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0日，立法院審查《選罷法》、《憲法訴訟法》、《財劃法》等三項法案，藍綠立委爆發激烈肢體衝突，場外激憤的群眾也與警方推擠，甚至有民進黨立委一度剪開鐵絲、推開拒馬，要讓場外的「青鳥」入內，所幸最後一刻高層緊急喊停，在野黨能藉著人數優勢，順利修正通過上述三法。

三法通過的當下，卓榮泰就拋出「無力救災論」，並揚言要重編總預算。賴清德當晚也直指，「立法院強行通過三法，悖離民主國家人民作主的真諦」、「財劃法必嚴重排擠國防預算，危害國家安全及人民生命安危」；更強調「民主的紛爭，要用更大的民主來解決」，並為「場外年輕人」打抱不平。只是，同一時間網路爆出「聲援冬季青鳥行動」宣傳單，言明北上聲援的台南學生可得到2700元補助款。

在三法通過後，民進黨府院黨三方均立即稱要「研擬憲政救濟程序」，其中包括卓榮泰不副署、賴清德不公布、聲請憲法法庭做成「推遲命令」。不過，行政院若不對立法院通過的法案提起覆議案，總統就必須依法公布，否則即違反憲法第72條之規定；憲法對憲法法庭可否「推遲命令」並無相關規定，更何況賴清德提名的七名大法官人選已於24日遭全面封殺，憲法法庭短期內根本無法運作，這些都使得賴清德所言「要用更大的民主來解決」，成為一句空話及笑柄。

12月23日，行政院大動作召開記者會表示，要重新編列2025年總預算，被在野黨批為「假哭窮、真恐嚇」，但主計總處編列的計畫透露出，中央編列的國防經費（不含人員維持費）高達2,945億元，遠比其他項目高出數倍或十倍以上，依據《財劃法》要刪減約28%，金額確實不小，難怪賴清德擔心「國防預算會遭嚴重排擠」，但他擔心的可能不是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危，而是不知道如何應付即將上台，堅持要收「保護費」的川普吧。

民進黨在立法院修法及人事同意權行使的過程中，只會天天怪在野黨「毀憲亂政」，並開啟「大罷免行動」，而忘了自己也曾主張「罷免連署須附身分證影本」，尤其賴政府過去七個月來「用人唯親唯獨」，整天誣衊藍委「親中賣台」，大力推動「改造社會、洗滌人心」工程，並不顧民意處處阻攔兩岸交流，以及大法官被提名人幾乎各個主張「廢死」、當然不得人心。更令人驚訝的是，一個號稱以民主運動起家的政黨，明知道民主政治就是妥協與協商政治，也知道立法院「朝小野大」，卻從未主動與在野的國民黨、民眾黨溝通協商，當然無法化解政治僵局。

綜言之，民進黨會陷入今日困局，只能說是「多行不義必自斃」。但除了被迫觀看立法院上演全武行、在街頭被「青鳥」遊說罷免國民黨立委，台灣人民還要因賴政府為「強化台灣防衛韌性」，拼命採購美國武器、爭取軍援，讓台海陷入兵凶戰危而擔驚受怕，何其無辜可憐！

如果穿衣服可以混搭展現個人風格，那麼喝茶可不可以根據自己喜好，即興混搭各種原味茶，創作獨家配方的私房茶？不二堂創辦人林榮國提出以「混茶」為概念的創新文化體驗，不僅拓展舌尖上的新風味，也享受品茶的玩心童趣。

自古以來，中華文化有「茶禮即國禮」的說法，清朝皇帝乾隆便曾說「國不可一日無君，君不可一日無茶」，可見華人生活相當重視飲茶行為。然而講究茶葉、茶水、茶具及沖泡的過程放在現代社會，就像套在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咒，難免令人嫌麻煩而與品茗保持距離。「混茶」則開啓一個「喝茶新時代」，用新的喝茶形態讓人體會茶的新面貌。

混茶　物要盡其用

林榮國告訴記者，「混茶」有兩大核心精神：物盡其用以及改變標準。台灣茶產業長期存在純、稀有、單一茶質迷思，1000片葉子，嫩芽可能只有50片可用，950片就這樣被浪費了。如果一罐茶葉能將一顆茶樹，甚至來自不同產區的嫩葉、中等葉、粗老葉適當調配，讓專業人士調合出全方位的品質，關照全方位的生態，茶產業才能更長久。

例如團隊實驗出的混茶「晨曦」就是將日月潭紅茶和台灣金萱以2:1比例調配而成。原來日月潭紅茶有焦糖、桂花、薄荷香味，是喉韻比較強的茶款，可惜少了點香氣，但是加上台灣金萱後，香氣立即撲鼻。

林榮國以眾所皆知的普洱7542茶餅為例，告訴記者「那就是一種配方」，時至今日大家並不認為這樣的調配不對，反而是茶經典的新標準，正因為它能打破單一茶質迷思，順應自然之道。

命名　吸引年輕人

為讓茶擺脫老態，「混茶」命名也有專屬密碼。如「跨年」混合凍頂烏龍與紅韻紅茶兩款茶葉。凍頂烏龍向來是老一輩聊天開講最愛飲的茶款，味甘耐泡，入口生津止渴；紅韻紅茶則有鮮爽花香。兩者混合後，順口清香，聞來有柑橘蜜香。「跨年」要傳達的是：「這就是人生，經過火候烘焙，終究回甘。伴隨茶香，想著過去一年種種，令人心生期待跨年的煙火。」

又如「情人節」茶，混合貴妃烏龍與台東鹿野的涎香紅茶。前者有特別的蜜味與悠長的喉韻，加進涎香紅茶後，「散發牛奶糖香氣，口味平順，很像戀愛滋味。」命名除了成功吸引年輕族群，民眾在享受茶時光外，也同時共創品茶新標準。

