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2年9月日本將釣魚台列嶼「國有化」之後，中國大陸與日本關係呈現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緊張的狀態，並衍生出許多過去未曾有的情況，譬如：日本針對中國大陸朝西南島嶼部署軍力、自衛隊頻頻與美軍聯合演習、大量向美國買武器、也開始出口武器零件、解禁「集體自衛權」等等，動作繁多。在全球的範圍內，儘管釣魚台爭端不像中東伊斯蘭國（IS）、歐洲烏克蘭問題那麼火熱，但著實已形成東亞國際政治角力尖銳交鋒的焦點。不過，看日本問題，與其一個個事項分析，倒不如整體探究日本的戰略。

日不會在東京奧運前動手

首先要認識到，釣魚台爭議會長期化，不可能短期內解決或煙消雲散，實際上，從雙方關係正常化那一刻起，就是懸而未決、各說各話的。關鍵是如何面對、處理，1970年代，負責談判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及後來赴日訪問的副總理鄧小平，都提議「擱置爭議」，且跟日方存在一定的默契和商議，但是日方全面否認了這一點，又動作不斷，導致釣魚台問題激化、越來越嚴重。

現今有些日本媒體、右翼刊物講得很極端，公開倡議在釣魚台設要塞、設定日期在釣島跟中國決戰，他們還要聯合美軍，使用那霸、韓國、菲律賓的基地，對大陸沿海全面轟炸，……也有一些人重新做著甲午戰爭打敗中國的舊夢，想著將中國在海面的船艦、海裡的潛艦當靶子來打等等，炒高日本社會對抗中國的氣氛，請問：這種言論，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經濟發展，有什麼益處？

目前來看，日本還不存在立刻對中國主動開戰的情況，因為日本要舉辦2020年的東京奧運，在這大投資、全世界矚目的運動競賽之前，照常理推斷，日本不可能採取激烈的軍事動作。另外，日本國民普遍還有和平主義的社會思潮，譬如：經常可以看到日本民眾在街頭反對安倍晉三首相變更憲法解釋，突破戰後的束縛，解禁行使「集體自衛權」。這種呼聲和運動，雖不足以改變安倍的想法和政策，但也至少牽制日本不能快速地走向戰前的軍國主義路線或發動戰爭，但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對中國的安全有潛在威脅。

我認為，2020年之後三年日本怎麼走，一定得仔細觀察，沒有大型國際活動做屏障，一旦冒進脫韁，那就相當棘手了。

間接路線利用中國的軟肋

如果2016年之前中日發生衝突，應該是意外、是擦槍走火。因為中國要的是和平發展，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當然不希望發生任何戰爭、不願以武力解決爭端，可是中國得謹記「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坦白說，中國並沒有一套針對釣魚台的政治、軍事作戰計畫，要打釣魚台什麼的。外界傳說中國如何、如何，那是日本擴軍的藉口，是日方的假設，再加以渲染，這是非常危險的。

由布局評斷，日本政府目前仍採間接路線，利用中國的軟肋、失誤、弱點，想在中日博弈中取得有利於日本的國際態勢或國際戰略格局。必須注意的是，安倍一直想從憲法上，將自衛隊改制為「國防軍」，他的說詞是，國防軍比較可以保護日本國民的生命與自由，必要時也可派到國外。日本新的軍事裝備計畫2019年完成，2019年前後還會制訂新的防衛計畫大綱和新的5年裝備軍事計畫，這期間要是政府利用日本國內政局的變化，具體講，就是2016年7月參議院的選舉，如能取得絕對優勢──也就是說自民黨在參、眾兩院都獲得絕對優勢，安倍再聯合其他主張修憲、右派的政黨，一舉越過國會2/3修憲的門檻，那麼2016年7至12月安倍很可能會提出自衛隊改建為國防軍的修憲案，這可就是真正的危機了。        

「積極的和平主義」欺騙人

日本是通過選舉來進行政界重組的，因此推估，安倍內閣一定會抓住選舉的契機，運用日本跟中國的釣魚台或歷史問題，鼓動日本人的民族情緒。根據過去諸多事件經驗，日本的右派向來喜歡用刺激中國的方式，讓一些不了解實際狀況的大陸人「逢日必反」，採取過激的行動，甚至搞打、砸、搶等違法行為，重演日本對釣島進行購島、國有化時大陸境內所發生的情況，日本好轉移視線，在國際上抹黑中國，博取同情和支持，在國內則利用選舉及國民認同，使選情有利於右派，如此就能使不參拜靖國神社的友中派落選，而立場強硬、主張參拜靖國神社，向中國、韓國示強的人當選。這會使得日本與鄰國的關係惡性循環。

安倍所推銷「積極的和平主義」，也是一樣，講得好像是日本要跟中國對話，是中國不願意，那是日本企圖爭取國際好感，邊形塑對中國不利的國際輿論，邊將自己裝成受害者，為的是升高國內的反中情緒。

當心日式「群狼策略」

當前日本對付中國大陸的戰略，打個比喻，就像打籃球一樣，有外線、內線，外線是透過全球的外交包圍，布建「包圍中國網」，日本安倍首相等領導人密集出訪各國或邀訪，主以「美日同盟」為後盾，再拉攏北約（NATO）、印度、澳洲，支持菲、越、…等國，其實1949年後，美、日就曾制裁、封鎖過大陸，結果完全失敗，後來舊蘇聯也同樣玩過這一手，也沒有起到什麼作用；所以說，日本當前的這種作法，損人不利己，是不會得逞的。內線則是利用中國的軟肋、中國境內出狀況，如新疆、西藏、反社會勢力、腐敗問題等，造成中國弱化、中國分裂或中國共產黨垮台，使得中國顧此失彼，這樣日本就可以稱霸東亞，並輕易登上釣魚台，坐實釣魚台是日本的了。

冷戰結束至今，從波斯灣戰爭到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國際間幾場戰爭，可以說都是「暴力的多邊主義」，即為了一、兩個事件，幾個國家打一個國家。簡言之，日本對中國也準備採用這種「群狼策略」、「群狼包圍」戰略。中國對此看得很清楚。

如今中國經濟規模已超越日本，但千萬不能小覷日本，要以史為鑑，看看甲午戰爭之前，當時清朝的各種刊物、議論，關心的都是法國，鮮少注意日本的動向，因為鴉片戰爭後，中國疲於應付英、法對中國的侵略，一時不察日本意圖。事實上，日本早就在旁邊摩拳擦掌，學著跟歐美國家一樣的模式，算計如何欺壓中國，日本不一定比對手國強才發動戰爭，日本經常以弱打強，偷襲、先發制人。總之，日本是一個很難纏的對手，一定得通盤了解其戰略，才能建構反制之道。

（作者係北京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

王如玄，1961年生於台灣。1984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法律系，後於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律師工作期間，著眼於兩岸人民互動日漸頻繁，相關法律專業亟需深化，遂前往大陸北京人民大學深造，取得法學博士學位。

任職律師之初，王如玄即投入弱勢女性法律協助的義務工作，並積極參與民間婦女運動團體，從法律與社會正義的觀點倡議性別平權和婦女權益。先後擔任新女性聯合會理事長，現代婦女基金會董事，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等，並為經濟弱勢女性擔任義務律師。以思辨清晰、為弱勢爭權益的形象，成為台灣著名的人權律師。

除民間組織外，王如玄的法律專才亦屢受公部門重視，曾應邀擔任法務部研修民法男女平權相關條文的修法委員，並參與台北市的就業歧視評議、家庭暴力防治、促進婦女權益等相關委員會。2008年獲當時行政院長劉兆玄延攬入閣，任職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推動多項勞工權益與福利政策。2012年因替勞工爭取提升基本工資未果請辭，離開政界。目前為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律師、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台北市婦女新知協會理事長。

