒了海峽對岸無數個焦慮的靈魂。

這或許就是流行語最大的意義:它記錄了時代,也連接了人心。現實生活也許難免讓我們「連滾帶爬」,但至少在那個刷到影片、會心一笑的深夜,我們都獲得了片刻的「從從容容」。

(作者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博士)

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2019年初,習近平倡議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立即被蔡英文政府全力醜化,甚至還在當年一口氣修訂「國安五法」、通過《反滲透法》,並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條之1至30中,規定非經行政院同意授權,任何地方政府、民間團體及個人均不得與大陸進行政治協議,否則要受刑法懲處。此舉自然是為防堵大陸繞過民進黨,邀請「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對兩岸關係開展民主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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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賴清德更表示,2027年大陸會對台灣動用武力,並以此為由,公布高達1.25兆元軍事採購特別預算。民進黨以武謀獨,還試圖將全體台灣人民綁在自己的戰車上,偏偏藍白陣營裡仍有「協商等於矮化,等於投降」之類的言論。今年12月25日行憲紀念日重回國定假日,在此謹以憲政制度為核心,說明為何只有兩岸坐下來協商才可能取得對等尊嚴。

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憲法

純粹從法律層面來看,中共中央曾於1949年2月22日發出「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將包括剛行憲沒多久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內的一切法律「終止適用」,並稱其為「偽法統」、「偽憲法」。中共中央之所以反對中華民國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除了國府委員會改組時分配給共產黨的席次過少,以及接收日偽淪陷區產生的軍事對立外,還有一個主要原因,那就是國民黨自行主導制憲,違背了憲法前身-「政協憲草」係由國共同時主導的初衷。這一連串歷史因素,使得中華民國憲法成為國共內戰的鬥爭標的之一。

其次,中共建立後,其憲法序言中有一個明確的歷史敘事:「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的重要階段,但是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徹底完成。」此一敘事說明中共的正當性,在於其繼受中華民國的一切法統與革命成果。許多藍營人士主張,大陸應「正視」甚至「承認」中華民國的存續姓,這等於要大陸承認自己並未繼受中華民國,無疑會動搖其自身的合法性。這與南北韓、東西德、南北越等分裂國家,乃二戰後列強主導下產生的對立政權不同,也是最核心的差異。但只要是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未必不能談出個處理方式。

台民事判決可在大陸執行

2008至2016年馬英九執政期間,中國大陸對於「中華民國憲制在台灣的實施」進行較務實的調整。在不碰觸政權合法性的大前提下,兩岸官方與半官方開始頻繁接觸。在憲制制度上,第一個里程碑是「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雙方以間接方式進行司法互助且建立引渡機制。更重要的是,2015年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最高法院關於認可和執行台灣地區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台灣民事判決如經人民法院認可,可在大陸地區直接產生判決效力,並可憑此判決在大陸地區進行認可與執行。

從以上二例可得出,大陸對台灣的司法判決及執法機關執行勤務在大陸內部進行了認可與承認。儘管此一承認尚屬於「治權承認」,而非「體制承認」(更非「主權承認」),但確實保證了兩岸雙方「對等尊嚴」的大前提。須知司法裁判及警察執法,等於大陸承認《六法全書》在台灣的運行,並接受其判決可在大陸機關認可後,延伸至大陸地區。

民進黨長期宣傳馬政府的兩岸各項協議是「投降」、是「喪權辱國」。然而,自身卻完全沒有能力與大陸簽下「更對等更尊嚴」的協議。時不我予,兩岸的軟硬實力早已相差懸殊,此時不談更待何時?

即使在兩個主權國家之間,如美國對古巴、委內瑞拉等,或武裝恫嚇,或單方面經濟制裁,或策動內部政變,既無對等亦無尊嚴。更別提兩岸問題本質是內戰的延續,攸關國體道統繼絕,本就不可能依靠國際法框架解決。國民政府時期,對於依賴日本帝國而裂土分疆之政權如滿洲國等,一律稱「偽政權」。除了否定其合法性,甚至拒絕從東北寄到關內的郵件,只因郵票上標註了偽滿的國號。