以茶入食也是喝茶既有的傳統。在秉持愛大地，親自然的理念下，團隊的手做職人善用每一片茶葉茶梗與在地食材搭配，製作好的茶食。如鳳梨酥、舒芙蕾米果，內餡裡吃得到台灣烏龍茶，也聞得到屏東高樹鄉飽含陽光的味道，以及聽得到土地老朋友「龍眼」親切的招呼。職人認為，使用在地食材不僅讓食材保有新鮮感，也吃進營養健康，並達到節能減碳、支持在地農業的社會意義。

調茶　最新潮喝法

團隊還試著將喝茶的「茶席」與品酒的「吧台」結合成的新式茶席酒台空間—「茶酒沙龍」，讓喝茶變成一種賞心悅目的表演藝術：專業調茶師在360度的調飲吧檯內，利用花式調酒手法攪拌沖泡茶飲。在充滿視聽聲影場景內，消費者坐在酒吧台，近距離欣賞調茶師展現茶藝新活力。「茶酒沙龍」曾於今年台灣文博會全球首度發表，參與體驗觀眾嘖嘖讚嘆「原來LKK的傳統茶可以有這麼潮的喝法」。

林榮國告訴記者，在茶進入百家爭鳴的消費年代，茶酒沙龍融入調酒藝術、平面視覺、影像互動、電子音域等多種身分，混入在地風味，混聲電子茶樂，希望開拓茶席體驗新視野，將亞洲茶文化提升到更精緻的境界。

乾隆如果知道當代飲茶不限古典茶席而可以在沙龍享受，可能會改口「君不可片刻無茶」了。

11月13日，台灣國光劇團新編崑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首演，票房滿座，盛況空前，演出後全體團員謝幕三次，成功地為許多人開起了美好的「人生第一場崑曲」。國家大劇院演出部副部長江濤、北京市台聯副會長鄭大、國光劇團團長張育華、得意典藏董事長李翰瑩、北方昆曲劇院副院長曹穎及《梁祝》主創人員等出席了活動。

纏綿悱惻的梁祝傳說可謂膾炙人口，許多戲曲劇種都搬演過這一部經典愛情名劇，其中黃梅調電影尤其風靡華人世界，越劇《梁祝》和川劇《柳蔭記》也很具知名度，京劇則曾在不同時期推出不同的版本，尤以從川劇移植的《柳蔭記》和程硯秋晚年名作《英台抗婚》流傳最廣，而《山伯英台》更是台灣本地歌仔中所謂的「四大齣」之一。

歷史更為悠久的崑曲，卻始終未見梁祝的演出，只留下了文本《柳蔭記》，據說在上世紀三○年代周傳英曾經演過當中〈訪台〉一折，現在此劇也已經在崑劇舞台上失傳了。而國光的《梁祝》不但填補了崑曲傳統名著中的空白，更是梁祝首度的崑曲完整舞台演出。

「梁山伯與祝英台」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曾永義編劇，李小平導演，台灣大學戲劇所特聘教授王安祈擔任藝術總監。2012年，「梁山伯與祝英台」由國光劇團第一小生溫宇航、北方崑曲劇院花旦魏春榮在台北首演。歷時三年後，「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北京首演，受到觀眾極大的歡迎，觀賞當中不乏年輕人。

曾永義教授曾與國光合作過京劇《鄭成功與台灣》、《牛郎織女天狼星》，此次第三度合作，劇本卻是崑曲，崑曲以典雅瑰麗的文辭著稱，難度頗高，但在曾教授筆下顯得更有神、更流暢了。

10月22日，在新聞發布會上，李小平導演說，《梁祝》共分《草橋結拜》、《學堂風光》、《十八相送》、《訪祝欣奔》、《花園相會》、《癡夢乍醒》《墓裂同埋》等七折。在傳統上，遵守崑曲的格律、一桌二椅等演出形式，但在劇情編排上，加進更多新穎的元素。比如「癡夢乍醒」一折，祝英台夢見與梁山伯結為夫妻後夢醒，就是過去沒有過的嘗試。李小平又表示「美妙的舞台設計，絢爛的燈光效果，唯美的唱詞，熟稔的表演和唱功一定會讓觀眾對美的追求得到滿足。」

主辦單位得意典藏董事長李翰瑩說，崑曲是古代藝術結晶，兩岸各有發展，在此基礎上互相交流，「兩岸加起來是最好的」。除了兩場演出外，主辦單位還舉辦了四場講座，希望引起民眾對崑曲的喜愛及重視。

在發布會現場，國光劇團第一小生溫宇航和北方昆曲劇院當家花旦魏春榮演繹了第六折《癡夢乍醒》。唯美的燈光下，一桌兩椅，蝴蝶漂浮空中，由近及遠。伴隨著舒緩婉轉曲調，梁山伯與祝英台在夢中相會，身穿精美紅色嫁衣，各手執白色繡球一端，結為夫妻。「曾是結金蘭盟定情堅，誓攜手同遨遊廣漠風煙，共賞那斑斕秋苑，寄情懷碧水藍天」，唱出了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心聲。

這次在北京演出的編腔、配曲、訂譜老師及實際演奏的北方昆曲劇院樂隊均來自大陸，而舞台服裝燈光等團隊則來自台灣。這部作品不僅帶給大陸觀眾一場唯美的藝術文化盛宴，同時也成為兩岸戲曲界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合作範例，進一步推動兩岸文化交流朝向更多元化、精緻化的方向發展。

台北晚晴協會取自李商隱《晚晴》詩「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自成立以來，就致力於讓所有遭遇婚變的婦女走出悲痛，經營出亮麗的後半生。近年來又致力於幫助中老年婦女，回顧人生能和解無憾，迎接樂活幸福人生。

