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月20日川普即將重返白宮，國際社會無不聚焦於未來四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方向，在川普誓言要「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核心價值目標下，是否將呈現大幅變化？在競選期間，川普為爭取選民支持，在對中經濟政策上發表過頗激烈的「抗中」論述，但隨著即將上任必須回歸理性思維；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是否對中國進口產品課徵60%的關稅。

2024年5月，與川普長期維持密切關係的智庫－「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AFPI）所出版的著作指出，面對中國對美國造成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採取「緩和」美中兩國緊張關係，以解決自身脆弱的問題，是美國經濟政策最重要的目標。該書更進一步說明，美國此時應該促進經濟繁榮、加強產業供應鏈安全、落實能源獨立、提高軍事力威懾等韌性，以「抵消」中國的威脅，進而藉此避免爆發戰爭。

以「緩和」美中關係為優先

從這些論述加以觀察，似乎顯示，川普未來四年任期，將選擇以「安內」優先的治理思維。無庸置疑，在經濟上，川普面對拜登政府過去四年所遺留下來許多需要克服的挑戰，包括：降低失業率、提升企業獲利率、抑制通貨膨脹、縮小貧富差距、續保美元獨占角色，以及提高儲備貨幣強勢地位等議題。

其實，觀察川普任命主管經濟事務的人事布局，擔任商務部長的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表示，將會致力「重振美國製造業」，藉此降低失業率；至於擔任財政部長的班森特（Scott Bessent），在接受福斯新聞專訪時則指出，提高關稅的目的是希望讓美國政府增加對外「談判」的籌碼。此意味著，川普在對中經濟政策上，未必會採取更加「強硬」的手段，而可能是選擇較為「緩和」的作法，以降低近年來美中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就是說，川普不斷宣稱，對中採取課徵關稅政策，並非希望兩國貿易再度爆發嚴重衝突，而是期待美國透過談判手段，進而從經濟上獲致最佳利益。

透過關稅迫使對手談判

回顧川普前一次執政，儘管曾經對中國進口產品平均課徵接近20%關稅，是美國平均進口關稅2%的10倍，未來若真正落實對中課徵60%關稅，將會使中國名目關稅達到80%；但檢視過去八年來，從川普至拜登政府時期對中國進口的產品，其實提供了許多豁免關稅待遇實例。因此，可預估川普再度執政，不會對全部中國進口產品要求支付額外關稅。

至於川普將會對貿易夥伴課徵10-20%的關稅，係指與美國生產同樣產品的競爭國家，例如德國、日本都與美國在全球汽車市場上呈競爭態勢，美國對德、日進口汽車的稅率，卻又遠低於德、日課徵美國進口汽車的關稅。因此，可預估川普未來將會採取「對等關稅」作為貿易談判的主軸，以消弭美國與貿易夥伴在競爭產品關稅稅率上的差異。

也就是說，川普在經濟政策上一直皆以關稅為手段。這是他重要的談判策略，若遭到拒絕，則將揮下關稅大刀，藉此達到目的。因此，最近川普公布，將會對來自墨西哥、加拿大二國進口的產品課徵25%關稅，其實這是「一種加碼的談判策略」，除迫使墨西哥總統回應外，加拿大總理也要求面見談判。由此顯示，對中宣稱課徵60%關稅，他真正追求的是重新規範美中兩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也就是調整國際社會熟悉的最惠國家待遇。

難落實對中課徵60%關稅

川普稱將對中國進口產品課徵60%關稅，雖具威嚇性，卻可能無法執行。因為川普於首次總統任內，儘管每年加徵中國進口產品關稅的收入達790億美元，卻使美國GDP降低，也使得美國每個家庭平均每年增加625美元的支出。

另一方面，國際社會更擔憂的是，如果川普不顧學者專家的意見，執意實施60%關稅，極可能重演1930年代國會通過《斯穆特─哈里法案》（Smoot-Hawley Act），將關稅稅率提高至60%後，導致美國社會陷入經濟成長衰退、出口貿易萎縮、失業人口增加等泥沼，最後造成全球爆發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 

在此同時，檢視目前全球貿易結構已截然不同，最近數年歷經COVID-19經濟封鎖、通貨膨脹飆揚、美元利率偏高等衝擊，即使川普對來自中國進口的產品提高關稅，僅會讓中國輸出美國產品的金額從第一名降至第二名，中國對外貿易的金額仍會續創歷史新高，不僅全球從生產到銷售貿易連結欣欣向榮，而且促進了此一期間美國經濟增長與就業的榮景。因此，川普不斷放言將對中國課徵60%的關稅，其政治性意義超過商業性目的，最終難以真正落實。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張忠謀自傳下冊1964-2018》在2024年最後一個月出版，受到台灣甚至全球科技界的矚目。該書不僅回首台積電走過的成功之路，也解答了台灣為何能培育出領先全球的企業。但是，該書停筆在2018年，似乎預言下一個世代有無法跨越的困境。

