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安定繁榮與兩岸關係的好壞息息相關,正如烏克蘭的安定繁榮與俄烏關係息息相關一樣。台灣若選擇與烏克蘭一樣,不斷地橫挑強鄰,甚至不惜一戰,後果也就會像烏克蘭一樣蒙受慘痛損失。
在兩岸政權分隔迄今76年的期間內,先是台灣締造了世界經濟奇蹟,GDP一度高居世界的前15名,也曾達到大陸GDP的45%(1994年台灣人均為大陸的26倍),並且取得傲人的科技成就,目前仍供應世界九成以上的高階晶片,係全球產業供應鏈的重要環節,一旦生變,當然會招致受損各國的反彈、抵制、制裁。
30多年前兩岸開始交流後,廣大台商以自身經歷直接移植,引爆了大陸的後發優勢,以極短時間內取得驚人的經濟成長及科技成就。依據倫敦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最新數據,2025年以「購買力平價」(PPP)美元計算,世界排名依序為:中國43兆、美國28兆、印度22兆、俄羅斯8兆、日本6兆,台灣以1.6兆排名第29。2014年大陸以PPP計算的GDP即以17.6兆超越美國的17.4兆,即使以匯率計價的GDP,中國仍以20兆居世界第二,次於美國的28兆。科技方面,中國的AI、機器人、無人機、新能源車等已快速追上;EUV光刻機一旦突破,半導體製造也將以質量、價格的優勢超過其他產地,包括台灣。
美西方因不樂見大陸快速發展,利用台灣問題挑釁中國大陸,其常用的立論包括:(1)台灣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2)台灣的未來應由2300萬人民決定;(3)統一對中國而言是戰略負資產,會帶來政治困境、經濟危機與軍事風險。
對於「台灣從未是中國的一部分」之說,美西方故意以中共政權從未統治台灣來混淆視聽,惟台灣在1684年設府,派有知府蔣毓英等123人,在1885年設省,計有巡撫劉銘傳等4人。因甲午戰敗,清廷於1895年將台灣省割讓於日本,如果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何需「割省」? 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依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軍事命令,在台北公會堂接受台灣地區受降主官陳儀發布《署部第一號命令》,陳儀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台灣在1947年重新設省,先後有魏道明等25名省主席,台灣怎麼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全球205個政治實體中,有183個與大陸建交,他們都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至於台灣的未來應由其2300萬人民決定,這根本無視於歷史事實,大陸的30個省都不曾這樣主張。說中國難以治理一個習於自由民主的社會,說穿了就是西方勢力在作祟。至於說台灣地理防禦性強,兩棲作戰難度高,即使大陸獲勝也將面臨長期的占領戰與國際反制等,其實未來作戰形式早就揚棄兩棲搶灘,而無人機、飛行車、機器狗是大陸的強項,可以百萬無人機凌空、十萬飛行車登陸。
面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定力,台灣為維持安全繁榮,就必須做出智慧的選擇,與對岸坐下來好好談。
(作者係中信金融管理學院教授、前行政院主計長)
繼3月14日中國大陸當局在北京隆重召開「反分裂國家法實施二十周年座談會」後,大陸新華社陸續報導,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紛紛以各種形式紀念《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凸顯出大陸當局當前對台政策的主軸:反台獨分裂、反外部勢力干涉,構築國際社會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體制;形成反獨促統的統一戰線聯盟,避免台灣問題被進一步國際化。
毋庸諱言,自2005年大陸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以來,在防止台獨分裂勢力邁向法理台獨及台灣正常國家運動,發揮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效應;在震懾遏制外來勢力干涉,捍衛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方面,產生了重大戰略嚇阻作用。
宣傳《反分裂國家法》之目的
大陸在多國舉辦《反分裂國家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在於向國際社會宣揚一中體制、形成國際反獨統一戰線,透過與會華僑華人傳遞鏈,宣揚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同時表達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促進國家統一的堅定信心,冀圖發揮反台獨、反干涉作用,排除美、日國際勢力對解決台灣問題的干擾及阻礙。
中共二十大政治報告中曾稱,「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此雖然強調「和統」仍為對台政策的「主旋律」,然隨著主張務實台獨的賴清德上台後,「武統」機率的可能性增加。同時,大陸對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及廣大台灣民眾採取區隔性對待,每次警告台獨分子時均稱,這是針對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及其活動,「絕非針對廣大台灣同胞」。
在立法20年後,大陸宣揚《反分裂國家法》有以下幾個政治目的:(一)建立單邊支配地位:在兩岸關係上扮演立法者、裁判者及執法者三位一體的角色。(二)建構武力攻台的法律基礎:對台工作由政策宣示轉化為法律依據,為攻台鋪路。(三)向國際社會宣示其堅定立場:重申台灣為中國的內政問題,避免美、日勢力操作台灣問題國際化。(四)以法制法援引最高權力授權:取得動用武力的合法性基礎。
公布「懲獨22條意見」
由於《反分裂國家法》屬於政策性法律,難以作為執法依據,而且不易操作,大陸於2024年6月發布了「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簡稱「懲獨22條意見」),這是具體可操作的司法解釋,可作為刑法特定條款的實施指南。該意見對依法懲治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分子犯罪的總體要求、定罪量刑標準和程序規範做出了明確規範。
具體而言,「懲獨22條意見」規定了四項分裂國家罪及煽動分裂國家罪。
首先,發起、建立台獨分裂組織,策劃、制定台獨分裂行動綱領、計畫、方案,指揮台獨分裂組織成員或其他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活動者。從對象來說,這可能包括民進黨、基進黨、時代力量黨等政黨組織及獨派社會團體及個人。
其次,通過制定、修改、解釋、廢止台灣地區有關規定或公民投票等方式,圖謀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這可能包括修憲,將現行的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因應國家統一之需要」改為「因應國家發展之需要」,也涵蓋公投獨立建國、變更國號及限縮領土的範圍。