台北晚晴成立始末

1984年，東吳大學林蕙瑛副教授集結了十幾位離婚婦女，成立非正式的組織「拉一把協會」，當時成員多處於婚變初期，家庭主婦居多。由於資源匱乏，加上許多成員的情傷未癒，因此，成立初期只能給予求助婦女心理支持，讓姊妹們有一個可以被傾聽心聲的地方。

當時協會對內定期舉辦演講、聚會，心理協談；對外，由負責宣傳的施寄青積極在各地生命線、文化中心、民間團體演講。在眾家姊妹「校長兼撞鐘」的團隊合作下，拉一把協會在1988年轉型成立台北市晚晴婦女協會（下稱台北晚晴）。

20多年來，台北晚晴不只是離婚婦女的家，許多已婚、單身婦女也認同台北晚晴服務女人的理念，陸續加入。在台北晚晴的大家庭裡，姊妹不僅相互扶持，而且在心靈上相互學習成長。

台北晚晴的精神是支持與陪伴，「感恩、回饋、服務」更是我們的根基。現任理事長邱薰慧堅守不退縮的精神，帶領著我們向前邁進。

現在，台北晚晴除對配偶外遇的婦女提供陪伴、支持、法律諮詢、婚姻協談，並辦理多元的自我成長課程，希冀透由這些媒介能夠協助遭受配偶外遇的婦女重新尋獲自我，走出屬於自己真正想要的生命旅程。

在破碎中找到自我

在生命路途中，另一半的背叛是一件生命中重大的創傷。多數人認為只要承認另一半的背叛，就等於間接承認自己的失敗，受傷的不僅僅是另一半的背叛與情感上的失落，更是自我價值感的喪失、信任與自信的摧毀，也造成了家庭的崩裂、倒塌。

美華在婚後將所有的生活重心放在丈夫與公婆身上，但一直無法懷孕，在經過一連串的檢查後，發現問題出在丈夫身上，美華為了不讓丈夫的自尊受到傷害，盡量避免此話題，後雙方決定接受試管嬰兒，也如願生下一對雙胞胎。

養育小孩初期雙方都忙於照顧著這個小生命，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照顧小孩的重擔與責任逐漸轉移至美華一個人身上。她無怨無悔，直到發現丈夫外遇，她勃然大怒、痛心切骨。在徬徨無助時，她來到台北晚晴。在這裡，她獲得姊妹的陪伴與支持，婚姻協談、成長團體課程與法律諮詢，也讓她暫時獲得喘息的空間，將破碎的自我一塊一塊地拼湊回來。現在，美華逐漸重新尋獲自我，也與丈夫進行夫妻間的關係修復，向幸福的旅程邁進。

樂活暮年，學習說再見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的必修課題，「死亡」卻是個神祕又敏感的話題，「衰老」亦是我們即將面臨的議題。面對衰老與死亡，每個人心中都充滿著不安、恐懼與害怕，但又無可避免搭上這班列車。不過，在這列車上，我們仍然可以選擇有尊嚴地活著、無憾地告別人世。在面對退休、社會角色與身分轉換、生理機能的退化等種種外在與內在的變化，婦女朋友通常會感到無所適從。台北晚晴近年來針對如何面對晚年生活開了許多課程，希望婦女朋友在離世前，能做完自己想做的，好好地跟家人告別，坦然、無悔、有尊嚴地說再見。

阿枝在花甲之年時，發現丈夫外遇，在幾經內心交戰下，她來到台北晚晴。在姊妹們的陪伴與支持下，婚姻協談、法律諮詢及自我成長團體課程的薰陶下，阿枝逐漸找回自我，也決定與另一半和解。沒料到，就在阿枝與丈夫和解後，丈夫發現罹患癌症，阿枝不想留下遺憾，陪伴、照顧他走完人生的最後一趟旅程。如今，阿枝對於人生已沒有遺憾了，也懂得照顧自己、疼惜自己，過著自己想要的樂活人生。

（作者係台北晚晴協會工作人員）

胡適27歲寫《中國哲學史》，馮友蘭為其作序，一時傳為佳話；馬乘風28歲撰就《中國經濟史》，馮友蘭、嵇文甫亦為其作序，學界為之側目。

馬乘風後來棄學從政，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來台後不久被誣告身陷囹圄，坐了21年的政治牢。結果學政兩空，令人慨歎，所幸有《中國經濟史》傳世，差可告慰。

《中國經濟史》一、二冊，1935年南京中國經濟研究會初版，翌年改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並列入大學叢書。其間曾絕版達40餘年，直到1980年12月始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重印再版第一冊（第二冊、第三冊1981，第四冊1984），然而作者卻改為「馬持盈」，以致不少人以為另有其人。

馬乘風生平小傳

馬乘風(1906-1992)，河南省宜陽縣人，幼年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奠下雄厚的國學基礎，及長始入學堂，由小學，而中學、師範，1926年河南中州大學肄業。是時有感內憂外患，乃抱持救國救民之志，奔向武漢，以身許國，並投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加入中國國民黨，卒在該校完成學業。1934年任職於南京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工作之暇，撰成《中國經濟史》一、二冊，約60萬言，時年僅28歲。

嵇文甫在序文中以欣慰的口氣讚許說：「乘風的《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出版了！這一本二、三十萬言的煌煌巨著，預料在中國社會史論壇上要激起相當的波浪。而我個人對於此書尤其是格外的感到欣慰。」馮友蘭之序文亦有類似讚美之辭。可惜在台再版時，兩篇序文雙雙遭到刪去，因二位寫序者均身陷大陸。

《中國經濟史》出版後，馬乘風受北平中國大學之聘，擔任教授並兼北平市立商業專科學校校長，抗戰軍興，國民參政會成立，遂被遴選為1.2.3.4.屆參政員，運籌大計，嶄露頭角，頗獲當局之倚重。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復被延攬為指導組組長。不久，又受領袖蔣中正之命，赴西安協助胡宗南將軍辦理文化出版事業。