正如張忠謀過去所言，沒有經濟部長李國鼎的支持，就沒有台積電，更何況當時剛從美國回來的國科會主委陳履安反對，但李國鼎背後有蔣經國力挺，這說明台灣現代史不只是政治權力的變遷，還有治國方向的變化；領導者的決策決定了台灣半個世紀的經濟興亡，也牽動了美中的競爭。

張忠謀曾擔任台灣APEC代表，體會到全球近些年逐漸知道晶片的重要性。他直言很多領導人羨慕甚至嫉妒台灣的晶片生產，為了國安，也為了賺錢，都希望自己國家也能生產晶片，但倘若兩岸發生戰爭，台積電不會倖免，「一切都會摧毀」。

台積電生存有賴兩岸安定

從經營角度來看，張忠謀說，台積電堅守以「誠信正直」為首的核心價值，維持「技術領先、製造優越、客戶信任」三大競爭優勢，如失去任何一個優勢，「都不是我們要的台積電」。台積電在和平時代沒有爭論、沒有危險，安安靜靜地作供應鏈的一員，但當世界不安寧時，也就是現在，台積電變成地緣策略家的必爭之地。

從張忠謀自傳來看，德州儀器曾是全球領先的科技公司，李國鼎藉張忠謀與德儀建立了關係，李國鼎也有幸邀請到時任德儀CEO的海格底（Pat Haggerty）來台參訪，而李本人也年年都到德儀參觀，1982年時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和李國鼎向張忠謀發出邀請，承諾薪水會與他在德儀時相當，但沒有成功。一直到1985年，時任工研院董事長的徐賢修才成功邀請張忠謀回台，擔任工研院院長，三周後李國鼎就找他商談，建立台積電的計畫開始萌芽。只不過，李國鼎的勇於任事樹立了不少敵人，讓成立台積電的過程一波三折。張忠謀表示，李國鼎不僅清廉且愛國，還是一個偉大的人！

地緣政治影響台積電走向

張忠謀在自傳中回憶了1995年台積電在俄勒岡州首度設廠的情形，但過去30年半導體產業見證了世界的轉變，以及全球地緣政治局勢劇烈變化，「這導致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幾乎已死，雖然許多人希望一切恢復原狀，但不太可能了。」

在英特爾的帶頭下，美國積極推動半導體在地製造，以奪回半導體製造的占有率。張忠謀認為，美國半導體供應鏈不完整、生產成本高，若要推動半導體在地製造「不可能會成功」。他三年前就直言，「美國如要建立供應鏈，得花費上百億美元，但仍會發現供應鏈不完整且不可能，且會付出比現在更高的成本」，這是因為美國半導體短缺製造人力，難與世界競爭，而且美國是為了因應兩岸地緣政治風險，才鼓勵晶片業者在本地生產。

張忠謀指出，若台海無戰爭，那在美國生產晶片增加成本根本是一種浪費，而且真的發生戰爭，美國擔心的恐怕不僅是晶片問題。因此他建議，美國要打造可信賴的半導體產業，還不如好好維繫和平，而美國要想做的，台積電早就完成了。

2018年美中貿易戰剛開打時，張忠謀就表示，「貿易戰」只是美中兩大強權對立的序曲，後續還有南海及東海等爭議會一一浮現。2019年張忠謀出席台積電運動會時提到，世界局勢變化相當劇烈，已不再是「安寧世界」。

台積電在亞歷桑那州新廠舉辦首部機台進廠典禮時，張忠謀繼續發出警語「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幾乎已死」。2022年8月，張忠謀與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見面時說，美國要花500億美元「嗯，這是好的開始」，意思是美國接下來要花的錢更多。張忠謀也強調，即使美國現在大量投資建設先進晶圓廠，將來得要花更多錢持續更新，否則就只是單次投資；不論如何，美國若要藉補助建立自給自足的半導體產業，就他的經驗來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台積電必須在台灣營運

反過來看，如果美國以為靠砸大錢，就能搶進全球最複雜的電子製造市場，那就太天真了，也犯了其他國家的錯誤。張忠謀直言，美國提高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對華為採取諸多限制措施，不僅會影響中國的科技創新進展，美國和全世界的科技創新步伐都會放緩，連5G整體發展都會受到影響，但張忠謀認為，台灣半導體產業很有競爭力，不過必須在台灣營運才行。

2024年8月，台積電美國經理揚言，美國廠四奈米產品良率已追上台灣，很多人質疑這是「政治語言」，對照張忠謀三年來的發言，加上他的自傳只寫到2018年，說明「蓋牌」的成份很高。但是，「奇蹟」似乎總會在台積電發生，誠如黃仁勳表示，張忠謀領導的台積電創造了三個奇蹟：一是有能力為上千家公司客製化晶片；二是同一個時間可大量生產、也能少量生產；三是能在物理的限制下，持續以驚人速度創新，「大象不只能跳舞，還能夠跳火圈」。

「能夠跳火圈」（jumps through hoops）原意是指馬戲團的動物跳過鐵圈，也就是必須克服重重障礙。IBM大企業轉型曾被公認是「讓大象跳舞」的典範，但張忠謀領導的台積電更勝過IBM。只是，美國要躍過中國大陸已崛起的這個障礙，顯然十分困難，這是張忠謀在自傳中沒有說的事。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在全世界的國家體制演進史上，曾有「兩德」及「兩韓」的特殊案例，而在中國也有「兩岸關係」（大陸、台灣）的更特殊之例。