再者,通過推動台灣加入僅限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或對外進行官方往來、軍事聯繫等方式,圖謀在國際社會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由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已建立了「一中原則」,台灣無論哪一個政黨當政,只要推動加入聯合國或以主權國家身分參與的國際組織,或向美國採購軍事武器,皆可能構成分裂國家的行為。
最後,利用職權在教育、文化、歷史、新聞傳媒等領域,大肆歪曲、篡改「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之事實,或打壓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國家統一的政黨、團體、人員。例如,在民進黨主政下,負責教育、文化、歷史及傳媒機構的負責人及高階人員,恐皆涉及分裂國家罪。
反分裂及反干涉是雙主軸
從《反分裂國家法》到22條意見中所認定的犯罪標準,為中國大陸開啟了反台獨、反分裂的法律依據和辦案指南,不僅對台獨分裂言行做了精準定義及打擊,也對美、日外部勢力的干涉具警示、懾壓作用。總之,中國大陸對台政策有兩個主軸:反分裂、反干涉,既要遏制台灣內部邁向「法理台獨」;也要避免美、日外部勢力干涉兩岸統一,防止台灣問題跳出「一中」框架。
(作者係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1945年是抗戰勝利之年,筆者正好5嵗,雖童心未泯,仍可感受到大人們的歡欣鼓舞。傅斯年時年49嵗,高興得携酒上街高喊「國家出頭了!」史家陳寅恪時年54嵗,沒有那麽樂觀,憂國傷己,寫下「破碎山河迎勝利,殘餘歲月送凄涼」的詩句。中國抗拒入侵的日寇長達8年,血肉長城,艱苦卓絕,至為慘烈,生命財產損失之巨大難以估計。山河破碎,誠非虛言!然中國「慘勝」之餘,感受不到勝利的滋味,反而又有4年慘烈的國共内戰,所付出的代價可說是難以承受之重,包括80年於兹,海峽兩岸仍然分治,尚未統一的局面。
中國得到勝利卻失去和平
抗戰勝利時,中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的聲望達到空前絕後的高峰。他想乘勢一舉完成戰前未竟之功,那就是消滅政敵。然而中共於1945年已經不可小覷,利用民族主義動員農民抗日,進行游擊戰頗有成效,於戰後已擁有不小的兵力、不少的地盤,以及上億的人民,自有可觀的實力參與戰後中國的政治。蔣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經坐大,不過他認為自己可以更加坐大。
美國於1942年起大力援蔣,裝備精銳的嫡系師,而美國武器未允一槍一炮進入共區,勝利後陳誠又整編雜牌軍殆盡。美國國會於1946年6月通過《軍事援華法案》,賦予華府廣泛權力,為蔣介石編練軍隊及提供武器和設備,又贈蔣271艘艦艇,其中四艘前往南海接收島礁。是年8月31日,華府又將8億美元「剩餘物資」以二折低價售蔣介石。蔣的陸海空軍總兵力高達4,300,000餘萬,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八路軍,裝備的精良更非共軍可望項背。蔣在軍事會議上信心滿滿,宣布要在5個月內打垮共軍。在外交上,蔣介石既是美國的盟友,又以接受《雅爾達密約》的對華條款,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孤立了中共。正如毛澤東所說,蔣於勝利後,想要獨摘勝利的桃子!
蔣介石以統一政令與軍令為名,要中共先交出地盤與軍隊,而後容納共黨參與政府,無異招降納叛,豈中共所能接受?一言以蔽之,蔣要滅共,共不甘被滅,乃內戰不可避免的「基因」。然而,當時頗有影響力的第三勢力與廣大民眾渴望和平,極力反對內戰,而美國於戰後期盼強大而親美的中國,蔣親美無慮,但中國要強大必不能有內戰,故而派遣戰後大名鼎鼎的馬歇爾將軍以總統特使的身分,來華調停謀和。蔣介石在中外壓力下,不得不進行和談,但內心急想滅共,所以阻擾和談,阻擾聯合政府的成立。雙方講好停戰,蔣介石突命攻擊東北共軍,説是停火不包括東北地區,使偏袒國府的馬帥不得不迫蔣停火,最後蔣失去東北卻怪罪馬歇爾,馬帥何辜?
以馬歇爾聲望之隆、授權之重,何以極力調停而和議無成,黯然回國?要因當時冷戰形勢已成,美國不可能放棄蔣政府,也不會斷絕軍援與經援,更因反共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抬頭,親蔣的「中國遊說團」(The China Lobby)在華府實力強勁,蔣介石乃有恃無恐,令馬帥九上廬山,吃盡苦頭而和談不成。蔣在1946年7月17日的日記上還抱怨說:「美國始終堅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張,而置我國存亡於不顧,至可痛惜也」!
美對蔣不滿卻利用他反共
馬歇爾於和談失敗後,往見蔣介石,坦白警告蔣,內戰將導致經濟崩潰,絕不可忽視中共的力量,而蔣不同意馬的悲觀看法,認為中共在他的攻勢下,不可能維持8到10個月。蔣又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他即使沒有美援亦將在10個月內消滅中共!蔣介石總以為馬歇爾在幫共黨的忙,其實美國希望不戰而統一於蔣的領導下,一個親美且和平穩定的中國才符合美國的商業利益,戰後美國經濟產品占世界總額的六成,中國不僅是廣大的潛在市場,亦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國。無奈蔣過於自信,不但失去了江山,也使美國「失去了中國」 (Loss of China)。
馬歇爾於和談破裂後,歸罪於國共雙方的極端派乃外交辭令,因國共兩方都是蔣或毛說了算,沒有什麼極端派可言。事實上,馬歇爾在其檔案中透露:「(我)必須說,蔣及其政權要負和談失敗最大部分的責任」。多年後,馬在私下訪談中更直言:他曾被蔣介石「出賣」過好多次(betrayed him down the river several times)。「蓋到下游」(down the river)是美國人用語,背景是將黑人轉賣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去當奴隸,比喻極為嚴重的出賣與欺騙行為。
然而美國終於轉向扶蔣反共,繼續援蔣,如杜魯門致馬歇爾密函所言:「為了地緣政治之故,萬一和談破裂,美國只有支持蔣介石」。美國退一步想,若蔣介石果能迅速用軍事力量解決毛共,未嘗不能達到其預期的戰略目標。但是結果不出馬歇爾所料,蔣果然嘗到刻意用武力解決的慘敗後果。有人或問,以當時日軍之強大,八年未能取勝,何以小米加步槍的八路軍能於不到四年,就席捲中國大陸?顯然軍事與外交都無法回答此大哉問!要因抗戰勝利後接收成為「劫收」,五子登科,更猛打內戰,通膨失控,民不聊生,大失民心。
殷海光時任南京《中央日報》主編,以「趕快收拾人心」為題發表社論,但為時已晚,神州驟然變色,真如孟夫子所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換言之,失民心者必失天下!
蔣不惜犧牲戰勝國的紅利
勝利後的中國最高當局聚焦於清除國內政敵,尤其想要一舉滅共,導致國共全面內戰,顧不得在國際上爭取勝利的果實,甚至貿然放棄應得的權益。蔣介石於勝利後,為了拉攏蘇俄,制衡中共,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允許外蒙獨立,出讓東北權益。更可悲者,八年碧血未乾,急不及待自願「以德報怨」為名,輕易放棄對日索賠,貿然保釋甲級戰犯「支那派遣軍司令官」崗村寧次,甚至想利用日兵剿共,因過於敏感而作罷。其實「以德報怨」是對中華倫理的曲解,孔子說:「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說:「報怨以德,安可以為善?」難怪日本當局一直不肯悔禍,不願好好地正式道歉,其領導人還不時去朝拜供奉侵華戰犯的靖國神社!