中華民國對待偽政權,無論程序與實體,都不假辭色,更別提政治性協商。如今大陸身為強勢的一方,主動要求與台灣進行政治協商,已是「互不否認」的一大進展,弱勢方的台灣如執意不理,反有可能陷入「自認非合法政府而無政治談判能力」的困境。民進黨長期否定中華民國合法性的論述,更是火上添油。

開展協商才能得對等尊嚴

台灣如真心追求對等尊嚴,而非別有居心妄想台獨,就必須將兩岸既有善意的模糊空間轉化為制度化的政治地位。北京雖否認中華民國自1949年至今的延續性及合法性,但已在實務上承認了其治理,亦同意其法權在適當程序上延伸至大陸地區。此時雙方展開政治協商,正是把這種治權承認推進為體制承認的必要途徑。反之,長期拒絕協商,將使得台灣失去在制度與語言層面改寫框架的場域,反而任由北京以「內戰延續」敘事,加強固化當前台灣為「叛離省分」、「偽政權」的定位,驅使第三方在對台事務上,為了避險而刻意降格互動。

相較於當初國民政府對偽滿、汪偽政權採取的「否定且不協商」模式,若台灣能與大陸開展協商,並爭取到制度化的對等安排,反可向世界各國證明,自身是具備治理正當性與代表性的政治實體,達成兩岸具有「對等尊嚴」。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發所博士生)

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陸配參政議題延燒,國民黨立院黨團擬修《國籍法》解套,但內政部長劉世芳卻表示,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屬兩個不同國籍,在台擔任公職只能對單一國家效忠,針對中配特別修法是特權條款。

緣於近期花蓮陸配村長鄧萬華,因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籍而遭解職,花蓮縣府雖以訴願撤銷原處分,但遭到內政部反對。於是,國民黨團擬修《國籍法》,明定陸配參政權不受規範;民眾黨團則稱應修改《兩岸關係條例》。除了花蓮村長,尚有南投縣議員史雪燕、北部四名村里長都有類似狀況,加上目前藍白兩黨不分區候補立委各有一位陸配,顯然問題嚴重,也再度挑動兩岸政治敏感神經。

國際人權法、兩岸關係條例

此事件可先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分析。鄧村長雖是陸配,但領有中華民國身分證與護照,縱然無法提出已拋棄對岸國籍的證明;惟仍需優先以「國民」身分對待。「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強調:「凡屬公民,無分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公約還包含「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實施選舉投票及被選權」、「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又依據台灣「國際人權兩公約施行法」及司法院釋字第329號解釋,施行法直接賦予兩公約在台灣的法律效力。最高行政法院2014年決議,公約保障人權有明確規定者,人民對國家機關具有作成一定行為的請求權,內政部直接解職鄧村長,顯已涉違反國際人權法及兩公約施行法。

再從憲法的角度論之,第二章人民權利條文包含「平等權、自由權、受益權、參政權」四大部分,前兩者不分國界只要生活在此地的人都可享有,如外國遊客、外籍移工,而受益權多數立法限於「國民」,至於參政權僅限「公民」。憲法保障公民依法擁有參政權,參政權包含選舉、罷免、公投、考試、任職權,缺一不可。

為了保障入籍大陸人士的參政權,憲法增修條文特別授權《兩岸關係條例》第1條規定,在國家統一前,為規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而制定。該條例第21條規定「非設籍滿十年不得登記參選公職」,此是肯認陸配公民參政權優先適用《兩岸關係條例》,並非《國籍法》。該條例所謂大陸地區不是「外國」,行政機關不得自行修改「國家」的定義。

換言之,目前兩岸特殊分治狀況,雙方憲法及法律都未定義對方為「外國」,內政部若將大陸地區視為「外國」,違反了《兩岸關係條例》,也違反了憲法增修條款「一國兩區」的概念。

陸配已是國民不應遭歧視

其次,陸配已是國民,不應遭種族歧視。陸配經過「設籍滿十年才得登記參選公職」的限制,而參與選舉與宣誓就職都符合資格,現在因政治需要變成不符合資格,這不僅違反國際人權,也是不公平、不合法的對待。

更何況《國籍法》第9條明確規定:「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者,規定「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依鄧村長所言,其已赴大陸辦理棄籍卻遭拒絕,這種不可歸責的情形,依法不應解職!