抗戰後期，情勢吃緊，蔣委員長號召青年從軍，馬先生受命主辦河南地區青年從軍任務，當時國民黨只保有西南一隅6、7個縣份，而從軍的青年竟達8千人以上，雖中樞號召力強，但馬先生發動有力，深受同鄉青年信任，亦為重要因素。

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舉，馬先生襄贊復員工作不遺餘力，旋又膺選為河南省第十區的立法委員，正欲大展鴻圖，卻為時局所迫，1949年倉促隨政府來台。

1952年2月2日夜10時，突被政府以「保匪諜趙守志（曾任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委員，扺台後被以匪諜罪處死刑，旋遭槍決）入台，而知情不報」的罪名判處死刑，蔣介石壓下判決書，未交付執行，以致帶著死刑的罪名入獄長達21年(1952-1972)，1972年10月30日獲釋出獄。馬乘風為少數現任立委遭到判刑入獄者，當時曾引起軒然大波。成舍我、陶百川、龔德柏等人都曾仗義執言，極力營救。雷震曾在《回憶錄》中提及，二人在獄中常以羽球互娛。

出獄後，王雲五特予介紹至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擔任經濟學教授，並已獲該校創辦人張其昀所發的聘書，不意數日後該聘書竟被追回，馬先生只好耕讀持家，家計全靠妻子郭扶鸞在台灣銀行中級職員的微薄收入，馬先生因此自謔為「坐家」─坐在家裡的作家。未久，郭女士自台灣銀行退休，因退休金為數不多，靠微薄的利息無法維持家計，只好將其妻省吃儉用，以分期付款方式所購得的台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正前方棲身透天厝售出，遠赴美國投靠兒子生活。

赴美僅歷一個月，即行返台，因其子在美平日工作忙碌、辛勞，平日無人與之下棋，了無情趣，在美時常嘆曰：「身居美國，實不如在台坐牢」。返台後，又值房價飛漲，而無力再購屋，迫不得已，遂搬進內湖翠柏新村老人院(谷正綱所創辦)居住。居住該院除需先繳押金50萬元外，每月還需繳管理費及伙食費數千元。

馬先生晚年身體不好，但他直至進入彌留時，仍然耳聰目明，尚能以毛筆書寫遺囑。筆者在其康健時曾親耳聽其誓言比蔣經國長壽，果然在蔣去世後，馬先生健康狀況即每況愈下，終至不治，然而，他提起蔣介石則從未有任何怨言。據悉與當年蔣經國因不滿其愛放言高論批評政府，利用特務濫加逮捕，而蔣介石念其舊情，特壓下死刑判決書未予執行，馬對蔣介石不殺之恩始終心存感激。

我與馬乘風交往過程

馬乘風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於坐牢期間仍手不釋卷，寫作不輟，並且打得一手羽毛好球，出獄後陸續將獄中作品一一出版，除上述一書外，尚有《中國正統思想發展史概論 》、《史記今註今譯 》、《漢書今註今譯 》、《詩經今註今譯》、《中國歷代模範兒童故事集》、《蔣總統與中華文化復興》等書。

筆者初與馬先生並不相識，亦不知其在台坐牢多年，1973年6月筆者曾在《中華雜誌》撰寫「閒話禁書」一文，竟誤將馬乘風《中國經濟史》歸類為陷匪作家作品，幸經地平線出版社的老闆杜育春指正，並告知馬先生近況，乃不揣冒昧向其修書致意：「昔先生之大作絕版久矣，平日難得一見，此間台灣商務印書館亦未曾重印，因此常有人把持該書，冒充權威，而書坊中抄襲自該書之作品者卻屢見不鮮。…愚意以為，若得先生首肯，將該書重印或修訂出版，將造惠學界不淺矣。」

不久獲得先生邀訪晤面，雙方相談甚歡，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交談後始知彼自來台後，迄未再睹舊著。筆者適巧自師大圖書館影印上述一書，遂送予馬老參考，還贈其李劍農《中國經濟史稿》一書。未久馬先生將其中第一、二冊稍作修訂，即交予台灣商務印書館在1980年12月出版台一版。至於三、四冊，則馬先生全憑記憶所及（原稿早已散佚），以及近年來的研究所得，重新來過，其記性之強令人讚嘆。

1988年夏，蔣經國去世不久，台灣掀起雷震、孫立人翻案風潮，筆者約了記者訪問馬先生，可惜他尚有顧忌不願多談，致使平反計畫落空。

《中國經濟史》再版始末

《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始自殷商，終於秦末，全書共分四編23章，據馬先生表示，該書初版時第一編為「各家批判」，首先批判郭沫若、侯外廬等以馬克思唯物史觀來劃分歷史階段的模式，曲解中國經濟史的謬誤；接著又批判顧頡剛、錢玄同等以無端猜疑的手筆，抹煞西周以前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事實。翌年上海商務再版時，王雲五以顧頡剛時任該館編輯委員，對如此嚴厲批判，頗感為難，遂建議該編刪除，另由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單行本，以致原本五編濃縮為四編。

第二冊始自西漢，終於東漢，共分兩編16章，第一編談漢代經濟之史的發展，第二編為純經濟過程的橫剖。作者在各編不同時期的論述中，擷取當時社會經濟史大論戰時期的成果，從社會生產分析開始，對各個時期社會經濟制度進行較詳細的闡述。

第三冊包括二編，分析從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時代400年間中國政治經濟的動態，以及其間經濟問題的各別研討。從第一、二冊初版至三、四冊出版，中間相隔46年，在沒有原稿可供參考之下，在一、二年內接連完稿，其毅力及記性之強，對一位70歲的老人而言世所罕見。