台海兩岸於1992年11月3日由海基、海協兩會達成「一個中國」涵義各自口頭表述的共識，開啟互動關係的新里程。而今已逾32載歲月時光，回首來時路原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如今竟是「風雨無情」，令人感觸良多。期盼有關當局能發揮智慧，善意共構兩岸兩制的民族大融和。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生活在台灣的人其實也是傳承五千年民族血脈和歷史文化的中國人。若因政治意識形態而將「台灣人」與「中國人」加以區隔、對立，煽動族群情緒，恐將影響台灣自己內部的團結，也造成兩岸互動情感的負面效應。如果刻意強調「你是中國人」、「我是台灣人」，那麼，進一步的邏輯是：「孔子、孟子、李白、杜甫都是你們中國人，不是我們台灣人」，那對台灣文化評價又有什麼加分作用呢？

「中國」一辭，本是指歷史上的華夏族、漢族地區。至於一般所稱的「本土台灣人」，則是指閩南後裔，公元1661年跟隨鄭成功渡過「黑水溝」（台灣海峽）移民到台灣；先祖則是源於「河洛」，亦即黃河、洛水交會的中原地帶；公元4世紀末期，因「五胡亂華」而南遷。《詩經‧小雅》：「…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禮記‧中庸》：「…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由此可見，「中國」原是與蠻夷區隔而來，亦即跟「中原」、「中華」用辭涵義類同。

當今台灣社會放眼教育界和企業界，「中國」之名俯拾即是。例如：中國文化大學、中國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中國信託投資公司、中國鋼鐵公司、中國輸出入銀行等。台灣目前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也是閩南話（又稱「河洛話」）或國語（北京話），以及倉頡所造之字。因此若硬要把「中國」這個名號奉送彼岸專用，豈不也與台灣現實社會的情境脫節？

2000年5月20日台灣首次政黨輪替，陳水扁就任總統時宣示「四不一沒有」。陸方發表聲明，指出：「一個中國原則，見之於台灣當局多年來的有關規定和政策文件，不是我們單方面強加給台灣的。」意指按照台灣現行憲政法制所體現的「中國」概念，北京當局是可以理解接受的；這也正是「一中各表」的彼此默契。

憲法增修條文前言表明：「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據此制定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暨施行細則，定義「大陸地區」為「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由此見兩岸關係確實有其古今中外所無的特殊性。更何況台灣幾乎每年對大陸有超過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總而言之，兩岸當局若能基於民心認同的統合共構概念，彼此包容各自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自可實現中華民族大融和的理想目標，互利雙贏！

（作者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

兩岸統合當務之先，要從歷史教育著手，進行台灣民眾國族認同的撥亂反正。

近30多年，由於台灣執政當局利用教育與傳媒，進行「去中國化」的洗腦工作，成功地改變台灣大部分人民的國族認同，許多人不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中學歷史課綱的變革，國民中學歷史課以台灣為學習歷史的起點，一年級台灣史，二年級中國史，三年級世界史。從此台灣史單獨成冊，不再是中國的地方史或地域史。

另外，編寫《認識台灣》作為國民中學必修課本，植入日本殖民史觀，宣揚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近代化的德政。其影響甚大，據中研院與台大學者調查研究，《認識台灣》課本使用前後，青年學子的國族認同大幅改變，連一向認同其大陸鄉土的非本省族群，也因此改變對中國的認同。

接著一連串的中學歷史課綱變革，不但大幅縮減中國史篇幅，而且割裂中國史，先將明清兩朝併入世界史講授，然後將「中國史」改為「東亞史」，而大學歷史系也開始跟進，已有某國立大學歷史系將必修的基礎課「中國通史」取消，改授「東亞史」。中國史不僅變成「外國史」，而且因併入「東亞史」而消失了。

撥亂反正，首先要搜集各個不同書局編寫的各種歷史課本，研究、分析其內容，具體指出其不妥之處，提出修改意見。這個工作現在就應該開始做。為「台獨意識」、「日本皇民史觀課綱」張本的台灣史書寫，如否定台灣與大陸自古以來的聯繫，稱：「荷蘭人來了，台灣才誕生」的殖民史觀；又從人口激增、放足、斷髮的普遍、守時和守法及現代衛生觀念的養成等方面，片面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近代化的德政，改稱日本侵占台灣50年統治的「日據」為「日治」 等。

新課綱和課本必須揭穿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掠奪、壓迫本質。整體上，要強調兩岸人民共同努力開發台灣，促成進步，共同抵抗殖民帝國主義者的入侵，以及其成敗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中國史課本不但要列出其被刪除的重要史事，還須指出其誇大抹黑之處，尤其是近現代史的書寫；更要找出其美化歐美及日本列強侵略的書寫；並在整體上，以「多元一體」為主線，貫穿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