擔任公職不能有雙重國籍的法源為《國籍法》第20條,規定國民取得外國國籍不得擔任本國公職;兼具者應在就(到)職前辦理放棄,並在一年內取得證明文件。然而,內政部堅持應辦理「放棄其他國家國籍的手續」,這對陸配而言,實務上並不可行;因為依照中國大陸的國籍法,台灣不是被中國承認的國家,如何同意陸配放棄。但若中國政府不開具除籍證明,陸配根本無法放棄國籍。所以,解決僵局之道是要修改《兩岸關係條例》,讓陸配只要聲明放棄中國籍並簽名具結,就算完成手續。

台灣自稱是民主國家,陸配若已取得身分證,理當保障憲法賦予的國民參政權,若無法採取血統主義的單一國籍,至少應採取類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以出生地主義允許的「雙重國籍」來處置。

《國籍法》對雙重國籍有著明確的規範框架。2016年《國籍法》修正出現重大變化,反映出政府在人才競爭與國家安全之間尋求平衡。隨著全球化趨勢例外允許雙重國籍,《國籍法》第20條第1項第5款也彈性保留「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此款已將陸配公民參政權專授《兩岸關係條例》規定;而且在第20條第4項後段加入「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顯然與第1項第5款呼應,以《兩岸關係條例》為特別法,優先授權該法制定程序。

民進黨既已連續執政近10年,法律有其一致性體系,涉及的《憲法》、《兩岸關係條例》及《國籍法》三部法典皆未修法;內政部怎可一夕之間將陸配憲法上的公民權做巨大改變?

多數國家允許歸化者從政       

再者,從主要民主國家的公職忠誠義務來看,英國允許雙重國籍,也不因歸化取得國籍而限制一般公職之任職;且不限制國會議員資格,只有涉及國安、情報的高階公務職例外。

美國允許雙重國籍,除總統、副總統須為自然出生的公民外,國會議員、州政府公職、地方首長均不排除歸化公民。

法國全面承認雙重國籍,一般公務員、國會議員對如何取得國籍沒有特別限制。

德國近年逐步放寬歸化者可擔任各級公職,僅有涉及國安考量才需特別許可。日本原則上不承認雙重國籍,但未限制歸化者可擔任國會議員。

《國籍法》第20條僅及「外國人歸化」,不適用於大陸地區人民,立法者已就大陸地區人民建立了完整的特別法秩序,即應依《兩岸關係條例》統一適用。因此,修改《國籍法》第20條,只是明確適用範圍,而非另外界定「非外國人」身分。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副理事長、公立大學法律研究所教授)

週二, 30 十二月 2025

兩岸關係並非可以無限期地停滯。台灣社會的不安,正是因為缺乏一個能夠兼顧憲法定位與現實安全的論述框架。若僅以中國大陸所提的「一國兩制」作為唯一選項,台灣恐怕不會接受;若完全否定憲法中的「一國」定位,則又難以在國際與兩岸間找到合法性。這種困境正是「一國兩區」論述出現的背景。

台灣民眾的核心關切在於制度安全:民主、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與國際參與,都是不可妥協的底線。任何兩岸方案若無法保障這些價值,便難以獲得支持。進一步來看,台灣的制度焦慮並非單純的心理反應,而是基於歷史經驗與現實觀察的理性判斷。民眾看到香港的制度逐步被收緊,便推論台灣若接受同樣的框架,將可能失去現有的民主生活方式。這種集體記憶與政治判斷,使得「一國兩制」在台灣幾乎沒有政治市場。

地緣政治與經濟互賴

國民黨日前再度提出的「一國兩區」,強調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台澎金馬屬「自由地區」、大陸為「大陸地區」,同屬「一個中國」框架之下的不同區域。這樣的語言設計,試圖降低台灣社會的敏感度,並以「合憲」的方式包裝,讓民眾更容易接受。

北京方面並未強烈反對,反而透過國台辦與官媒釋出「可以討論」的訊號,被視為默許甚至開綠燈。這顯示北京願意接受新的政治語言,只要能維持「一個中國」的核心敘事。這種默許既是統戰策略的一環,也是對現實政治的妥協,顯示北京在國際壓力下展現一定的彈性。