更令人扼腕的是,送上門來的大禮也棄如敝履!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時曾要把中南半島給中國,蔣介石卻說「任何情況下」都不要。羅斯福離開開羅後於1945年2月23日在昆塞軍艦(U.S S. Quicy)上舉行第992次記者招待會,當記者問到:「戴高樂已經宣布法屬中南半島即將解放,總統先生將由誰來解放」?總統答道:「我兩整年來一直十分憂慮中南半島,我曾在開羅與蔣介石談過,又與史達林在德黑蘭談過,他們都同意我的看法。法國人在那邊已經有好幾百年(按:其實不到100年),不應再重歸法國,法國人在那邊不曾教導當地人自治,他們投資1元要賺回10元,那邊的情況很像1898年的菲律賓。中南半島的人有獨立的意願,但他們的獨立還未成熟。」所以羅斯福問蔣介石的第一件事就是:「你要不要中南半島?」,蔣說:「此對我們沒有幫助,我們不要,他們不是中國人,他們不會與中國人同化」。羅遂建議中南半島可置於託管之下,由一個法國人、一個或兩個中南半島人、一個中國人、一個俄國人教導他們自治。
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在1944年3月3日的日記中,也提到羅斯福曾專電蔣介石問他要不要中南半島,蔣回稱不要。羅斯福與邱吉爾商量時,邱認為蔣會要中南半島,但蔣不要。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原由戰勝國重新規劃戰後秩序,也就是由戰勝國分享戰利品,美國為當時的四強之首,更一言九鼎,蔣介石卻不願收復中南半島。
清廷喪失中南半島在甲午戰敗前10年,收復失地並不容易,然而送上門來,蔣卻一口拒絕。蔣說越南人不是中國人,所以他不要,但照羅斯福看來,滿洲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國人,蔣為什麼要滿、蒙、藏呢?另一個戰勝國俄國,為什麼要爭取不是俄國人的蒙古呢?蔣知道法國人在1885年奪取中南半島,卻不知是從中國搶去的。
章太炎曾感嘆,越南乃先漢的舊壤,可惜恢復不易!不容易的事可以容易到手,而我們的領袖卻斷然拒絕,夫復何言?
結語
抗戰勝利後,中國既失外蒙,又不要中南半島,雖光復了台灣與澎湖,而台澎與大陸分治至今76年,一直受到美國的干擾,至今未決。美國支持台灣以一省在聯合國代表中國長達22年之久,蔣介石想要反攻大陸,卻有心無力。毛澤東曾遞橄欖枝給蔣,有《臨江仙》詞為證:柳綠花紅鶯燕舞,京都料峭風微,菊香書屋奏琴徽。依然明月在,何日彩雲歸?地覆天翻君亦老,東征北伐聲威。草山薄霧拂單衣,我今尋老友,把手話心扉。老蔣顯然不為所動,最後夢斷溪口,魂歸大溪。
美國卡特總統與北京建交,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國會卻又以其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干預台灣事務。鄧小平給小蔣遞橄欖枝,小蔣卻回報「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馬英九8年「不統不獨不武」,意在獨台。民進黨以台獨黨綱執政,由分治走向分裂。而今大陸崛起,國力匹敵美國,豈能放棄中國人八年血戰的唯一碩果?更不能容忍台灣「倚美謀獨」,我輩豈能等閑視之?
默念抗戰勝利之年,60萬台胞由日本殖民地的臣民,於一夕之間,成為戰勝國中華民國的公民,而如今島上有不少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或不敢自稱是中國人,何其諷刺?數典忘祖,又何其可悲!
(作者係退休歷史教授)
廣東是中國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在抗戰史中據有重要位置。隨著大陸官方對正面戰場評價的變化,在過去數十年間,廣東各地的抗戰紀念設施陸續得到修復、保護。
粵北戰地黃花
就地理而言,當年第七戰區的抗戰紀念設施遍布粵北戰線的從化、花都、清遠、新豐等地。若說廣東在改開浪潮中開風氣之先,那麼在當時處理歷史上抗戰紀念設施議題,也稱得上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
位於從化石榴花山的陸軍第63軍抗日陣亡將士公墓,余漢謀題。
石榴花山位於廣州從化良口良明鄉流溪河邊,是良口境內的制高點,因山上曾遍開石榴花(杜鵑)而得名,是進出粵北山區的門戶、第二次粵北會戰(1940年5月)的主戰場。1943年,63軍軍長張瑞貴擇定石榴花山舊戰場修築陣亡將士公墓,以彰顯本軍在第二次粵北會戰中的貢獻。公墓在文革時遭紅衛兵毀壞。1985年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從化迅速拍板撥出專款重修公墓。數十年來幾經維護整修,63軍公墓成了抗戰紀念園。現在,石榴花山周邊溫泉賓館、度假農莊林立,「六三市」的舊名還沿用至今。
與石榴花山公墓同期修復的,還有距離其約8公里的牛背脊紀念塔。1943年,157師在牛背脊戰場故址修建第一次粵北會戰(1939年12月)公墓。至1956年,流溪河修建水庫與發電廠,牛背脊的碑、墓無聲無息地沒入水中。1980年代,從化縣政府與政協牽頭落實重建157師紀念碑,原碑被打撈出水,重新豎立在原址以西一公里的一個水庫邊小山頭上,碑頂的青天白日徽又重見天日。
粵漢鐵路是中日交戰的焦點。第一次粵北會戰期間,157師在粵漢線樞紐站清遠源潭附近作戰,戰後樹立的紀念碑亦毀於文革時期,1991年由區政府撥款從原址南移25米重建。
蒲昌位於新豐縣西部,比鄰翁源、英德,南接從化、北通韶關。舊廣韶公路東側的許屋村地界有座大尖山,陸軍第63軍抗日陣亡將士公墓深藏此山中,當地人俗稱為「將軍地」。抗戰建築研究者陳斌曾實地進行踏查。從村裡走到山腳再舉步上山,目測兩三公里的距離內盡是連綿起伏的山頭和迂回曲折的山路,路徑最終在崖壁前消失。好不容易登上上坡頂,遙望山對面的碑尖摸索著荊棘叢前進,野草枯枝幾乎能把人埋沒,前後兩小時的攀藤附葛才終於來到紀念碑跟前。這是一處新豐縣文物保護單位,於2013年翻修一新。
憂思獨共白雲深
從時間維度上考察,廣州市內抗戰紀念設施的年份,基本與14年抗戰史相始終。紀念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的19路軍陵園為其起點,接收廣州的新一軍修建印緬作戰陣亡將士公墓,象徵著勝利的成果。
1947年9月6日,新一軍廣州受降二周年紀念日,在新一軍公墓舉行了一場隆重的落成公祭典禮。正午時分,忽然風收雨歇、天朗氣清,在與會嘉賓、官兵數千人的注目下,張發奎緩緩拉開了「陸軍新編第一軍印緬陣亡將士紀念塔」青石碑前的紅帳。在場的三隻印緬戰象竟也嘯鳴數聲,仿佛在告慰英靈。焚香祭酒、敬獻三牲之後,各軍政長官發表演說。抗戰勝利已過兩年,戰勝的餘興猶在,但國共兩黨已撕破臉皮、兵戎相見,此刻雙方實力對比正發生微妙變化,任誰都能從發言中隱約感受到時局的憂患。