問：在擔任行政院勞委會(現勞動部)主委之前，人們對您的認識是一位人權律師，參與過民間修法、義務辯護，尤其致力於兩性平權的維護。這樣的取向，和許多與您同期的法律人不同，是和您的成長背景與信念有關嗎？

王如玄答：很多人都以為律師界、司法界的人多半來自菁英白領，我剛好是少數。我生長在一個勞工家庭，母親是傳統主婦，加上五個子女，都仰靠父親一份薪水支撐，他用夜以繼日、認真打拼的勞動汗水，換得了一家溫飽，殷殷期盼孩子用功念書，脫貧出頭天。藍領家庭為溫飽勞碌的辛苦點滴，我都親身經歷。

進入台灣大學法律系後，接受老師們法學思維的啟發，成長經驗啟動的價值體系開始型塑，我選擇了屬於非主流的社會運動型社團，在同儕的互相激勵下，為弱勢爭取人權、正義的思維愈來愈篤定。

從大學到研究所寫論文，我很自然地對性別、婦女、勞工、環境的主題特別投入。考上律師後，站上實務訴訟的前線，更真切體會到女性在面對法律程序時，觀念不足加上法條未能與時俱進，常讓女性陷入弱勢處境。我開始接觸各種民間非政府組織，有屬法律領域的，也有社運型的，也就是當年在解嚴後形成的新興婦女團體。

問：剛解嚴的時代，社會運動是很敏感的。當時的婦運經歷，為您帶來哪些重要的影響？

答：這些婦運界的前輩啟迪我太多。她們無私的熱情和行動力，深化了我對性別與婦權議題的使命感。當時我想，如果我有比別人多一些可貢獻的，就是法律專業與訴訟實務的經驗。於是我接觸到愈來愈多弱勢婦女，見證她們在訴訟過程中承受的痛苦，就愈無法坐視因法律的傾斜、社會價值的偏差，對女性造成的各種傷害。

因此不僅擔任義務律師，我也投入了民間團體發起的研究與修法行動。要實現兩性平權，「法律」是最重要的宣示，許多不合理的法條非修不可！我穿上律師袍，和婦運姊妹及有志一同的律師同道走上街頭，拿著大聲公用力訴求，也到公部門前抗議。那時候的我們充滿「站出來」的行動力，想到一個問題，馬上就召集夥伴腦力激盪、研擬行動方案，立刻分工執行。

二十多年前，社會觀念還相當保守，我們不時受到質疑甚至羞辱，但阻礙愈多就愈堅定，後來一一促成了《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防治法》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制定，修正了《民法親屬編》裡包括夫妻住所、子女姓氏、子女監護權、夫妻財產制等對女性有不平等對待的法條，也催生了《性別工作平等法》…如今回想，真是個被熱情與理念充分洗滌的美好年代。

問：社運的經驗，顯然與您之後的從政體驗有天壤之別。2008年您願意接任勞委會主委，是出於什麼樣的期望？上任後面對這麼大的差異，又怎麼調適心態？

答：從事社會運動時，我們都非常希望政府官員能走下雲端，真實的體察民間疾苦，而不是高居廟堂自行其是，卻常常一再失望。所以我會接勞委會主委，動機實在單純：我既來自民間，又有這麼多想實踐的理念，有機會進入政府體制，何妨接受挑戰！況且「透過女性參政，以政策改變女性命運」本來就是婦女運動的目標。

但進入官僚系統，衝擊也迎面而來，公務體系和民間組織的差異太大了，龐大的組織架構與流程往返就像大恐龍，從坐而言到起而行，要經過層層關卡，時效性與機動性都難以期待，再也不是想到什麼，就能立刻去做。最不同的是團隊的積極度，公務員習慣了等待長官交辦，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缺乏主動與應變力，剛接任時讓我極度不適應。

加上在立法院接受質詢的槍林彈雨、永遠被媒體嚴密包圍的放大檢視，我的生活節奏完全被反轉。自由，不見了；自在，做不到。千頭萬緒的勞動事務要細密思考，勞工有訴求要具體回應，資方給壓力要堅守底線。只要開口說話，就要字斟句酌，一個字、一個表情、一個動作都不能錯。

問：您給人的形象就是非常理性但也剛強，「意志力」對政務工作有多關鍵？

答：心志堅定，對政務官是高難度，且永不停止的挑戰。在擬訂政策、替政策辯護時，明知會有強大的反對聲浪，也理解反對的一方有自己的難處。但想讓社會往良性的方向運轉，不良的現況就必須改變。面對質疑與挑釁，心不能亂，意志力更是唯一憑藉，該做的，就不能妥協。

像為勞工設立訴訟扶助基金，提出這個政策，是因為律師時代看到很多弱勢民眾打不起官司，或因專業知識匱乏，無法跟對造的菁英律師抗衡。政府若能提供訴訟資源，勞工就有機會得到職場正義。但政策才開始推動，就受到僱主的強力反彈，炮聲隆隆。此時就要扛到底，展現非做不可的決心，才能挺住壓力向前行。

四年從政，我最真切的感言就是：批判容易，建構難。政治環境是現實且充滿險阻的，要達成目標，除了意志力與使命感，行政首長更需要親力親為的行動力，給團隊夥伴做積極奮戰的示範：站上火線、全力溝通、勇於承擔。

問：正如您所言，政治是現實又驚險的，在拼命努力仍難以如願時，您不會有為何而戰的挫折感嗎？

答：當然會有。政務官若真心想做事，過的日子絕對是每天和時間賽跑，卻又挫折不斷，唯一的支持力量來自於「活在當下，不忘初衷」，有任何一分鐘可以做事的機會，就要把握。

2008年我一就職就遇到全球金融海嘯，失業率不斷攀升，勞工抗議時，我站上宣傳車，什麼話都沒能說就被噓下台，卻還是要努力替失業勞工爭取工作機會。為維護勞工權益，勞委會經常站在資方的對立面，更不斷承受資方「不顧產業發展，把企業當提款機」的責難。

兩邊不討好的委屈是絕對有的。但既已選擇，就沒有退路，再多阻礙，也必須衝到底。法案卡關時，要彎下腰親自請託協助，誠心誠意、溝通再溝通。像勞保年金、育嬰留停津貼、勞工權益金、勞動三法的一一上路，過程都備極艱辛，但能實現，總感欣慰。

從政之路，對女性而言，並不友善。許多人都認為女性不理性又不耐壓，動不動就淚眼相向，這些刻板印象，都讓女性政務官必須付出更多心力與勇氣，方能證明性別不足以論高下。但另一方面，婦女運動的經歷讓我在從政的過程中，總是記掛著角落中的弱勢女性，因此我希望提升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照顧在台灣生活的女性新住民、為面臨困境的女性提高創業貸款、讓父母雙方都能申請六個月留職停薪的育兒津貼，以鼓勵男性分擔家務…看到每個政策都產生明顯的成效，改善了很多女性的生活，再多付出都有了最好的回饋。

問：在從政職涯暫告一段落後，您對於台灣的產業環境與勞資現況，想必有更客觀且語重心長的觀察與建言，可以分享最衷心的期待是什麼？

答：台灣是我最摯愛的土地，勞工權益是我一生的關懷。當初會願意嘗試公職，就是希望能全力以赴，為勞工朋友改善現況，爭取更多的公平與福利。歷經無數次理想與現實間的溝通與折衝，雖看到機會，卻也感嘆於各種限制。

台灣的經濟發展確實遇到了瓶頸，市場條件有限，又受困於難以解決的政治對立，政策突圍的速度緩不濟急，產業的升級難免受影響。許多產業都在喊缺工，抱怨勞工不願屈就於體力勞動，但時代正在快速變遷，原本該跟上趨勢、不斷創新的產業卻原地踏步，與人民對生活的願景愈離愈遠，當然就會像兩條無法交會的平行線。