世界史要指出台灣現行課本以「歐美中心」書寫的缺失，新的課綱課本要平衡書寫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歷史，尤其是近代被壓迫的第三世界人民的歷史。並在整體上，注重世界人民為和平和進步所做的努力，其成功與失敗的歷史教訓。把這些相關資料匯整，編成電子資料庫，是新課綱和新課本的必要基礎。

台灣現行歷史教科書的研究分析、撥亂反正新課綱和新課本的書寫，工作量很大，需要動員所有有志之士，這不僅要請台灣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人員參加，更需要大陸熱心歷史教學的工作者參加，這樣才有機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完成一套或好幾套適合台灣未來發展的歷史課本和讀物。

（作者係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如何解決兩岸統一後台灣的「國際空間」，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通常而言，外交權是一個國家中央政府的專屬權力，雖然某些國家的高度自治地區也擁有部分涉外權力，但一般僅僅是經濟性、文化性權力，而非政治性、主權性權力。鄧小平曾說：「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鑒於台灣的特殊性，也為向台灣釋放善意，中央可以考慮統一後，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適度擴大台灣的國際參與。筆者的基本設想如下。

第一，通過在中國外交部內部設立涉台事務機構，專門負責台灣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參與。可以考慮在中國外交部內設立「台灣事務司」，該司人員構成可以部分甚至全部來自台灣；經中國外交部授權或委託後，該司可以適當身分和名義代行外交部的部分職權。

第二，動員中國建交國在台灣設立領事館。中央可考慮允許、甚至動員與中國建交的190多個國家在台灣設立領事館，以方便台灣與這些國家的僑民和商務往來，並擴大台灣在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國際影響力。這一設想有助於顯著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知名度和影響力。

第三，允許台灣通過參與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方式參與聯合國。中央可以考慮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中給台灣留出適當名額，甚至將占比提升至到三分之一。其中，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由大陸人士擔任，但副代表可以由台灣人士擔任。可以說，這將是中國作為單一國際法主體參與聯合國組織的一個重大制度創新。

第四，台灣經中央同意可以適當名義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及其活動。對於不允許某些地方行政單位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原則上台灣不能參加。但對某些除主權國家外，也允許地方行政單位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中央可在堅持一個中國框架下，根據有關國際組織的性質、章程規定的加入程序，允許台灣以相應的身分和名義加入或參與該組織的相關活動。

第五，台灣可以適當身分參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及其活動。對於一些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在中國的相應組織與有關方面達成協議或諒解，且中國的全國性組織以中國的名義參加的情況下，根據其性質、章程規定和實際情況，可以允許台灣的相應組織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以「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的名義加入或參加其活動。需要強調的是，台灣加入該類組織及參與有關活動，只能作為地區會員。

第六，台灣參加國際體育組織和活動，可按照參加國際奧委會的模式處理。中國派運動員參加1952年在赫爾辛基舉行的第15屆奧運會，但不久後時任奧委會主席艾弗里布倫戴奇把台灣列入國際奧委會所承認的奧委會名單裡，中國政府在多次抗議交涉無果後，於1958年中斷了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1979年11月國際奧委會正式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奧委會中的權利，同時將台灣的相應組織改名為「中國台北奧委會」。未來兩岸統一後，該制度安排不僅應繼續沿用，還可作為台灣參加其他類似國際組織的模式參考。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971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決戰，北京獲勝，致使台灣從此成為國際社會的「孤兒」。台灣不少人受此挫折，內心憤懣不平。要解開台灣人的心結，最好考慮讓兩岸人民能在國際社會和平共存；換言之，北京對台北要多點同理心「以大事小」；台北要認清國際現實，拿出智慧「以小事大」，雙方相互尊重才能相向而行，愈走愈近。

「大國制訂規則，小國適應規則」是國際社會的鐵律。目前北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人口、土地、軍事實力均遠較台北為大。台北若要參與多邊非政治性國際組織活動，必須獲得北京的善意支持，而要台灣民眾接受統一，大陸須尊重台灣現有的生活方式及社會制度。此外，台灣朝野政黨應致力謀求以「一中憲法」為基礎的「台灣共識」，恢復「國家統一綱領」與「國家統一委員會」，讓北京當局放心台灣不會追求分裂國家。同時，北京方面亦應考慮根據其憲法，制訂具有建設性的「國家統一綱領」，甚至進一步制定類似的「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將兩岸人民置於平等地位，都是國家的主人。

對外，基於以主權國家組成的聯合國體系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既已代表「中國」為會員國，應主動協助台北以「中華台北」名稱，成為聯合國附屬機構的「觀察員」，並可藉此增加雙方的接觸，維護並促進兩岸共同利益。

本人曾多次建議，陸方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應提出，或洽請友好國家代表團聯合提出「有關台澎金馬地區人民代表權決議草案」（見下），讓台灣2300萬人感覺受到尊重，且可使台灣人民的聲音被國際社會所聽到。

兩岸分隔已長達75年，雙方相互猜忌，關係錯綜複雜，要做到相互理解信任，需要雙方領導人運用智慧、採取行動，帶領兩岸人民增進民族感情，共同致力中華民族的復興。總之，兩岸如能共同參與國際社會活動，深信必有助兩岸中國人的融合，在實現「中國夢」的同時，也實現「台灣夢」。