前軍長孫立人的發言質樸感人,透露了公墓建設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這公墓的完成,是單靠新一軍全體官兵的捐獻和公積。銅質的藍鷹,是印緬戰役中所收集的彈殼鑄成的。本軍奉命接收廣州的時候,我們曾使用過俘虜來開山填土。」午後1點40分,全部儀式在禮炮聲中結束。此後墓園由新一軍派衛兵看守,開放供市民瞻仰。這是新一軍公墓首次大規模的公祭活動,不意竟成為歷史絕唱,如今新一軍公墓原址被高架橋、鐵路分割,紀功亭置身於菜市場,四柱紀念塔在軍事管理區內。
自2010年代開始,新一軍公墓受到網民廣泛關注。由於營區封閉管理,前往紀念塔祭掃需要特批手續,為此,輿論出現公墓整體異地遷建或原地保護的爭論。近年當局確立原址保護的方針,而營區也開始在清明期間低調調整門禁,對祭掃者進入指定區域酌情放行。一時間,個人、團體祭掃者紛至沓來。志願者張航多次從東北遠道而來,組織祭掃新一軍公墓,每次活動均按照一定程序。在活動中,張航約定在門坊前集合、獻花,再結隊前往紀功亭擺放花籃、祭品,恭讀祭文,最後結隊前往紀念塔,由嘉賓代表發言,眾人行禮獻祭。
據一位不具名的文物保護部門人員表示,其實當局一直在推動新一軍公墓的保護。從2014年開始,對紀功亭、門坊的養護工程就定期進行,周邊商鋪因軍隊停止有償服務的改革而關閉。重建恢復全面鋪開的障礙在於,軍方與地方政府一直未就用地置換選址達成一致。「關鍵是地權歸屬的處置,以及由哪一方承擔文物保護責任。軍方不否認文物保護的重要性,但他們沒有相應的機構、人員設置和資金預算,營區也無權處置地塊及其上的建築物。」他如是總結。
陳斌收集了大量新一軍公墓的老照片,其中一張背後留有原主的字跡:「新一軍過去是有它輝煌的歷史!可是而今都斷送在內戰的火焰裡了!」
潮汕抗戰「紅」流
1946年,潮安縣臨時參議會一致通過於潮州西湖修建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紀念碑於1949年紀念抗戰勝利四周年前夕落成,由潮安籍時任國防部中將部員的陳克華撰寫碑記《潮汕抗日戰紀》。紀念碑在文革期間被改為「忠字塔」,1986年被拆除改建為兒童公園。1999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紀念碑不遠處,是曾作為周恩來、賀龍「潮州七日紅」之戰指揮部的涵碧樓。
全面抗戰開始,潮汕位置重要,但是防守乏力。陳克華《戰紀》反映了這一史實:日軍奪南澳為內窺據點,挾優勢海空軍大舉進犯潮汕,駐軍獨九旅、保安團及地方民團起而應戰,汕頭、潮州、澄海相繼淪陷。1943年10月大脊嶺告陷,揭陽、普甯、惠來、南山失守。至抗戰勝利前夕,潮屬各縣團隊收復普甯、南山。
因沒有發生過大兵團作戰,所以潮汕地區在歷史上基本沒有由軍隊部別建立的抗戰紀念設施。陳斌參加過當地的一個紀念設施修繕項目,推進項目的公益人士告知,項目落地有賴於政府協調,繁瑣的修改預期各方都不會接受。陳斌領會此意,僅對材料中「國民黨軍」的表述提了修改意見,理由是這並非歷史上的正式名稱,地方工作部門回復改為「國民革命軍」。
(作者係抗戰紀念建築史研究者)
4月10日,道瓊斯工業指數一度下跌2100點,拋售美元的動向加劇。因美國國債遭到拋售導致利率急劇上升,包括日本經濟新聞社在內的一些國際媒體進而得出結論:川普的軟肋是美國國債,因其遭到拋售,川普才決定暫停部分對等關稅。但筆者則認為,川普的軟肋不是國債,而是供給短缺。
拋售美國國債確實會導致美債價格下跌,收益率上升,增加美國政府的融資成本。若拋售集中在短期,可能引發市場恐慌,推高長期利率。若拋售速度快於市場消化的能力,可能引發流動性緊張。但從現代貨幣理論(MMT)的視角來看,美聯儲可以無限量購買美債,通過創造準備金吸收拋售壓力,維持收益率穩定。這一點在2020年疫情期間已被驗證,當時美聯儲採取了一系列非常規的貨幣政策,穩定了美債市場,確保了金融體系的穩定運行。
然而,川普面臨的軟肋在於供給短缺導致的高通膨。供給短缺涉及生產、物流、貿易等多個環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國的許多商品依賴進口,而貿易摩擦、疫情衝擊等因素都對供應鏈造成嚴重干擾。當貨架上沒有足夠的商品時,消費者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物價自然會上漲,這種由供給短缺引發的通膨,與傳統的由需求拉動的通膨,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傳統的通膨可通過貨幣政策來調節需求,但供給短缺導致的通膨卻難以通過簡單的貨幣政策來解決,因為商品無法由美聯儲或美國財政部在短期內印出來。如果這時外國投資者再集體拋售美國國債,美聯儲為避免進一步刺激通膨,勢必陷入兩難:若購債則通膨惡化,若拒絕購債則債市崩盤。川普被迫在「高物價民怨」與「金融市場動盪」間二選一。這時國債才會成為軟肋。
從更深層次來看,供給短缺問題反映了美國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長期以來,美國過度依賴金融和服務業,製造業的空洞化嚴重,在全球產業鏈中,美國逐漸失去對一些關鍵產業的掌控能力。當面臨外部衝擊時,這種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就會暴露無遺。而川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尤其是關稅戰,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短缺的問題。貿易保護主義雖在短期內可保護一些國內產業,卻破壞了全球產業鏈的穩定,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漲,加劇供給短缺。對移民的限制則減少勞動力供給,影響企業的生產能力和擴張速度。
此外,高通膨會侵蝕美國人的實際收入,降低其生活水準,引發社會不滿情緒,若得不到有效緩解,會進一步影響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美國國債市場的波動、通膨的上升,都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產生衝擊。因此,美國需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穩定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減少貿易摩擦;同時需調整經濟結構,加大對製造業和實體經濟的支援力度,以提高自身的生產能力和經濟韌性。
