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行政院長卓榮泰在與賴清德的合意下，用不副署的方式否決掉立法院已以否決覆議案方式通過的法律。事後府院雙方都堅稱，這是依據《憲法》第37條規定的合憲作為，但事實上這已明確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2款的規定。

法律意旨明確無庸置疑    

從憲法條文來看，憲法37條規定「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長之副署」，這正是此次府、院兩方堅持以不副署方式，否決掉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依據，但根據憲法57條的原始規定，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2款規定來看，經過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覆議，而遭到立法院以多數否決掉的覆議案，行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也就是行政院長沒有用副署權牽制立法院決議的權力，該規定的法律意旨甚為明確，無庸置疑。

當筆者看見府院兩方說明其憲法依據和理由時，不禁想起幾十年前還是大學生，修習「中華民國憲法與政府」課程，授課的教授，也是當時的一位大法官說的笑話。他說「台北新公園裡的花圃附近立了塊牌子，上面寫著『此處不得大小便』」，偏偏有一位市民行經該處，就在旁邊的一個小排水溝裡小解，被巡邏的員警發現，要開單處罰。該君辯稱「此處不得大小便」，是指立牌子的地方不能尿，其他地方就可以尿啦，語畢哄堂大笑。

憲法老師用這個例子說明法律除了文字說明外，更重要的是立法意旨，也就是法理所在。而現在府院兩方執著於憲法37條的字面意義，而故意忽略當初制憲的意旨，而刻意扭曲憲法法理。這與那個亂小便的仁兄犯的是同樣的錯誤。

行政院依憲要對立法院負責

要討論行政院長是否可以以拒絕副署的方式，達成否決已經立法院拒絕的覆議案，必須回到憲法第57條的條文本身。這一條憲法規定，具體規範了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實質方式分成三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須留意的是，向立法院提出報告和備詢是行政院的「責任」，而非權力；相對的，立法委員的質詢權只限於開會時。這很明確地確立了行政對立法負責的基本原則。

第二種方式，立法院若不贊同行政院的政策，可以主動以立法院決議方式移請行政院變更之，但行政院不同意變更的話，可以經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立法院三分之二委員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長即應接受該決議或自己請職。

第三種方式，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核可，於該決議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決議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憲法第57條法理明確了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內閣制原理，亦即立法院可以主動或被動地牽制行政院的作為，即使行政院可經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院覆議，而且覆議門檻較通過爭議法案的門檻高，然而一旦立法院堅持原決議，行政院長只能接受或辭職。請留意，憲法57條沒有授予行政院可以用不副署的方式牽制立法院的權力。

第四次修憲總統有權無責

另外，《憲法》第55條規定，行政院長經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這一條再度明確了我國憲法是內閣制的制度設計，即使另有75條規定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但這並未否決行政對立法負責的基本原則，不足以否認內閣制的設計。

1997年國民大會第四次修憲時，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國大黨團提案修改第57條條文，其用意就是在擴大總統的行政權限，增加總統的權力，其提案內容可分成兩個部分。

（一）改變憲法第55條對行政院長任命的程序規定，將第55條所規定的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並經立法院同意的規定，更改成由總統任免之。一舉廢掉了立法院的行政院長任命同意權，將此一重大行政首長任命權完全賦予總統獨攬。而且，總統不僅擁有行政院的任命權，同時還擁有獨享的免職權。這種權力設計，讓總統壟斷了行政首長的任免權，改變了行政院長的權力來源，造成行政院長必須聽命於無須向立法院負責的總統，而無視立法院多數的意見。這種轉變已不是名義上的任命程序改變，而是權力來源的實質轉變。

（二）改變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的方式，也就是更改憲法第57條的規定，把原有的三種行政對立法負責的方式改成兩種，取消了原第57條第二項立法院可以主動以決議方式要求行政院變更政策的主動權。為了補償立法權限的縮小，將原57條覆議的門檻條件由三分之二降為二分之一，但負責的程序未變。

以上提案討論時立即引發社會輿論強烈批判，指責李登輝想擴權，將成為一個權力超大的總統，且無需對立法院負責。相對的行政院長卻成了總統的執行長，卻背負著對立法院負責的重大政治責任，與總統的「有權無責」形成強烈對比。雖然這樣的修憲內容讓行政院長在名義上保留了憲法37條的副署權，但實質上已名存實亡，因為行政院長必須承總統之命進行法案的副署，否則他會被總統「幹掉」。因此，第四次修憲時有國大代表提案，要求一併取消行政院長的副署權，最後連提案都無法成功提出，造成今日的憲政僵局。

結語

筆者1997年以國民大會代表的身分實際參與那場修憲的過程，如今算來已超過28年，當初擔憂的問題如今一一浮現。憲政學界通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要靠大家誠心誠意的迴護，而不是恣意妄為」，如今看來此言確實是歷久彌新的箴言。

（作者係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兼任教授）

12月15日，行政院長卓榮泰決定不副署立法院通過的財劃法，賴清德立即表達支持，並指控在野黨「立法濫權，在野獨裁」，引發社會強烈反彈。除多名政治學者表示「只有行政權才能獨裁」、台北市長蔣萬安說「民眾對民進黨政府已忍無可忍」，網路投票也顯示有高達93%的網友「沒聽過在野黨獨裁，只聽過執政黨獨裁」，就連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都說：行政院長「沒有不副署的空間」。

在此強大民意下，藍白立委12月18日在立法院移請監察院彈劾卓榮泰，19日上午又在議場前舉行「彈劾違憲總統，反帝制、反專制、反獨裁」記者會，並由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領銜提出彈劾總統案，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經二分之一以上立委提議，全院審查時將邀賴清德列席說明，也將在全台舉辦彈劾公聽會。

民進黨府院黨都立即公開表述，藍白啟動總統彈劾案根本是「虛張聲勢」、「打假球」，一來是彈劾須經三分之二立委（76席）通過，在野最多只有62席，根本過不了；二來是立院決議後須聲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但憲法訴訟法修法把審議及判決門檻都提高了，又兩度未通過賴清德所提大法官人選，憲法法庭已長期癱瘓，無疑堵死了彈劾總統之路。