用慣了低廉勞力的產業，因面臨缺工，催促政府快開放外勞。但勞工政策要整體思考，絕不能短視近利，為補東牆挖西牆，否則極易造成資方予取予求、勞方權益失衡，雙方互信基礎薄如紙之下，劇烈對峙造成的雙輸終將難免。

政府與產業，都是為了人民而存在。主政者要能以政策導正、鼓勵並協助產業趕快升級，追上新時代的競爭力；並致力於引導產業思維的質變，將勞工視為同在船上榮辱與共的夥伴，而非用錢買來的勞力，更應勇於承擔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企業責任。

問：但目前台灣的年輕人確實面臨找不到工作的困境，產業喊缺工，年輕人卻不想屈就，對22K也充滿憤慨，對於這群渴望找到「好工作」的新世代，您有什麼建議？

答：根據台灣勞動力的統計，目前呈現橢圓狀，「高不成低不就」的中間人力過多，有能力從事研發創新和願意投入勞力工作的人愈來愈少。除了產學鏈結的緊密度必須審視之外，年輕人對「工作」和「學習」的態度也必須調整。

多數畢業生在踏出校園時，都覺得太棒了，終於不必再念書了！事實上，進入職場才是真正學習的開始。以大學教育來說，雖然分了科系，四年對任何專業的養成多半只是基礎，在變動快速的時代，並無法保證能藉以安身立命。不過學校裡倒有一項最值得磨鍊的關鍵能力，就是「學會『學習』的方法」。也就是說，念完大學，你得有能力快速學會一個新事物、新主題，並透過經驗的不斷累積優化，找到更新的學習方法。

現代的年輕人思維活潑，不自限於傳統、勇於追夢，這些都是好的特質。像這幾年不少年輕世代願意回到父母、祖父母的家鄉，一邊向長輩學習，同時也捲起袖子，從事耕種概念或流程的改良，帶入新的行銷思維，幫鄉親的產品找到出路，就是值得鼓勵的務實態度。「務實」和不終止的「學習」，是追求職涯自我實現的基石，只要一步一腳印，努力過的痕跡，不會辜負你。

問：親人朋友對您的描述都是「停不下來」，走路快，說話快，行程永遠滿檔。被時間追著跑，不會有壓力嗎？您都怎麼紓解、釋放？

答：從學校畢業幾十年，我早就習慣了這樣的步調。想做的事太多，每天卻只有24小時，必須有效率的管理及分配時間。但「快」與「急」不同，能即時處理的事一定立刻進行；必須花功夫思考討論的事則不能躁進。不論如何，「保持積極」才是負責的態度。

或許正因如此，壓力成了我每個階段都很重要的學習課題。當政務官的那四年，從工作樣態、團隊管理、政策溝通，要承擔的責任、挫折與衝擊，太多是之前作律師和從事社運生涯未曾有過的考驗。但真的是太忙了，連休閒運動的時間都沒有，完全透支了我的體力，離開勞委會時我只想好好睡一覺，身心俱疲。後來我開始學游泳，如果不是靠運動，身心早就解體。

現在雖然依舊忙碌，睡眠時間不多，但我寧願更早起，也一定要游泳，除非特殊情況，否則天天報到，至今多年如一日。跳進泳池，壓力馬上被水承接，什麼都不想，專心地一來一回，往前、再往前，十幾二十趟下來，身心舒暢，一天的活力就靠它。

問：生活均衡確實是活力永續的關鍵。對您而言，工作以外的運動或是其他的興趣，除了紓壓的功能，是否也為您帶來不一樣的心得或體會？

答：確實。生活經驗的豐富和平衡，對於多元思考是絕對有幫助的。除了家人和好朋友，很少人知道我很愛看漫畫。高中時，我因為考上北一女，獨自北上租屋，我租的房間很小，也沒閒錢買電視，那時候同學都迷上卡通小甜甜，我只有錢租漫畫。源氏物語、窈窕淑女、千面女郎、怪醫秦博士…一一看遍。

但我很自律，規定自己一定要看多少頁的書，才能看一頁漫畫。一直到大學、研究所，我都是漫畫迷，室友都要忍耐我半夜不睡覺和突然間的大爆笑。

可能因為太少人跟我一樣，我每次拿北一女或台大學生證去租漫畫，老闆的表情都很特別，有一次他終於忍不住問我：「看漫畫可以激發想像力哦？」

確實，因為喜愛漫畫，我體會到創意與專業的可貴。漫畫創作的本身就結合了這兩者，而且很多勵志漫畫說的都是「職人」的故事，例如從小就立定志向要打棒球、要當木匠、麵包師、美髮師…傾聽內心夢想，克服挫敗向目標邁進的過程。

幾十年前，小孩若是跟爸媽說「我長大要當麵包師傅」，鐵定換來兩巴掌，但早期的漫畫已在提醒人們，唯有真正發自內心的熱情與驅力，才能在職涯光譜上，找到獨一無二的定位。

這個概念一直持續到現在，在勞委會服務時，就很希望能鼓勵年輕人，職涯發展未必要跟隨最熱門的，而是要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行業。

問：卸下政務官工作後，您也找到最適合的職涯角色了嗎？

答：生涯際遇不可能每一站都在規畫之中，遇上了，就要展現態度，認真體驗，才能無憾於付出。我離開政界後，回到了熟悉的法律專業和NGO民間組織的領域，因為多了參政歷鍊，看到的面向更完整，熱情非但不減，想做的事更多也更自由。之後我應該還是會過著「停不下來」的生活，享受為熱情與理念全力以赴的自在！

8月31日，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以下稱8.31決定），這一果斷的「落閘」之舉，確定了香港政改的路線圖，但香港社會各界圍繞該決定，又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香港憲制的第二次再造

香港回歸中國，既是一個主權的轉移過程，也是香港憲制秩序重新塑造和形成的過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4月制定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確立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基礎，這既是對過去香港政治制度和實踐有效部分的承繼，也是對於未來香港憲制秩序的設計和創造。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除了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區行政機關的首長，這賦予了行政長官代表特區基本的法律地位和憲制角色。同時，在中央與特區關係中，行政長官作為國家一個特區的首長，除對香港特區負責，也須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因此，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具有雙重性，這一職位在香港新的憲制秩序中處於一個連接點的地位，是中央人民政府與特區權力的交匯點，也是理解香港政治制度和憲制秩序的關鍵。

基本法第4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這意味著行政長官的選舉方式並未定型，其通過政制改革確立選舉方式的過程，不僅影響到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也影響到香港新憲制秩序的形成。

香港特區成立以來，已經啟動多次政改，但都不徹底，只是在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方式上的小修小補，而這一次的政改目標是實現「雙普選」，這一目標直接指向特區憲制秩序的核心內容，一旦實現，必然會改變基本法所確立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關係，同時也會改變基本法制定時對於特別行政區憲制架構的設計。在這個意義上，此次政改可謂是香港的「第二次再造」。

8.31決定化解憲制危機

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第七條規定：「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2004年4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其中提出了「五步曲」 的政改安排。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其中提出「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5月3日，香港特區政府啟動了實現「雙普選」 目標的前期法律程序，就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了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2014年7月15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這標誌著香港政制發展邁出了實質性的第一步，也標誌著香港踏出邁向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第一步。

在此過程中，香港反對派一面以「占中」為威脅，一面又高舉「公民抗命」的大旗，試圖超越基本法的規定，將其所主張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寫入未來特首普選的制度安排之中，反反覆覆的街頭運動和抗爭，將香港社會帶到一場嚴重的憲制危機之中。

8.31決定正是在此關頭考慮各種方案和討論的基礎上做出的一個法律決斷，也是根據憲法、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於基本法的解釋，而做出的一個穩健而理性的選擇。