(作者係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前副會長、財經專欄作家)
川普重返白宮後,在「讓美國再次偉大」與「美國利益優先」的政策思維下,從國際社會脫群退會,例如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撤簽巴黎氣候公約協議、暫停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援助業務等,並為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全球各國進口產品課徵10%關稅外,還特別對被判定為「貿易失衡」的國家,以粗糙的公式祭出前所未有稅率的「對等關稅」,讓美國的貿易夥伴陷入焦慮。
儘管在實施對等關稅的前夕,川普突如其來公布,除中國外,其他國家暫緩90天實施,形成美國對中國大陸課徵145%關稅(後又增至245%)、中國大陸對美國課徵125%關稅相互對抗的格局。由於川普始終認為,中國大陸從世界工廠發展為出口大國的同時,構築了貿易壁壘高牆,讓美國對中長期呈現貿易赤字,必須透過增加關稅的懲罰手段,要求中國大陸更加開放市場、降低美國產品的進口門檻,最終讓雙邊貿易達到均衡。
川普動搖亞洲盟友的信賴
針對川普對中國的關稅大棒,最近英國《經濟學人》期刊發表「美國如何讓中國再次偉大」(How America could end up making China great again)的封面文章指出,川普透過關稅政策不斷壓迫中國大陸讓步,雖對大陸經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卻會促使中國利用亞洲地緣政治關係創造出更多機會。亦即美國採取關稅對外構築貿易壁壘高牆,將自己隔絕於世界之外,反倒使中國藉此機會與全球重新塑造貿易關係。文章同時認為,川普對歐盟的蔑視態度,也動搖了亞洲盟友對美國的信心,川普此舉是「送給中國一份大禮」(A big beautiful opportunity)。
也就是說,川普捨棄美國的國際治理,採取單邊主義,強勢對全球雷厲風行執行關稅政策,並未獲致各國支持,反倒讓中國大陸藉此機會加強對外建立經濟夥伴關係,特別是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往來,例如「南南」新興市場的多邊合作、「金磚」組織(BRICS)的擴充陣容等。這些國家與美國具有長期緊密的經濟關係,而且對美貿易呈現高額順差,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國被認為是在美中貿易戰與全球供應鏈移轉中,受惠最多的東協國家。
中國從迎進來轉成走出去
其實,《經濟學人》曾在文章中分析,2017年美中爆發貿易爭端前,中國大陸在對外發展上,逐漸從過去的「迎進來」轉為「走出去」。其中最受到國際社會重視的是,從2013年開始倡議的「一帶一路」計畫,在非洲、亞洲、拉美、中東等「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公共建設上投資,深化與這些國家的經濟關係外,還主導全球貨櫃貿易,加強與「非美」(non-US)國家的貿易往來,同時隨著產業體系的升級,提高許多關鍵產品的自主供應能力。
《經濟學人》還進一步指出,中國大陸在經濟實力不斷茁壯之際,促成不少企業向外延伸,其所聚焦的目標並非已開發國家,而是快速成長的全球南方新興市場。其布局模式可以歸納為二:一是透過全球化建立供應鏈,例如中國「綠地集團」2024年迄今在非洲的投資成長兩倍,達到1,600億美元;二是加大全球南方的消費需求,例如大陸上市公司2016年以來對南方國家的銷售額增加兩倍,超過8,000億美元。
美國的全球進口占比衰退
再從WTO的資料觀察,美國進口金額占全球進口市場的比重,從最高2000年的18.9%,逐年下降至2023年的13.1%。同一期間,中國大陸從3.4%快速成長至10.6%,至於德國則是從7.5%略為減少至6.0%,日本從5.7%大幅萎縮至3.0%。美國對全球進口市場的占比逐年衰退,意味著美國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力正在弱化,全球各國在出口貿易份額上,並不會因美國退出而呈現衰退的格局。
上述分析顯示,川普為了改善貿易赤字,透過極不合理的關稅構築貿易壁壘高牆,或採取各種貿易障礙,試圖對抗中國大陸的崛起,恐難以協助美國企業擴大其市場。其實,近年來全球多數國家都在遵循自由貿易的精神下,積極致力於減少關稅障礙、廢除進口數量限制,進而提出各種促進貿易、加速通關的措施,這些事實顯示,美國已成為「全球例外」,仍「沉迷於保護主義」的國家。
很顯然地,美國認為透過關稅構築貿易高牆,或可減少對大陸的貿易逆差,同時干擾其經濟一再超車。然而,美國似乎錯估了中國大陸的經濟是隨著全球貿易的增長同步發展,尤其對全球市場進口的占比正逐年成長,即將超過美國的占比。在此情形下,美國不僅難以採取課徵關稅手段,減少中國布局全球南方國家,反而讓其藉此機會擴大開放,並與全球各國合作,整合成一個「非美市場」的格局,其未來發展值得密切觀察。
(作者係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川普挑起美中之間的關稅大戰後,目前已正式進行金融戰,舉凡限制投資、中概股下市、拋售美債等。若與貿易爭端相比,大國之間的金融戰,對全球金融體系造成的衝擊尤其非同小可。
川普蠻橫無理的「對等關稅」確實讓全球許多國家(包括台灣在內)無奈「求饒」。而中國大陸是唯一在川普政府關稅政策下,進行報復升級的國家。誠如中國外交部所強調,中方不願意打貿易戰、關稅戰,「但也不怕打」,如果美國執意要戰,「中方必將奉陪到底」。這一連串的發展顯示,美中正由關稅大戰進入金融戰,而與貿易爭端相比,兩大國之間的金融戰,對全球金融體系造成的衝擊更加嚴重,實不容小覷。
川普首任即發動金融戰
長期以來,美中兩國之間一直是「談談打打」,既合作又競爭.因而金融緊密度也逐漸升高。川普在第一任期內發動美中貿易戰伊始,即不斷地指控中國大陸及歐盟「操縱匯率,並壓低利率」。他曾形容「人民幣像石頭一樣墜落,而聯準會(Fed)升息,美元升值,結果卻失去競爭優勢」。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亦附和表示,「人民幣貶值為中國創造不公平的優勢,美國正密切觀察中國人行是否操縱匯率」。除此,還限制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金融投資,包括要求在美國上市的中資公司下市,限制將人民幣資產,納入美國公司管理的投資基準中;又限制45億美元聯邦僱員和軍人退休金的基金公司,停止投資中國股票的計畫。