要在62席之外找到14席立委同意彈劾，又要讓已停擺400天的「殭屍」憲法法庭開議審理彈劾案，的確看似不可能的任務。不料，司法院忽然在19日下午3點召開記者會，宣布以明顯低於法定人數的五人組成之憲法法庭，作出2025憲判字第1號判決，判決早已公布生效的「憲法訴訟法修正案」無效。

賴清德這次不顧加深民眾對其「野蠻執政」的印象，再度使用政治影響力介入司法，應該絕不僅是為預防性地擋下總統彈劾案，而是有更大的目標，亦即要憲法法庭以「守護民主台灣」、「避免弱化中央政府財政與國家防衛實力」等類似的憲法條文或原則為由，判決已正式通過的財劃法、選罷法、年金改革法等修正案無效，甚至逼使藍白立委不敢再擋下1.25兆的國防特別預算案排入院會議程。這形同以憲法法庭為太上立法院，後患無窮！

其實，「大罷免大失敗」已表明選民基本上信任五權分立、相互制衡的憲法制度，也期待「雙少數」的賴政府為順利執政，與在野黨溝通，解決憲政僵局，例如行政院必須副署、執行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賴清德依政黨比例補提大法官人選。賴卓體制在大罷免失敗後居然會變本加厲，毀憲亂政到此地步，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也說明台灣民主制度的脆弱！

雖然至今仍有不少憲法學者諄諄告誡賴清德：及早補足大法官缺額，回復憲法法庭正常運作與社會信任，但絕大多數民眾，在此新舊年交替之際，對未來兩年多的台灣政局不敢抱持任何期待，甚至因此感到焦慮不安，這豈是天天嘴上說「愛台灣」的賴政府所樂見的？

中國近現代藝壇中，張大千無疑是最受矚目且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尤其他在中年時期赴敦煌臨摹高古壁畫，奠定了他作為一代大師的基礎。香港蘇富比今年10月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秋拍亮點，即主推張大千旅居南美阿根廷時所作、師法敦煌石窟壁畫精髓的《驚才絕艷》。

去年適逢張大千辭世30周年，兩岸特別合辦「萬里江山頻入夢──兩岸張大千辭世30周年紀念展」，即日起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至11月23日止。

張大千，1899年生於四川，卒於1983年，無論生前或身後，總是擁有一批「大千迷」，獨特的魅力除了來自其全才的書畫創作，另一部分也與其多彩多姿的生活藝術有關。

繪畫藝術三階段嬗變

論藝術成就，張大千因詩、書及畫的藝術造詣，與齊白石、溥心畬齊名，被稱為「南張北齊」和「南張北溥」，也與黃君璧、溥心畬以「渡海三家」齊名。資深藝術研究學者、前史博館研究員巴東指出，張大千的繪畫藝術發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早年師習明清以降的文人水墨畫風，作品清新俊逸。如畫人物，取法明陳洪綬細勁古拙的線描技法，《擬老蓮歸去來》通幅以白描法繪製，線條不用墨色，卻呈現清晰精準，是明視度極高的現代高古造型。吉林省博物院便藏有張大千於1949年以前之作百件以上，可以看出其畫學經歷和畫風嬗變的過程。

第二階段是中年期間赴敦煌臨摹高古壁畫，畫風轉為雄渾瑰麗。比如臨摹《盛唐‧伎樂天菩薩》（左右一對）在繪畫風格上皆紋飾繁複，線條流暢，設色濃豔，敷染醇厚，與早年的文人水墨風格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四川博物院所藏，除其早期作品外，更有百餘件張大千1941至1943年於敦煌臨摹石窟壁畫之作，這些作品提供了追索其精麗巨構與重彩畫風轉變的重要軌跡。

第三階段是60年代至晚年，張大千旅居西方多年、最後定居台灣，發展出潑墨、潑彩風格，開拓了現代水墨的新境界。尤其張大千畫荷當代獨步，精作無數，如《青綠潑墨山水》有許多部分是底色未乾時，即趁濕潑彩，饒富彩墨交融的趣味。史博館與晚年的張大千互動良好，不僅於海內外為其舉辦多次相關展覽，也收藏張大千作品百餘件，其中多為旅歐所作，展現其由成熟的寫意風格，演變至潑墨潑彩的歷程。

然而，張大千的創作力豐沛，分屬此三階段的作品數量皆相當可觀且面貌多元，因之難有一個文物館的張大千繪畫收藏可以含括全面。可貴的是，史博館與四川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是兩岸收藏張大千藝術作品的重鎮，分別典藏其晚、中、早期風格各異的作品，不但藏品豐富且各具特色。三館於去年携手策展，匯集張大千繪畫精品105幅組件，為全面欣賞其藝術成就提供極為難得的機會。該展自去年12月起先於深圳博物館開跑，接續於四川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展出，在大陸巡迴展出近2年後，於中秋前夕移師台北，在史博館進行壓軸展出，為紀念展畫上完美的句點。

張大千的兒子張葆蘿為了這次畫展，專程自美國來台參加開幕儀式，並捐贈一幅張大千70歲的自畫像，讓這次的展覽增添佳話。張葆蘿在儀式上解釋，四川博物院之所以能成為大陸收藏張大千作品最多的機構，源於1949年張大千離開大陸時，將大部分臨摹敦煌壁畫之作交由家人珍藏，1955年其原配夫人曾正容女士將其中百餘件作品捐予今日的四川博物院，也算是完成了張大千的心願。

張母生產夢見可愛猿

張大千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

據說，張大千的母親在生產前夜，夢見一名白髮老翁攜一隻黑猿來到張家，小猿伶俐可愛，張母非常喜歡，於是老翁便將黑猿送給了她，不久，張大千就出世了，因此才會有張大千是黑猿轉世的傳說，而張大千生前也常以戲猿為樂。

年輕時期的張大千，有兩個一百天的奇特遭遇。第一個一百天的傳奇是，張大千讀中學時放學回家的路上遭綁架，原本綁匪逼他寫信以便勒索家人，沒想到他寫得一手好字，結果土匪不但沒傷害他，還反過來奉他為師爺，張大千在虛與委蛇約一百天後，終於跑出匪窩，重獲自由。

第二個一百天的傳奇是，張大千21歲時，因青梅竹馬的未婚妻患病往生，傷心得出家當和尚，法號大千，但因為不願燒戒疤而離開寺廟，後來輾轉在幾處寺廟掛單3個月後，於上海火車站被二哥抓住，逼迫還俗、押回老家。