第四冊始自隨代，終於唐末，共分三編21章，第一編為唐朝政治經濟的綜括論述，第二編為唐代政治經濟的觀察，第三編為唐代諸經濟問題的個別探討。全書係作者本諸民生史觀的基本立場，對隋唐兩代財經問題作橫的、縱的觀察與分析，作者堅定執著於孫中山的民生史觀，始終如一，一以貫之。第四冊出版時，政論家司馬文武（江春男）曾在《自立晚報》批露出版訊息。

馬乘風去世時留下已完成的第五冊手稿，馬夫人多次與台灣商務印書館交涉，希望完成馬乘風畢生的心願。可能是銷路欠佳，商務竟然對印行第五冊意興闌珊，致使第五冊的出版事宜迄今仍未定案，誠可嘆也。

（作者係退休中學教師、曾任教師人權促進會祕書長）

土肥原賢二(1883-1948)擔任奉天特務機關長時搞最多謀略。本文介紹他如何把溥儀從天津弄出來，送往滿洲的經過。

土肥原於1931年11月2日晚上和溥儀見面，要他離開天津前往滿洲。為此，土肥原於11月10日晚上唆使「自治救國軍」的中國人，在天津製造暴動。

溥儀所住的日本人租界因此實施了戒嚴，斷絕交通。而溥儀在戒嚴中離開天津。但在此之前，溥儀遭到幾次裏頭藏有炸彈的水果籃威脅。

與溥儀同行者有鄭孝胥、鄭垂父子、祁繼忠，日本人有上角利一、工藤忠（鉄三郎）、大谷猛和警衛諏訪續八個人。

溥儀到達滿洲之後，前往湯崗子溫泉，住進滿鐵經營的對翠閣，事實上等於被軟禁。可是，關東軍卻對奉天總領事館、關東廳和滿鐵等說：溥儀因為天津發生暴動，感覺危險，自動逃出天津，23日突然登陸營口請求保護，基於人道考量，暫時收容。溥儀夫人婉容於11月16日由川島芳子陪同，於11月26日，抵達溥儀所住的大和旅館。

日本要溥儀作其魁儡

土肥原在天津要把溥儀弄到滿洲時，有過這樣的對話。《溥儀自傳》記載，土肥原說：張學良把滿洲搞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出兵。日本人誠心誠意想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他趕緊回到其祖先的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與這個國家簽訂攻守同盟，其主權領土由日本全力保護，這個國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儀問土肥原：「這個新國家是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溥儀堅持復辟，否則他不去。

土肥原微笑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說帝國，我可以去！」溥儀表示同意。

土肥原說：「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議。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所謂吉田，就是口譯者的吉田忠太郎。

1933年11月6日上午9時半，土肥原在執政府和溥儀見面。他們一年半沒有見面了。土肥原於前一年4月，由奉天特務機關長調任步兵第九旅團長，1933年10月又回鍋奉天特務機關長。記錄他們兩個人交談的是林田賢次郎。

1932年3月1日，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宣布要建立滿洲國，年號定為大同；3月9日，舉行所謂建國儀式，溥儀出任政府執政，國務總理是鄭孝胥。1934年3月1日，溥儀出任滿洲國皇帝，年號改為康德，定其組織法。1934年6月6日，昭和天皇胞弟秩父官訪問滿洲國；1935年4月2日，溥儀訪問日本。

成立偽滿洲國之後的3月6日，炮製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征四郎，以本庒繁關東軍司令官代理的身分，往訪溥儀於湯崗子，簽訂與「滿洲國」的秘密約定。它採取了溥儀請示關東軍司令官的書信方式，其內容如下：

（一）國防和治安之維持，完全委託關東軍。其經費由滿洲國負擔。

（二）同意為國防上之必要時，鐵路、港灣、航空等管理及新設，全部委任日本機關。

（三）任命有名望之日本人為滿洲國參議，任用日本人為中央、地方官署之官吏，其選任 解聘，要經過關東軍司令官之同意。

（四）上述各項，乃是將來兩國正式簽訂條約之基礎。

但溥儀的自傳對於這樣重大的事情，竟隻字不提。實在太奇怪和荒唐了。

《日滿協議書》

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與滿州國簽訂《日滿議定書》，簽字的是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和國務總理鄭孝胥。這個議定書有正式公布的兩條本文，以及關東軍司令官和溥儀之間秘密往還的文書。

公布的《日滿議定書》前言強調日滿兩國永遠友好親善，互相尊重其領土權，以建設東洋的和平為目的。本文兩條說明滿洲國是名副其實的日本屬國：

（一）滿洲國要確認和尊重日本國或日本國民在日中間所做的諸項決定，以及公私契約之前所 獲得的一方權益。

（二）兩國約定要共同防衛，為此日本軍要駐屯滿洲國。

附屬秘密往還文書（溥儀文書）所約定事項如下：

（一）滿洲國委託日本維持國防及治安，負擔所需一切經費。

（二）國防上所需運輸設施的管理及新設委託日本。

（三）任用日本人為滿洲國官吏，其任免需要經過關東軍司令官的同意。

在此之前的8月，武藤信義和鄭孝胥還簽訂了一個秘密協定。內容是承認給予日本對於鐵路、港灣、水路、航空路線的管理及施設，創辦航空公司及滿洲的礦業權。惟以有關日軍的駐留費由其他國家負擔，不成體統而沒有這樣做。由此可見，所謂滿洲國是百分之百的傀儡國家。

對於偽滿洲國的建國，樞密院顧問官石井菊次郎在顧問官會議席上說它是「人造國家」，對於偽滿洲國的建國抱持消極態度的首相犬養毅（孫中山的朋友），軍方和右翼分子極為不滿，1932年5月15日在首相官邸暗殺了犬養首相，是為日本近代史上的「五‧一五事件」。