美債危機意涵深遠
川普於4月2日宣布的對等關稅其實背後另有陰謀,即試圖造成市場恐慌,股市崩跌,進而讓投資人買美債避險,以降低美債殖利率、減少美債的利息支出,藉此紓解美債危機的壓力。據悉,今年美國聯邦未償債務總額將攀上35兆美元,伴隨而來的則是美債龐大的利息支出進入黑暗期。預估今年聯邦政府債務的利息支出將達到8,920億美元,占GDP3.1%。白宮經濟顧問甚至提出,要美國盟友把即將到期的美債轉換為「超長期、超低利率」的債券,明顯意圖將國債問題外部化。但這樣的如意算盤,在市場高度敏感與全球資金流動自由的現實下根本行不通。君不見,自川普點燃關稅戰以來,不僅重創國際貿易秩序,也嚴重衝擊美元、美債與美股的市場穩定性。由於投資人對川普政策的走向產生疑慮,恐慌性拋售美元資產。美元指數在4月10日一度暴跌1.2%,失守100大關,創2023年7月以來新低,11日更下跌2.7%,今年累計跌幅達7.6%。市場對川普政策的反感已不再只是「情緒反應」,而是實質資產配置的調整。
那麼誰在敏感時機賣美債?日本與中國大陸自2000年以來一直是美債的最大持有者,但近年來持續減碼,已顯示其對美元資產的信任快速下滑。大陸持有的美國國債從2011年的高峰1.315兆美元,至2024年12月下滑至7,590億美元,減持了數千億。根據Zero Hedge報導,大陸近期更疑似為因應關稅戰,拋售多達500億的美債資產,顯示「去美元化」戰略正在加速。倘若此趨勢持續,美債殖利率將被迫攀升,反而會使川普原欲壓低利率的策略徹底破功。除此,投資人正對美國投下不信任票,這不只是針對川普的個人風格,更是全面否定川普對抗全球體系、短視近利的政策取向。
川普賠掉美國百年信譽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提醒,真正懂市場的人看的是債市與匯市,因為這些不像股市般受情緒擺布。4月美國國債與美元齊跌,傳遞出一個明確的訊號,即全球投資人對美國經濟與財政信譽的信心正在崩潰。因此,川普以關稅摧毀的不僅是經貿秩序,更是美國作為全球金融穩定核心的百年信譽。美債殖利率異常飆升、美元指數急貶,原應出現在新興市場,如今卻發生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正逐步滑向它曾經批評的那些「市場脆弱國家」。
華爾街投資家希夫(Peter Schiff)認為,「川普試圖通過製造衰退來降低利率的計畫已經失敗,如果不撤回關稅大棒,將會引發比2008年更嚴重的金融危機」。川普上任僅短短3個月,即對外濫施關稅,對內操弄債務,已令美國80多年來苦心經營的金融信譽瀕臨瓦解。即使未來政策回頭,也難以即刻挽回投資人的信心。誠如市場所示,美國不再是絕對的避險天堂;川普的一意孤行讓這個百年金融強國,從信任高地墜入信賴深淵。換言之,川普這場賭局正是帝國衰落的關鍵。
中國不甘示弱強力反制
面對川普的無理施加關稅,大陸除同樣提高關稅反擊外,也在金融方面加以反制。如中國國家電影局表示,將「適度減少」美國電影的進口數量,此舉被視為對美國提高中國進口關稅至125%的直接回應,同時也衝擊到美國電影相關類股的股價走勢。美東時間4月10日,華特迪士尼公司 (DIS-US) 和華納兄弟探索公司(WBD-US)的股價分別下跌6.79%和12.53%。截至當日收盤,其他主要公司的股價也呈現跌勢,包括康卡斯特(CMCSA-US)下跌 4.26%,Netflix-US下跌 2.57%,派拉蒙全球(PARA-US)下跌1.97%,以及索尼(Sony)集團小幅下跌 0.22%。
美國恐嚇讓中概股下市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近期接受《福斯財經網》(Fox Business Network)訪問時表示,未排除將赴美上市的中國股票(中概股)從美國交易所下市的可能性。
目前共有286家大陸公司在美國交易所上市,市值總額約1.1兆美元。若此事成真,除了退市中概股的股民會蒙受損失外,亦會觸發所有中概股的股價下跌,令許多投資者承受虧損,其中包括歐美基金經理人。當初大陸企業赴美上市的目的在於接觸當地投資者和客戶,以進入歐美市場,但如今在倫敦、中東等地上市同樣可達到該目標,香港也正在不斷優化上市申請的審批流程。所以長期而言,美國政府強令在美的中概股退市,並不至於造成太大衝擊。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金系教授)
當川普掀起全球關稅戰,AI晶片龍頭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卻選擇穿著西裝打著領帶,48小時內,密集造訪北京與上海。他的行程既低調又高規格,不僅會晤了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與上海市長龔正,也與大陸許多科技團隊見面,顯示美國大力圍堵中國大陸的AI科技產業,卻擋不住企業家的穿梭、解鎖。
中國大陸擁有全球一半以上的AI人才,這是無法忽視的數字,也是未來產業的巨大推動力,若美國開放競爭,是AI對人類貢獻的正向循環。卻有台灣投資大佬認為,這次黃仁勳訪中是在「關鍵時刻遞出投名狀,強烈表態要和大陸綁在一起」,對台灣高速伺服器等產業是一場「惡夢」。
中國大陸市場無法被取代
即使在中美政治關係緊張之際,科技企業仍需維持市場溝通,因此,黃仁勳訪中是一場「AI地緣政治」的對話。川普從4月開始針對輝達低階晶片H20輸往大陸加大管制,讓輝達認列55億美元季度損失,股價單日下跌近7%,市值蒸發約2,000億美元。
早在川普當選前,黃仁勳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就坦言,美國政府的出口管制措施讓輝達「綁手綁腳」,無法在市場上銷售先進晶片。輝達約20-25%的營收來自大陸市場,尤其資料中心、雲端AI服務、高校科研、遊戲顯示卡等領域,對輝達的GPU需求極大。這是中美貿易戰對晶片業的衝擊,為AI產業增添更多不確定性,難怪生於台灣、一向熱愛台灣的黃仁勳會思考,甚至公開直言「理論上,在台灣以外的地方製造晶片是可行的,但中國市場無法被取代。」
全球90%的先進晶片來自台灣,但在美國的強力要求下,台積電先進晶片也轉往美國生產,這是「AI晶片未來不一定非得在台灣製造」的背景,黃仁勳是誠實的,輝達的H20 AI晶片原本是為符合先前美國出口規定而設計,性能較低,但美國仍不滿意,或說仍然深感中國威脅,於是將H20也納入限制範圍,這讓黃仁勳終於坐不住了!