張大千26歲，經歷喪父之痛，開始蓄鬍，不料一留就留了一輩子，成為著名識別標誌。27歲時，張大千學會打麻將，有一次竟然拿祖傳的無價之寶──王羲之的《曹娥碑帖》抵賭債。母親臨終之前想看一看這件傳家寶，張大千不知如何是好，所幸好友葉恭綽花重金購回這一珍寶歸還。因為這件事，張大千發誓至死不進賭場，還告誡子孫：「誰進了賭場，就不是張家的人。」

立下宏願臨摹敦煌畫

40歲以後的張大千，不論是年紀、性情、閱歷都進入人生新的階段。有一個很重大的轉變是，他遠赴世界文明瑰寶，佛教藝術聖地——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他立下宏願要將氣勢雄偉、結構嚴謹的敦煌石窟壁畫依原尺寸臨摹，於是攜家帶眷、聲勢赫赫地前進敦煌，一待就是兩年半，完成大小壁畫摹本近三百幅。此後，張大千有了全新的畫風，從宋元明清的儒家風格，回歸北魏隋唐佛教藝術的金麗輝煌、莊嚴殊勝，備受世人認知與肯定。

張大千50歲那年移居海外，他曾在印度大吉嶺、香港、阿根廷、巴西住過。在巴西住了16年後，又搬到美國，直到77歲來台定居。這段旅居西方的時間，他也在布魯塞爾、雅典、馬德里、日內瓦等地展出新作，建立國際地位。因為在歐、美、亞等洲際間的畫展不斷，恰好藉此旅遊世界各地，對其見識的增廣與心胸的開拓，多所助益。

兩岸共同文化財

張大千一生居住過許多名園，也打造過數個理想居所，為自己營造良好的創作環境。比如在巴西聖保羅購地打造中國式莊園「八德園」，以及回台定居在外雙溪打造了「摩耶精舍」。兩者庭園內皆設置巨石、遍植奇花異林，還飼養長臂猿和鶴。另外，張大千也講究美食，他認為如果連這種基本的感官品味能力都不具備，如何能有敏銳度極高的藝術欣賞力與創作力？

張大千曾被徐悲鴻譽為「五百年來一大千」，此次展覽完整呈現張大千早、中、晚期不同階段的繪畫風貌，也帶領著觀眾了解中國書畫的博大精深。

(作者係文化工作者)

敦煌兩岸抒懷

日月潭，月牙泉；

兩岸同胞心相連。

阿里山，鳴沙山；

台海正道在人間。

台南府，敦煌城；

華夏兒女共崢嶸。

*題記：2014年8月26日至9月2日，受海峽兩岸研究中心邀請，隨台南市兩岸公共關係協會參訪團重溫絲綢之路，在游月牙泉時隨即譜小詩一首。

玉門關新譜

一條彩虹出陽關，

沙漠綠洲換人間。

借問故人今安在，

春風蕩漾玉門關。

*題記：有感甘肅西部巨大變化，譜新詩一首。中國歷史上有多位詩人描繪西域玉門關的環境與變化。其中，唐時詩人王子渙《涼州詞》云：

黃沙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

春風不度玉門關。

清代詩人描寫左宗棠率軍治理甘肅、新疆情況。有詩云：

將軍西去人未還，

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裁楊柳三千里，

曾任上海民族樂團琵琶首席的楊惟，2013年9月應台灣藝術大學國樂系的邀請來台，擔任一年客座教授，並於2014年5月與藝術大學國樂團在國家音樂廳，以琵琶演奏改編自陳鋼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他的演奏音質純淨，技術熟練，藝術處理細膩激情。

楊惟現居美國，曾任芝加哥藝術學院的駐校藝術家，經常舉辦國際音樂講座。2000年成為絲路合奏團的成員，和馬友友合作；在拉維尼亞國際音樂節、金梅爾中心、林肯中心和芝加哥交響樂的眾多場地表演；他在全世界表演的成功，激發了亞洲、歐洲和美國觀眾對琵琶音樂的興趣。

學習過程漫長艱辛

1960年出生在上海的楊惟6歲時，父母有一位朋友會自製簡單的中國揚琴，見他有興趣，就教他在上面敲著玩。玩著玩著，他對其他樂器也產生了興趣，就這麼靠著靈敏的耳朵，又玩會了古箏、笛子、笙、嗩吶、琵琶和中國鼓。

楊惟在13歲讀初中時，一位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的老師，看到他對音樂有興趣，就教他樂理，且要他指揮全校唱歌。進中學不久後，他開始思索未來的路。當時正值文革時期，高中畢業後唯一的出路就是到農村種田，但若會唱歌跳舞，就可成為宣傳隊的隊員，不必下鄉。他住家對面剛好住了一位滬劇團裡的琵琶樂師，楊惟就選擇了琵琶作為他專研的樂器。

楊惟13歲正式跟陳宏仁老師學琵琶，但沒有多久陳老師就告訴他已經沒有能力再教他了。

上海民族樂團在1977年重新招收團員，有幾千個人去應考，結果他幸運的考上了。18歲那年，他高中尚未畢業就已開始上班，樂團給了他一把300元的琵琶練習。當時樂團裡有許多如閔惠芬、蕭白鏞、俞遜發等大師級的演奏家，他的老師湯良興也是其中之一。

上海民族樂團每天有許多大師級的音樂家在演練，耳濡目染，音樂要不好也難！湯良興老師很忙，常到各地和國外演出，有空上課時也很少發言，就端坐在那裡練著自己的樂曲，一練可以練很久；楊惟就悶坐在一旁跟著彈。原本跟不上，彈久了，就跟上了。

1981年，他發現自己身陷一個瓶頸，無法突破琵琶彈奏上的一些問題，所以到處尋找老師幫忙，一直到他去了北京跟劉德海老師學習，才豁然開悟。

上海民族樂團在1987年分為兩團到德國和新加坡演出，因為老師輩都去了德國，楊惟就在新加坡被賦予重任。當時兩岸雖未交流，但他在新加坡的演出錄音帶《瀛洲古調》可在台灣發行，他也就成了台灣學生學習的對象。