美中競爭加劇,台灣成為戰略焦點。若兩岸持續僵持,台灣將陷入高度風險;反之,若能提出新框架,既能降低衝突,又能在國際上展現制度創新,成為地緣政治中的穩定力量。兩岸經濟高度互賴,台灣在供應鏈、投資與市場上與大陸密不可分。若政治僵局持續,經濟風險將擴大,甚至影響全球供應鏈。「一國兩區」可作為制度性緩衝,讓經濟合作在政治分歧下仍能持續,並為兩岸創造共同利益。

甚者,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大陸的龐大市場,都是兩岸互賴的基礎。若政治僵局持續,這種互賴將可能轉化為風險,甚至影響全球科技產業的穩定。因此,「一國兩區」若能提供制度性保障,將可能讓經濟合作在政治分歧下仍能持續,並為兩岸創造共同利益。這樣的制度設計既是對現實壓力的回應,也是對未來合作的保障。它不僅能降低兩岸經濟風險,也能在國際供應鏈中展現台灣的穩定角色,進而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

內部共識與國際介入

台灣政黨對兩岸政策的立場差異巨大。民進黨強調主權獨立,國民黨則主張交流合作。國民黨提出「一國兩區」,正是試圖在黨內與社會中尋找新的共識,但也引發民進黨與獨派的強烈批評,認為這是自我矮化與統戰話術。這場爭論凸顯出台灣政治的深層矛盾:一方面,社會普遍拒斥任何可能侵蝕制度安全的框架;另一方面,經濟互賴與國際壓力,又迫使台灣必須尋找新的政治語言,以避免陷入孤立。

同時,美國、日本與歐洲在台海議題上扮演重要角色。國際力量既是挑戰,也是契機。「一國兩區」不僅可降低衝突,也能爭取國際支持,展現制度創新的能力。這也可能讓台灣在國際上獲得更多空間,並在地緣政治中扮演穩定的力量。

更深的思維是,國際力量的介入既可能成為推動的助力,也可能成為阻力。美國雖然支持台灣,但也不希望台海爆發衝突;日本與歐洲則希望維持區域穩定。基此,「一國兩區」不僅有望降低衝突,也能爭取國際支持。

政策路徑與戰略意義

「一國兩區」若要落地,必須採取漸進式策略。可先從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建立合作模式,再逐步累積互信。制度保障必須同步設計,確保台灣的民主與自由不受侵蝕。唯有在「利益累積」與「制度保障」雙軌並行的情況下,「一國兩區」才可能逐步獲得社會支持。這樣的政策路徑,既要顧及台灣社會的心理安全,也要回應北京的政治需求。

突破性的想法是,「一國兩區」不僅是制度設計的創新,也是戰略思維的突破。它既能回應台灣的制度焦慮,也能降低北京的統一壓力,並在國際上展現制度創新的能力。若能在制度設計上,兼顧台灣的安全感與北京的政治需求,「一國兩區」或許能成為過渡性框架,為兩岸提供避免衝突、探索合作的契機。它的戰略意義在於讓兩岸在高度風險的環境下,找到一條相對穩定的道路。這樣的制度既是對歷史的回應,也是對未來的探索。

結論與前瞻

目前兩岸議題不宜再以「統、獨」作為討論的起點,而應回到「戰與和、穩定與風險」的現實選擇。「一國兩區」是台灣在兩岸關係中尋求新定位的過程,透過「區」的概念,台灣可維持主權意識,北京則降低統一的焦慮,創造談判空間。這種概念創新既是政治語言的調整,也是制度設計的突破。台灣必須正視這個新語言框架。唯有在制度保障、政治共識與國際支持三方面取得平衡,台灣才能在新框架中找到安全感,北京也能降低焦慮,但能否真正落地,仍取決於台灣社會的接受度與國際環境的支持。

最終,「一國兩區」或許不是答案,但它可能是通往答案的必經之路。它的價值在於提供一個過渡性框架,讓兩岸在高度風險的環境下,找到一條相對穩定的道路。若能在此基礎上逐步累積互信,並在國際上展現制度創新的能力,台灣與北京都將可能在「一國兩區」的框架下找到新的平衡點,並為未來的制度安排鋪路。這樣的討論不僅是政治語言的調整,也是兩岸展現制度智慧與戰略思維的契機。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