4月17日,黃仁勳應中國貿促會之邀抵達北京,見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及中國貿促會會長任鴻斌,他向合作夥伴釋放出續留中國的訊號,強調輝達願意優化產品、合法合規地服務市場。4月18日,黃仁勳在上海見到上海市長龔正,黃仁勳指出,上海是輝達的重要研發基地,擁有良好的營商環境和產業生態。
輝達打造了「重要護城河」
前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就曾評價,輝達成為全球霸主是做對了一件事,就是打造「重要護城河」,包括CUDA(輝達繪圖晶片專用軟體平台)和NVLink,都讓產品能更快應用,而大陸有超過150萬CUDA平台開發者,為輝達打造了全球最大的開發社群,加上與3,000多家初創公司合作,許多創新如智慧安防、人臉辨識、自動駕駛都在大陸先落地,輝達產品也因此能快速測試與優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其實是黃仁勳的另一條「護城河」。
在中美科技脫鉤的背景下,輝達必須努力平衡兩邊市場的強大壓力,透過黃仁勳訪中釋出合作善意,同時維持與各方的距離感,這是一種微妙的地緣戰略平衡。但這種「平衡」一直向中國傾斜,所以美國對輝達施壓,但輝達不可能放棄中國市場,否則就會失去成長的引擎;不能完全依賴台灣,否則將受制於地緣政治;更不能忽視美國政策,否則將面臨技術斷鏈和經營風險,這是輝達面對的三重挑戰,也是台灣無可迴避的現實。
中國自2018年以來就把「自主可控」戰略,AI、半導體列為核心技術,國產晶片公司如中芯國際、寒武紀、海光、華為海思等,持續投入巨資發展AI晶片製造與設計能力,經過7年的努力,也成為黃仁勳出走美國的底氣:只要輝達的產品能在大陸設計、高階封裝或製造升級一部分,就能成為「非台積電」選項,也就可以開始擺脫出口限制。
黃仁勳對上海研發基地的重視,反映出輝達願意將部分研發或封裝流程轉向大陸東部沿海地區,以因應地緣風險與出口政策。輝達在大陸擁有近4,000名員工,黃仁勳強調與大陸企業的深度合作,推動技術本地化,探討針對大陸市場需求量身打造AI晶片的可能性,這些都象徵著輝達努力進行「局部本地化」,不再將全球產品一體通用。加上大陸地方政府,例如上海、蘇州、合肥、重慶等城市,對高科技產業都提供了大量補貼、土地與稅收優惠,若輝達未來選擇設立封裝或設計中心,這些城市極可能爭相競標,打造出類似台灣竹科的AI生態聚落。
不一定要在台灣製造
黃仁勳這次提及「不一定在台灣製造」,正是預警風險轉移的可能性。南韓、以色列、日本與中國大陸皆在加碼AI晶片與封裝投資,台灣外有面臨「人才外流」與「供應鏈分流」的雙重壓力,內有土地緊縮、電力短缺,多數客戶開始考慮備援的問題,若不能從技術平台和制度政策著手,即可能逐步被邊緣化。
黃仁勳強調AI發展需要全球合作,表達出他對「科技去政治化」的理想,但未來輝達供應鏈的「分散化」勢將成為新常態。黃仁勳的「旋風訪中」再次印證,台海兩岸將直接決定新一輪的AI發展變化。
(作者係資深媒體人)
世界股市在川普操弄「對等關稅」下,一驚一乍,如坐雲霄飛車,大概有人斷頭、有人發財。美國這個沒落員外,已無維持世界經濟強權的能耐,但要攪和世界貿易一鍋粥,倒還有餘力可使。
川普是「知識盲區」患者
川普靠著美國人厭惡拜登建制派的虛偽,二度上台,但看他的用人準則只重忠誠,不重專業,川普當政剛過一百天,就已經把國內外搞得天翻地覆。因此大陸有人把他的內閣稱為「草台班子」,缺乏真才實學,但他還洋洋得意。
川普4月2日推出的所謂對等關稅,就是「草台班子」的又一傑作。因為這個向185個國家和地區徵收關稅的稅率都不相同,那是怎麼算出來的呢?是一個簡單的公式算出來的。就是這些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出超額除以輸入額,然後再乘以100, 除以2就得了。因為川普討厭貿易逆差,這個簡單公式大概是川普的經貿團隊,為了迎合他對貿易逆差的看法,又為了讓他看得懂而設計的。川普自承只是想極限施壓,然後迫對手妥協來談,按他預想的方式談條件,給美國好處,搞他自詡的「交易的藝術」。
其實,川普本身就是一個嚴重的「知識盲區」患者。在新冠疫情期間,他堅定地反對打疫苗、反對戴口罩;他說健康的小孩打疫苗會變成自閉症患兒,還曾號召嘗試注射消毒液來消滅新冠病毒。他胡言亂語後,紐約市在6小時內就處理了30例有關消毒液的病例,而新墨西哥州也出現有人群服用消毒液,死的死瞎的瞎。
范斯竟出言侮辱中國
最近萬斯在接受Fox新聞專訪時說,「我認為我們所有人都應退後一步並問問自己,全球化經濟給美國帶來了什麼?從根本上說,它基於兩個原則。承擔巨額債務來購買其他國家為我們製造的東西。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我們向中國『鄉巴佬』借錢,來購買中國『鄉巴佬』製造的東西。」這裡他不用農夫(farmer),而故意用具貶義的鄉巴佬(peasant)。根據權威英語詞典的解釋,peasant帶有明確的貶低意思,意指貧困地區的小農民,僅能以種植農產品或養殖牛羊雞鴨為生的人。簡單地說,范斯採用了殖民時代有階層色彩且侮辱人的詞語,該詞還有其他意思,譬如沒有教養、大老粗等。用這樣的語句來形容中國人,無疑是一種不折不扣的侮辱。
來自底層的范斯曾著書《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Hillbilly刻意指「孤陋寡聞、粗魯愚笨的鄉巴佬」。范斯在書中非常討厭精英的思維:「給窮人買睡衣當聖誕禮物?窮人睡覺不穿睡衣」。窮小子變身成了政客,竟成了自己曾經最討厭的樣子,用自大狂來掩蓋自卑感。
有人在網上諷刺范斯所說的「中國鄉巴佬」,「正享受著世界上最大的高鐵、世界上最先進的電動車,他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擁有更實惠、更好的醫療保健、最便宜的食品雜貨。」中國的發展有目共睹,只是有人無知到只聽西方反華有偏見的媒體道聽塗說。還有網友表示,「美國這番言論簡直愚不可及,他不清楚中國在文明發展上領先美國數千年嗎?全世界早已摒棄這種白人至上情結了。」實際上,范斯能進入到川普的領導班子,主要是他結識了矽谷的右翼代表人物,被當作「代理人」而進入政要圈。
美國製造業已空心化
此外,美國財政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認為,讓製造業回籠美國,像數百萬人擰螺絲,就能給美國帶來數百萬個就業崗位,這也是不合商業邏輯的外行話。商業邏輯需要考慮成本,成本不只是人工。例如,美國沒有iPhone零組件的生產線,需要重新建立,建立新的工廠要成本,而建成後生產的成本依然很高,因為川普的目標是提供就業崗位,這意味著能用人的環節都要盡可能使用人工,而非機器人。而人工的成本和效率顯然比不過機器人,要在美國搞「百萬打螺絲大軍」,不是在搞產業升級,而是在搞復古勞改,把21世紀的高端製造,活生生拉回到上世紀的手工裝配。有人估計,一支iPhone手機在中國組裝只要賣新台幣3萬元,如在美國組裝至少要賣8萬元,要蘋果工廠搬回美國,豈不是要蘋果的命?