激發外國人對琵琶的興趣

楊惟一直想去國外看看，以擴大自己的視野。但他終於到了美國後，才發現得從頭學英語，也要適應新環境，讓他一時不知何所適從。

為了生存，楊惟先在兒子的學校參加一些節日表演上演出，他用琵琶演奏許多美國音樂，那些都是劉德海改編給中國樂器演奏的樂曲。他在美國演出就是用劉老師編給中國樂器演奏的版本。許多美國人沒看過琵琶這種樂器，懂音樂的人則稀奇怎麼他會出現在校內演出，之後就引薦他到芝加哥藝術學院作駐校藝術家，並舉辦國際音樂講座。

有了舞台，他就一面用琵琶宣揚中國傳統的音樂，一面尋求更廣泛的曲目。楊惟除嘗試演奏盛宗亮、Huang Ro和Lu Pei等當代中國作曲家創作的新作品，也與現代的、新的藝術團體合作，在2000年參與絲路合奏團，和馬友友合作，在拉維尼亞國際音樂節、金梅爾中心、林肯中心和芝加哥交響樂的眾多場地表演。Sony Classical發行了兩張他的專輯：一是Silk Road Journeys ─ When Strangers Meet，二是The Silk Road Ensemble with Yo-Yo Ma ─New Impossibilities。

楊惟一直想探索出混合東方文化和西方藝術創作的可能性。音樂本身是相通的，關鍵是必須能先掌握自己樂器的性能和技巧，同時又對要改編的樂曲有充分的瞭解和學習，才能在西方音樂裡挖掘到可以讓琵琶表達的音樂，而阿爾汗布拉宮的回憶、梁祝、貝多芬鋼琴三重奏作品第11號，就是他在這方面的探索。

對於他今日在海內外皆享有盛名，楊惟說：「從事藝術別無他法，只有持續地執著追求、勤學苦練、充實自己、博採眾藝。」

(作者係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樂系教授）

日本藝人李香蘭於9月7日因心臟衰竭在東京家裡辭世，享年94歲。她在中日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尤其是以藝人身分為政治和國家安全的多重服務關係，以及息影後又從政，任日本參議員18年，充分曝露其角色的隱晦。於中國、於日本，「李香蘭」決非一個單純的藝人或政客，其一生恐怕蓋棺也難論定。

前半生扮演中國人

    李香蘭早年在中國的傳奇人生，曾多次被拍成日劇。1989年，中日曾合拍電視劇《別了，李香蘭！》主題曲由玉置浩二創作，該曲後來於1990年代，被搬上香港電視台粵語歌舞劇。此劇，讓李香蘭再度受到香港新世代人的注意。之後，東京電視台在2007年製作《李香蘭》特別篇，由上戶彩扮演少女李香蘭。在電影《國產凌凌漆》裡，袁詠儀的角色也叫李香蘭，周星馳並自唱《李香蘭》一曲，向這位傳奇女星致敬。

    李香蘭1920年出生於中國奉天省撫順市一個日本家庭，祖籍日本佐賀縣杵島郡北方村，出生名叫山口淑子，她父親是因工作關係移居滿洲的，並一直留在當地。1933年，李香蘭13歲時，因父親的結拜兄弟、當時任瀋陽銀行經理的李際春，收她當乾女兒，為她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李香蘭。

    日本發動九一八瀋陽事變，侵佔東三省，於1932年在東北成立偽滿洲國，僭立溥儀為帝，實則日本暗地操控傀儡。山口淑子芳齡18歲，於1937年被日本帝國主義操縱策劃設立的偽滿州國宣傳機構「滿州映畫（電影）協會」（以下簡稱滿映）網羅，先捧為歌手、再捧為電影明星，但代價之一就是她必須為日本利益隱匿日本人的身分，而偽裝成中國女人，專門打造日本的美好形象，為日本侵略中國的事實合理化。

    滿映當時主要是製作宣傳美化日本侵略行為的電影，讓李香蘭飾演在抗日運動中被日本征服，而夢想投誠於日本的中國美少女。從1933年開始，山口淑子的日本人身分和名字從人間蒸發。

    1937年至1942年，滿映讓李香蘭到上海發展，拍攝了《夜來香》、《恨不相逢未嫁時》等電影片，成功地演活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交付的中國美少女角色，充分發揮政治戰、宣傳戰和輿論戰的軟力量、巧力量。李香蘭曾被稱為「關東軍推行戰爭政策中的糖衣炮彈」。

    李香蘭憑藉流利的漢語、日語，令人驚豔的異國風情外貌，和當時少有的西洋聲樂唱腔和抒情女高音的唱功，主演《支那之夜》及主唱《蘇州夜曲》、《恨不相逢未嫁時》、《河上的月色》、《三年》，一時紅遍大江南北，風靡東北亞，成為中國頭號女明星，不只受日本人歡迎，中國、韓國男人對她也大為傾倒。

    李香蘭活躍的年代，正是流行歌曲開始活躍的年代，學過西洋聲樂的她，又幸運地和中國、日本等大師級流行歌曲作曲家合作，包括黎錦光作曲作詞的《夜來香》；姚敏作曲、陳壽昌（歌辛）作詞的《恨不相逢未嫁時》。

    李香蘭唱紅的名曲，有《夜來香》、《何日君再來》、《支那之夜》與《蘇州夜曲》等。當年她與周璇、白光、張露和吳鶯音等人，並稱「上海灘五大歌后」；不過當時沒有人知道李香蘭是日本人。

    1939年李香蘭主演的電影《白蘭之歌》與《支那之夜》也曾先後在台灣上映，打開她在台灣的知名度。李香蘭1941年1月來台巡迴公演，有許多台灣的粉絲爭睹風采。

    1944年李香蘭首次演唱的名曲《夜來香》，是作曲家黎錦光特別為她量身打造的，結合了中國民間小調和歐美旋律節奏的風格。   1949年後，該曲一度因為「有傷風化」被禁播；解禁後再度流行，並曾被台灣歌手鄧麗君於1970年代翻唱，在中國大陸引起強烈迴響，也曾被香港作詞家黃霑改編成粵語歌詞，由林子祥翻唱。