關於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滿洲的所作所為，日本外交官及學者有不少著作和回憶錄等，森島守人的《陰謀‧暗殺‧軍刀》、石射猪太郎的回憶錄、林久治郎回憶錄及中田整一的《滿洲國皇帝秘錄》，前三種，我曾將其譯成中文，森島及石射的譯文書係由台北水牛出版社出版。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日研所、史學所講座教授）

 11月21日，野薑花公民協會籌備處在台北市公務人員人力發展中心舉辦了一場「跨越時代、為歷史補白─陳逸松紀念展、座談會暨新書發表會」，邀請到許介麟、陳翠蓮、黃文源、林深靖等學者及社運工作者追思陳逸松，以及其時代的社會運痛和學運。紀念會後，《陳逸松回憶錄》的作者曾建民及聯經出版社發行人林載覺出席了新書發表會，為與會者介紹陳逸松其人其事，以及新書的撰寫角度。

1920年代國際主義盛行於全世界，其關注階級壓迫的論述鼓舞了弱小民族尋求抵抗統治者的利器。在這一波左翼思潮內化的過程中，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找尋民族解放的機制，於是政治、社會運動團體陸續成立，以作為抵抗殖民統治的手段。

1928年陳逸松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就讀，隨即加入具有左翼色彩的「東大新人會」，陳逸松的社會主義理想，使得他成為左翼運動的同情者，以至於兩度遭日警逮捕偵訊，第二次是為掩護好友，台共領導者蘇新返台而遭到入獄刑求。

陳逸松東大畢業後，通過日本辯護士高考，在東京執業律師，期間參加「自由法曹團」及「日本社會運動犧牲者救援律師團」，義務為日本工人、韓國工人、日本農民、及與社會運動有關而被捕的人士辯護。

1933年陳逸松返回台灣，在台北大稻埕開設「陳逸松法律事務所」，為台灣鄉親爭平等權利。1935年以最高票當選第一屆台北市會議員，是最年青最敢言的議員。在日本戰爭動員体制的皇民運動時期，他抗拒皇民化，拒改姓名，想方設法維護台灣人的傳統文化。且出資與作家張文環、王井泉一起創辦《台灣文學》，與西川滿等的皇民文學對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初受返台的台灣義勇總隊副總隊長張士德之命，陳逸松組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擔任台灣區團部主任，並兼任台北區團主任。「三青團」吸引了日據期從事社會運動、民族運動的青年加入，包括楊逵、簡吉、謝雪紅、蘇新、吳新榮等進步人士都擔任了三青團的幹部。「三青團」迅速發展成台灣最大的人民團体，在陳儀抵台之前的70多天過渡期裡，三青團扮演了看守政府的角色，在維護國有資產、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戰後重建及排除日本舊勢力破壞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1945年10月，陳逸松與蘇新、陳逢源等人成立了「台灣政治經濟研究會」，討論光復後所面臨的金融、糧食等問題。另外，創辦《政經報》，這是光復後第一本白話文雜誌，發揮了重建台灣文化和臧否時政的作用。

陳逸松因曾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席，而在後來的「清鄉」中成為國民政府通緝的對象，幸得同宗鄉人的幫助而倖免於難。接下來的白色恐怖讓人人自危，更讓陳逸松對國民黨的統治感到失望。1964年，基於為台灣培養政治人才的願景，以黨外身份出馬競選台北市長，政見中首倡解除戒嚴、實行民主憲政，可惜曲高和寡而敗選。

1972年陳逸松離開故里，經日本前往美國探親。經過日本時應旅日僑領之邀，曾寫過一封關於大陸對台政策的建言函，未想此函獲得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重視，透過管道邀請陳逸松於1973年4月赴大陸訪問。兩人數次長談後，周恩來邀請陳逸松在大陸定居，擔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以協助中國修訂憲法。

在大陸10年的期間，陳逸松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定，保護人權的條款也因此得以寫進影響十餘億人的法案之中。

1983年後陳逸松定居美國，但仍持續以政協常委的身份提供修法的建議，直至1992年卸任為止。1997年陳逸松終得以擺除黑名單的陰影，以90高齡再度回到闊別25年夢寐魂牽的台灣家鄉探訪親友。2000年病逝美國休斯頓，享年94歲。

另外，主辦單位還舉辦了「陳逸松圖片、音像、圖書展」，從10月24日展覽至12月31日，地點在延平南路26號撫臺街洋樓。

九一八事變以後，戰爭低氣壓籠罩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台灣。1935年，就讀台北高等學校的南部客家青年鍾浩東（本名鍾和鳴），為了思索殖民地台灣人的出路，用功過度，患了輕微的精神衰弱症，受了涼，咳嗽不止，就疑心自己患了肺病，住進台北醫院（今台大醫院）。

住院期間，因為鍾和蔣的日文發音相同之故，他認識了16歲的少女護士蔣碧玉。她剛剛在台北醫院看護婦養成所學習兩年，留院義務服務一年。相識以後，因為共有的民族意識，兩人相交更加密切而深刻。她經常在下班後到古亭町白線寮，找他與那些共同租屋的女孩子最為愛慕的、戴白線帽的高校青年，讀書討論，郊遊爬山，聽音樂。鍾浩東特別教她唱了一首流行歌曲《幌馬車之歌》。情感豐富的鍾浩東很喜歡這首歌。他告訴她，每次唱起這首歌，就會忍不住想起南部家鄉美麗的田園景色。

1940年元月，20歲不到的蔣碧玉，義無反顧地跟隨鍾浩東到到大陸，參加抗戰。

1946年4月，他們結束了在祖國曲折而艱辛的抗日歲月，先後歸鄉，投入重建台灣的工作行列。

鍾浩東想辦教育，於是接掌包含高中與初中兩部的基隆中學校長。228事件後，他又毅然投入全中國的民族解放的革命，並在1950年韓戰爆發後的10月14日，被押赴台北馬場町刑場槍決。