還有網民提到,他的公司生產一種拼插玩具,每當模具壞了生產就會被迫停止,因為在美國找不到會修模具的師傅,只能坐等中國重新製造新的模具。連生產小玩具的設備都搞不定,又拿什麼製造iPhone的零組件呢?模具修不好不是個例,而是整個製造業生態失能的縮影。一個強大的製造國依賴的是成千上萬種專業技能的工種,而美國的技術藍領早就被邊緣化了,沒有用武之地,而年輕人都去搞金融、做服務業了。也就是說,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已導致斷代的問題,現在想重新撿起來也接續不上。
更何況,就算硬著頭皮把工廠建起來,把工人招進來,也未必能幹得起來。美國工人多年沒有接觸精密製造,培訓成本高,出錯率又大,再加上動不動就要喊加薪、搞工會,搞不好百萬打螺絲大軍還沒建成,就先把企業給整破產了。實際上,川普在第一個任期就嘗試過了,當時他高調宣布富士康將在美國投資100億美元,建設液晶面板工廠,創造1.3萬個就業崗位,州政府更砸出高達40億美元的補貼、稅收減免和土地優惠,但該專案徹底失敗了,承諾投資100億美元,最終還不到7億美元。失敗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國缺乏製造基礎,招不到合格的工人、供應鏈不配套、物流成本高。
總之,如果川普政府還一心要搞「製造業回歸」的老路數,只會再次淪為笑柄。
(作者係自由評論員)
美國高關稅政策、中國大陸市場的戰略地位,以及內部產業結構的脆弱性,迫使台灣必須在「脫中」與「靠中」的論述中尋求平衡。台灣的主要產業正面臨美國高關稅政策的挑戰,特別是資通與視聽產品的出口高度依賴美國市場,51%的出口銷往美國。如果高關稅持續施行,將會對其市場份額造成壓力。此外,汽車零配件的出口也受到影響,約50%的出口銷往美國,成本的增加使得企業生存面臨困境。
根據2024年統計,台灣電子零組件出口金額約1,787億美元,其中52%銷往中國大陸及香港,另外某些產業如醫療器材和石化產品,能依賴大陸市場來穩定出口,特別是在美國市場需求減少的情況下。面對不斷變化的貿易環境,台灣企業應積極開發大陸市場,同時尋求市場多元化,以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並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與附加價值,以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
「脫中」是個假命題
儘管綠營表示,台灣正逐步擺脫對大陸的依賴,但2024年台灣出口總額約4,750億美元,進口總額約3,944億美元,雙雙創下歷年次高紀錄,全年貿易順差達806億美元(與其他逆差抵銷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最大貿易順差的夥伴仍然是中國大陸與香港,貿易順差近700億美元,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649億美元。
過度依賴單一市場可能導致經濟不穩定,若順差過大,可能引發貿易摩擦,正如川普的對等關稅風暴。但根據《經濟學人》報導,台灣是全球最依賴出口的經濟體之一,這使得台灣在這次美國關稅風暴中成為重災區。因此,民進黨政府推動的擴大對美採購以縮小順差,會讓兩岸經貿帶來的順差更為重要,這顯示賴清德說台灣投資要「脫中入美」根本是個假命題,台灣想要靠中諂媚美國才是真實。
「入北」將面臨多重障礙
台灣企圖加入北方國家集團,會面臨多重結構性的障礙。在地緣政治方面,大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北方國家集團成員國普遍遵循此政策,這使得台灣難以獲得國際承認,並面臨外交孤立。經濟層面,儘管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具全球競爭力,但高度依賴跨國供應鏈,且缺乏與北方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導致關稅壁壘與技術標準衝突加劇。制度性約束方面,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確立了台灣的國際法地位限制,任何接納台灣的舉動均會引發大陸強烈反制,加上台灣對大陸市場的高依存度,會進一步壓縮台灣的國際經貿自主性。
文化層面,台灣深植中華文化傳統,強調集體主義與社會和諧,與西方重視個人權利的價值觀存在根本衝突,尤其在敏感議題上易產生立場分歧。語言障礙也會導致深化合作的難度,中文為主導的溝通模式與英語國際慣例有所隔閡,間接思維與西方直接表達的差異,亦可能引發誤解,削弱外交實效。綜合上述因素,台灣「入北」的可能性極低。
兩岸連結可解決台灣困境
台灣目前面臨著多重挑戰,不僅來自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也源於內部政策的限制。美國高關稅政策導致台灣高端製造業外移,零關稅政策及取消非貿易障礙,會使台灣無法利用補貼和產業扶助提升企業的競爭力,美式通路的擴張也將導致本地小型商業模式的衰退。而台灣的核心高科技產業外移,不僅會讓台灣勞工失去工作機會,也將導致核心製造業的空洞化。對美國加大投資和向美採購更多軍火,將排擠島內的公共投資,影響社會福利、教育和基礎建設。缺乏公共投資將使台灣內需市場更加脆弱,有可能需要舉債來支持龐大的開銷。新南向政策導致傳統產業外移至東南亞,將帶走更大量的工作機會。
面對這些結構性的困境,台灣應加強與大陸合作,完善《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以便能更深入地融入大陸的國際貿易體系。透過強化兩岸經濟連結,台灣不僅能獲得更穩定的市場機會,還可在經濟合作中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這種策略不僅有助於減少台灣在國際貿易中的孤立感,還能透過實質合作改善兩岸關係,為台灣在國際舞台上尋求更有利的參與條件。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找到可行的生存之道,並為未來的發展鋪平道路。
結語
中國大陸在這場貿易戰中可能取得優勢,主要來自其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強大的製造業基礎,這將使得許多國家和企業都不願意失去中國這個市場。中國政府能迅速調整政策以支持國內那些受到影響的產業,並可積極與其他國家合作,通過簽訂貿易協定來減少貿易戰的負面影響。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快速發展也已增強其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並可以通過刺激內需來減少對出口的依賴。
為了改善台灣現狀,台灣當局應考慮回到「九二共識」,重新談判並完善ECFA及服貿協議,融入「一帶一路」,協助東南亞台商通過廣西與內需市場連接,開放陸生、陸客來台,增進兩岸交流,促進經濟合作。另外,通過政策支持和公共投資來強化內需市場,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同時,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多邊合作,分散風險,這樣台灣可以在面對內外挑戰時保持競爭力,並促進經濟穩定和發展。
(作者係暨南大學國企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