    與《夜來香》相比，另一首《何日君再來》爭議更大。此曲原本是表達「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的離別愁緒，然而歌名「君」與「軍」諧音易引人遐想。抗戰初時，日本擔心淪陷區中國人以此歌為包裝，盼望國軍早日反攻，因而下令禁播；戰爭後期，日本帝國主義者卻主動改「何」為「賀」，故意把《何日君再來》變成《賀日軍再來》。日本投降，簽署《降伏文書》後，重新在淪陷區大力播放。戰後，中國政府一度長期禁播此曲。

戰後恢復日本人身分

    1945年8月間日本戰敗，李香蘭因演出親日宣傳電影，演唱《台灣派遣軍之歌》、《大東亞勝利之歌》等，被控以漢奸罪名遭逮捕。在舉國抓漢奸的氛圍下，「槍斃李香蘭」之聲不絕於耳。面臨被槍決的生死關頭，李香蘭只好說出自己其實是日本人的真相，並拿出戶籍謄本，證明自己確實是日本人。

    1946年2月間，中國法庭確認李香蘭是日本人山口淑子，對她撤除漢奸指控。法庭表示「這是處罰漢奸的法庭，如果是日本人就無罪」。但仍告訴她：「妳以中國人的藝名演的那些電影，在法律上雖不適用於漢奸審判，但本法庭卻認為這是件很遺憾的行為。」李香蘭獲釋之後，恢復日本人身分，改回原名山口淑子，旋即遭遣返日本。

    李香蘭回到日本後，恢復日本人的身分，改回本名山口淑子，以演員、電視節目主持人和政客身分，展開公眾活動。1955年，香港邵氏公司拍攝電影《金瓶梅》，導演王引邀請山口淑子，再度使用李香蘭藝名，飾演潘金蓮，並從此進軍美國好萊塢。李香蘭應王龍邀請來香港拍攝的最後一部國語影片是《一夜風流》。

    李香蘭曾一度活躍在好萊塢。1951年，她在美國與雕刻家野口勇結婚，1956年離異。1958年山口淑子梅開二度，嫁給日本外交官大鷹弘，婚後，戶籍姓名改成大鷹淑子，並退出演藝界，當起外交官夫人。1969年，大鷹淑子又以富士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的身分復出，還前往越南、柬埔寨、中東等戰爭前線現場採訪；她採訪過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風雲人物。

    1974年，大鷹淑子頻頻在電視上出鏡頭，在時任首相的田中角榮勸說下，參選日本國會議員，不但當選，還連任三屆，從此當了18年的自民黨參議員，她始終是為日本的利益服務。

侵華幫凶或和平使者？

    北韓前領導人金日成極度避諱外國媒體的採訪， 但他1979年首次接受日本電視台採訪，採訪者就是大鷹淑子。

    大鷹淑子專程赴北韓採訪金日成。金對她說：「我對您非常熟悉。參加游擊隊活動時，我就看過您演的電影。」金日成還請大鷹淑子為他唱一首歌，她欣然答應。金日成所說的電影指的是，李香蘭於1940年主演並演唱的日本帝國主義宣傳影片《支那之夜》及其主題曲。

    大鷹淑子曾任支援日軍慰安婦受害者的亞洲女性基金副理事長，她當時接受一家雜誌採訪時表示，「聽了15歲就被抓去當慰安婦，並試圖喝毒藥自殺的受害者故事，淚水直流」，還敦促日本向慰安婦受害者道歉。

    基於政治需要，李香蘭從1970年代起成為促進中日友好的人物。鄧小平於1978年訪日時，她在日本內閣前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的家裡與鄧小平見面，當時還留有合照。2005年，她曾勸誡當時擔任首相的小泉純一郎不要參拜靖國神社。

    中國大陸官方以李香蘭的懺悔誠意，以及她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記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等表現，肯定她為中日之間的和平大使。

    蓋棺論定，李香蘭的一生，凸顯出大時代對個人生命起伏和扭曲的影響。她逝世後被定調為「從日本侵華幫凶到和平使者」，但個人認為，日本藝人李香蘭一生靠扮演中國人出名，她一生的憂戚榮辱皆與中國有關，中日兩國對其一生雖各有論定，但她究竟是侵華幫凶或和平使者，至今撲朔迷離，還需留待後人再做評斷。

（作者係政治大學兼任教授）

1895年10月11日早上，日本乃木希典將軍所率領的第二師團，從屏東枋寮登陸，展開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台灣的最後一戰。南部客家人聚居的六堆地區首當其衝，為了自衛，更為了民族大義，左堆總理蕭光明(1841-1911)領導族人與鄉親，在戰鬥中，堅守東柵門的蕭光明次子，也就是蕭道應的祖父蕭升祥，不幸壯烈犧牲；率領大刀隊迎戰於南柵門的蕭光明三子蕭月祥也身受重傷，於戰役結束後不久去世。在佳冬蕭家古厝的步月樓，譜下一頁悲壯而不可抹滅的抗日史跡。

茄苳腳蕭家

   1786年(清乾隆51年)，蕭光明的祖父蕭達梅 (松源19世，1768-1836)由廣東梅縣渡海來台，是為蕭家來台祖，定居茄苳腳(今屏東縣佳冬鄉)。蕭光明的父親蕭清華(1801-1872)，因襄助當時駐紮大響營的李洸將軍撫番及開拓恆春、車城和枋山等地，聞名於世，並娶台南回民楊氏為妻。

   1841年(道光21年)，蕭光明生於台南府，早在青少年時期便跟隨母舅從商，經常往返茄苳腳、台南之間，從事染布生意，經商有成，奠定基業。1860年(咸豐10年)，他請唐山(大陸)師傅，開始興建一棟五堂六院，雙回字型，具有客家民居所強調的內聚性與防禦功能，而完整封閉的圍龍屋。這棟歷經三代才興建完成的大宅，也就成為今天蕭家的祖屋。

步月樓之戰

    1895年(光緒21年)，清廷甲午戰敗；4月17日，被迫簽下一紙馬關條約，台灣割日。日軍近衛師團進兵台灣，5月29日，登陸澳底；6月17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式。據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所載，10月9日，嘉義陷落。10日下午，日軍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中將下令各部隊集結登陸枋寮。11日晚上9時30分，日軍第二師團18,000人，於枋寮登陸完畢，隨即兵分三路進攻，即令佔領茄苳腳。