這一決斷既要滿足普選的基本要求，還要考慮到特區「一國兩制」的實踐，在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地位。由於基本法規定了嚴格的修改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具有解釋基本法的職權，其在解釋的過程中，一方面化解當前的政治難題，一面也通過解釋基本法為未來特區政治發展確立新的規則，這也意味著全國人大對於基本法的解釋，已超越簡單的原旨主義階段，而更富有創造性和能動性。

（作者係天津南開大學副教授）

所有客觀的人都會同意，與英治時期的民主發展比較起來，香港回歸後的民主發展速度是跳躍性的。在英人治港的155年間，港督皆由英國政府委任，港人不但沒有選舉權，甚至連港督人選的發言權也欠缺，毫無民主可言；香港立法局方面，亦一直到回歸前的最後數年才首次增設直選議席。

   翻查文獻紀錄，在1855年至1964年期間，在港英人或華人曾經多次要求增設立法局民選議席，提升港英殖民地的民主成份，均被英國政府拒絕，一直到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後，英方才急呼呼推行香港政制改革，發展代議政治。

   據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言，英方的政策驟然轉變，是為了「使香港能在短期內達成獨立或自治」。可見英方在管治香港末期才快速開放民主，背後是基於香港即將回歸中國的政治考慮，而非誠心實意發展香港民主。另一方面，直至殖民管治末期，港英政府內的重要司法職位依然由英國人牢牢掌握，華人無從爭取。毫無疑問，港英時期的總體民主發展歷程是不光彩的，英方不但算不上是推動力，實際上更是阻撓者。

    香港回歸中國後，依據《基本法》，香港特首並非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委派，而是在當地以協商或選舉的形式產生，並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而香港立法會亦同樣將最終達致全體由普選產生。事實上，自香港回歸後，短短17年間，負責推選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人數不斷增加，由最初的400人，擴展至現在的1,200人，更能反映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代表性更高。

    立法會方面，直選議席數目及選民基礎不斷增加，連同由全港選民直選產生的部分功能團體議席，普選議席已占總體立法會逾半數。推動香港政制民主化並非《中英聯合聲明》的要求，而是中央人民政府參考香港市民的意見後，所主動載入《基本法》的，中國領導人亦多次表示支持香港推動民主、邁向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多次決定，也批准香港政制朝更民主和開放的方向改革。香港特區的民主程度絕對較港英期間更高，民主發展進程更快，故評價中國政府是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積極力量，是有根有據的。

    8月31日中國人大常委會再次就香港政制發展做出決定，表示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市民意見，香港可以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實現行政長官普選後，便可以普選立法會。人大常委會同樣決定了香港須按照選舉委員會，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再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而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繼而交由全港選民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選舉後，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該決定完全符合《基本法》，打開了香港普選的大門，只要香港立法會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選舉辦法方案，港人便能夠以「一人一票」的形式選舉行政長官。

    如政改方案通過了，原先負責提名和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將會被廢除，香港將按照選舉委員會，另行成立提名委員會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選舉行政長官的權力亦不再侷限於1,200名代表，而交由全港選民以均等的投票權選出。在新制度下，提名委員會的權力遠遠不及現時的選舉委員會，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將被削弱，而市民則可獲得選擇特首的投票權，政治權力大大提升，怎麼會不是民主進步？

    香港反對派批評提名委員會壟斷了行政長官的提名權，侷限了市民的選擇，不會支持政府的方案。然而，在香港實行普選後，行政長官的提名權屬於提名委員會，這是早在24年前通過的《基本法》所明訂的，早已成為既定的共識，反對派為什麼要在政制改革的最後一刻才大力反對？其次，反對派聲稱無法接受提名委員會的設計，難道他們要繼續接受目前的制度嗎？

    政改通過後，香港的政治制度不是較現時更民主嗎？英國著名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前英國駐港領事夏添恩(Tim Summers)在人大常委會做出決定後，發表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民主〉(Democracy in Hong Kong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報告，肯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合符《基本法》，符合中央對港的一貫方針，將為香港政制注入新元素，使香港變得更加民主。香港反對派自稱擁護民主，卻立意否決一個更民主的選擇，硬生生拉倒香港的民主進程，這是很多香港人想不明白的地方。

(作者係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副主席)

由於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在即，2014年8月31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0次會議通過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以下簡稱該決定），彰顯中央在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的態度，意義重大，有必要加以解讀。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內容

過去幾年中，香港各方就行政長官普選提出了以下各種方案：

一、由誰提名。中央主張依據《香港基本法》第45條，由一個類似於選舉委員會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以確保行政長官是愛國愛港人士。建制派基本傾向於由依功能界產生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泛民派則不贊同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他們提出立法會提名、普選產生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方案。

二、提名委員會的構成。大多建制派人士主張參照選舉委員會，依據功能界產生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包括商業界、金融界、宗教界、社會福利界、立法會議員、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等，其結構基本與選舉委員會類似。泛民派則認為，即便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提名委員會的選舉也不應該局限在功能界，而應擴展到所有香港居民。

三、提名門檻與候選人人數。大多建制派人士傾向於較高的提名門檻，以確保行政長官是愛國愛港人士。此外，還有人主張各界別都應達到一定人數，例如四大界別分別必須達到150人，且總人數達到600人。泛民派擔心，如果提名門檻過高，泛民派人士會很難獲得提名，因此主張降低提名門檻。但時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向全國人大遞交的是2到4人的方案。

四、行政長官任命。《香港基本法》規定，當選的行政長官需要由中央政府加以任命。一種觀點主張將基本法做實質化解釋，即可能出現中央任命或不認命兩種情況，這是確保行政長官是愛國愛港人士的最後一道「安全閥」；另一種觀點主張將基本法做形式化解釋，認為此環節類似於英國國王任命首相，僅是一種儀式，中央必須任命當選的行政長官。

針對上述諸多方案，該決定規定如下：

一、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普選。

二、香港別區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

（一）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二）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三）香港特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四）行政長官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三、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依照法定程序通過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予以規定。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香港區政府，根據香港基本法和本決定的規定，向香港特區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員會批准。

四、如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未能經法定程序獲得通過，行政長官的選舉就繼續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解讀行政長官普選決定

在該決定出台前，香港泛民派為了逼迫中央讓步，以民意和民主之名進行了一系列造勢活動，例如「占領中環」、「6.22電子公投」等。泛民派誤以為挾民意對抗中央，中央就會做出讓步。事實表明，以煽動民眾表達訴求，反而會導致中央在香港問題上更加謹慎。道理很簡單，國家安全和香港政局的穩定是政治性和原則性問題，為此行政長官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中央絕對不會允許泛民派觸碰這條底線；同時它也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前提。可見，泛民派表面上在爭取民主，實則延緩了香港民主化的進程。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泛民派對中央的決定並不滿意，宣稱還要發動更大規模的遊行。然而，該決定已經明確，如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未能經法定程序通過，行政長官的選舉將繼續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也就是說，如果泛民派堅持對抗，導致香港立法會不能通過具體辦法，香港將在2017年錯過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其損失最終將由全香港居民承擔。

泛民派之所以採取事前施壓、事後抵制，根本原因在於泛民派人士難以被提名或當選行政長官。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泛民派必須改變態度，必須愛國愛港，這是最起碼的底線。泛民派若改變態度，回歸到《香港基本法》的框架下，與中央展開積極對話和協商，這樣反而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更為有利。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研究生）

2025年10月23日，台灣光復80周年前夕，筆者受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之邀，擔任《走讀龜崙嶺戰役史蹟》的導覽解說員；帶領學員參訪黃公繼烔紀念墓園、壽山巖觀音寺、新莊廣福宮、樹林十三公。藉由爬梳史料，解說龜崙嶺戰役從7月13日發起，到同月下旬，再到8月初，日軍第一、二次掃蕩後，始告失敗的過程。