有關台澎金馬地區人民代表權決議草案

認識到：有關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已於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第26屆大會通過2758決議案，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其他聯合國附屬專門機構亦有類似決議。

重申：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章第一條第七節規定，中國統一乃中國之內部事務，應由台灣海峽兩岸全體中國人民自行解決。

鑒於：從歷史、文化、血緣、語言、習俗角度看，台澎金馬地區與中國大陸地區同為整個中國不可分割之一部分，雙方雖各擁有其治理範圍，但對中國主權、領土則有重疊主張。為顧及台澎金馬地區中國人，在統一前，有意義參與國際活動之實際需要；

決議：在聯合國系統專門機構中，其屬於非政治性多邊組織者，台澎金馬地區（人民）得暫以「經濟體」身分，使用「中華台北」名稱，成為各該組織之「特別觀察員」。其他政治多邊組織參與問題，則應由台海雙方治理當局自行協商尋求解決方案。

（作者係退休大使）

40年前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一國就是一個中國，兩制照顧到台灣的制度與生活方式，甚至有不派官員、不駐軍的承諾。但卻遭台灣方面不假思索地拒絕，當時僅有李敖一人公開響應，繼而民進黨執政後曲解之、污名化，於今朝野均棄「一國兩制」如敝履，而一般民眾隨波逐流，得過且過。

習近平2014年以「充分照顧台灣人民的利益，充分考慮台灣現實的情況，以及充分吸取各界意見」的「三個充分」，重提「一國兩制」，更於6年前基於充分吸收意見，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他不是要為台灣定方案，而是主要希望台灣方提出可行的方案，集思廣益，而後定案，足見習的定力與耐性。但是6年來朝野不以為意，使得兩岸情勢日趨緊張，幾至兵凶戰危的境地，「抗中親美」抱老美的大腿，情願被老美玩，玩到環島軍演，六面包圍，形成甕中捉鱉的態勢，充分顯示解放軍已有武統實力，北京卻仍未放棄和統，自有投鼠忌器，不忍骨肉相殘之意；否則，對岸的長程火炮就可打爛島西，後果豈可設想？

《觀察》雜誌發行人紀欣有鑒於此，為台灣前途計，要求台灣不同領域的學者，表達對台灣方案的意見與建議，並齒及在下。竊以為，如只表達一群有識之士的私見或隨想，難有紀欣期盼的共識。所謂方案，要能確定宣稱的宗旨與目標，完成可行的設計與進程，然後才有可行的方案。但是，可行方案卻面臨三頭攔路虎。

其一，島上居民絕大都冠以漢姓，姓氏來源明確，卻不肯、不願或不敢自稱是中國人。明明奉中華民國，竟否認是中國的國號，卻視為虛無的台灣國號。台灣回歸中國及國共內戰史一清二楚，卻認為台灣是「偶然的國度」。台灣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無不中華，卻要「去中國化」。包括美國在內的舉世，無不奉行「一中政策」，只有台灣拒絕一中。在在顯示意在「一邊一國」、「兩岸互不隸屬」，想要的是兩國，而非兩制。既不接受兩制的可能性，甚至將之汙名化，如何能凝聚「兩制」台灣方案的共識？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其二，島上大多數居民漠視時局，說得好聽是處變不驚，其實是得過且過，以為天塌不下來。對大陸善意的讓利無動於衷；對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視若無睹；對習總書記的呼籲置若罔聞，甚至妄想永遠維持現狀，最後不了了之，得遂獨立的現狀。懷此心態如何會去考慮「兩制」台灣方案？反而會去質疑有識之士的意見與建議，視為親中的認知作戰而亂戴帽子。

其三，一廂情願地迷信美國，唯命是從，將自己的命運交在老美手裡。儘管知道美國以其自身利益為先，被華府出賣的歷史也記憶猶新，依然傾心相從，以為聯美抗中可以得逞，居然有超過半數的人認為美國會出兵保台。既然有美國大腿可抱，安全無虞，以為大陸無可奈何，怎會把「兩制」放在眼裡，如何會接受「兩制」台灣方案？

三頭攔路虎不除，談台灣方案猶如秋天談扇子，如何能凝聚共識？遺憾的是，台灣島內居民明明可以作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昂首闊步，卻躊躇不前，甚至情願玉碎，令人徒嘆奈何！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針對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筆者表示以下幾點意見，敬請指正。

（一）主權與治權。兩岸領土與主權從未分裂，但要結束政治對立，兩岸首先須化解「中華民國定位」、「一國兩區」、「一國兩治」等政治分歧。港澳回歸是「中國在香港、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與領土的再造，而是主權與治權的統一，因此是「中國在台灣恢復行使治權」，但台灣可以實施「台人治台、高度自治」。