    六堆客家庄的各堆領袖得到消息，連夜共商大計；決議以既有的六堆宗社結團為基礎，組織民眾武裝的聯合義軍，誓死抗戰。所有人馬宣誓起義之後，大總理邱鳳揚便指派左堆總理蕭光明與副總理張阿庚、戴登壇，連夜趕回茄苳腳，防守第一線；先鋒堆總理李宜三與副總理鍾順君負責支援前線；其他各堆負責人火速回到各自庄頭，俟機支援。

    茄苳腳原是典型的防禦性聚落，擁有柵門、城牆、刺竹林等防衛設施。六堆義軍在蕭光明的帶領下，藉著清軍所遺留下來的軍火，鎮守四個主要柵門。日軍上級商議之後，決定進攻位於東柵門的蕭宅步月樓。步月樓樓下有門，日軍必須經過此門才可以進茄苳腳。蕭光明率眾堅守步月樓。

    日軍又派兵增援包圍義軍，從左右兩翼突破，相繼衝進村內，放火焚燒……。義軍終於抵擋不住而敗走，午夜0時30分，日軍佔領了茄苳腳。這場連村裡婦幼也投入戰鬥，史稱「步月樓之役」的慘烈抗戰終於結束，現場血肉模糊、慘不忍睹。據《警察沿革誌》統計，日軍一共有604人參加這場侵略性的戰鬥，戰死將校1人、士兵14人，受傷57人；義軍則戰死80餘人。

   只要步月樓的彈痕猶存，蕭光明就永遠不會忘記那場犧牲了兩個兒子與無數庄民的生死決鬥。

繼承遺志的蕭道應

    抗日家族的血緣，步月樓的斑斑彈痕，父祖們口述的那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戰鬥，以及「台灣文化協會」以來反日民族革命運動的思想啟蒙，決定了蕭道應（1916-2002）日後注定要繼承蕭光明的遺志，堅決地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

    蕭道應1940年畢業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師承杜聰明、森於菟等教授。畢業後，和愛人黃素貞、讀日本明治大學的鍾和鳴（後名鍾浩東）、鍾的愛人蔣碧玉（蔣渭水的養女）、李南鋒5人，先後潛赴大陸的國統區參加抗日，在惠州惠陽遭國軍逮補，誤認為日軍間諜，要被處死，經台籍客家元老丘念台（丘逢甲的兒子）出面保釋，進入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從事抗日工作。抗日勝利後返台，1945年末成為最早的法醫學本土師資，以及台大醫學院法醫學科第一位台灣人主任。

（作者係蕭光明重孫、蕭道應之子，法務部法醫）

今年是釣島被竊奪的119周年，更是刻骨銘心的甲午國殤120周年。

釣島之失，是日本利用1894年甲午之戰勝利在望，才於1895年1月通過內閣非公開的秘密決議，偷偷拿走的一個戰利品，然後再在同一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作為台澎的附屬島嶼而正式確認。所以，要研究釣島問題就繞不開甲午國殤，要談甲午國殤也必然要涉及釣島被竊。

那麼，我們從這兩個國恥中學到什麼樣的歷史教訓？筆者認為主要有兩條：一是腐敗頹廢固然要挨打，二是落後文弱更要挨打。

釣運與國運、世界潮流

先從釣運講起。釣運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十分「奇特」的運動；「奇」在一座千百萬年來一直孤懸於中國東海之上、方圓不過6.3平方公里的八個無人貧瘠的小島群，居然在1970年代初牽動海內外成千上萬炎黃子孫的愛國熱情，而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餘波蕩漾，雖然時冷時熱，但於今尤烈，竟然從民間的學運、社運，上升為中日國家間的對抗，成為當今東亞和國際上的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大國博弈熱點。

「特」在於它的春雷式的爆炸性、突發性；在於它時間的持久性和空間的「蝴蝶效應」，在於它自發的民間性；在於它的先鋒軍台港海外留學生的「知識人」性；在於它的歷史場景是在台、港、美國和世界各地；在於它牽一髮而動全身，在國史、東亞史和世界史的各個層面，引發了連鎖的後續反應，無所底止。

這樣一場奇特的群眾運動，當然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發的；其成因必然是複雜的，其內涵必然是豐富的、多層面的，只有從廣闊的歷史視野方能直窺底蘊。

釣運興於1970年代，這時新中國通過反美、反蘇，顛覆了冷戰以來的二元國際秩序，代之以中、美、蘇三元的國際新秩序；新中國體面地進入聯合國和國際社會，中美關係解凍，拉開了兩岸、東亞和世界大和解時代的序幕。

釣運的直接起因，一般都傾向於資源論，認為日本之所以勾結美國，垂涎釣島據為己有，是由於釣島海域的豐富油氣礦藏。但事實上，早在1885年，即甲午戰爭爆發前的10年，日本就盯上釣島了，當時並未發現什麼油氣礦藏。

所以，充其量這只是個導火線，其深層的原因是明治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的海洋擴張政策；竊奪釣島，不過是日本犯台、併吞琉球等一系列侵略行徑的延續，早有預謀，絕非一時之興。

蓋日本蕞爾島國，地狹貧瘠，得天獨薄，從而衍生了擴張侵略的民族性。早在16世紀末葉，被奉為大和民族英雄的豐臣秀吉(1537-1598)就不但要向西征服朝鮮和中國，還要向南征服南洋各地，建立一個雄踞東亞的海洋大帝國，取中華大帝國而代之。

但是，只要中華帝國一天雄踞東亞，日本的野心就一天無法得逞。然而，風雲際會，19世紀中葉的東亞，正向著有利於日本擴張政策的方向轉變；晚清就像中國歷朝一樣，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循環，由盛轉衰，內憂外患不斷侵削帝國的機體。

這時的中國正像宋朝一樣同時面臨三重危機：王朝的危機、國家的危機和文明的危機。所不同者，那時的文明危機是河洛漢人的農業文明，面臨胡人遊牧文明的挑戰；胡人飄如疾風的鐵騎強弓擊敗了漢人的刀矛步兵。而清朝的中國，則是幽燕胡漢融合的中華文明，面臨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戰，其強度、廣度，深度，遠非昔日可比；尤堪注意者，曾令漢人敬畏的胡人鐵騎強弓，面對歐美的堅船利炮，也不堪一擊。