龜崙嶺隸屬於桃園市龜山區，其得名起自其境內有一又稱為大棟山的「龜崙山」，位於新北市樹林區和龜山區的交界；海拔405公尺，就位在林口台地的南邊。1907年出版的《日軍戰史》裡面有《7月22-23日橫坑仔庄附近戰鬥圖》，顯現橫坑仔庄在龜崙山東南方約300餘公尺，可見這裡也發生過乙未戰事，所以稱之為龜崙嶺戰役並不為過。

板橋林家後代，曾擔任過文獻會主任委員的林衡道（1915-1997），在1951年考察了龜崙嶺，稱位在海拔約140公尺之龜崙嶺頂庄的壽山巖，「扼龜崙嶺之險，創建於乾隆17年，即貫通台灣南北的唯一陸上孔道，道路剛開通時，龜崙嶺為平埔族地界，漢族少有定住，因此當時創建之壽山巖寺，無形中成為防蕃城堡」。壽山巖寺即壽山巖觀音寺，位居塔寮坑（日人稱打類坑）內南北往來交通的關卡，故為龜崙嶺戰役重要的防守點。塔寮坑東方坑口之地稱迴龍，舊稱埤角，位居龜山區與新北市新莊區、樹林區三個市轄行政區交界處。創建於1864年的迴龍寺其旁，在乙未戰爭時日人設有埤角火車站。當時在此會合龜崙嶺頂地方抗日義民襲擊日軍的為黃世霧。

世霧（1837-1922），《日軍戰史》稱作黃細霧（閩南語世和細同音）。其先祖黃繼烔，從泉州府安溪縣「唐山過台灣」到了大坪頂（今林口台地），世居龜山的垹坡（今樂善里，在機場捷運A8長庚醫院站東約800公尺），業茶商。黃繼烔過世後葬於垹坡聚落不遠處。1978年，政府打算將此地四周為茶園的地區，規劃為林口工業特區工三工業區。黃氏子孫為了避免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1917-2008）指摘工業區內保留有私人墓園為圖利特定對象，乃將此墓園申請為「抗日義士紀念園」，並恭塑抗日先驅蔣介石遺像在此，得以保全祖先墳塋。

當1895乙未年陽曆7月7日，由三角湧（今新北三峽）派往彰化鹿港方面的代表歸還，力陳南部台民同仇敵愾，且抗日義首劉永福、黎景嵩等率大軍準備北上。北台灣有名望的人士收到這樣的消息，乃斷然主戰，密修戰備，伺機而動。黃世霧被林口台地的民眾公推為首領，與樹林口（今林口中正路市街一帶，垹坡東北近3公里）的王家生（人稱烏脚生），楓樹坑（壽山巖觀音寺西北方近3公里處）的卓伯藤，牛角坡（垹坡東南近1公里，機場捷運A7體育大學站北約1公里處）的黃中等召集義勇軍數百名。配合樹林的王振輝（人稱王赤牛）與蔡國樑招募義民數千人以抵抗日軍，其所部有李木（字向榮）、劉和尚（字贊周）、簡生才（字烏番）、王雲梯（字鬧登）、詹清（字清池）。乃分駐擺接堡（今土城、板橋、中永和一帶）、新莊的西盛庄，及位於埤角南方、隸屬樹林的圳岸腳、三角埔、潭底庄、横坑仔庄等地。

另一方面，日軍為確保新竹後方補給線的安全，6月24日由澎湖支援台灣本島作戰的混成支隊岩元少佐，率後備步兵1大隊1千餘人，由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親王指揮，27日到桃仔園（桃園），設兵站（後勤指揮部）以兵守之，當時台北以南兵站僅至桃園，成為抗日義軍襲擊的重點。

7月10日，日軍從台北經桃園到新竹的劉銘傳鐵路修復通車。此時，已抵台的山根信成少將，所率領的近衛師團第2旅團轄下的第4聯隊第2大隊2千餘人，駐守海山口（新莊）。7月13日晨，就在三角湧日軍運糧船隊遭襲的同時，由軍伕及本地民眾組成的糧食縱列，由海山口向埤角火車站搬運糧食上日軍運糧火車時，受到黃世霧所部和劉和尚、簡生才率隊出截，日軍敗逃，台軍破壞其電線及鐵道，並獲糧歸。直至15日，海山口以西交通中斷 。

7月13日早上，第4聯隊長內藤正明大佐（上校）收到師團長北白川宮親王攻擊台軍的命令，乃親自率領第7中隊，經由主要道路西進，並命第2大隊長伊崎良熙少佐帶領第8中隊從南方前進，並派步兵第6中隊偵察西南方聚落，於11時抵達桂仔坑（台北縣泰山鄉貴子坑）南方的三叉路，而與位在尖山外庄（龜山區光啟高中一帶）北方山頂黃世霧所部的台軍，以及埤角附近王振輝所部的台軍形成對峙。正午過後，內藤大佐的部隊抵達此地，下令由第7中隊攻擊尖山外庄北方山頂，第6中隊則攻擊正面的台軍，但在天黑之前顯然無法得逞。

另一方面，伊崎少佐所率領的第8中隊與第6中隊的小隊，於下午1時左右，驅散了盤據在西盛庄東端的台軍。但有100多名台軍據守西盛庄内鑿有槍眼的堅固牆壁的一間大厝，頑強抵抗，日軍死傷頗多，還是無法攻克。乃放火燒屋，但因強風大雨無法奏效，不得已只好於下午3時放棄攻擊行動，當夜收兵返回海山口。此日，日軍步兵第四聯隊有下士卒7名戰死、19名負傷，消耗彈藥7,250發。

翌14日，日軍舉大隊向塔寮坑進襲，黃細霧、李木各率隊出戰日軍不能敵，以機關砲（槍）、野砲協攻，一時火力甚熾，日軍發砲近600發，發槍達15,000發。台軍見勢難支，向龜崙嶺頂背進。15日，內藤大佐為了掃蕩埤角及龜崙嶺頂庄之間的台軍，命伊崎少佐率領第7中隊從鐵路北側山地前進，岩元少佐率領後備步兵第6、第8中隊，以及近衛步兵第6中隊的一小隊，從其南側山地前進，自己則率領步兵第5中隊及機關砲二門取道鐵路前進。如此兵分三路進行掃蕩，分別往龜崙嶺頂庄推進，從正午至下午3時半，各部隊悉數抵達龜崙嶺頂庄。僅有部分台軍在老（舊）路坑（壽山巖觀音寺北方近2公里處）及橫坑仔庄附近嚐試抵抗，其他皆悄然無踪。

同日，台軍看到守桃仔園街的混成支隊的後備隊僅大約七、八十名，守備薄弱。各約50名台軍分別在此日及隔天上午8時左右，襲擊日軍兵站司令部所在地─桃仔園火車站及桃仔園市街，但岩元少佐的二個後備步兵中隊500餘人正好歸抵此地，加上從大湖口（今新竹湖口）來援的近衛師團第1聯隊第3中隊，遂一起將台軍擊退。

7月16日，台軍在大嵙崁（今桃園大溪）附近敗戰後，王振輝仗恃有三角湧台軍的後援，乃與蔡國樑等一起集屯在樹林庄，並在龜崙山區重要地點構築工事，以備退往龜崙山區和日軍奮戰，但經過日軍從22日到24日，台北、新竹間第一期掃蕩後，遭到覆敗，精銳股肱損失慘重，最後終至全部解散，無法再起。而邦埤庄的黃世霧，此時依然坐擁七、八百名台軍，占據海山口、桃仔園街間鐵路線北方地區，未遭受日軍討伐。