（二）政治體制。行政權方面，台灣應享有高度的行政管理權，但該管理權不得牴觸、危及中央政府在台灣行使主權的權力及國家整體安全；行政長官必須權責相符。立法方面，台灣應享有獨立的立法權，但任何立法不得違背「一國兩制」原則及台灣基本法，並須調整台灣現行婚姻法、繼承法等相關法律，以避免任何人在台灣受到歧視待遇。司法方面，除非攸關國家主權或中央政府權限，台灣應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及終審權。考試、監察制度是否保留，可由台灣民意決定。台灣22縣市可考慮縮編，以減少行政資源及選舉浪費，提升官員行政效率。

（三）政黨政治。政黨政治可予以保留，但任何政黨不得在黨綱、黨章中有分裂國土或違背「一國兩制」等主張。政黨除可提名各項公職候選人，亦可推選全國及大陸部分省級的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參與國家的參政議政工作。

（四）選舉制度。各級普選可予以保留，但支持台獨的政黨/候選人不得參選，民意代表在問政時，亦不得以非理性態度破壞「一國兩制」原則。台灣行政長官應採普選、絕對多數方式產生。

（五）經濟制度。台灣可保有自己的貨幣，財政可以完全獨立，稅收可全部用於島內需要，中央政府不在台灣地區徵稅。台灣各行各業和金融市場可照現制繼續營運，兩岸並可實現經貿一體化，整合兩岸的分工機制，協助台灣產業升級，提升民眾的生活水準。

（六）社會福利政策。台灣應保留全民健保、勞保、老人年金等社會福利政策，並可用省下的龐大軍費，落實老年長照政策、提高基本薪資、擴建社會住宅，以緩解社會貧富不均問題。

（七）教育科學文化。教育方面，應相互承認學歷，開放教師至對岸教學，促使人才互補。文化方面，應加強宣揚中華歷史文化，增進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這可從兩岸共用史料、共寫史書做起。科技方面，兩岸應共享研發成果，共同促進高科技產業進一步發展。

（八）對外關係。台灣民眾極重視「國際活動空間」，2022年白皮書對相關權益已提出諸多具體措施，例如統一後台灣可以適當身分參加聯合國下的各類機構，至於聯合國中國代表團是否應有台灣代表參與，亦可列入討論。

（九）愛國者治台。鄧小平1984年就說，「港人治港的標準必須是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該標準簡單明確，未來治理台灣的台人必須是賢能的「愛國愛台」者，以確保台灣長治久安與國家的整體利益。

202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澳門，在三天時間裡，他出席了18場活動，包括慶祝澳門回歸25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六任政府就職典禮、歡迎晚宴及慶祝澳門回歸25周年文藝晚會；會見了澳門特區前任及現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崔世安、賀一誠、岑浩輝，以及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與社會各界代表人士；考察了澳門科技大學和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等，並在多次場合做了重要講話，對澳門回歸25年來的表現極為肯定。

習近平對澳門的發展一直牽掛於心，在他擔任福建、浙江領導時，就三次訪問澳門，促進閩澳合作和浙澳合作。2009年1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他第一次視察橫琴後，就宣示政府決定開發橫琴島，相信橫琴島的開發會給澳門經濟多元發展提供新的發展空間。任國家主席後，習近平四次視察橫琴，三次出席慶祝澳門回歸大會並視察澳門，就澳門發展一系列重大問題把舵定向。

習近平講話的幾個重點

習近平這次在澳門發表了多次講話，重點如下。

一、關懷囑託。「澳門是祖國的掌上明珠，我一直惦念著這裡的發展和全體居民的福祉」。習近平18日下午乘坐專機抵達澳門，在澳門機場發表講話，表達他始終高度重視澳門的各項事業發展，關懷澳門同胞福祉。習近平還關心青年，「青年是澳門的希望和未來，是建設澳門、建設國家的有生力量」，他希望廣大青年心繫澳門、心繫國家，志存高遠，腳踏實地，當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二、殷切期盼。「澳門是鑲嵌在南海之濱的一顆璀璨明珠，是偉大祖國的一方寶地。中國最早一批留學生從這裡走向世界，不少中華經典在這裡經翻譯傳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文化，不少經澳門傳入中國內地。在不同歷史時期，澳門都扮演著重要角色，作出了獨特貢獻。」習主席把澳門中西文化交流屬性和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習近平也對新一屆澳門特區政府提出四點希望：「一要著力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二要著力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三要著力打造更高水準對外開放平台。四要著力維護社會祥和穩定」。

三、寓意深遠。習近平對澳門提出三點期許：一是登高望遠：要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變局，緊跟時代潮流，進一步找準自身定位，科學謀劃澳門未來發展，更加積極主動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發展戰略，在國際舞台上展現更大作為。二是海納百川：要在愛國愛澳的旗幟下更加開放包容、團結聚力，廣納天下英才，共建美好澳門。要擁護「一國兩制」方針，熱愛澳門家園。三是銳意進取：要展現更大魄力，勇於變革、敢於創新，更好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開創澳門發展新局面。

「一國兩制」實踐具澳門特色

習近平在澳門考察期閒，多次肯定「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指出只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敢於拼搏，勇於創新，澳門一定能夠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25年來，澳門始終保持繁榮穩定，澳門居民享有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更為豐厚的民生福祉，體現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制度在澳門的成功實踐。