那天清晨，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的押房門鎖喀啦喀啦地響起。鐵門呀然打開。兩個面孔猶嫌稚嫩的憲兵，端槍、立正，站立鐵門兩側冷然喊道：「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開庭。」整個押房和門外的甬道，立時落入一種死寂的沉靜之中。鍾浩東安靜地向同房難友一一握手，然後在憲兵的扣押下，一邊唱著《幌馬車之歌》，一邊從容地走出押房。伴奏著腳鏈拖地聲，押房裡也響起了由輕聲而逐漸宏亮的大合唱。

展覽緣起

1987年台灣結束了長達38年的戒嚴期後，進入了一般意義上的民主轉型階段。歷經解除動員戡亂時期後，即便迄今歷經兩次的政黨輪替，台灣社會卻尚未能有效地針對長期戒嚴的歷史做有效的清理及反省。特別是內在於中國近現代史發展過程中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光復、國家內戰、兩岸分斷、戒嚴、白色恐怖的歷史梳理。就台灣而言，這段湮滅隱晦而未有效反省清理與總結的歷史，每每成為民主轉型進程中社會內部、人民之間、人民與執政當局間的矛盾因素，是台灣民主轉型尚處於弱質階段的表現。

今（2015）年恰逢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鍾浩東（1915年12月24日－1950年10月14日）百歲冥誕，也是殉難65週年的一年。鍾浩東是那個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受難人之一，「幌馬車之歌」表現的又是那個年代台灣青年共同的青春記憶。

藉政治受難者鍾浩東與其妻子蔣碧玉紀念展，以展覽與戲劇的形式，來回顧與反思這段普遍內涵在我們之中「未曾過去的過去」的人物與歷史，將有助於我們以反省、清理進而思索和解的方式，來釐清民主、人權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展覽地點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兵舍Ａ（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31號），展期為2015年10月14日至2016年4月17日。本展覽係受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委託，由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台灣民眾文化工作室執行。

幌馬車之歌

黃昏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

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幌來幌去地消失在遙遠的彼方。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

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前者係作家、後者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工作人員）

中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已有許多討論，很多人懷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適合中國，是否有比西方更好的民主制度，又能適合中國的國情？

政治制度的設計應該讓執政者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西方的民主制度主要是讓人民有選舉權，執政者透過選舉獲得人民的授權，也獲得其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本文將列舉選舉式民主的缺點，然後提出人民的考評權可讓執政者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讓執政者更重視人民的需要，又頗適合中國的國情。

選舉制度有諸多漏弊

選舉在很多國家已經實行多年，不難看出選舉的一些缺點：

其一、由選舉決定政府首長，理想上希望從候選人中，選出最能勝任該職位的，但是實際上很難實現，候選人中最多只有一人正擔任該職位（競選連任），大部分的候選人不曾擔任過該職位，選民因此無法直接感受到候選人的施政，在這種情況下，選民對候選人的認識幾乎完全來自媒體，結果勝選者往往是最擅長媒體包裝和利用媒體者，而不是最有能力施政者。

其二、候選人需要大量文宣和媒體宣傳，所需的競選經費龐大，遠非一般個人所能支應，多數候選人勢必要尋求財團、企業支持，等當選後，再用各種方式回饋背後的金主，容易造成所謂的金權政治。

其三、勝選者將在政治階梯上更上層樓，而敗選者可能要失業一段時間，勝敗之間有天壤之別，因此選舉一般極為激烈，候選人常不擇手段以求勝，施展誹謗、抹黑、造假等惡劣行徑，造成候選人之間和不同政黨之間無法彌補的裂痕，在未來施政時難以共事合作。

其四、選舉地區首長時，顯然只有長期居住該地區者才容易當選，造成政治人物多在居住地區發展，而國家會逐漸區域化，種族或民俗獨特的地區，如新疆、西藏，易傾向自治、自決，甚至走上要求獨立的分裂國家之路。

建議實施方式

中國大陸至今是以黨領政，由共產黨選任政府官員，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功證明這個制度基本上是優異的，大部分官員都表現良好，但是仍有少部分官員不能勝任其職務，甚至違法亂紀，如能加入人民的考評權，可以保留以黨領政的好處而彌補其不足。

簡單說，考評權就是由人民投票來評判在職政府首長的施政成績，考評的結果會影響首長的續任、升職或貶職。這裡的政府首長可以包含國家最高領導人、國務院總理、省委書記、省長、市（縣）委書記、市（縣）長等各級領導人。

考評投票的時間應該是政府首長就任職務相當時間後，而足以觀察其施政成績之時，例如每隔兩、三年或每一任任期將結束前。

每一張考評票可以只有兩個選項，「滿意施政」和「不滿意施政」，若希望人民能更精細地表示其滿意程度，考評票也可以有較多選項，例如「很滿意施政」、「滿意施政」、「無意見」、「不滿意施政」、「很不滿意施政」，每一選項代表一分，把所有考評投票的評分加總，再除以投票人數，就是人民對政府首長的施政考評成績，投完票儘快予以公開，以昭公信。

當共產黨選任政府官員時，其過去的施政考評成績既已公開，當然會被列為重要的考慮因素。若投票率相當高，例如超過50%，而施政考評成績相當差，則該首長不得續任甚至貶職，反之，則可以考慮其續任及升職。

人民可用考評監督政府

考評權讓人民直接參與政治，監督政府，因此具有和選舉權類似的功能，使執政者獲得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使政府官員會比較親民、重視人民的需要，並使人民有當家作主的良好感覺。另一方面，考評權不會有選舉產生的許多缺點，人民考評的是政府首長過去幾年的真正施政，而不是選舉一個經過媒體精心包裝而尚未施政的候選人。政府首長原本就可適度地宣傳其施政成績，不像候選人往往需要龐大的競選經費，易造成候選人與財團掛勾的金權政治。人民考評的對象只是在職政府首長，不會造成候選人不擇手段地互相競爭，也不會造成未來難以共事合作。而且，考評權可讓政治人物到不同的地區任職歷練，不像選舉會造成國家區域化，甚至導致某些地區要求自決、獨立。