7月29日，北白川宮親臨海山口（今新莊）廣福宮，下達內藤支隊自此勦討鐵路北側一帶，開始第二期掃蕩。黃世霧乃退回牛角坡，以黃中之宅為營實行游擊戰。日軍進入牛角坡、垹坡時，無數民房被焚毀，世霧之侄黃塗城、黃石頭、黃煥、黃復到等同日被殺，無法再戰，遂即解散。黃世霧乃避入深山改名雲波，6年後始返，享年74歲。當局除了將平鎮、龍潭、大溪的乙未戰事列為桃園四大戰役外，龜山地區的戰役，也應列為桃園戰役之一。

（作者係歷史研究工作者）

直升機具備機動、垂直著陸、輕巧等優勢，長期以來成為歐、美主要國家的發展重點，2011年中國政府首度舉辦「天津國際直升機博覽會」，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10月為第七屆，要認識中國直升機的發展，除了從其三軍過往服役的概況了解外，本屆新亮相的裝備更是受人矚目。

功能多元的直-20系列

1980年代開始，解放軍因有山區裝備投送的任務需求，最初於1984年向美方採購一批S-70直升機，該型直升機是美軍中型直升機的代表作，後因政治情勢丕變，北京認為後續直升機的零件取得不易，大陸軍方無法維持有效的妥善率與操作，於是中國政府著手思考自行研發直升機。

在直-20開發出來前，直-8、直-9與直-18為大陸軍方中型運輸直升機的代表，2013年哈爾濱飛機工業集團成功試飛直-20直升機，2018年開始正式服役於解放軍，目前該款直升機大量服役於陸、海、空軍三軍及武警部隊，至今服役數量超過80架，其產能仍持續在成長。

從外觀上來看，直-20直升機與美軍的UH-60黑鷹直升機類似，但仍舊有些許差異。在中航工業直升機研究所的研究中，在主旋翼的部分配備五槳葉，機身前端配備兩塊擋風玻璃，黑鷹直升機則有三塊，機身長度僅19公尺，直-20則為20公尺。

在性能諸元上，直-20機身高度為5.3公尺，空重5000公斤，最大起飛重量11,000公斤，配備兩台WZ-10渦輪軸發動機，每台輸出2145匹馬力，合計輸出4290匹馬力。主旋翼的直徑為16公尺，駕駛艙由兩名飛官操作，後艙能容納16名武裝士兵或大約2000公斤的貨物，同時外掛物品的重量約4,000公斤。最大飛行速度為每小時約360公里，巡航速度為每小時約290公里，最大航程約460公里，升限約6,000公尺，該高度恰好成為直-20可飛行至西南高原、高山環境的能力。

這屆亮相的款式為直-20T，大陸軍方視為突擊型直升機，為陸軍航空部隊使用，機身兩側能攜帶掛架，在執行實際的作戰任務中，直-20T能配備AKD-9與AKD-10反戰車飛彈，射程分別為2,000公尺與7,000公尺，在執行任務的過程，兼具武裝人員運輸與戰術攻擊，能為地面人員提供基本的火力掩護。

直-20T是大陸第四代自製直升機，具備全天候、全地形作戰能力，無論是在高原地形、結冰或雨天，該款直升機皆能正常起降執行任務，因為配備了先進渦輪發動機，具有防冰功能，也代表直-20T能夠適應高山、寒帶的作戰環境。

駕駛艙設計，直-20T配備電傳操控飛行系統與主動震動抑制系統，前者可降低飛行員的操作負荷，後者能降低直升機的振動頻率並提高飛行員的工作時間。直升機與一般的定翼機最大的差異在於動力系統，在飛行的過程中，旋翼的長時間震動容易引發飛行員的不適，此時配有該系統的直升機反而能增加飛行員的操作時間，這也凸顯出大陸航空工程人員在開發直升機時有顧及到飛行員的身心狀態。

依據不同任務，直-20也發展出不同的型號，包括用於海軍反潛作戰的直-20F、用於海軍運輸的直-20J、執行海上搜救的直-20S及用於戰場搜救的直-20KS。

AG-600水陸兩用飛機

AG-600鯤龍水陸兩用飛機雖不是直升機，但卻是中國航空工業集團開發的旋翼機種，大陸也成為全球第三個具備開發大型水陸兩用飛機能力的國家。2017年於珠海金灣機場首飛成功，2018年首次從湖北漳河水庫起飛成功，2020年首次在青島海上起飛成功，目前已獲得17架訂單，2025年6月正式啟動生產作業，於10月正式交付。該款飛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水陸兩用飛機，由三名機組人員操作，機身長38.9公尺，寬38.8公尺，高11.7公尺，續航時間12小時，在陸地的最大起飛重量為53,500公斤。

在海面的最大起飛重量則為49,800公斤，最大航程約4,500公里，最大飛行速度每小時560公里，巡航速度每小時500公里，能攜帶12噸重的水進行消防救援，配備四具AI-20渦輪螺旋槳發動機，每一具螺旋槳配備六槳葉，AG-600飛機具備出色的低空低速飛行能力，能以每小時230公里的速度在30-50公尺的高度進行投水作業，能有效達成空中滅火任務，執行海上搜救任務時，最大的搜救人數為50人，遠高於一般大中型直升機。

目前該款飛機的使用仍以中國為主，大陸將其優先部署在大興安嶺、長白山等地，主要目的是森林防災，未來應會將更多的AG-600鯤龍部署至沿海地區進行海上救援工作。

結論

大陸在直升機的開發與應用上日漸駕輕就熟，旋翼機除了為大陸軍方提供運輸、作戰外，新量產的AG-600鯤龍能擔負高山與海上的搜救任務，未來將為大陸執行更多的國內外救援任務。

（作者係淡江大學戰略所博士候選人）

瑞典1984年開始研發陸戰用CV-90車系，其重點置於高機動性、防空和反戰車性能、高生存性和防護力；1988年起陸續完成樣車、測試作業、1993年交付瑞典陸軍使用。目前全球有超過1000輛CV-90車系在服役。除了瑞典，芬蘭採購了184輛CV-9035，丹麥也有45輛，在歐洲頗受歡迎。 

CV-90車系介紹

依照使用國家的需求，CV-90車系有不同的電子配備和防護力，車重介於23-35噸之間。CV-90車系採用扭力桿懸吊系統，驅動輪在前、惰輪在後，7對承載輪的1、2、6、7對裝有避震器，搭配LP型533公厘寬度履帶，對地面壓力相對減輕。基本型的CV-90車艙內已加裝防彈襯墊，提供乘員更佳的防護力。由於CV-90車系的發動機位在底盤右前方，左前方的瞭望窗則為駕駛的位置，所以特別重視底盤前方的裝甲防禦力。以CV-9040為例，全車裝甲可抵擋14.5公厘口徑的穿甲彈，底盤正面裝甲則可抵擋30公厘口徑翼穩脫殼穿甲彈。

CV-90車系包括CV-9030、CV-9035、CV-9040、CV-90 120T、CV-90 Armadillo等(30/35/40/120為主砲口徑)，型號眾多。除了CV-90 120T之外，一般CV-90車系都採用相同的柴油發動機，最大馬力550匹，並搭配X-300自動變速箱，讓CV-90系列的馬力/重量比維持一定水準，而且此型發動機採用模組化設計，方便抽換。

CV-90 Armadillo運兵車

2010年，英國航太公司在歐洲陸軍裝備展上正式公開CV-90 Armadillo，它是由CV-90車系的底盤拆除砲塔後改裝而成，外觀較明顯的更動是取消底盤上方的砲塔環，並以長方形鋼板覆蓋形成一個密閉車艙，車頂的狐猴遙控武器站旁增設一個瞭望窗。車艙後方有7具懸吊式折疊座椅，可提供7名士兵乘坐。折疊式懸吊座椅可避免地雷或即造爆裂物引爆時的爆震直接傳到士兵身上，折疊後則可擴大車艙空間；車艙中央則有2具桶形座椅，為車長和射手的位置，並由彩色多功能顯示器提供資訊；駕駛位置並未更動，仍維持原狀。此外，原有的鋼質履帶換成膠合履帶，噪音小且重量更輕。