抑有進者，東亞大國博弈的遊戲規則，不再是儒家王道的朝貢秩序，而是西方商業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霸道秩序，其標誌性特徵是優勝劣敗的「種族優越論」和「叢林法則」的強盜邏輯。

天變了，道變了，然而世代孤處於東亞大陸的中華臥龍，此時卻似醒非醒，沒有深切認識到世變之大之深，國運之危之急。農民革命領袖洪秀全仍然一心改朝換代，為亂而亂，天命似有實無。他的對手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對於新的世道，雖然略有所知，亦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比洪秀全高明不了多少。

據說文武雙全、為官清廉的胡林翼有一天在安慶江畔，猛然看見兩艘西洋新式鐵甲軍艦，鼓輪逆流，乘風破浪，飛速疾馳，將中國木製船舶遠遠拋在後面，簡直差了好幾個檔次。目睹此情此景，胡變色不語，回營途中忽大口嘔血，幾乎墜馬。此後每當有人與胡談起洋人洋務，他總是搖手閉目，神情黯然歎稱：「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也就是說，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一部深奧的天書，不但他讀不懂，他這一代人也讀不懂。

不只是胡的同輩人，再可上溯至道咸一代的龔自珍、魏源，以及下延至光緒朝的嚴復、康梁，甚至革命黨人孫中山，對這部天書恐怕也似懂非懂。

日本脫亞入歐    

反觀這時的日本，由於島國的屬性，他們的才智之士卻讀懂了這部天書，走島霸英國的道路。其代表人物福澤諭吉於1885年發表《脫亞入歐論》，警示日人西風日漸，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曉示日本今後只有順勢應變，與「西方文明之海共浮沉，興衰與共」。他大聲呼籲日本朝野上下，唯西洋近代文明是尚，並進而要脫出儒道文明軌跡，進入西洋文明軌跡，開創日本主導的皇道新秩序。

這就是今天日本右翼分子之所以將它在中國和東亞的侵略戰爭美化為「解放戰爭」、稱中日甲午戰爭為「日清戰爭」，死不認罪的根本原因。因為它把自己裝扮成幫助漢人擺脫滿洲外族統治的解放者；美化為幫助東亞各國擺脫西方帝國主義剝削統治的救世主。所以，這不是侵略行為，而是解放義舉。

福澤諭吉進而大膽預言：如果中國的有識志士，不能像日本推行明治維新一樣，銳意圖新改革，則中國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中國摘掉落後的帽子

中國近代的歷史軌跡果然被福澤渝吉不幸而言中，此後國難日深，苦難日重。「正德、厚德」載物的古訓，已經無法抗拒堅船利炮，更載不動深重的國難、人民的苦難了。中華農業文明在近代已經走到了盡頭，天變了，道焉能不變？

於是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被迫苦苦尋求打開救國濟民、振興中華真理大門的鑰匙。尋尋覓覓，五四時期正處於「山窮水盡疑無路」的絕境時，卻忽然「柳暗花明」，發現馬克思手裡握有這把鑰匙。

這時的共產黨人，通過馬克思，終於讀懂了西洋文明的天書。李大釗開其端，揭示了「庶民」的歷史偉力，找到了開啟歷史真理大門的鑰匙；毛澤東承其緒，開創了震古鑠今的「人民之學」；鄧小平收其尾，譜寫了登斯民於安樂之鄉的「富民之論」。於是一部取代儒家帝王之學的人民之學──現代「經世之學」，橫空出世，燦然完備！

中國在世界的東方昂然崛起！從此摘掉了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在歐美人心目中「落後」的帽子。

現在日益勢衰的西風被迫從東亞的半島，退到西太平洋的第一島鏈。島霸時代早已隨著英國的沒落而走進歷史，日本島國也必將步其後塵，是可預卜。在此世運下，安倍政府上演的所謂購島、解禁集體自衛權、奪島演習等鬧劇，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覆滅前的迴光返照而已。未來的日本，只能在三極的夾縫中討生活，這就是島國的宿命。

但歷史告訴我們，太平洋畢竟四、五個世紀以來曾經是西方歐美的內湖，也是日本島國生於斯長於斯的海洋。正如一步跨出玉門關、進入浩瀚的沙海一樣，如今一步跨出釣魚島，就將進入我們素不熟悉、浩渺無際的藍色海洋。我們祖祖輩輩，背枕歐亞大陸，但卻望洋興嘆，知陸而不知海。在歐美人的眼裡，我們只是這場已經揭幕的海洋大戲的新鮮人。所以要建立強大的海權，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海洋強國，必將是另一次艱苦的長征！

上兵伐謀、文攻武備

有鑒於此，為今之計，莫若「上兵伐謀、文攻武備」，實行「激」、「逼」、「壓」的三字訣。文攻方面，發動大規模文宣攻勢，向國內外宣傳我們海洋的核心利益，並對日本行「激」字訣，激發日人的反戰和平意識，對國人則激發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熱情。武備方面，對美行「逼」字訣，逼迫美國主動退出東亞，退出西太平洋；對日行「壓」字訣，壓迫日本縮回四島，還其蕞爾島國的侏儒原形。

然而，如果沒有強大的政軍經文的綜合國力，強大的海權，三字訣勢必流為空談！

所以我們不妨效法「還我新疆」的左宗棠，「新載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而「新造艦船萬千艘，引得東風度釣關」，而「還我海疆」！

果如此，則甲午國殤之恥何愁不雪，釣島之失何愁不復，萬里海疆何愁不安？

(作者係退休歷史學者)

2014年9月4日台灣爆發餿水油事件以來，大陸雖未進口該食用油，卻有此疑義，亦即如大陸人來台吃到餿水油而生病或死亡，有無救濟管道？相對的，如台灣民眾到大陸吃到不安全食品，是否亦可求償？