發展空間方面。澳門回歸時只有21.45平方公里，中央多次批准澳門填海造地，並劃定陸地邊界，澳門的陸地面積增至33.3平方公里；2015年中央將澳門的海域面積明確為85平方公里；2021年把106.46平方公里的橫琴島作為粵澳深度合作區，粵澳雙方實行共商共建共管共用的管理體制，使澳門的發展空間大幅擴展，從南海之城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

經濟發展方面。從1999到2023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由519億澳門元（下稱元）增長到3795億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12萬增長到55.9萬，入境旅客由744萬人次增至2821.3萬人次，財政儲備由130億增長到6000多億元，創造了跨越式發展的「濠江奇蹟」。澳門始終享有高度財政自主權，實行獨立的稅收和財政政策。旅遊及博彩業作為支柱產業，澳門特區政府制定政策推動其健康有序發展，同時推動經濟適度多元，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2023年，澳門中醫藥、現代金融、會展產業及文化產業等四個重點產業，增加值超過390億元，非博彩業在生產總值中的占比為62.8%，比2019年上升了14%；公共財政中，博彩稅收占比從2019的80.1%，下降為2023年的65%。

民生福祉方面。澳門實行雙層社會保障制度，居民每月僅需供款90元，退休後每月最高可領取3,740元養老金，每年發放13個月；符合資格的澳門居民還可享受敬老金、現金分享等福利。澳門居民基本充分就業，總體就業人口月收入中位數由4,920增加至1.75萬元。年滿65歲的澳門永久性居民，平均每月從政府享受現金性福利逾6,200元。社會保障制度還覆蓋失業、疾病、出生、結婚等津貼。澳門已建成公共房屋單位數目增至57,117個，95%的社會房屋租戶獲豁免繳付租金；七成以上居民住在自購的房產中，人均住房面積逾20平方米。澳門實施15年免費教育，在2022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畫」（PISA）測驗中，澳門15歲學生的總體表現排名全球第二。澳門實現醫療福利全民覆蓋，初級衛生保健體系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太平洋地區典範」。澳門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從1999年的77.9歲提高至2023年的83.1歲。

治理體系方面。澳門於2009年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制訂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法》，之後又根據形勢發展進行系統修改，並持續推進配套立法。澳門還適時完成《行政長官選舉法》、《立法會選舉法》修訂工作，於2021和2024年順利舉行第七屆立法會選舉、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全面深入落實「愛國者治澳」原則。

文化人文方面。澳門具有東西文化交融的歷史，多元共存的宗教、豐富多樣的語言、千姿百態的建築，各族群友好共處，體現出中西多元文化交匯的鮮明特色和獨特價值。澳門大三巴牌坊、媽閣廟、鄭家大屋、三街會館等22座中西式建築物和8塊前地連接而成的「澳門歷史建築羣」，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澳門旅遊的靚麗名片。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連續舉辦71年，是公認的世界最佳街道賽事之一。「澳門國際音樂節」已舉辦36屆。澳門擁有世界級的表演和會展場地，擁有富比士（Forbes）五星級酒店22家，是全球數量最多的城市；有48家米其林餐廳。加上中外文化交流合作的優勢突出，成為不同文明融合發展的典範。

國際影響方面。澳門保持單獨關稅區和自由港地位，實施簡單低稅制，是全球企業所得稅最低的地區之一，是「世界貿易組織」（WTO）認定的全球最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經濟體之一。澳門與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穩定的經貿關係，是190多個國際組織和機構的成員，獲得147個國家和地區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澳門作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文為官方語言的地區，在促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發揮著重要作用。澳門已連續舉辦六屆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部長級會議，與7個葡語國家城市締結了姊妹市。

和平、包容、開放、共享

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中國的偉大創舉，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好制度，是實現不同社會制度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好制度。「一國兩制」是着眼於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充分考慮歷史和現狀，創造性提出的偉大構想，開闢了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新路徑，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的新貢獻。

對香港、澳門特區而言，通過「一國兩制」制度安排，不僅促成了港澳的順利回歸，而且保持了港澳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大局總體穩定，創造了在一個國家內兩種制度同時共處、共同發展的奇蹟。對國家而言，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祖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一國兩制」實踐也進入了新階段。當前澳門已站在一個比較高的發展起點，能夠用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發揮澳門所長，服務國家所需，為國家發展貢獻更多澳門力量。

對世界而言，澳門作為觀察「一國兩制」偉大創舉的窗口，向世界展示了「一國兩制」制度蘊含的中華文化精髓，充分體現了「和平、包容、開放、共享」的價值理念，是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生動體現。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地區衝突不斷，「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為國際文明與和平秩序的構建提供了有力示範，其價值理念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澳門厚積薄發、未來可期

澳門回歸25年以來的發展有幾項特點。

第一，深刻把握「時」與「勢」。25年來，澳門特區聚焦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取得新成效，博彩業依法健康有序發展。在既有澳門特色的產業有序發展的前提下，積極促進了多元產業結構的形成，非博彩業在澳門本地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正逐漸提升。