CV-90 Armadillo外型緊緻，車身高度約和一名成年人相當，加上車頂設備的高度也僅2公尺，戰場隱蔽性極佳；其車重為26噸，有效負載為9噸，搭配最大馬力550匹的柴油發動機，馬力/重量比維持一定水準。速度快、過彎靈巧、迴轉半徑很小，適合在城市街道行駛。

Armadillo除了整車的被動防護-包括抗炸底盤、側裙防爆裝甲板、車頂裝甲、車艙防彈內襯之外，還配備SAAB LEDS150主動防禦系統和外部滅火設備，整體防護力高於現行的5級標準。後方車頂兩側的2具SAAB LEDS150結合軟、硬殺方式-包括雷射預警器(LD-2)、飛彈警報器(MAW)、主動防禦控制裝置(ADC-150)，由定向發射器發射榴彈以摧毀來襲彈藥，有效攔截範圍涵蓋360度，有效攔截距離為5-15公尺，攔截仰角為15-65度。因此，可攔截平飛的反裝甲火箭或攻頂飛彈。

CV-90 120T中型戰車

1998年瑞典開始研發CV-90 120T，2008年完成樣車，且繼續改良電子設備，2010年中才全部完成。除了120公厘口徑滑膛砲之外，發動機、底盤結構、懸吊、主動反應裝甲也和其他CV-90車系不同，堪稱全新設計的衍生型。由於它加裝了120公厘口徑主砲的三人砲塔，再加上砲彈和主動反應裝甲的重量，使其車重增加為35噸。因此得換裝最新的低轉速高扭力輸出V-84柴油發動機，可輸出最大馬力670匹，機動性倍增。

最初，其砲塔上裝有一具球形全景瞄準系統(PLSS)，但2008年起卻將PLSS整合在遙控武器站內，配合使用12.7公厘口徑機槍，並在砲塔前方增加DNGG、UTAAS等光學瞄準系統。CV-90 120T採用瑞士RUAG公司製造的CGT120/L50 120公厘口徑高壓滑膛砲，可發射各種砲彈，包括北約制式的120公厘口徑砲彈、德製DM-53/DM-63翼穩脫殼穿甲彈等。這些砲彈的藥筒外殼為半可燃材質，在射擊後完全燒光，只會留下底殼，退殼方便。同時，為求主砲射擊的精準度，CV-90 120T的底盤懸吊也加強許多，可抵銷主砲射擊的後座力。CV-90 120T的備彈數為45發，其中12發在半自動填彈機內，33發在底盤後方的彈艙。

CV-90 120T最特殊之處，在於貼合底盤周圍的主動反應裝甲(AAC)。不同於一般被動反應裝甲塊(ERA)只有在噴流接觸時才會引爆，這種主動反應裝甲採用分散式網路架構，配合感應偵測器可預先引爆成破片或熱流摧毀來襲彈藥。同時，CV-90 120T採用低視度的抗紅外線迷彩塗裝，可降低被敵人發現的機率；煙霧發射器也隱藏於砲塔後方，可減少雷達訊號反射值。

（作者係全球新武器大觀網版主）

在資訊氾濫與輿論極化的時代，戰爭不再只是火砲與戰術的對抗，而是一場敘事與符號的競賽。誰能掌握故事，誰就能定義敵人、塑造正義、合法化暴力。從俄烏戰爭的「自由世界防線」，到加薩衝突的輿論戰，再到美中爭奪國際秩序詮釋權的論述，敘事已成為權力運作的核心工具。

美國學者伊莉莎白薩梅特（Elizabeth D. Samet）在《外交事務》指出，現代戰爭的敘事力量，已從輔助性角色，變成主導戰略與政策的力量。這種「軍事敘事情結」（military-narrational complex）不僅支撐著戰爭的合理性，也重塑了國家認同與政治秩序，使「誰掌握故事，誰就掌握現實」成為當代衝突的潛台詞。

敘事成為戰爭的新武器

敘事的力量在於它能賦予混亂以秩序。每場戰爭都需要一個可理解的框架：誰是侵略者、誰是守護者、何為正義、何為犧牲。故事讓政策獲得支持，也讓士兵們相信自己身處於歷史意義中。

在今日的媒體環境下，敘事的生產與傳播速度前所未有。社群平台、即時影像與人工智慧生成內容，使戰爭成為「同步直播的劇場」。真實與象徵交織成新的政治現實，當「故事」的製造，比「事實」更有效率，勝敗往往早在輿論場上決定。

此外，敘事也能掩蓋矛盾。透過英雄化與悲壯化的修辭，暴力被包裝成必要之惡或道德行為。這種「敘事正當性」讓社會在情感共鳴中失去質疑能力，使戰爭得以延續。

越戰到烏克蘭：敘事轉型

歷史上，美國深諳敘事的力量。越戰時政府以「自由對抗共產」的框架動員社會，但戰場影像揭露殘酷，使敘事崩潰。這場失敗讓軍方明白：故事若失控，戰爭就失去了正當性。之後在波斯灣、伊拉克與阿富汗的戰爭，美國更加嚴控媒體。記者進入軍營需審核，影像被精心剪裁，形成近乎宣傳的「媒體—軍事共生」體系，使戰爭看似乾淨、理性而可控。

到了俄烏戰爭，敘事更全面數位化。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憑藉著演員背景，精準操控影像與語言，將抵抗塑造成民主象徵；俄羅斯則利用歷史與反西方論述，構築「防衛文明」的框架。戰場之外的故事競賽，成為真正的決勝關鍵。

敘事、國族與恐懼結盟

敘事能驅動戰爭，因為它觸及人類最深層的情感：恐懼與歸屬。政府以「我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建構世界，人民的安全感與認同遂被綁定在國家的敘事中。此時「敵人」不再由事實界定，而是由故事創造。這影響外交、軍事、教育乃至文化生產。學校課本、影視作品往往延續國家版本的戰爭敘事，使新世代在潛意識中接受特定歷史。

恐懼是最強的敘事燃料。當外部威脅被放大，內部的不安與分歧就能被轉化為團結。領袖因此獲得授權，而民眾在集體敘事中找到安全感。這種心理機制，使戰爭能在民主社會中長期存在，因為人民願意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人工智慧時代的敘事真空

進入人工智慧與深偽影像的年代，敘事的生成方式再次改變。AI可自動撰寫戰報、製作宣傳影像、模擬領袖演講，使真偽難辨。「敘事戰爭」因而邁向自動化。但資訊過量也會帶來「敘事疲勞」。當各方都在講故事，真相反而消失在雜音中，形成「敘事真空」。此時極端言論乘虛而入，輿論陷入碎片化與懷疑主義。政策制定者因此面臨難題：如何在透明與誠實間重建公共信任？

部分學者主張，應回到「倫理敘事」的原點，讓故事回應真實的人類經驗，而非服務權力。唯有如此，敘事才能重新成為理解戰爭與反思暴力的工具，而非操縱群眾的武器。

東亞敘事政治：安全焦慮

在東亞，敘事政治同樣深植於安全焦慮。面對大國競逐，許多政府透過語言與象徵重塑國家想像。台灣當局近年頻以「民主對抗威權」的話語形塑外部威脅，並以「國際聲援」作為內部凝聚的情感資源。這種敘事邏輯，使外交語言成為安全政策的延伸。