人民對官員的考評與民調有些相似，都是人民意見的表達，卻有重要的區別。民調通常藉由電訪員隨機抽樣部分人民，既不如投考評票直接，也不能收集全民的意見。

筆者以為，考評權可讓人民直接監督政府官員，卻沒有選舉的缺點，與中國大陸目前實施的以黨領政制度不衝突，也比較適合中國的國情，是中國民主化一個可行的方案。

（作者係中研院退休研究員）

一

翻開中西哲學史，有一個鮮明的對比，那就是極權宗教與人文宗教的對比。

從蘇格拉底被處死到耶穌被釘上十字架，這些觸目驚心的史實都是由於思想、信仰的不寬容所導致的。相形之下，中國哲學的開端，淵源於殷周之際祖先崇拜的人文傳統，提倡「孝」與「德」，正如《詩經‧大雅》所說的「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到周公制禮作樂，更將它制度化為宗法倫理的體系。老子與孔子所繼承的正是這一人文宗教的思想傳統。「孔子問禮於老子」，中國哲學也進而在對話的形式中揭開了序幕。

從祖先崇拜的人文精神到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再到儒釋道三教的交流融合，中華文明的進程中鮮有兵刃相向的景象，而西方淵源於同一信仰傳統的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卻總在進行著頻繁而猛烈的爭鬥，延續千年至今。誠如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指出的，「基督教繼承了猶太教的傳統，也繼承了它的不寬容和排他性」。

為什麼中國的三教可以交流融合，而西方的三教卻總是呈現出不可共存之仇？當然，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只能以我個人的心路歷程談些一得之見。

二

我從1950年代中期上台大哲學系，課程幾乎都以西方哲學為主。隨著美國軍事、政治的介入，西方思潮逐漸主導了台灣的文化市場。年輕一代的我們觀看問題的視線，也不免隨波逐流。1960年代初，我上台大哲學研究所時，偶然地進入了尼采的思想視野，後來又接觸到存在主義的思潮。他們對於西方中心論的批評，開啟了我日後一個漫長的反思歷程。與此同時，我也漸漸地由尼采走進莊子的世界，走向我的學術人生。

隨著尼采的思路，我仔細閱讀了《聖經》。在中國人文主義的精神傳統觀照下，我將閱讀《聖經》的心得寫成《耶穌新畫像》一書。可以說，這本小書深深地觸及西方霸權的信仰根源。

1970年代初，我在台大校園參與保釣運動，接著短期訪問美國，受到留美學生保釣思想的衝擊。1973年，回到台大教書，在校園發表的言論顯示出由民主到民族的傾向，引發台灣當局製造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十餘年的時間，我經歷了一段艱辛的學思歷程，也越來越關注世界動盪不安的根源，並且體認到在政治文化的表層、顯象之外，它的底層原因在於信仰的淵源。也就是說，在表層上，我們看到的是東西方不同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其根底還是文化傳統的差異，特別是宗教信仰的差異。

三

從尼采到莊子，形成了我的學術主軸。因此，我會不自覺地從中西文化的對比看待問題。

進入尼采的思想園地，我發覺在他的字裡行間有一種生命感在躍動，激發起我內在的生命推動力和思想創發力。尼采說「西方傳統哲學注入過多神學的血液」，並指出西方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呈現出二元割裂狀況。

我發現《舊約》記載的耶和華儼然就是一位戰神，具有暴虐的性格，他以各種理由下令緝殺的人數，竟超過90萬人。一般認為，《新約》的耶穌比較博愛和寬容。但他在山中訓示之後說過，「我來，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他更宣稱「愛父母勝過於愛天父的，不配作我的門徒」。

四

對比西方宗教文明，中國的文化往往顯示出對立關係相對化的態勢。正因如此，我又從尼采進入老莊的世界，體會到應以多維視角、多重觀點理解事物和分析問題，所謂的善惡、是非，以中國哲學的思維看來，都是相互對待而又相互蘊含的。譬如《老子》的「有無相生」、「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反者道之動」、「禍福相倚伏」等等。除了這種相反相成的思維以外，《莊子》也藉助「魯侯養鳥」、「渾沌之死」、「十日並出」、「三問而三不知」等寓言，傳遞尊重個體之間的殊異性、避免自我中心和單邊思維的訴求，正如〈齊物論〉所說，「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恢詭譎怪，道通為一。」

正是由於中國文化自身具有涵容性，儒、釋、道三家才能在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上互補、相成。儒家注重人倫關係，培育道德的人格；道家具有天人視野，凸顯審美的意蘊。前者培育道德人生，而後者則養育藝術人生。進而，在殷周人文傳統和宗法倫理的渲染下，老子與孔子之間又存在某些匯通之處，例如老子倡導孝慈、孔子倡導孝悌；老子提倡「與善仁」、孔子提倡「仁者愛人」；老子常言「知常容，容乃公」，孔子常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文化的這種涵容性，更使得主張眾生平等的佛教，能夠入主中原、落地生根，在思想的相互摩盪中繁衍成為中國佛教。與此同時，這也直接地塑造了中國文化理論的多樣性，拓展了文明對話的理論向度。

五

對話是時代的主軸。

我出生在一個動盪不安的年代，一路走來，見證了我們的民族面臨重重險境、渡過重重難關，歷盡滄桑地走到今天，就像《易經》裡的履卦、困卦、井卦和坎卦。我常講，如果不能了解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也就不能了解中國文化的深層意涵。

我這一生走過那麼多國家，沒有哪一個國度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今天探討中華文化的復興，有我們特殊的時代意義。

（作者係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