第二，辯證看待「變」與「不變」。過去五年，安全形勢錯綜複雜，澳門特區政府始終以更強的責任擔當，有效築牢維護國家安全防線，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和水準不斷提升，不斷以高水平安全促進高質量發展。

第三，準確認識「危」與「機」。澳門歷經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新冠疫情等嚴峻考驗，始終保持了長期穩定發展態勢。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了歷史性躍升，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增強。

第四，科學統籌「穩」與「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內涵不斷豐富，新興產業生機蓬勃。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琴澳一體化深入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封關運行，基礎設施「硬聯通」和規則機制「軟聯通」水準提升。同內地科技合作深化拓展，「澳門科學一號」探測衛星成功發射並運行良好。

總之，澳門25年來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讓祖國這一顆「掌上明珠」的發展厚積薄發，未來可期！

（作者係澳門科技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2016年1月23日，我與十餘位國際海洋法學者專家搭乘運輸機遠赴太平島勘查。五天後馬英九親赴太平島，並在標誌有「中華郵政南沙太平島」的郵箱投入一封信，信封左下角標明「寄自高雄市旗津區中興里」。9年後的今天，南海諸島的問題仍懸而未決。筆者認為，其中關鍵之一在於如何認定島嶼型大陸邊緣的「專屬經濟區」等畫界問題，而原來的定義及框架充分反映出西方的學術霸權，南海周邊各國應向聯合國提出適合島嶼型大陸邊緣的另類架構。

早年國際海洋法醞釀時期中的一個重要案例是1969 年的北海大陸礁層案，該案首度確立了將大陸礁層水深200公尺以內的海底成為領土向海中自然延伸的部分，變成日後將北大西洋的海底地形作為這類「岸上領土向海自然延伸」的原型。

1982年12月，聯合國通過「國際海洋法公約」，1994年正式生效至今。該公約第76條第1項規定：「沿海國的大陸礁層包括其領海以外依其陸地領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擴展到大陸邊外緣的海床和底土，如果從測算領海寬度的基線量起到大陸邊的距離不到200浬，則擴展到200浬的距離」就是按照這個模型設立的。此外，沿海國依《海洋法公約》第81條與85條則具有授權和管理在大陸礁層進行鑽探為目的之專屬權利，以及有開鑿隧道與開發下方資源之權利。

為了慶祝海洋法通過30周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組織（UNCLOS）出版紀念小冊子，其中的附圖詮釋了這套法案的原始概念（見圖1），就是建立在北大西洋海底地形模型上的；而這套地形架構與形態是北大西洋地質演化與發育的結果，與其他的大陸邊緣長得不完全一樣，如應用到世界各地，就會造成問題。

2014年菲律賓向國際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2016年6月遭到否決，台灣擁有主權的太平島受到池魚之殃，被認為「是礁非島」（It is a rock, not an island）。馬英九在仲裁前就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力陳該島有水、有土壤、有農作物，可以不靠外來支援就能維持住民生活所需，但不被國際法庭採納。背後結構性的原因在於，這類珊瑚礁小島形貌無法套入傳統的大陸邊緣定義，而國際法學界是「照章行事」，依照「北大西洋原型」所做出的判決。

 事實上，菲律賓2014年向國際法庭聲請相關海洋法權益時，已提出另一套符合南海周邊國家的地形架構（見圖2），若蒙通過，將能應用到許多熱帶地區，包括赤道太平洋及印度洋，乃至加勒比海等許多海洋島國。但法官不是地質學者，傾向於依照既有法條、先例或原型判決，這樣嚴重影響了其他地區、在不同地質過程中生成的海洋地形國家的權益，可謂「削足適履」。而依據海洋地質學的大分類，北大西洋的大陸邊緣在板塊運動中屬於「被動型大陸邊緣」，太平洋沿岸屬於「活動型」或「碰撞型」，因而生出火山島嶼，在島嶼上方發育出「環礁」、「群礁」等型態的珊瑚礁島嶼。太平島及東沙島都屬於這個類型，無奈多數海島型國家人微言輕、科學欠發達，無法在聯合國據理力爭，菲律賓十年前的嘗試就被打了耳光。

比較圖1的「海洋法原型」與圖2的「群島型模型」，有兩點主要差異：（1）在大陸棚上，群島型模型有凸起的「島」，並構成群島基線(Archipelago baselines)的起點，領海範圍由此基線往外延伸12海浬，而此海上（小）島與本島或陸地之間的水域也被賦予新的地位，成為聲索國的「島群內海」，又稱「內水」；（2）此海岸邊緣地帶因為島嶼參差使得海底地形在垂直面上崎嶇不平，在水平面上則凹凸有致，與大西洋型的平滑曲線大不相同。這樣的地形地貌會使得領海、鄰接區及專屬經濟區的外圍界線凹凸，可能會造成執法上的困難乃至爭執，這或許是國際法庭不予考慮的原因之一。

溯其本源，國際法庭實際上是抱持著北大西洋兩岸國家基於自家海岸的長相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霸權心態。為了公平對待擁有其他類型海洋地形的國家，海峽兩岸應該聯合其他國家向國際發聲，聲索平等的海洋權利。

（作者係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退休教授、前環保署署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