第二次「江陳會談」時，適逢大陸發生三聚氰胺毒牛奶事件，故將食品安全列為重要議題，2008年11月4日海基會與海協會，就海峽兩岸食品安全事宜，簽署了《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該協議重點有三。一是信息通報，雙方要相互通報食品安全的信息及突發事件。二是協助處理機制，若有食品安全問題，應暫停生產及輸出相關產品，同時立即下架，召回相關產品。三是建立兩岸雙方的業務主管部門、專家定期會商和互訪制度，對雙方食品安全的制度規範、檢驗技術、監管措施交換訊息。另外，「反黑心」、「嚴把關」、「有保障」是兩岸共同的訴求，雙方都強調要加強兩岸食品源頭管制措施，嚴防黑心食品流入市面；將問題食品阻絕於境外，確認安全無虞才准通關進口；建立損害賠償機制，使受害之廠商及民眾權益獲得保障。

當有民眾因食安受害，兩岸之機制為何？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41條「台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台灣地區之法律」，以及第50條「侵權行為依損害發生地之規定。但台灣地區之法律不認其為侵權行為者，不適用之」規定，如有大陸民眾在台灣因食安受害，依台灣《民法》第184條得向廠商求償，或依《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至第55條提出消費訴訟，且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且台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58條第2項規定「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計算」，同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有20人以上消費者受到損害，可辦理團體訴訟。同時，台灣官方也成立了食品安全保護基金，協助消費者求償。

如台灣人在大陸吃到有毒食品，依大陸《食品安全法》第96條「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第1項)。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第2項)」，受害民眾可向廠商請求；且因該法之行政、刑事並存處罰，非如台灣之一行為不二罰，故第97條特別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和繳納罰款、罰金，其財產不足以同時支付時，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亦即政府保障民眾先行民事求償，而非先由刑事罰金或行政罰鍰處罰。

2014年9月4-7日我有幸受邀參加在香港舉行的第五屆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身為黃埔第35代傳人（先父高篤倫少將是畢業於南京時期陸軍官校第11期，抗戰、戡亂無役不與，徐蚌會戰後退守台灣)，我克紹箕裘投身軍旅。在台灣，如我這般同為黃埔子弟又父子先後為將官的例子所在多有，故而黃埔精神是如假包換的血脈相傳。

什麼是黃埔精神？

    論壇中眾說紛紜，但也都說得很有道理。兩岸都有的共識是：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先生鑑於當時軍閥割據，中國並未完全統一，只有革命黨而無革命軍，遂於1924年6月16日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島上，以國民黨黨立軍校名義所創立的，並派任蔣中正為創校校長，招考的對象是有志革命的青年，基於國情需要，也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參加中國國民黨，取得入學資格及從事創校工作。當時招生的口號就是校門口的那幅對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官發財請走他路」，這是最初的黃埔精神。

    由於入學以後，精神教育就以「親愛精誠」為校訓，發展出「不貪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的黃埔精神；繼之抗戰軍興，一是要求對自己負責、對任務負責、對國家絕續存亡負責的精神；二要有為人民犧牲、為國家犧牲，前仆後繼不怕死的偉大情操；三是要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抵抗外敵的團結精神。故以「負責的精神、犧牲的精神、團結的精神」作為黃埔精神的詮釋，一直沿用迄今未曾改變，這是黃埔精神的歷史進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精神表現，尤其於抗日戰爭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黃埔軍校與美國西點軍校、英國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俄羅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並稱世界四大軍校。在台灣，承襲黃埔精神的陸軍軍官學校仍然存在，今年6月慶祝建校建軍90週年，同時也是83期學生的畢業典禮，此證黃埔精神得以持續發揚。

    然而在大陸，要由什麼人來承襲發揚黃埔精神呢？在這次「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中，我看到的是建校時期的黃埔老師、抗戰時期黃埔英烈及前輩的後裔，諸如周恩來的侄女、聶榮臻的女兒、董必武的女兒、抗戰英烈張靈甫的兒子、鄭洞國的孫子及這次論壇的主持人，黃埔二期學生胡靖安將軍之女－胡葆琳。

    台灣出席者除許歷農上將是在大陸黃埔軍校16期畢業的，其餘盡是在台灣復校後退役的上將、中將、少將，以及黃埔後代的四位大學教授，合計40人。由此觀之，雙方背景顯然有些不同，論壇有了「黃埔精神、青年傳承」欄目，但與會的兩岸青年對什麼是黃埔軍校，什麼是黃埔精神，如不用心去瞭解，恐一無所知，又怎能苛求他們去發揚黃埔精神呢？

兩岸應共同發揚黃埔精神

    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全國正待休養生息之際，卻緊接著內戰爆發，自此黃埔師生兄弟鬩牆、自相殘殺，國共壁壘分明，兩岸分治達65年。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搖醒了沉睡中的雄獅，10年超英、20年趕美的夢已經成為事實，而且他曾說：「兩岸一家，血脈相連；沒什麼不能談的，包括國旗、國號、國歌等都可以談」。他老人家逝世17年了，兩岸僅止於三通，民間來往熱絡，政治拹商則遙遙無期。今日亞太局勢瞬息萬變，日本興風作浪，美、日虎視眈眈，而人民解放軍八一建軍之初，也是以黃埔師生為骨幹，理應繼續發揚黃埔精神！

    大陸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羅援少將在論壇上指出：「兩岸可在海協會、海基會框架內設立釣魚島事務辦事處，同時在釣魚台和南沙的維權行動中，兩岸軍人或海警人員可進行聯合巡航，或默契策應，共同維護祖權，兩岸也應合資共同開發南海的經濟利益。」

    其實，兩岸海上搜救單位早就在共同設計的一面旗幟下，進行了多次海上聯合搜救演習，我曾被邀請參觀金厦海域的演習，今年在馬祖海域實施。我個人非常贊同羅援的說法，盱衡當前亞太局勢，真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急迫感，雖然困難重重，我仍期待兩岸軍事互信機制能早日建立；在此之前，黃埔論壇不應僅止於座談、聯誼，我們要執行鄧小平的遺願，有深度地策劃進程，由民間率先發動來談各項敏感問題，敢為人先地引導兩岸領導人盡速坐上政治協商的桌子。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紀念黃埔建校9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黃埔精神是黃埔軍校給後人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其核心是為統一中國、振興中華而矢志不渝、頑強奮鬥的愛國主義。」

    我當初投考黃埔軍校，就是矢志統一中國，此志至今不渝！期望兩岸陸海空三軍共同發揚「負責、犧牲、團結」的黃埔精神，為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努力，以實現開創新紀元的中國夢！

(作者係退役陸軍中將、退役將官社會服務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