此類言論不僅是對中國大陸的政策表態，也是一種心理動員。透過象徵化表述與持續挑釁，政府得以強化「自我防衛」的敘事結構。短期內雖能鞏固支持者的信任，但也可能固化對立敘事，削弱兩岸溝通的彈性。同時，大陸方面亦以「反分裂」、「民族復興」為主軸，透過媒體與外交宣傳鞏固自身敘事。兩岸的話語互為鏡像，形成延綿不斷的語言競賽：雙方皆以敘事定義現實，使政治立場轉化為情感共識。當故事取代理性，衝突反而更難化解。

敘事的抵抗與重建

敘事雖被權力利用，但仍是反思與抵抗的工具。許多記者、退伍軍人與藝術家以個人的故事挑戰官方版本，揭露戰爭的倫理代價。這些微弱的聲音提醒人們：戰爭不是神話，而是無數破碎生命的總和。

文學與影像的力量正在於此。當故事回歸人的痛苦與矛盾，它便能撕開政治修辭的偽裝。這種「敘事反攻」雖難以立即改變政策，卻能喚醒社會的道德感，使戰爭不再只是抽象的地緣棋局，而是一場關於人性的審判。

結語

在衝突時代，敘事既是武器，也是鏡子。它能凝聚民族，也能遮蔽真相；能激發勇氣，也能延續仇恨。軍事敘事情結顯示，現代戰爭已超越疆界，成為政治、媒體與心理的綜合體。

真正的挑戰不在於誰擁有最響亮的故事，而在於誰願意面對那些不被講述的部分。唯有當社會能容納矛盾與複雜，敘事才可能回歸讓我們理解他人，而非擊敗他人的本質。在這個以故事取代真相的時代，最缺乏的戰略資源不是武器，而是誠實。

（作者係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語言像水流，在文化的谷地中蜿蜒，時而激盪翻騰，時而平靜深沉。當一個社會的節奏加速，語言往往最先顫動。Dictionary.com將「6-7」推為2025年度詞彙，引發熱議，彷彿有人向語言的神殿投下一顆小石，激起狂歡與不安。有人揮著手興奮地模仿那個上下搖動的手勢，宣示自己站在潮流的浪尖；有人皺著眉，疑惑這是否意味著語言承載的文明厚度在被稀釋。這種分歧不是單純的代溝，而是一種文化震幅，在數位世代的狂舞中，語言究竟是在更新還是在崩塌。

語6-7緣起及流行

6-7來源可追溯到美國饒舌歌手Skrilla 2024年的歌曲《Doot Doot》，其中反覆出現6-7。同時這個詞在社交媒體平台爆紅，搭配一段由一位被稱為67 Kid的男孩在籃球場喊出6-7，並做出手擺動的影片而迅速傳播。6-7在2025年夏天起搜尋量大幅上升，Dictionary.com指出其搜尋頻次從6月起增長了「超過6倍」。它在年輕世代變成一種「內部玩笑」、或是帶有「或許是這樣、或許不是」含意的非正式用語。Dictionary.com甚至稱它「意義模糊、毫無定義」，卻「意義存在於使用者間的連結」之中。

6-7從原本毫無意義的數字，逐漸變成年輕族群表達情緒與歸屬感的密語。有人會在講笑話時突然迸出6-7，有孩子在學校以此呼喊取樂，甚至幼兒園老師把它融入數字遊戲，只要喊到6與7，孩子便歡呼配合手勢，情緒高漲如同節慶。語言的魅力往往不在於意思，而在於節奏與共同體。當某個符號成為暗號，成為「你懂我懂」的連結，它就生了根。這讓人想起「世界的荒謬不必理解，只需要同頻」。年輕世代在網路中長大，他們學著抓取碎片、拼湊符號，將語言變成流量、節奏與氛圍的載體。比起語義，他們更在意語感與社群回響。Dictionary.com編輯指出，6-7像是一種能量的爆發，是社群內部的暗號與表演。這種解釋帶有欣賞，也有對語言變形的無奈。有人歡呼這是創意的勝利，有人惋惜這是深度的消失。

是語言的解放還是退化

歷史上，新詞總是先被指責無聊、粗俗或不堪，直到時間挑選出留下的少數。今天看似荒唐的流行語，也許像早年的「酷」與「宅」一樣，最終會融進主流，也可能隨風而逝。評論者指出，這個選擇既是趨勢的反映，也是引爆話題的手段，因為沒有語彙像它這樣在短期內爆紅，也沒有哪一個能如此激起世代對立。辭典不再只是被動記錄語言，而成為表演文化的一部分，人們指著辭典笑，它也笑著指回來，彼此映照出時代的焦慮與幽默。

值得玩味的是，這個流行符號沒有確定的意思，只是被不斷模仿、重新詮釋。有人用它表示敷衍，有人用它表達興奮，有人只是因為節奏爽朗。它像是一張空白卡片，人人可以寫入自己的小情緒。這讓人聯想到古代詩人說的「大音希聲」，意義的缺席反而開展無限的想像空間。於是有人稱這是語言的解放，有人說是語言的退化。兩種解讀都成立，正如每個時代都會問同樣的問題：我們要語言成為思想的堡壘，還是情緒的廣場。

但語言不僅是玩具，它也是社會文化的承載，是世代傳承的橋樑。假如語言越來越碎片化，是否會讓理解能力、公共討論與批判思維一起碎裂。當一代人沉浸在手勢與短聲中，另一代人握著紙本與段落，他們在同一個語言的島上，卻走向不同的海岸。這種距離不只是字彙的世代差，而是情感表達方式的分流。一方面是「我說得懂就好」，另一方面是「請說清楚想什麼」。這樣的差異需要對話，而不是譏笑。

辭典現象也揭示了另一層意義，機構權威正在向網路文化低頭，語言不再由學院管理，而是被演算法與社群推手推著走。有人批評這是投機，是向話題屈服。但也有人欣賞這種開放，認為語言本就屬於人民與時代。「最終的判斷者不是辭典，而是日常生活」，這句話穿越世紀，至今依然成立。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值得注意的是，與6-7競爭的詞彙中包含人工智慧概念、自動代理角色、社會與政治變遷等語彙。這些字承載著複雜的制度、倫理與未來挑戰，卻輸給一串無意義的數字。有人拍手叫好，認為輕盈的詞語讓沉重的世界多一點喘息；有人捧心嘆息，覺得這像是文明滑向「娛樂至死」。語言向來反映心境，當社會不安、資訊過量、焦慮升起時，人們可能更需要一個無意義的出口，像青春的笑聲、像集體的放空。

對教育現場而言，這是一面鏡子。年輕人對「數字＋梗」的敏感度較高，老師們若能走入學生的語境，就能發現孩子的語言不是混亂，而是以他們的方式整理世界。問題不在於他們喊6-7，而在於是否還願意學會表達更深的情緒與思想。語言是工具，重要的不是工具本身，而是工具所建構的人。當孩子可以同時喊出新表情，也能寫出一段深刻感想，那才是真正的語言自由。

對社會而言，這提醒我們不要僵化也不要放任。批評不是拒絕，欣賞也不意味盲從。我們可以笑著看潮語席捲，也能在心底保留對言語厚度的堅持。「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語言若失去深度，思想便難以遠行；但缺乏趣味與活水，語言也會失去生命。

6-7像煙火一樣亮過天空，也許不久就會淡成一個時代的註腳。但只要我們還願意思考語言為何跳動，就表示文化的脈搏仍強勁。辭典的選擇不是終點，而是提問，我們要用怎樣的語言訴說未來。語言終會改變，而我們的責任是確保它帶著光、帶著思考、也帶著幽默與寬容，照亮彼此的理解之路。如此即使潮語消散，那些曾經一起喊出6-7的瞬間，也會化成我們共同的語言記憶，見證一個嘗試理解自己、也嘗試理解世界的時代。

（作者係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